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当时我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机要科工作，是皖南事变的亲历者。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历史，真是百感交集，万分沉痛。这个血的教训是永远永远不能忘记的。

1941年1月4日晚上，我们惜别在一起战斗生活了近三年的乡亲，举着火把，沿着崎岖的山路，踏上了新的征途。最后撤离的一批队伍共9000人，编为三个纵队，军直属机关是单独编队的。我们机要科工作人员有十多人，其中四个女同志。出发不久，我们遵照上级指示将密码分散埋在就近稻田里，开始使用脑子里记住的密码。因连日下雨，行军速度缓慢，几天后我们身上背的粮袋空了。一天。首长叫把一匹腿受伤的马杀了给大家充饥。刚要开饭，顽军的枪响了，炊事班同志只好挑起煮熟的马肉就走，待枪声稍停便把马肉一块一块地装到战士们的碗里。我们边吃边爬山，顽军从山下追逼上来。我们爬到山顶时天已黑了。当顽军追到山顶，我们早转移到第二座山。由于多天来没有休息过，我已疲惫不堪，行动困难。一位战士看见我掉队了，便不顾自己劳累，用力把我拉到山顶；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不是被顽军乱枪打死，也会被俘虏。可惜我还没有问他的姓名，也来不及向他致谢，他就匆忙地回到战斗队伍中去了。

顽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情况越来越危急。包围反包围，冲散了再集合，集合起来又被冲散。为了突出重围，我们不得不从山顶上冲下来。漆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只能听见密集的枪声。在或明或暗的月光下，我看到每个人的手脸都划破了，衣服裤子都撕成了片，每人屁股后像是打着小旗子。后来听老乡说，这山顶从未有人上去过。翻越东流山到达石井坑，又遭到顽军108师的伏击。双方混战了一夜，我军经七天七夜的苦战，被迫退守石井坑集中。

记得在高坦时，叶挺军长曾向教导队和军直属队人员鼓动讲话：为了抗日，为了人民，我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从我起直到每个战士，就是剩下一个人、一支枪，也要与卖国贼打到底。说完他亲自指挥作战，拿着三用文明棍，脖子上挂着望远镜。有时流弹从头顶上穿过，他也若无其事，他的沉着镇定鼓舞了我们的士气。军长还命令把迫击炮架起来，说：“有几发打几发，打完了甩掉。”我们只有两门炮，当然不可能把敌人打垮，但要让敌人听到我们有炮，要给我们部队进攻创造有利条件。

我们到达石井坑整顿队伍时，顽军从四面八方逼近。叶军长原想把整个部队带出去的打算看来是难以实现了。这时，正好中央来电：如有可能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为有利。叶军长立即在山上召开紧急会议，下令组织突围。当天傍晚，领导机要科的童秘书给我们分发银元，发给我10元，并交代清楚，这笔款不到万不得己不得随便动用，没有用完的交公。李一氓秘书长嘱咐我们说：“万一部队再集合不起来，就分散突围，目的地盐城汇合；突围不出去就暂时隐蔽在山洞里，待情况好转时，设法到目的地。不要怕饥饿，饿是饿不死的，如果迷失方向，最简单的办法是看土地庙，它坐北朝南。”项英副军长流着眼泪说：“早知今日，不如让你们提前从后方这条线转移，现在你们要吃苦头了。”领导这样关心我们，使我心里非常难受，只恨自己年轻不懂事，在这紧急时刻不能为领导分忧，还让领导为我们的安危担心。因此，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冲出去到达目的地，不辜负领导对我们的关怀。

到了晚上，童秘书通知我，机要员要分散到首长身边，担任随身译电员，并分配我跟叶军长行动（主要是考虑冲出包围后便于及时和中央取得联系）。此后，我一直跟着叶挺军长。

当晚到了西坑，这是一条狭长的山谷。我们重新组织队伍，准备冲出包围，但四处枪声不断，无法冲出。叶军长沉思了一会，命令把部队撤回来，停止开枪，让敌人自己相互拼杀。我们抓紧这一时间休息片刻，在老乡家里烧了一只鸡，大家分着吃。第二天，叶军长率领教导队部分工作人员突围，到大康王时被敌108师挡住去路。军长临时组织手枪队猛烈冲杀，但未能冲出。我军伤亡惨重。军长为了挽救危局、保全部队，答应与108师谈判。我们集合在阵地上等待军长谈判归来。等着等着，忽然从山上飞来流弹，大家立即卧倒在地上。我醒过来觉得自己没有受伤，爬起来一看，遍地是战友的尸体。我站在那里发呆，抬头看对面山上有几位同志着急地向我招手。我抬起沉重的双腿，踏着战友的血迹向前走，才看清是军参谋处处长陈铁军、作战参谋贾坡、政治部民运部长夏征农和新调来总参的张元寿和他的通讯员。我立即奔向他们。从此，我们六人组成了一个临时小分队，一起行动。

我们开始每走一段路都用柴禾伪装好，不让敌人发现我们的足迹。后来，我们找到一个地形较好的山洞并隐藏在里面。大家轮流在洞口放哨，察看敌情。开头几天，只听顽军在山脚下高声叫喊：“你们的军长被俘啦!赶快投降吧，我们优待俘虏，快下山来给你们发食品，给你们饭吃”。诱骗不成，他们又对山上乱开枪、乱扔手榴弹，进山搜索。我们藏在山洞里不能发出一点响声，就连咳嗽都要先做手势，再用毛毯捂住脑袋；同时也随时准备与敌人拼搏。过了几天，敌人开始陆续向西北方向转移。等到第五天，枪声逐渐平息下来，敌人全部开走了。张元寿同志先出山探路，只剩下我们四人。大家一致表示：“我们四人一定要行动在一起，生死在一起”。第六天，我们开始在洞外找些野生食物。有一次，陈铁军同志（他是经过三年游击战考验，是教导队军事教员)好不容易找回一些野菜，还有一颗红色带刺的野果。我们把它分成四份，分而食之；吃完肚子还是饿得难受，每人又将空米袋翻过来，把沾在口袋上的米粒弄下来，数了数，平均每人分到七粒米充饥。第七天我们口渴得要命，我和贾坡同志下山去找水。山路都是石子，脚踩着石子往下滑的声音太大，只好匍匐前进，忽然发现一片稻田里有水，太好了!我们趴在田边上贪婪地喝了一口泥浆水，真是舒服极了。喝过后，用皮包盛了一包水带上山。艰难地爬回山洞一看，老夏和老陈不见了。我很纳闷，还是贾坡有经验，说：“等一会儿他们会出来的。”原来他们怕发生意外，转移到别处隐藏了；待他们出来时，我们带回的水也漏得差不多了，他们俩只好用舌头舔了舔留在皮包上的水迹。

为了早日突围，当晚我们走出了山洞，沿着敌人走的方向往前走。远远看见有灯火，就向着灯火的方向前进。找到了一间老乡住的房屋，见他正在煮一大锅热气腾腾的大杂烩（锅巴、肉皮、鸡皮混在一起）。老乡看到我们是新四军，就热情地接待我们，并向我们诉苦：“你们看看，这些都是大兵(指国民党兵)糟蹋的，他们一到村里，鸡鸭猪羊粮食一抢光，吃饱了还扔下一地的东西，我们只好拾回来煮煮吃。”老夏从身上拿出10银元和老乡商量，分一点饭吃。开始老乡不肯收银元，我们一再坚持他才收下。我们看到这一大锅饭，心想全都能吃下去，眼大肚子小，谁知一碗还没吃完，眼睛都睁不开了，两腿也发软，唯一需要的是睡觉。老乡一看急忙打扫干净一张床，让我们挤在一起睡。睡前我们交给老乡一块表，请他过一个小时叫醒我们。睡了一会儿我便醒了，睁开眼一看，微弱的灯光下，老乡靠着盛稻子的空箩筐，遮住光线，脸上带着微笑正在数银元。到了钟点，他把我们都叫醒，把表和银元如数交给老夏，不管我们怎么说要他留下银元，他死活不肯收，并诚恳地说：“你们都是好人，新四军是人民子弟兵，是咱穷人自己的队伍，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你们拿着有用，你们活着出去，我们子孙后代才有出头之日，再说，这东西放在我这里早晚要被国民党兵搜走。”说着他打开后门，指点我们上路。老乡那份真诚朴实的感情，一直牢记在我心上。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皖南人民对我军的一片深情厚意。

我们按照老乡指点的方向往前走，到了大康王口，忽然发现山上下来一个人：他就是在当地铜陵区委工作的陈爱曦同志。有一位熟悉地形的同志帮助我们领路，增加了我们能突围出去的信心。有一天下着雪，我们坐在坟地里靠几口棺材掩护，派老陈出去探听路线，一直到晚上才找到老百姓的住宅。老乡被顽军吓怕了，夜里敲门都不理睬。

我们搭人梯翻进院墙向老乡说明了情况。老奶奶告诉我们，国民党军搜查得很紧，老百姓都进山去躲避，她的丈夫和儿子都被国民党军抓走了。她连续不断地说你们是好人，并做了一顿饭给我们吃，又在小桶里找出一点米给我们。我们离开大康王向茂林方向走，途中遇到顽军又隐蔽了几天，后到茂林附近一幢破房子楼上暂时安顿下来，每天由老陈去打听顽军动向，以便决定能否行动。大家经过研究，认为只有扮成客商出去比较妥当。但当时社会上没有女客商，大家想让我装成夏老的女儿；但夏老是江西口音，我是浙江人，经不起敌人盘问。大家冥思苦想，也找不出让我同大家一起走的办法。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决定通过夏老统战关系介绍我到茂林中华圣公会会长陆绍泉家。去茂林路上，由老陈与当地群众联系，负责护送。临别时，夏老依依不舍地端详了我一会儿说道：“万一遇到敌人，你说你16岁，16岁够不上刑事法律，你懂吗?到了陆会长家，你说我是你叔叔，他会帮助你的；他家的女婿吴寿祺和另外一个吴保萼，他们俩都是进步老师，也可以请他们帮助你脱险。”最后他又说：“我们不管是谁先到达，都要把我们的情况向党组织汇报。”

当天晚上我们就分手了，由老乡把我送到山沟里，第二天派贾坡同志来看我，问我一人怕不怕。当时我坚定地回答：不怕，你们放心走吧!其实，我独自在这条长长的山沟里藏着，只见两边山崖陡峭、荆棘丛生，黑夜笼罩了整个森林，我紧张得一夜没敢合眼:思考着，如果万一遇到意外，我要做一名有志气的女战士。果然，天刚亮沟口突然响起了枪声。我准备好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故，同时把身子尽量隐蔽好。这一天总算平安度过了。天黑了，看到有一个砍柴模样的老乡(给我送饭来的乡亲)从我头顶上走过来，慢慢解开身上的围裙。将炒米球(安徽过年的特产)扔下来：我就靠着这些米球充饥。过了几天的一个夜晚，老乡提着灯笼在沟口轻轻地喊：“不要害怕，我们接你来了。”一见面老乡便说：“这里不安全，我们想把你转移到去茂林更靠近一点的地方。”随后便将我送到离唐村不远的马路口上老乡家：为了防备万一，要我装哑巴。隔了一天，敌人又打了回来，老乡四处逃跑。我怕连累老乡家，便独自带着要饭瓢、打狗棍，向茂林走。幸好路上遇到一批民工，便向他们打听去茂林路怎么走。其中有一个民工(后来知道他姓杜)自我介绍：我们都是送新四军政治部同志刚回来。沉思了一会，他又对我说：“你一个人去茂林有困难，跟我们一起走。”我们边走边说，话很投机，我认他为干爹，求他送我到茂林陆会长家。他怕我信不过他，一再对我说：政治部的同志在他家住过，他和他们很熟悉。他家离茂林很近，劝我先住到他家，尔后再送我到茂林。他说：“你到我家后有人问你，就说是××中学的学生，因为怕打仗，想回家过年。”一到他家，一家人都把我当作自家人看待。没住几天，村里的人也都知道我的底细，经常给我送新四军的消息：要我相信新四军会很快回来的。除夕前，大爷便替我打听好陆会长的住址(后来我知道杜大爷本人也是圣火会的会员)，是以办年货进城和陆会长取得联系的。正月初五，杜大爷给我借了一件新娘子衣服回“娘家”。他嘱咐我：“茂林镇九步一个岗，如碰到站岗的，千万不要答腔，一切由我来对付。”我们通过一个一个岗哨，顺利到达陆会长家。为了感谢护送我的杜大爷，我将参军时唯一留作纪念的毛衣送给他。可是过了几天，大爷又把毛衣送回来了，并亲切地对我说：“共产党是我们穷人的党，我们盼望你们早点回来。”我非常感激并永远铭记老乡们对新四军的这份深情厚意。

到达陆会长家后，吴寿祺和吴保萼两位老师及时来看我。他们商量后，决定把我安置在陆会长家，并告诉我：“你叔叔（指夏老）和我们已联系过了。”陆家共七口人：陆会长和陆师娘，上有老人，下有二女、小儿子，还有一个侄子。陆会长很慈祥，不爱说话，吃饭时非常客气，老对我说：“吃吧，就在自己家一样，我和你叔叔见过面，他把你送到我家是对我的信任。我们对爱国志士是支持的，没有前线哪有后方的安全。”我到他家后，发觉茂林的风声非常紧，顽军推行“五家连环保”，经常查户口，只要发现有一点嫌疑，就会被扣上窝匪的罪名，全家都遭殃；还有严密的组织特务网，收买叛徒来破坏我地下党组织，并贴出布告宣布蒋介石手令，捉到项英、周子昆、袁国平各赏五万元。为了安全起见，陆会长他们把我藏到阁楼上。矮小的阁楼打扫得干干净净，但只能限在一把藤椅的范围活动。阁楼的对面就是当时关押新四军的一座小学。这一家人为了我的安全要担多大的风险呀；但全家人千方百计掩护我，没有走漏一点风声。不论是杜大爷和陆会长全家和吴老师家，他们和我素不相识，都做到了舍命救人。这充分证明，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在群众中有着崇高的威信。我在陆会长家受到热情照顾，可我内心非常着急：盼望着送夏老的那位同志早日回来，我能尽快归队。过了40天。我等不及了，和他们商量，先到永康去找我的哥哥周振，再设法回部队。他们思量后表示同意。正巧陆会长的一位朋友周璞堂是做珠宝生意的客商，要到浙江绍兴一趟，到永康是顺路，于是就把护送我的事托付给他。两位吴老师高兴地通知我说，周老先生原籍浙江，又和我是同姓同乡，机会难得。我当然是喜出望外。起程前，陆会长全家为我送行。他们在这40天里冒着风险，对我无微不至关怀，我一生都要感恩图报。后来听说，陆会长于1947年9月为配合我军解放茂林英勇献身。陆老先生是位爱国爱民的英雄，一身正气，令人敬佩！我一直以他们的精神鼓励自己。

在周璞堂老先生带领下，我总算离开茂林的危险境界。周老先生到了诸暨为我买好去永康的车票，我们就告别了。我到了永康先找到地下党联络处的俞振熙，这是我嫂子的阿哥家：地址是我嫂子撤退到皖南看我时告诉我的。俞是在商办运输公司工作，他们在忙着转移。几座高楼，人走楼空。我就在空楼借宿了一晚，好在白天哥哥来看过我，带我去看过地下党组织住址。我高兴得跳起来，回部队有希望了。当晚，我美美地睡了一觉。天一亮我急忙起来，出城门，就见一架日本侦察机在头上转，很快后面跟着九架飞机，六架一组轮流轰炸。我跟着人群趴在地上，头都不敢抬。接连轰炸足有两个小时，永康城被炸成一片焦土。我随着市民流落在乡间山野，等到晚上才去找地下党组织和我接头的同志。他们也正在着急，怕我遇到危险。看到他们，我也放心了，跟随他们分散到农村居住。不久特委沈景德同志告诉我，交通被日本鬼子轰炸切断了，短期内无法归队，要我暂时留在地方工作。我总想早日归队，整夜不能入睡。此时，不幸我的一条腿突然红肿。农村没处看病，我哥哥用切菜刀替我切开脓肿。可能是感染，我手脚发抖，一条腿不能落地：我真担心回不了部队。哥哥安慰我：“一只腿一样能为党工作，搞印刷、搞地下联络站，不都同样能发挥共产党员的作用?”我振作精神，一只脚跳着去赶集。一个土医生发现我一只脚不能落地，问了我的病情，便给我放出脓血，立时就能下地走路了。党组织介绍我去永康报社配合报社总编周健同志，把没有刊登报上的电报译出来，供内部参考。我和周健在报社公开身份是兄妹关系。在报社党组织掩护下，工作了三个月，后来得知去内地的交通恢复了，我便要求回部队。我哥哥把他唯一的一床毛毯卖了给我做路费，还托周健同志为我办理通行证。我终于平安地回到了苏中根据地。

*周临冰，曾用名周杏荪，女，1921年10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临海市（原临海县）城关龙须巷周家里。早在青年时代，受其兄周振（1938年中共临海县委书记）的影响，她接受了党的启蒙教育，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进行革命宣传活动，1938年赴皖南参加新四军，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39年1月在皖南参加新四军教导队，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新四军军部从事机要和译电工作。在新四军军部工作期间，周临冰直接受到叶挺、项英等首长的培养和教育，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1941年，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她亲身经历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九死一生，在深山野岭中隐蔽了七天七夜，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经组织营救脱险，成为新四军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幸存者之一。皖南事变以后，周临冰同志转到地方工作，曾在盐城一区、浙西区、山东烟台市、河南宝丰县等地工作，历任机要译电员、市妇联主任、县妇委书记。全国解放后，历任湖南长沙市西区区委书记，中央财政部党办组织组组长，北京珐琅厂党委副书记，国家工商总局主持中国广告联合公司工作（副局级），直至1982年离休。

（周凌华、周炳炬推荐  文章参考中共临海市委老干部局、中共临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烽火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