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靖难之役”后建文帝曾二游天台，一次在成祖永乐二十二年冬十月“游天台诸胜”。还有一次在宣宗宣德冬十一月，游天台。“八年春正月，建文帝在赤城。”

而今游人来到赤城山紫云洞，不免要在“建文帝度岁处”碑前驻足沉思，感慨一位国破家亡的“帝僧”竟二度来天台过年。但是也有人基于建文帝在“靖难之役”中焚死之说而对此根本上予以否定。事实上，从当时史料分析，还是可能的。

首先，靖难之役后建文帝之“东西南北，往来名胜”无非出于以下原因：一是避祸，因成祖耳目众多，故不可定居；二是游览名胜；三是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建文逊国后，在云南一带出家为僧，而云游四方也是僧人一种活动的需要。

而天台山客观上具备了这些条件：就主要目的避乱而言，天台山是以“佛宗道源，山水神秀”著称的“佛窟仙源”，因远离战乱，僻处山陬海隅，自然景美壮观，生态环境优良而成为避祸幽居、修身养性的理想场所；就游览目的而言，天台山更是不能不到之地。她千峰竞秀，万壑争流，横溃四出，中秘幽奇，自古就有南国山水天下奇之美誉；就僧人的活动而言，天台宗是佛教中国化第一宗，不管建文逊国后信奉何教派，但作为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对佛教史有重大影响。更兼天台宗从智顗一创立就大谈“会三归一”之理，用“大白牛车”来赞颂隋王朝。在《法华玄义》卷一里又有“人王无上，叛而伐之”之句，这正合建文帝当时的需要。尽管当时明成祖统治已较稳固，但在世人的心目中，毕竟建文才是正统，成祖则永远是叛逆者。再则由于朱元璋少时曾做过和尚，故对佛教大力提倡，成为佛教史上又一盛期。他曾在洪武三年，诏禅宗名僧昙噩禅师住持国清寺，佛号“文懿大师”，可见国清寺在当时的影响。鉴于此，建文帝到天台隐居并度岁实为明智的选择。再加上建文帝本人对佛教的大力推崇，曾建大觉殿于宫中。又据《二十五史补正》载，建文帝曾经对《法华经》作出过注解，署名为“文和尚”，而《法华经》是天台宗立宗之经典，天台宗又称法华宗，这些都说明建文本人同天台宗、天台山的关系。

因此，在当时情况下，建文之游天台实为明智之举，为上策，因为天台山同时具备了避难、游览、为政诸方面条件。

其次，方孝孺的影响。方孝孺曾被朱元璋称为天下第一号读书人。据《明史》记载：“明成祖发兵北平时，军师姚广孝曾说过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等语”。此话中“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只是对孝孺个人才华的肯定。而其中“彼必不降”则是孝孺与建文帝之间关系的一种反映，更是对方孝孺个人人格的肯定。事实上，建文帝与方孝孺之间也确非一般的君臣关系。《明史》记载，“建文好读书，每有疑即召使讲解。临朝奏事，卧僚通议可否，或者孝孺就户衣前批答，国家大政，事辄咨之”可见其对方孝孺的尊重和信任。

由此可见，孝孺与建文帝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越了君臣关系。建文视孝孺为知己，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从国家大政到地方琐事，以至风情美景，都成为话题。

方孝孺为宁海人，宁海古属台州。因此方孝孺在平时同建文帝交往中，不可能不谈及天台。无形之中，已成为一种广告，在建文心中已产生一游的欲望。但其上位后仅一年，就忙于战事，哪有机会外出，其乘“靖难之役”后往来各地名胜，诚可转移目标，也不至于被明成祖的爪牙发觉。

再次，冯翁的影响。方孝孺的死，建文帝自然伤心，但毕竟已无法挽回，但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随同建文出逃的还有一位台州人，从而大大加深了建文帝对台州（天台）的印象。此人，就是当时的刑部司务黄岩人冯翁。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建文出逃后，冯翁一直跟随，而黄岩一直属台州，当然可以天台代称之。后来由于跟随人多易暴露目标，故分散各地。冯翁曾化名“塞翁先生”“马二子”等以帮建文运送物资之类，但大部分时间还是住在黄岩的。而建文一面游览各地名胜，一面走访随同出逃的老部下、亲信，故游访黄岩。同时激起对方孝孺的怀念，以及对天台山胜景的向往，从而二度游天台，应该说也是情理之中。

总之，不论从当时天台所具备的历史条件看，还是从当时建文帝所处环境看，建文帝逊国后二游天台都是可能的。尽管在靖难之役中，建文帝的生死至今仍然是一个未解的谜团。我们也永远无法找到历史真相，因为“第一”历史是我们所无法目睹的。也许只有建文帝本人和朱棣才最清楚这个谜团的答案。我们后世所能做的只是通过捕捉众多蛛丝马迹，尽可能的接近历史真相。

天台县委党史研究室（县地方志编纂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