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江书院距今有八百多年的历史，是江南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书院，也是仙居历史最早的书院之一，人称“永安溪的文化摇篮”。桐江书院位于仙居山村境内，距皤滩镇有一公里路，系宋朝乾道（1165——1173）年间由晚唐诗人方干第八代孙方斫举资创建。其祖方干系桐庐人，因此取桐江为书院名。

仙居历来有良好的读书风气。北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福建侯官人陈襄担任仙居县令，始创学宫，扩建文庙，并亲自作《劝学文》、《劝俗文》，规劝乡民子弟从学，以至于在仙居出现了“袤及千里，弦诵之声洋溢，人才辈出”的鼎盛景象。而到了方斫这一代，由于当时的南宋政权定都临安（今杭州），大兴文治，直接推动了台州（时称辅郡）的儒学之风，在地方除官方创办的州县官学以外，各地的民间书院不断涌现；加上当时印刷业高度发达，使得书籍的出版相当方便，大量的经典书籍流入民间。于是，有致力于开拓科场宦业、培养学者儒士想法的方斫，便以方氏族产创办了桐江书院，即“旁置义田数十亩，以备四方来学膏火之费，一时文人荟萃”。

据传1156年理学家、教育家朱熹仕台群巡学，曾携子来皤滩讲学，时年28岁。当时桐江书院未建，讲学只能在方氏族人开办的方氏义塾举行。朱熹在方氏义塾讲学期间，曾亲手在道济庙前即义塾附近和道渊山植下五株枯槠树（现幸存两株）。一天夜里，下榻方氏义塾厢房的朱熹做了一个梦，似有一梅花斑点的青龙在庙前树下左10圈，右十圈绕个不停。晨起，开门见山下村方姓族长急急赶来，述出与朱熹相同的梦境，两人吃惊不小，遂同往树下细察，见一中年男子病倒在树下。朱熹与族长忙把病人扶入庙门救之。病人醒后自称王一朋，乐清梅溪人，时年已46岁。原来王一朋得知朱熹在皤滩讲学，慕名翻山越岭而来，由于路途遥远，饥寒交近而病倒。

后来，朱熹安顿自己儿子与王一朋一起在“方氏义塾”潜心攻读。半年后，朱熹的儿子不幸病逝，方氏族人厚葬于距现在的桐江书院东侧20米处。一年后即（1157）年秦桧死后。朱熹与王一朋进京，王一朋赴考，朱熹官复原职。王一朋高中榜首进士第一名，仕秘书郎。皇上见王一朋“名单明薄”，就“一”字上加了一竖，曰“十朋”，劝甚多结朋友，增进学业。此后，王一朋改为王十朋。

朱熹与王十朋在“方氏义塾”讲学就读的消息传开后，名声大振，四方学士纷至沓来，这也大大激发了板桥方斫等贤士，在小庙建书院的热情（小庙移如今所建的庙址，可以推断山下小庙始建于宋代）。八年后桐江书院以其恢宏的气势与精巧的布局出现在古人眼前。自此，来此讲学者翩翩不知凡几。

王十朋为官后，曾出知铙，湖等州，救灾除弊，颇有治绩。当得知“桐江书院”建成后，王十朋为纪念自己苦追朱熹幸在山下相遇的不平凡经历及在山下就读一年有余的经历，亲书“东南道学世家”、“理学名崇”两块匾，送至桐江书院，挂在两殿檐下。可惜这两块匾在文革前遗失，至今下落不明。

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8月，官居秘阁修撰的朱熹自次巡视仙居时已52岁（王十朋已作古）。他来到山下寻访当年小庙时，见在原址上建起桐江书院，再览王十朋的两块匾，不禁感慨万千。面对书院前三座小山如鼎、积翠的清幽环境，满怀激情地挥笔留下了“鼎山堂”的墨宝。据山下九十岁左右的村民回忆，这块匾也是下落不明，此匾现被方宅方姓人氏收藏，今挂在桐江书院前殿檐下。

桐江书院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被入侵的倭寇掠劫后烧毁。让世人扼腕痛惜。在方干三十二世孙国学生方松亭等方氏后裔牵头下，清同治五年（1870）在原址上开始重修。三年后，已是废弃320年的桐江书院重又建起。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桐江书院。

桐江书院对于后世的人来说，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归宿，一种对于根脉的追索，一盏乱世中的明灯，一腔对于盛世乐土的追忆和向往。

中共仙居县委党史研究室（仙居县地方志编纂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