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兆  建

三、担任中央巡视员 

1929年4月，中央决定派潘心元到苏联学习。潘心元离开湘鄂赣苏维埃根据地，踏上赴苏之路。他从长沙到达武汉时，发生了“中东路事件”，中苏边界交通随之被封锁。他得知消息后，从武汉乘坐轮船来到上海，找到了中共中央。潘心元向中央汇报了自“马日事变”以来湘赣边界特别是湘东各县党组织的工作情况。中央领导听后，要求他作一书面报告。于是，潘心元于7月撰写了二万余字的《湘东各县工作报告》。（这份报告现收藏在中央档案馆，成为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9月中旬，中共中央秘书长李立三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周恩来决定派他作为中央巡视员，赴湘赣边界巡视并指导湘赣边特委工作。

10月，潘心元化名彭西原前往江西巡视。他找到江西省委后，传达了中央指示，然后化名彭清泉由江西省委派交通员陪同，赴井冈山与中共湘赣边特委联系，了解情况，指导工作。潘心元在湘赣边界特委管辖的永新、莲花、宁冈、陵县等地巡视指导。12月，彭德怀率领红五军在萍乡、莲花、茶陵一带打游击。在特委交通员的护送下，潘心元来到红五军军部住了六七天，和彭德怀进行了多次谈话。彭德怀在《彭德怀自述》中详细记述了和潘心元的谈话经过：“中央巡视员潘心元来到红五军军部，住约一星期。我们将黄公略成立红六军的情况告诉了他。潘说，成立后应归红五军指挥。”“我和潘心元谈过多次，上述只是第一次。以后，我和潘心元谈到平江起义后，这一年多来斗争最艰苦、最激烈，得到的经验教训也不少。主要是武装斗争方面：没有根据地，武装斗争就不能持久；没有武装斗争，也建立不起根据地。湘赣边和湘鄂赣边区的建立，就是这一经验的证明。武装斗争要有分工，即要有主力红军，又要有地方游击队、赤卫队。”“又一次我和潘谈：我们还不大会做群众工作，只是做了一些宣传工作。至于如在农村中建党、建政、分田，还未入门呢。今年局势要是稍微缓和一点，我们要抓紧学做群众工作，特别是分田。他也谈了一些时局问题：蒋桂战争终久会妥协，蒋冯阎虽有矛盾，不一定会爆发战争。他说要回上海去，其他地方不去了。我问他从哪条路走，他说，想回浏阳老家一趟，然后走鄂东南回上海。”从《彭德怀自述》中可以看出，潘心元和彭德怀多次促膝谈心，而且话题广泛，聊得非常投缘，令彭德怀多年难忘。

在潘心元的指导下，1930年1月18日至21日，中共湘赣边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于田召开联席会议（史称于田会议）。他在会上传达了中央通告文件的精神，着重强调了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发展正规红军的重要性。会议决定将湘赣边特委合并于赣西特委，并决定召开赣西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赣西苏维埃政府。同时，会议决定将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三、四、五团及各县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抽调红五军部分干部到红六军，以充实军事指挥员。红五军、红六军分别从赣江东西两侧向吉安逼进，准备攻打吉安县城。

赣西革命形势的发展，引起了在福建古田的红四军的注意。毛泽东指挥红四军挥师入赣与红五军、红六军会合。1930年2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到达江西吉安。毛泽东和潘心元作了长时间的交谈后，决定于2月6日到9日在吉安陂头召开红四、五、六军和赣西、赣南、湘赣边特委联席会议（史称二七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讨论了扩大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工农武装等重大问题。决定将中央指定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为红四、五、六军总前委，兼是赣西、赣南、闽西、东江、湘赣边等地区革命斗争的指导机关。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朱德、曾山、刘士奇、潘心元为总前委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潘心元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兼政治委员。

1930年3月，潘心元先后来到红五军、红六军军部巡视并指导工作。巡视期间，红六军按照中央军事部的决定，改称红三军，由黄公略任军长，潘心元任代政委。5月，红三军在黄公略、潘心元指挥下攻打吉安，失利后转而趁机攻克修水县城。5月中下旬，又连续攻克安源、万载县城。6月7日，再而攻克浏阳县城。红军部队在湘鄂赣边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6月26日，中央组建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军事委员会主席，潘心元任委员；同时，毛泽东调他再任红四军政委。

193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湘鄂赣的红五军和红八军合编成红三军团，总指挥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滕代远(后杨尚昆代)、总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全军一万余人。赣南、闽西地区的红三军、红四军、红十二军合编成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为政委，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全军17000人。7月下旬，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发动攻打长沙的战斗，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也从福建汀州出发，赶来增援。中国工农红军声威大振。

就在此时，潘心元接到中央指示，要他回上海向中央汇报。潘心元离开红军部队，乔装打扮秘密潜往上海。此一去，前路充满艰辛。

四、潘心元和红十三军的悲壮历程

就在湘鄂赣闽苏区和红军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在浙江东南部的温州、台州、丽水地区，工农运动和武装斗争也正在逐步展开。

台州的土地革命和风起云涌的农民武装斗争，引起了中共上级组织的高度重视。1930年1月，中共中央派巡视员金贯真巡视温州、台州。金贯真在台州巡视了12天，在海门、路桥、温岭、玉环楚门等地召开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对台州各地党的工作和游击战争作了重要指示。2月28日，金贯真向党中央写了长达15000字的关于温州、台州地区政治形势、武装斗争、党和工人及群众组织的报告，还向在上海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建议，派胡公冕到浙南负责军事指挥。3月初，中央派军事干部胡公冕回到家乡永嘉，和金贯真一起负责组织红军。胡公冕到达永嘉楠溪后，和刘蜚雄、金国祥（又名蓝尘侣，化名王一鸣等）、王国桢、雷高升等人成立了“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胡公冕任总指挥，刘蜚雄任参谋长。不久，中央又派陈文杰到浙南，在瑞安、瓯海一带组织农民武装。

1930年3月，台州中心县委决定在温岭发动游击战争。根据台州中心县委的指示，柳苦民、叶景泰、赵裕平等人商量研究，决定以坞根为大本营，联合各地农民赤卫队，建立一支农民武装队伍，开展游击战争。坞根位于温岭县西南部，是温岭、玉环、乐清三县的交界处，离温岭县城30多里，三面环山，一面濒海，附近有大青山、苔山、西门山等10多个岛屿。坞根不仅有优越的地理环境，而且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土地革命刚开始，柳苦民、叶景泰就在这一带开展活动，宣传发动群众，打下较好基础。坞根的老百姓生活贫苦，对国民党政府和土豪劣绅早已深恶痛绝。因此，在坞根建立游击中心是最佳的选择。根据中共台州中心县委的指示，3月，柳苦民召集各地农民赤卫队在坞根横坑溪回龙宫开会，正式成立坞根游击大队。柳苦民任大队长，程顺昌任副大队长，叶景泰任党的联络员，游击大队。下辖温岭、玉环等地20多个游击分队，队员共有400多人。当天，柳苦民就率领200余名队员，攻打了横山乡保卫团和地主豪绅，缴获30余支枪械。游击大队旗开得胜，大大鼓舞了士气。

3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致浙南的信》。信中指出：“党应当坚决在浙南的永嘉、台州为中心组织地方暴动，建立红军。浙南地方暴动的前途，就是夺取浙江一省政权的前途”。指示信还特别指出：“温岭的武装应与永嘉的汇合起来，发动游击战争。在游击战争中，一定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建立苏维埃政权，消灭反动势力的武装，杀土豪劣绅地主，并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4月中旬，中央巡视员金贯真在温州召开永嘉中心县委第五次扩大会议，决定把台州游击队编为浙南红军第二独立团。

1930年5月9日，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浙南红军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胡公冕任军长，金贯真任政委，陈文杰任政治部主任。十三军下辖三个团。7月24日，浙南特委和红十三军军委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决定把温（州）属游击队编为第一团，台（州）属游击队编为第二团（8月改为红二师），永康等游击队编为第三团。以台州坞根游击大队为主的第二团，下辖坞根、青屿、楚门（海上）三个游击大队、直属特务队和天台游击队。程顺昌兼任坞根游击大队大队长，陈洪法为青屿游击大队大队长，应保寿为楚门（海上）游击大队大队长，程小林为直属特务队队长，袁存生为天台游击队队长。为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台州中心县委调叶勉秀、杨敬燮组成第二团团部委员会，柳苦民为团长，杨敬燮为政委。黄岩以戴元谱为首的葡萄坑游击队编入第一团，仙居以金永洪为首的游击队编入第三团（9月转编入第一团）。

红十三军第二团（师）的建立，标志着台州的土地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第二团（师）以温岭、玉环为游击中心，活动遍及温岭、玉环、乐清、仙居、黄岩、天台等县，面对国民党政府数十次的反革命“围剿”，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坚持游击战争，英勇战斗，给国民党反动当局以沉重的打击，在部分地区形成了武装割据的局面。

红十三军建立后，在中央提出“赤化浙江”思想指导下，把攻打中心城镇作为主要的军事行动。红一团首先攻打瑞安和平阳。5月24日，红一团近千人攻占了平阳县城，但很快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反扑。红一团被迫撤出平阳县城。红十三军政委金贯真牺牲。军长胡公冕即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求中央派得力干部到浙南，加强党的工作和红十三军的领导。

1930年8月，巡视湘鄂赣地区后的潘心元来到上海，向中央呈报了《巡视湘鄂赣三省红军后之报告》。李立三和周恩来根据潘心元的革命经历，当即决定派他作为中央巡视员前往浙南巡视党务和军事工作。接到新的任务后，潘心元意识到，此去浙南，人生地不熟，充满危险。出发之前，他写信给妻子：“吾有随时牺牲的可能，望汝对侠仙、侠游、侠仁吾儿，万勿使其失学，务必教其以吾志为志。”潘心元做好了为革命献身的准备，并希望儿女继承父业，革命到底。

8月26日，潘心元化名潘心殷，和张侃在严朴、金国祥的陪同下，随在上海参加苏浙皖三省联席会议后返回的浙南特委书记王国桢一起乘船来到温州。随后，王国桢在温州召开浙南特委工作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并将浙南特委改建为浙南总行动委员会。会上，潘心元听取了各特委委员对现阶段工作的汇报。9月初，他由王国桢、总行委委员金缄三分别陪同下先后巡视了瑞安、平阳、永嘉等地。9月14日，潘心元由石瑞芳陪同到达温岭、黄岩、海门等地调查，与各地党的负责人接触，了解浙南党的工作和红军战斗情况。根据一个来月的调查，他觉得浙南党组织和红军力量特别弱小，无法举行武装暴动，因此决定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重新计划一切。9月24日，潘心元向中央东方局写了《关于浙南的党务、军事及工作困难情况》的巡视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地分析了浙南党和红军的现状，特别强调了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潘心元在报告中写道：“我认为浙南工作,第一步建立强健的支部，什么是县委特委的委员，都派去做支部工作，限定期间每人成立一个支部，由支部领导当地群众及军队，坚决执行土地革命。斗争扩大后，到相当时期间再集中各地部队，建立红军。”他在报告中提出要建立强健的支部的意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就在潘心元巡视和返回上海期间，浙南的形势和红十三军的斗争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党地方当局对红军的游击斗争极度恐慌。浙江省保安四团、五团会同外海水上警察及温州、台州各县警察对红十三军进行“围剿”。10月中旬，红一团在青田北山白岩休整时遭到省保安四团和当地民团的袭击。从6月到9月，国民党温岭县政府多次纠集保安团“进剿”坞根，柳苦民、程顺昌等指挥红二团（师）战士顽强阻击，打退了国民党武装的多次进攻。在第二次“围剿”时，敌人兵分四路进犯坞根，游击队处于三面夹击之中，形势十分不利。正当游击队危急之际，山上骤然发雾，而且越来越浓，笼罩着整个山林。国民党武装看不清目标，怕遭伏击，只好退去。9月15日，国民党温岭县政府出动浙保一个连和两个乡保卫团的兵力，再次进犯坞根游击中心区，发动了第三次军事“围剿”。上午九时许，国民党武装包围了红二师洋呈指挥部。柳苦民将红二师一分为二，由程顺昌带领一团战士埋伏在岙桥溪边，自己率领直属特务队埋伏在花岩头。战斗非常激烈，国民党武装多次发起的进攻均被击退。红军凭借熟悉地形，先后组织了几次迂回突袭，打得国民党武装晕头转向，心惊胆颤。到了下午三时半，天色渐晚，国民党武装只得狼狈逃跑。在近半年的时间内，坞根游击中心区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武装的进攻，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游击中心区。

1930年9月上旬，红十三军政治部主任陈文杰率红一团攻打永嘉瓯渠后，留在上董养伤，被叛徒出卖，20日在温州惨遭杀害。红十三军军部的核心领导遭到严重削弱。为了整顿和加强对浙南红军的领导，10月19日，潘心元被党中央任命为红十三军政委，再次来到浙南。他通过地下联络站找到浙南特委书记王国桢。浙南特委召开紧急会议，贯彻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分析浙南的革命斗争形势，并决定首先由台属红军，即红十三军第二师会合黄岩、临海等地的游击队，夺取玉环、温岭、黄岩等县的胜利，以冲破国民党的“围剿”态势，迅速改变浙南地区斗争的被动局面，全面恢复红十三军。会后，潘心元派人联络雷高升和戴元谱部队，但雷高升所率红一团一部在战斗中损失惨重，青田籍红军战士大部走散。除一部分红军战士坚持战斗外，其余则分散隐蔽，埋好武器，伺机再起。他决定联络有生力量，再振红十三军。当得知红十三军第二师尚保存着相当实力，潘心元立即派员前往温岭坞根联络。

11月5日至8日，浙南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并改组特委。由石瑞芳任代理特委书记。潘心元出席会议，听取了各县武装力量情况的汇报。会后，他到黄岩西乡葡萄坑，整顿戴元谱领导的葡萄坑游击队。11月中旬，潘心元和杨敬燮、张侃来到温岭坞根，找到红二师负责人柳苦民，听取关于红二师现状的汇报。他了解到红二师目前存在军心涣散、领导层力量薄弱等问题后，决定下力气整顿好这支红十三军的有生力量。潘心元在温岭坞根住下，分别找红二师各级负责人谈话，初步掌握了红二师领导层的思想动态。随后，他召开中层以上干部会议，强调党的方针政策和红军的纪律，达到了统一思想的目的。在此基础上，潘心元再召开全体指战员会议，进行党纪、军纪教育。通过这一系列整顿教育，红二师干部战士的思想重新开始凝聚起来。

为了帮助红二师搞好整顿，全力肩负起党交给的战斗任务，11月下旬，潘心元与杨敬燮（化名张云）来到了苔山岛。

潘心元与杨敬燮到达苔山岛后，立即开展细致的群众工作。在他的积极工作下，红二师在苔山岛上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受岛上群众的赞扬，战斗力也有了很大提高。同时，潘心元还亲自创办夜校，教农渔民们识字学文化，教唱“共产歌”，讲述革命道理。由于他和杨敬燮平时待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因此，岛上群众都亲热地叫他们为“潘先生”、“张先生”。岛上的群众还组织十八艘船只随时由红军调遣。

12月初，潘心元接到特委通知要去温州开会。这一天，他告别苔山岛上的红军指战员，准备乘坐渔民的卷底船前往温州。当时，红二师的一名战士与他同行。不料，有人向国民党当局告密。当潘心元乘坐的卷底船驶到九眼港洋面，准备换乘另一艘来自外塘的货船，再坐货船到温州时，这艘外塘货船的船舱里突然冲出一群荷枪实弹的国民党浙江省保安队。他们二话没说，没等潘心元站稳脚跟，就左右一架，将他反绑。在没有任何审讯的情况下，国民党省保安队命令外塘货船驶抵九眼港对岸的芦浦分水山，将潘心元就地枪杀。潘心元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七岁。潘心元牺牲后，红二师领导派苔山岛上的渔民冒着危险运回了他的遗体，并在苔山岛召开了追悼会，安葬在苔山岛上的最高处。党中央发了悼念文章，并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为潘心元秘密举行了一个小型追悼会。1945年，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将潘心元的名字写进了中国革命英名录。

潘心元的牺牲，是红十三军的巨大损失。红十三军第二师自此出现了重大的转折。由于台州红军处在初创时期，红二师队伍中暴露出严重的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一些混入红军队伍的地痞，经常违犯纪律，借红军的名义进行敲诈勒索，强抢民女。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的师长柳苦民，对这些行为十分痛恨，一旦发现就严肃处理，轻则开除，重则处决。为此，有过劣迹的程声梓（特务队小队长，后叛变，1948年被浙南游击队处决）多次在特务队队长程小林面前搬弄是非，挑拨红二师领导人之间的矛盾。

1930年12月12日，一场蓄谋已久的杀害柳苦民事件发生了。这天上午，程声梓设下圈套，叫了一帮人聚集在坞根上街一家农户里赌博，自己则去坞根里港把柳苦民骗来。那天，柳苦民的警卫员柳正标生病在家，不在他身边。柳苦民带着一名号兵与程声梓一起来到坞根上街，刚进入那家农户，就被后面的程声梓开枪打死，紧接着一阵乱枪，把号兵也打死了。待程顺昌、赵裕平、叶勉秀等闻讯赶来，柳苦民已经倒在血泊之中。程声梓等人谎报枪械走火误伤，以此掩盖事实真相。当时，红二师师部有的领导人对此存疑，但因斗争环境复杂，也未作查究。这就是震惊浙南红军的“坞根街头事件”。

柳苦民的牺牲，使红十三军第二师失去了一位坚强刚正的领导人，使红二师失去了主心骨。潘心元、柳苦民的相继遇害，使红二师士气低落。该师也开始从强盛渐趋衰败。

之后，红十三军第二师余部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先后经过温州夺轮、激战陡门头、劈监越狱、关帝庙突围、杨柳坑海面遭遇战等数十次大小战斗，一直坚持战斗到1936年。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台州红军师团以上的指挥员大部分壮烈牺牲。

红十三军是台州地方党组织和红军历史上最为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潘心元烈士也是在台州大地上牺牲的红军最高级别将领。在艰难的斗争岁月中，潘心元和红十三军的将士们怀着无比坚定的信仰，怀着追求国家强盛、民族解放的理想信念，不惜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出生入死，浴血奋战，铮铮铁骨，凛凛正气。他们的英雄业绩和革命精神，与天地日月同辉。

今天，在台州大地上，在台州人民的心中，永远矗立着潘心元和红十三军将士们的巍巍丰碑。

（作者系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二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