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 首页
>>史志研究 >>党史研究

粮票往事
——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四十周年

发布日期:2018-12-27 15:27 访问次数: 信息来源:台州史志网

张悟新

粮票的历史:1953年开始,粮票实行由各省、市、自治区商业部门印发。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第17次全体会议通过粮食部《关于城镇居民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9月25日,全国开始实行城镇居民凭《购粮证》供应粮食。1985年国家取消了《农产品统购统派制度》,粮票和《购粮证》均停止使用。1984年深圳最早取消,北京最迟,到1993年5月才停止使用。在全国实行了30年的粮票和城镇居民凭证购粮的制度结束了。这是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初期的一项重要成果。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写这篇《粮票往事》是为纪念。

在我书桌的抽屉里,有一个玻璃盒子,里面放着精致优美的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望着它,往事联翩。

1957年春,母亲来信说,去年家乡办了农业生产高级合作社,自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来,农民口粮由农业社按劳动力、劳动工分供应。家里3人,两个弟妹还读小学,没有劳动力。社里照顾的工分抵不上口粮,要自己拿钱到粮站买粮。但我寄去的钱,因没有全国粮票买不到粮食,母亲要我寄50市斤粮票。那时,我每月定量26斤,靠得单位的食堂,早晚餐有苞米槎供应,不用粮票。我采取早餐不吃馒头,不喝米粥,买一碗白菜豆腐汤,一颗苞米槎,就够了;中午吃得好一点,两个馒头,一碗菜汤,一碟菜;晚餐吃碗胡萝卜汤,一个苞米槎,就这样每月可节约粮票6斤。由我所在单位黑龙江莲江口农场,打证明到当地粮管所,用自己的《购粮证》调换全国粮票。这年,我给家里寄去60市斤。自此,我十分重视节约粮食(票),养成了节约习惯,每年都给家里寄去“救济”粮票。

那时,粮票贵如金。出差、开会须带粮票,否则,有钱也吃不上饭。1965年6月,我到地区参加卫生工作会议,忘带粮票,报到的同志只给我会议出席证,没有就餐证。好心的地区招待所所长给我垫上6斤,我才有饭吃。即使是走亲访友,也须带粮票,大家都知道每人的定量都是有限的,哪有余粮,吃一餐饭也要给四两或半斤的粮票。

实行《城镇居民购粮证》是购买粮食和粮食制品的凭证,农民称它“粮折”。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城镇居民购粮证》和粮户关系扯在一起,分居民户口和农民户口。相比之下,“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居民户粮食、棉布定量供应,吃穿不愁,还享有子女就业等好处,而农民户,一无所有。与我在一起工作的两位同事,妻儿老少一家六七口人,都在农村,公社化时农村缺粮,糠菜度日,都得了浮肿病。他俩各有1个儿女初中毕业好几年了,没有就业,家里穷的“叮当响”。这个粮户关系使得婚姻也讲究“居民户”“农民户”。那时有个说法,“娶妻不娶农村女”,娶了个农村女,出生的孩子世代是农民,一辈子不出头。民以食为天,粮食是农民劳动生产出来的。这个粮户政策对农民太不公道。

1978年,我在县卫生局被抽调参加温岭县委农村工作队。我们这个队驻在石桥头沙角大队。春耕时,队里有好几个社员在田头向我们发牢骚,“居民是亲儿,农民是义子”。我们的组长老孔同志劝导他们说,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又穷又落后,好比我们一个大家庭,当家人难,照顾不了那一个,也很难摆平。就是你们这个大队,也难以满足。这几个社员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去说“居民户”,“农民户”,也不说那个“粮折”,我们向国家提意见,要改一改政策。听说,1962年我国有个地方分田到户,文化革命一来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不要把农民捆在一起,要是分田到户,种田的种田,养猪的养猪,养鸡的养鸡,养鸭的养鸭,会做生意的去做生意,会做工的去做工。农民马上会富起来,谁还稀罕那个“粮折”,还要什么粮证、粮票,还分什么“居民户”“农民户”。

粮票是无价票证,禁止买卖,但实际是有价的,市场价与国家牌价的差额,就是它的价值所在。虽然国家明令禁止,但禁而不止。六十年代初,城关东门有家大众饭店,我到县里开会,早晨从箬横到城关乘汽船,约五六个小时,到城关中午了,去县招待所已吃不上饭。我每次从东门汽船埠头上来就先到这里吃饭后才去招待所报到。在这家饭店有几个专做粮票买卖的“专业户”。那天逢城关市日,有两个人走进饭店,使个眼色就招来买主,到饭店门前的角落,两人讲定浙江粮票每斤0.25元,150斤共计37.50元;全国粮票每斤0.50元,10斤5元。当场,两人一手交票,一手交钱,怕被“打办”看到,成交后各自向不同方向跑了。我坐在门口的座位,他俩的行动我看在眼里,临走前,他俩看看我,笑着向我道谢,说“谢谢”,意思是说我不检举他们。我吃好饭,起身走出饭店,有一个人问我有粮票卖吗?我问他做什么用,他直爽地说,想赚几个钱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实行粮价放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9年,我县农业生产和全国各地一样获得大丰收,粮食大增产,那时有句顺口溜,“农民伯伯肚皮饱,工人大哥哈哈笑”。但粮票还暂时在流通,我在想,这或许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一个过渡期吧!因此,粮票的剩余价值还在体现。1991年10月,我到庐山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山上一些烟酒店贴着“10斤全国粮票换一瓶江西名酒四特酒”,我买了一瓶带回家。1992年元旦,特请几位朋友来品尝。我还用浙江粮票30斤,换来两张藤椅;5斤全国粮票换来8条肥皂。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粮食年年增产,上市的粮食制品越来越多,麻糍、年糕、嵌糕、米团……应有尽有,不用定额粮票。自国家取消粮票,价格放开后,粮票没有用了。粮食市场上,产地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各种品种应有尽有,任人挑选。粮票的“剩余价值”没有了,当年以票换物也不再存在,粮票买卖专业户也没有了。接着是收藏各种票证的专业户上门来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杭州开会之余,和几个同志一起到平海街遛达,参观这里的集邮市场,不想这里又是收藏各种票证的集散地,票面标致的全国粮票最热门了,1斤值2元,与我一起的一个同志,身边有15斤全国粮票,张张品相好,卖得30元。想不到粮票也有收藏价值,于是,我将手头品相好的全国粮票、浙江粮票等,还有出差江西、辽宁;在饭店吃饭后找回的粮票也收藏起来,常拿出来看看。

粮票在我国经历了农业合作化时期,人民公社化时期,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文革”动荡年月,到了改革开放年代停止使用,为社会稳定,发展国民经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又是我国从一穷二白,走向繁荣富强的见证和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