“若我死国盛，则虽死犹荣。”回顾戴大夫的生平，这十个字在他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1928年，戴大夫经林泗斋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所作所为，都彰显着共产党人不畏强权、勇于斗争的气魄。从“二五”减租到武装斗争，从抗丁示威到清缴残匪，他都挺身而出，为了党和革命利益，不计得失，奉献终生。

“共产党立党的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戴大夫故居的义务讲解员王锦荣激动地说道。1929年春，黄岩城里的官僚地主和资本家勾结反动政府开办“盐廒”，收购了从海门（现在的椒江）到金清沿海的私盐，并贴出布告，“禁卖私盐”，强令群众改吃“官盐”，垄断了食盐买卖。盐廒以低价进、高价出的手段，使食盐价格一下子上涨6倍。其他货物也随盐价而飞涨，天灾加上人祸，广大贫苦百姓特别是西部山区（旧称西乡）的农民，更是苦不堪言。

在城乡民怨沸腾的情况下，中共黄岩县委发动群众进行拆除盐廒的游行。戴大夫等人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在高呼“取消官盐，让我们吃私盐”的口号中向黄岩县城进发，途中有群众自发加入队伍。当游行队伍到黄岩小南门的时候，聚集的群众达3000余人。但是游行队伍遭到血腥镇压，为了避免更大伤亡，在县委的指示下，游行队伍撤出了县城。

这次游行是路桥党组织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开斗争，迫使他们解散了“盐廒”，取消了“官盐”。

1929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抓挑夫，搞得青壮年人心惶惶，无心从事田间劳作。戴大夫和周边的施家、下陶、田际等村约定，如遇国民党来抓挑夫，以锣声为号，一齐出动。有一次接到报告说国民党派兵去抓挑夫，戴大夫立刻派人鸣锣，各地立即响应，一时间，各地锣声齐响，喊声震天，群众手持扁担、锄头、钉耙等，高呼反对抽丁口号，吓得国民党军队落荒而逃。

1930年7月，戴大夫和戴元谱受上级派遣，在葡萄坑当地原有武装组织的基础上吸收党员骨干，组建了一支40余人的红军游击队。游击队建立后，四周的地主豪绅纷纷密报要求派兵“围剿”游击队。9月11日，国民党黄岩县团防游击总队总队长蒋亨周带领100余人，星夜赶至葡萄坑进剿红军游击队。由于戴大夫等事先得知消息，做好了准备，打得蒋亨周大败而归，从此反动政府对西部山区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1931年以后，反动势力疯狂反扑，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中共台州中心区委和中共黄岩县委先后遭到破坏，路桥地区的党组织失去上级领导，戴大夫等人也遭到通缉，被迫外出隐蔽，路桥党的活动进入低潮。但是戴大夫等人依然保持坚定的革命信念，千方百计寻找党的组织，利用各种机会从事进步活动和革命斗争。

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戴大夫在家乡秘密联络分散隐蔽的同志及进步人士，互相交流情况，分析形势，商讨对策，并卖掉自己的家产，购买枪支，组织小股武装，与反动派周旋。有一次，戴大夫悄悄回家，不久，就见到一群国民党士兵向他家窜来。他沉着地缓步出门，随手抱起门口一个坐在竹椅中的邻家娃娃，并在娃娃屁股上扭了一把，随后对着啼哭的孩子说：“不要哭，不要哭，送你吃奶去。”有个士兵大声喝道：“戴大夫在哪里？”戴大夫随手向西边一指：“在那边。”国民党士兵便一窝蜂地向西边拥去，戴大夫乘机得以脱身。

1936年，国民党兵到蒋僧桥逮捕戴大夫，在没有找到戴大夫的情况下，国民党兵在戴大夫家中开枪恐吓戴大夫的家人，然后将他的独生儿子戴贤吉逮捕入狱，并查封了他家屋门。此后，戴大夫背井离乡，避往上海，在一家地下党开的商店内做工。直至抗日战争爆发，他才返回故里。后经林泗斋通过个别鉴定，在新民乡恢复了戴大夫的组织关系，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曾祖父当时把地都卖掉换成银元，铺在床上满满一堆，最后都捐献给革命事业了。” 戴大夫的曾孙戴峤回忆道。“对比现在幸福的生活，曾祖父的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我觉得曾祖父是一个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人，解放前他公而忘私，不怕牺牲，解放后，他也不慕荣利，甘于淡泊。”

历史承载着功勋，故事述说着新生。在艰苦的斗争岁月中，戴大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即使多次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他依旧保持着老一辈共产党人崇高精神境界和优秀政治品格，他用自己的行为为红色精神作出了永不磨灭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