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祥麟

90年的历史很短暂，可在生活中又会显得很漫长；90年前的事今天的人就会很少知道细节，会觉得奇奇怪怪乃至不可思议。走进2018，我一再地想起90年前发生在亭旁的那场暴动。

一

东海边有个三门湾，湾里群山连绵。在群山间有一片十几里方圆的开阔平壤，土地肥沃，溪流纵横，连接四方山区的道路在这里交汇，于是很早就形成了一个人口聚居的街市。据说，街市外的大路旁原有一个“着衣亭”。挑柴背炭赤膊赶集的劳苦山民，进入街市前到亭里边抹汗穿衣；衣衫褴褛的农妇，入市前到里边脱换上平日舍不得穿的新衣。在亭子旁形成的街市，就被叫成了“亭旁”。

1928年5月25日深夜，亭旁山里大雨滂沱。在亭旁街几里之外的丹丘寺，挤满了秘密集结的来自四周山里的农民。他们或肩背土枪、火药枪，或手攥长矛、大刀，夜雨湿透了所有人的衣衫，一张张黑红的脸膛却依然熠熠生辉。前天午夜，他们已在这里集结过一次，编队后奔赴亭旁边上的任家村，袭击反动豪绅。鉴于土豪劣绅仓皇出逃，暴动计划已揭开，昨天，中共地下党团亭旁区委召开紧急会议，正式成立了亭旁区革命委员会和红军指挥部，决定了今晚继续实施的暴动计划。

潺潺雨声中，包定宣布了革委会决议、革委会和暴动红军的组织机构及其领导人名单，然后对224名武装农民进行了编队。26日拂晓，趁着好不容易从乌云中挣出的一丝亮光，暴动红军臂缚红布条，高举义旗，在包定的指挥下，如猛虎出山，直扑亭旁镇。

官僚地主、土豪劣绅闻风逃窜，他们家中的枪支被收缴，地契被焚烧。亭旁大街上顷刻到处是鲜红的标语和传单：实行共产革命！没收土地！打倒国民党！追随而来的农民挤满大街小巷……红军齐集城隍庙，在群情激奋的大会上，共产党三门县委宣告解散当地所有反动机构，亭旁区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成立……

外逃的地主和豪绅四处告急。国民党宁海县政府为之震动！省政府、省防区司令部为之震动！省政府主席何应钦密令：严缉围剿！

驻宁海的省防军迅速出动了！驻海门的省防军和驻临海的国民党军也紧急集结、出动了！驻三门县城海游的省防军连队也出动了！暴动队伍随即落入四面合围、前后夹击之中……

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时期，中共组织发动的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刚刚在去年下半年相继发生。现在亭旁又冒出了个暴动，而且是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亭旁暴动给国民党中央造成的震惊和在全国造成的政治影响，绝非是今天的我们所能轻易体会的。但是，暴动的实际成果却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与前天夜里除“任家三恶”行动一样，红军开进亭旁前，计划捕杀的地主豪绅都逃光了，暴动失去了镇压反动派的作用。官军来剿应该是可以事先预料到的，而红军却非常缺乏有效的应对。先辈们的回忆告诉我们，当天下午，敌人还没到，暴动队伍就有三分之一已自行散去；县城海游来剿的敌连队尽管仅30人，而且不敢贸然突进，但暴动队伍还是力量不敌，抵抗了几个小时后当天傍晚就撤出了亭旁。第二天，分散撤出的红军仅南溪方面的一股人马，在虎垅头阻击追敌一天，毙敌2人，其他的就再也没有举行有效的战斗。就这样，暴动队伍没能采取任何其他打击敌人或壮大队伍的行动，就迫于敌人围剿而全部解散，转入了地下。

而因暴动付出的牺牲呢？红军领导和农会干部的房屋被捣毁，财产被洗劫，家属遭拘捕。继之，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的革命据点宁海中学、亭旁小学等均被查封停办，农会、工会革命组织被勒令解散，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了亭旁……总指挥包定、副总指挥任畴、策应亭旁暴动的珠岙红军临时总司令陈祥、党团组织和暴动骨干梅其彬、叶信庄、邵茂藩、包昭光、梅其广、王孝足、胡老邓等10人，都因为亭旁暴动而暴露身份，不久都先后遭逮捕，被当即杀害或瘐死狱中。

为了建立宁海中学、亭旁小学这些革命据点，为了发展、组建党团组织，为了组建农会、工会，开辟亭旁地区的革命工作，中共宁海县委和包定这些先烈花费了多少心血！至当年5月，亭旁全区党团员已发展到700多人，亭旁及其周边有十几个村成立了农会，开展了维护广大农民利益的减租、荒年平粜（即限制谷价，不让地主趁荒年歉收残酷剥削穷人）、清算祀产（祭祀的田产管理权大多掌握在地主豪绅手中）等斗争，并且取得了不少成果。本来，要是注重隐蔽和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发展到有充分的力量、有把握形成割据的时候才暴动，那是多好啊！

可是，暴动了，仅仅224个人、三四十支杂枪就暴动了。没有一个学习过军事或有军事实践的领导人，队伍基本没做过任何军事训练，就暴动了。计划过怎么抵抗反动政府调集的武装镇压吗？计划过守不住亭旁的话队伍怎么保存、怎么走下一步吗？从史料看不是没想到过，却也只是想到过而已，没有具体切实的计划，更没有预先的组织安排。

这显然是一场不该发生的暴动啊，却偏偏就是发生了。怎么会是这样？

可是，我慢慢发现，“暴动不该发生”这样的话其实是不能轻易说的；暴动的结果也不是“失败”或“胜利”这么一个词语就可简单评说。

二

引起我对亭旁暴动关注兴趣的首先是《包定诗词抄》。

这是一本印制粗糙的小册子，是三门政协1985年编印的非正式出版物。收入包定遗稿诗词128首。二十年前初次读到这册子时，我的感受完全可以用“震动”二字来形容。那时我对亭旁暴动只凭口耳传闻简单知道一点，关于包定这个暴动的首领，就想当然的以为那是个血气方刚、头脑简单的农村青年。读小册子我才知道想当然的完全错误。

包定18岁时就被时誉称作“亭旁才子”，高小毕业就被本村的初级小学聘为校长。《诗抄》收入的诗词大部分是他21岁左右时的作品，大多描画家乡山水、农村生活和抒写男女之情，字里行间充盈着十分敏锐、细腻的丰富情感，萦绕着对流年易逝、青春空老、壮志难酬的忧愁和慨叹。读《诗抄》，感觉着作者杰出的文学才华和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一个秉赋优秀、才情横溢而又有着远大理想抱负的青年形象深深打动着我。

我发现包定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的必然，那就是年轻包定的忧国忧民情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胸中块垒如山，心底激涌似潮。民国十年包定年仅21岁，但从他的《感时》中我们却可看到他面对现实，胸中块垒如山，心底激涌似潮——

十载频传国庆歌，可怜今日尚干戈。

哀鸿遍野鬼狐舞，烽火连天骄将多。

蜗角功名同赵孟，羊头卿尉自萧何。

书生未达澄清志，空忆当年马伏波。

让我们看看当时亭旁一带的社会现实状况吧。据当时中共宁海县委致浙江省委的报告等有关史料记载，当时包括亭旁的宁海县，大小地主占有土地40％以上，属于寺产、祠产的10％土地基本掌握在地主豪绅手中，账目从不公开；自耕农占有土地40％，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半自耕农、雇农占地却不到10％。农民年种麦一季、稻一季，每亩田仅能收谷二石至二石五六、麦一石左右，谷租却须交五分之三。所以半自耕农入不敷出，佃农须帮散工才能维持生活。穷人借贷，利率普通二分五，高的达三分甚至更高。“失业农民日甚一日，约占全县百分之十二，而南北二乡尤甚，大概流为土匪兵士等。”1927年，“因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之加多，苛税的加重（如牛捐、盐捐、加粮等等），农民已怒言沸腾”。

包定不满现实社会的动乱和黑暗，痛苦着百姓的痛苦，而又深觉无可奈何。他自比“嗟麟嗟凤楚狂人，匿处林泉廿四春。”他期盼着改造社会造福人民的力量出现，却又不知道在哪里，于是不停地发问，一再地慨叹：

无奈中原离乱甚，问谁仗剑拯斯民？（《村居杂咏》）

破浪雄怀，请缨壮志，空向心头触。（《念奴娇·深宵读罢》）

国家的动乱，百姓的苦难和自己的壮志难酬，是二十几岁的包定心中卸不下的沉重。这样的青年，接触马列主义后怎么不迅速成为一位革命者呢？1927年夏，他到宁海中学任庶务主任，马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宁海县委委员。同年11月受县委指派回亭旁，以小学教师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1月中共亭旁区委成立后任区委书记，3月任县常委，负责宁海南乡（大致即今亭旁镇区域）工作，发展建立农会组织和党组织，组织发动农民开展了抗麦租、要求加工资、反对增加田赋、实行平粜等经济斗争。

革命，让知识分子包定胸中的蕴郁很快化作了英雄豪气。此时，三门湾里的蛇蟠岛就在他笔下化作了志薄云天的自己——

浪花磅礴暗鸿蒙，夭矫神蛇起海中。

石骨撑空芒射日，待看飞上扶桑东！（《又和蛇蟠岛韵》）

革命是艰险的，送别战友时他心中不无惆怅，但依然豪情满怀——

……

方今天下离乱秋，君家太息吾担忧。

他日与君挥长剑，中原并驾骋骅骝。

南北东西且莫愁！（《无题》）

亭旁暴动失利后，敌人以千元重金悬赏缉拿包定。他同年转任中共天台县委常委，负责农运工作。在出现叛徒、党组织遭严重破坏之际受命任县委书记，坚持在天台地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此时，他心中依然充满反动统治必败、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对于工农翻身的美好展望 ——

赤城山上晚霞眠，落日余辉映碧天。

荒村新犊哞坡上，孤树寒鸦噪涧边。

灰黄衰柳临风抖，苍郁劲松迎雪坚。

红旗插遍台山日，喜看万民忙分田。（《赤城山晚眺》）

坚定的信念，革命的内容，乐观豪迈的诗风，与毛泽东诗词何其相似！

当我重读包定诗词时，诗人毛泽东形象一再地在感觉中出现，就禁不住地想，亭旁暴动发生在秋收暴动仅半年之后，当时包定要是能与毛泽东建立起联系，亭旁暴动的结果又会怎样？ 包定，是穷乡僻壤难得出现的俊杰和人才，如果历史赋予机遇，那是一个成就大事的人物！

当我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因暴动而牺牲的烈士群体时，我又发现，那里多的是青年才俊。包定、陈祥、任畴、梅其彬、叶信庄、邵茂藩、包昭光、梅其广、王孝足、胡老邓等十烈士，暴动时年龄最长32岁，最小16岁；牺牲时平均年龄仅25.3岁。十分年轻的生命，却都有着不同凡响的心胸！陈祥毕业于省第六师范学校，任畴、梅其彬、叶信庄毕业于省立六中，梅其广毕业于宁海中学，10人中有6人都是小学校长或教师。这些学校毕业在当时的台州乡村是十分高的学历，小学教师也是一般百姓眼中很优越的职业。可是他们为着社会的不平、为着心中的理想社会，甘愿舍弃一切包括生命！

梅其彬、叶信庄的事迹尤能让人洞见这些英烈的伟大胸襟：

梅其彬出身于南溪村生活优裕的地主家庭。他革命首先从自己家里革起，带头减租，送缴田契，出钱出粮资助革命，把自己的家变成了革命的联络站和招待所。叶信庄是湫水下叶村人，在地方上有强硬的宗族关系和姻亲关系。在革命斗争中，他先后清算了自己伯父历年侵吞的祀产财物，剥夺了他的管理权，又清算了自己岳父历年管理的湫水寺租谷的账目，剥夺了他的寺产管理权。

陈祥，乡里传说聪敏过人，品学兼优，智勇双全；任畴，读书成绩出众，有“少年拳师”之称，豪侠好义；叶信庄，传说读书过目成诵，诗文援笔立就，为人倜傥不羁，有古义侠风，被乡人誉为“三国张松”；胡老邓，为匪时劫富济贫，除暴安良……。亭旁父老的传说不虚；有着强烈正义感，有着对穷苦者的悲悯心，有着一腔热血和自信，只有这样的青年，才会激愤于世道的不平，才会齐集到革命的旗帜下呐喊而起！

什么叫英雄？什么叫豪杰？因亭旁暴动而牺牲的他们就是！像包定、陈祥、任畴、梅其彬、叶信庄，这些怀揣主义信仰和救世宏愿的先烈，他们以年轻生命矗立起的更是圣贤的伟大！

对烈士的了解和崇敬，把我引向了对亭旁暴动发生的国内革命大背景的关注。 

三

1927年，那是中国近代史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本来，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可是，蒋介石为了实现其政治独裁野心，同封建买办阶级勾结，密谋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紧接着，广州的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被解除，革命组织被封闭；国民党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汕头等地，亦以“清党”为名，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相隔仅三个月，“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又发生，汪精卫在经过多方布置之后，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裁制共产党人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并决定召开中央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分共的问题。随后不久，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也展开了疯狂的大屠杀。

在关系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危急时刻，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八七”紧急会议。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确定了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并把组织发动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会议尖锐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免除了他的总书记职务，选出了以瞿秋白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政治局。

“八七”会议给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革命急性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很快地发展起来。至年底“十一月会议”（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时，稚嫩的中央领导人们的左倾盲动思想系统化和理论化，会议错误判断革命进程和性质，将处于低潮的革命形势错误估计为高潮形势，决定了以发动工农暴动为核心的总策略以及一系列“左”的具体政策。于是，南昌起义队伍南下广州，与强大的敌军浴血奋战、九死一生，而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前敌委员会却集体受警告处分；秋收暴动在敌我力量悬殊、牺牲惨重的情况下，从实际出发放弃打长沙，引兵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组织领导秋收暴动的毛泽东却被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为贯彻“十一月会议”精神，中央还制定了《中央工作计划》，派人巡视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布置这几个省以发动工农暴动为中心的工作，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推进了左倾盲动主义。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28年3月中旬，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议召开，作出了《台属六县工作的决议案》。决议案批评“台属各县党部犯了重大的‘只和平发展组织，不肯发动斗争’的机会主义错误”，指出“省委扩大会议，认定浙江党的工作前途仍是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前途。而且认定浙西、浙南……经过一个在短时间的准备和斗争的发展，应该是一个乡村暴动的前途。”

宁海县委贯彻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决定成立武装部队，总部设亭旁；打算举行秋收暴动，循环游击，扩大影响，与周边各县取得联系，以期建立浙东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为此，县委调整了亭旁党团区委的领导成员，亭旁区的工作也从一般的经济斗争迅速转入以准备秋收暴动为中心的斗争。

四

被省委调派为台属六县特派员的管某这时来到了宁海及亭旁。

管特派员原任中共温岭县委书记，他接到调令并按省委要求处理好有关工作，然后到宁海时已是5月10日，离亭旁暴动的发生总共才十几天。据有关回忆，管在5月15日主持召开的县委扩大会议上就提出了亭旁、珠岙两区要提前发动武装暴动的主张。只因县委、区委大多数领导认为条件不成熟而反对，他的主张才没被实行。几天之后，他到亭旁了解情况。此时，亭旁散工加工资已取得胜利；已发动的抗麦租形势很好，反加粮呼声很高；而平粜斗争则因为地主豪绅藏谷不卖，平粜反而粜不到谷，缺粮农民非常忿恨，武装农民的情绪更为激烈。管某看到这些，就认为暴动时机已经成熟，再次要求立即着手组织暴动。这一次，县委、区委的大多数领导接受了他的主张。于是，5月20日夜，在谷仓岭头集中了来自亭旁、海游、珠岙、桑洲四区的200多名武装人员，召开了暴动预备会议。会议讨论了提前起义事宜，决定设立红军指挥部，推选包定为红军总指挥。管打算在农历四月内发动暴动。

这样，暴动就到了只需点火的契机。

亭旁边上的任家村有地主豪绅任某二人，依仗有私人武装，反对平粜最激烈。5月22日，区委同意任家支部提议，决定调集农民武装70多人，乘晚上任家农会开平粜会时，闯入会场击毙二任。可是因为时值农忙，各地武装农民到约定时间只到12人，而任家地主豪绅有快枪20多支，包定恐力量不敌，坐等至散会未敢下手。散会后60多名武装农民才到。归途上许多人责怪包定胆小怕事，据管某回忆，“甚至有几个人说要枪毙包定以重纪律者，大部分武装农民含怨散去，不能制止”。实际上这已充分说明农民武装的组织性纪律性之差，说明农民武装自身远未具备举行暴动的条件。可是，当晚马上召开的党团区委负责人会议却只注重保护武装农民的革命热情，仓促就决定了次日晚上重新到任家实行强攻式的捕杀“任家三恶”（增加一个对象）行动，并通过了管某的提议，把它作为即行发动游击战争的第一步。

23日夜，武装农民集结了180人，但捕杀行动又不能说是成功的：三任全部逃走，收缴其武装的目的也未能实现，仅于愤怒之下放火烧了一家宅院。但是，暴动的枪声却就此打响。

历史往往以一种偶然的面目出现。诱杀行动不成功，继以二次强攻捕杀行动，二次强攻捕杀又不成功，继以占领亭旁的暴动——从不成功的行动中一步步走向越来越大的行动，也走向越来越大的不成功，今天看来几近荒唐，可潜心体察当时，却能感觉又是非常地合情合理：一面是省委特派员的坚决贯彻省委精神，纠正县委“不肯发动斗争的错误”，积极推进武装斗争；一面是简单纯朴的武装农民的热血沸涌，越是不成功就越是激起强烈、焦躁的成功欲望。

从管某一年后叛变、效忠国民党并到狱中指认革命者的卑劣行径看，他是一个缺乏坚定信念的人。他当初急于举行亭旁暴动，完全可能有贪功的私心在作怪。但也要记住，赶快发动武装暴动是以组织手段自上而下贯彻的一种指令，把亭旁暴动的牺牲和损失完全归咎于管某，无疑有失于简单浅薄。我们知道，中央派上井冈山的先后两任特派员最后都英勇地牺牲于火线，但他们死前也都是中央精神的坚决执行者，毛泽东就因此而两番受打击排挤，井冈山也因此付出了血流成河的惨重代价。当年派到亭旁的特派员即使不是管某，也完全可能做出一样的决定，因为亭旁暴动的迅速举行，从根本上说是贯彻当时的中共中央以及浙江省委精神的结果。

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今天似乎是执政者人人皆知的简单道理。可它是与亭旁暴动一样牺牲的成千上万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得！

……包定实际是充分意识到暴动结果的。我的脑海中一经跳出这一感觉，就再也挥之不去……

五

蒋如琮是南昌起义失利后潜回中共宁海县委工作的。据他回忆，管某第一次主张提前暴动，宁海县委、亭旁区委的大多数领导都觉得条件还没有成熟，怕“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他特别点出“包定、包昭华竭力反对”。而仅仅几天之隔，当管某再次提出时，包定却又同意了。这是怎么回事？看回忆是怎么说的：

“这时赞成的人比第一次多了，梅其彬、梅其广和好些骨干都同意立即发动，次安（即包定）、昭华、信庄等同志觉得这一回比前一个月好，既然是省委派来的军事委员的命令，不能不顺从，动就动吧。”

显然，从管到宁海至决定提前暴动（即5月20日谷仓岭头会议）仅仅10天，管的两次提议仅几天之隔，其间并无任何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发生，形势没有发生变化，比前月好或不好都不是包定他们从反对转为赞同的原因。透露了真正原因的是回忆的末一句：“既然是省委派来的军事委员的命令，不能不顺从，动就动吧。” 

我相信蒋如琮回忆的准确性，因为他自己先后两次都坚决反对，所以会十分在意包定的态度，会留下深刻记忆。这一回忆告诉我们，管某的主张很坚决，几近“命令”，而包定是在上级领导权威的压力下才勉强同意的。

有关井冈山的史料告诉我们，派上井冈山的中央特派员能把毛泽东—－秋收暴动队伍的直接组织领导者—－都排挤出领导层，那时的组织权威非常大。但是几天之隔就从“竭力反对”转为勉强同意，我感觉这里边还有其他的因素。最大的可能是，提前武装暴动的主张其实也符合了许多激进、焦躁而稚嫩的革命者的心态，包定同时感受到了来自下面的压力。或许，包定还想，现在只是原则上同意提前暴动，还不是决定具体日期，同意了再说吧。

如果说这只是猜测，那么22日晚诱捕行动落空之后，武装农民对准他的无理怨怒则是明证。上有管某这样冒进的特派员，下有武装农民这样的怨怼，至此，包定即使想阻止也不可能阻止暴动的举行了。

包定生于亭旁，长于亭旁，27年里几乎没离开过亭旁，他太知道亭旁。亭旁的党团组织以及农会组织、农民武装都是在他领导下组织建立起来的，他也很清楚自身力量的实际状况。我们无法起烈士于地下，但可以想见，他肯定担忧武装行动带来的后果。可是，一方面，在上述这样的上下两面夹持下他没法坚持反对；另一方面，革命的路应该怎么走，缺少革命历练的年轻包定也很难拿出主见。不搞武装暴动敌人就容许你这样革命革下去，容许你力量壮大起来吗？亭旁的地主豪绅们已经开始不满、出招抵抗了，国民党政府更是去年就已在全国范围镇压共产党、反对工农革命了，不开展武装斗争不要说不可能壮大革命的力量，就是当前的成果也难以保住啊！

眼前就暴动，明摆着是以卵击石，造成革命事业的损失，支持革命的乡亲们的受难，弄不好遗臭万年。可眼前不暴动，也无非是日子有限的苟存，到时候还是无路可走。怎么办？怎么办？

或许，也喜欢读读佛经的包定，这时想起过佛说的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伟大的事业，总得有许许多多人在危难时刻的担当，成败、是非、功过且皆放下，就让我担当吧！

包定，就这样赞同了提前暴动，担当起了武装暴动意料之中的一切结果。

亭旁暴动错在提前举行了吗？假如再过几个月，也就是原定的秋收再举行，就有成熟的条件了么？很难说。毛泽东组织领导的秋收暴动，是当时党中央的中心工作，领导力量该是充分了吧？条件、时机也该是成熟了吧？而我们知道，至少五千多人的暴动队伍最后是只剩下大约六七百人上的井冈山，上井冈还是改变原定计划的结果。南昌暴动的情形也差不多。如果以暴动队伍的牺牲论成败，这两个暴动则都是失败，如果以起始意图（攻占城市）论成败也都是失败。根本的原因是国民党武装的强大，只要你打，你就必得付出惨重的牺牲。而你不打呢？那么就等着国民党反动派来逐步“肃清”你。南昌暴动、秋收暴动能说是失败的吗？没有这两个暴动就没有共产党的军队，就没有中国革命的“井冈山道路”！

就像婴儿的学走路，成人们分析的跌倒原因总是对的，但不可能有婴儿按照这个道理学会了走路而不跌倒。要走路就要跌倒，要么就不要走路；跌倒不是错、不是败，而是必须的经历。中共党史习称为“左”倾盲动的那些牺牲，其实是很难甚至不可能避免的啊！

亭旁暴动，那是秦庭的孤身拔剑，那是追求光明的飞蛾扑火，那是如来入地狱、耶稣赴身十字架的神圣担当！

包定，因亭旁暴动牺牲的先烈们：是你们生命的燃烧，让年轻政党在暗夜中找到了壮大自己、拯救民族的新路；是你们碧血的挥洒，将惊天动地的山魂海魄书写进了三门湾历史。你们的牺牲精神和浩气正气，将伴亭山亭水永存，将随着英雄时代的渐渐远去，越来越放射出人类精神的不朽光华！

纪念你们的丰碑矗立在亭山顶上，如长剑直指苍穹，你们看见了么？那是亭旁人民、三门人民、中国人民对你们的最高礼敬和最深怀念。

灵其不昧，伏惟尚飨！

                                    （中共三门县委党史研究室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