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建

五、周总理说：你还是安心干外交吧！

1949年初天津解放，章文晋随解放大军的步伐进入天津。他先后担任天津市人民政府外事处副处长、处长。由于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爆发了朝鲜战争，我国与西方国家断绝往来。因此，天津外事处的主要工作对象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领事馆。工作之余，章文晋有两个业余爱好：一是弹钢琴。每逢周末，外事处举行晚会时，大家要他弹上一曲助兴，他总是欣然应允。二是研究汽车。章文晋在清华大学读的是机械系，上过汽车制造课程。天津外事处有一辆美国人留下的旧汽车。每当星期天，只要有空闲，章文晋就和司机一起捣鼓那辆老爷车。他时常和司机一块儿趴在车下修理，弄得满身油污，但也乐在其中，就连当时担任天津市市长的黄敬都知道了他这一具有专业水平的业余爱好。后来，黄敬调到机械工业部主持工作，在筹建长春汽车制造厂时想邀请章文晋进领导班子。这对章文晋很有吸引力，他真的有点动心了。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总理知道后，专门在深夜把章文晋找到西花厅谈了两个多小时。周恩来总理从世界大势讲到新中国外交的重要性，告诉章文晋外事干部十分缺乏。周恩来对他说：“你还是安心干外交吧！”章文晋这才打消了离开外交部门的念头，他愉快地留了下来。

朝鲜停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1954年4月，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会议。这是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苏、英、法、美、中）的地位和身份参与讨论和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多边外交活动。由于事关重大，外交部高度重视，四处调兵。在天津的章文晋也被调来。出发之前，外交部组织了一次外语考试，包括口试、笔试。章文晋英语总分获第一。在代表团中，他担任翻译组组长。就在此次会议上，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与以杜勒斯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日内瓦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激战。周恩来通过台前幕后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不但打击了美国霸权主义的嚣张气焰，也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

日内瓦会议结束之后，周恩来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章文晋随同前往。在离开新德里的前一天晚上，为了打磨以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闻名于世的中印总理联合公报，章文晋在印度总理府整整工作了一个通宵。从这里开始，章文晋参与了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次次重大外交活动，并屡当大任。随着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他也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外交工作无小事。一个优秀的外交官，不仅要熟悉和掌握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要有坚定的立场，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还要有专业、高超的外交和谈判艺术，更要了解和熟知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和具体情况，同时要有渊博的学识、良好的修养、优雅的言谈举止，甚至在每个细节上都要精益求精。章文晋更加努力地钻研国际业务，时时处处细心体察，力求使自己在各个方面都能胜任外交工作。

从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章文晋在外交部先后担任第二亚洲司司长、亚洲司司长、第一亚洲司司长，参加了中国与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的边界谈判及勘界、定界等工作，并任中印两国政府官员关于边界问题第一轮会晤中方首席代表。

由于历史原因，直到新中国成立，与不少周边国家的边界仍处于未经正式划定的状态。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印边界问题日益凸显。对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我国政府历来主张：双方应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谈判加以解决。在达成协议之前，双方应共同维持边界现状。但是，印度政府却不顾事实和中国政府的立场，单方面强行把原属中国一侧的大片领土划入印度版图，并不断派兵深入中国境内，把印方的实际控制线推进到中国历届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的非法“麦克马洪线”。为了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章文晋领导亚洲司新成立的边界处做了大量的组织和技术准备。他整日忙着找专家查阅资料和档案，起草照会，审定地图，实地考察，并与印方官员会晤。有时，他和工作班子通宵达旦地连续工作几个昼夜。1960年4月，周恩来总理亲赴新德里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章文晋奉命出任中方首席代表。会谈中，中方出示的材料让印方官员瞠目结舌：一百多年前以中国山水画技法画的踏勘图；清朝官员拒绝在上面签字的麦克马洪线原图；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申报》上发表的中国地图；不同年代版本的《大英百科全书》上的中印边界图；印度总理尼赫鲁自己的著作和印度不同时期出版物上的边界线图；中国清代以来在当地收税、驻兵的文字记录等。这些确凿的材料无一不有力地支持了中方的观点。

章文晋还先后参加中国与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的边界谈判。通过参加这一系列直接关系国家领土主权的重要外交谈判，章文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亚非国家是中国开展外交工作的重点。负责亚洲事务的章文晋经常陪同中国领导人会见外国客人，也多次陪同中国领导人出访。这增加了他的外交阅历，开阔了他的国际视野。在第一亚洲司的工作经历使章文晋成为一名干练成熟的外交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章文晋被任命为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然而，“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很快对外交工作产生了严重冲击。1967年4月，章文晋被“造反派”揪回国内，成为外交部第一个遭到批斗的大使。后来，他被下放到江西的一个“五七干校”劳动。

六、参与中美建交工作

1969年，中苏边界谈判开始了。周恩来想到了曾多次参与过边界谈判的章文晋。就这样，章文晋结束两年的干校劳动，重新回到他熟悉的外交岗位上。他在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工作了不到一年，一项新的使命落到章文晋的肩上。令全世界瞩目的中美关系即将结束冰冻期，开始跨太平洋的握手。

在中美关系开始解冻的20世纪70年代初，与美国人最早打交道的中国外交官就是章文晋。基辛格后来感慨地说：“章文晋大使是我接触的第一位中国外交官，他改变了我对新中国外交官的看法。”

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以后，鉴于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主张同中国改善关系。尼克松上台后展现的新的对华姿态，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友好国家领导人的注意。1970年10月1日，作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客人，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之后《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头版刊登毛泽东和埃德加•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含蓄地传递出信息。

当时，中美关系的解冻需要一个契机。毛泽东决定邀请正在日本名古屋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队访华，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抵达北京，由此上演了“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精彩一幕。

1971年1月，章文晋被任命为外交部西欧北美大洋司司长。章文晋上任后的第一件重要工作是准备接待美国特使。

7月初，中美两国迈出关键性的一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取道巴基斯坦秘密访华。中央决定派章文晋为先遣组组长赴巴基斯坦迎候。临行前，周恩来总理特别嘱咐他：“文晋，你平时不爱说话，这次要多讲一些。”

7月8日，章文晋和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翻译唐闻生以及礼宾司处长唐龙彬一行4人飞抵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并直接住进中国大使官邸，没有引起任何注意。9日凌晨3点半左右，他们按计划先于美国人到达机场。几分钟后，基辛格来了。由于担心被别人认出来，一向不戴帽子的基辛格不但戴了顶帽子，还特别戴了一副墨镜。巴基斯坦副外长苏尔丹• 汗为中美双方人员作了简短的介绍，随即告辞离去。凌晨4点半，专机按预定计划起飞，中美双方人员同乘专机一起飞往北京。

按照分工，章文晋的任务是和美方聊天，尽可能了解美国人的想法，并按规定要讲中文。飞机起飞后，双方到事先安排好的座舱闲谈。闲聊中，章文晋时常下意识地说出一两个英文词。每当这时，他马上改用中文，然后等翻译官翻译。飞机上的谈话当然不会有实质性的内容，章文晋印象最深的是基辛格当时说“美国人认为到中国比上月球还难”。此后，他多次用这话与美国人调侃。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7月9日，我登上查克拉拉机场上巴基斯坦航空公司那架波音飞机。我第一个看到的是章文晋……周恩来派他来护送我到北京去，表示他对这次访问的重视。章文晋看起来像艾尔•格雷科油画中的西班牙红衣主教——当然他穿的是毛式制服——严肃而大方，聪明而不外露。他运用英文的能力令人敬佩。他很少讲英语，但这对于他起草会议文件大有用处。”正如基辛格所言，在随后中美双方的建交谈判中，章文晋的英语水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为基辛格举行的宴会上，负责接待工作的叶剑英亲自给章文晋敬酒，感谢他在基辛格来访中所做的出色工作。

基辛格的访问使中美双方达成了尼克松访华的协议。之后，中美两国同时发表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将访问中国，以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公告发表后，在世界上引起了震动。

1971年10月，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基辛格这一次公开访问，主要为尼克松访华拟定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以下简称《公报》）。中美双方就实质性的问题展开了紧张的谈判。

《公报》的谈判分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1年10月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期间，第二阶段是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第二阶段共进行了六次谈判，中国谈判代表是副外长乔冠华，美国谈判代表是基辛格。1972年2月25日其中一场的谈判，周恩来总理亲自参与。谈判的焦点是台湾问题。这是影响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也是《公报》谈判中争论最久、最多的问题，从北京争到杭州，从杭州争到上海。

在谈判快要结束时，中美在台湾问题的措词上遇到困难。美国打算在中美联合公报中承诺从台湾撤出军队，但又想与中国承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挂钩。中国则认为，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而无论台湾问题以何种方式解决，美国都必须撤军，中国最多只能表示“希望”和平解决。这样，中方提出的是“希望”，美国要求的是“承诺”。谈判一度陷入僵局。这时，中方谈判代表、中美联合公报草案主要起草人之一的章文晋提出新的措词思路。他用英语“prospect”（前景）一词解决这一难题，既捍卫了中方立场，又符合美国胃口。

中美双方最后正式发表的《公报》是这样阐述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的——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就这样，中美建交的最大障碍得以扫除。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应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访华。毛泽东主席与尼克松横跨太平洋的握手，打破了中美冻结20余年的坚冰。中美双方于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章文晋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助理兼欧美司司长，参与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的重要工作。1973年，章文晋被任命为驻加拿大大使，张颖为参赞。临行之前，已罹患癌症的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家里专门约见章文晋夫妇和他们的4个孩子。邓颖超见到章文晋和张颖，高兴地说：“总理很忙，能和你们聊天就是一种休息。”周恩来总理除了向章文晋夫妇了解外交部的事外，还询问章文晋父亲的近况，并说，这次没能请你父母一起来，等你们回来我还要请你们全家吃饭。他特别叮嘱章文晋，到了新环境，既要有所作为，又要小心谨慎，多请示多汇报，不能凭老经验办事。章文晋没有想到，这竟是他和周恩来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这天晚上，章文晋恰好乘回京述职的飞机上。一下飞机，他听到了晴天霹雳般的噩耗。几天后，在人民大会堂，他瞻仰了这位自己追随30多年的伟人遗容，泪如雨下，悲痛万分。

七、出任驻美大使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外交部调整领导班子，1978年，章文晋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仍负责欧美事务。这一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为争取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中国领导人的出访活动明显增多。1979年1月28日，是中国农历大年初一，邓小平率代表团一行20人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陪同出访的有夫人卓琳、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外交部长黄华、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等人。邓小平的访问在全美引起轰动，在美国刮起了“邓旋风”。

章文晋在外交部副部长的任上，多次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率团参加国际会议。如1980年2月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1981年3月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同年9月第三十六届联合国大会；1982年8月第二次联合国探索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大会等。他还先后出访北美洲、拉丁美洲、欧洲和大洋洲的二十几个国家。在外交领域中，章文晋的才干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肯定。

1983年3月，由邓小平亲自点将，年近七旬的章文晋出任新中国第二任驻美大使，张颖作为外交人事改革后的第一位专职大使夫人随任。1983年3月2日，章文晋、张颖夫妇启程赴美。对于章文晋的任命，美国官方和民间都很重视。在章文晋抵美前，美国各报发表了几十篇介绍他的报道和文章。

章文晋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开展大量的工作，向美国各界展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形象。初到美国，章文晋发现美国社会各界对中国的了解很少，有些偏见却根深蒂固。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最便捷的途径是通过美国的舆论界宣传中国。于是，章文晋主动联系拜会新闻界瞩目的尼克松、洛克菲勒等有影响的人物，积极接受《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记者的采访，并利用各种机会，四处讲演。在两年任期内，章文晋先后访问了美国30多个州，发表过近200场的演讲，向美国民众和社会各界展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巨大变化和新形象。

1983年5月2日，章文晋应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之邀发表他使美后的第一次演讲。他用流利的英语和美国人易于接受的方式解释了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并表明了我国政府愿积极推动中美关系的态度。按照美国人的习惯，章文晋只讲十几分钟，以便留出时间让听众提问题。台下有美国听众向章文晋提出了尖锐的问题：“你演讲的时候，外面正在举行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游行。对此，你有何感想？”章文晋听了，摆出一幅惊讶的样子巧妙地答道：“是吗？我怎么没有看见呢。我只看见会场内对中国人民友好的热烈气氛。”睿智而幽默的回答引起全场观众的笑声。然后，他正色道：“我相信中美人民的友好是两国关系中的主流，这是任何人也不能改变的。”台下听众还十分关心，他作为新任大使准备怎样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章文晋说：“在座的人中有那么多中国人，我请你们都作驻美国大使，一起来做好这件工作。” 章文晋的坦诚沟通与真诚以待使台上台下的情感紧紧联在一起。讲演在热烈掌声中结束。

在驻美大使任职期间，章文晋把广交朋友作为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他认为，要营造中美两国之间的良好气氛需要朋友，中国驻美大使馆开展各方面的工作也需要朋友。章文晋到任后利用各种机会、各种社会关系，积极开展活动。不管是官方组织的，还是民间安排的活动；不管是团体出面邀请的、还是私人邀请的；不管是美国人的，还是华侨的，只要有利于促进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他只要有时间几乎是有请必到。有时，他乘飞机就像坐公共汽车一样，在华盛顿和其他大城市之间往返。章文晋参与的各种活动，为中国驻美大使馆在美国社会各界建立起了广泛的社会联系。到1984年圣诞节，由章文晋亲笔签名而发出的圣诞贺卡就达500封以上。

在外交场合，人们的交往常常限于礼宾上的或工作上的关系，然而，章文晋却能与许多美国各界人士成为关系密切的朋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章文晋时时处处注意与各方人士保持友谊，不分远近、不分厚薄，都是真诚相待。只要有人提出，他随时准备给人以帮助。例如，他赴美任职时是共和党执政，一些民主党人士、卡特政府时期的官员已不在政府内任职，但章文晋仍主动去拜访他们。民主党人、前驻华大使令伍德科克的孩子要到中国访问，他热心地帮助安排，伍德科克很受感动。美国是个共和党、民主党轮流执政的国家，在两党中都有这样一批老朋友，对维持美国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往往起到很积极的作用。当1985年春章文晋离任时，中美关系已得到极大改善。

外国同行们都十分喜欢与章文晋交往，对他评价很高。例如，曾担任联邦德国驻华大使的魏克德先生认为，章文晋头脑清醒、冷静，很有修养，且兴趣广泛，他对世界上各个国家发生的事情能作出公正的判断。魏德克回忆说，章文晋健谈，喜欢讨论问题，但不喜欢出头露面。在私人的交往中，章文晋表现得谦虚谨慎并有礼貌。他富有幽默感，爱笑，很有魅力。曾任联邦德国驻加拿大大使的鲍特维尔斯的夫人回忆说，我们一起在加拿大供职的时候，我经常有各种机会学习章文晋的智慧，这种智慧能把传统价值和现代社会的要求结合在一起。我经常感受到他的巨大天赋才干，促使各国人民之间相互理解和去除相互交流中的文化障碍。

章文晋从事外交工作37年，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外交事业。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国。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和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友好关系，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大量的、卓越的贡献。他一生以周恩来总理为榜样，开拓进取，鞠躬尽瘁，无愧是新中国的一名杰出外交家。

（作者系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二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