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价格演变

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前夕，物价相对稳定。民国元年(1912)，大米每石(75公斤)合法币4．785元，25年为7．196元，平均每年上升l.7％。抗日战争期间，物价急剧上涨。民国26年，大米每石l2元，29年25元，34年涨至15000元。8年间上涨1249倍，其中前三年平均每年上涨27．7％，后五年平均每年上涨2.59倍。35年，开始恶性通货膨胀，物价暴涨。是年冬，大米每石4．5万元，36年冬涨至l00万元，37年8月19日(发行金圆券的当天)涨至4500万元(法币)，同年12月31日达9亿元（折金圆券300元）。两年时间，价格上涨2万倍。38年4月18日，每石大米价格高达70万元（金圆券），折法币21000亿元，比35年冬上涨4667万倍。

1949年8月至1950年2月，市场投机活动猖撅，物价波动较大。1950年3月，贯彻中央《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加强财政金融和物价管理，主要商品价格趋于稳定。抗美援朝开始后，一些投机商人乘机抢购、囤积物资，哄抬物价，人民政府对主要物资实行统一采购与供应，并采取“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和“兼顾产运销三者利益”的价格政策，有计划、有控制地调整各类商品的地区差价、批零差价和商品比价，合理安排棉花、棉纱、棉布与麻、茧等主要物资价格，有效地平抑物价。1950—1952年，市场物价基本稳定。1950年，临海城关每50公斤早籼 米销售价格为8.18元，1951年9.42元，1952年9.30元。

1953—1957年，利用价格杠杆，调整不合理部分，提高粮、油、棉、生猪、茶叶等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1957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比1952年提高15.1%，平均每年递增2.85%。同时，根据“城城微利、城乡合理”的原则安排消费品的地区差价和城乡差价。在此期间，国家对粮食、油脂油料、棉花、生猪等主要农副产品先后实行统购派购政策。市场零售物价总水平比较稳定。消费品零售牌价总指数，1957年比1952年上升7.53%，平均每年上升1.46%。

1958年，搞无偿平调与不等价交换。1959年开始，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严重脱节，市场物价大幅度上涨，许多商品的牌价与市价相差悬殊。1961年，食品与副食品集市价格达到解放以来的最高峰，稻谷（中等早籼）每50公斤131元，猪肉每0.5公斤7.5元，分别比1957年上升17.5倍与13.9倍，比同期牌价高出17.6倍与17.5倍。1962年开始，政府适当提高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早籼谷统购价提高31.7%，油菜籽提高18.7%，生猪提高27.2%，水产品提高30％。同时，坚决稳定18类重要生活必需品价格，扩大凭票定量供应范围。在保证平价定量供应的同时，对自行车、钟、表、酒、茶叶、针织品等少数几种商品实行高价供应。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集市价格逐渐回落，1965年集市贸易价格指数比1961年下降72.4%。

1966年8月开始，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其中早籼谷每50公斤从8.3元提高至9.5元，同时也相应提高粮食统销价格，给职工发放粮食补贴。1967年8月，冻结物价。1971年开始解冻，先后提高油脂油料、棉花、茶叶、苎麻、毛竹、水产品、木材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有升有降地调整部分消费品零售价格，降低部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1976年与1965年相比，农产品收购价格上升5.8%，平均每年上升0.5%，零售牌价指数比1965年下降4.8%。

1977年开始，逐步调整不合理价格，提高生猪、苎麻、烟叶等收购价格，降低农用薄膜等的销售价格。1978年，提高海水鱼、棉花、柑桔、大豆、黄红麻、兔毛等的收购价格，棉花提价9.7%，柑桔提价20.3%，同时降低聚丙烯等产品的销售价格。1979年，较大幅度地提高粮、棉、油、猪、牛、羊、蛋、水产品等18种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其中早籼谷提高21.6%，油菜籽提高28.6%，棉花提高15.2%，茶叶提高6.4%，生猪提高30.6%，并对粮、棉、油、水产品等超基数收购部分实行加价，当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比上一年提高26.7%。部分三类农副产品价格放开，实行议购议销。同年11月，相应提高猪、牛、羊肉与禽、蛋、水产品、牛奶等7种主要副食品的销售价格，其中猪肉销售价格每0.5公斤由0.65元提高至0.93元，国家对职工实行每人每月5元副食品价格补贴。1980年，为平衡农产品内部比价，进一步调整部分农产品收购价格和购销政策，对木材、毛竹、茶叶、蚕茧、生漆、草席等13种二类农副产品采取核定基数，超基数部分实行加价、议价或按牌议混合比例作价等政策，农产品收购价格又上升6.9%。部分三类工业品开始实行工商协商定价。1981—1983年，农产品价格进入基本稳定时期，收购价格总水平，1981年下降0.2%，1982年与1983年分别上升3.9%；工业品提高以农产品为原料的烟、酒、竹木制品、皮革制品、棉纺织品与医药产品等的价格，降低化纤织物、电度表、电视机、照相机等产品的价格。1981年11月18日开始提高烟酒零售价格，降低涤棉布、锦纶袜、雨鞋、民用电表等的零售价格；1983年1月20日开始降低化纤织品价格，提高纯棉织品价格，两次共放开1079种小商品价格。3年间，市场零售牌价总水平分别上升0.7%、1.43%与3.47%。

1984年与1985年，价格改革加快，从“调放结合，以调为主”转为“以放为主”。1984年，全面放开三类农副产品与完成统购派购任务后的一二类农副产品价格。1985年，取消粮油派购，改按合同定购，取消生猪派购，放开猪肉、蔬菜、水产品、禽、蛋等鲜活副食品价格。至此，除粮食合同定购部分与棉花、蚕茧仍执行国家定价外，其他农副产品价格全部放开，结束了沿袭30多年的农副产品派购统购政策。2年间，农产品价格分别上升8.1%和10.8%。由于煤炭、钢材等生产资料价格渐升，化肥、农机、农用柴油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从逐年降价转为逐渐升价。1985年，对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双轨制”，计划外价格上升幅度加快，工业消费品价格也开始上升。市场零售物价总水平，1984年上升1.5%，1985年上升14.7%。1986年，农产品价格总水平与上年持平，工业品放开电冰箱、洗衣机、自行车、黑白电视机等产品的价格，当年物价涨势有所减缓，零售物价总水平上升5.9%。1987年与1988年，受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推动和宏观经济过热对农产品需求剧增的影响，农产品价格分别上升19.1%与33.1%；工业消费品价格受工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影响，全面上升。1988年6—7月间，加快价格改革步伐，先后提高糖、烟、酒、火柴、肥皂、铝制品、搪瓷制品价格，放开13种名烟、名酒价格，部分群众产生紧张心理，引发提取存款、抢购商品之风。2年间，零售物价总水平分别上升11.4%与23.5%。

1989年开始，加强对市场物价控制，严格控制出台涨价措施，上收部分价格管理权限，初步遏制物价上涨势头。价格指数由1月的124.4降至12月份的106.1，但全年平均仍比上年上升16.8%。1990年，市场供求缓和，物价平稳，部分高档耐用消费品与集市贸易价格下降，当年物价总水平比上年上升3.2%。

若干年份主要消费品价格及有关费用情况

单位：元

注：热水瓶1980年及以前系竹壳，l985年及以后为铁壳。

若干年份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

单位：50公斤／元

注：l985年与l990年为市场价，其余各年均为国家收购牌价。

二、交换比价

民国25年(1936)，工业品价格比l9年下降0.4％，同期农产品价格下降3.8％，相同农产品换工业品减3．4％。抗日战争开始后，物价波动加剧，工农产品交换“剪刀差”不断扩大。民国25年至37年8月，每100公斤稻谷换白布由41．3米减至12.6米，减69.5％；换肥皂由87条减至36条，减58．6％；换煤油由28．8公斤减至l5公斤，减47．9％。

50年代后，根据等价交换原则，多次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对供应农村的工业品采取“基本稳定、个别调整”的政策，工农产品交换“剪刀差”逐步缩小。l952—1990年，农民用100公斤稻谷可换食盐由55．94公斤增至ll0公斤，换白细布由12．86米增至17．27米，换肥皂由38．59条增至61条。

若干年份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

单位：100公斤

续表

三、物价管理

50年代，物价工作由专署工商科管理。l962年7月地区成立专署物价委员会，负责物价管理与综合平衡。“文化大革命”期间，物价委员会撤销，改由地区生产指挥组与计划委员会负责管理。l980年10月，恢复地区物价委员会。l983年11月并入计划委员会。l984年3月，建立地区物价局。同年，地区及各县市物价检查所相继建立，负责物价的监督检查。

1984年前，物价监督检查工作以企业内部监督与行业审核为主。l984年后，物价监督检查工作逐渐正常化、规范化。1986年起，各县市相继建职工物价监督组织，形成物价监督检查网络。全区各级物价检查机构开展正常性物价监督检查，同时先后组织农资价格、家用电器价格、药品价格、电价、中小学校收费和公安、交警、公管收费等全区性专项检查，每年第四季度开展物价大检查。l985--1990年，全区查处各类价格违法案件47295件，没收非法所得l079．12万元，罚款42．86万元，退还消费者与用户l39．23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