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牟桂芳（1924—2021）又名史易，1924年出生，茅畲上街人。早在茅畲小学读书时就参加了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牟桂芳由党组织选送到皖南新四军受训，后分配到部队医院工作。她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随部队北进受阻后，奉命在被日军围困的太湖长荡湖地区芦苇荡里护理救治一百多名伤病员，坚持艰苦斗争半年多。牟桂芳的事迹后来成为电影《沙家浜》里卫生员小凌的造型素材。后来，牟桂芳任新四军十六旅医院材料科科长。抗战胜利后，她随部队北撤到山东，转战各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调国家卫生部工作。后任安徽省计划生育办公室副主任。2021年1月在南京去世。

牟桂芳的回忆录：

我从小听姐姐说曾被送给别人当过童养媳，我小时就有“跌倒全靠自己爬起，靠人不如靠自己”的思想，一心想离开家庭，另找出路，寻找自己的前途。记得在1934年时，林牧夫（注：即林泗斋，黄岩第一个党支部书记，后来抗战时担任黄岩县委书记、江苏丹阳县委书记）就来到茅畲，他认为茅畲村子集中，群众基础好，后面有退路，决定在这里开辟工作，发展组织。1935年林牧夫就来茅畲小学当校长，当时还有陈叔亮，后来有陈庭槐等。这时我在“茅小”受到了党的教育，懂得了爱国的道理，西安事变以后，抗日基本上是公开的，党组织抗日活动也不秘密，我也参加了“茅小”当时的“小先生”活动和抗日宣传活动，我们演出“大刀歌”至今印象还很深刻。在党的教育下，我开始懂得了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是一致的，个人寻找出路，只有抗日才有出路，这样就把个人和抗日二者结合起来了。因此我参加抗日工作的决心是非常坚决的。

1938年下半年，林牧夫叫我到皖南去，我非常高兴。我是和牟瑞兰、牟彩云、陈庭槐一起去的。我们一路步行，一天走120里地不怕苦。我们要先到岩市去找新四军第一兵站。岩市地方有一座桥，桥这边是国民党兵站，过桥才是新四军兵站。由于我们抗日心切，这时已是12月底了，到岩市我们一看到兵站就进去了。兵站的人要我们登记，我们登好记，他们一看我最小，只15岁，就来找我谈话，问：“你们到哪里去？”我说：“打日本。”问：“你要找什么地方？”我答：“找第一兵站。”问话的人说：“你这么一点大也要抗日？有没有看到伤兵的痛苦。”并指着路旁缺手断脚的伤兵给我看。我疑惑地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他们互相对视一时答不上来，后来才说：“我们也抗日，方法不同（指曲线救国吧），你们抗日，要是一过桥就把你们送到前方打仗！”以此来吓唬我们。我们这才知道这是国民党兵站，若不是因我年小盘问我，还险些上了敌人的当。我们赶快过桥到了新四军的第一兵站，接待我们的人名叫毛泽全（自称毛泽东堂弟），很热情，并叫我们休息几天。我们是过了元旦由陈庭槐做了工作才走的。到了云岭军部，我被分在新四军教导总队女生八队，队长于晶（女，延安来的，现在上海），排长洛冰，班长孙爱萍。编队后，进行系统教育学习，内容有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党史等，学习6个月后分配工作。在分配工作时，又说我年纪太小，要我回家。我坚决不回去，后来叫我到卫生队江南一支队。当时说我小要我回家可能是我在学习期间出了两次洋相之故。一次是我晚上站岗又怕黑又怕鬼，一天晚上我站岗，离我处半里地的青年队的同志有意来吓我，两个人一前一后学猫叫，叫到我旁边，我用脚去踢“猫”，结果枪被“猫”拿去了，我既丢了枪又受了惊。第二次是我亮了一个思想：我是来打鬼子的，怎么不见鬼子，到底鬼子在什么地方？这些都成了我年小幼稚的谈笑资料。后来领导见了我的决心和我还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才把我留下的。最近一个在上海的同志说云岭纪念馆有当时新四军教导总队女生八队的一个小女孩站岗的照片，可能是我，我退休后准备去看一看。

1939年，我调到新四军后方医院，院长是崔义田（是东北医科大学毕业生。解放后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一次我们后方医院被敌人包围了，第一次听到枪响，我吓得全身发软两腿直抖。撤退时，是两个人把我拖着跑的，我的棉裤也被拖破了。第二次就好得多了，但拿起枪老是打不着敌人。经过几次锻炼，以后就不怕了，变得坚强勇敢了。皖南事变后，项英牺牲，陈毅代军长。这时正是皖南新四军北撤的时候，分批送往苏北。牟瑞兰、陈庭槐他们第三批已走了，我还是第五批走的。结果铁路被敌人封锁，过不了封锁线，情况比较紧急。这时，崔义田院长给我100多个伤病员和一个小药包，叫我们到芦苇荡去隐蔽打游击。这样，我和新四军伤病员在太湖芦苇荡隐蔽了半年多。这半年是相当艰苦的，换药没棉花就把棉衣里的棉花扯出来，没有钳子用筷子，没有吃的，就下水抓鱼吃。冬天挖芦根，春天摘芦脑充饥。白天不敢烧饭。怕敌人发现，都是晚上做饭，群众对我们的支持也不少。1972年，爱人生病，我陪他到北京住院，碰到当时的伤病员负责人张翼翔（第二炮兵司令员）。他说：“你还健在呀！我找你好久啦，你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史易。”他问：“还有别的名字吗？”“叫牟桂芳”。他说：“对了，你知道吗？《沙家滨》就是描写我们在芦苇荡的一段斗争生活的，郭建光就是我，卫生员小凌就是你！”我说：“阿庆嫂的情节有点出入嘛。”张说：“这是舞台艺术嘛，夸张总是有的。”

伤病员转移后，我调到十六旅医院（在宜兴县泽口区裴家桥），提拔当材料科科长。这里是个分院，是保管医疗器材和药品的，是个隐蔽的地方。一天，突然林牧夫来了，身穿长袍头戴礼帽，一进门就坐下。由于他个子大，腰中的手枪别住了，他把枪拿出往桌上一放，我倒害怕起来。我们材料科是隐蔽的单线联系的，他怎么会突然闯来呢？还以为他是特务哩！他看出我的心思，便说：“不要害怕。”我问他是怎样到这里来的？他倒开玩笑地反问我：“你是怎样来的？”我这才知道是组织告诉他的。他并说自己是县委书记（时任江苏丹阳县委书记），与我谈话的中心内容是：说我现在红得很，但年纪小，对处理个人问题不要着急。我也表示现在人小不谈。他在我这里吃了中饭才走的。他走后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医院的周超同志来我处告诉我说：“一个大麻子大个子的人生病死了，临终时叫我一定要告诉你他死后埋葬的地点，叫你要去他坟上看看他。”后因敌人封锁严，加上我们也不能随便自由出走。至今还没去看过。我退休后一定要去。

在这以后，敌人的“三光”政策确实也很厉害，为了保存力量，我们又进行了调整。我是1940年7月入党的。1943年，我调到三五支队，是从苏北坐船到浙东的，三支队副支队长余龙贵。因我从苏北转到家乡浙江，我当时是从家里逃出来的，怕家里人来找，因此这时就改名为“史易”了。这时我知道牟瑞兰要回家生孩子，我曾写信叫她到叶家湾找一个乡长，可同路到我处来，结果她没有来。

日本投降后，我们又北上到山东，参加了淮海战役，这次战役非常激烈，我给伤病员做手术，一连七天七夜没有睡觉，只偶尔在间隙时打个盹。淮海战役结束后，我随大军南下，直到福建龙岩（瞿秋白同志就义的地方）。1952年调回北京，在中央卫生部工作，主要是给中央首长及家属看病。后又调到河南洛阳，最后是担任安徽省计划生育办公室副主任。

黄岩区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