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世渊
“1945年,我才13岁,就独自跑到椒江边,在江面上,我见到了一架巨大的飞机。”
88岁的椒江洪家人王奎寿坐在病榻前,讲述自己少年时“看飞机”的那段经历,两眼直放光。
“记得那天早晨,我路过鱼摊,听葭沚过来的卖鱼郎说,有架日本飞机掉到椒江上,还发生了激战。”
“我好奇心一起,想去现场看看,便问卖鱼郎哪里可以看到飞机?卖鱼郎说,葭沚码头就能看到。”
“于是,我瞒着父母,从洪家出发,一人前往葭沚码头,少年人脚程飞快,大概一个小时,我就到了码头边。”
一
站在椒江南岸的江堤上,王奎寿终于见到了那架日本飞机:它静静地停靠在水面上,机身大多被苇草、芦席覆盖,只露出个硕大的尾巴,在春日下,泛着银灰色的光。
同在江堤边观望的还有上千民众,当中不乏有“知情者”,七嘴八舌,吐露着飞机掉落后的信息。
王奎寿竖起耳朵听——那飞机是昨日掉落的,从入海口滑行而来。王小娃的队伍,与飞机里出来的日本人交火,打死几个,抓住几个,还有几个潜水逃去北岸了。战斗结束后,附近一些“赖沙”(台州方言,意思是“小混混”)以为飞机里的日本人都死了,就拎着菜刀,爬上飞机,想偷摸些东西,发点“洋财”。谁晓得,里面有个人还留着一口气,颤颤巍巍掏出手枪,吓得“赖沙”们四处逃散。因为怕日本人来寻找,警队和附近百姓连夜用苇草把这架飞机遮蔽起来。
这时,王奎寿见有警队押解着俘虏,在江边行走。四名日本战俘耷拉着脑袋,双手反剪身后。一行人走过葭沚后街,听说要往黄岩方向去。
又过一会儿,天上有轰鸣声响起。“是日本人的飞机找来了!”人群中有人大喊。只见那飞机在空中盘旋了十几圈后,似无所获,便飞走了。
王奎寿在江堤停留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因为害怕日本飞机再来会投掷炸弹,他赶忙跑回家了。
75年过去,王奎寿早已忘记“看飞机”那天的具体日期。
不过,通过查阅史料,我们得知,老人口中的“那天”是1945年3月18日。而飞机掉下来是前一日,即3月17日。该飞机为H8K2-L“晴空”号32X型水上飞机(以下简称“晴空”号飞机),是一架水陆两用运输机。
当时坐在飞机里的,有日本海军第四南遣舰队司令长官、海军中将——山县正乡。
二
1945年3月14日,山县正乡登上“晴空”号飞机,准备从印尼安汶飞往上海,坐在机舱里,他的心情相当郁闷。
1944年以来,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美军相继攻占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利亚纳群岛后,又从日本人手中夺回了重要军事基地——关岛。
山县正乡所在的第四南遣舰队,负责驻守南太平洋,目的是迎击从澳大利亚反扑而来的同盟国军队。谁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采取“跳岛战术”,绕过日军防守,直接登陆菲律宾。
原本的“铜墙铁壁”成了尴尬的“漏勺”,第四南遣舰队失去了其战术价值。1945年3月上旬,该舰队被取消编制,向日本海域回撤。作为舰队司令官,山县正乡的失意可想而知。
“晴空”号缓缓飞行。它并未直飞中国,而是中途分别在印尼泗水、新加坡降落,为的就是搜集盟军飞机情报,以选定安全的航线和飞行时间。
然而,千般谨慎之下,山县正乡也终究没能逃过这趟“末日飞行”的命运。
3月16日,“晴空”号飞抵海南三亚,降落着水时,飞机底面触礁,稍有破损。3月17日,飞机又起飞,准备去台北淡水日本水机修理厂进行彻底维修,但飞机上的通信士官接到电报,称“台湾正遭美军舰载机空袭”。山县正乡听后,命令飞机转向,直接飞往上海。
正当“晴空”号飞到中国东南沿海上空时,飞行员突然发现,他们与美军战斗机撞了个正着!那是一架型号为PB4Y-1的轰炸机,由美国海军上尉波尔·斯奇普斯驾驶。美机见到“晴空”号,立即准备发动攻击。
“晴空”号是运输机,重装载而轻战斗,防御武装仅有一门20毫米尾炮和两挺7.7毫米机枪。在美军战斗机面前,它就像是个大号的“活靶子”。
日机飞行员见势不妙,急忙转向南飞。美机穷追不舍,在后方用头部和背部的双联炮塔开火,子弹贯穿了“晴空”号。日机不得不用尾炮还击,双方在空中打了一阵子。
由于在追击过程中燃料消耗过大,斯奇普斯没有恋战,他驾驶飞机退出战斗,返航位于菲律宾的克拉克机场。
“晴空”号则伤得不轻,惊魂未定地从福建飘到浙江上空,燃油也即将耗尽。山县正乡当即决定,把飞机开到甬江口镇海水面降落,那里属于日军占领区。
但飞行员不熟悉地形,误把椒江口当成了甬江口,两地太像了——都是出海口,都有山上的宝塔做标识。
就这样,飞机徐徐降落到椒江入海口内,贴水面滑行过来。正值退潮时分,飞机滑到葭沚镇码头附近,便搁浅在泥涂上,动弹不得。
三
“晴空”号前脚落地,后脚海门(今台州市椒江区)当地的海防组织就赶到了。闹出这么大动静,想不引人注意都难。
飞机里的日本人还不明情况,先派出了三个军官下来探探虚实。这三人乘飞机一旁的小舢板,用手一推,靠上了葭沚岸边的栈桥。他们遇到一个穿棉长袍的年轻人,双方语言不通,用笔交谈起来。
日本人:“这里是什么地方?”
年轻人:“海门。”
“不是镇海?”
“不是镇海,是海门。”
日本人相互看了眼,面露惊慌神色。
年轻人:“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日本人相互商量后,提出:“想吃点东西。”
“可以,请你们上岸来,有吃的。”
“好,我们回去商量商量。”三个日本军官原路返回机舱内。他们想不到的是,刚与他们交流的年轻人,竟是浙江省外海水上警察局第二大队第六中队中队长阮捷成。
阮捷成,浙江余姚人,黄埔军校第16期生,时年27岁。他从属的第二大队,负责椒江南岸的防御任务;所在第六中队的队部,设在葭沚码头附近。
阮捷成当时正穿便衣巡逻,见有飞机掉下来,便跑来察看。他与日本军官交流时,心中已暗自判断:这些人不是前线打仗的军人,估计是军事机关的参谋等幕僚人员,飞机上应该坐着更高级的军官。一个计划在他脑中形成:先把敌人引下飞机,再来个“瓮中捉鳖”。
待那三个日本军官回到飞机上,阮捷成吩咐哨兵去中队部集合队伍,携带武器前来候命。
暮色降临,水警部队悄然集结,队员们全副武装,还扛来一挺从未用过的重机枪。阮捷成静静等待着飞机里的动向。
这时,他听到远处有枪声响起,且越来越近。一行十几人沿着江堤跑来,有的拿枪,有的提刀,边开枪边大喊——原来是王小娃带着海上护航队的人过来了。
王小娃,本名王莲森,海门人,此前是一支民间武装力量的首领,后经国民政府收编,成为海上护航队的队长。
“停下来,别开枪!”阮捷成向王小娃等人大喊。但对方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继续朝飞机的方向开枪。王、阮二人分属不同队伍,遇到这样的应急事件,若不充分沟通,很难做到战术上的配合。
很快,飞机里的日本人也拿出手枪回击。阮捷成见状,立刻下令开火。
战斗正式打响。
四
日本飞机所在的位置,是地势较低的水中泥涂;水警队和护航队在江堤上,占据制高点,有地形上的极大优势。人员配比上,中方也要远大于日方。
海防战士们居高临下,向飞机猛烈扫射。日军只能用手枪回击,如困兽犹斗。枪声时而密集,时而稀疏,持续了约一个小时。
突然,飞机内发出两声沉闷的爆炸声,接着,机舱里蹿出火焰,火势凶猛,燃烧了大半个机身。飞机上的回击也停歇下来,浓烟中,有日本军人跳进江里,江堤上又是一阵猛射。
飞机为什么会突然起火?据浙江省档案馆于1991年公布的史料,日军当时寡不敌众,一边主动举火焚机,一边潜水遁逃。山县正乡则死在了飞机内。关于他的死因,后世有两种解释:第一种,他被子弹击毙在机舱内;第二种,他下令烧毁机舱内的机密文件后,自戕而亡,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椒江潮水渐涨,慢慢淹没了飞机。战斗结束了,以海门海防部队完胜告终:现场击毙九人,生擒四人,己方无一人伤亡。但尚有日本军官逃到了椒江北岸。
阮捷成短暂松了口气,又转念一想:飞机掉在这儿,日军方定会派人来寻找,很危险。他嘱咐人连夜购置芦席,待潮水退尽,飞机残体显现后,用芦席严严捆扎,不使之外露。
果然,第二天一早,就有日军快艇与飞机寻来,大概是隐蔽措施做到了位,日军无功而返。阮捷成晚年回忆说,当时的海门武装力量薄弱,日军若来报复,当地军民必遭大难。
日本飞机掉下来的消息一时传遍附近乡里,许多群众跑到现场围观,其中,就有时年13岁的王奎寿。
3月19、20日两天,椒江北岸涌泉乡(今临海市涌泉镇)乡长尹桂元与警察分所巡官侯志成率领警队,分别在九龙拿珠岩穴内、将军山壁后娘鱼洞内,搜捕发现从飞机上逃下来的日本官兵八名。这些日本人占据洞穴抵抗,被击毙六人,活捉两人。被活捉的人中,有个叫小岛禄一郎的,是第四南遣舰队的主计大尉副官,已经身负重伤,从临海警察局押送至仙居途中,死在了白水洋。
又过了一段时间,日本广播称:山县正乡不幸战死,追晋其为海军大将。至此,山县正乡成为抗日战争中最后一个在中国毙命的侵华日军海军大将。
4月3日,蒋介石在发给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的密电中说:“捕获失事敌机情形悉,此次出力人员,悉予传令嘉奖。”
五
台州海防部队围歼日军飞机的故事,到这里就算完结。飞机上的人,死的死,抓的抓。那么,这架“晴空”号飞机的命运,又如何呢?
“晴空”号飞机,由日本川西公司打造,其母体二式飞船,为二战时期性能最优秀的大型水上飞机。“晴空”号是二式飞船的运输型号,它的机身分为上下两层,最多可运乘客64人。
战时,日本共生产“晴空”号36架,一般用作岛屿间要员的运输。山县正乡所乘坐的这架“晴空号”,是他本人的专机。自1945年3月16日起,这架飞机先在海南三亚触礁,再遭美军轰炸机袭击、台州武装部队子弹扫射、机内人员焚烧,最后沉入椒江水底。尽管伤痕累累,但飞机的主体结构并未遭到严重破坏。
如此庞然大物沉没在椒江里,难免有往来的船只与它“偶遇邂逅”。1948年4月6日的《工商日报》就刊载了这样一则新闻:“战前曾有敌机一架,为同盟机击伤被迫降落椒江,机内官佐亦为我军击毙,该机遗骸当经打捞,惟未尽净。昨日葭沚渡船老大癞头等十余人,竟又捞获翅铝质金属五十余斤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海门当地曾组织人员对飞机进行打捞。原因是,椒江水位低时,飞机翅膀会露出水面,或刚好藏在水面下,经常碰坏附近船只,人们嫌它太碍事了。
椒江区前所街道的杨祖兴先生,是这场打捞的见证人。
“时间大约在1957年夏天,我8岁,刚上小学,参与打捞的是我父亲,他叫杨吕财,是浙江省海门航运公司打捞队的负责人。”站在葭沚下街附近的江堤上,杨祖兴回忆起那时的场景,“我跟着父亲上了打捞船,在江中,我见到单个飞机翅膀斜斜地穿出水面,颜色灰白。”
下午退潮时,打捞开始。杨祖兴见父亲穿着宽大的潜水服,脑袋上扣着一个圆形金属头盔,头盔上连一根皮管子,腰间系根绳索,前胸后背都绑有铁块。接着,父亲跳入水中。船上有两人往皮管里打气,保证水下的人有足够的空气能呼吸。
当年没有对讲机,船上和水下的人沟通靠拉绳子,水下人操作完,拉几下绳子示意,船上人就把水下人拉上船。
杨祖兴趴在船沿上,等待着父亲回到船上,但父亲迟迟未上来。“轰隆隆”,雷声阵阵,豆大的雨点落下来。船上的人招呼杨祖兴:“小孩,快进船舱里躲雨。”
“我不进去,我爸爸还没上来!”杨祖兴抓着船沿,一动不动。
过了一会儿,父亲上来了。他卸下浑身装备,见儿子被淋成了落汤鸡,忙从船舱里拿出了自己的衬衣,给孩子穿上。衬衣太大了,儿子的小手臂露不出来,杨父就拿剪刀,把袖子剪去了。
“好好的衣服,剪掉袖子做什么?”同船的人不解。
“小孩子穿着湿衣服容易感冒,我这件衬衣就送给他了,剪坏也不要紧。”杨父淡淡地说。
飞机最后没打捞成功——以当年的设备条件,不可能把这架飞机打捞上来。水下人员对飞机进行了处理,让它不影响船只流通即可。“我至今清楚地记得这件事,因为父亲给我穿上衬衣那一幕,印象太深了。”年逾70岁的杨祖兴说到这里,鼻子有些发酸。
六
同样的地点,不同的人马,相隔20多年,又尝试了一次对飞机的打捞。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椒江人徐良友、丁云财、阮宗富等五人,在椒江里以打捞沉物为副业。
“那时家里穷,我们几个水性好,就想着打捞沉在椒江底的松木,去换点钱。”徐良友今年64岁,在椒江区工人西路的台州水产品交易中心内开个副食品小卖部,“1981年夏天,我们在椒江底发现了那架飞机。”
葭沚的老码头,位于葭沚下街的出口,早年停泊着许多松木筏,人们乘木筏与椒江里的大船沟通来往。可一旦台风过境,木筏就被吞入江中,有些直沉水底。徐良友等人的“生意”,就是把江底的松木捞上来卖钱。
1981年夏日的一天,徐良友等人在船上,用细长的竹竿探知江底的沉物,这时,他们探到了一样硬物。江底淤泥是软的,有硬物,说明有东西。船上的丁云财当即顺着竹竿下水,一查看,居然是飞机尾部的机翼。
1945年飞机掉下来时,徐良友等人还未出生,但这事件经民间口口相传,他们都略有所闻。几人合计:把飞机捞上来试试。
他们的计划看起来很周密——退潮时,用粗绳子一头系飞机尾部机翼上,一头系船上,等涨潮时,水涨船高,借海水浮力,把飞机提上来。他们也照此执行了。
然而,几人远远低估了飞机的重量。潮水涨起后,没一会儿,绳子就“啪嗒”断了,打捞失败。不过几人不是一无所获,绳子从飞机上拗下一块残片,被他们捞了起来。
“残片大概一米多长,是铝制的,银白色。”徐良友比划了一下残片的大小,“后来,这块东西被我们当废金属卖了。”
七
亲爱的读者,看到这里,你一定很关心一个问题:飞机究竟在哪?
采访中,杨祖兴和徐良友都先后带着记者来到椒江边,指认记忆中的飞机打捞地点,他们描述的位置大体一致——
葭沚下街的北边尽头,原本是葭沚老码头(当地人称“老道头”),该码头用石头垒起,从陆地延伸出江面,像一条微微向西弯曲的小路。飞机沉没的位置,大抵在老码头正对着的,再稍向西边偏斜的水域。如今,老码头已不复存在,变成了一片平地,上面盖起了冷冻厂和民房。
往事随风,75年来,“晴空”号一直在江底沉睡着,它还会继续沉睡下去吗?
不尽然。
近些年,这架飞机连同这段历史,引起了许多热心人士的注意,政协台州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孙敏就是其中一位。
“2014年起,我就开始关注这架飞机,并与椒江当地的文史专家对此作了一番调查。”孙敏表示,“据我们推测,这架飞机的主体残骸,应该还在原位,只是年岁已久,沉降入了淤泥里,日本大将山县正乡的遗骸,也很有可能还在飞机里。”
孙敏清楚,这架飞机是“无价之宝”,它既是日军侵华的罪证,又是表现台州人民英勇抗战的重要文物,一旦它被打捞起来,将是一个轰动性的“大新闻”。
“建议政府尽快对‘晴空’号飞机打捞立项,由浙江省地质勘查机构确定飞机具体位置,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对飞机进行打捞。”孙敏说,“如果打捞成功,台州市可建造一座抗日史迹陈列馆,对飞机进行保存、展览,并向公众开放。”
本文参考文献及书目:《日酋山县正乡毙命亲历记》阮捷成、《日本海军大将山县正乡座机被围歼情况的有关电文》马登潮、《日酋山县正乡毙命椒江口》楼祖民、《山县中将毙命秘话》胡其道、《二战时期日本海军的编制结构与指挥关系述略》黄力民、《椒江抗日战争史迹》政协台州市椒江区文史资料编委会
(作者系台州日报报业传媒集团文化新闻部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