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灵英整理

一、时局背景

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势下，为切实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加强浙江全省的统一领导，1938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指示，撤销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中共浙江省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浙江省临时省委。临时省委决定在全省范围内设立浙南、台属等5个特委，并派组织部长谢文清到台州接收台州临工委工作。同月，中共台属临时特委成立，宿士平为书记。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浙江临时省委转为正式省委。10月，台属临时特委转为正式特委，中共浙江省委委员刘清扬任特委书记。台属特委成立后，台属党组织的领导机构逐步健全起来。在中共台属特委的领导和推动下，台州民众抗日救亡活动走向新的高潮，党组织在台州地区的影响也迅速扩大。遵照当时中共中央大量发展党员的指示精神，台属特委乘机吸收大批工农和知识分子入党，到1939年底，全区建有11个县委，20多个区委，党员发展到2766个。

但是抗日战争一开始，分别代表着不同阶级利益和社会发展方向的国共两党就推行着两条不同的抗日路线。中国共产党把实行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抗日救亡和社会进步结合起来，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广泛地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则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压迫人民的一党专政的基本立场，他们害怕群众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超出控制，危及其统治地位，尤其害怕并限制共产党领导人民起来抗战。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国民党开始奉行“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限制和压制群众抗日的活动日趋严重。1939年冬到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范围掀起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台州国民党当局也趁机开始频频制造反共事件，台属地区党组织的活动日渐困难，国共团结合作抗日的政治局势开始急转直下。

二、不幸被捕

1940年5月15日晚，刘清扬和台属特委常委林尧从天台开会后回黄岩，在黄岩城区樟树下避雨，遭遇国民党警察出巡，刘身上被搜出中共文件，两人同时被拘禁。当时国民党方面并不知道刘、林两人的真实身份。在国民党警察看守下，刘清扬、林尧相互间不能交谈，只好互相用手指在对方的脚底下划字。通过如此“交谈”，最后两人统一了口径：他们互不认识，只因避雨时偶然碰到一起。第二天审问时，两人都装作互不认识，当问及对方，只说“不知道”。中共黄岩县委得知刘、林二人被捕的消息后，立即派出多名交通员送信特委领导人，并设法营救。经过多方努力，加上国民党当局在林尧身上实在是找不到证据，只好同意让其亲友保释出去。

与国民党打了十几年交道，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刘清扬，当时自报姓名“王以德”，说自己是经商的，身上的信件是别人请他带的，他不认识几个字，不知道信的内容是什么，这才没有暴露真实身份。但其身上所带的文件是中共浙江省委和台属特委的文件，是“异党”证据，不能轻易交保。国民党黄岩警察局又从刘清扬身上搜去的笔记本中查到温岭的几个通讯处，温岭国民党当局依此线索，于6月1日凌晨，分别对竞新小学、泽国阮氏小学、冠山第二小学突击包围搜查，温岭县委委员郑斌、王福林和另外3名共产党员被捕，大批党内文件和33张党员登记表被搜走，温岭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这更进一步证明：“王以德”极可能是“异党”重要分子。因此，国民党黄岩警察局将刘清扬列为要犯，并给他上了镣铐，严加看管，准备上解省政府处置。这样一来，给营救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保释刘清扬或帮其越狱都难以实现。

三、筹划营救

既然确定黄岩当局无权裁决，一定会把人上解给省政府，特委领导人商量，那就待刘清扬被押往省政府（当时国民党省政府驻永康方岩）时，组织武装在途径临海、天台两县边界山区时将其救回。从黄岩到永康方岩，要经过临海、天台。因日本飞机轰炸，汽车已经不通，从黄岩到临海有汽轮可乘，从临海到天台有人力船可乘，其余路程都是步行，这是组织营救的有利条件。因此特委领导决定，不论水路还是旱路，都要组织人员在途中抢回。行动地点定在临海与天台交界处，原因一是那里地理条件好，地处深山；二是该区党组织力量较强，群众基础比较好；三是在那里行动后，可以利用临海与天台两县国民党当局相互推诿之际，安全转移刘清扬。

初步营救方案制定后，特委交代临海县委做好充分准备。6月初，警察局内部有消息传出刘清扬即将押往省府，在得知消息后，台属特委和临海县委立即投入紧张的营救工作。特委领导张贵卿、丁学精和临海县委书记杨炎宾、宣传部长郑伯永专程到大石岩坑村，在岩坑中心支部书记孙高英家召开有北区区委和仙人、岩坑等支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讨论了营救刘清扬的行动方案。会议决定由临海北区区委具体落实，并作周密部署：北区区委委员梁老四组织10人在百步岭守候；仙人村党支部组织6人同县委派出的人员一起，守候在仙人村交通要道上；殿前村支部组织6人守候在临海、天台两县接壤处；下湾村支部组织4人守候在青龙头地方；营救指挥部设在仙人村，由郑伯永负责。会后，大家商定了联络暗号，各支部按计划行动，有扮作放牛的、割草的，有装成砍柴的、钓鱼的，整天守候在必经道路两边，密切地注意着从县城方向过来的行人动向。

就在临海县委紧锣密鼓地张罗着营救工作的同时，黄岩县委继续密切监视警察局内的动向。几天后，中共黄岩县委书记丁学渊又从国民党当局内线得知确切消息，刘清扬将由水路解往临海。黄岩县委派人用事先约好的暗语打电话告知在浙江省高等法院四分院（设在临海）工作的共产党员刘熙春：“货物从黄岩到临海那班轮船带去，请你到码头去接。”

四、营救成功

再说，刘清扬被起解前，黄岩警察局为了不引人注意，特地将刘头上的学士帽、身上的长衫、脚上的皮鞋全部换掉，给其穿上一身旧的短衣，拖着一双旧布鞋。加上刘清扬已一个月没理发、没刮胡子，从被捕时的“阔老板”，变成了一个要饭似的穷老头子。

刘清扬由水路到临海后，在县城住了一宿。当时在临海的国民党军政头目，听说有“共产党要员”要上解省政府经过临海，都想看个究竟。在这些人心目中，共产党人能拉武装，能打游击，一定是个像四大金刚一样的人物，于是摆开“大堂会审”的架势。然而，当他们看到是一个个头不高，穿戴破旧的老头时，都感到惊诧。曾经多次被捕后脱险，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的刘清扬，一看这个场面，计上心头，来个“假戏真做”。他立即俯身向地，用戴着手铐的手去捡香烟蒂头，又拿起烟蒂走到这些人面前讨火点烟，吓得他们连连倒退。刘清扬还用满口的闽南话回答问题，谁也听不懂。这场戏演得非常有效，使得国民党临海警察局放松了戒备，以为“王以德”可能真的就不过是个送信的而已。在黄岩起解时，用一个班的武装，到临海住了一宿后第二天启程赶路时，只有两名警察押着刘清扬，且仅配给警棍，没带其他武器。

大石地区参加营救任务的同志们，一连守了多日，不见刘清扬人影，各路人员纷纷向郑伯永询问：是情报不准，还是他们已另走他路……考虑到当时正值农忙时节，为了不耽误农活，郑伯永通知其他同志暂时撤回，听候命令，待自己去临海城里探明情况后再作部署。

第二天早晨，吃了早饭，郑伯永赶往临海。刚走到石佛洋时，看到两个警察一前一后押着一个犯人迎面走来，仔细一打量，犯人正是刘清扬。郑伯永不由得暗喜，终于等来机会了，并且只有两名警察押送。此时的郑伯永机智地背起牛草鞋，装扮成牛贩子，继续往前走了一段路，以免引起解差的怀疑。之后，到了一个拐弯处，他马上抄田塍小路折回，气喘吁吁地跑回岩坑村找到孙高禄。很快，他们叫上岩坑中心支部党员孙高暖、孙高清、陈祖义。郑伯永下命令，无论如何，要把刘清扬抢回来。在路上，他们又遇上了另一个村的地下党员梁老五，就这样，成立了5人营救小组。营救小组考虑到上陈横地处临海、天台两县的交界处，如果出了事，天台县国民党政府和临海县国民党政府都可以推卸责任。于是他们就决定埋伏在上陈横并乓岩，该处易于藏身又能看清对方的动向；旁边又有一条小路通到山村，是个理想的营救地点。营救人员埋伏好不久，就看见两个警察一前一后地押着刘清扬过来了。

眼看他们到了巨石边，营救小组一拥而出：“把我老板弄到哪里去？”当时，押解的人拿起背上的雨伞就想打，梁老五手快，“砰”的朝天一枪，两个警察就跪在地上求饶了。梁老五用枪顶着警察的头对他们喝令说：“这个‘老板’我们请了！”“可以放你们走，只准朝天台方向走，不准回临海方向。”孙高禄叫警察起来，给刘清扬打开手铐，然后将警察训斥了一顿，放他们逃命去了

营救成功后，刘清扬又被安全地转移到粗坑村梁思土家。几天后，再由天台地下工作人员接应，护送到天台欢岙隐蔽起来。

五、政治意义

在国共团结合作抗日出现波折的大背景下，台属特委书记刘清扬从被捕到到被成功营救事件具有以下几方面政治意义：

一是有力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势力的嚣张气焰。营救行动是在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逆流猖獗的形势下，中共台属特委直接领导台属地区各县共产党组织，不畏强暴，依靠人民群众，有计划有组织地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势力斗智斗勇的一次重大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反共势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台属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斗志，同时也惊醒和教育了对国民党抱有过度幻想的同志。

二是充分说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得人心。台属党组织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积极开展合理合法的斗争，一定程度上保护与改善了群众的生活，减轻了群众负担，调动了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同时，广大群众也通过斗争，感受到共产党是真正为他们谋利益的，因而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抗日统一战线开展以后，我党威望日益提高，党在恢复了一批原本失去联系的老同志的党籍外，更是吸收了大批工农和知识分子入党，为此次营救行动打下了群众基础。

三是充分显示了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台属党组织正逐步走向成熟。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进攻，台属地区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并未被吓到，而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灵活的革命斗争，比如：争取乡保甲长、进步青年和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扩大武装工作队，依靠群众，抓住有利时机，进行必要的自卫；积极开展新地区和恢复被摧残地区的组织工作。此次营救事件正是通过台属特委与临海县委、黄岩县委、天台县委之间密切地协作，成功保护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四是促使台属党组织进一步转变斗争方式。面对国民党顽固派频频制造反共事件，台属各地共产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党的活动日渐困难的事实。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变化，特委遵照中央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对党内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调整，实行单线联系，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分开，严格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特委决定，从政工队退出的共产党员不再参加三青团所属的组织，大批党员自动离队后，安排当起中小学教师等公开职业长期埋伏在群众中，或是转移到新的地方隐蔽起来。

五是激发了台属地区民众的抗战热情。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逆行令日本侵略军更加肆无忌惮地大举入侵浙东。由于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影响，1941年4月，日军发动了浙东战役，19日，台州重镇海门失守。之后两日，黄岩、临海两县城相继为日军占领，整个台州地区面临着沦陷的危险。

但是，在中共中央关于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关系的大政方针下，台属共产党组织认真执行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勇于开展抗日反顽宣传，积极争取乡村政权，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动员和带领了台州人民广泛开展抗日爱国救亡运动，使台州大地上不断涌现抗日爱国热潮。

（作者系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三级主任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