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大岳

弘治十年（1497）三月的上巳日，明代思想家、军事家，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还在为频繁落第而苦恼。这一天，他与同窗好友到绍兴兰亭游玩。是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茂林曲水，红尘十里，怡然可观。可他们却丝毫没有游目骋怀的快意，反而愁绪满怀、感慨良多。好友比王阳明大7岁，而且早几年就已中举，在南京行人司工作，但仕途并不轻松，又有感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中的“临文嗟悼”一语，心有所动，借诗寓志，于是赋诗一首以“畅叙幽情”。

王阳明随即和诗一首，诗是这样写的：“十里红尘踏浅沙，兰亭何处是吾家？茂林有竹啼残鸟，曲水无觞见落花。野老逢人谈往事，山僧留客荐新茶。临风无限斯文感，回首天章隔紫霞。”在十里红尘的风雅兰亭，有茂林修竹，有曲水红花，有漫天紫霞，还有野老山僧畅谈往事如茶，但王阳明却仰天扣问：何处是我家？并回首感慨：天章隔紫霞！俨然一种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的无奈。

他的这首诗题为《兰亭次秦行人韵》，“秦行人”就是临海人秦文（1464—1529），字从简，号兰轩，晚号雪峰，时任南京行人司行人。秦文是王阳明的同年，他们在弘治五年（1492）一起参加浙江乡试，秦文一举夺得第一名解元，而年轻的王阳明则位列七十名。第二年，他们一起参加会试，秦文表现并不出色，得了三甲第一百五十八名，而王阳明则名落孙山。

而今在兰亭，两人同悲失路之人，一个在官场摸爬滚打，一个在科场苦苦挣扎。曾经是解元的秦文在会试中表现不佳，分配的“行人”一职，掌管捧节奉使之事，负责传旨、册封、安抚、征聘等事，是个从九品以下的官职，在京官中虽声望较高，但地位较低。而当年浙江乡试的二、三两名则比他要好多了。第二名胡世宁，任节推转郎，不久便提拔为正七品的推官，后来更是官拜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考前，浙江提学使吴伯通曾想将胡世宁列为榜首，但胡世宁谦虚地说他比不上王阳明和秦文。第三名孙燧，任从六品的刑部贵州司主事，后来官至右副都御史、江西巡抚，正德十四年在宁王朱宸濠叛乱中被害，追赠礼部尚书。

为此，在行人任上已经五年的秦文，秩卑势微，大有怀才不遇之感。而王阳明两入春闱，因才高而遭人所妒，屡试不第，多次复读，压力山大，回绍兴老家组织龙泉诗社，借以吟情抒志。所以王诗在大好春光中却特写“残鸟”“落花”，并无限地感慨于《兰亭集序》，无奈地回看“天章”被“紫霞”所阻隔，才不能用、志不能抒的共鸣在两人间油然而生，只能相濡以诗章之沫。

在兰亭一别后，两人各奔天涯。第二年，秦文升任行人司司副，但不久父亲去世，除服后，升任刑部郎中。而王阳明于弘治十二年（1499）中进士，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两人由同学又成同事，交情益加深厚。

正德元年（1506年），刘瑾擅权，罗织京官罪名，许多被陷害的忠臣都被打入刑部大牢，秦文在审理这些案件的时候“以身殉法”，办案无瑕，审判定罪，异常精明，连老同志都望尘莫及，因此刘瑾找不到修理他的理由。而当年二月，王阳明为南京言官戴铣上疏仗义执言，结果被下诏狱，廷杖四十，贬谪到偏僻的贵州修文县龙场驿当驿丞。

跟同学王阳明一样，秦文也是个“清明纯粹，刚毅方正”的有节之士。刘瑾当权时，官员任满三、六、九年时都要进京朝觐述职，他们首先要觐见的不是皇上，而是刘瑾，而且要送少则千两、多至五千两的见面礼。后来，秦文从陕西督学任满进京时，他就没有理会这一“规矩”。虽被刘瑾手下的太监钱宁、孙安、廖鹏等人以各种方式索贿，他都不为所动。别人都劝他说，这样可不好，恐怕会招来祸端，他则说：“君子立身自有本末，奈何与小人作缘。”可见，秦文与王阳明有惺惺相惜的同道之交。

王阳明到贵州龙场后，潜心心学，提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主张，史称“龙场悟道”，从而开创阳明心学。正德四年（1509），他受贵州提学副使席书聘请主讲文明书院，开始提出“知行合一”的主旨。五年（1510），刘瑾伏诛，三月，王阳明迁任江西庐陵知县。第二年二月，秦文也得到提拔，升任贵州提学副使兼兵备事。在任上，秦文教育学子，区画方略，军民深得其便。

七年（1512），贵州学子们写信给王阳明，怀念他的心学魅力，希望王阳明回信继续传授学问。王阳明过了很久才回信，其《寄贵阳诸生》一信中说自己很忙，即使偶尔空闲也因各种因素不便回复。还有一大原因就是：“且得吾同年秦公为之宗主，诸友既得所依归，凡吾所欲为诸友劝励者，岂能有出于秦公之教哉？吾是可以无忧于诸友矣，诸友勉之！”大意是：贵阳有秦文接替为“宗主”，他的学问不下于我，有他作为表率和引领，我就没什么可操心的了。这位心学大师给予秦文这么高的评价，除了同年关系外，也有客套的溢美之词，但并非空穴之风。胡世宁就曾评价秦文“文行素优”，有古仁人之心。

秦文的文学成就虽然没有达到登高一呼的境界，与王阳明这一代宗师比起来，实在不值一提。但其表现还是可圈可点，也小有名气，受人敬重。《两浙名贤录》中就评价说：“其学术以圣贤自任，仙释之说一不入于耳，复不为近世门户同异之习。四方士多就正之，称‘儒宗’云。”这至少可以说明几点：一是秦文所传的是圣贤之学，以六经为本，坚守儒学的正宗，而并非程朱理学的一套，也没有理学式微后的迷惘，没有受到仙释色彩的干扰；二是他的学问并不局限于门户之见，“笥六经而饫百氏”，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没有学术门派勾心斗角的烦躁；三是他的学问广受欢迎，学子们如沐春风，所以被尊为“儒宗”和“文章钜公”，儒者的宗师，这个评价很高，一般学者都没有这个荣誉。他的一生著述也多，有《帻东集》《关中稿》《雪峰稿》等。

此后，王阳明与秦文的联系已无可考。人们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是因为科考。明人张朝瑞写的《贡举纪瑞》一书中，在“父子巍科”一条，他们因父子接连高举而被列在一起。王阳明是会魁，其父王华是状元；秦文是解元，其子秦鸣雷是状元。他们的科举人生有相似，但过程与结局却迥然不同。生活本来就这样，有的人生只有逗号和句号，有的人生则有更丰富的疑问号、惊叹号和省略号，甚至还有无极数等等。

在贵州没多久，秦文又因母亲去世而丁忧，除服后，正德十年（1515）五月，任陕西督学。他继续自己在贵州未竟的教育事业，亲自为学子讲解学问要旨，往往吸引四方游学之士前来聆听，每每有户限为穿的情景。更重要的是他能教育学生抑制奔竞之心，摒除浮薄之气，将真学、实学作为求学目标，使贵州和陕西的士风为之大变。在陕西两年后，调任河南左参政，陕西人都认为秦文是“海内巨儒”，让他去分管粮储、屯田、军务、驿传、水利、抚名等事，实在很浪费，都为之惋惜不已。

孟子曾说过：“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在中晚明暗无天日的政治氛围中，士大夫的这种想法日益浓厚。正德十四年（1519）四月，在河南任上，因武宗朱厚照荒游无度，导致权奸乱政，民不聊生，秦文眼见黄河圮坏而无以为救，无法实现自己为生民立命的志向，更难以施展报国的才华，只好上书辞职。

回到老家临海后，秦文杜门谢客，与临海人蔡潮、戴时弁等名宦名士以诗文相唱和。他经常戴上幅巾，柱着拐杖，放怀丘壑，徜徉天台与雁荡间的山水，逸兴遄飞，逍遥自适，并且“搜奇选胜，靡远弗驰”，俨然成了驴友。六十岁生日时，他登上临海城西的云峰之巅，挥手写下《诞日游云峰》一诗：“潦倒羞看甲子周，角巾萧散出林丘。山寻绝顶连云步，水傍遥村入画流。鸟和歌声供野酌，鹿行禅石伴清游。何当更踏尖峰顶，万里沧溟一望收。”满满都是老当益壮、游兴未艾的清兴雅致。

晚明流行小品文，士大夫的生活也开始小品化。秦文家有陋室，但被打理得像一篇清雅的小品文，清池修篁，盆石庭草，珊珊可爱，意趣横生，命名为“水竹陶情”，在这里终日徜徉，而无车马之喧。反而可以满足“窗虚多得月，亭小自宜春”的自愉之乐。因此，哪怕后来官拜兵部尚书的胡世宁等人上疏向朝廷推荐他，他也不为所动，再无入仕之意。

秦文爱竹，早在刑部广西司，就有一个种满竹子的“有竹居”，他非常喜欢，为此，写了《有竹居记》一文，中有“中之虚也，以容人受善；外之直也，以守法持正；色之洁也，以慎取与。绝苞苴，处剥落之秋，而生气不改也，以充吾仁民爱物之志”之句，热情地歌颂了竹的虚怀、正值和高节，以此托物言志，抒写情怀，冰雪肝胆，孤心自照。

秦文为官二十余年，有志难抒，年至天命，膝下无子，辞官回家时，恰好弟弟秦礼的三子出生不久，便过继给了他。他把希望寄托在子辈身上，对乡里学子也十分关心，“时五经之士，各为指授，矢口成章”，诸生多受教益。他慧眼识珠，将仙居应大猷从诸生中选拔出来，加以培养，而且还选为东床快婿，后来官至刑部尚书；又将秦鸣雷培养成为状元，后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子、婿两尚书，足见秦文教育之功和学养之厚。但他最终遗憾早逝，没有看到儿子高中状元，便于嘉靖八年（1529）撒手人寰。

秦文是个十分清廉的官员，他两次回老家分别丁父母之忧，都借别人的房子住，而且一室萧然，别无长物。因此，秦鸣雷从十岁左右开始的求学之路便异常艰辛，甚至到了需要妻子变卖首饰供其读书的地步。直到嘉靖二十二年（1544）秦鸣雷力夺魁元，光宗耀祖，后来官至礼部尚书，秦文因此受赠宝德大夫、礼部尚书的封号。

一百多年以后，著名学者、藏书家、文物收藏家洪颐煊有感于台州文教不兴，便汇集两庠中的俊彦特加指导，号为“蜚英”，希望台州自此能够人文鹊起，再出现一批像秦文、王宗沐等人一样“彪炳千古，并乘不朽”的学子。不久，学子们学业稍有成就，大家挑选其中优秀的作品汇集成册，于康熙二十年（1681）刊印了一本名为《蜚英会业》的册子，钱塘学人徐旭旦为此撰写了《蜚英会业序》，追慕秦文等前辈的科业成就，对学子寄予了“继往哲以开来学”的厚望。由此可见，秦文的文名在清朝还被后人津津乐道。

作者系临海市新闻传媒集团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