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永富

1928年爆发的亭旁起义，建立了浙江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震惊全省，被誉为“浙江红旗第一飘”。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声。亭旁起义就是当时一系列武装斗争中较早的一次。正因为有一大批为人民利益舍生忘死的共产党人的探索和实践，中国革命才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成就了一部撼天动地的英雄史诗。

光辉的革命历史孕育了不朽的革命精神。亭旁起义的先烈们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赤胆忠诚，一心为民”的精神丰碑。这一革命精神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一脉相承，在腥风血雨中诞生，在烽火硝烟中成长，在改革开放中光大，永远值得我们学习，需要我们大力弘扬。行动是最好的纪念，发展是最好的继承。

参加起义的英烈们，无论有名的还是无名的，人民都会永远铭记他们的功勋和精神。

一、赤胆忠诚源自星火燎原的理想信念

理想至上，坚定信念，是凝聚人心、催人奋进的伟大旗帜，是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的力量源泉。1925年10月10日，在沪的宁海（三门）进步青年知识分子蒋如琮、林淡秋、章广田、俞岳等20余人，发起成立“宁海旅沪学会”，刊发会刊，“揭破一切黑幕，唤醒无知乡愚”，传播先进思想。而他们在上海大学的导师正是中国革命先驱瞿秋白、邵力子、邓中夏、张太雷、恽代英、沈雁冰等。学会成立后，蒋如琮等随即发起创办宁海中学，1926年9月便建立台属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宁海中学支部，宣传革命道理，培养革命骨干，谋划革命大计。宁中支部的建立，立即得到了中共浙江党团书记宣中华的重视和帮助。

宁海旅沪学会直接来自党的发祥地——上海的革命圣火传播，宁中早期党组织的活跃，南乡重要的战略地位，亭旁传统的反抗精神，这一切让历史选择了宁海→南乡→亭旁。从此，星星之火穿越崇山峻岭，点燃了世代赤贫的亭旁大地。

1927年夏，在宁中任教的包定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而成为了革命火种的坚定传播者。是年秋，县委派包定到亭旁发展党员、发动群众、开展斗争。10月，率先成立第一个农民协会——包家村农民协会。1928年1月，中共亭旁区委成立，包定兼任书记。短短几个月，星火相传，全区发展党团员多达700余名，包家、任家、中门、南溪等地均建立了党支部，拥有可组织调动的农民武装队伍200多人。党团组织迅猛发展，农会活动风起云涌，农民武装迅速建立，革命火种成燎原之势，亭旁起义已蓄势待发。

1928年5月26日,亭旁区革命委员会率224名红军，会同千余名贫苦农民发动起义，一举占据亭旁。这次起义威震整个浙江，它的影响，远远不止于赶跑了几个土豪劣绅，没收了几亩土地。它的最大影响,是树起了农村武装夺取政权的旗帜。这是在宁海（三门）、甚至在浙江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伟大壮举。同时，它造就和锻炼了干部,播下了革命种子,为我党以后在这一地区进行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这是一次没有成功的壮举，其兴也忽，其败也忽，但它有声有色地发生了，即便恍如天际流星，也为黑暗的夜空留下了一缕光明。抗战时期，共产党组织在亭旁率先恢复活动，并培养输送了一大批党员干部奔赴各大抗日战场。解放战争时期，活跃在亭旁山区的台属游击队是台州境内第一支中共武装，配合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于1949年2月17日解放了三门县城和亭旁重镇，三门成为全省第一个解放的县。

二、赤胆忠诚蕴含着百折不挠、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

斗争精神是民族外抗强暴、内惩奸恶的利剑。为追求光明与进步，亭旁起义革命烈士敢于斗争、无所畏惧、绝不屈服。他们据南溪，聚丹邱，建红军，攻任家，冲破一切黑幕。占亭旁，毁田契，斗豪绅，宣布土地革命纲领，武装夺取政权。在国民党优势兵力大举“围剿”的危难时刻，坚守在虎陇头的红军战士严阵以待，沉着应战，以土枪、土炮、大刀、长矛等低劣装备，阻击装备精良的国民党部队，给国民党政府以沉重打击。

起义不仅有生命的搏击，更有灵魂的激荡。组织参加亭旁起义的11名革命烈士，当年平均年龄只有23岁，包定27岁，最大的胡老邓32岁，最小的梅其广仅16岁。亭旁起义后，包定、陈祥、叶信庄等8位同志分赴各地，坚持火线战斗。包定奉调天台县委工作，因面目太红，遭国民党当局到处悬赏缉捕，他只能隐蔽夜出活动，影响革命工作开展，为此非常苦恼。后来，包定用滚烫的炒芝麻敷脸毁容，硬把一张俊俏的脸孔变成了大麻子，为的就是不暴露身份，更好地开展革命工作。他在天台革命时所作的《赤城山晚眺》一诗中写道“灰黄衰柳临风抖，苍郁劲松迎雪坚。红旗插遍台山日，喜看万民忙分田。”字里行间充满了坚毅、豪迈的战斗精神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在危难时刻，梅其彬烈士曾告诫同志说：“我们参加了共产党，如遇不测，只要做一个人承担，坚决不出卖组织和半点消息。”他们一诺千金，说到做到。

包定、陈祥等8位同志在革命斗争中相继被捕，他们在狱中受尽折磨，仍坚持抗争，坚贞不屈，宁可牺牲也决不透露党的半点机密，无一人屈服叛变（8位同志全部牺牲在狱中），英勇就义前仍慷慨赋诗、壮烈高呼，表现出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被捕入狱后，梅其彬、叶信庄、包炤光等与其他革命同志一起，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狱中革命斗争，削尖筷子为笔，翻转木盆为纸，蘸墨书写，创办《鹤嘴锄》《火花》刊物（用削尖的筷子蘸墨，把文章写在面盆底面上，传看过后即用湿毛巾擦去），翻译马列主义书籍，组织难友学习，宣传革命思想；参加中共狱中特别支部，定期举行悼念革命烈士活动，组织发动了“发折子”（个人汇钱存折），开展集体谈判及绝食抗议等斗争，为难友争取民主权利。他们在极其严酷的斗争环境里，以惊人的革命毅力、旺盛的斗志，始终坚持卓绝斗争。包定烈士在就义前与同志们永别时说:“我只恨工作做得不够，别无留恋。”革命意志是如此铿锵有力、掷地有声。陈祥烈士在狱中自称“无可畏”，牺牲前给不满周岁的孩子取名“定日”（寓意定有一日革命会胜利），对革命充满了必胜信心。梅其彬烈士在狱中临终前还提起精神鼓励难友：“希望同志们继续为共产主义革命奋斗到底！”在亭旁起义革命烈士的人生轨迹中，都鲜明地印刻着不畏艰难、忠诚不渝、顽强不屈、英勇抗争的崇高品质和战斗精神，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首首气壮山河、惊天动地的壮丽诗篇。

革命先烈不论遇到多少艰难曲折、付出多少流血牺牲，仍然勇于抗争，前赴后继。亭旁起义失败后，联络员王孝足、红军战士胡老邓被国民党军警围捕，在亭旁街惨遭杀害；红军领导及农会干部的房屋被捣毁、家属被拘捕；梅其彬叔父梅连江因平时支持侄儿革命，被捕后被打穿手腕押至海游街示众。但这些都阻挡不了他们追求真理的坚定步伐。在白色恐怖下，县委主要领导及蒋如琮、柔石、林淡秋、俞岳等革命人士避险外出，易地斗争，继续坚持革命。

这些抛头颅、洒热血、毁家纾难、舍生取义的革命先烈，无愧于党的优秀儿女，宛如一座座丰碑，耸立在中华大地。

三、一心为民诠释了牢记使命、不负人民的担当勇气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持续3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败。当时中国一片腥风血雨，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损失如此惨重，以至于中共六大召开时，无法统计全国党员人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特别注明：“六大召开时，全国党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中共六大，成了唯一没有写出全国有多少党员的代表大会。这是共产党自诞生以来的生死存亡关头，在国内难以找到一个安全的地点召开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的中共六大，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大会安排在当时苏联首都莫斯科州纳罗法明斯克地区五一村召开的，会议在高度机密状态下举行，参会代表均用化名。六大也是党的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在大革命失败极为严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紧急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10月28日，中共中央就工农斗争一事致信浙江省委：“应马上准备一个广大的农民暴动”。1928年3月，浙江省委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会议为浙江革命指明了方向“浙江党的工作前途仍是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前途”。紧接着省委描绘了一个宏大的革命蓝图：计划秋收时举行总暴动，以期建立浙东革命根据地，创造像海陆丰一样的革命局，建立苏维埃政权。由此，浙江武装暴动的重点落在台属宁海，而宁海县委在研判革命形势后，确定把重点放在南乡亭旁。

亭旁就是在这样严峻的时代背景下义无反顾地接受了历史的抉择，起义就在这种革命危急的紧要关头下大义凛然地吹响了集结号，高举旗帜，毅然负起历史使命担当。

以包定为代表的革命先烈们，胸怀“莫将壮志随涛卷，彼岸奋身为国光”，立志“一旦引吭肆大声，雷鸣霆击振中夏”（包定烈士诗句）。正因为他们心系中华振兴，豪情凌云，才有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的过人胆略，才会在中国革命低潮时期，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坚定贯彻省委决议，冲破白色恐怖挺身呐喊，顶着腥风血雨揭竿而起，树起了第一面镰刀斧头红旗；正因为有敢于打破教条的气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争取劫富济贫、啸聚山林的胡仁喜、王显时、胡老邓等绿林豪客武装，对之进行教育改造，使之成为起义的基本武装力量；面对斗争局面骤变，敌我力量悬殊时刻，果断决定撤退，化整为零，为革命保存了一大批骨干力量。

这次起义轰轰烈烈、威武雄奇，以至于中共浙江省委、中共中央都专门作出决议和总结，给予充分肯定。中共中央在《中央致浙江省委信》指出：“由亭旁这次斗争的经过情形看来,证明农村的争斗(斗争)很容易发动。尤其现在青黄不接的恐慌时期,只要我们的党能够提出农民的迫切的要求,即可发动极广大群众起来争斗。省委应当很详细收集这次斗争的教训与经验，传达到各级党部，……”“这次亭旁斗争告诉我们……只要真是发动与农民有利益的斗争，农民便可随时聚集武装力量。因此，党在农村经常工作与小的斗争中，必须注意农村武装组织的工作（公开或秘密）。”显然，亭旁起义的经验作用被中央高度重视，并要求传达运用到革命实践中去。

起义虽然没有达到“创造像海陆丰一样的革命局”的预定目的。但是,它认真地、及时地实践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关于革命武装斗争由城市转向农村,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坚决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决议。亭旁起义是浙江省较早一次有组织、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并建立了浙江省第一个地方红军和苏维埃政权。这对于整个浙江的影响是广泛的。这次起义,能在短时期内发动数千农民武装,控制了几个区的局势,证明党的“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正确的道路,为我党在农村继续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经验。亭旁起义发生在蒋介石老家奉化附近,极大地震惊了远近的地主豪绅,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根基。

四、一心为民展现了无私奉献的初心情怀

亭旁起义是一座记载党和人民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不朽丰碑。包定等革命战士之所以能视死如归、浴血奋战，之所以能战胜艰难险阻，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有着为人民解放和民族自由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亭旁起义的领导人大多是刚出校门的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有相当不错的家境，但为了革命，为了劳苦大众，毅然投身革命事业，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紧跟党的步伐，吹响战斗号角，冲击黑暗势力，协谋桑梓利益，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但他们一向不求回报，从来没有去向党向人民要名要利。亭旁起义的革命先辈,正是有了这种一心为民、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初心情怀和革命精神,才有面对敌人的枪口而宁死不屈、战斗到底的壮举。

为开辟宁海南乡、西乡的革命工作，包定、陈祥等先后受党组织委派到亭旁、珠岙一带从事革命活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广泛开展农民运动。他们组织平民夜校，建立秘密组织“穷人会” “壁虎社”、农民协会，进行宣传发动，同当地反动势力展开斗争，使长期生活在黑暗统治下的农民提高阶级觉悟，纷纷加入农民协会和党组织，奠定了亭旁起义的社会基础。他们深入农村，组织农民开展抗麦租、加工资、反对增加田赋、实行平粜等经济斗争，一心维护农民利益。在这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殊死搏斗中,共产党的政策与国民党的暴行,形成鲜明对比,从而深刻地教育了广大贫苦群众,使他们真切地感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打倒封建地主,分到田地,才能有出头日子。

包定烈士在最后一封家书中写道：“我在外面不能回家照顾孩子们，这是你们所明白的。盼教孩子们踏着父亲的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他自知不免一死，仍初心不改、信念坚定，对后人寄予殷切期望。梅其彬烈士出身地主阶级家庭，曾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他背叛家庭，效法海陆丰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彭湃，自我革命，为雇农减租、自行烧毁地契，倾其所有，将粮食、银币等财物无私地用于革命。叶信庄烈士大义灭亲，其大伯管理的祀产财物，其岳父所管理的湫水寺财产，均被清算，剥夺管理权，并将部分收入纳入湫水小学的教育经费。革命先辈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抛弃一切个人利益,冒着生命危险,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进行顽强的斗争,把革命胜利、民族富强和人民幸福作为毕生追求。

亭旁起义之所以能够成功组织发动，主要是革命初心为了群众，革命斗争依靠群众，充分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这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一次生动实践。对此，中共中央高度评价了亭旁起义，在1928年6月《中央致浙江省委信》中明确指出：“这次亭旁党部能够利用农民生活最痛苦时期（青黄不接时候），发动当地农民平粜、抗捐、抗麦租及加资的斗争，并且根据当时群众斗争要求与情绪，聚集农民武装用游击斗争方式去求群众斗争的扩大和发展，中央认为必要而且正确的策略。”

如果没有广大贫苦农民的支持和参与,亭旁起义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规模和影响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只要我们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就可以获得无穷的力量，风雨无阻，奋勇向前。”

（作者系中共三门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