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志鹏

最近读元末户部尚书李士瞻的《经济文集》时，竟然十分意外地发现其中与玉环楚门（时属乐清县）有关的诗文有十余篇，笔者以为，这些诗文十分珍贵，不仅是硏究元末玉环的重要史料，而且解决了古诗《抵楚门》作者的认定问题，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重大收获。

一、李士瞻及其《经济文集》

李士瞻（1313－1367），字彦闻，祖籍河南南阳新野，其曾祖徙居湖北荆门，其祖父、父均居荆门，因此李士瞻为荆门人。李士瞻幼年英敏好学，颇有文名，成年后久寓大都（今北京）。按元朝的制度规定，凡在大都有恒产且居住有年者，可以随就本路科举考试。李士瞻于元顺帝至正（1341一1368）初来到大都，以布衣之士被公卿大夫所器重，至正十年（1350）中庚寅科举人，至正十一年（1351）中辛卯科进士，历任万亿广源库知事、中书省右司掾、刑部主事、刑部员外郎、枢密院经历、吏部侍郎、户部尚书。至正二十一年，出督福建海漕，南下筹集钱粮，途经温州乐清（楚门港）、平阳、福建等地。以筹集盐赋钱粮有功，先后拜福建行省中书左丞，奉诏入朝参议中书省，进参知政事。不久，入翰林，为学士，阶升荣禄大夫、知制诰，改任枢密副使，拜翰林学士承旨，进封楚国公，是至正后期最具影响力的南方籍大臣，其最重要的政务就是为大都朝廷筹钱筹粮，维持宫廷及军费开支。

短短十余年间，李士瞻上升速度如此之快，受朝廷如此之器重，在元末汉人官员中极为少见。众所周知，元朝是少数民族掌权的王朝，前身其实是成吉思汗的蒙古国。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只信任蒙古族人，对汉文化以及汉人都有着很大的偏见。元代任命官员，优待蒙古人和色目人，轻视汉族士人尤其是南方汉族士人。在人才选拔上，重吏轻儒，草原民族统治的痕迹十分明显，整个国家治理方式表现出较多的蒙元特点。元朝共历11帝，98年。末代皇帝元顺帝在位时间最长，算得上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好皇帝，但他继位的时机却非常糟糕，内忧外患加上各类天灾频发。李士瞻受器重的正是元顺帝在位时期，可以说他是在朝廷危急困难的时刻接受任命，担当重任。

对于李士瞻这个人物，《元史》未为其立传，仅《顺宗本纪》载有李士瞻对朝廷的建言，“至正二十二年，枢密副使李士瞻上书极言时政，凡二十条”，并具列其目：“一曰悔己过以诏天下，二曰罢造作以快人心，三曰御经筵以讲圣学，四曰延老成以询治道，五曰去姑息以振乾纲，六曰开言路以求得失，七曰明赏罚以厉百司，八曰公选举以息奔竞，九曰察近倖以杜奸弊，十曰严宿卫以备非常，十一曰省佛事以节浮费，十二曰绝滥赏以足国用，十三曰罢各官屯种俾有司经理，十四曰减常岁计置为诸宫用度，十五曰招集散亡从实八卫之兵，十六曰广给牛具以备屯田之用，十七曰奖励守令以劝农务本，十八开诚布公以礼待藩镇，十九曰分遣大将急保山东，二十曰依唐广宁故事分道进取。”（详见《元史》卷四十六《顺帝本纪九》）。李士瞻这些建言，大都是针对朝廷之危机而提出的治理良策，被时人称为“经济之才”（具有经国济世的能力），由此可见其过人的能力、才华和胆识。可惜他被朝廷器重的这十余年间，即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他亡故的次年元朝也亡了），正是社会矛盾如同干柴烈火、时局十分动荡、朝廷岌岌可危的年代。朝廷指望他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然而，毕竟“独柱擎天力弗支”，终其一生，他未能，也无法延续大元王朝的寿命。

李士瞻平生著述留存不多，《经济文集》六卷由其曾孙李伸编辑，曾孙李侃，玄孙德恢、德仁校订。所收诗文始于其为右司掾时，终于福建督漕时期。名为《经济文集》，意为集中诗文多为国计民生而作，是经世济民之作，《四库全书》集部收录了此书。

《经济文集》有关福建督漕时期所作的书札和诗文占了相当多的比例，盐、粮为其关注的中心，这是当时社会的焦点问题。翻阅这些书札、诗文得知，李士瞻在福建督漕期间，面对时势之动乱（“朝政之姑息、兵事之乖方、藩臣之跋扈”引自《文集》），以己之力，聚众人之力，克服重重困难，采取很多非常措施，完成了朝廷交给他的筹集粮食物资的重任，展现了李士瞻忠君忧国忧民之心和卓越的协调各方能力。此外，文集中收录与玉环楚门有关的诗文竟有十多篇，通过这些诗文使我们对这位高官满腹才华，以诗文会友，善交忠孝仁义之士的高尚情操和精神境界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同时对我们客观认识元末社会生活境况和汉人官员的社交活动和政治面貌以及研究当地历史人物等方面，都颇有参考价值。

二、李士瞻福建督漕驻舟楚门

漕运是指朝廷把各地的赋粮运到京城。漕运可以走陆道，可以走河道，也可以走海道，那是指漕运的主要运输方式。实际上漕粮运到京城往往是水陆联运、河海联动，甚至几经辗转。隋唐以来，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盛产粮食，但政治中心（首都）往往在北方，因此漕运也就成了南粮北调的一种特殊形式。

大都（北京）作为元朝的统治中心，集中了大量的皇室成员、官僚、军队、市民、手工业者等各类纯消费性人口，对粮食的需求量极大。由于大都地处华北平原边缘，自身产粮严重不足，因此，大都地区各色人等的粮食供应完全依赖漕运一途：即从江南产粮地区调粮进京。据史料记载，元朝政府每年从全国各行省共征收粮食约970万石（不含腹里即河北等京畿之地），单从江浙行省征收的粮食数额将近450万石，约占全国各行省征收总额的一半。元朝的漕运方式是以海、河运并行且以海运为主，因此海上漕运成了元王朝生存的命脉。朝廷对海运十分重视，设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属于枢密院总领的有海道都漕运万户府，并以万户府统领千户所。海运官吏受到朝廷的优厚待遇，来往京师可用驿站，俸禄也特别优厚，漕吏也成了元朝吏职中的肥缺。元朝的海漕每年春夏运两次，大规模的海运需要保持千余艘海船和数以万计的船上水手。正是数以万计的水手们每年冒着海上的风浪和生命的危险，把南粮北运到京城大都，维持了大都高官及军民的粮食供应。因此，为了保证有足够的海运船只和梢工水手，朝廷在户籍中专门编设了船户和海道梢水户。船户是中上人家，需用自己的资财造船，以供海运。海道梢水户是中下人家，出梢工水手的人户。这两种户籍都免去杂泛差役，出梢工水手的人户，每户还发给五人的口粮。元朝早期，海运初兴的时候，运米一石，官府支给船户脚价中统钞八两五钱，相当于江南一石米价的两三倍，脚钞甚至预支。船户造一只一千料的海船，用工料钱约需一百锭，而运粮一千石，可得脚价一百七十锭。所以，当时海运对船户来说是有利可图的。以后，脚价越来越低，加上管理海运的官吏贪吞脚价，或拖延支发，使不少船户收支不能平衡，越来越贫穷。到了元朝后期，海道上盗贼出没，漕船常遭劫掠。到元顺帝时，随着南方各省纷纷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运河几乎断绝，海运的运输量也大减。至正二年（342）朝廷将在江南搜刮的官粮以及从贵族和寺观处所占有的土地的租粮等悉数北运，尚有260万石。到至正十九年，漕粮北运数额一路下跌，一直降到仅有11万担。元朝统治受到严重的威胁，史书记载：“元军军国之资，久倚海运。及失苏州，江浙运不通；失湖广，江西运不通；元京饥穷，人相食，遂不师矣。”此时，福建海漕是当时首都大都物资供给的唯一途径。

乐清湾的楚门港是闽浙海上漕运线上的交通枢纽，南达福建、广东，东与日本相通，商舶往来频繁，物资汇集于此，是海上人群活动相当活跃的一个区域。但作为海漕重要通道和避风港湾、“舣舟”（停船靠岸）之区的楚门港，由于岛屿众多，情况复杂，却又是海盗经常出没的地方。正因为地理位置的优越，当时的玉环岛及楚门港一带成了元末枭雄方国珍割据势力盘踞的重点地区。

元末群雄纷争近二十年，或是据地称王，建立政权，或是表面依附元朝，实则割据一方。相比朱元璋、陈友谅和张士诚等人的势力，台州黄岩人方国珍在元末群雄中势力不算大，但他集合了东南沿海及岛屿的众多山民、贩盐逃役的船户，势力得以壮大，曾占据浙东南的庆元（即今宁波）、台州、温州（除平阳州外）一带近十年。

乐清楚门竹冈（今楚门东西岙）的戴廷芳家族是元代世袭的海道运粮千户，手里握有大量船只和梢工水手。由于海运这个行业，靠的是长期从事积累的经验，技术性很强，只有长期熟悉沿海海况和航海知识的人，才能懂得娴熟驾驶海船，不是一般有钱人都能从事的行业。乐清名族海运世家楚门戴氏在元时，就是为官府专门从事运粮而发家的海运千户。这样的家族，正是方国珍家族势力积极争取和依靠的对象，而事实上戴廷芳一直在方国珍阵营内。直到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的大将汤和攻破庆元，戴廷芳被俘。入明以后，据史籍记载，流放成为朱元璋打击原方国珍势力中罪官的主要惩罚手段，流放地为江淮地区。除了罪臣发配外，朱元璋为了繁荣帝乡凤阳，迁徙江南民众至凤阳，开荒种地，想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状况。戴廷芳、戴廷玉及其家族人等的命运究竟如何，未曾见过史籍记载，不敢妄言。

元末战乱，时局失控，江浙一带产粮产盐地区被张士诚势力控制，海上漕运被方国珍势力阻遏。至正二十年（1360）夏，京师大旱，长期以来依赖南粮北运得以维持大都宫廷、官府以及军民口粮的元朝政府，面对海运中断，顿时陷入困境。此时朝廷迫于存亡压力，与张士诚、方国珍达成和议，关系暂时趋于缓和，海道漕运得以重新开通，京师的粮食供应稍有缓解。

至正二十一年秋九月，朝廷派户部尚书李士瞻出督福建海漕，南下筹粮筹钱。在朝廷岌岌可危之际，户部尚书李士瞻被委以福建督漕之重任，可以说是一次临危受命，足见朝廷对其的依赖和信任，对李士瞻来说，也是一次前路无比凶险的艰难之旅（在《经济文集》中有大量的写给地方官员的信札以及诗文可以为证，《翰林承旨楚国李公行状》一文有具体描述）。此次南下温州、福建等地，全程由温州海运千户楚门戴廷芳家派船护送。李士瞻于十月上旬离开京师，登舟放洋，却不料行至中途，逆风横作，波涛汹涌，众人震恐，为避风，船只只好驻留楚门十余日。

三、驻舟楚门所遗诗文述略

在驻舟楚门期间，戴家竭尽地主之谊，招待远来的朝廷官员可谓至厚，加上楚门一带依山傍海的怡人自然环境，给李士瞻留下了良好印象。此情此景，像李士瞻这样的满腹才华之士，岂能不留诗留文，见证一下这段十分意外又特别难忘的经历。这十余日里，李士瞻为戴氏兄弟、为楚门留下了十余篇诗文。这些诗文是研究元末玉环历史、地理及人物方面的珍贵史料，正可填补玉环元代史料不足的缺陷。

下面将这些诗文择要摘录如下，略加介绍其价值所在，但因笔者手中资料缺乏，加上水平有限，有些诗文的理解或许有误，敬请读者诸君包涵。
    （一）《赠戴氏序》与《赠戴氏诗》

在告别戴家、离开楚门时，为表达自己对竹冈戴家的赞许、推重和勉励之意，李士瞻写下了长文《赠戴氏序》。文中这样写道：“浙水东七州，而永嘉最为浙之名郡。其属县乐清，右所谓戴氏者，又为是郡之名族也。戴氏昆季三人，长某，不幸早逝；次国荣，近以功授千牛官（笔者：高级禁卫武官）；次国宾，尝为海道千户。其侄廷芳及其季廷玉，各以军功擢官有差。其先世由赵宋氏以来，同堂而食、共财而处者，历世最为绵远。迩岁以兵燹扰乱，海滨戒严，兄弟若子姓佥谋析爨而处，由楚门而竹冈，凡三徙焉，或谓善谋矣……至正十四年（1354），先太师丞相下高邮时（笔者：指元军与张士诚在高邮会战）国宾君尝沥肝胆，率子弟，携义旅，不惮海道，从事金革。舳舻之供，鞬橐之需，皆所自给。属太师罢兵解严，志遂弗竟（笔者：戴国宾仕途中断抱恨归乡）。逮今海岛之间，当时尝与公颉顽者，怒目之忿犹不肯瞑。公之昆季，独能忍垢含汙，深自悔匿，宁割己财以啖左右之用事者，中心若无所于芥蒂。虽怀怏怏之心，曾不见一毫形之眉睫，非善于用世者，畴能是哉？噫！扬子云：‘古之君子，不得志则龙蛇。’吾于戴氏伯仲见之矣。至二十一年秋九月，余以天子命奉使闽粵，其舟即戴氏舟也。同舟主人，则元帅（笔者：元时高级武职之尊称，这里指戴廷芳）之弟廷玉别驾也。从其年十月二十一日来泊用，十一月朔日乃发，舣舟于海淀者前后凡十日，为主人所延致者，又经两信宿而退，其情、其乐、其饮馔之丰厚，无一不如前所述，真好礼而慕义者也。经略使伯颜不花公、景仪季公，皆科第中第一流人也，既以义旌其门……”（详见《经济文集》卷五）。这篇赠序，对于研究元代楚门竹冈戴氏家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序并非某本书籍或家谱之序言，而是一种称为赠序的文体，其内容多为对于所赠亲友的赞许、推重或勉励之辞。李士瞻的这篇赠序，内容比较丰富，除了盛赞戴氏的高义、自己对戴家周到款待表示感谢之外，更多的笔墨用在叙述戴家的家风和二三代人的从政经历上面。读后也让我们领略了戴氏兄弟，对往来于东南海域的达官文武迎来送往、左右逢源、得心应手的处世技巧。这篇赠序，如同一篇家族传记，因此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赠戴氏诗》共八句：“永嘉名郡多名族，孝义忠贞戴氏家。曾向辕门干上将，甘从虎穴试磨牙。兰孙比玉香凝砌，棣萼联辉树有华。意气每逢天上使，年年来此憇星槎。”这首诗表达的意思与上面所说那篇赠序一样，是个浓缩版，是惜别的文字，属赞许之类的应景之作，史料价值不大。
    （二）《海上祈风投词》

对这次海上遇险，李士瞻作了详细记载，“登舟放洋，行至中途，逆风大作，波涛汹涌”，船只无法前行，正当船上同行之人怆惶之时，李士瞻投词向天妃（即民间信仰中的妈祖娘娘）祈祷：“……恭惟天妃，夙契道缘，悟超仙品。体太上好生之德，普济生灵；仗佛光真乘之威，同扶社稷。名既登于祀典，功久冠于皇家。重念某等，偶因公委一行公私人众，参随下官，顾搭温州楚门戴某大亨船只，前往福建……伏愿神幖顺指，风驭回翔，海上灵槎，冀即登于彼岸，天心明月，幸普照于迷途。”（详见《经济文集》卷五）

海上运输粮食规模庞大，不测之狂风巨浪常常会导致船毁人亡，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人们往往把平安的希望寄托在神灵身上。主宰航海的保护神天妃（妈祖）信仰在闽台、浙南地区十分盛行。海上遇到风险，即便是贵为朝廷的户部尚书、督漕这样的大官，也得入乡随俗。

    （三）《五更述事》和《楚门述怀》

《五更述事》

北风撼船头，终夜苦难寐。暂寐遽惊觉，何如不成睡。

凌晨欲交睛，喧哗复惊悸。问之见山来，谓是温州际。

楚门舟人家，樯帆与心系。谁无遄归念，况乃此辈类。

我心重贤劳，所思在王事。造物岂偏顾，悉愿委以遂。

寒暑尚有差，神明苦难是。

《楚门述怀》

我昔放船日，乃在孟冬初。此时风寒竞，雨雪纷载涂。

是行死生别，妻子不得俱。江南地偏下，况复在海隅。

严冬如初秋，天气恒多殊。草木未摇落，布褐被体肤。

网工此邦人，室家念居诸。系舟楚门湾，一住十日余。

我心如锋攅，从行念踟蹰。虽沐主家顾，志愿良未舒。

情虽公私牵，轻重亦异趋。君家素忠义，所望同吾徒。

王程已愆期，日夜畏简书。苟重君父忧，内省还如何。

愿君竟兹意，早发勿趑趄。

这是两首同类题材的五言古诗，李士瞻叙述了此次离京南下征粮，是一次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丝毫不能懈怠的艰辛之旅。李士瞻甚至想到了此行或许会与家人生离死别的结果。从诗句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位忠于朝廷、对王事认真负责、使命感很强且头脑清醒，值得朝廷委以重任的得力大臣。

    （四）《将发楚门》和《十一月初二日发楚门》

《将发楚门》

使臣当何如，所司在周询。哲王重观察，民情苦难伸。

我从天上来，乘桴赴南闽。舣舟楚门岸，奄忽踰一旬。

此邦俯要冲，道路当海滨。民力困兼并，征求尽鸡豚。

浙东惟七州，地狭民亦贫。所凭舟楫利，生理恒艰辛。

视之等菹醢，雄呑竟何人。我于十日来，有耳不愿闻。

尽从方门至，使者如鱼鳞。舟车日旁午，钧符星流奔。

故令恶少徒，什伍恒成群。白昼肆攘敚，渔猎据通津。

凶燄嘘可炙，人命同轻尘。内君命尤严，所在毋敢论。

昔有五侯宅，今有五府门。五府皆贵公，拟迹王侯邻。

纡朱曳组绶，富及子与孙。圣恩与鸿濛，无物与比伦。

乃复为五虎，啮人如膻荤。五侯昔何如，诛夷到荄根。 

以今鉴往者，伤哉竟难陈。

《十一月二日发楚门》

疾风西北来，解舟楚门湾。开襟欲忘言，喜折两袖弯。

朝辞戴氏子，暮见雁荡山。此山接天台，一见开我颜。

苍松杂翠筱，宛似潇湘间。风潮催轻帆，不得听潺潺。

亦有王事牵，二毛近成斑。幼读天台赋，常时愿跻攀。

斯游诚至幸，欲往又复难。凡骨恨未蜕，何时脱笼樊。

长啸谢云巅，晤言期后还。  

前首诗是李士瞻一行将要离开滞留了十余天的楚门时写的。驻舟楚门无所事事，自己的使命没有完成，作者本来就相当焦虑不安，加上所见所闻，当地民众生活的艰辛，割据势力战争引发的兵荒马乱情景波及到楚门这种偏隅海角之地，使这位当朝高官对浙闽的时局感到极不乐观。笔者以为这是一首反映玉环楚门乃至整个温州沿海地区在元末兵荒马乱年代真实情形的现实主义作品，对于研究玉环元代历史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后面的《十一月初二日发楚门》与前首诗进行比较，作者的心情完全不同，从诗中我们能感觉到，当他登上舟船向目的地进发，要去完成自己的使命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笔者也隐隐感觉到那字里行间有一种“即从巴峡穿巫峡 ，便下襄阳向洛阳”的欢快明亮色彩。但在“凡骨恨未蜕，何时脱笼樊”一句中，也流露出了为朝廷分忧解难临危受命给他造成的压力。“食君之禄”和“为君分忧”对李士瞻来说既是使命，亦是“樊笼”。

   （五）两首只有诗序没有诗题的七言律诗

其一

“次楚门，闻福州六月之变，就简倪仲凯郎中，不候而去。”

误闻消息心如灼，归兴那能候我来。

不是尚书船到晚，却缘员外别初回。

闽州烽火人犹记，回纥刀牌孰总裁。

最恨当时谋未审，至今遗祸使人哀。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因交通不畅，信息往往滞后。这首诗反映了作者得知要去的闽地时局动荡，而自己作为朝廷赴闽督漕的钦差大臣，却因为乘坐的舟船受恶劣天气的影响不得不滞留在楚门港，无法及时赶去平定处理的焦虑心情，也反映了李士瞻为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其二

“走也衔命而来，舣舟永嘉之楚门，盖居人戴氏里也。一日，邀致于所居之村，曰竹冈。杯酒留连，伯仲联侍，居周匝佳山水环绕于其间。间尝游目登眺，一时清远之思崭然眉睫。昔谢太傅好游东山，未为无谓也。顾余何人，拟迹宰相，不能不愧耳。幸以诗人常谈见恕，是所望也。”

雁荡山东是竹冈，林泉清赏胜沧浪。

人家散处通潮浦，鸡犬成村自雁行。

无数小舟湾柳外，映山红树绕溪傍。

主人惠我游山屐，谢傅情浓乐未央。

李士瞻在《赠戴氏序》一文中曾记述：“舣舟于海淀者前后凡十日，为主人所延致者，又经两信宿而退。”说的是因戴氏兄弟邀请，李士瞻曾离开舟船，去竹冈戴家宿了两个晚上，在戴家受到了款待，游览了竹冈一带的山水。这首诗因此而作，诗人对竹冈山水多有赞美之词，并为自己受到了像谢灵运游永嘉山水一样的待遇感到欢乐而不能忘怀。

四、《抵楚门》作者到底是谁？

在众多写玉环区域的古诗中，凭个人欣赏喜好，我觉得下列三首诗最有传世价值，一是南宋绍兴年间状元乐清人王十朋写的《榴屿何年改玉环》；二是元末进士温州平阳才子陈高写的《清港渡》；三是下文要介绍的《抵楚门》这首诗。这三首诗在玉环民众中的知晓率比较高，对研究玉环地域历史都具有史料价值。

在李士瞻《经济文集》有关楚门的诗篇中，《抵楚门》（二章）对玉环人来说最为熟识，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一组诗，现抄录如下：

“抵楚门，即船主戴廷芳廷玉家也。”

楚门山色散烟霞，人到江南识永嘉。

半陇石田都种麦，一冬园树尚开花。

海天日暖鱼堪钓，潮浦船回酒可赊。

傍水人家无十室，九凭舟楫作生涯。

又

船舶江潮是异乡，戴郞家住楚门傍。

寄来青柿犹存蒂，摘得黄柑尽带霜。

竹坞人家茅屋小，石矶渔艇钓丝长。

可怜扰扰风尘际，谁识桃源有洞房。

这组诗易懂、接地气。诗人很逼真地描述了深秋初冬季节（“青柿存蒂、黄柑带霜”可以作证）永嘉郡（元时称温州路）辖下的江南水乡滨海集镇楚门的优美景致以及此地拥有丰富物产资源状况，也明明白白地向今人传递了有关元代楚门经济产业和民生状况的信息：既是渔港又是商埠，以及因为耕地资源缺乏，先民大多以海为田、以舟为家，从事捕捞、运输作业以糊口等等，这些信息，对于研究楚门历史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这组诗的上一首，简称《抵楚门》，从明代至今，被众多的地方志和古诗选本所录用。下面按照年代先后作简要介绍如下：

（一）《弘治温州府志》（2006年整理出版）在卷二十二中收录了《抵楚门》一诗，作者为李仕兴。编者校注：“名下原注：‘翰林学士，承旨。’本诗首见于《万历志》卷十四照录。”按年代论《万历志》比《弘治志》要晚百余年，不知编校者为何这样作注？而且“翰林学士，承旨”是李士瞻的职务。由此推断，笔者以为，编校者对于李士瞻这个人及其《经济文集》没有掌握，而且对李仕兴这个人物也不是很了解。因此在校注时用词没有底气。

（二）《道光乐清县志》（2009年整理出版）在卷十三中也收录了《抵楚门》这首诗，先用了一个按语：“元时，楚门乐清地。”作者为：李仕兴。编者校注：“李仕兴，官翰林学士承旨。”完全沿袭了《弘治温州府志》的说法，这是最简单省力的校注法。

（三）《玉环县志》（1994年出版）在附录·艺文选辑中收录了此诗，作者为：“李士兴，元河北藁城人，少年远游，博求深造，后隐遁乡里。”笔者有点不解，为何《雍正特开玉环志》和《光绪玉环厅志》均未收录这首诗。

（四）《玉环古诗选》（1982年县文管会编）收录此诗，作者为：“李士兴，元朝河北藁城县人。少年远游，博求深造，以隐遁终居乡里。多有训彝，人争师之。”

（五）《玉环古诗选编》（2009年县政协文史委编）也收录此诗，作者为：“李仕兴，元朝河北藁城县人。元代儒家静修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少年远游，博求深造。多有训彝，人争师之。以隐遁终居乡里。”

（六）《榴岛诗选》（2022年玉环市教育系统文联编）也选了此诗，题目为《抵楚门即船主戴廷芳廷玉家也》，诗的内容完全一致。作者介绍：“元，李士瞻，生卒年不详，河北藁城人，元代儒家静修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作者从李士兴改成了李士瞻，可作者的简况，仍是李士兴的，不知是何原因？

恕笔者孤陋寡闻，目前见到的仅此而已。从上述可见，这首诗确实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而且读者面也比较广泛。关于这首诗的作者认定问题，笔者以为并非十分困难，只要考证一下作者在那个年代是否到过楚门这个地方，基本就可作出判断，因为没有到过楚门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篇的。这里涉及到三个名字，其中，李士兴与李仕兴可以视为一个人，因为古代“士”与“仕”音同可通用的，是个通假字，比如我们经常看到的中国象棋的“士”，有些就写作“仕”。因此剩下的就是李士兴和李士瞻了。李士瞻就不需考证了，因为他的经历已告诉了我们，他不仅到过而且在楚门滞留了十多天，同时他在《经济文集》里面给我们留下了十余首与楚门直接相关的诗篇。现在，只需对李士兴这个人物的生平履历、行踪轨迹以及文集之类考证清楚就可以了。问题是李士兴这个人物除了上述地方志、古诗选本中对其有片言只语的生平介绍之外，很难找到其有传世的文集和完整的生平情况资料。笔者从号称收集古代人物最全的《中国人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里面找到了李士兴和李士瞻。文字不太多，现抄录如下：“李士瞻，元新野人，徙居荆门，字彦闻。至正初，中大都路进士。中书辟充右司撰，官至枢密副使，翰林学士承旨，封楚门公。有经济文集。”、“李士兴，元藳城人。幼从安熙游，博求深造。以隐遁终居乡里。多有训彝，人争师之。”

下面就《中国人名大辞典》中李士兴这段文字谈谈笔者的理解。初看起来，这段文字与上文介绍的《玉环县志》、《玉环古诗选》与《玉环古诗选编》中介绍李士兴的文字差别不大。其实不然，笔者以为，问题出在对“幼从安熙游”这五个字的理解上面。《玉环县志》、《玉环古诗选》和《玉环古诗选编》里都有“少年远游”这句话，笔者分析这句话的出处，来源于“幼从安熙游”这五个字，这是由于理解错误所致。《中国人名大辞典》收有安熙这个人物。安熙是元代藁城人（与李士兴同乡）家居教授数十年，四方来学者多有成就，是个教育家。李士兴少年时游学到安熙门下，学有所成。回到乡里，跟老师安熙一样，不求仕进，一辈子家居教授，也是四方来学，人争师之，在藁城很有名声。

关于李士兴的人生经历方面的资料，笔者掌握的仅此而已。但凭此也可以推断，李士兴确实未曾到过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东海之滨楚门。试想，连人也未曾到过楚门，当然也就不存在写《抵楚门》这首诗的事了。此外，《弘治温州府志》、《道光乐清县志》称李士兴为“翰林学士承旨”，纯属张冠李戴。试问一个没有官场经历的人，怎么可能担任宰相级别的“翰林学士承旨”这样的高官。从时间年代来看，这张冠李戴的始作甬者应该是《弘治温州府志》。因此，认定《抵楚门》这诗是李士瞻写的结论，应该是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了。这是笔者看了李士瞻《经济文集》之后的最大收获和最兴奋的一件事，现在整理出来与读者诸君分享，不尽人意之处欢迎批评指正。（玉环市地方志编纂室供稿）

■参考用书：

《中国人名大辞典》

《经济文集》（元·李士瞻）

《元代温州研究》（陈彩云）

《道光乐清县志》

《弘治温州府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