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兆  建

1986年，中共玉环县委党史办在寻找红十三军的相关史料时了解到，在玉环苔山岛上有一座无名的红十三军烈士墓。据苔山岛上的老人们回忆，这位红十三军烈士是湖南人，当时大家都叫他潘先生，在苔山岛上住过。他在去温州的途中，被敌人枪杀于芦浦。他牺牲后，红十三军战士从玉环的分水山抢回遗体，安葬在苔山岛上最高的地方。

1995年9月，在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重视下，经过省、市、县三级党史部门的调查考证，最终认定这位牺牲在玉环县芦浦的潘先生，就是红十三军政委潘心元烈士。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省委副书记刘枫都作出批示，同意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的报告，认定潘心元在1930年8月和10月先后两次受党中央派遣，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到浙南从事革命活动，任务是整顿和发展红十三军队伍；潘心元曾任红十三军政治委员，1930年冬，在玉环九眼江（港）遭遇敌人而英勇牺牲。

潘心元是党史重要人物和全国著名革命烈士，是牺牲在台州的红军最高级别领导人。他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始人之一，曾和毛泽东一起领导秋收起义，历任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常委、红三军代政委、红四军政委、红十三军政委等重要职务。他牺牲时，年仅二十七岁。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光彩永照人间。

一、首任浏阳县委书记

潘心元，又名潘心殷、潘心源、彭西原、彭清泉等，1903年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北盛团伍家渡的一户地主家庭。潘家是浏阳北乡一带有名的富户，有良田三百多亩。他的舅舅也是浏阳乌龙团的豪绅，由其出资开办了一所学校，当时七岁的潘心元就在这所学校接受启蒙教育。

潘心元在读小学三年级时结识了转学过来的班上同学田波扬。两人志趣相近，意气相投，都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很快成为莫逆之交。1917年，潘心元受双方父母包办，与北盛团首富之女、大他四岁的周坤元结婚。婚后两人感情很好，周坤元此后也一直支持着潘心元的革命工作。

1919年五四运动风云激荡，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强烈地冲击着旧有的社会格局。在湖南，毛泽东等人创办了《湘江评论》，遭到反动当局查封后，又创办了《新湖南》。这个时候，潘心元的心中产生了追求真理、投身革命的信念。他邀请好友田波扬等人前往长沙报考。1920年，潘心元考入长沙岳云中学读书。他眼界大开，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成为青年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1922年春，潘心元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6月，潘心元由田波扬、夏明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潘心元在长沙读书时刻苦好学，学业大进，又善于辩论，同学都称他为“博士”。他为人刚正，疏财仗义，很快赢得大家的信赖。潘心元平时最喜欢去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等筹办的文化书社，在那里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等马列书籍，思想得到了升华。之后，他召集田波扬等同学，仿效毛泽东创办新民学会的做法，成立了浏北新民社；潘心元担任负责人，并集资出版《新民》刊物。《新民》创刊号上转载了《共产党宣言》，登载了湖南一师学生郭亮撰写的诗歌《列宁记》。由此可见，年纪不大的潘心元具有很大的胆识。潘心元自己也撰写了《打妖》《乡村革命与新旧调和》等文章，针砭时弊。在此期间，他结识了郭亮，并由他介绍拜访了毛泽东。在毛泽东和郭亮的帮助下，潘心元把《新民》办得更加出色。

1923年寒假，潘心元回到家乡伍家渡后，举办农民夜校，村里的农民纷纷前来听课。他借此开展革命思想的宣传，讲述团结起来推翻封建压迫和反帝反军阀的道理。当时，党的活动经费比较缺乏。潘心元便想方设法让家里出钱：他向老乡筹款，然后开出借条，让借钱的老乡拿着借条向他母亲要钱。潘心元的母亲见是宝贝儿子写的借款字据，无可奈何只得认账兑付。其时，王震在长沙做工，潘心元便借用王震的工钱做党的经费开支，并写了借条让王震到乡下潘家找他母亲去挑谷还账。

1925年初，潘心元学成毕业后，中共湘区委员会派他和田波扬一起回到家乡浏阳，协助夏明翰发展党组织，开展工农运动。他以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活动，发展党员，并建立了中共浏阳特别支部。5月，在潘心元的领导下，建立了浏阳第一个农民协会——乌龙团农民协会。当时，浏阳遭遇旱灾，庄稼颗粒无收。潘心元领导农民协会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阻止粮食外运和开仓平粜等斗争。他动员自己母亲和岳父核减佃户的租息，主动将家里谷仓的粮食分发给附近缺粮的农民。这样，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农民纷纷靠拢共产党，加入农民协会，参加救荒斗争。数月时间，农会会员发展到两万余人，并成立了农民自卫队；同时在北盛团的手工业工人中建立了工会。潘心元指示安源煤矿回乡矿工、共产党员周克明在北盛区建立区总工会，这是浏阳最早的工会团体。

1926年4月，潘心元到长沙出席湖南省全省党的工作会议。他向湖南省委汇报了浏阳党组织发展和工农运动情况，听取省委负责人郭亮、夏明翰关于进一步发展农运的指示。回到浏阳后，潘心元着手筹备公开成立北盛团农民协会。在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天，他主持召开北盛团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随后，农民协会带领农民群众砸开地主土豪粮仓，给青黄不接的贫苦农民发放粮食，土豪劣绅吓得纷纷外逃。7月11日，北伐军叶挺独立团进抵长沙。潘心元在浏阳县城成立浏阳各界欢迎北伐军筹备处，组织当地群众欢迎北伐军。7月26日，浏阳人民扎彩楼、放鞭炮，敲锣打鼓，热烈欢迎叶挺独立团进入浏阳休整。北伐军进入县城前，潘心元率浏阳各界代表在五里外迎接，并在县城召开盛况空前的联欢大会。叶挺、林伯渠等先后在大会上致词，感谢浏阳人民的欢迎，并号召广大青年踊跃参加北伐军。北伐军在浏阳驻扎了半个月，潘心元日夜奔忙，发动群众为部队当向导、运输粮草、慰问将士，并请北伐军帮助训练农民自卫队武装。他亲自送二百名农会骨干到叶挺独立团参军。北伐军也派出党团干部组成宣传队，给浏阳各界群众宣传革命思想，有力地推动了浏阳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

北伐军离开浏阳后，潘心元着手筹建浏阳县总工会和县农民协会，并在狮山书院举办政治讲习班，培训工农运动骨干。8月12日，浏阳县召开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成立浏阳县总工会，并组建工人纠察队。9月初，浏阳县在县城文庙召开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县农会，全县农会会员发展到三十万人，规模居湖南省首位。自此，浏阳工人武装与农民自卫队相互配合，成为浏阳革命运动的柱石。之后，潘心元到长沙向中共湘区委书记李维汉汇报筹备建立中共浏阳县委的情况。李维汉听后认为浏阳的工作扎实，条件成熟，表示同意。1926年10月5日至8日，中共浏阳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城北龙盘岭下的文庙大成殿（今浏阳市博物馆）召开，浏阳各区党员代表96人出席大会，代表全县22个支部、516名党员。大会由潘心元主持，中共湘区委代表龚际飞致贺词。次日，大会举行选举，推选潘心元、张侃、张启魁等七人组成中共浏阳地方执行委员会，潘心元当选为第一任书记。中共浏阳县委的正式成立，揭开了浏阳革命的新一页。

随着大革命的深入，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也日益疯狂。国民党右派勾结反动土豪和民团武装开始反扑。浏阳县官渡党支部书记张炳南竟遭敌人杀害。潘心元意识到浏阳全县各地有个团防局、600余支枪，这是一股潜在的威胁势力，必须想办法尽快地除掉这一心腹之患。1927年1月，他召集县委会议，商量建立党领导的工农武装浏阳县工农义勇军，决定改造县警务队并夺取团防局枪支。会后，潘心元派宋任穷、王首道、张启龙、张侃、周克明到各区团防局做分化瓦解工作。2月4日，他利用正月初二浏阳吃春酒的习俗在县城摆下宴席，邀请各地团防局的团总赴宴。席间，县农民协会会长起身致词说：“当今革命法规规定，一切权力归农会。借今天的宴会，我代表县农会正式通知各位，所有团防武装枪支和经费，一律缴归农会。否则，后果自负。”团总们一听，目瞪口呆，早已坐立不安。当他们看到宴席外面已经站满手持梭镖大刀的农民自卫队队员时，知道大势已去，只好老老实实地报出各个团防局的枪支、弹药和经费数目，听由农会收缴。县委立即派出骨干动手收缴了团防局枪支670余支，快枪200余支，机枪两挺。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浏阳工农义勇军，潘心元任党代表。他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积极培训农民革命武装力量，为此后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准备了有生力量。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消息传到浏阳后，县委和各界群众团体发出讨蒋通电。4月27日，潘心元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党的五大会议，支持毛泽东等提出的武装工农主张。他在会上表示：“我们应该积极准备自己的武装。”“如在主观力量可能时，应举行两湖暴动。”潘心元是较早提出以革命的武装暴动反抗反革命武装主张的党代表，也是党内较早从事革命武装力量组织工作的领导之一。由于当时会上充满机会主义思潮，他的主张被弃之一边。5月10日，潘心元日夜兼程从武汉赶回浏阳，并立即派出骨干到四乡发展农民自卫队，同时狠抓工农义勇军的军事训练。

1927年5月21日，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叛变革命，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捣毁省总工会、省农会，一批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骨干惨遭杀害，致使湖南全省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潘心元对妻子说：“我的头是钢铸铁浇的，对革命是至死不移的。”“革命不成功，我是誓不罢休的。”他主持召开中共浏阳县委紧急会议，一致通过进攻长沙向许克祥讨还血债的决议。会后，县委成员分头行动，一面召集工农义勇军进行战斗准备，一面联络平江、醴陵等地党组织和农民自卫队。5月27日，湖南省委秘密会议决定发动长沙附近各县农军围攻长沙。28日，省农民协会秘书长柳直荀通知湘潭、醴陵、浏阳的农军，定于5月31日拂晓围攻长沙。潘心元接到指示后立即部署攻城事项。29日，他组织起一支上万人的队伍，进行军事训练和编队；下午，与苏先骏等率领的工农义勇军汇合后，兵分两路向长沙进发，并于5月31日早上赶到近郊。中午十一时半，浏阳义勇军率先发起攻击，分别向敌军驻守的南门口和陆军医院进攻。这时，湘潭、湘乡、醴陵、宁乡等地的农军也集结在易家湾一带。省工人纠察队及河西农军赶到岳麓山后，各路队伍已经对长沙形成合围之势。据守在长沙城内的许克祥开始恐慌，发急电求救：“日夕数惊，守兵殊倦，各县告急，无力援助，形势如斯，焦急万分”。

在此关键时刻，时任党中央领导人陈独秀等以右倾投降主义作出和平解决“马日事变”的错误决定，派出谭平山到长沙调解，并派李维汉通知各地农军停止进攻。各县农军纷纷撤离阵地。面对这一情况，潘心元不得不指挥浏阳农军撤退。6月6日，田波扬等人在长沙英勇牺牲，消息传来，让潘心元十分悲痛。

围攻长沙失败之后，许克祥指挥反动军队加紧清乡剿共，残酷杀害工农干部。7月6日，湖南省委派夏明翰从长沙赶到浏阳通知潘心元等人，长沙国民党部队已派出重兵进剿浏阳。为了保存实力，浏阳义勇军撤出浏阳县城，退往平江。潘心元召开县委会议，决定服从省委领导，率领浏阳工农义勇军撤至平江长寿街暂驻。

二、秋收起义前智救毛泽东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瞿秋白主持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赣边区组织秋收起义，并派毛泽东去湖南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和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此时，潘心元正准备赶往武汉，向党中央请示工作。7月中旬，他在前往武汉途中遇到了从汉口赶回长沙的苏先骏。苏先骏告诉潘心元，已经带来了党中央的指示。两人立即一道回到平江。在长寿街，他们与平江县委负责人召开会议，苏先骏传达中央指示：“平、浏工农义勇军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独立团，由苏先骏率领开赴江西参加南昌起义。”但是在会上，苏先骏与平江工农义勇队队长余贲民为争当独立团团长而发生争执，导致两队无法合编，延误了时间。直到7月底，浏阳、平江两支武装按照各自编制一道往南昌进发，到达武宁时南昌起义已经打响。8月5日，他们获悉起义部队已经离开南昌的情报后，准备后撤。然而在讨论部队去向时，苏先骏同余贲民又发生了争执，最后决定分开行动：平江工农义勇队返回修水边界，浏阳工农义勇军追赶南昌起义部队。这样一来，部队士气受挫。8月9日，潘心元召开浏阳部队党员干部会议，整顿思想。他对苏先骏的个人英雄主义、争当团长、独断专行的行为提出了严肃批评。

正在部队讨论下一步方向时，余洒度（共产党员，后叛变投敌）派人找到了潘心元。于是，潘心元决定让部队前往铜鼓与余洒度部联络，自己去安源找湖南省委汇报请示。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回到湖南。8月18日，毛泽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计划，毛泽东在会上着重阐述了枪杆子出政权的思想。会议决定集中力量在湘东赣西发动以夺取长沙为中心的武装起义。

与此同时，由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奉党中央之命开赴南昌准备参加南昌起义，进军途中得知起义军已退出南昌，便来到湘鄂赣三省交界的修水驻扎待命。不久，平江工农义勇队也到达修水县城。这样，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已经分头集结。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屯兵在湘鄂赣三省交界的修水，浏阳工农义勇军于8月20日抵达铜鼓。8月22日，三支部队负责人在修水山口举行整编会议（史称“山口会议”）。会议决定，三支部队合编为一个师。师部设修水县城，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参谋长钟文璋，下设第一团、第三团，钟文璋兼任第一团团长，苏先骏任第三团团长。“山口会议”的整编决定，形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雏形。

8月底，潘心元抵达安源，与中共安源党组织取得联系，汇报了两支队伍的情况。安源党组织立即派人向省委报告。8月31日，毛泽东也到达安源，随即召开党的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决定。会上，毛泽东请潘心元介绍部队的情况。潘心元详细汇报了自己所了解到的南昌起义后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和浏阳工农义勇军的情况。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对秋收起义的力量有了全面了解。

次日，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集军事会议，讨论秋收起义的具体军事部署。潘心元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以驻修水、铜鼓的这个师为基础，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原第一团、第三团建制不变，将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萍乡等地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团，由王兴亚任团长；参加起义的部队共约5000人。会议确定了秋收暴动中共前敌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毛泽东任书记，卢德铭任总指挥，潘心元兼任第三团党代表。会议决定，9月9日发动秋收起义，分三路进攻夺取长沙。会后，毛泽东告诉潘心元：他准备和潘心元一起赴铜鼓，直接参加第三团的工作。

9月5日，周克明和刘建中从铜鼓赶到安源，承担护送毛泽东和潘心元去第三团的任务。为了保证路上的安全，周克明、刘建中装扮成小贩，挑着担子在前面带路。毛泽东和潘心元打扮成富商紧随其后。就这样，他们四人从安源出发前往铜鼓。不料，半路上遭遇了敌人，毛泽东差点被捕。这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第一次突遭被捕危险。因此，九年之后，毛泽东在延安面对埃德加•斯诺采访时专门谈到了这个情节。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也详细记述了秋收起义前这段惊险的一幕。书中这样写道：

“九月间，我们通过湖南的农会已经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广泛的起义，工农军队的第一批部队建立起来了。新战士有三个主要来源：农民本身、安源矿工、起义的国民党部队。这个早期的革命军事力量称为‘工农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由安源矿工组成。第二团是由平江、浏阳、醴陵和湖南其他两县的部分农民赤卫队组成。第三团来自反叛了汪精卫的武汉警卫团的一部分。这支军队经湖南省委批准建立，但湖南省委和我军的总纲领，却为党中央委员会所反对，不过后者似乎只是采取观望的政策，而不是积极反对的政策。”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安源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常有大批共产党员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解到民团总部，要在那里杀死我。不过，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用它贿赂押送我的人放掉我。那些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的兵，我遭到枪毙对于他们来说，并没有特别好处，所以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那个负责的队长不肯答应。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一直走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在那个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我逃到一块高地，下面有一个池塘，四周长了很高的草，我就躲在那里一直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几个农民帮他们一同搜寻。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近得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被抓到。可是最终，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已经黑了，他们不再搜寻了。我马上爬越山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子，脚也伤得很厉害。在路上我碰到一个农民，他对我很好，给我住宿，随后又领我到邻县去。我身上还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子、一把伞和一些吃的东西。当我最后安全地抵达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衣袋中只有两个铜元了。”

毛泽东对当时的情景记得十分清楚：那个与毛泽东同行并“借给”几十元钱的同志就是潘心元。具体情节是：由于周克明和刘建中走得太快，在岔路口留下的路标被大风吹走，毛泽东和潘心元走错路，与周、刘走散了。走着、走着，他俩突然遭遇到一伙民团团丁，被拦住盘问起来。团丁们要把毛泽东和潘心元押到民团总部去。在这危急关头，潘心元急中生智，将自己身上携带的银元、金戒子抖落在地上。这些团丁见钱眼开，连忙抢着去地上捡拾。潘心元假装恼羞成怒，大发雷霆，声称要向民团总部的团总告状，便疾步扬长而去。他用眼色暗示毛泽东借机脱身。毛泽东心里早已经明白潘心元的意图。那伙团丁见潘心元走得快没人影了，拔腿就追。毛泽东则在原地磨磨蹭蹭的，仅剩下三个团丁看守他。毛泽东见机会来了，便和三个团丁聊天套近乎，随后又掏出一把银元犒劳，每人一份。这三个团丁信以为真，将毛泽东视为一个慷慨大方的做生意老板；现在又得了这位老板的好处，也就不再为难他。毛泽东趁机脱身，逃到一处山上的水塘边躲藏起来。直到天黑，敌人搜寻无果，气急败坏地撤走了。毛泽东这才往铜鼓方向赶路，并于第二天晚上赶到铜鼓县城，受到了周克明和起义部队的热烈欢迎。就这样，在潘心元的机智掩护下，毛泽东安然脱险。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向长沙进发，先后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平江的龙门厂、浏阳的白沙、东门市等地。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加上农民自卫队缺乏作战经验，新收编的第四团在战斗中又临阵叛变，致使起义部队严重受挫。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第一团、第三团与第二团余部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19日晚，在文家市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将起义部队撤离湘东地区，进入江西，沿罗霄山脉南移，以保存革命力量。起义部队在江西萍乡县芦溪又遭到敌人的伏击，总指挥卢德铭牺牲。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时进行了改编（即三湾改编）：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10月，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得到当地武装袁文才和王佐（京剧《杜鹃山》中雷刚的原型）的帮助，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就在毛泽东脱险之后的当天，潘心元被敌人带到了民团总部。潘心元见到那些民团头目，大声嚷嚷说，你们连做生意的人也抓，以后还有谁敢到你们这里做生意。民团头目听他是浏阳北乡口音，后又从他身上搜出钱和几张单据，一时也搞不清底细，于是决定将他押送县城，由民团总局发落。就在次日被押往县城途中，潘心元趁机逃脱了。

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潘心元留在平江、浏阳、醴陵地区组建游击队。他与平浏醴特委书记夏明翰一起组织开展游击斗争。1928年1月，潘心元任中共湘东特委副书记。他率领浏北游击队、浏东游击队和高坪游击队开展抗租、抗债、抗粮斗争，组织黄金洞工人暴动，袭击铁山、张坊等地民团武装，给敌人以狠狠打击。7月，潘心元带领游击队支持彭德怀、滕代远等率国民革命军唐生智部独立第五师第一团等部举行平江起义。7月24日，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国民党湖南省主席鲁涤平调集十多个团进行“围剿”。彭德怀、滕代远等决定上井冈山。8月底，红五军从黄金洞出发，向井冈山进发，但在途中遭到敌鲁涤平部的袭击而受阻。10月，红五军党委与湘鄂赣特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将红五军主力部队与平江、浏阳地方游击队合编为五个纵队，其中三个纵队由黄公略统率，留在平江、浏阳地区继续打游击，扩大湘鄂赣边区根据地；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军部和两个纵队奔赴井冈山。12月11日，红五军终于到达井冈山根据地宁冈县，和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胜利会师。

潘心元没有随红五军上井冈山，而是和王首道等一起在浏阳、铜鼓、平江、修水一带领导革命运动，顽强坚持斗争。同年冬，潘心元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农民部部长。

（作者系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二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