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建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敌人残酷杀害。为了保卫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中共中央成立了情报保卫机关，即中央特科，与国民党特务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设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又称红队）、通讯科。其中情报科负责搜集情报，掌握敌情，建立秘密情报网。情报科科长先后由陈赓、潘汉年担任。大名鼎鼎的钱壮飞、李克农、赵一曼都曾经是中央特科情报科的成员。

在中央特科的情报科中，有这样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都曾留学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男的潇洒英俊，精通无线电发报和精密机械制造；女的漂亮优雅，善于周旋于国民党高官中获取情报；两人相得益彰，互相配合，利用各种条件，打入敌人内部，掌握敌人的核心机密。这对夫妇就是刘鼎和吴先清。

吴先清是台州临海人，是台州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这位神秘的红色女特工，因为其出色的秘密情报能力，被任命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谍报组组长。她曾潜伏到日本东京，与共产国际著名谍报组织佐尔格小组一起，搜集了大量的日本大本营的秘密情报，为中国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她却因苏联的肃反扩大化而蒙冤牺牲在异国他乡。

一、声援“一师学潮”

吴先清乳名荷香，曾用名吴德芝、罗莎、吴仙清。19O4年7月，出生于临海城关的一个商人家庭。她的父母在临海城关紫阳街南段开了家糕饼店，家境还算宽裕。她有一个哥哥、四个弟弟。吴先清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因而颇受父母的宠爱。旧时女孩子从小要裹足的，吴先清死活不愿意。吴先清从小性格活泼开朗，十分要强，而且带有男孩子的豪气。看到哥哥和别人家的孩子上了学，她也要求上学念书。父母拗她不过，便送她进入当时台属联立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

1917年，吴先清小学毕业。她不顾父母的反对，在第二年春跟着哥哥吴全清来到杭州，考进了浙江省立女子蚕业讲习所（简称蚕校，现为浙江理工大学）。

从山城临海来到杭州，她的视野迅速地开阔起来。在蚕校，她结识了许多同学好友，与同班同学蔡淑馨（夏衍夫人）、陈宣昭（吴觉农夫人）都亲如姐妹。吴先清为人豪爽、仗义，乐于为他人服务，待人诚恳，深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她思想活跃，经常和同学探讨一些社会问题，尤其关注妇女的命运和前途。她对同学说：“男女不平等，就是社会最大不公平。妇女要振作，一起来反对旧势力。”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新思潮运动席卷全国。杭州中等以上学校的爱国学生纷纷响应。那时吴先清只有十五岁，但她是蚕校最早的响应者，被选为学校代表，成为蚕校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参加了杭州十四所中等以上学校组成的联合救国会。她带领同学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取消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声援北京爱国学生。

5月12日，杭州各校学生三千余人，聚集在杭州第三、第四公园开大会，会后列队举行游行示威。吴先清不顾学校当局的阻拦，带领同学冲出校门，加入游行队伍。浙江各界纷纷响应五四爱国运动。这是近代浙江历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市民兴起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群众性革命斗争。期后，发生的“一师学潮”，更是震动全国。

为了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一师学生施存统（又名施复亮）等在学校内组织了全国报刊贩卖部，大量销售《新青年》《星期评论》《教育潮》《少年中国》等进步刊物和《资本论》《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的书籍。10月，在经亨颐的支持下，一师学生俞秀松、施存统、宣中华与甲种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沈乃熙（夏衍）等创办了《浙江新潮》半月刊。11月7日，《浙江新潮》第二期刊登了施存统的《非孝》一文，抨击以孝为基础的家庭制度，号召建设一个新社会。这篇文章引起了反动当局的震怒。浙江省省长齐耀珊下令查封《浙江新潮》。并准备于1920年2月放寒假期间撤换校长经亨颐。一师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徐白民、宣中华得知消息后，十分气愤，立即组织同学商讨对策。学生自治会与教职员工召开联席会议，推选徐白民、宣中华等四人为请愿代表，持请愿书向省长公署多次请愿，要求当局收回成命。他们还上书教育部并通电全国呼吁。然而，齐耀珊却恼羞成怒，下令解散一师和杭州学生联合会。为此，3月28日上午，杭州市学生联合会组织全市四千余名学生前往省长公署请愿。

3月29日，五百多名军警包围了一师，准备强行遣送学生回家。一师学生静坐操场，群情激愤。为响应杭州市学生联合会声援“一师风潮”的号召，吴先清组织蚕校的同学加入杭州女子职业学校队伍，作为中等以上十三所学校队伍的前导，冲破封锁。一开始，吴先清等女学生们将一筐筐的馒头往一墙之隔的一师校园里扔。后来，校外的同学们干脆直接冲进了由军警把守的一师校门，聚集在操场上，与一师的师生们并肩战斗，直至当局收回训令、撤走军警。

4月11日，杭州学生联合会发出《声讨齐耀珊通电》，发动驱逐齐耀珊的斗争。21日，五千余名学生在杭州湖滨公众运动场集会，遭到一千多名军警的蛮横阻拦和殴打，造成几十名学生受伤流血。在社会各界有力支持下和公众舆论的强烈谴责下，齐耀珊狼狈下台离开杭州。“一师学潮”以学生胜利而结束。吴先清在这场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得到锻炼并收获了许多新的启迪。但是，蚕校里的一些守旧分子却视吴先清为好闹风潮，不守校规，不让她按时毕业，罚她留校饲养春、夏两季蚕。

二、西子湖畔最美丽的相遇

十七岁的吴先清，遭遇到了她人生中的初恋。192O年夏，吴先清在蚕校毕业后，又考入哥哥任教的杭州私立美术学校习画。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到处都是美丽的风景，成了吴先清最喜欢写生的地方。1921年秋高气爽的一天，吴先清在西湖畔写生。这时，有一位青年站在她后面看她画画，并老是站在后面，干扰了她静心静气地画画。于是，吴先清拿起画笔沾上水彩，往后使劲地一甩。水彩溅在那位青年的衣裤上，他不由得“哎哟”地叫了一声。吴先清一回头，这才看清楚站在她身后不肯离去的青年，竟然是自己早已认识的浙江省暨杭州市学生联合会执行部理事长宣中华。从此，吴先清和宣中华开始密切交往，并深深地相爱了。

宣中华是浙江诸暨人，比吴先清大六岁，1915年考入浙江一师，是五四运动时期杭州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1920年夏，宣中华一师毕业后，被一师聘为附属小学的教员。期间，他广泛接触杭州各业工人，积极支持和协助浙江印刷公司的工人建立具有近代工会性质的“互助会”，并创办全省第一张工人报纸——《曲江工潮》。他还到印刷工人的工余补习学校去宣传新文化、新思潮，深受工人群众的欢迎。1921年春，宣中华应陈望道的邀请，去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工作。不久，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往返于沪杭之间进行革命活动。同年9月，宣中华与沈定一等人组织发动萧山衙前农民运动，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租减租斗争。10月，他以浙江农民协会代表身份前往苏俄，出席共产国际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苏联，宣中华受到列宁接见，并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1922年4月，宣中华与俞秀松等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组织。

1922年暑假，吴先清随宣中华来到上虞白马湖春晖学校，参加青年团组织的讲学会。当时的春晖中学，云集了一大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精英，包括夏丏尊、朱自清、李叔同、何香凝、陈望道、刘大白、经亨颐等人。吴先清有机会与他们一起学习先进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交流学习心得和体会。1924年，在宣中华的介绍下，吴先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浙江省最早的三位女共产党员之一，是台州的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同年下半年，吴先清与宣中华结为伉俪。

1924年，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国民革命兴起。宣中华作为跨党的浙江省国民党员代表，出席了1月20日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于3月30日在杭州筹建成立了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并当选为执行委员，负责组建各县市党部和领导工农民众运动。

1924年5月1日下午，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常务委员宣中华在杭州湖滨运动场，主持召开 “杭州工界五一节运动” 纪念会，吴先清在会上发表演说，宣传五一节纪念活动的意义，号召女工奋起争取妇女的解放。演说“语极痛快”，与会者夸她“口才很好，很会讲话”。

1924年下半年，吴先清调到上海杨树浦一带从事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活跃在各工厂中。她一边在小沙渡工人学校教书，一边从事妇女运动，与战友们一起，在眉州路永安纱厂后面创办了一个革命团体“工人进德会”，以提倡工人福利为号召，在沪东纱厂工人中进行工作。吴先清经常深入工人队伍，工作有魄力，善于做宣传鼓动，在工人中树立了较高的威信。在吴先清的努力下，上海小沙渡的工会会员，从一千多人迅速增加到六千多人。1924年底，中国共产党为配合孙中山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的倡议，在全国发起促成国民会议运动，各地纷纷响应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吴先清以工人运动领袖的身份，参加了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工作。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正式成立后，吴先清被推选为委员，负责庶务股工作。此后，她利用这一公开合法组织，更广泛地组织妇女投入“一方解决国事，一方解放妇女”的国民会议运动。

1925年一二月间，吴先清在大康纱厂向工人宣传革命时，被杨树浦格兰路巡捕房逮捕。裕丰厂工人知道消息后，立即集合数百人，与大康、同兴、上海三厂等厂的工人一起赶到捕房要人。经过党组织的营救和工人斗争，法庭最后判吴先清妨害秩序罪，罚大洋一百块，当庭释放。

1925年初，上海日厂厂方无理开除工人，拘捕工人代表。吴先清按照党组织指示，组织工人进行罢工斗争，并上街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在散发时被警察抓住。吴先清发现警察把周围出事圈里的人全部都拘捕，说明警察并没有掌握谁在散发传单。于是在审讯时，她咬定自己是过路的，根本不知道是谁在散发传单，警察找不出证据，只好放了她。不久，吴先清又参加了上海五卅反帝运动。由于她在工作中卓有成绩，中共上海区委于1925年8月28日，指定吴先清等五人为中共上海区委妇女委员会委员。

1925年7月，国民党临时浙江省党部的沈定一（又名沈玄庐，原为中共党员，曾经和宣中华关系比较密切，后叛变革命）和国民党右派戴季陶勾结，在萧山衙前沈定一家召开国民党临时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即衙前会议），企图控制浙江国民党组织，使之成为国民党右派的大本营。吴先清跟随宣中华一起赶到衙前，参加这次衙前会议。她在宣中华的领导下，团结国民党左派与沈定一等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粉碎戴、沈等人企图控制浙江的国民党组织的阴谋。有的同志问宣中华：“你和沈玄庐有过一段合作，人家说你很难同沈玄庐决裂。”宣中华正色说：“我为革命和沈玄庐合作。他敢反对革命，我就同他干到底！”吴先清坚定地与丈夫站在一起，与沈定一等国民学右派分子作斗争。

在革命工作紧张的时期，吴先清常常顾不上自己的身体。就在她足月即将临产的时间里，还坚持天天外出工作。她和宣中华住上海市闸北联盛里，生活条件十分艰难，夫妻俩只有一件棉衣，一个外出穿上了棉衣，另一个就只好坐在被窝里等着。然而，这样艰苦的生活，也未能丝毫减弱他俩的革命意志，夫妻双双为革命努力工作着，并都取得显著成绩。

1925年初冬，上海党组织决定派吴先清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以下简称东方大学）学习。当时，她刚刚生下女儿十二天。吴先清毅然放下没有足月的襁褓婴儿，离开宣中华，前往苏联。刚出生的女儿，因无人照料，满月不久就夭折了。

三、周旋在“十里洋场”

吴先清乘坐轮船，直达海参崴，于1925年年底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她没有俄语基础，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底子也比较薄弱。但是，她没有被这些困难所难倒，带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刻苦学习，经常请俄语基础好的同学帮助她翻译，利用业余休息时间补课并消化课堂上的知识。虚心拜理论水平高的同志为师，并注重结合自己国内的革命实践活动参与班级开展的讨论。在东方大学，吴先清负责团里的宣传工作。她工作抢着干，为人热情，乐于助人，又很有魄力，留莫支部认为她是一位优秀的女共产党员。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内传来了宣中华英勇牺性的噩耗。当时，宣中华在杭州开展秘密活动。得知国民党大批军警突然包围左派占优势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搜捕共产党员。党组织决定派人秘密护送宣中华去上海。4月13日夜，宣中华秘密来到沪杭甬铁路工会负责人薛雨霖（薛暮桥）家中。次日早晨，宣中华在薛雨霖和共产党员沈乐山等护送下，由杭州艮山门搭乘火车赴上海。当火车抵达上海近郊龙华车站时，被密布在车站周围的国民党特务发现而遭逮捕。国民党反动派想从他身上挖出江浙地区中共党组织的线索，但宣中华坚强不屈，正气凛然，面对敌人的威胁，面无惧色地说：“中华今为革命而死，虽死无憾”。4月17日深夜，宣中华被敌人杀害。噩耗传来，吴先清悲痛万分。她没想到与宣中华上海一别竟成永诀。她忍受着极大的悲痛，誓为死难者报仇。

就在她心情悲伤暗淡的日子里，有一位和宣中华同样优秀的青年给予她鼓励和安慰。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就是刘鼎。

刘鼎原名阚思俊，字尊民，1903年出生于四川省南溪县知识分子家庭。1920年，刘鼎考入位于杭州的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科学习，打下扎实的工科基础，并掌握了英语，还学了德语。那段时间，正是杭州新文化运动和“一师学潮”风起云涌的阶段。刘鼎深受革命思想熏陶，他同上海大学的郭伯和、李硕勋、李一氓等一起谈论革命。1923年，刘鼎经郭伯和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春赴德国勤工俭学。1924年12月经朱德和孙炳文介绍，刘鼎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担任旅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1926年初，刘鼎离开柏林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

刘鼎和吴先清几乎同时进入东方大学的。而且，两人都在杭州、上海呆过。因为有过相同的经历，他们有了许多共同的话题。在刘鼎的鼓励和安慰下，吴先清走出了悲伤。渐渐地他们走到了一起。1927年底，吴先清与刘鼎在莫斯科结婚。

在此期间，刘鼎被调到苏联空军机械学校任中国班政治指导员兼助教。1928年初又被调回东方大学，任中共东方大学总支委员。刘鼎在国内就是学习机电专业的，而且他十分聪明，勤奋好学，掌握了一手的绝活。如电话、电报、无线电及工兵通讯联络技术、炸药和爆破技术等，以及有关一般兵器和坦克、飞机的性能、维修及其他军用技术。这使得他后来从事特科工作以及成为红军、八路军的兵工专家打下基础。

1928年春，东方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吴先清和刘鼎都转中山大学工作。1928年7月，吴先清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刘莫阳。1929年，吴先清与刘鼎奉调回国。他们把自己不到一岁的孩子送进苏联国际儿童的保育院，踏上了归途。在途经中苏边界时，恰遇“中东路事件”发生，吴先清等停留伯力。滞留期间，吴先清担任伯力俱乐部主任，在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宣传苏联的民族政策，团结外国人方面做了不少工作。193O年春，他们经过秘密化装，取道大连、天津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以后，刘鼎被分配到中央特科情报科担任副科长。吴先清先是在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深入浦东地区开展妇女工作。193O年夏，党中央把她调到中央特科，在刘鼎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从此，她开始了在隐蔽战线惊心动魄的红色间谍生涯。

1927年5月，为了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经周恩来提议，在中央军事部设立一个以情报工作为着重点的“特务工作科”，9月即被撤销。这是中央特科的前身。1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增选周恩来和罗亦农为政治局常委。由周恩来分管军事和特务方面的工作。会议之后，周恩来立即着手整顿政治保卫机关，在原特务工作科的基础上，创建中共中央特务科，简称特科。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顾顺章任科长。中央特科在1928年4月设立了情报科（二科），周恩来将在上海治疗腿伤的陈赓调进特科，化名王庸，担任了情报科科长。情报科的主要职责是搜集情报，掌握敌情，建立秘密情报网。除利用社会职业掩护亲自搜集情报外，情报科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方式刺探情报。“打进去”，即利用各种关系，向国民党特务机关打入我情报人员，直接了解敌人的动向。当时，中共中央派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杨登瀛四人潜伏在中统内部。钱壮飞成为中统特务负责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拉出来”，即利用多种方式，将国民党警特机关以及租界巡捕房的一些人员，设法拉出来，与其建立联系，交换情报，从中洞悉敌人的阴谋。1930年是中央特科发展最鼎盛阶段，并持续到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

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随时面临陷阱和危险。为此，他们要经常搬家转移。或者改变自己的身份，变换自己的形象。就是在这种险象环生的严酷环境中，吴先清和刘鼎夫妻配合默契，相得益彰。作为情报专家刘鼎不但擅长化妆、跟踪、侦查、情报传递等基本特工技能，且记忆力极强，能够记住整本复杂的译电密码，还精通地下无线电台。吴先清善于乔装打扮，机智应变，扮成什么像什么。她有时候盛装艳服，进出上层社会；有时候穿着粗衣布鞋，活跃在工人居住地区；有时候则装扮成显得土里土气的农妇，出现在乡间村落。刘鼎负责用无线电台与各有关部门联络，吴先清负责保管和传送中央文件与情报。吴先清曾利用自己家乡特产黄岩蜜橘，在小街巷口开设了一间小水果店作掩护。夫妻俩巧妙配合，一个在阁楼上工作，一个在店面做水果生意。他们机智灵活，出色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有一天，吴先清在上海的街头遇到了她的弟弟吴全源。在吴先清的影响下，她的两个弟弟也走上革命道路。但是，由于吴先清离开家乡临海多年，也没有见到过弟弟。姐弟俩几年不见了，这次街头相遇，都很高兴。他们找到一间茶座聊了起来。弟弟吴全源向吴先清讲了自己的遭遇。原来，吴全源所在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他被捕投入浙江陆军监狱。后来经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国民党社会调查处专员陈宝骅的担保释放。陈宝骅是陈立夫的堂侄。吴全源和陈宝骅有过生死之交。见吴全源在浙江难以立足，陈宝骅保荐他到上海在国民党创办的《新生命》月刊任总务主任。

吴先清听了弟弟的这番话，觉得这一关系可以利用过来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在征得陈赓的同意后，她把特科的一个秘密联络点，设在《新生命》月刊发行处的楼上。通过弟弟吴全源的介绍，吴先清很快就与陈宝骅拉上关系，开始密切交往起来。陈宝骅请客、交际时也乐于邀请她同去。吴先清经常常穿着旗袍，烫起时髦的发型，戴着白玉手镯和钻戒，打扮得雍容华贵，加上她本来就很漂亮，气质高雅，她很快地便从陈宝骅的圈子中结识了许多国民党党政军重要人物，特别是“江浙帮”的人，从他们身上获得了国民党内部大量的极其机密的重要情报，特别是对一些被捕人员在押期间的表现，了解得一清二楚。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由于潜伏在徐恩曾身边的钱壮飞及时送出情报，周恩来采取紧急措施，才使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安全转移。由于顾顺章的告密，恽代英、蔡和森等党的领导人牺牲。周恩来重组了特科，由潘汉年接替陈赓担任情报科科长。

1931年10月，刘鼎在上海外滩公园接头时，被国民党特务盯住而被捕。吴先清外出回家时，立即觉察到周围情况有异样，便当机立断不进家门，得以脱险。此后，吴先清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同时负责与被转移到南京监狱中的刘鼎联络。为了营救刘鼎出狱，吴先清利用各种关系进行活动。

吴先清想到了家嫂孙儒珍。孙儒珍是吴先清大哥吴全清的妻子，上世纪二十年代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她在北京念书时结识了当时在保定军校念书的一些老乡，这些人经过十多年的军旅奋斗，都已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要职。吴先清认为这些关系可以利用，于是就请嫂嫂到南京去拜访她熟悉的那些要员。孙儒珍马上从上海赶到南京，找到了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督察处长李进德，说明来意希望能够探望关在南京监狱的姑夫刘鼎。这个督察处长毫无推托，以自己的小汽车护送孙儒珍去探狱。这次顺利探监后，潘汉年派吴先清姑嫂两人再次到南京设法通知刘鼎“可以用灵活的方式争取早日出狱，登报也可以。或打入南京敌特组织秘密工作，或回上海党内工作，由你自己酌情处理。”于是，第二次姑嫂俩来到南京，先在中央饭店住下，再打电话给督察处长李进德。李进德接到电话后，怕她们有危险，便把她们接到自己家里住下。安顿妥当后，吴先清再去找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要他出面疏通。吴先清的哥哥吴全清与周至柔都是临海老乡，吴全清曾经当过周至柔的机要秘书。周至柔与吴家关系很熟稔，时有来往。所以，周至柔与吴先清是熟悉的，知道吴先清是“干共产党的”。那时候国民党称共产党为“绿客”（临海方言，即土匪）。当周至柔一见到吴先清和孙儒珍进门，便哈哈大笑地说：“绿客婆来了!”吴先清十分坦然地说：“是的，我来了。今天要么你们把刘鼎放出来，要么把我也关起来。”周至柔把两手一摊，微笑地说：“放人，我爱莫能助，护送你去探狱，疏通关系让你以后探狱方便，这个没问题。”吴先清利用这些关系，通过探狱巧妙地向刘鼎传达了组织的指示，自己也得以安然无恙地回到了上海。遵照上级指示，1932年9月，刘鼎经老乡国民党《中国日报》社长康泽等人出面作保，获释出狱。刚出监狱大门，刘鼎发挥他的特工专长，从旅馆悄悄溜出，甩掉“尾巴”，赶回上海，与吴先清一起，又开始与党重新接上关系的过程。

四、谍战在远东

1932年入冬季节，吴先清怀孕了。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大多已经撤往中央苏区。上海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地方，为了安全起见，春节前，吴先清跟着刘鼎一起回四川南溪县老家。刚过完春节，在当地警察局工作的一位亲戚匆匆来报信，说有人告密家里来了一对“共匪”，警察局正在布置抓人，叫他们连夜逃出县城。在这位亲戚帮助下，吴先清和刘鼎坐在箩筐里，用绳子慢慢地从城墙上往下放，然后在长江边找到一只小船回到上海。他们回到上海后，一时找不到党组织，无法接上关系，正在走投无路之际，吴先清与曾在杭州蚕校的同窗好友陈宣昭在上海街头相遇。陈宣昭得知吴先清的情况后，和丈夫吴觉农商量后，不怕危险，将吴先清、刘鼎接到自己的家中居住。当时，吴觉农住在金神父路花园坊的2号，而隔壁的3号、4号就是上海警察局局长闵鸿恩的寓所。

吴先清和刘鼎受到了吴觉农、陈宣昭夫妇的热情招待。据陈宣昭晚年回忆，那时候每天夜晚，他们两对夫妇常常在顶楼的亭子间促膝长谈，从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外局势，一直谈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听着刘鼎、吴先清夫妇的谈话，就像茫茫雾海里的灯塔，眼前出现一线光明。不久，刘鼎和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之后他就去了中央苏区。他穿着长袍，打扮成商人的模样，吴觉农陪他到车站，目送他踏上了去江西的征途。吴先清在吴觉农家中住了较长时间，她的儿子阚文木就在吴家出生。

1935年1月，刘鼎随方志敏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向皖南地区挺进，在江西怀玉山被敌人包围。方志敏被捕牺牲。当时部队被打散，刘鼎在山中躲藏几个月后，在敌人的一次搜山中被抓。1935年秋天，刘鼎只身从国民党的俘虏营中逃出到了上海。在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等人帮助下，刘鼎躲进了宋庆龄的家中。1936年3月，共产党员董健吾找到了刘鼎，他告诉刘鼎，张学良对联共颇感兴趣，希望请一位共产党员到西安去留在他身边工作，宋庆龄推荐了刘鼎。于是，刘鼎前往西安在东北军中开展秘密工作。他对张学良将军进行了有的放矢的思想工作，打动了张学良的心。4月9日傍晚，刘鼎陪同张学良从洛川飞往肤施（延安），和周恩来秘密会见和商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半年后，“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在第一时间就收到了刘鼎的报告，刘鼎的情报对于党中央掌握“西安事变”和国民党内部的情况，以及以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着重要价值。毛泽东曾多次说，“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留在上海的吴先清，也在与敌人进行着惊心动魄的谍战。吴先清具有秘密情报工作的特有工作能力和灵活性，她善于观察环境，行事谨慎，灵活机智，应变能力强，并巧妙地利用敌人营垒中的关系开展工作，曾多次沉着、敏捷地摆脱叛徒的跟踪。1933年，她与刘鼎的二妹一起同回二妹的住所，路上与一个叛徒迎面相逢。由于避开来不及，吴先清只得若无所知地与之搭讪。这个叛徒急于想知道她的住所，吴先清灵机一动，讲了二妹的住址。分手之后，吴先清立即买好船票，送刘鼎二妹回四川老家，自己也从陈宣昭的家中搬了出来。

1933年，经中央批准，吴先清调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任谍报组组长。为了不影响工作，她又把刚出生一个月的婴儿，送到临海老家，请母亲抚养。

在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的两年，是吴先清间谍生涯的顶峰。此时的吴先清已经是一个久经考验、经验丰富、有胆有识的谍报人员。上海作为白区的大本营，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地方，吴先清凭着超人的胆魄，出色的交际能力，周旋于国民党高官要员之间。她每天打扮得十分漂亮，以贵夫人的身份进出于一些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家中。国民党社会调查处专员陈宝骅夫妇经常来她家做客，找她聊天。连住在她隔壁的上海警察局局长闵鸿恩也对她十分客气，出门碰面还主动向她打招呼。吴先清深知，作为一个优秀的红色特工，她必须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扮演一个角色就要演得逼真，绝对不能有丝毫的破绽。如果稍有不慎，就会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她为革命冒过无数次风险，见过许多大场面，为了巧妙地与敌人周旋，该轻浮时要轻浮，该放荡不羁就要装成放荡不羁。每当听到有人议论她是个“轻佻、放荡不羁”的女人时，吴先清内心十分痛苦，但她坚毅地忍受着各种误解，仍以坚强意志，机智勇敢地去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1934年，吴先清频繁来往于上海与东京。当时的吴先清与共产国际著名间谍佐尔格一起，正在搜集日本准备发起对苏战争的大量政治、军事、经济情报。佐尔格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被誉为“最有胆识的间谍”。1930年初，佐尔格来到上海，和很多居于上海的社会贤达人士都有了接触。在此期间，佐尔格物色了很多各方面的杰出人才加入了其间谍网，其中就有当时日本《朝日新闻》驻华的记者尾崎秀实。这个人成为日后佐尔格在日本从事谍报工作最得力的助手。193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牛兰夫妇被捕，中外著名人士宋庆龄、爱因斯坦等人都参与到营救牛兰夫妇的行动中。佐尔格亲自在其中周旋，最终挽救了牛兰夫妇的生命。然而在营救过程中，佐尔格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被迫离开了中国。1933年5月，苏联决定派佐尔格建立在日本的间谍网。佐尔格逐渐地把触角伸入到日本外务省、德国驻日大使馆，并成立潜伏在日本的苏联谍报组织“拉姆扎”小组。吴先清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劳伦斯与远东情报局东京负责人陆久之之间的联络员。每当陆久之把重要情报拍摄好以后，由吴先清秘密带回上海，交给劳伦斯。吴先清在东京的公开身份，是东京的一家牙科诊所学护理的护士。她以此为掩护，负责秘密联络工作。吴先清在东京期间多次出色完成任务，受到表扬。

1934年底，为了掌握日本的经济情报，吴先清来到日本东京，与陈修良见面。吴先清走进陈修良的住处，一进门就看到房间内摆了不少日文版的马列主义书籍，惊讶地说：“难道你不知道日本警察的厉害，这些东西能放在外面吗？”这一提醒，让陈修良牢记在心。陈修良说：“我一生都把这件事时常记住，后来长期在敌人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没有因为被发现藏有革命书籍而遭怀疑，这是和吴先清同志的批评帮助分不开的。”

1935年5月，劳伦斯的英语秘书叛变导致劳伦斯被捕。这一事件牵涉到吴先清和在日本工作的一些有关同志。党中央打电报通知吴先清，要她“迅速撤离回国”。吴先清一面要陈修良购买从日本回上海的船票，一面迅速转告其他相关同志，要他们“速即离开东京，免受牵连”。6月，吴先清从东京回到上海。但是，此时上海也十分危险，敌人正在到处抓捕共产国际情报局的人员，党组织立即送她去苏联。

1935年9月，吴先清化名罗莎·拉库拉夫，由党组织秘密送往苏联，进入莫斯科马列主义学院学习。谁能想到，三年之后，她是被诬为“日本间谍”，于1938年在苏联“肃反”运动中遇难。

1936年9月，吴先清在马列主义学院学习期满结业后，来到莫斯科郊区一幢专门接待外国共产党人的国际宿舍大楼“马拉霍夫卡”招待所，以等待安排回国参加工作。先后来到这家招待所的中国人连吴先清、李正文在内共有四男二女，为了保密，他们相互都用俄语名字称呼。吴先清叫罗沙，李正文叫瓦夏。

在招待所等待的日子里，吴先清把大家组织起来，请有一定英语基础的同志教英语。此外，每天早晨8点钟《真理报》《新闻报》一到，就请俄语学得较好的李正文给大家边读边翻译，让大家及时了解苏联国内和世界各国的大事。吴先清在招待所时，在管理人员帮助下，找到了七年前回国时留在苏联的儿子刘莫阳。母子团聚非常高兴。她以为此番劫后重逢，母子再不会分离。然而，可怕的厄运正在一步一步地向他们逼近。

1937年是苏联肃反扩大化极为恐怖的阶段，肃反扩大化也波及莫斯科近郊的马拉霍夫卡招待所，使招待所的气氛紧张起来。1937年夏天，吴先清对李正文说，她发现一个叫索妮的女同志经常偷偷地给上级写针对他们几个人的诬告信。吴先清在索妮不在时发现了诬告信的底稿。李正文看到这个底稿上有诬告他的内容：“瓦夏懂日文，他的母亲是日本人。他长得也像日本人，肯定是日本特务。”信中有关吴先清和其他同志的内容，也都是满纸荒唐，全是造谣诬告。吴先清和李正文都没有料到世界上竟然会有如此不择手段陷害别人的人。当天，吴先清和李正文同索妮大吵了一架，从此见面也不说话。当时，苏联展开全面大清洗，斯大林公开号召大家要“大胆怀疑”，提供“人民敌人”的材料。成千上万的苏联共产党人遭逮捕、杀害，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工作、学习和避难的不少外国共产党人也同时遭殃，纷纷被捕。吴先清、李正文都预感到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不祥。果然，住在国际招待所的六名中国人，除了那个不断写诬告信的索妮外，都先后被捕，罪名都是“日本间谍嫌疑犯”。

1l月的一天下午，一位苏联大校军官敲开吴先清的房门，严肃地对吴先清说：“你多带穿的、吃的，我们首长要找你谈话。”吴先清凭着以往做秘密情报的经验，预感要出事。到了指定的地点后，那位首长二话没说，立即宣布以“日本间谍”之名逮捕吴先清，投入高墙铁窗。刚开始时，吴先清被关押在莫斯科鲁别克监狱。审讯者大搞疲劳轰炸、车轮战，每次审讯都在十个小时以上，一再逼她承认是“日本间谍”。吴先清再三申辩，审讯者完全不顾事实，也不要任何证据，就把吴先清定为“日本间谍嫌疑犯”。不久，将她和李正文遣送到西伯利亚布德里斯克监狱关押。在这个苏联最寒冷的劳改营里，每天要在严寒下从事挖煤、挖坑、砸石头、盖房等超乎体力的苦役。1938年，吴先清在劳改营里含冤死去，年仅三十四岁。

1982年至1984年，中共临海县委党史办经过大量调查，整理成《吴先清生平业绩》，转报中央有关部门。1984年6月25日，国家安全部人事局答复：“吴先清同志参加我党工作后，为党和共产国际从事情报工作，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1984年12月13日，国家民政部优抚局称：“吴先清同志可按因公牺牲对待。

（作者系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