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当时我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机要科工作,是皖南事变的亲历者。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历史,真是百感交集,万分沉痛。这个血的教训是永远永远不能忘记的。
1941年1月4日晚上,我们惜别在一起战斗生活了近三年的乡亲,举着火把,沿着崎岖的山路,踏上了新的征途。最后撤离的一批队伍共9000人,编为三个纵队,军直属机关是单独编队的。我们机要科工作人员有十多人,其中四个女同志。出发不久,我们遵照上级指示将密码分散埋在就近稻田里,开始使用脑子里记住的密码。因连日下雨,行军速度缓慢,几天后我们身上背的粮袋空了。一天。首长叫把一匹腿受伤的马杀了给大家充饥。刚要开饭,顽军的枪响了,炊事班同志只好挑起煮熟的马肉就走,待枪声稍停便把马肉一块一块地装到战士们的碗里。我们边吃边爬山,顽军从山下追逼上来。我们爬到山顶时天已黑了。当顽军追到山顶,我们早转移到第二座山。由于多天来没有休息过,我已疲惫不堪,行动困难。一位战士看见我掉队了,便不顾自己劳累,用力把我拉到山顶;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不是被顽军乱枪打死,也会被俘虏。可惜我还没有问他的姓名,也来不及向他致谢,他就匆忙地回到战斗队伍中去了。
顽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情况越来越危急。包围反包围,冲散了再集合,集合起来又被冲散。为了突出重围,我们不得不从山顶上冲下来。漆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只能听见密集的枪声。在或明或暗的月光下,我看到每个人的手脸都划破了,衣服裤子都撕成了片,每人屁股后像是打着小旗子。后来听老乡说,这山顶从未有人上去过。翻越东流山到达石井坑,又遭到顽军108师的伏击。双方混战了一夜,我军经七天七夜的苦战,被迫退守石井坑集中。
记得在高坦时,叶挺军长曾向教导队和军直属队人员鼓动讲话:为了抗日,为了人民,我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从我起直到每个战士,就是剩下一个人、一支枪,也要与卖国贼打到底。说完他亲自指挥作战,拿着三用文明棍,脖子上挂着望远镜。有时流弹从头顶上穿过,他也若无其事,他的沉着镇定鼓舞了我们的士气。军长还命令把迫击炮架起来,说:“有几发打几发,打完了甩掉。”我们只有两门炮,当然不可能把敌人打垮,但要让敌人听到我们有炮,要给我们部队进攻创造有利条件。
我们到达石井坑整顿队伍时,顽军从四面八方逼近。叶军长原想把整个部队带出去的打算看来是难以实现了。这时,正好中央来电:如有可能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为有利。叶军长立即在山上召开紧急会议,下令组织突围。当天傍晚,领导机要科的童秘书给我们分发银元,发给我10元,并交代清楚,这笔款不到万不得己不得随便动用,没有用完的交公。李一氓秘书长嘱咐我们说:“万一部队再集合不起来,就分散突围,目的地盐城汇合;突围不出去就暂时隐蔽在山洞里,待情况好转时,设法到目的地。不要怕饥饿,饿是饿不死的,如果迷失方向,最简单的办法是看土地庙,它坐北朝南。”项英副军长流着眼泪说:“早知今日,不如让你们提前从后方这条线转移,现在你们要吃苦头了。”领导这样关心我们,使我心里非常难受,只恨自己年轻不懂事,在这紧急时刻不能为领导分忧,还让领导为我们的安危担心。因此,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冲出去到达目的地,不辜负领导对我们的关怀。
到了晚上,童秘书通知我,机要员要分散到首长身边,担任随身译电员,并分配我跟叶军长行动(主要是考虑冲出包围后便于及时和中央取得联系)。此后,我一直跟着叶挺军长。
当晚到了西坑,这是一条狭长的山谷。我们重新组织队伍,准备冲出包围,但四处枪声不断,无法冲出。叶军长沉思了一会,命令把部队撤回来,停止开枪,让敌人自己相互拼杀。我们抓紧这一时间休息片刻,在老乡家里烧了一只鸡,大家分着吃。第二天,叶军长率领教导队部分工作人员突围,到大康王时被敌108师挡住去路。军长临时组织手枪队猛烈冲杀,但未能冲出。我军伤亡惨重。军长为了挽救危局、保全部队,答应与108师谈判。我们集合在阵地上等待军长谈判归来。等着等着,忽然从山上飞来流弹,大家立即卧倒在地上。我醒过来觉得自己没有受伤,爬起来一看,遍地是战友的尸体。我站在那里发呆,抬头看对面山上有几位同志着急地向我招手。我抬起沉重的双腿,踏着战友的血迹向前走,才看清是军参谋处处长陈铁军、作战参谋贾坡、政治部民运部长夏征农和新调来总参的张元寿和他的通讯员。我立即奔向他们。从此,我们六人组成了一个临时小分队,一起行动。
我们开始每走一段路都用柴禾伪装好,不让敌人发现我们的足迹。后来,我们找到一个地形较好的山洞并隐藏在里面。大家轮流在洞口放哨,察看敌情。开头几天,只听顽军在山脚下高声叫喊:“你们的军长被俘啦!赶快投降吧,我们优待俘虏,快下山来给你们发食品,给你们饭吃”。诱骗不成,他们又对山上乱开枪、乱扔手榴弹,进山搜索。我们藏在山洞里不能发出一点响声,就连咳嗽都要先做手势,再用毛毯捂住脑袋;同时也随时准备与敌人拼搏。过了几天,敌人开始陆续向西北方向转移。等到第五天,枪声逐渐平息下来,敌人全部开走了。张元寿同志先出山探路,只剩下我们四人。大家一致表示:“我们四人一定要行动在一起,生死在一起”。第六天,我们开始在洞外找些野生食物。有一次,陈铁军同志(他是经过三年游击战考验,是教导队军事教员)好不容易找回一些野菜,还有一颗红色带刺的野果。我们把它分成四份,分而食之;吃完肚子还是饿得难受,每人又将空米袋翻过来,把沾在口袋上的米粒弄下来,数了数,平均每人分到七粒米充饥。第七天我们口渴得要命,我和贾坡同志下山去找水。山路都是石子,脚踩着石子往下滑的声音太大,只好匍匐前进,忽然发现一片稻田里有水,太好了!我们趴在田边上贪婪地喝了一口泥浆水,真是舒服极了。喝过后,用皮包盛了一包水带上山。艰难地爬回山洞一看,老夏和老陈不见了。我很纳闷,还是贾坡有经验,说:“等一会儿他们会出来的。”原来他们怕发生意外,转移到别处隐藏了;待他们出来时,我们带回的水也漏得差不多了,他们俩只好用舌头舔了舔留在皮包上的水迹。
为了早日突围,当晚我们走出了山洞,沿着敌人走的方向往前走。远远看见有灯火,就向着灯火的方向前进。找到了一间老乡住的房屋,见他正在煮一大锅热气腾腾的大杂烩(锅巴、肉皮、鸡皮混在一起)。老乡看到我们是新四军,就热情地接待我们,并向我们诉苦:“你们看看,这些都是大兵(指国民党兵)糟蹋的,他们一到村里,鸡鸭猪羊粮食一抢光,吃饱了还扔下一地的东西,我们只好拾回来煮煮吃。”老夏从身上拿出10银元和老乡商量,分一点饭吃。开始老乡不肯收银元,我们一再坚持他才收下。我们看到这一大锅饭,心想全都能吃下去,眼大肚子小,谁知一碗还没吃完,眼睛都睁不开了,两腿也发软,唯一需要的是睡觉。老乡一看急忙打扫干净一张床,让我们挤在一起睡。睡前我们交给老乡一块表,请他过一个小时叫醒我们。睡了一会儿我便醒了,睁开眼一看,微弱的灯光下,老乡靠着盛稻子的空箩筐,遮住光线,脸上带着微笑正在数银元。到了钟点,他把我们都叫醒,把表和银元如数交给老夏,不管我们怎么说要他留下银元,他死活不肯收,并诚恳地说:“你们都是好人,新四军是人民子弟兵,是咱穷人自己的队伍,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你们拿着有用,你们活着出去,我们子孙后代才有出头之日,再说,这东西放在我这里早晚要被国民党兵搜走。”说着他打开后门,指点我们上路。老乡那份真诚朴实的感情,一直牢记在我心上。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皖南人民对我军的一片深情厚意。
我们按照老乡指点的方向往前走,到了大康王口,忽然发现山上下来一个人:他就是在当地铜陵区委工作的陈爱曦同志。有一位熟悉地形的同志帮助我们领路,增加了我们能突围出去的信心。有一天下着雪,我们坐在坟地里靠几口棺材掩护,派老陈出去探听路线,一直到晚上才找到老百姓的住宅。老乡被顽军吓怕了,夜里敲门都不理睬。
我们搭人梯翻进院墙向老乡说明了情况。老奶奶告诉我们,国民党军搜查得很紧,老百姓都进山去躲避,她的丈夫和儿子都被国民党军抓走了。她连续不断地说你们是好人,并做了一顿饭给我们吃,又在小桶里找出一点米给我们。我们离开大康王向茂林方向走,途中遇到顽军又隐蔽了几天,后到茂林附近一幢破房子楼上暂时安顿下来,每天由老陈去打听顽军动向,以便决定能否行动。大家经过研究,认为只有扮成客商出去比较妥当。但当时社会上没有女客商,大家想让我装成夏老的女儿;但夏老是江西口音,我是浙江人,经不起敌人盘问。大家冥思苦想,也找不出让我同大家一起走的办法。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决定通过夏老统战关系介绍我到茂林中华圣公会会长陆绍泉家。去茂林路上,由老陈与当地群众联系,负责护送。临别时,夏老依依不舍地端详了我一会儿说道:“万一遇到敌人,你说你16岁,16岁够不上刑事法律,你懂吗?到了陆会长家,你说我是你叔叔,他会帮助你的;他家的女婿吴寿祺和另外一个吴保萼,他们俩都是进步老师,也可以请他们帮助你脱险。”最后他又说:“我们不管是谁先到达,都要把我们的情况向党组织汇报。”
当天晚上我们就分手了,由老乡把我送到山沟里,第二天派贾坡同志来看我,问我一人怕不怕。当时我坚定地回答:不怕,你们放心走吧!其实,我独自在这条长长的山沟里藏着,只见两边山崖陡峭、荆棘丛生,黑夜笼罩了整个森林,我紧张得一夜没敢合眼:思考着,如果万一遇到意外,我要做一名有志气的女战士。果然,天刚亮沟口突然响起了枪声。我准备好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故,同时把身子尽量隐蔽好。这一天总算平安度过了。天黑了,看到有一个砍柴模样的老乡(给我送饭来的乡亲)从我头顶上走过来,慢慢解开身上的围裙。将炒米球(安徽过年的特产)扔下来:我就靠着这些米球充饥。过了几天的一个夜晚,老乡提着灯笼在沟口轻轻地喊:“不要害怕,我们接你来了。”一见面老乡便说:“这里不安全,我们想把你转移到去茂林更靠近一点的地方。”随后便将我送到离唐村不远的马路口上老乡家:为了防备万一,要我装哑巴。隔了一天,敌人又打了回来,老乡四处逃跑。我怕连累老乡家,便独自带着要饭瓢、打狗棍,向茂林走。幸好路上遇到一批民工,便向他们打听去茂林路怎么走。其中有一个民工(后来知道他姓杜)自我介绍:我们都是送新四军政治部同志刚回来。沉思了一会,他又对我说:“你一个人去茂林有困难,跟我们一起走。”我们边走边说,话很投机,我认他为干爹,求他送我到茂林陆会长家。他怕我信不过他,一再对我说:政治部的同志在他家住过,他和他们很熟悉。他家离茂林很近,劝我先住到他家,尔后再送我到茂林。他说:“你到我家后有人问你,就说是××中学的学生,因为怕打仗,想回家过年。”一到他家,一家人都把我当作自家人看待。没住几天,村里的人也都知道我的底细,经常给我送新四军的消息:要我相信新四军会很快回来的。除夕前,大爷便替我打听好陆会长的住址(后来我知道杜大爷本人也是圣火会的会员),是以办年货进城和陆会长取得联系的。正月初五,杜大爷给我借了一件新娘子衣服回“娘家”。他嘱咐我:“茂林镇九步一个岗,如碰到站岗的,千万不要答腔,一切由我来对付。”我们通过一个一个岗哨,顺利到达陆会长家。为了感谢护送我的杜大爷,我将参军时唯一留作纪念的毛衣送给他。可是过了几天,大爷又把毛衣送回来了,并亲切地对我说:“共产党是我们穷人的党,我们盼望你们早点回来。”我非常感激并永远铭记老乡们对新四军的这份深情厚意。
到达陆会长家后,吴寿祺和吴保萼两位老师及时来看我。他们商量后,决定把我安置在陆会长家,并告诉我:“你叔叔(指夏老)和我们已联系过了。”陆家共七口人:陆会长和陆师娘,上有老人,下有二女、小儿子,还有一个侄子。陆会长很慈祥,不爱说话,吃饭时非常客气,老对我说:“吃吧,就在自己家一样,我和你叔叔见过面,他把你送到我家是对我的信任。我们对爱国志士是支持的,没有前线哪有后方的安全。”我到他家后,发觉茂林的风声非常紧,顽军推行“五家连环保”,经常查户口,只要发现有一点嫌疑,就会被扣上窝匪的罪名,全家都遭殃;还有严密的组织特务网,收买叛徒来破坏我地下党组织,并贴出布告宣布蒋介石手令,捉到项英、周子昆、袁国平各赏五万元。为了安全起见,陆会长他们把我藏到阁楼上。矮小的阁楼打扫得干干净净,但只能限在一把藤椅的范围活动。阁楼的对面就是当时关押新四军的一座小学。这一家人为了我的安全要担多大的风险呀;但全家人千方百计掩护我,没有走漏一点风声。不论是杜大爷和陆会长全家和吴老师家,他们和我素不相识,都做到了舍命救人。这充分证明,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在群众中有着崇高的威信。我在陆会长家受到热情照顾,可我内心非常着急:盼望着送夏老的那位同志早日回来,我能尽快归队。过了40天。我等不及了,和他们商量,先到永康去找我的哥哥周振,再设法回部队。他们思量后表示同意。正巧陆会长的一位朋友周璞堂是做珠宝生意的客商,要到浙江绍兴一趟,到永康是顺路,于是就把护送我的事托付给他。两位吴老师高兴地通知我说,周老先生原籍浙江,又和我是同姓同乡,机会难得。我当然是喜出望外。起程前,陆会长全家为我送行。他们在这40天里冒着风险,对我无微不至关怀,我一生都要感恩图报。后来听说,陆会长于1947年9月为配合我军解放茂林英勇献身。陆老先生是位爱国爱民的英雄,一身正气,令人敬佩!我一直以他们的精神鼓励自己。
在周璞堂老先生带领下,我总算离开茂林的危险境界。周老先生到了诸暨为我买好去永康的车票,我们就告别了。我到了永康先找到地下党联络处的俞振熙,这是我嫂子的阿哥家:地址是我嫂子撤退到皖南看我时告诉我的。俞是在商办运输公司工作,他们在忙着转移。几座高楼,人走楼空。我就在空楼借宿了一晚,好在白天哥哥来看过我,带我去看过地下党组织住址。我高兴得跳起来,回部队有希望了。当晚,我美美地睡了一觉。天一亮我急忙起来,出城门,就见一架日本侦察机在头上转,很快后面跟着九架飞机,六架一组轮流轰炸。我跟着人群趴在地上,头都不敢抬。接连轰炸足有两个小时,永康城被炸成一片焦土。我随着市民流落在乡间山野,等到晚上才去找地下党组织和我接头的同志。他们也正在着急,怕我遇到危险。看到他们,我也放心了,跟随他们分散到农村居住。不久特委沈景德同志告诉我,交通被日本鬼子轰炸切断了,短期内无法归队,要我暂时留在地方工作。我总想早日归队,整夜不能入睡。此时,不幸我的一条腿突然红肿。农村没处看病,我哥哥用切菜刀替我切开脓肿。可能是感染,我手脚发抖,一条腿不能落地:我真担心回不了部队。哥哥安慰我:“一只腿一样能为党工作,搞印刷、搞地下联络站,不都同样能发挥共产党员的作用?”我振作精神,一只脚跳着去赶集。一个土医生发现我一只脚不能落地,问了我的病情,便给我放出脓血,立时就能下地走路了。党组织介绍我去永康报社配合报社总编周健同志,把没有刊登报上的电报译出来,供内部参考。我和周健在报社公开身份是兄妹关系。在报社党组织掩护下,工作了三个月,后来得知去内地的交通恢复了,我便要求回部队。我哥哥把他唯一的一床毛毯卖了给我做路费,还托周健同志为我办理通行证。我终于平安地回到了苏中根据地。
*周临冰,曾用名周杏荪,女,1921年10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临海市(原临海县)城关龙须巷周家里。早在青年时代,受其兄周振(1938年中共临海县委书记)的影响,她接受了党的启蒙教育,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进行革命宣传活动,1938年赴皖南参加新四军,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39年1月在皖南参加新四军教导队,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新四军军部从事机要和译电工作。在新四军军部工作期间,周临冰直接受到叶挺、项英等首长的培养和教育,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1941年,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她亲身经历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九死一生,在深山野岭中隐蔽了七天七夜,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经组织营救脱险,成为新四军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幸存者之一。皖南事变以后,周临冰同志转到地方工作,曾在盐城一区、浙西区、山东烟台市、河南宝丰县等地工作,历任机要译电员、市妇联主任、县妇委书记。全国解放后,历任湖南长沙市西区区委书记,中央财政部党办组织组组长,北京珐琅厂党委副书记,国家工商总局主持中国广告联合公司工作(副局级),直至1982年离休。
(周凌华、周炳炬推荐 文章参考中共临海市委老干部局、中共临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烽火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