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瓯国历史地位及其价值

——台州东瓯文化初探

东瓯文化是中国百越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东瓯国历史是研究百越民族史的重要课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过史学和考古工作者查找文献资料和发掘考证文物，对东瓯国历史文化深入研究，东瓯民族起源、疆土、都城等问题才逐渐清晰起来。2005年，台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经过征集和调查东瓯历史资料，编印《东瓯国研究》一书，集各家研究成果，抛砖引玉，得出“东瓯国都城在台州市温岭大溪”的结论，引起台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重视和社会各界专家的关注。2006年9月至1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温岭市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联合，对位于温岭大溪镇古城遗址附近塘山村大墓进行抢救性发掘，进一步得出“塘山大墓具有东瓯国应有文化特征，应是东瓯国上层贵族的墓群，甚至可能是东瓯国的王陵”的结论。本文分析东瓯民族起源和东瓯国历史演变，反映东瓯国历史地位及现实意义。

东瓯起源与发展

东瓯先民开创自己灿烂文化语言，风土习俗和生产方式，创造了印纹陶文化，与同时期北方青铜文化，同是与自然界斗争的伟大创举。后因与于越族同俗共源关系，被中国史书上称东越或瓯越。夏商之际已有东瓯封名，周初受周王朝爵封为东瓯小方国。秦统一后，设置闽中郡，但未进行管理。直到西汉惠帝（前193）受封为东海王国，是台州行政区域确定之始。^[1]疆域包括现在的宁波市南部、金华南部、台州、温州、丽水地区全部和闽北部分地区。后来东瓯族与越族完全融洽同化，成为百越民族中一支生产技术先进、文化发达的文明民族之一。

东瓯民族特征是断发文身、善剑、熟农耕、习水作舟。殷商初期，汤命伊尹令中原四周民族献土特产朝贡时说：“臣清正东符，委、仇州、伊虑、九夷、十蛮；越沤，剪发文身，请令以鱼皮之鞞，                                               鲗之酱，利剑以献。”《逸周书·王会解》中有“欧人蝉蛇……且瓯文蜃……沤深……东越海蛤，欧人蝉蛇，蝉蛇顺食，于越纳，姑妹珍，且瓯文蜃，共人玄贝”等。孔晁注：“东越瓯人也……且欧文蜃，且瓯在越……”^[2]笔者认为孔的注解是对的，就是说“欧人蝉蛇”是指“西欧”，“且瓯文蜃”是指“东瓯”。这可查民间的生活习俗证实。现在广东人喜食生肴，把蝉蛇肉作佳肴；而浙南台温处（州）人忌讳蝉蛇肉佐餐的，相反倒喜吃蚌蛤一类的贝肉。司马贞《索隐》引刘氏明确指出“今珠崖、儋耳谓之欧人也”，这就是古史上所指的西欧。郭璞注《山海经·海内南经》中的“欧居海中”就更明显指珠崖、儋耳无疑。珠崖、儋耳古代称西欧，地志云：“越族传国三十余叶，历殷至周敬王，允常（勾践先世）拓土，始称大王。”《史记·东越列传》《山海经·海内南经》把东越中的于越、瓯越、闽越都视为百越中不同部族或方国，瓯越显然与于越同化。

东瓯与中原有密切交往，吸收中原的先进经验结合当地的条件，在农耕、纺织、冶炼和造船等手工业处领先地位。农业与手工业有明确分工，生产技术和生活水平都有较大提高。《越绝书外传》载吴王占梦问卜公孙胜：“越以两铧倚吾宫堂”，“伏地有顷”，可见吴人钦慕越人善使“铧锄”的先进农业工具。这在台州玉环县三合潭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多套完整的石犁头、犁壁证实这一记载是完全确信。越人食鱼稻、果蓏、赢蛤，食物常足，不忧冻饿。中原人仰慕瓯越人以农鱼经济为主，生活有保障的心情。越瓯冶铸、纺织、造舟一向为中原称道。商时东越亦贡荃、葛；越国进贡吴国造战船，曾发数人进山“伐木取金”。于越、瓯越、闽越、南越等百越民族，除共性的修长石凿、石、石鏃、纺轮和几何印纹陶这一显著文化特征外，文献上有“断发文身”、“便于用舟，习于水斗”以及图腾崇拜、好食水产和语言等各不相同。

东瓯国历史演变

东瓯国经历东越国、瓯余国、东瓯国、东海国、东越国5个历史阶段。东越国和瓯余国时间缺乏始料，难以考明。东瓯国自周元王四年（前473）至汉元封元年（前116）除国，有362年。自西汉孝惠三年（前192）至元封元年（前110）除国有82年。

东越国是浙江福建沿海一带“执玉帛者”的独立小方国，向周成王所献的贡品是海蛤（战国《逸周书·王会解》）。这是有文学记载的最早史料，按时间推算，东越国可能在商代晚期立国。这段历史无明确领土观念和疆界，由城邦国家逐步过渡到领土国家。

瓯余国建立西周中期。立国范围在今台州黄岩、温岭一带。胡牧《瓯史探略》：“瓯余国应为今台州永宁江流域。”

东瓯国（东海国）始于春秋战国。东汉《越绝书》：“东瓯越王所立也。”^[3]周元王四年（前473），越王勾践兴兵灭吴称霸，封两个儿子，在东越国的境内建立东瓯、闽越两个属国，以利于扩大疆域，筑固后方，扩充兵源，争霸天下。东瓯国的都城设在今温岭大溪。战国后期，楚威王兴兵伐越，“大败越，杀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正义》：“今台州临海县是也。”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攻占东瓯、闽越，设立闽中郡，这是秦始皇平定江南百越的第一仗。

秦末刘邦起义，东瓯王摇和闽越王无诸，起兵助汉灭秦。西汉惠帝三年（前192）封摇为东海王，都城东瓯，俗称东瓯王（摇是越王勾践第七世孙）。汉初将秦朝设立闽中郡划为3个王国，东瓯国范围包括今台州、温州、处州（丽水）。东瓯国是西汉103个郡国之一。汉景帝三年（前154）“七国之乱”，吴王刘濞联合楚、赵、胶西、胶东、甾州、济南六国，发动武装叛乱，东瓯王起兵万人拥吴反汉。太尉周亚夫奉旨征讨，几仗恶战，刘濞仅余数千人走丹陵（今江苏丹阳），准备与东瓯王联合，汉廷派使者以重利诱说东瓯王，东瓯王反戈一击，杀死刘濞，吴王太子驹亡走闽越。刘驹怒东瓯杀其父，常劝闽越王击东瓯。建元三年（前138），闽越王郢发兵围困东瓯。太尉田蚡主张放弃，中大夫严助与之力争，汉武帝令严助率会稽兵救东瓯，闽越王被迫退兵。次年东瓯王请求撤王归汉，率四万民众迁徙江淮之间。武汉帝第一次用兵救东瓯，这是台州历史上重大事件。^[4]东瓯国辖地被余善控制，朝廷封为东越王，后期已被闽越所控制。元鼎六年（前111），余善谋反自立为帝，武汉帝雄才大略，削平诸侯割据，重兵讨平闽越，撤废东越、闽越两国。《史记·东瓯列传》：“东越（东瓯）狭多阻，闽越择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至江淮间。东越地遂虚。”这是汉武帝征服百越民族的最后一场战争。从此东瓯、闽越融入华夏汉族文化，进入汉民族的大家庭。

东瓯古王城历史价值

古老的东瓯国在台州留下一座古王城遗址，位于温岭市大溪镇。较早记载是宋代《舆地纪胜》卷十二：台州有“古城，在黄岩县南三十里，（温岭大溪大唐岭）外城周十里，高仅存2丈，厚四丈；内城周五里，城上有乔木可数十围。故老云，即徐偃王城”。^[5]台州自南宋嘉定《赤城志》开始，一直到2002年，凡是台州志、黄岩志、温岭志，800年之间每次修志，都要记载徐偃王城，这是一个惯例，绝对少不了，否则这本志书就是重大的遗漏。

徐偃王城与东瓯国的沿革有没有直接关系？20年间经过本省考古专家考古发掘，以及台州当地史志工作者和温州学者的热情参与，基本搞清东瓯国的都城与徐偃王城是同一座古王城。

温州王克旺等3人的《关于东瓯的建都与内迁》一文中援引许多史料，其定论是“东海王的都城应在台州境而不在温州”，“东瓯的活动中心在台州地区，都城在黄岩县内”。如《山海经》：“瓯在海中，郭璞注云：今临海（台州）永宁县，即东瓯故地也。”《浙江通志》卷46：“永宁县则今之黄岩而改名，有汉东瓯国遗址”，“东瓯居海中，今临海永宁县也。”唐天授元年（690）改永宁县为黄岩县。明成化五年（1469），黄岩析出南部置太平县，这座古城就划入今日的温岭市，可见，东瓯王国之地应该是在今台州市的黄岩、温岭一带。20世纪80年代，台州文管会金祖明几次到古王城考察，撰写《东海王国古史初探》，用古文物实证东瓯民族先民在台州土地上耕耘；黄岩地方志办公室组织人员也进行实地考察，将古王城写入新编县志。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多次对古王城进行考察发掘，2002年9月6日至10月17日40余日考古调查试掘，揭露面积200多平方米，目的一是遗址是否文献记载的一座古城，二是遗址最早时代和延续时代。结论“该遗址是一座古代城址”，“遗址上层的时代应为宋代，遗址下层堆积应为战国时期遗物”，“古城遗址的始建年代只有战国时期”。^[6]

著名学者蒙文通先生的《越史丛考》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西周末的徐偃王地域，据有江、淮地带，周方五百里，又有“陆地而朝者三十六国”，东越国应是其中之一。^[7]省社科院历史所董楚平研究员著作《吴越文化新探》说：“今黄岩、温岭之间建立过瓯余国。”这个都城即是大溪古王城，东瓯国是继瓯余国之后，其都城也应该是这个古王城。

2006年9月至1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温岭市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联合对位于温岭大溪镇东瓯国王城遗址附近（塘山村）的东瓯贵族大墓和对东瓯大溪古城遗址的调查试掘。陈元甫研究员代表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最后鉴定结论：“塘山大墓具有东瓯国应有的文化特征，应是东瓯上层贵族的墓碑，甚至可能是东瓯国的王陵，而且大溪古城并非一般城址，很可能就是东瓯国的国都王城，东瓯国立国之处应就是在温岭大溪。”^[8]

古城的价值，我们可以用省文物专家这次考察发掘结论中的一句话概括：“大溪古城遗址，是台州地区目前所知的时代最早的古代城址，也是我省经过考古调查和试掘的为数不多的战国时期的城址之一。”

东瓯国历史文化的意义及建议

东瓯国历史地位的确定，对于台州挖掘历史文化，弘扬先进文化，提升台州知名度，都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历史角度看，台州历史时间向前推进100多年，其历史价值无可估量。东瓯故地经历东越国、瓯余国、东瓯国、东海国、东越国5个历史阶段。从东瓯国开始，按《越绝书》“东瓯，越王所立也”，即由越诸侯决定建立时间，为周元王四年（前473）至汉元封元年（前110）除国，有362年，期间秦代降为闽中郡。按汉朝中央政府册封时间，为西汉惠三年（前92），至元封元年除国，有82年。按目前史志记载，西汉始元二年（前85）置回浦县，是为台州建县之始，台州历史时间将推进107年。

从现实角度看，挖掘历史文化，提升台州知名度，弘扬先进文化，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举。大溪古城遗址，是台州市目前所知的时代最早的古代城址，也是浙江省经过考古调查和试掘的为数不多的战国时期的城址之一。温岭大溪塘山东瓯国墓葬的首次确认，是浙江东瓯文化考古的一个重要收获。它第一次为研究探讨西汉东周墓葬的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不但有助于认识东瓯国上层贵族墓葬的葬制葬内涵特征，使东瓯国文化由此开始揭开神秘面纱，而且开发和利用古城遗址，将促进台州旅游产业的发展，提升台州知名度，起到积极的作用。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加强台州历史文化研究，特别对东瓯国的历史研究，是台州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台州是东南沿海文明发达颇早发祥地之一，最早开发海洋海域的章安古郡和东南军事机构东部都尉的所在地。隋唐之后，造就特色鲜明的佛道文化、山水文化、生态文化、古城文化、武学文化等，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相当的风采和重要的地位。建议建立研究机构，聘请国内专家、学者进行考古调查，进一步确立东瓯国的历史地位，研究其价值，使这一课题能够深化。

注  释：

[1] 《史记·东越列传》卷114。

[2] 金祖明《东海王国古史初探》 （中国百姓民族史研究 1989年第六届年会论文）。

[3] 《越绝书·吴地传》18页。

[4] 《前汉书·严助传》卷64。

[5] 南宋嘉定《赤城志》卷38、39；《后汉书·东夷传》卷115；明万历《黄岩县志》卷7；明嘉靖《太平县志》卷8、14。

[6] 田正标《温岭大溪（东瓯）古城遗址考古试掘报告》 （2002年9月6日～10月17日）。

[7] 蒙文通《越史丛考》41、102页。

[8] 陈元甫等《温岭大溪东瓯贵族汉墓发掘报告》 （2006年9月～11月）。

（王永献）

东瓯都城考

一、温州东瓯建都考

二千多年前的东瓯国，自西汉初举国北迁江淮后，其文明就像在浙东蒸发了一样。后人探究如同猜谜，颇费猜想。故千百年来，多少人或“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或“见山非山，见水非水”；蓦然回首“山依然是山，水依然是水”。本文对东瓯都城建在温州或台州，作详实的历史考证，以还原2100年前的历史本来面目，对东瓯都城的历史悬案作历史总结。

（一）温州东瓯春秋建都考

东瓯之名在正史中，始见于《史记·东越列传》东海王摇“都东瓯”。在别史中始见于钱培名的《越绝书·札记·逸文》（中华书局本）：“东瓯，越王所立，（周）元王四年（前472），范蠡所筑。”蒙文通先生在《越史丛考·越人迁徙考》中引证“东瓯，越王所立，（周）元王四年（前472），范蠡所筑”之史料，作为东瓯建国与越人迁徙重要依据。随着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兴起，百越文化研究也勃然兴起。蒙文通先生的关于东瓯建国与越人迁徙考证结论，在百越学界（尤其是东瓯学界），深深地影响了不少学人。《瓯越文化史》亦奉此说。

近撰此文，特购钱培名札记本《越绝书》。在其《越绝书·札记·逸文》“东瓯”逸文下，发现钱注引宋罗泌《路史·国名纪》“秣陵上元西南七里有古越城，《越绝书》云云”，秣陵系今南京之古名。《大清一统志·江苏省·江宁府·建置沿革》：“《禹贡》：扬州之域。春秋吴地，战国属越，后属楚，置金陵邑，秦改曰秣陵，属鄣郡，汉为丹阳郡地。”

笔者顿生疑窦，查阅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李昉《太平御览》与罗泌《路史·国名纪》。发现上述蒙文通先生所引证的史料，应是个“误会”。原来这是南京城内“古越城”的解释。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90《升州·故越城》：

“故越城，在县西南七里。《越绝书》云：‘东瓯越王所立也，即周元王四年（前472），越相范蠡所筑。’今瓦官门东南，国门桥西北。又曹氏《记》云：‘在秣陵后西一十五里。昔句践平吴后，遣兵伐之，仍筑此城。去旧建康宫八里，晋初移丹阳县，自芜湖还城之南。’”

《太平御览》卷193《居处部》卷21《城下（郭壕橹附）》：

“《丹阳记》曰：‘石头城，吴时悉土坞，义熙始，加砖累石头。因山以为城，因江以为池，形险固有奇势，故诸葛亮曰：钟山龙盘，石城虎踞。良有之矣。’又曰：‘越城，去宫八里。案《越绝书》：则东瓯越王所立也。’”而《路史·国名纪》似无此《越绝书》逸文。

《大清一统志·江苏省·江宁府·古迹》：“[越城]在江宁县南。晋王敦遣王舍、钱凤奄至南岸；温峤遣段秀乘夜渡水，战於越城，大破之。义熙六年（410），卢循至蔡洲，刘裕修治越城，使王仲德屯守。梁天监七年（508）作国门於越城南。《寰宇记》：故越城，在江宁县西南七里，越相范蠡所筑，在今瓦官寺东南，国门桥西北。《建康志》：古越城，一名范蠡城。《图经》云：在秣陵县长干里，今江宁县尉廨后，遗址犹存，俗呼为‘越台’。《（江苏）通志》在聚宝门外，报恩寺西。”

长干里在江宁县南。《大清一统志·江苏省·江宁府·古迹》注引《舆地纪胜》：“长干，在秣陵县东，里巷名。建康南五里有山冈，其间平地，民庶杂居。有大长干，小长干。小长干在瓦官南巷，西头出江。”又引张敦颐《六朝事迹》：“长干，秣陵县里巷名。江东谓山陇之间曰‘干’。又天禧寺在城南门外，旧名长干寺，乃大长干也。”

由上可见，勾践在上年（前473）灭吴并其地。翌年，命范蠡在吴筑“越城”以镇吴地。此“东瓯”系指称“东越”或“越地”，并非指后来浙东南之东瓯国：

《茶经·四之器》中所引“晋·杜毓《荈赋》所谓‘器择陶拣，出自东瓯’”；此“东瓯”相当于“东越”范围。陆羽恐人不明所指，特意解释“瓯（者），越也”；系泛指“越地”。

勾践灭吴并其地后，既要稳定吴地，又要迁都琅琊，争霸中原；当无暇顾及东南。况灭吴后，范蠡即激流勇退为“陶朱公”。何来“越相范蠡”至温州“筑城”？温州春秋城址何在？温州与南京，在刚灭吴的勾践眼中，孰重孰轻？目前温州连西汉东瓯都城故址，都无确定地点，当然，东瓯春秋是否建国，尚有待于进一步发现。

正因南京其地处战略要冲，故勾践于此建“越城”；南京建城史当始此。长干里位于南京中华门外长干桥南，雨花路的西侧。长干，即山间长条形平地。里即古居民区通称。自春秋至六朝，长干里是南京的繁华之地。唐李白、杜甫、杜牧等都曾游历，并留诗文。成语“青梅竹马”，即源于李白《长干行》中“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1]之诗句。

蒙文通先生在“文革牛棚”的特殊岁月中，白天“劳改”，晚上撰写《越史丛考》。1968年5月，初稿竣，未及修订，“再阅月而逝”。^[2]因而智者“百密一疏”，在所难免。而今东瓯学界在《越史丛考》出版后近20多年中，仍据《越史丛考》的“东瓯”结论，作为东瓯“春秋建都”的“铁证”。

（二）所谓温州“东瓯都城”其实是座“三无蜃都”

“东瓯”之所以能指称永嘉与今温州，主源有二：一是源于东晋郭璞《山海经·海内南经》中“瓯在海中”的“郭注”（今临海永宁县，即东瓯；在歧海中也）；二是源于南朝刘宋郑缉之的《永嘉记》的“郑记”（瓯水出永宁山，行三十余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东瓯王都城，有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正是这两条“郭注”与“郑记”，随着《山海经》和《史记三家注》的广为流传，影响历代的典籍与千余年的“东瓯”具体指称；至今仍左右着百越学界“东瓯”具体指称的导向。

1、“永宁即东瓯”解

北宋学者乐史在《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八·江南东道·明州·台州》中载：“黄岩县（东南一百五里，旧三十乡，今十二乡），汉县，顺帝永和元年（136）置。今温州永嘉县，属会稽郡是也，历六朝不改。至隋废之，以其地并入临海县。唐上元二年（675）四月复析临海县地以置之，天授元年（690）八月改为黄岩，以其山顶有黄石，故以名之。”

东晋郭璞所注“今临海永宁县即东瓯。”其实此时的临海，即临海郡；永宁县治尚在台州温黄平原的东瓯城（今温岭大溪东瓯古城）。乐史《太平寰宇记》载东汉永和元年（136）设立永宁县（现通行说法是永和三年，即公元138年设立永宁县），其原由是因为阳嘉元年(132)，台州沿海一带发生曾旌起义，聚众千余攻打章安等地，继而进军宁绍平原，并杀鄞县、句章令，旋被官兵镇压。永宁设县主要是加强台州湾沿海管理而设置。因此当时不可能把县治设到今永嘉县境内。故三国史学家韦昭最先对“东瓯”的具体地点作出了解释：“（东瓯），今永宁”^[3]；东晋郭璞也据之注《山海经》“瓯在海中”时进一步细化：“今临海（郡）永宁县，即东瓯。”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因温黄平原是汉永宁的故地，故在此重设永宁县。天授元年（690），为避免重复才改名黄岩县（周琦：《东瓯国北疆界与永宁县治考》；载《台州文化学刊》2008年第一期）。东晋太宁元年（323），从临海郡分出永嘉郡，永宁县治才从温黄平原的东瓯古城，移治至瓯江南岸，与郡同城而治。^[4]由此可见，郭璞所注“今临海永宁县即东瓯”，其临海是指临海郡，永宁县即今温黄平原的温岭大溪东瓯古城。这已经为当前学界所确认。

2、“昔有东瓯王都城”解

南朝刘宋郑缉之的《永嘉记》的“昔有东瓯王都城，有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是孤证佚文。不仅文不通、意不顺，且非常拗口；更主要的是1700多年来，今温州瓯江南北均未发现“东瓯王都城”遗址与“东瓯文物”。东瓯学者搞不清楚“东瓯王都城”遗址的准确地点，说明《永嘉记》中“昔有东瓯王都城”不存在。这是两种可能：

一是郑缉之的《永嘉记》系反复辗转传抄之书，在反复辗转传抄过程中所出现的差错。

《永嘉记》中有一条与永嘉毫无相关的记载：“怀化县有蒋公胡，父老传云，先代有祭祀祈请者，湖辄下大鱼与之。”怀化县在湖南，与永嘉毫不相涉。唐代学者徐坚《初学记·卷七·地部》引此记，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卷六十六·地部》引此记时，将“怀化县”引为“怀北县”。这说明《永嘉记》在反复辗转传抄过程出现差错，“昔有东瓯王都城”的记载亦相同差错。

二是唐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引注该记时所误增。

郑缉之的《永嘉记》早佚，唐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引注该记，亦系反复辗转传抄之书。北京外国语学院程金造教授，毕生治《史记索隐》。对其所引412种古籍，分别撰写提要，认为司马贞所引据之书，均为传抄之书。“盖小司马生当唐初，诸所引据，皆传抄之本，非为锓刻之出于南宋以后者。当时因无雕版印刷，故《史记索隐》所引皆传抄之本（《史记索隐引书考实·自序》）。”又因“唐人注书，习沿六朝”；撰注者“万卷胸罗，信手著定”；而“往往出于忆记，失检原书”；结果或“误举书名，或错标篇目”^[5]。不像清代“乾嘉考据学”那样严谨：“殊不似清乾嘉学者，注释经子，大名小名，备举无遗，检寻校核，准确不误也（《史记索隐引书考实·自序》）。”因此程教授认为《史记索隐》差错较多，如《吕氏春秋》误作《春秋》，“天官小宰”误为“司寇”，长沙王吴芮玄孙“吴差”误为“吴产”等，“至其传抄、锓刻、伪误、敷脱之端，亦多有之（见同上）。”

台州籍学者应三玉博士在《〈史记〉三家注研究·第七章·〈史记〉三家注存在的问题》（凤凰出版社，2008年12月版）中，专门列举了《史记索隐》的十五大差错：一是断句误；二是注音误；三是释义误；四是注山川地望误；五是注人名误；六是注人物关系误；七是注史事或纪年误；八是注礼仪、典章制度、官职、谥号误；九是阐发义理误；十是引证误；十一是引注不实误；十二是以讹传讹误；十三是前后矛盾误；十四是附会臆说误；十五是注文畸轻畸重误。

正因为《史记索隐》差错较多，其所引《永嘉记》“昔有东瓯王都城”这条靠不住的“孤证佚文”值得怀疑，需要甄别。

一个区域文明史开发的早与迟，可以通过一个区域的“金石记录”来反映。浙江金石方面的最早记录是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东巡会稽郡时，秦始皇命李斯所书的“秦会稽石刻（见清阮元《两浙金石录》卷一）”。台州则据晚清台州学者黄瑞编纂的《台州金石录·台州砖录》卷一载，台州最早的铭文砖是临海章安（今为台州市椒江区章安街道）出土的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铭文砖”；而温州据晚清温州学者戴咸弼、孙诒让编纂的《东瓯金石志》卷一载，温州最早的铭文砖是西晋太康二年（281）瑞安出土的“陈卓人铭文（墓）砖”。可见，“金石记录”是一个区域文明史早与迟的标志。古会稽绍兴是中国古越文化的中心，在是浙江文明史开发最早的区域，因此古越绍兴在清阮元所编《两浙金石录》中名列浙江金石记录第一。从历史看，台州文明史开发迟于绍兴早于温州。温州真正的文明开发则是在东晋太宁元年（323）从台州的临海郡分设永嘉郡之后，故温州最早的“金石记录”，也是在西晋太康二年（281）的“陈卓人铭文（墓）砖”。与其文明史开发基本一致。

据此，温州市境内并未真的建立过东瓯都城。且不说其有无东瓯都城遗址，就连东瓯都城建在瓯北、还是在瓯南，1700多年来根本无法确认。如果说有，也是建立在后人的误解和附会上。后人的误解和附会的主要源头就是郑辑之《永嘉记》的佚文“昔有东瓯王都城，有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6]据考：这段佚文应为“昔有东瓯都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佚文反复传抄，多几个衍字也是正常的。删去多余的字，就文通意顺了。“都亭”实为都邑中的传舍。秦法：十里一亭，郡县治所置则都亭。《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于是相如往，舍都亭。”司马贞《史记索隐》：“临邛郭下之亭也。”郑辑之《永嘉记》说“今犹在也”的应是“东瓯都亭”；因温州也在古东瓯国境内，故也可称为“东瓯”；“都亭”即永嘉郡城附近的驿站，“今犹在”的是历代不断修缮的驿站与驿道，并非是温州历史上“莫须有”的“东瓯王都城”。

天津南开大学文学院教师张玉莲在《汉代都亭考》（载《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第三期）中指出：“两汉时期，都亭是指以治安管理为主的城市之亭。除街亭外，都亭还包括两类特殊的亭：门亭和旗亭。都亭的设置非常普遍，郡、国、县、道治所所在之城乃至大小城邑皆设。各城所设都亭的数量不定，一般大城多设，小城少设。都亭负责治安管理，同时兼有行宿功能，非常时期还发挥着相应的军事作用。都亭的功能与其建筑结构密切相关。都亭内部空间一般较大，亭设楼，楼中多有室，是一种兼具行政与实用功能的建筑。”可见：只有如此解读郑辑之的《永嘉记》佚文“昔有东瓯都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这才比较符合历史原貌。

3、所谓“温州东瓯王都城”，其实至今还是一座有名无实的“三无都城”

其实，所谓“东瓯王都城”在温州，至今还是一座有名无实的“三无都城”：即无确切地点；无王城遗址；无东瓯文物。

第一，无确切地点。城池并非坟墓、祀庙等小型建筑，因年代久远，荒湮而无踪可寻。

作为名列《史记》、《汉书》的西汉王国，即使都城规模少于同时代的闽越国与南越国，能出兵万人参加“七国之乱”，并能移民四万、举国北迁江淮的东瓯国，其都城起码不会少于《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7]的规制。东瓯国除后276年的东汉永和三年（138），在今台州境内首设永宁县时，因温州境内尚未开发，更无“东瓯王城”可治，县治只能设在今温黄平原的大溪东瓯古城，即郭璞所说的“临海永宁县即东瓯”。

《光绪永嘉县志》卷三：“永宁始立于汉，而郡名永嘉，盖自晋始矣；惟晋之永宁治（瓯）江北，而城无考”；^[8]卷廿一《古迹志一》又载“永宁新城，去（温州）府治六里，在江北贤宰乡。郭璞初议立城于此，后迁过江。今其地为田野，犹称‘新城’云”。^[9]永嘉设郡后，亦因无王城可治，永宁县治地偏，瓯江南部还有数县相属，不便居中管理，才移治瓯江南岸。而一百多年后的刘宋郑缉之，竟然还能看到“昔有东瓯王都城……今犹在也”。

从现存温州最完整的方志《弘治温州府志》看，在“城池”“古迹”中无载。只是在“邑里·廿都瓯浦”条，下注“东瓯王故城”^[10]五字。清乾隆廿一年编修的《乾隆温州府志·城池》（台湾《中国方志集成》版）中亦无踪影。目前都城故址，温州主要有“市郊瓯浦”与“瓯江北岸”，即“瓯江南北”两说。1998年出版的《瓯越文化史》，则承《光绪永嘉县志》旧说，认为都城故址，“应在瓯江北岸”。^[11]汉代的闽越国与南越国之都城（即今福州与广州），均有确切地点。唯独东瓯王都城，如从郑辑之《永嘉记》“东瓯王都城今犹在”起算，至今将近1500多年，到现在温州还无确切地点。

第二，无王城遗址。都城地点如不确切，但有相应的王城遗址亦可。如闽越国都城，目前有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与福州冶山汉城遗址两说，但两地均有汉城或汉宫遗址。於越国都城有无余旧都、允常之都、勾践之都（山阴小城、大城）等，除无余旧都因年代久远，只能确认地点而无遗址外，其它均有相应遗址。台州温岭大溪的东瓯古城，虽历经2000多年沧桑，依然保留着部分遗址，并发现了东瓯大墓。^[12]其城垣遗址至今已废弃2100多年，其部分遗址仍“今犹在也”。

第三，无东瓯文物。文物是凝固的历史，是外于文献的客观存在。文献为名，文物为物。名物一致，印证历史。文物的作用是为历史研究提供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从而增强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可信度。在西汉“两越三国”中，闽越国与南越国都相继出土了大量文物，如闽越国的“万岁”瓦当、“中门信印”铜印；^[13]南越国王赵胡的“文帝行玺”、汉简、金镂玉衣等，^[14]为研究闽越史与南越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依据。温州鲜见东瓯国文物出土。

二、台州东瓯都城考

台州存在“四有王城”：有记载，有地点，有遗址，有文物的东瓯於越王城。

一是有文献记载，比刘宋郑缉之《永嘉记》早近百年。

最早记载台州“王城”的，是中国书圣东晋王羲之《游四郡记》：“临海（郡）南界有方城山，绝巘壁立，越王失国，尝保此山。”^[15]

《大清一统志·浙江省·台州府·王城山》：“在太平（即今温岭市）县西北三十五里，本名方城山，絶巘壁立如城。相传越王失国，尝保此。唐天宝六载（747），改今名。”^[16]

《明一统志·卷47·台州府》与台州历代方志以及黄岩、温岭历代方志记载同此。王羲之的《游四郡记》是中国山水文学中最早的游记之一。《晋书·王羲之（传）》“（王）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17]《游四郡记》当作此时。四郡即会稽（绍兴）、临海（台州）、永嘉（温州）、东阳（金华）四郡。方城山即今台州温岭大溪镇方山。因其“壁立如城”，故称方城山。

“越王失国”，是指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史记正义》作四十六年；蒙文通先生在《越史丛考》中作周显王三十六年。徐建春先生《浙江通史·先秦卷》也定此年），越国（其时已从琅琊还治吴，即今苏州）兴师伐楚，楚威王“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摇为越，以奉越后。东越、闽君，皆其后也。”^[18]

越伐楚失利，王无彊被杀。楚乘胜“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尽取故吴地”，即原吴国属地（即今苏南）；“至浙江”是指今钱塘江以北地区。“越以此散”，指原居江淮以东及今苏南之地的越裔诸侯国，因此而流散；“滨于江南海上”。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云“今台州临海县是也（按：张守节注“临海县”，当是指黄岩未设县之前的临海县。因黄岩、温岭二县，均原为临海县地）”。张守节之注与王羲之《游四郡记》“临海（郡）南界有方城山，绝巘壁立，越王失国，尝保此山”正相吻合。

而刘宋·孙诜《临海记》“宴室山，有越王望海馆，下有湖，多金鹅飞鱼”。宋代《嘉定赤城志·卷19·山水门》“宴室山，在（临海）县东一百五十里（下引《临海记》载同）。”

临海宴室山建有“越王望海馆”，晋·王羲之《游四郡记》：“临海（郡）南界有方城山，绝巘壁立，越王失国，尝保此山”；此为《史记》所载越裔流散，“滨于江南海上”；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云“今台州临海县是也”的有力佐证。孙诜《临海记》与郑缉之《永嘉记》同一时代，而王羲之《游四郡记》比《永嘉记》约早近百年。

二是有确切地点和东瓯於越王城遗址，在台州温岭市大溪镇大唐岭。

最早记载东瓯越王城的是宋·陈耆卿的《嘉定赤城志·卷39·纪遗门》：“古城，在黄岩县（明成化年间，、析黄岩置太平县，即今温岭市）南三十五里大唐岭东。外城周十里，高仅存二尺，厚四丈。内城周五里，有洗马池、九曲池、故宫基址，崇一十四级。城上有高木，可数十围。故老云：‘即徐偃王城也。’城东偏有偃王庙。”^[19]

《明一统志·巻47·台州府·古迹》：“古城，在黄岩县南三十五里，《旧志》：外城周十里，内城周五里，有洗马池、九曲池、故宫基址，相传即徐偃王城，城东偏有偃王庙。”^[20]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2·两浙东路·台州》“古城”条与台州历代方志以及黄岩、温岭历代方志所载略同。

在浙东衢州、宁波、舟山、台州等地，有关徐偃王遗迹记载与传说颇多，不少学者如徐永生《徐国史研究》、张乃格、周先林《徐文化研究》等专著，对徐文化作了深入的探究。台州亦有相应研究。然而，历史上故老相传的徐偃王城，与所在王城遗址勘掘情况能否一致，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2002年。台州市（含温岭）与省文物部门曾进行了多次勘探与发掘。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两次：一是1989年台州文博专家金祖明的勘探，归撰论文《东海王国古史初探》、《东瓯王国都治》；二是省文物考古所于2002年9月至10月进行考古发掘，历时40天，田正标研究员撰写《温岭大溪古城考古发掘（报告）》；三篇文章均载王永献、严振非主编的《东瓯国研究》书中。^[21]现综合分析如下：

第一，考古结论与文献记载相符，东瓯於越王城始建于战国晚期。

越王城遗址位于今黄岩、乐清、温岭三县（市、区）接壤的大溪镇大唐岭南麓的里宅、大岙村。坐北朝南，背靠大山，地势险要，环境幽美。东首龙山，西侧虎山，南邻王城山（即方山，又名救驾山），北枕太湖山，南面平原临海（乐清湾）。

越王城遗址平面呈长方形，城墙以内，东西长约390米，南北宽约260米，总面积约十万平方米。其中西城墙残长约60米，宽约7米，高约1.4米；北城墙残长约94米，宽10～15米，地面残高约1.1米。《嘉定赤城志》所载“故宫基址”，面积约八千平方米；地面高程2～3米不等；其西南断面裸露灰色泥质绳纹筒形管，随断面走向，每米一管，排列有序。在越王城土夯城墙墙体内发现战国印纹陶片，在遗址下层堆积中发现战国印纹陶片和战国“素面瓦当”。据此，金祖明与省文物考古所的考古发掘结论基本一致：东瓯越王城遗址，上为秦汉文化层，下为战国晚期文化层；东瓯於越王城始建于战国晚期。

考古发掘证明越王城始建时代为战国晚期，这一结论也为其它专家所证实。2002年12月3日，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陈高华研究员等考古专家，曾对越王城遗址和出土文物进行考察、鉴定、研讨后，也确认为战国时期城址。2003年1月22日至24日，在离越王城不远的塘山村，又相继出土了12件陶罐、陶碗等文物，经鉴定为战国晚期文物。

这充分证明，王羲之《游四郡记》“（王城山）越王失国，尝保此山”，《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滨于江南海上”、刘宋·孙诜《临海记》“宴室山有越王望海馆”等文献所载，诚非虚言。

第二，东瓯“於越王城”因音近而流变为“徐偃王城”。

既然是“越王城”，为何叫“徐偃王城”呢？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与《大清一统志》，揭开了由“越王城”流变为“徐偃王城”的谜底。

《读史方舆纪要·浙江方舆纪要·台州府》：“古城，县南三十五里。外城周十里，内城周五里，有洗马池、九曲池故宫基址。楚灭越，越王支庶筑城保此，俗讹为徐偃王城。《志》云：城在大唐岭东，与太平县接界。又有汉城，在县北十里，建置未详。”^[22]

《大清一统志·卷298·台州府》：“黄岩故城，今黄岩县治北。《元和志》县北去台州一百五里，前上元二年，割临海南界置。旧《志》有古越城，在县南三十五里。外城周十里，内城周五里。有洗马池、九曲池、故宫基址。楚灭越，越王支庶筑城保此。俗讹为‘徐偃王城’。”^[23]

陈桥驿先生在《浙江古今地名词典》中，亦不称“徐偃王城”而称“古越城”，并引《大清一统志》以证“徐偃”系“於越”之音变。其实，宋·陈耆卿对“徐偃王城”之民间传闻，亦不以为然；因年代久远，无证据否定，但心存疑虑，只能说“故老云”。民间传闻毕竟不能代替事实。现经考古与文献相印证：“於越王城”始建于战国晚期，“徐偃王城”传说，系徐氏家族晋代迁居台州后的产物。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

第三，东瓯“於越王城”，既符合古代都城规制，又体现了越国建都的传统理念。

据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张轸《中国古都》（湖南科技出版社）、张驭寰《中国城池史》（百花文艺出版社）研究：中国古代最早的都城制度，见于《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这是最早规定古都规划理论与模式的文献。即都城为正方形，方九里，每边三门，经纬各九条街道。宫殿居于中轴线，左建祖庙，右建社稷坛，前为官府办公场所，后为商业集贸市场。堂堂正正、四四方方、错落有序的都市，正是中国古都“法天象地、天人合一”的理想模式，并与封建社会相始终。东瓯“於越王城”遗址是浙江已发现的规模最大的西汉早期东瓯古城遗址，作为东瓯都城之依据则比较充分。

首先是东瓯“於越王城”位居东瓯之中，山海拱卫，进退自如。居中是古代建都的重要法则。《吕氏春秋·卷17·慎势》所载“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24]就是这个道理。其实，不仅都城要居中，而且郡县也居中。理由有二：一是自身安全；二是易于管理。

“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台州“於越王城”就体现了“居中”特点。在西汉“两越三国”中，东瓯国实力最弱，南越国最强，闽越国则居其中。瓯江南部为东瓯之南疆，与闽越相邻。越国自强盛之后，就内讧不断，自相残杀，反复无常。其远不溯，近者如东瓯王杀吴王刘濞，余善杀闽王郢，繇君丑杀东越王余善；国之间如闽越围东瓯，闽越攻南越；汉军攻南越，余善阳助阴反，最终被杀而灭国。因此东瓯国既要防范北患，又要警惕闽越南侵。而东瓯国都城选在台州温黄平原南端，正居东瓯“国之中”。在古代山河阻隔，交通不便的条件下，“都城居中”更有利于控制与管理。如设都于瓯江南部，则境接闽越；无异于设都于边，这是严重违反古代“都城居中”的基本法则。建元三年（前138）闽越出兵“围东瓯”，东瓯国“都城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都城选址上，《管子·乘马·立国》强调：“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阜而用水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25]东瓯“於越王城”选址颇具王者之气。地势坐北朝南，东首龙山，西侧虎山，南邻王城山（即方城山），北枕太湖山，南面平原临海（乐清湾）。坐北朝南，“南邻王城山”，即“面南而王”之寓意也！

其地形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北依山险、南控平原的“负山枕海”的地理环境，进可攻，退可守。这既符合孙子兵法“生地”之要求，又体现越国建都“临江濒海”的传统理念。勾践建都会稽，迁都琅琊；摇王都东瓯，闽王无诸都东冶；都是临江濒海之地。汉武帝遣严助“浮海救东瓯”，东瓯国凭借濒海优势而乘机“举国徙江淮”。

其次是东瓯“於越王城”中规式矩，符合都城建筑基本特征。东瓯“於越王城”“外城周十里”，这符合《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之规制。在战国至秦汉时期，“外城周十里”的东瓯於越王城，虽不敌武夷山城村闽越都城“南北长860米，东西宽550米。总面积48万平方米”，但比勾践建“周二里二百二十三步”的山阴小城要大五倍。当然，勾践建山阴大城时，已是“大城周二十里七十二步”；^[26]是东瓯於越王城的一倍。

从清代浙江十一个府城规制来看，“外城周十里”仍非小城。其中省会杭州府城最大，周三十五里。其次是古都绍兴府城周二十里；第三是宁波府城、台州府城、温州府城，均周十八里；第四是湖州府城周十三里；第五是金华府城、嘉兴府城、处州府城，均周九里；第六是衢州府城周四千五十步；严州府城周八里二十三步^[27]两千多年前的东瓯於越王城，仍相当于清代金华、嘉兴、处州三府的府城规制。

“鲧（大禹父）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28]台州於越王城“内城周五里，有洗马池、九曲池、故宫基址，崇一十四级”，外城周十里，内城五里。“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阆”^[29]全城一分为二，城郭相连。据杨宽先生研究：城郭连结上可分为三时期：一是商代“有城无郭”期；二是周至西汉“西城东郭”期；三是东汉至唐“三郭抱城”期。^[30]东瓯於越王城的“西城东郭”形制，正是战国至西汉都城的形制。

“择国之中而立宫”。东瓯於越王城一分为二的形制，说明中轴线纵贯全城，左右对称布局。都城内正南北方的中轴线是条根本主线，“惟王建国，辨方正位，国体经纬，设官分职，为民立极”；^[31]这已成为数千年来中国都城建筑的基本理念。它既是“居中不偏”传统思想的体现，又是“天下居中”王权礼制的象征。其地面建筑虽已荡然无存，但“洗马池、九曲池、故宫基址”等遗迹，仍体现了“宫殿为主体结构”和“宫殿建筑高台化”的都城建筑基本特征。“择宫之中而立庙”，此庙按规制应是宗庙。今东瓯於越王城遗址内虽有徐偃王庙，但应是东瓯王宗庙孑遗，因年代久远，后俗讹为徐偃王庙。

三是有东瓯文物，可佐证东瓯“於越王城”即东瓯国都城。

考古资料证明：台州历史，上能远溯1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灵江人”，下至7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仙居“下汤文化”。从地形分，以下汤遗址为代表的河谷文化，以玉环三合潭遗址为代表的海洋文化，以东瓯“於越王城”遗址为代表的温黄平原文化。自上世纪80年代至近年，台州文物考古相继有重大发现。反映东瓯古越文明的文物主要有：

第一，在东瓯“於越王城”遗址邻近发现西周蟠龙盘和路桥小人尖祭祀遗址。

1984年3月，在东瓯“於越王城”遗址邻近（大唐岭南琛山乡楼旗村，今属温峤镇），出土了西周青铜蟠龙盘，高52.2厘米，外径61.6厘米，内径55.4厘米，内深12.8厘米，中以浮雕手法铸出一条出水夔龙，龙首凸出盘心9.5厘米，高圈足，重22.5公斤。此盘上下腹部分作两道环状图案，上为夔龙，下为饕餮。两条环状图案，各以六条扉棱，等分为六组纹饰。上为十二夔龙（相对），下为六饕餮（相向）。上下各六组图案，均以细线云雷纹为底纹。造型奇特，工艺精湛，堪称一绝，素有“盘王”之誉，现为国家一级文物。蟠龙纹流行于商代后期至战国，龙则是王权的象征；因而蟠龙盘为王者之器无疑。楼旗村距於越王城遗址附近，在此出土西周青铜蟠龙盘，当为土著东瓯王世传的宴飨或祭祀礼器。

1990年5月，在位居东瓯於越王城遗址东部十余公里的路桥小人尖发现祭祀遗址，出土了78件周代文物。其中，青铜器有戈、矛、钺、斧、镞、剑、针、锥、锛、桷、尊、勺等22件，青瓷器有豆、罐、簋等49件，另有玉环等5件、羊角把陶鼎和石镞等。这是台州文物考古的重大发现。

省文物考古所与台州文物部门，从遗址的地理环境、遗址形制、文物分布、器物品类、器形特征等方面进行分析后，认为这批文物“不属于一般的生活用品”，而是“较为珍贵的祭祀礼器”，因而确定为祭祀遗址。^[32]

第二，发现两千多年前的东瓯古越文字与岩画。

1、古越文字。2004年初，浙东南新石器时期规模最大的仙居下汤文化遗址邻近，发现了距今2200多年前东瓯古越文字。东瓯古越文字位于仙居县广度乡中央坑村五份头自然村和里厂自然村，刻于村边古道旁的石壁上，目前发现的有三处：1号石刻在五份头村西“菜园门口”左侧的石壁上，有石刻文字4个，其保存相当完好；2号石刻在五份头村西“后门山”左侧的石壁上，有石刻文字6个，因风化严重，字迹模糊，但仍依稀可辨；3号石刻在里厂自然村东古道右侧的石壁上，有石刻文字2个，字迹因风化而稍显模糊。2004年2月26日，经中国古文字研究专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曹锦炎鉴定为春秋战国时期古越族文字，距今至少有2200多年的历史。

著名古越文字研究专家曹锦炎先生认为：这是首次发现越族文字，是中国文字学上的一次重要发现。据史书记载，越族应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但越族文字一直没有被发现。这次发现的文字，从排列方式和笔画结构上看，都带有早期文字的特征，与商代早期的文字很相像，但又明显不属于中原文字系统。同时，它与出土的越国王室青铜礼器、兵器上的文字明显不同，礼器、兵器上用的都是中原文字系统。因而仙居古越文字的发现，是中国古文字史上的一次重要突破，对于研究古越族的历史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2005年3月16日，古越文字所在地“中央坑摩崖石刻”被列入省级文保单位。^[33]

2、古越岩画。2004年6月，东瓯岩画位于仙居县朱溪镇东北角海拔400米的小方岩，目前发现较大的有两处。一处在俗称“狮子耳朵”处；一处在岩前村东南、俗称“小方岩下”，总面积约100平方米，刻有似鸟、似鱼、似人、似马像20余种，风格古朴，线条粗细不等，2004年7月19日，中国美院教授、中国著名美术史学家王伯敏教授等应邀专程至仙居考察鉴定。认为岩画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成为世界艺术史起源的一个重要标志。国际岩画保护委员会主席、意大利人阿纳蒂先生曾对岩画有个形象的比喻：“随着历史的推移，人类的先民已经沉默，岩画却代表他们永远在说话”。仙居古东瓯岩画均为凿刻而成，其风格类型，区别于在广西、云南等西南一带用红色铁矿砂和动物血混合后绘制的岩画。

经王伯敏教授等专家鉴定，此岩画为西汉初期作品，距今2000多年。这是浙江岩画考古的首次发现，结束浙江无岩画的历史，对研究中国东南沿海古越社会历史和文化艺术，提供了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实物依据。2005年3月16日，朱溪小方岩东瓯岩画列入省级文保单位。^[34]

第三，在东瓯於越王遗址附近发现了东瓯贵族大墓。

2006年9月至1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温岭市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联合对位于温岭大溪镇东瓯於越王遗址附近（塘山村）的一座已遭破坏的大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发掘结果表明：塘山大墓墓坑长15.5米、宽6至7米、坑深3.7米，规模巨大，不但是迄今整个浙江东南沿海地区发现的最大一座西汉墓葬，也是全省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西汉墓。这是东瓯国文物考古的重要突破。

2007年1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表了东瓯古墓发掘报告。^[35]报告指出：大墓附近有古城遗址。据文献记载，东瓯立国之地应在今台州黄岩、温岭一带，而在温岭大溪，确有一座世代相传为徐偃王城的庞大古城遗址。考古试掘表明，该古城的年代在战国末到西汉初期，与历史上的东瓯国存续时间相对应。按照“陵随城走”古制，王陵或其它高级别贵族墓往往分布在都城附近。而塘山大墓离古城东北方不足1公里，年代与古城相一致，规模巨大，气势宏伟，因此完全可以认为，正是由于有古城遗址的存在，所以才会出现塘山大墓这种高级别的墓葬。

陈元甫研究员代表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最后鉴定结论：“塘山大墓具有东瓯国应有的文化特征，应是东瓯国上层贵族的墓葬，甚至可能是东瓯国的王陵。而且大溪古城并非一般城址，很可能就是东瓯国的国都王城，东瓯国立国之处应就在温岭大溪。”

2008年5月6日至8日，由浙江省文物局和台州市政府联合主办的东瓯古城学术研讨会在台州温岭市大溪召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社联、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台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台州市文化研究中心等单位的30多名专家学者，以及中国文化报、中国文物报、文物出版社、浙江日报、新华社浙江分社、钱江晚报、都市快报、青年时报等新闻媒体参加会议。

会议期间，实地考察温岭大溪古城遗址和考古试掘现场，参观2006年发掘的大溪塘山东瓯国贵族大墓，观摩了城址与墓葬出土的文物，并听取考古队领队对大墓发掘和城址调查试掘情况的介绍；在分析、评价考古调查发掘成果的基础上，重点围绕大溪古城的年代、性质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各位专家、学者对塘山大墓考古发掘和大溪古城遗址的调查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一致认为大墓的发现与发掘是浙江省考古的又一重大成果。由于种种原因，浙江东南沿海地区的考古工作历来比较薄弱，西汉东瓯国文化的考古研究更是一片空白。这次温岭大溪塘山东瓯国贵族大墓的发掘，是第一处经正式考古发掘并确认的东瓯国墓葬，也是东瓯国历史实物资料的首次发现。而位于大墓南侧的大溪古城遗址虽在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但由于长期以来一直缺乏相关研究，故而对城址的年代、内涵等方面情况素来缺少清晰的认知。此番考古调查与试掘，根据城内的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确认是一座地层清楚、时代明确的西汉初期东瓯国城址。塘山东瓯国贵族大墓的发现和大溪西汉东瓯国城址的确认，是东瓯国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填补了我国秦汉考古中关于东瓯国考古的空白，对于深入研究、探索东瓯国的历史文化面貌，探索东瓯国的地域范围与建都地望等问题，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将进一步丰富中国通史及中国民族史的内容。^[36]

注  释：

[1] 《全唐诗》卷662；中华书局，1999年1月版。

[2] 蒙默：《越史丛考·整理后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版。

[3] 唐·司马隐：《史记索隐·东越列传注引韦昭》；中华书局本，1959年1月版。

[4] 周琦：《东瓯国北疆界与永宁县治考》；载《台州文化学刊》，2008年第一期。

[5] 程金造：《史记索隐引书考实·自序》；中华书局，1998年10月版。

[6] 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7] 闻人军：《考工记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7月版。

[8][9] 清·张宝琳修：《『光绪』永嘉县志·印97eiyi》；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三家联合出版，1990影印版。

[10] 明·王瓒、蔡芳编纂，胡珠生校注：《『弘治』温州府志·邑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

[11] 蔡克骄：《瓯越文化史》，作家出版社，1998年2月版。  

[12] 陈元甫：《温岭大溪东瓯古城与贵族大墓的调查与发掘》，载《台州文化学刊》2008年第一期。

[13] 杨琮：《闽越国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版。

[14] 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修订版。

[15] 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山水门二·王城山》；徐三见点校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9月版。

[16] 清·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大清一统志·浙江省·台州府·王城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月版。

[17] 唐·房玄龄：《晋书·列传五十·王羲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版。

[18] 汉·司马迁：（《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

[19] 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39·纪遗门》；徐三见点校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9月版；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2·两浙东路·台州》“古城”条所引载略同。

[20] 明·李贤：《明一统志·卷47·台州府·古迹》；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21] 王永献、严振非：《东瓯国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12月版。

[22]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92·浙江四》第九册；中华书局，2005年3月版。

[23] 清·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大清一统志·卷298·台州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月版。

[24] 战国·吕不韦主修，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4月版。

[25] 春秋·管仲著，唐·房玄龄注：《管子》；宋刻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26] 东汉·赵晔、袁康：《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四部丛刊本，上海书店，1989年版。

[27] 清·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大清一统志·卷281至306·浙江统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月版。

[28]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193·居处部·城下》引《吴越春秋》。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

[29] 春秋·管仲著，唐·房玄龄注：《管子·度地篇》；宋刻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30]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版。

[31] 清·孙诒让著，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天官冢宰第一》；中华书局，1987年12月版。

[32] 见1990年6月《台州文物》，并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编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993年第二辑。

[33][34] 均见浙江文物网。

[35] 陈元甫、黄昊德、郎剑锋、张淑凝、叶艳丽：《温岭大溪发现汉代东瓯国贵族大墓》；载《浙江文物》，2007年第一期。

[36] 田正标：《东瓯古城学术研讨会在温岭大溪召开》；载《浙江文物》，2008年第三期。

（周  琦）

东瓯、回浦与永宁县治

东瓯在《史记·东越列传》中又称东越。东越之名始见于《逸周书·王会》“东越海蛤”；其源于《逸周书·王会》所附《伊尹朝献·四方献令》“正东越沤”，后简称东越、东瓯（沤）、东区（OU）、瓯越、沤越；泛指东南沿海或南方百越民族。东瓯之名在正史中始见于《史记·东越列传》汉孝惠三年（192）封闽君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台州、温州、丽水三地历史上既称东瓯，义称东越。

“鄞南之回浦乡”考

持“台州非东瓯论”者的依据是唐代李吉甫（758～814）的《元和郡县志·卷27·江南道·台州》：“台州临海上，《禹贡》：‘扬州之域。’春秋时为越地，秦并天下置闽中郡，汉立南部都尉。本秦之回浦乡，分立为县。扬雄《解嘲》云‘东南一尉，西北一侯’是也。后汉改回浦为章安县，吴大帝时分章安、永宁，置临海郡。”就笔者所知，这是持“台州非东瓯论”者目前所仅见的惟一史料。其本源于《晋太康三年地记》则载“章安，本鄞南之回浦乡，（汉）章帝章和元年（87）立”。

东汉章安县前身为西汉回浦县，回浦县本东瓯旧境，这毋庸置疑。问题是“鄞南之回浦乡”为何时的回浦乡？《元和郡县志》所说“本秦之回浦乡，分立为县”；而《晋太康三年地记》则载“章安，本鄞南之回浦乡，（汉）章帝章和元年（87）立”。

古鄞县即今浙江奉化市，奉化东临象山港，南接宁海，西界新昌、嵊州、余姚，北邻宁波鄞州区。其为秦县，治白杜。《〔宝庆〕四明志·奉化县沿革》：“（奉化）县东五十里（白杜里）有鄞城山，下有广福院，旧日‘鄞城院’，即古鄞县治所也。”据《奉化县地名志》，白杜里即今奉化市白杜村。

东汉班固（32～92）《汉书·地理志》虽有“鄞有镇亭、有鲒琦亭，东南有天门水人海，有越天门山”之记载，然无“鄞南回浦乡”的历史信息。镇亭山今为宁海与奉化的界山；鲒埼亭即今宁海县城北50公里的沙琦，为强蛟岛群中的最高峰；天门山为宁海与奉化自镇亭至海滨的界山；天门水即宁海回浦水，又称大溪，源于镇亭山，在跃龙山和飞凤山间分为北、西两支：北支即颜公河，出黄墩港；西支南经双港与白溪会，出白峤港（见《宁海县地名志》）。

在历代台州方志中，只有宁海县“回浦”水名（台州史志中有三个“回浦”地名：宁海、临海、黄岩均有“回浦”水名），而无“回浦乡”名。查《〔崇祯〕宁海县志》和《〔光绪〕宁海县志》，亦无回浦乡名。在1993年浙江未“撤区并乡”前，据1988年版《宁海县地名志》，宁海县尚设有回浦乡，治冠庄（著名画家潘天寿故里），属于黄坦区。据载，宁海回浦乡，民国时亦为回浦乡。而在《〔崇祯〕宁海县志》和《〔光绪〕宁海县志》中，均属“朱开乡十四都”。

据明《〔崇祯〕宁海县志·舆地志》载：“光武帝时改回浦为章安，吴太平二年（257）析章安置临海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平吴，王濬以兵徇地，请析临海之北二百户，鄞地八百户，置宁海县，治白峤。”宁海自西晋太康元年（280）置县，以“临海之北二百户，鄞地八百户，置宁海县，治白峤”。据此，白峤以北应为鄞地，白峤以南则为临海地。

《国语·越语上》曾记载勾践时越国境界，“句践之地，南至于句无（今诸暨一带），北至于御儿（今嘉兴一带），东至于鄞（今宁波奉化一带），西至于姑蔑（今太湖一带）”。“东至于鄞”，说明勾践内越国境大致至于今宁海白峤一带，再往南即为外越之地。从历史资料看，《汉书·地理志》只有“东南有天门水（即宁海回浦水）人海”记载，并无“鄞南（宁海）回浦乡”记载。说明当时“回浦水”地名，并未进入东汉班固的视野。20世纪90年代初存在的宁海回浦乡，成立于民国时代，显然不是“鄞南回浦乡”。

回浦应指浙江第三大水系灵江，其回浦县治即今章安（属椒江区）。据清代台州学者黄瑞《台州金石录·台州砖录·卷一》载：章安相继发现西汉建元三年（前138）铭文残砖，西汉元平（前74）铭文残砖。建元三年（前138），即东瓯举国内迁江淮之年；元平（前74）是汉昭帝末年，此时距回浦立县已有11年；遗存的西汉铭文残砖，就是回浦县设治于章安的佐证。

自西汉始元二年（前85）以“东瓯旧地”建回浦县后，台州历代方志多以为东汉光武帝改名章安县，其实不然。在西汉末年，王莽改制，乱改行政区划名称，给政区地名造成混乱。

东汉王朝建立后，光武帝刘秀废除王莽改制后行政区划名称，并根据西汉末年战乱后人口锐减的实际，撤并了400多个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六年，公元30年）六月辛卯，诏日：‘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在光武帝刘秀撤并400多个县中，回浦县应在撤并之列，并为“鄞（县）南之回浦乡”。因史书乏载，故《嘉定赤城志》等志书，只载“光武（帝）改名”。

至东汉章帝章和元年（87），经过57年的休养生息。原回浦县地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已恢复到设县水准，故在“鄞南之回浦乡”故地设立章安县。这就是《晋太康三年地记》所说的“章安，本鄞南之回浦乡，（后汉）章帝章和元年（87）立”；而不是“回浦，本鄞南之回浦乡”。因为前者为东汉“鄞南之回浦乡”，后者为西汉或秦时的“鄞南之回浦乡”。清代学者杨守敬（1839～1915）指出“前汉本有回浦县，《太康记》所云‘回浦乡’者，以后汉初废为回浦乡也。后汉之章安，即前汉之回浦；故城在临海县东南一百五十里。”（《晦明轩稿·（郡国志）东冶侯官考》）

《元和郡县志》所载“台州临海……本秦之回浦乡，分立为县”；既是孤证，又不符合历史事实。其用词多有不确，且错漏颇多。如《元和郡县志·卷27·江南道·温州》：“永嘉县，即汉回浦县之东瓯乡，晋立为县。”此处“永嘉县，即汉回浦县之东瓯乡”，应为“永嘉县，即章安县之东瓯乡”；“晋立为县”，应为“东汉”或“后汉立为县”。

同卷又载“后汉改回浦为章安县，吴大帝时分章安、永宁，置临海郡”；临海置郡，并非吴大帝孙权所置，而是吴嗣主孙亮于“太平二年（257）春二月，以会稽东部为临海郡（《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最为自相矛盾的是，既载回浦本秦鄞县南部之“回浦乡”，那说明古鄞设县当在秦统一中国后；而同卷又载“奉化县本汉之鄞地，开元二十六年，采访使齐澣奏置”；此处又说奉化（即古鄞县）“本汉之鄞地”，古鄞县到底是秦县，还是汉县？显然，连《元和郡县志》作者李吉甫自己还未搞清楚，漏洞百出。

回浦为东瓯国境考

回浦县之名始见于《汉书·地理志·会稽郡》：“回浦，南部都尉治。”回浦县东汉时改为章安县，《后汉书·郡国志四·会稽》“章安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晋太康记》曰：‘本鄞县南之回浦乡，章帝章和元年（87）立。’未详。”

《宋书·州郡志·扬州》：“章安令，《续汉志》：‘故治，闽中地，光武更名。’《晋太康记》：‘本鄞县南之回浦乡，汉章帝章和中立。’未详孰是。”

《旧唐书·地理志三·江南道》“临海，汉回浦县，属会稽郡。后汉改为章安。吴分章安置临海县。武德四年，于县置台州，取天台山为名。”

西汉的回浦县，东汉改为章安县；那回浦县域是否为西汉东瓯国境的延续呢？清代学者王先谦《汉书补注》引“《（清）一统志》：‘今温州府永嘉、瑞安、乐清、平阳、泰顺五县，台州临海、天台、黄岩、仙居、太平五县，处州府丽水、青田、缙云、龙泉、松阳、庆元、云和、宣平、景宁九县，并回浦县地；象山半入回浦境。’《（清）一统志》：‘（回浦）故城在今临海县东南百五十里。’”从王先谦《汉书补注》引《（清）一统志》来看，回浦县域囊括今台州、温州、丽水三地，正是西汉东瓯国境的延续。

其实，王先谦所说“台州临海、天台、黄岩、仙居、太平五县”为“回浦县地”；还漏了台州宁海县。明代宋奎光纂修的《〔崇祯〕宁海县志·卷一·舆地志·沿革》：“《禹贡》‘扬州之域’。春秋战国时皆属越地，后并于楚。秦灭楚置闽中郡。汉兴立闽君摇为王置东瓯国。建元三年（前138），闽越围东瓯。（汉）武帝遣严助发兵救之。东瓯王乃举国徙江淮间，以其地为回浦县。属会稽郡，为东部都尉。光武时改回浦为章安。”可见，台州宁海县西汉初属东瓯国境，后为回浦县地。

不仅宁海县地时属东瓯，象山县地亦属东瓯。清代姜炳璋纂修的《〔乾隆〕象山县志·卷一·地理志·沿革》：“象山立县肇自唐中宗神龙二年（706）丙午，御史翟皎请以象山名县，以地有山，宛如象形也。其于秦汉为东瓯地，又为回浦县地，又为鄞县安化乡，于晋为宁海县地。”台州为东瓯国境。历代史志多有记载。唐代陆广微《吴地记》云：“《汉书》：‘闽越围东瓯，东瓯告急于天子。天子遣太中大夫严助发兵往救，未至，闽越止兵。东瓯乃举国徙中国，处之江淮间。’而后遗人往往渐出，乃以东瓯地为回浦县。”（《吴地记》）

宋明全国性总志和清代《浙江通志》亦分别记载“回浦”为“东瓯地”。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卷23·两浙路下·台州》载：“春秋战国属越，秦属会稽郡，汉属东瓯国，后属会稽郡，东汉因之。”

宋祝穆撰《方舆胜览·卷八·台州》载：“禹贡扬州之域，南斗须女之分，春秋时属越，秦属闽中郡，汉属东瓯国。”

明李贤等撰《明一统志·卷47·台州府·建置沿革》“《禹贡》‘扬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战国时为越地，秦属闽中郡，汉初属东瓯国，后东瓯内徙，以其地置回浦县，属会稽郡，南部都尉治此。东汉改回浦曰章安，三国吴以会稽东部为临海郡。”

《〔雍正〕浙江通志·卷七建置·台州府》载：“《通典》‘春秋及战国时属越’；十道志‘秦属闽中郡，汉属会稽郡亦东瓯之境’；《太平御览》‘始元二年，以东瓯地为回浦县’；《太平寰宇记》‘后汉光武时，改回浦为章安’。”

明《〔弘治〕温州府志·建置沿革》：“《汉志》：惠帝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称‘东瓯王’。武帝建元三年（前138），东瓯王望举国内徙，处江淮间。末年置冶县、回浦县，属会稽郡。”

晚清温州学者孙诒让指出：“汉初东瓯为东海王都，武帝时东瓯内徙，遂虚其地，后遗民稍出，乃立为回浦县，其地跨今台温处三府（《浙江通志馆馆刊·温州建置沿革表引》）。”

清《〔光绪〕处州府志·沿革》：“处州府占缙云之墟，春秋战国并属越，越亡入楚。秦为闽中郡，始皇二十四年置会稽郡。汉初为东瓯国，后为回浦县，属会稽郡。后汉改为章安。”

台州现存最早州志《嘉定赤城志·地理门一·叙州》云：“建武三年（前138），闽越围东瓯，（汉）武帝遣严助发兵往救，闽越引兵去，东瓯乃举国徙江淮间，以其地为回浦县。”

温州、处州（丽水）、台州三地府志均认同台州为东瓯旧地，并无异议。正如民国喻长霖《台州府志·卷三·地理志卷一·沿革表》中所指出的：“实则是时东瓯甚广，欧阳忞《舆地广记》言‘温、台、处，皆东瓯地’：是也。”

明代朝鲜《漂海录·卷一》记载“臣崔溥自济州漂流，泊瓯东，过越南”，“台州，古东瓯国之地；在闽之东，越之南”。“瓯东”，即东瓯国东部；“越南”，即越国之南部。

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代表改革开放后浙江地名学研究最高水准的《浙江古今地名词典》中，“回浦县，西汉始元二年（前85）于东瓯地置。故治即今椒江市之章安镇，属会稽郡，并为会稽南部都尉治。县境约当除遂昌外的旧台、温、处三府之地（陈桥驿主编，1991年版）。”

台州永宁县治考

台州、温州两地“永宁县治说”，各执一词，难分彼此，而又自说难圆。温州“永宁县治说”，虽然温州历代方志说东汉永宁县初治贤宰乡。而又有“永宁新城”之说；既载东瓯都城在瓯北，又载在瓯南；显然自相矛盾。台州“永宁县治说”，虽称古黄岩即东汉永宁，但治所无着；既自称东汉永宁，又无法准确解释“汉永宁”与“唐永宁”的关系。千余年来，成为台州、温州两地久悬未决的历史难题。

然据有关史料分析：台州、温州两地“永宁县治说”，实是“同一永宁，先后移治”的结果。

台州温黄平原即东汉永宁县治所  东汉永和三年（138），以“章安县东瓯乡”为永宁县。中国古代设县的主要标准是“以人为本”。即是根据人口的多少来决定：并非是根据“少人地域”的宽广。就在永宁设县前六年，台州爆发曾旌起义，并波及浙东南沿海：“阳嘉元年（132）二月，海贼曾旌等寇会稽，杀句章、鄞、鄮三县长，攻会稽东部都尉。诏缘海县各屯兵戍（《后汉书·卷六·孝顺孝冲孝质帝纪》）。”

这是浙东南沿海“山越”部族对东汉南进“王化”政策的一次反抗，也是山越部族自治制与东汉王朝郡县制的一次较量；当然最后较量结果以曾旌失败告终。因为曾旌起义主要发生在今台州温（岭）黄（岩）平原和宁波宁绍平原一带，为加强台州及浙东南沿海的统治，遂以“章安县东瓯乡”为永宁县。

东瓯乡因原东瓯国内迁江淮后，因人口锐减为乡。既然为了加强台州东南沿海的行政管理，那东瓯乡也自然在台州温黄平原。从历史文献、文物考古与地名学视角分析，永宁县设治，应在温岭大溪东瓯古城。

《三国志·吴书十二·虞翻传》裴松之注引《会稽典录》所载朱育答濮阳侯兴语：汉武帝“除东越，因以其地为治，并属于此（会稽郡），而立东部都尉，后徙章安”。可见汉武帝在除灭东越（包括东瓯与闽越地）后，即以东瓯古城为会稽东部都尉治所，后来才徙会稽东部都尉治于西汉的回浦县，也即东汉的章安县。

南朝裴驷（裴松之子）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在注《史记·东越列传》“都东瓯”时，分别引三国东吴韦昭、晋代郭璞、徐广等注释云“临海永宁即东瓯（见《史记三家注》）”。当时临海与永嘉尚未分郡。“临海永宁”还在台州温黄平原；故唐张守节在注《史记正义·越王勾践世家》越国子孙“滨于江南海上”时指出：即“今台州临海县是也（指黄岩未设县之前的临海县）”。又在注《史记正义·平准书》“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中指出：东瓯即“今台州永宁是也（时含今温岭）”。

因而南宋《嘉定赤城志·地里门》认为：“黄岩县，本汉永宁县。”其《辩误门》又载：“黄岩本古之永宁县，今考其地曰乡、曰江、曰驿、曰山，皆名永宁。又《瑞岩寺住持碑》并古碑后序、《资福院佛殿碑》皆曰‘台（州）之永宁县’，存本名也……黄岩虽古永宁，而古永宁地广，今之永嘉、乐清皆其地也。”

由上可见：温岭大溪东瓯古城作为汉武帝的会稽郡东部都尉治所和东汉永宁县初治之地，时距东瓯内迁江淮亦仅200多年；其“外城周十里，内城周五里”的东瓯古城规制，仍相当于清代金华、嘉兴、处州三府的府城规制：可“旧城改造”，发挥作用。永宁县初治于此，既加强台州湾与温州湾的沿海管理，又可“旧城改造”，节省费用。此处不仅出土了浙江最大的东瓯贵族大墓，与此一岭之隔的今黄岩秀岭水库，1957年1月出土相当于东汉建初六年（81）至南朝刘宋时期的墓葬群56座。试想，如果永宁县初治不在此，何以有如此规模的墓葬群。

贤宰乡并非东汉永宁县之治所  温州永宁的贤宰乡，虽然温州历代方志多记载“永宁旧治”；其实不然。理由有三：既以“章安县东瓯乡”为永宁县，为何县治贤宰乡，而不治东瓯乡？温州历代方志记载只有“永宁新城”遗址，而无“永宁古城”遗址，说明“永宁旧治”，在温州境内至今还是个谜。永宁县治既设贤宰乡，按秦汉官制：县之长官为令、长，王莽改制时始将令、长改名为“宰”。《汉书》说县满万户者，其长官称令，不满者称长。时温州境内从未设县，何来“贤宰”之称？很明显，“贤宰”系后起之名，这只能说明贤宰乡并非“永宁旧治”。

从东晋设置永嘉郡后，永宁县治与之同迁瓯江南岸  东汉晚期由于黄巾起义，天下大乱，而进入三国时代。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孙策攻取会稽郡，太守王朗经章安从海上撤至福建侯官。“侯官长商升为朗起兵。策遣永宁长韩晏领南部都尉，将兵讨升，以齐为永宁长。晏为升所败，齐又代晏领都尉事。升畏齐威名，遣使乞盟。齐因告喻，为陈祸福，升遂送上印绶，出舍求降（《三国志·吴书·贺齐传》）。”贺齐为会稽郡山阴县人，其父贺辅，曾任永宁长；韩晏、贺齐也任永宁长。这是见于正史中最早的三位永宁县长官。孙策平定侯官，控制从台州湾至福州湾的东南沿海。建安四年（199），分永宁置松阳（今属丽水）；赤乌二年（239），析永宁置罗阳县（今温州瑞安）；吴太元二年（252）又析章安西部、永宁北部置临海县。太平二年（257）设临海郡，统领台温处三州之地。太康元年（280）又设横阳县（今平阳县）。

东晋太宁元年（323），“始分临海峤（即温峤岭）南之永宁、安固、横阳、松阳及罗江，凡五县，立永嘉郡（《（弘治）温州府志·建置沿革》）”。为了“居中”管理，永宁县治从温岭大溪南迁瓯江南岸，与永嘉郡同郡而治。此为永宁县治第一次迁徙。东晋宁康二年（374）又分永宁置乐成（今乐清）。东晋永嘉设郡后，今台州温岭松门还属永宁县界。王羲之《游四郡记》载：“永宁县界海中有松门，岛屿上皆生松，故名。”（《全晋文·卷26·王羲之集》）四郡即会稽（绍兴）、临海（台州）、永嘉（温州）、东阳（金华）。

南朝梁天监七年至十一年（508～512），在天台山、灯坛山、括苍山、玉榴（即玉环）山修道多年的陶弘景在《周氏冥通记》卷四载，临海烧山乃临海、永宁、乐成三县的共界：“临海烧山中有仙人游，在人间自号‘彭先生’。实是郑玄，字子阴，陆浑仙人也。注云‘烧山者，即赤水山。今亦属（临海）永宁、乐成三县共界也’。”临海烧山即今温岭石夫人山，又名消山。温峤岭只是临海郡与永嘉郡的一条大致的分界岭，但并非绝对的分界纬度线。温岭温峤镇因东汉时属永宁县，故今街名永宁街，路名永宁北路（《温岭县地名志·温西区》）。反之亦可证明永宁旧治，即在温岭大溪东瓯古城。

唐武德五年（622）复析永嘉、永宁二县，分治瓯江南北：此即“永宁新城”  隋开皇九年（589）平陈，废永嘉郡，置处州。改永宁为永嘉。十二年（592），改处州为括州，省安固、乐成入永嘉；统括苍、永嘉、松阳、临海四县，总户数10542户（《隋书·地理志下》）；平均每县2635.5户。唐武德五年（622），置东嘉州，析永嘉、永宁为二县（《〔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建置沿革》）。永嘉治瓯江南岸，永宁治瓯江北岸。此为永宁县第二次徙治，即为“永宁新城”。

据《〔光绪〕永嘉县志·卷三·建置一·城池》载：“永宁始立于汉，而郡名永嘉盖自晋始矣。惟晋之永宁治江北，而城无考。唐复析置永宁，分治江北，有‘新城’之名；不久旋废。而永嘉之城，遂以郡得名；历今千有余年不改，与会稽郡县相埒，可谓壮哉！”《〔光绪〕永嘉县志·卷廿一·古迹志一》载：“永宁新城，去（温州）府治六里，在江北贤宰乡……今其地为田野，犹称‘新城’云”。据《永嘉县地名志》，至今尚有新城园田、新城山、新城坳、新城湾、新城浦等地名，上世纪50年代兴修农田水利，该城遗址地下1.5米处有砖分散性普遍存在。这就是“永宁新城”的来由。

唐贞观元年（627）复废永宁入永嘉后。因永宁本治古黄岩，故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又分临海南复置永宁；武后天授元年（690）改名黄岩  自唐武德五年（622）永宁县第二次徙治，至唐贞观元年（627）复废永宁人永嘉；“永宁新城”只存在5年，因此《〔光绪〕永嘉县志》称其“不久旋废”。上元二年（675），分括州永嘉、安固二县复置温州，治于北县（即瓯江北岸，据《旧唐书·地理志三·江南东道》）；此为永嘉县首次徙治瓯江北岸，也是原永宁县第三次徙治。

同年，因永宁已改名永嘉，而属温州；又因永宁初治台州温黄平原，时为临海县地，故唐高宗析临海县南部为永宁县。试想：台州温黄平原如非汉永宁旧治，为何会命名为“永宁”？这就是台、温“同一永宁，先后移治”的结果，并非台、温有“两个永宁”，此为永宁县治第四次徙治。

武则天称帝第一年，即天授元年（690），因台州、温州两地之永宁县名容易混淆不清，故又改名黄岩。从此永宁作为历史地名，仍保留在台、温两地。不同的是：台州永宁因汉永宁而得名，而温州永宁则是东晋建郡移治后而得名。故《新唐书·地理志五·江南东道》载“黄岩，本永宁；高宗上元二年析临海置，天授元年更名”。

永宁县四次徙治，自东汉至东晋初年，从温黄平原迁到温瑞平原，于上元二年（675）又从温瑞平原返回到永宁首治地温黄平原，这既是返朴归真，又是治归故地。

（周  琦）

温岭地属汉永宁

温岭原称太平县，建县以前分属台州黄岩县和温州乐清县。晋代，台、温二州从统合过渡到分治，地界划分以及变动情况较复杂。现存四部《太平县志》，对这一时期温岭故地的归属均未能说清楚，在汉属永宁县还是属章安县的问题上，《嘉庆太平县志》和《光绪太平续志》各持一说。这无疑给搞清温岭的历史沿革增加了复杂性。

《嘉庆太平县志》主张永宁说，其《沿革表》记：“（汉）永宁即今永嘉诸县，并今台临海在内，非但黄岩也。”接着却又记道：“（吴）孙亮太平二年（257）又析章安置临海，以会稽东部立临海郡……邑峤岭以北属临海县，峤岭以南属永宁县，统为临海郡地。"上文既已明永宁县境包括“今台临海在内，非但黄岩也”，下文却讲“析章安置临海”，那么临海县设置之前，其地到底属永宁还是属章安？《沿革表》接下去一段文字也颇为费解：“（晋）明帝太宁二年（323），分临海峤南永宁立永嘉郡，此永宁即永嘉；孝武宁康二年（374）又分永嘉郡之永宁置乐成，此永宁即今黄岩。”上文的意思晋永宁在峤岭南（前文亦称吴时峤岭为临海、永宁分界岭），那自然与黄岩无涉，偏偏下文又讲“永宁即今黄岩”，晋永宁县的位置被搞糊涂了。

《光绪太平续志》持章安说，认为汉永宁县界不涉及台州，温岭故地汉属章安县。其《辨识》中对《嘉庆太平县志》的提法辨驳道：“顺帝时割今温州一府、处州七县之地立永宁县，则章安止今台州一府之地矣。乃谓今临海、黄岩、太平俱属永宁，何新分之县如此大，而章安故县如此小乎？虽太平立县兼分乐清之地，略涉永宁之境，岂可专属之永宁哉!”但是，这段文字关于章安、永宁县界的提法，与史志记载不符。章安说有三个难以解释的疑点：其一，《光绪太平续志·沿革表》记夏商至战国属“瓯地”，又特意引《山海经》及郭璞所注，指明“瓯”即“东瓯”，既已明温岭故地属东瓯，而以东瓯地建置永宁县时，何故又将温岭故地排斥在外？其二，晋代王羲之《游四郡记》云：“永宁县界海中有松门岛，上皆生松，故名。"假使温岭故地自汉至晋代从来没有属过永宁县，那么如何解释这条记载？其三，按《光绪太平续志》说法，章安县与永宁县一开始就以温峤岭为界，历东汉两晋南北朝不变，那么三国吴大帝时建置的临海县岂不与“海”沾不上边了吗？

笔者根据所接触到的资料，认为章安、永宁、临海边界划分虽然复杂多疑，但细加梳理、辨析，其时温岭故地的归属还是可以理出头绪来的。

《后汉书·郡国志》：“永宁，永和三年（138）以章安县东瓯乡为县。”《太平寰宇记》：“黄岩县，汉县，顺帝永和元年置，今温州永嘉县，属会稽郡是也。历六朝不改，至隋废之，以其地并入临海县。唐上元二年（675）四月复析临海地以置之，天授元年八月改为黄岩。”本来，对照这两条记载，不言自明黄岩是汉永宁县地。只因“永和三年”误为“元年”，加上出现“今温州永嘉县”几个字，以至文意含混，所以有人表示异议。笔者认为，“元年”疑刻版所误，古人竖书，“三”与“元”字形极易混淆。至于汉永宁县治在黄岩还是在永嘉？抑或先黄岩后永嘉？据近代瑞安学者孙诒让考证，汉回浦县治在旧黄岩县繁昌乡回浦里（见《浙江省通志馆馆刊创刊号·温州建置沿革表引》），亦即今温岭市新河镇南鉴村，近年又有人提出温岭大溪东瓯古城是汉东海王国故城，这可以说明温岭故地汉代曾具备建治条件。汉永宁县自顺帝永和三年设置以来，县界有过数次大变动，为什么认定县治就是一成不变的呢？假使黄岩故地与汉永宁县毫无联系，那么《太平寰宇记》说黄岩是“汉县”，岂非令人费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太平寰宇记》：“书虽卷帙浩博，而考据特为精核。”正因为黄岩（含温岭）故地是汉永宁县的一部分，唐高宗上元二年析临海南境（即黄岩、温岭故地）置县时，仍其旧名“永宁”，鉴于这种相承关系，因此《太平寰宇记》称黄岩县为“汉县”，这是顺理成章的。

汉回浦县地域，大致相当于今台州、温州、丽水全境及宁波部分。后汉章帝时，回浦改称章安，只是县名改易，辖境并未变动。顺帝间分章安县东瓯乡立永宁县，两县辖区大致是这样的：章安辖今丽水全境、台州大部（除黄岩、温岭、玉环及椒江一部外）、宁波部分（宁海、象山）；永宁辖今温州全境及黄岩、温岭、玉环全部和椒江一部。分县后的章安县占有原县境北部和西部，东南部为永宁县，两县近似斜线分界。永宁县境既不是《嘉庆太平县志》所言包括今临海县地，亦非《光绪太平续志》所说的温峤岭以南温州、丽水全境。《旧唐书·地理志二》：“后汉，分章安之南乡置松阳县。”又据《太平寰宇记》，汉献帝八年（197）析章安县南乡置松阳县，辖区相当于今丽水全境。隋开皇九年（589），析松阳县东乡置括苍县，唐代以松阳、括苍两县地析置缙云、青田、遂昌、龙泉四县，改括苍为丽水（以上具见《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九）。由此可见，章安、永宁分县后，今丽水故地属章安，绝非永宁县地。《光绪太平续志》以“何新分之县（永宁）如此大，而章安故县如此小”的理由，将黄岩、太平故地排斥在永宁之外，是说不通的。

三国吴大帝时分章安、永宁置临海县，章安析出今天台、临海西北部、仙居全部，永宁析出今黄岩、路桥全部、温岭大部、椒江一部。析县后，章安县境北接鄞县，南至灵江，东临大海，西抵关岭，占有宁海、象山、三门大部、天台、临海东部、椒江一部，与临海县东西相对，近似弧线分界，灵江以南至温峤岭的靠海地带亦属临海县地。《太平寰宇记》引《临海记》云：“晋永和三年（347），分会稽郡八百户于临海郡章安地立宁海县。”（一说西晋太康元年置县）此时，章安县境稍有扩大，占有宁海全境（含象山大部）。从章安、临海分县情况，也可以看出黄岩、温岭故地汉属永宁而不属章安。假使依《光绪太平续志》所言，永宁县界从一开始就定在温峤岭以南，那么永宁县境何处可用来划给临海立县呢？《光绪太平续志》又讲临海立县后，温岭故地仍属章安，那么临海岂不成了内陆县？南宋《嘉定赤城志》卷一记载：“黄岩县，本汉永宁县。”同卷又记临海县、临海郡“以郡东北临海山为名”。查是书郡境图，临海山位置处于郡城东南方向海中，其旁有焦山、石塘山，从位置判断，应该就是现在的龙门岛。从临海郡全境来看（临海郡境大致包括今温、台、丽水全境），临海山的确处于郡东北海面。这一区域正是永宁县划给临海县的地盘，也正是温岭故地。

（蔡宝定）

临海郡建立考

一

临海郡地域，在名义上夏、商、周时属瓯地，春秋时属越地，战国时属楚。为越族的一个分支瓯越居住区。但因偏处东南沿海，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在当时并无明确的管辖。《战国策•魏策》称当地居民：“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可见当时的生活还非常落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原先在瓯越一带的诸侯王都削去封号，置闽中郡统辖，但并没有派驻军队，实际上其地仍属自治的性质。据《史记》卷114《东越列传》第54记载：“及诸侯畔秦，无诸、摇率越……从诸侯灭秦。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东瓯据考古发现，其城在今温岭大溪镇境内。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闽越发兵围瓯越，东海王向汉王朝求援，汉遂其请，发兵浮海救东瓯。汉兵未至，闽越引兵而去。东海王请举国内徒，获准后迁居至江淮间。据《史记集解》徐广曰：“年表云：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觽四万余人来降，家庐江郡。”应该说从迁的都是贵族，而普通百姓大部分仍然居住在这里。建元六年，闽越兴兵进攻南越，汉武帝遣兵攻闽越，闽越王郢发兵距险，其弟余善杀郢以降。汉武帝便立无诸孙繇君丑为越繇王，后又立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元鼎六年秋，余善反，汉起兵征讨，元封元年冬，繇王居股、建成侯敖等杀余善降。东越乃平。从余善与汉军对抗的地点看，当时章安等地已为余善所有。事后，汉武帝认为“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这实际上只是皇帝的个人意志，如此辽阔的地域，岂能长期无人？从汉立回浦县来加强统治看，居住在这儿的百姓仍然不少。

台州最早设县在西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汉王朝为了加强对瓯越的统治，设立回浦县，属会稽郡，县治在章安（今椒江区章安街道）。会稽东部都尉一度徙此。这是汉王朝真正实行对瓯越的统治。回浦县的辖境大致包括今台州、温州、丽水及福建东北沿海的部分地区。《后汉书卷三十二•郡国志四》会稽条：“章安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冶即今福州。《史记东越列传》：“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东冶，《史记》“《集解》徐广曰：‘今建安侯官是。’《索隐》徐广云‘本建安侯官是’。案：为闽州。案：下文‘都东冶’，韦昭以为在侯官。《正义》：今闽州又改为福也。”可见章安立县前，椒江以南的土地已为闽越所有（汉武帝虽虚其地，但未加管理）。又据《晋太康记》曰“本鄞县南之回浦乡，章帝章和元年立”。可见章安一带在版图上为会稽郡鄞地。汉的统治当时仍止于此。

回浦县的建立，东部都尉的移设，汉王朝才开始真正领有其地。从中也可看出汉帝国对南方部落的逐步的征服。东汉永建四年，析章安县东瓯乡置永宁县，标志着汉帝国对南方的控制逐渐加强。至三国时，孙吴割据江南后，出于政治需要，加紧了对江南的开发，并对境内建置进行调整。吴孙权大帝置临贺、武昌、珠崖、新安、庐陵南部5郡；少帝置临川、临海、衡阳、湘东4郡；景帝置天门、建安、建平、合浦北部4郡；乌程侯置始安、始兴、邵陵、安成、新昌、武平、九德、吴兴、东阳、桂林、荥阳、宜都12郡，总计25郡。临海郡是吴少帝孙亮太平二年（257）分会稽郡东部境域设立的，其管辖范围相当于后之台州、温州、丽水及福建北部、宁波南部、金华东南部的一部分。晋太宁元年将临海南部永宁、松阳、横阳、安固四县划出，设永嘉郡，温州、丽水从此脱离临海郡。隋开皇九年(589年)临海郡废，原临海郡的所属县章安、临海、始丰、宁海、乐安合并为临海县，属处州，县治设在章安，实际上也就是临海郡降格为临海县。开皇十一年，在临海县中部大固山设临海镇，并将县治移至镇前。此后，章安不复设县。

二

关于台州的建置，《史记》并无明确记载。《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第八上》则曰：“回浦。南部都尉治。”是回浦名首次出现在史书中。又据《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裴注引《会稽典录》：“元鼎五年，除东越，因以其地为冶（原作治，误），并属于此，而立东部都尉，后徙章安。阳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复徙句章。”按：此处的章安当时尚名回浦。除东越据《史记东越列传》应为元封元年。移东部都尉于回浦当后于此。

台州立县准确的记载，据《吴地记》载：“其后遗人往往渐出，始元二年，乃以其地为回浦县。”《晋太康记》曰：“本鄞县南之回浦乡”。即在西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时，析鄞县南部的回浦乡和东越地，设立回浦县，属会稽郡。所辖之地相当于今台州、温州、处州及福建北部的一部分。

汉光武帝建武间（25～26）改回浦为章安县。《后汉书郡国志四》：“章安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刘昭注“《晋太康记》曰：本鄞县南之回浦乡，章帝章和元年立。未详。”考《后汉书郡国志》，光武、章帝更名的县，各有所见。然而章帝年号章和，当避章讳，不可能在是时将回浦改为章安县。因此，以光武更名为是。

汉顺帝永建四年（129），析章安县东瓯乡置永宁县。《后汉书郡国志》：“永宁，永和三年以章安县东瓯乡为县。东部侯国。”《宋书州郡志》：“永宁令，汉顺帝永建四年，分章安东瓯乡立，或云顺帝永和三年立。”宋书认为是永建四年，是。据《后汉书顺帝纪》“永建四年，是岁，分会稽为吴郡。”既分会稽为二郡，县域调整当在其时。

献帝建安四年（199），分章安县西南部境域建松阳县。松阳立县，《后汉书郡国志》不载。据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本汉章安南乡地，建安四年(199)孙氏析置松阳县。”定为建安四年。《宋书州郡志》：“松阳令，吴立”。《嘉定赤城志》作“兴平元年析章安、永宁置松阳、始平县”。可以确定其立县当在汉献帝时。

三国吴大帝时，分章安西北部境域，设立始平县。《元和郡县志》：“唐兴县，三国时吴分章安置南始平县，晋武帝以雍州有始平，改为始丰。”《太平寰宇记》引《舆地志》云：“吴初置为南始平县，晋太康元年改曰始丰。”《宋书•州郡志》：“始丰令，吴立曰始平，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据《吴书》：“黄龙三年会稽南始平言嘉禾生”，是时已有始平县。置县当在吴大帝初，至迟在黄龙三年之前。

吴分章安县及永宁县部分境域设立临海县，属会稽郡。《嘉定赤城志》：“太平二年，析章安置临海县。”而杜佑《通典》：“吴太元二年，分章安，置临海县。”不知何据，而后之地理书如《太平寰宇记》等，均不取。《太平寰宇记》：“吴大帝分章安、永宁，置临海县。”临海置县，当早于建郡，均以濒海而名，如郡早于县，则不会重复取名。县最迟应在太平二年之前，《嘉定赤城志》定为太平二年，不确。

罗阳，《宋书州郡志》：“安固令，吴立曰罗阳，孙皓改曰安阳；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三国志吴主传》：“太元元年夏五月……初，临海罗阳县有神，自称王表。”裴注引《吴录》曰：“罗阳，今安固县。”罗阳为孙吴所立县，时间最迟在太元元年前。

三国吴废帝（会稽王）太平二年（257），分会稽郡东部境域，设立临海郡。这是台州立郡之始。立郡之时，到底统有哪些县，众说纷纭。

1、《晋书地理志》：临海郡，吴置。统县八，户一万八千。章安、临海、始丰、永宁、宁海、松阳、安固、横阳。

2、《宋书州郡志》：“临海太守，本会稽东部都尉。前汉都尉治鄞，后汉分会稽为吴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也。孙亮太平二年立。领县五，户三千九百六十一，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六。去京都水二千一十九，陆同。章安、临海、始丰（吴立，曰始平）、宁海（何志，汉旧县。按《二汉志》、《晋太康地志》无。）、乐安。”

又《宋书州郡志》：“永嘉太守，晋明帝太宁元年，分临海立。领县五，……永宁、安固、松阳、乐成、横阳。”

3、《太平寰宇记》：“分临海、始丰、松阳、罗（阳）四县以置临海郡。”

4、《嘉定赤城志》：“治章安、临海、永宁、松阳、始平、罗阳六县。”

为何有此区别，分析起来，实际上是编纂者所述的角度不同，所记均为当时朝代所辖之境，而不是吴设立临海郡时的辖区。永嘉郡是晋代分设的，《宋书州郡志》会稽条：“永宁永和三年，以章安县东瓯乡为县。东部侯国。”因此，吴临海郡实领有晋时的临海、永嘉两郡地，而无晋以后所分置的县，其中宁海为晋置。《宋书州郡志》：“宁海令，何志，汉旧县。按《二汉志》、《晋太康地志》无。”《舆地广记》：“晋析回浦、鄞二县地，置宁海县。”《太平寰宇记》：“永和三年置”。《宁海风土志》：“县本汉回浦、鄞二县，太元二年裂鄞之八百户、安北乡二百步置宁海县”。不论是永和三年还是太元二年，晋置是明确的。横阳，《宋书州郡志》：“晋武帝太康四年，以横屿船屯为始阳，仍复更名。”而《宋书州郡志》所记乐安则为晋康帝分始丰立，初立郡时并无此县。所以，吴时临海所有的属县为章安、临海、始丰（始平）、永宁、松阳、安固（罗阳）6县。

此外，还有一个尚有争议的县，即罗江县，有人认为根本未属过临海郡。但是史籍确有明文记载。《晋书地理志》将罗江归入晋安郡，未说明何时建及其所属。据《宋书•州郡志》“晋安太守”条，“罗江男相，吴立，属临海。晋武帝立晋安郡，度属”。说明罗江县为吴所立，在晋安郡未建时，罗江县一直属临海郡。又三国吴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载“安家之民”条：“安阳、罗江县民是其子孙也”。也将两县记入，安阳当与罗江相邻。既然史籍有明文记载，在没有明确的证据之前，不能武断地将之排除在外。如此则吴时的临海郡所辖应为章安、临海、始丰（始平）、永宁、松阳、安固（罗阳）、罗江7县。

晋时，临海郡的郡域发生较大变化。晋武帝太康元年（280）灭吴后，析鄞县800户、章安县北部200户置宁海县，属临海郡，将始平县改称始丰县，太康三年（282）立晋安郡，将远在福建境内的罗江县划归晋安。是时临海郡新设一个宁海县，划出一个罗江县，地域未减。太康四年（283），分安固横屿船屯置始阳县，不久改称横阳县。至此，临海郡辖章安、临海、始丰、永宁、宁海、安固、松阳、横阳8县。

至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分临海永宁、安固、松阳、横阳4县，立永嘉郡。《宋书州郡志》：“永嘉太守，晋明帝太宁元年，分临海立。领县五。户六千二百五十，口三万六千六百八十。去京都水二千八百，陆二千六百四十。”其中所记的统县五，只是多了乐成县，而乐成县为晋孝武宁康三年，分永宁立，没有分临海郡之地，所以，从临海郡划出的是四县，境域未见增加。永嘉郡所辖实为今温州、丽水全境。永嘉郡被划出后，临海郡辖章安、临海、始丰、宁海4县，实际上只剩下今台属和宁波辖境内的部分地区。其后，晋穆帝分始丰立乐安县。《舆地志》：“晋永和三年（347），分始丰南乡，置乐安县。”所辖亦变为5县，但境域并无变化。

刘宋至陈，临海辖境无大的变化。仍为章安、临海、始丰、宁海、乐安5县。

隋文帝开皇三年，废郡，直接以州统县，以减少管理层次，节约开支。九年，平陈后，江南诸郡相继废除，临海郡亦于其时依例被撤并，将原5县并为一个县，改郡名临海来命名县，改属处州管辖。《隋书地理志》：“临海旧曰章安，置临海郡。平陈，郡废，县改名焉。”《元和郡县志》：“隋平陈，废郡，为临海县。”至于县的省并，据《嘉定赤城志》：“废始丰、宁海，复入临海县。”但没有提到章安、临海、乐安3县。但是，在《隋书地理志》处州条仅列括仓、永嘉、松阳、临海4县，那么这3个县也在同时被省或稍后，实际上的临海县便是原来的临海郡。确切的讲，应该是将临海郡所属的县并入临海郡，而并不是将这些县并入原先临海郡属下的临海县。正因为如此，开始时县治仍在章安。紧接着，开皇十年，江南发生大规模的反隋斗争，婺州、会稽、吴郡、苏州、饶州、临海、永嘉、泉州、交趾这一带均被波及。反抗没多久就被杨素镇压，但为了加强对这些地方的控制，次年，也就是开皇十一年，在大固山设立临海镇（在今临海市），派兵驻守。因为临海镇是军事机构，大固山的地理位置优于三面开放的章安，相对临海全境来说更为中心，易于控制整个临海。隋时已推行府兵制，所以设镇后，将县治从章安迁往大固镇，便于管理，说是迁，事实上是取消了县的职能，由镇将来兼理地方事务。

至于后来台州的黄岩，则为唐高宗上元二年（675）置县时重新命名的，初名永宁县，武周天授元年（690）改为黄岩县。

三

有关临海郡的几个问题考证：

1.东部都尉

汉代在回浦设会稽东部都尉，这已经没有问题。但是据《汉书•地理志》会稽郡下云：“钱唐，西部都尉治。”“回浦，南部都尉治。”西汉在回浦所设的军事机构到底是南部都尉还是东部都尉，抑或本就有两个都尉？

《后汉书•顺帝纪》云：阳嘉元年(132年)二月，“海贼曾旌等寇会稽，杀句章、鄞、鄮三县长，攻会稽东部都尉，诏沿海县各屯兵戍。”此处为东部都尉。

《三国志•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朱育对濮阳兴所言则云：“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除东越，因以其地为冶(原书误作“治”)，并属于此，而立东部都尉，后徙章安。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复徙句章。”从中可看出，《会稽典录》认定为一个都尉，即东部都尉。

其后，《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引《汉书•地理志》不作“南部”，正作“东部”。

对于设的是东部都尉还是南部都尉，前人已经作了大量的考证。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为清代学者临海洪颐煊和海宁王国维。

洪颐煊在《台州札记》会稽东部都尉条征引上述资料后，认为：“章安与回浦相连，去冶绝远。《三国志孙亮传》：太平二年，以会稽东部为临海郡。《三国志孙休传》：永安三年，以会稽南部为建安郡。东京屡见东部，而不闻南部，南部当是汉末所立。前志(即《汉书•地理志》)回浦下，称南部都尉治，明是东部之伪。”直斥《汉书地理志》为误记。

王国维在《观堂集林》卷十二《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考》中指出：“古书所纪，亦但有东部都尉，无南部都尉，则作东部者是也。”

事实上史书地理志所载为静态的，《汉书地理志》认定南部都尉治回浦所据亦是某一时期的文献资料，绝不会是空穴来风。

所以《宋书州郡志》记临海郡的来源时，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临海太守，本会稽东部都尉。前汉都尉治鄞，后汉分会稽为吴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也。孙亮太平二年立。”从中可见都尉的迁徙是肯定的。

王国维在《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考》中也提出“窃意武帝初置会稽东部都尉，本治冶县，如朱育之言，后徙回浦。”正因为他以东部都尉作为先入之见，所以也没有联想到可能有南部都尉之设。

想要搞清这一问题，还得从《三国志•虞翻传》注所引《会稽典录》朱育与濮阳兴的对话入手。即都尉初治冶，后徙章安（此章安乃在朱育时代言，汉应名回浦）。

先从历史看，武帝平闽越，那时东越王余善的根基在闽，而不在东瓯，平定闽越后，武帝认为“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史记东越列传》）”其后以其遗民复出，才于其地设冶和回浦以分治之。要想把闽越牢牢地控制在手中，当以在在冶设都尉为是，而不是设在离冶非常远的北面的回浦。朱育所说当有所据。

再从地域来看，冶在会稽之南，所以在冶立都尉，当名南部，而不会是东部。考《汉书》中也有几个立南部都尉的，并非冶一个，如《汉书地理志上》：“进桑，南部都尉治”，“临洮，南部都尉治”，说明回浦下的南部都尉，不是《汉书》误书。都尉设冶，可能不久就产生了新的问题，闽越多山，交通不便，离会稽绝远，粮草就是一个大问题，驻军没有地方支持是很难维持。而闽越初平，人心见背，所以没多久都尉就在冶立足不住，只得退而取其次，将都尉迁到离会稽较近，而海上交通较为便利的回浦。回浦在会稽之东，驻在这里的都尉，当不会再称南部了。而后徙鄞，及句章，更是愈来愈东，故后来均以东部都尉名。另外，都尉实际上也行使一定的行政权，当是次于郡的建制，朱育的对话就是对会稽郡治设置问题的回答，在会稽郡治设吴郡时，管理会稽一带是东部都尉。《宋书州郡志》：“临川内史，吴孙亮太平二年，分豫章东部都尉立”，“湘东太守，吴孙亮太平二年，分长沙东部都尉立”，而在临海太守下也言“本会稽东部都尉”（注意不是分）。

再从《三国志•虞翻传》注所引《会稽典录》朱育与濮阳兴的对话看，东部都尉在回浦的时间不是很长。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复徙句章。可见，在阳朔元年东部都尉就已迁往鄞县，以后东部都尉所治，实已与章安无关。如《后汉书顺帝纪》：“阳嘉元年二月，海贼曾旌等寇会稽，杀句章、鄞、鄮三县长，攻会稽东部都尉。”曾旌从海上聚众起事，攻会稽东部都尉。有人认为进攻东部都尉便是进攻章安，其实不然。曾旌起义时东部都尉已迁鄞。时章安为县，《后汉书》但言攻会稽东部都尉，不言攻章安，可见东部都尉实已不在章安了。朱育所说的“寇害”很有可能就是指曾旌起义。如是，则其时东部都尉在鄞，移句章在曾旌起义后。

2.关于回浦

回浦在汉立县，似乎用不着怀疑，问题在于回浦立县之前的归属。据《汉书地理志》曰：“冶（师古曰：本闽越地）、回浦（南部都尉治）。”据《史记东越列传》，汉武帝平东越后“将其民徙处江淮间”，遂虚其地，后遗民稍出，就在该地设县统治，当时便将闽越地分为二，一治冶（今福建福州），一治回浦（今椒江章安）。未言其与东越关系。从回浦所管辖的范围看，所属中应有原东瓯地。《后汉书郡国志》：“章安（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永宁，永和三年以章安县东瓯乡为县。东部侯国。”

但是，回浦是不是原属东瓯？其实不然。《晋太康记》载：章安“本鄞南之回浦乡”。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说得更明确：“汉立东部都尉，本秦之回浦乡分立为县，……后汉改回浦为章安。”则回浦本属鄞，而不属东瓯十分彰明。秦统一六国，淹有其地，其势力范围已及浙江东部，而回浦在当时来说，是会稽境可能发展的最南端。再往南，则有江水相隔，而当时椒江以南大部分地区尚处海中。因而回浦是秦帝国向南发展的绝佳地点，这也是章安以后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繁荣的原因，也可以说明东部都尉为何会从冶迁到回浦的原因。所以说今椒江以北秦时属鄞，而不在东瓯势力范围，这是很有可能的。而后的章安县，县内便有回浦乡和东瓯乡的设置，也可以用来说明，回浦不属东瓯。

而回浦与东瓯国的划界，笔者认为当以灵江为界，而非峤岭。以当时的条件，一山易越而一水难渡。没有强大的海上力量，秦汉帝国也很难在水之南发展而不被东瓯所觊觎。推而广之，东瓯与闽越之为界，极有可能也是瓯江。其次在温岭大溪镇并被初步认定为是东瓯国都的古城的发现，很能说明东瓯势力已及椒江南岸。

3.关于郡治的变迁

临海建郡之初，郡治到底设在何处？典籍旧志说法不一，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是认为建郡之初，郡治设在临海，后徙章安，以《嘉定赤城志》为代表。

一是认为临海没有设过郡治，郡治一直是在章安。有《晋书地理志》和《宋书•州郡志》为证。

《晋书地理志》：“临海郡，吴置，统县八，户一万八千：章安、临海、始丰、永宁、宁海、松阳、安固、横阳。”（据《后汉书郡国志》：“凡县名先书者，郡所治也。”）

《宋书•州郡志》：“临海太守，本会稽东部都尉。前汉都尉治鄞，后汉又分会稽为吴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也。孙亮太平二年立，领县五，……章安令，《续汉志》故冶，闽中地，光武更名。”《晋书》、《宋书》一直认以章安为临海郡治所。

其他的还有地志和典籍的记载。从上可看出，郡治在章安已是事实无疑，即今考古也有发现。至于明太平谢铎纂《弘治赤城新志》，认为章安“滨海薄山，鱼龙所腥，豺虎所穴”，以此作为临海郡的治所“理所必无”。这纯为个人臆断，无辨析的必要。

问题是到底有没有初设临海，后徙章安。

南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第一叙州》中说：“太平二年析章安置临海县。以会稽东部立临海郡，治临海，取郡东北临海山而名，属扬州，寻徙治章安。”认为郡治初设临海的最主要的依据一是临海山，郡以山名，似也说得通，后台州便以天台山为名。然而，陈耆卿不是说得很肯定。临海山始见于南朝宋孙诜《临海记》。《太平御览》卷四十七引《临海记》：“临海山，山有二水，合成溪曰临海。一水是始丰溪，一水是东女（乐安）溪，至州北两溪相合，即名临海溪。山因溪名。”《太平寰宇记》则曰：“临海山，在县北二百四十里，有水合成溪，自临海。一水是始丰溪，一水是东女溪，至州北两相合，即名临海溪，山因溪名。”点明山与州治的里程。这些记载事实上均以《元和郡县图志》为蓝本。而《元和郡县图志》曰：“临海江，有二水，合成一水。一是始丰溪，一是乐安溪，至州城西北一十三里合。”仅有临海江，而无临海山。《嘉定赤城志》则本《太平寰宇记》，因曰“取郡东北临海山而名”。《赤城志山水门》：“临海山，在县东北二百四十里接海，本牛头山，以有石似之，故名。唐天宝六年改今名。山下有二溪，一始丰，一东女（当为乐安。《赤城志》郭协寅校记：“乐安原本讹作东女，非。”），至州北合流云。”其对乐安溪之讹亦同《太平寰宇记》，而《太平寰宇记》当本《元和郡县图志》，因而亦称在州北合，孙诜生活在南北朝时的宋，他所撰的《临海记》必不称州而称郡，因为当时台州尚是临海郡。再说，据《临海记》所载，临海山，山有二水看，应为括苍山中的一座山，而其地离海绝远，何来临海之名！正因为山不可能由海而名，所以《临海记》再记“山因溪名”。似乎这样才不至于矛盾。实际上吴孙亮定章安为临海郡，是因为章安近海，才以临海名之，非以山名。《三国志孙亮传》：“会稽东部为临海郡，豫章东部为临川郡。”两者同时命名便可为证。临川郡亦是以其近江而名。

再说大固山也不可能是临海山，据《嘉定赤城志》，大固山之命名“晋隆安末，孙恩为寇，刺史辛景于此凿堑守之，恩不能犯，遂以大固、小固名山。”如果大固山就是临海山，则孙诜著《临海记》时必当提及“或名大固山”，而不会说成是“山因溪名”。

认为郡治初设临海的另一个根据是《嘉定赤城志》第二十七卷“寺院’中记载：“永庆院，在州北一里，即古郡治，旧名白云延寿庵。”明确记述郡治具体地址。但这并不能指明是先治临海的依据。东晋孙恩起义，进攻临海郡，当时郡守辛景便是在大固山与孙恩相持，可能临时设在永庆院一带，里人当也目为郡治了。

但是，东晋孙恩起义时，郡守辛景在大固山凿堑与孙恩相持，而不言在临海县与孙恩相持，可见大固山不是临海县辖境，临海县治也不在大固山下。又据《嘉定赤城志卷第四十辨误》：“盖竹山，《舆地志》：临海郡之章安县西北有盖竹山，山有石室，晋许迈住此。”盖竹山在章安县境内，又大固山之南，可见大固山亦当在章安境内。而不是在临海县境内。

《嘉定赤城志》又载，州治“旧在山上”，结合隋设临海镇，很有可能是镇将兼管时临时性机构，只是战时的权宜之计，一般说和平时的州署不会建到行走不便的山上，更何况尚有县署可用？

孙吴政权是把章安当作向南扩展的重要基地来建设的，在章安设临海郡，是为加强对章安管理，因为当时章安开发比温州（永宁）早，海港条件优于温州。而大固山深处临海郡中部，水道，码头、泊船场所都远远不如章安，孙吴政权怎么可能将郡治设置到这样的地方呢？其后，隋将县治移到大固山，只是出于巩固对东南的统治，防犯内部的造反，目的只是守土，少了开拓意识，早就失去了孙吴当时建设章安的本意。

郡治迁徙而异地，实出于时人的习惯思维之外，不能理解为什么古郡治会远离今之州治，仍然是习惯地认为州治应该在同一地。然而又不能否认郡治在章安的事实，于是附会出初设后迁的说法，来作为心理上的平衡。这就是陈耆卿之所以提出“初治”“后徙”的原因。《嘉定赤城志》书成之日，离隋废临海郡已经有630多年，且临海经过建设当大异于设镇之时，而章安却日趋没落，因而时人将隋时的临海县（原临海郡）与章安镇相比，习惯地认为章安镇无论在形势和交通上，均不可能优于当时的临海，从而认为郡治应该设在临海，而不应该是章安。从上分析，我们初步认为，郡治从建郡始便设在章安，至隋郡废为县时，也尚在章安，根本没有初设后迁的行为。

其实，造成“郡治初设临海，后徙章安”是《元和郡县图志》，记述台州变迁：“吴大帝分章安、永宁，置临海郡。”这其实是误将县的设立作为郡的设立来记载造成的。后《太平寰宇记》因之，但认为置郡的时间明显与史（《三国志》）不合，故将置郡改为置县，“吴大帝分章安、永宁，置临海县。会稽王置临海郡。”这里实是已经认同曾先后在同一地没置县与郡。此后《嘉定赤城志》又认为置县未妥，改为：“太平二年，析章安置临海县。”而采取其说，衍生出郡设临海的说法。但因章安当时确为郡治（有史书记载，有古迹可证），不可能完全将之推翻，因而进一步演化为“以会稽东部立临海郡，治临海，取郡东北临海山而名，属扬州，寻徙治章安。”从而，出现郡初设临海的说法。其前，并无史书提到过郡治徙治的事。因《嘉定赤城志》是中国仅存的几部最早的方志之一，后人叙地理，均以此为据，故更加坐实了这一说法。这一误不知误了多少代史学家和地方志书的修纂，故在此略为条析，以明其正。

（叶长春）

天台、临海两县建置考

一、天台县建置考

“天台”一名最早见于《内经山纪》。据支遁的《天台山铭序》：“余览《内经·山纪》：‘剡县东南有天台山。’（《昭明文选·游天台山赋》唐李善注引支遁《天台山铭序》）”剡县（今浙江嵊州市）为西汉初置县，可见西汉之时，就有天台山之名。但天台作为县名却是五代吴越国天宝元年（908）的事，后改为台兴。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复名天台，沿用至今。

天台建县千余年来，其建置时间历来均是“囫囵枣吞”式的提及。最早提及天台建县时间的正史是南朝沈约编著的《宋书·州郡志》（因《晋书》是唐人所著）。是书《宋书·卷三十五·州郡一》载：“始丰（今天台县）令，吴立曰始平；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更名。”唐代学者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二·台州》载：“唐兴县（今天台县），三国吴分章安置南始平县。晋武帝以雍州有始平县，改为始丰。肃宗上元二年（原均以为唐高宗上元二年，即公元675年改始丰为唐兴，此误；应为唐肃宗上元二年，即公元761年）改为唐兴。”

北宋学者乐史的编著的《太平寰宇记·卷98·江南东道十》也是“囫囵枣吞”式的提及天台建县的时间：“天台县（原注：西北一百一十里，旧十五乡，今五乡）：《舆地志》：‘吴初置为南始平县，晋太康元年（280）改名始丰。’陈、隋之代废之，唐贞观八年（634）又置；（肃宗）上元二年（761）改为唐兴县。（五代）梁改为天台县，后唐同光复旧；晋天福改为台兴县，今为天台县。”

最早提及天台建县时间的则是南宋台州学者陈耆卿所编著的《嘉定赤城志·卷一·地理门一》述及天台县沿革时称：东汉“兴平元年（194），析章安、永宁，置松阳、始平县（即今天台县）。”而清初著名学者顾祖禹编著的《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二·浙江四》则认为天台建县时间是在东汉兴平元四年：“天台县：汉章安县地，三国吴析置南始平县；或曰:后汉兴平元四年孙氏析置也。”然而，查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年代简表》（1994年8月版），“兴平”是东汉汉献帝的第三个年号，但兴平只有两年，并无四年；顺接即是建安纪年。即使是1995年4月出版的当代新编的《天台县志》，在天台历史大事年表中也只是笼统地提及三国吴大帝黄武元年（222）至黄龙三年（231）年间建始平县，因魏改平陵县为始平县，故吴改称南始平县。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根据文献记载，笔者认为：

（一）天台最早的县名是“始平县”，并非是“南始平县”。认为天台县名为“南始平县”者的主要文献依据是《三国志·吴书·吴主（孙权）传》：“（黄龙）三年（231）夏，有野蚕成茧，大如卵。由拳野稻自生，改为禾兴县。会稽南始平县言嘉禾生。十二月丁卯，大赦，改明年元也。”然而，同样是《三国志》，却记载天台最早县名是“始平”，山阴（今绍兴市）丁览就曾任“始平长”（汉承秦制：设县之民不足万户，设县长；满万户则设县令）。

《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载：“初，山阴丁览、太末徐陵，或在县吏之中，或众所未识，（虞）翻一见之，便与友善，终成显名。”裴松之注引《会稽典录》曰：“（丁）览字孝连，八岁而孤，家又单微，清身立行，用意不苟，推财从弟，以义让称。仕郡至功曹，守始平长。为人精微絜净，门无杂宾。孙权深贵待之，未及擢用，会病卒，甚见痛惜，殊其门户。”

《会稽典录》系西晋余姚人虞预（约285～340）所撰，原为24卷，记载了从春秋到三国时期会稽郡数十名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被《裴注三国志》、《太平御览》、《晋书》等典籍及广为引注，其价值不言而喻。今《会稽典录》两卷收入《四明丛书》。从《会稽典录》记载看：天台最早县名应为“始平”。《宋书·州郡志》：“始丰令，吴立曰始平，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始丰）。”据此，“会稽南始平县言嘉禾生”；应读为会稽（郡）南部始平县；正如当时的会稽郡既有东部都尉，又有西部都尉和南部都尉。

（二）天台最早县名既为“始平”，应是建安元年孙策“始平会稽郡”。天台最早县名既为“始平”，那“始平”什么呢？据文献记载，应是孙策建安元年（196）“始平会稽郡”。孙坚殁后，孙策（175～200）子承父业，但与其父不同，不但有孙坚之勇，且更有谋。建安元年（196），部将朱治驱走吴郡太守许贡，许贡投奔吴郡豪帅严白虎。孙策手下诸将主张先击破严白虎。策曰：“虎等群盗，非有大志，此成禽耳。”策遂引兵东渡钱塘江，进击会稽太守王朗，消除严白虎的羽翼。王朗出战失利后拒城固守，孙策攻城不下，当晚调整布署，以空营，沟火连遍固陵南道，造成增兵强攻的假象，连夜起精锐直扑查渎、高屯，当晚攻取，斩杀周昕，获全部粮饷军械，第二天回师攻孤城，王朗弃城浮海逃奔东治（今福州），直至被擒。旋即回师全歼无所依托的严白虎。孙策据会稽，屠东冶，回师全歼严白虎。并自领会稽郡太守，尽更置会稽郡县长吏。这就是孙策平定江东的基业之战——始平会稽郡。

孙策始平会稽之战，事载《三国志·吴书·孙策传》：“（孙）策为人，美姿颜，好笑语，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刘繇弃军遁逃，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吴人严白虎等众各万余人，处处屯聚。吴景等欲先击破虎等，乃至会稽。策曰：‘虎等群盗，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据会稽，屠东冶，乃攻破虎等。尽更置长吏，策自领会稽太守，复以吴景为丹杨太守，以孙贲豫章太守，分豫章为庐陵郡，以贲弟辅为庐陵太守，丹扬朱治为吴郡太守。”

<《三国志·吴书·孙策传》虽载孙策始平会稽，但年月无载。同样，《三国志·魏书·王朗传》和《三国志·吴书·虞翻传》亦载孙策始平会稽之事，但年月亦无载。

《三国志·魏书·王朗传》载：“王郎字景兴，东海（郡）人也……朗（为）会稽太守。孙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为汉吏，宜保城邑，遂举兵与策战，败绩，浮海至东冶。策又追击，大破之。朗乃诣策。策以儒雅，诘让而不害。”

《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载：“虞翻字仲翔，会稽馀姚人也，太守王朗命为功曹。孙策征会稽，翻时遭父丧，衰绖诣府门，朗欲就之，翻乃脱衰入见，劝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战败绩，亡走浮海。翻追随营护，到东部候官，候官长闭城不受，翻往说之，然后见纳。”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多次查阅《三国志》后，终于在《三国志·吴书·贺齐传》中查到了孙策始平会稽的年月：“贺齐字公苗，会稽山阴人也。少为郡吏，守剡长。县吏斯从轻侠为奸，齐欲治之，主簿谏曰：“从，县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齐闻大怒，便立斩从。从族党遂相纠合，众千馀人，举兵攻县。齐率吏民，开城门突击，大破之，威震山越。后太末、丰浦民反，转守太末长，诛恶养善，期月尽平。

建安元年，孙策临郡，察齐孝廉。时王朗奔东冶，候官长商升为朗起兵。策遣永宁长韩晏领南部都尉，将兵讨升，以齐为永宁长。晏为升所败，齐又代晏领都尉事。升畏齐威名，遣使乞盟。齐因告喻，为陈祸福，升遂送上印绶，出舍求降。贼帅张雅、詹强等不原升降，反共杀升，雅称无上将军，强称会稽太守。贼盛兵少，未足以讨，齐住军息兵。雅与女婿何雄争势两乖，齐令越人因事交构，遂致疑隙，阻兵相图。齐乃进讨，一战大破雅，强党震惧，率众出降。候官既平，而建安、汉兴、南平复乱，齐进兵建安，立都尉府，是岁（建安）八年也。”

《三国志·吴书·贺齐传》有三点重要历史信息：

一是贺齐曾任剡县长，剡县（今嵊州）与始平（今天台）一样，均属山越之地，且县户均不满万，县里长官不是“令”，均为“长”。

二是当时会稽郡不仅有东部都尉，且还有南部都尉。而贺齐真正在建安（今福建建瓯）建立会稽郡南部都尉府，已是建安八年（203）。

三是韩晏、贺齐均任过永宁长，他们既是“汉永宁”最早见诸文献的台州县官之一，也说明当时永宁县民户尚不满万；此时的永宁县治尚在今温岭大溪东瓯古城（东晋太宁元年，即323年从临海郡分出永嘉郡后，永宁县治才移治瓯江南岸今温州市鹿城区），因此东晋博物学家郭璞在注《山海经》“瓯在海中”时称：“临海永宁县即东瓯（详见周琦《东瓯国北疆界与永宁县治考》，载《台州文化学刊》2008年第一期）”。

（三）丁览为始平长，应是孙策始平会稽郡后所封。虞预《会稽典录》曰：“（丁）览字孝连，八岁而孤，家又单微，清身立行，用意不苟，推财从弟，以义让称。仕郡至功曹，守始平长。为人精微絜净，门无杂宾。孙权深贵待之，未及擢用，会病卒，甚见痛惜，殊其门户。”建安元年（196）孙策始平会稽郡后，“自领会稽太守，尽更置长吏”。说明建安元年（196）已经设建置始平县，并设置长吏。建安五年（200），孙策卒，终年26岁。孙权弟承兄业，亦即继承“立足江东，三分天下”的大业。丁览深受孙权喜爱，“未及擢用，会病卒”；孙权还未及任用，丁览已经与世长逝。这说明丁览“守始平长”的时间，正是孙策建安元年八月始平会稽之际。冯君实主编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版）记载：“建安元年（196）八月，孙策逐王朗，取会稽，自为太守。”据此，始平县的建置时间，应为建安元年（196）九十月份之间。

二、临海县建置考

（一）回浦县建置考

论及临海县建置，不能不追溯到临海县的前身——西汉的回浦县和东汉的章安县，因为这是台州乃至浙江东南由分封制向郡县制转型的分水岭，因此比较重要。《汉书·地理志》虽有“回浦”之县名，但西汉何时立县，不仅《汉书·昭帝纪》无载，而《汉书·地理志上》也无记载。就连南朝刘宋范晔等所著的《后汉书·郡国志》对章安县的建置时间，也无明确的记载。现在台州的地方志或专著，如《民国台州府志》、《民国临海县志》以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编纂的《台州地区志》、《临海县志》（包括台州兄弟《县志》），都以《太平御览》文引唐代陆广微《吴地记》中的“后遗人往往渐岀，始元二年（前85），乃以东瓯地为回浦县”；作为回浦县的建置时间。

事实果真如此吗？那首先要看看有无引证唐陆广微《吴地记》中“始元二年”这个关键词语。因《吴地记》早已散佚，笔者首先查阅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以清张海鹏《学海讨津》本为底本的辑佚本《吴地记》。其附录《吴地记佚文·回浦县》载：“回浦县：《汉书》：‘闽越围东瓯，东瓯告急于天子，天子遣中大夫严助发兵往救。未至，闽越止兵。东瓯乃举国徙中国，处之江淮间。’而后遗人往往渐出，乃以东瓯地为回浦县。——《太平御览》卷171引。”辑佚本《吴地记》无“始元二年”的关键词语，那是否版本不一的原因呢？笔者又查阅了四库全书本《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台州》的引文：“《吴地志》曰：“《汉书》：‘闽越围东瓯，东瓯告急于天子。天子遣大中大夫严助发兵往救，东（处）江淮间。后往往渐出，乃以东瓯地为回浦县。”与辑佚本《吴地记》相比：不仅文字稍异、语句欠通，关键是无“始元二年”四字。

笔者又查阅了四部丛刊影宋本《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台州》的引文：“《山海经》曰：‘瓯在海中。’郭璞注云：‘今临海永宁县即东瓯故地也。在南海中，郁林郡为西瓯。’《吴地记》曰：《汉书》：‘闽越围东瓯，东瓯告急于天子，天子遣太中大夫严助发兵往救。未至，闽越止兵。东瓯乃举国徙中国，处之江淮间。’而后遗人往往渐出，乃以东瓯地为回浦县（《汉唐方志辑佚》的《吴地记》佚文，亦与此同）。”笔者旋又查阅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的排印本《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台州》的引文，也无“始元二年”的记载。原来《太平御览》的《吴地记》引文，根本无“始元二年”四字。《民国台州府志》、《民国临海县志》，台州新编《地区志》和新编《临海县志》以及台州各县《县志》所引“始元二年”《吴地记》的引文，均言之凿凿。惜乎！人只喜陈陈相因，而不愿查核原文，不知是何故？

《太平御览》的《吴地记》引文无“始元二年”记载，是否其它史籍有记载。笔者先查正史的地理志，如《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两唐书·地理志》《宋史·地理志》《元史·地理志》《明史·地理志》《清史稿·地理志》；还查了唐宋元明清的全国性地理总志，如《汉唐地理书钞》、《汉唐方志辑佚》、《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舆地广记》、《方舆胜览》、《舆地纪胜》、《读史方舆纪要》、《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补三国疆域志》、《晋太康三年地记》等；同时还查阅了部分正史地理志的研究专著，如《汉书地理志汇释》、《后汉书郡国志汇释》、《宋书州郡志汇释》、《两唐书地理志汇释》、《宋史地理志汇释》等，此外，尚有浙东南的古方志如《嘉定赤城志》、《康熙天台县志》、《弘治温州府志》等（以上书籍均为笔者自购，下同）。以上史籍均未提及“始元二年以东瓯地为回浦县”；只是认为：回浦县为汉县，后汉改为章安县。

惟有《光绪处州府志·卷一·封域志上》（方志出版社，2006年版）中提及处州历史沿革时，才提到“始元二年，建置回浦县”的出处：“处州府，古为缙云之墟，春秋战国并属于越，越亡，入楚；后为回浦县。”其下注云：“按《通鉴纲目》：‘徙东瓯在建元三年（前138），平闽越在元鼎六年（前111）。’《嘉靖浙江通志》则云：‘始元二年，以闽越地置回浦、冶二县。’”

笔者终于在“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的《嘉靖浙江通志·卷一·地理一·沿革》（上海书店出版）中查到了“始元二年以东瓯地为回浦县”的出处：“（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以闽越地置回浦、冶二县；属会稽郡（台《志》作武帝末年）；时会稽郡领县二十六。”后《雍正浙江通志·卷七·建置四》在述及台州历史沿革时，首次把“始元二年以东瓯地为回浦县”正式作为《太平御览》的引文，但没有注明是《吴地记》的引文。但《嘉靖浙江通志》也透露了一个历史信息：“台《志》作武帝末年”。即在《嘉靖浙江通志》在认定“始元二年以东瓯地为回浦县”的同时，明代的台州方志却认为回浦县的建置时间，应在汉武帝末年。

由于《雍正浙江通志》的权威性，《民国台州府志》和《民国临海县志》等也采用了《雍正浙江通志》“始元二年以东瓯地为回浦县”的说法，并将其发挥成《太平御览》引《吴地记》的“引文”，形成了现今台州史学界的“共识”！

当然，回浦县是否建置于始元二年，限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史籍，无法确认定。但回浦县作为西汉建置的东瓯首县，却是明确无疑的。有关《嘉靖浙江通志》认为“始元二年立回浦县”的观点，至今也不失为一种历史记载。至于会稽郡东部都尉与章安故冶等问题，笔者另有专文考证，不在此赘述。下面重点要考证的是临海县的建置时间。

（二）临海县建置考

从现有史籍看：临海县建置的时间较有代表性的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临海县是吴大帝孙权所建置。《民国临海县志·卷一·沿革表》（丁伋点校，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就采用《太平寰宇记》观点，认为临海是吴大帝孙权所建置：“《太平寰宇记》：‘吴大帝时分章安、永宁置临海县。’《（嘉定）赤城志》作太平三年析，未知所据。按《（太平）寰宇记》临海县下引《吴地记》云：‘少帝时置临海郡，县属焉。’据此，则县置于大帝，郡置于少帝时，并非一年。《赤城志》误也。”

其实，民国时期的台州临海学者何奏簧主编的《民国临海县志》也没有搞清临海县的建置时间，反而在引文上遗留差错。

首先是南宋学者陈耆卿编著的《嘉定赤城志》，并未说太平三年建置临海县，而是说太平二年析章安置临海县（周琦按：徐三见点校《嘉定赤城志》以清宋世荦刻本《嘉定赤城志》为底本，此本刻为“太平三年”。而四库本《嘉定赤城志》却是“太平二年”；据此，应是宋世荦刻本刊刻所误）：“太平二年（257），析章安置临海县；以会稽东部立临海郡，治临海（徐三见点校，《嘉定赤城志·卷一·地理门一》，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

其次是在临海县下，《太平寰宇记》所引书名是《晋太康地记》（其全称为《晋太康三年地记》），而并非《吴地记》。《太平寰宇记》所引《晋太康地记》原文为：“吴分章安置临海县（《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十·台州》在“台州沿革”下云：“吴大帝时分章安、永宁置临海县”），属会稽郡；少帝时置临海郡，县属焉。”《太平寰宇记》引《晋太康地记》为据而认为：吴大帝孙权时分章安、（永宁）而立临海县，当时属于会稽郡。吴少帝孙亮时设临海郡，临海县又改属临海郡。民国台州学者喻长霖主编的《民国台州府志·卷三·沿革表》要比《民国临海县志》要精确些，同样喻长霖也支持“临海县为吴大帝孙权时所建置”的观点，其所引书名的倒是《晋太康地记》，并非是《民国临海县志》所引的《吴地记》。

第二种另观点认为：临海县系吴少帝孙亮太平二年所建置。持此说者除《嘉定赤城志》外，尚有《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等。《读史方舆纪要·卷九二·浙江四》载：“临海县，附郭，汉回浦县地，属会稽郡；后汉为章安县地。三国吴太平二年，分置临海县；为临海郡治。”《大清一统志·台州府》载：“三国吴太平二年，析章安县地置临海县；又分会稽东部置临海郡。”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临海县的建置是在太平二年设立临海郡之后。晚清临海学者洪颐煊的《台州札记》就认为：临海县的建置是在太平二年临海郡设郡之后：“临海令，吴分章安立。是吴太平二年，以会稽东部为临海郡。其郡治仍在章安。后虽分章安立临海县，并不为临海郡治（《台州札记·卷一·临海郡治》，台州府城正文堂王希青刊本）。”

此外，尚有《舆地广记》、《舆地纪胜》等史籍均笼统地认为：临海县系三国吴时所分设，但并无明确的建置时间。

其实，临海县建置应是在孙权称帝后的赤乌十二年（249）。其理由有右三：

首先是临海（郡或县）的出现并非只是出现吴少帝孙亮的太平二年（257）。

临海县建置1750年来，史学界往往把临海郡县建置的史学焦点，聚焦在位五年的吴少帝孙亮身上。《三国志·吴书·孙亮传》载：“太平二年（257），以会稽东部为临海郡。”古往今来临海郡县建置的视点，往往聚焦在这句经典上；确实这是临海郡建置的重要依据。但不是惟一的。同样是三国陈寿所著的《三国志·吴书·孙权传》中就出现了“临海”：“太元元年（251）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临海罗阳县有神，自称王表。周旋民间，语言饮食，与人无异，然不见其形。又有一婢，名纺绩。是月，遣中书郎李崇赍辅国将军罗阳王印绶迎表。表随崇俱出，与崇及所在郡守令长谈论，崇等无以易。所历山川，辄遣婢与其神相闻。秋七月，（李）崇与（王）表至，权于苍龙门外为立第舍，数使近臣赍酒食往。（王）表说水旱小事，往往有验。”

这是描述晚年越来越迷信神仙信仰的孙权，在太元元年（251）闻临海罗阳县（今温州瑞安市）有神仙王表，素有灵验。遂命中书郎李崇“赍辅国将军、罗阳王印绶”以迎候王表。并特意在新建的太初宫苍龙门外为王表专营府第。此处并非关心孙权的神仙信仰，而是如何解读此处出现的“临海罗阳县”五个关键字。按文义理解，此处“临海罗阳县”的“临海”，应理解为临海郡，而非临海县。如果此处的“临海”是指“临海郡”，那何以解释吴少帝孙亮“太平二年以会稽东部为临海郡”呢？太元元年（251）的临海罗阳县和太平二年的以会稽东部为临海郡，究竟以何种说法为准呢？

笔者以为：《三国志》中《孙权传》与《孙亮传》均为三国时期著名史学家陈寿所撰写，并非是后人的注释。《三国志》并未记载罗阳设县的时间（《弘治温州府志》也无记载），而《嘉定赤城志》卷1载：“吴赤乌二年（239）析永宁置罗阳县。”这说明罗阳设县在前，临海设县或郡在后。两个临海虽同属陈寿所撰，但行文上是有区别的。《孙权传》中太元元年（251）的“临海罗阳县”，属于“信手随记”性质；而《孙亮传》中“太平二年，以会稽东部为临海郡”；符合历代帝王纪中郡县建置“书郡罕书县”的文告惯例。赤乌十二年（249），临海县已经设立，而陈寿可能误记为“临海（郡）罗阳县”；故应以“太平二年以会稽东部为临海郡”为准。

其次是临海县确为孙权所建置，建置时间应在赤乌十二年（249）。民国《台州府志》和《临海县志》均以为临海县为孙权所建置，问题是建置的时间无法确定。纵观《三国志·孙权传》，孙权以知人善任、善于纳谏等优点，使枭雄曹操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感叹！但孙权也与历史上的帝王一样，迷信神仙信仰。一旦有“凤凰、黄龙、麒麟、嘉禾、白鸠、赤乌、灵龟”等祥瑞出现，孙权就以三种方式加以志庆：

一是立郡县：“黄武五年（226）春，苍梧言凤皇见。分三郡恶地十县置东安郡，（《吴录》曰：郡治富春也）。”

二是改年号：“黄龙元年（229）夏四月，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凰见。丙申，南郊即皇帝位，是日大赦，改年。”又：“（黄龙）三年（231）夏，会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十二月丁卯，大赦，改明年元也。”是年因会稽郡始平县（即今天台县）言嘉禾生，孙权即改明年号为嘉禾元年（232）。又：“赤乌元年秋八月，武昌言麒麟见。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应，宜改年号。诏曰：‘间者赤乌集於殿前，朕所亲见，若神灵以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乌为元。’”

三是改县名：“（赤乌）五年春正月，立子（孙）和为太子，大赦，改禾兴为嘉兴（以上引文均见《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孙权称帝后的神仙信仰，由此可见一斑。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吴录》：“赤乌十二年（249）八月，白鸠见章安。”《三国志集解·吴书·吴主传》注引《宋书·符瑞志》曰：“宝鼎又出东郡酃县，又云孙权时灵龟出会稽章安（又见《艺文类聚》卷99引）。”章安县相继出现了“白鸠、灵龟”等祥瑞，根据孙权神仙信仰的思维定式，首先要立县以志庆。志庆的方式只能按惯例：即分章安而设临海县。由于郡县建置有“书郡罕书县”的历史惯例，《孙权传》中未能提及“分章安而置临海县”的建置时间；故后人如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和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等，只能推定“吴大帝分章安而置临海”。陈寿在《孙权传》中误记“临海罗阳县”，亦可反证赤乌十二年（249）已经设立临海县的例证！

再次是临海县建置也并非全因“临海溪”而得名，这与孙权的江海情怀有关。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和以及《民国临海县志》均认为：临海县建置因“临海溪”而得名。

《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八·江南东道十·台州》载：“临海山，在县北二百四十里，山有水合成，溪自临海，一水是始丰溪，一水是乐安溪，至州北两相合，即名临海溪。山因溪名。”

《民国临海县志·疆域四·叙水》载：灵江又名临海江，江环城而东，旧有‘赤城地灵江水’之谣；有两水合成一水。一自始丰溪，一自乐安溪，至州城西北一十三里合，曰临海江。并自注：“海潮至此，故名临海。”以上是史志的自我认同，缺乏正史的佐证。其实，孙权分章安而立临海县，也并非完全因“临海溪”而得名。临海县建置得名与孙权的江海情怀是分不开的。

纵观孙权一生，他首先是生于长于江河纵横交错的江东，他的终生为之奋斗的江东基业，也是沿江而动。从孙刘联军的赤壁之战，到乘虚而入的偷袭荆州。再到“火烧连营”的夷陵之战，即使后代孙皓不争气，招致“一片降幡出石头”，也是沿江而战。对于海洋，孙权也难以忘怀。著名的卫温、诸葛直于黄龙二年（230）奉孙权之命，从建业（南京）始发，经古运河入杭州湾，至会稽郡东部都尉治章安港，又汇集会稽水师，“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嘉禾元年（232）三月，又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因此，江海情怀是孙权一生难以释怀的情结。就连建业居住的皇宫太初宫的殿名，亦称为“临海殿”和“赤乌殿”。

据《三国志·吴书·吴主（孙权）传》载：赤乌十年（247）“二月，（孙）权适南宫，三月改作太初宫。”太初宫至翌年（248）三月才完工。改建后的太初宫，据《建康实录·卷二·太祖下》载：赤乌十一年（248）“三月，太初宫成，周围五百丈，正殿曰神龙，南开五门。正中曰公车门；东门曰升贤门、左掖门；西曰明扬门、右掖门；正东曰苍龙门；正西曰白虎门；正北曰玄武门；起临海等殿。”《建康实录》所载，扩建后的太初宫，周围五百丈，正殿为神龙殿，旁有临海、赤乌等殿。这说明吴大帝赤乌十一年（248）三月，太初宫建成之际，正殿神龙殿、偏殿临海殿、赤乌殿亦已建成。

《建康实录》神龙殿、临海殿、赤乌殿的记载是源于西晋文学家左思（约250～305）的名赋《吴都赋》：“抗神龙之华殿，施荣楯而捷猎，崇临海之崔嵬，饰赤乌之韡晔。”左思的《吴都赋》既形象地描绘了东吴太初宫的巍峨与壮丽，又无可辩驳地确认了赤乌十一年（248）“临海殿”的存在。三国东吴的“临海”之名由此萌生。从是年的“临海殿”，到《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所载太初元年（251）的“临海罗阳县”，仅仅三年时间，就算陈寿错记临海县为临海郡，起码此时的“临海”之名，已经由殿名变为行政区划的县名了。

那临海县的建置时间应是在那一年呢？笔者认为：临海县的建置时间应为赤乌十二年（249）。理由为是年“秋八月癸丑，白鸠见于章安。”又云：“孙权时灵龟出会稽章安”；章安县相继出现了“白鸠、灵龟”等祥瑞，是“天意兴吴”的重要瑞像。根据孙权神仙信仰的思维定式与庆祝祥瑞的志庆惯例，孙权只能于是年分章安而建置临海县以志庆。因此赤乌十二年作为临海县建置时间，既符合孙权的性格逻辑，又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只有如此，才能正确理解临海从殿名、县名、郡名这三者“三位一体”复杂的关系链。舍此，“心外无法”！

赤乌为孙权年号，孙权喜爱赤乌，就命名为殿名；同样孙权的江海情怀，使他对海洋情怀的思绪更为强烈，因此，他除了命名临海殿外，还特意以临海作为临海县的县名。孙亮更知父亲的情怀，在太平二年又以临海作为郡名，来深切纪念对海洋情有独钟的孙权。

（周  琦）

东吴卫温、诸葛直远航台湾之研究

公元230年，在三国竞争统一的重要时刻，孙权为实现“普天一统，开拓海疆”，遣将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从浙东古港章安出使海外，远规台湾，《三国志·吴主传》载：“黄龙二年春正月，浮海求夷洲（即台湾）及亶州（海南岛），军行经岁，士卒疾疫死者十八九，但得夷洲（即台湾）数千人还”^[1]。这是古代东亚航海史上一大罕见壮举，也是历史上大陆和台湾大规模交往，以国家政府名义第一次出航台湾，并在台湾行使国家权力的首次记录。国务院《对台白皮书》注录该历史事件，并有简略介绍。2003年，浙江电视台为此盛情约我和著名台湾史学家张崇根教授，拍摄对外电视纪录片，并于中央电视台第四台转播，影响颇大。台湾著名史家连雅堂《台湾通史》称：“洪维我祖宗，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斯土，为子孙万年之业者，其功伟矣”。又说：“台湾固土番之地，我先民早入而拓之，以长育子女生。故自开辟以来，官司之所经划，人民之所筹谋、莫不以理番为务”^[2]。卫温、诸葛直此行对开发台湾，密切东南沿海文化和经济联系、交流；开拓我国东海，以及南洋群岛和东南亚各国的海上航道，可堪与汉武帝开通西域、唐太宗和亲吐蕃、甘英出使大秦等相比媲美，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政治和历史意义。

卫温、诸葛直率万人船队从章安古港出航台湾，我国古籍《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书纵有记录，然语焉不详。一是章安是两汉我国东南沿海最早崛起的古港，古郡之一，辖区辽阔，海运比较发达，北起天台山，南及闽江口，有今台州、温州、丽水和福建建瓯、福州五州之地，《汉书》载“南北海运，皆从东瓯”。其后，由于我国华夏一统事业向东南发展，政治、经济重心南移，温州、福州、泉州兴起，章安自宋元以来，长期倭患、海寇，扰乱不止，衰落不振，千余年来几成为东南沿海默默无闻的荒落村镇。二是卫温、诸葛直奉命进入夷洲之后，唯《三国志》和《临海水土异物志》，略有记述；有关重要的政治、军事、行政管理、官员任免，以及城池、制度建置，更无具体记录；诸如进入夷洲之后，卫温、诸葛直所率军队和当地夷王、酋长、人民的友好接触，以及征服期间发生有关的重大战事等，已湮没不明，故至今学者很少问津，研究。再如此行出海地点及到达夷洲的简要概况，史界尚无系统述评。有云：“自会稽东县入海行”；有云：“自句章”，或“东冶浮海求夷洲”，有云“由建康，经章安远规夷洲”。有鉴于此，笔者经十余年查阅资料，研究考析，并借助有关考古、文物佐证，确证从当时临海郡的章安出海的，进入夷洲，先后一年，和夷王酋长有过短期军事战斗，并与当地人民“进行了广泛的和平接触”。在中古航海客观条件下，卫温、诸葛直率师万人，飘洋过海，远涉不毛，艰难险阻，风波难测，诚不惜为罕见的壮举。即使卫温、诸葛直最后为孙权误判为：“无功而被诛”，悲剧性地结束了自己一生，但力竭完成了吴国制定的“拓展海疆，以定大业”的不辱使命，乃为华夏民族发展史留下了光辉一页。

其一，卫温、诸葛直出航海外，已到达台湾，正史都有明确记录。从有关史籍记载判断：《三国志·吴主传》称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但得夷洲数千人还。长老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资治通鉴》卷71，太和三年引《后汉书·东夷传》：“吴主使将军卫温、诸葛直捋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亶洲，欲俘其民以益众。注曰：会稽海外有夷洲及亶洲，……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亦有遭风流至亶洲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我国先秦史志：《史记》、《汉书》、《越绝书》、《山海经》、《禹贡》等，已载录浙闽的会稽、句章、治县，有民间海航飘流至台湾，其后章安、东瓯、东冶人民相继进入夷洲，并较多见著我国古代史册。夷洲，即今台湾，史界早有定论。章安，即两汉回浦、东吴临海郡郡治，即今台州。晋司马彪《续汉志》注冶和章安地望曰：“冶即章安故地”；我国海运史上第一部海港、海运、海产的杰出著述，东吴沈莹所撰《临海水土异物志》，对夷洲的方位、地理、民情风俗有简要的介绍，其文称：“夷洲在临海东，去郡二千里，由东冶入海行”。又云：“夷洲者安家之民”。^[3]《台州府志》云：“章安，古城，在县东一百五十里，汉回浦县，灵水汇其趾，海门峙其旁，东西列街市，浦叙会经商，潮头送船舶，入境榄千樯”。可见，章安郡城有一定规模，是东汉、两晋时东南都尉军事重镇的治所，地位险要，造船发达、海上商贸兴旺，且南北海航比较活跃。所以《后汉书·会稽郡》曰：“章安故治冶”，《太康记》也云：“冶，鄞县南回浦乡”。又载军事重镇东南都尉，东汉由鄞县移至章安，“始不再迁”。鄞县即四明、宁波；回浦，鄞县之南，即章安。造船基地如：“东冶、横屿、永宁、建安、安家”即东吴时临海郡的福州、温州、黄岩、平阳、安阳罗江一带人民。综上有关古籍所记，回浦、东瓯、东冶，皆郡内所属的海岸军港及造船基地，与台湾有传统的海上历史航道；东吴官方大规模军事活动，卫温、诸葛直出航台湾，即从会稽之东临海郡出海，是中国史册上唯一的准确的首次记录。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旧志书有关东冶注处，说法不一，出海港口，始有争论。有认为东冶乃临海郡的章安，或永宁（今黄岩）、温州，也有认为候官、福州。查古时凡因冶命名者，皆与冶铁有关：福州有冶山，传古有欧冶子尝铸剑于此，但欧冶子为温（州）、台（台州）人；南京有冶山，亦传吴王夫差盖置冶所于此；又襄阳鹿门山，旧有冶城，亦因有冶铸之所而闻名。《台州府志》、《临海县志》记临海东有“铁场”之名，亦载章安、临（海）、黄（岩）两界牛头山是三国东吴设置的“古冶铁之所”，今章安还有铁场大队。但细考福州城北有冶山者，一是因人而名，二是因泉得名，均与冶铁无必然联系。所以司马彪《续汉志》则云三国东吴，两晋时：“冶即章安故冶”，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进而云：“冶即今台州章安故县”，章安即冶之说在东汉、东吴时期当是正确的。今研究台湾的史家叶国庆，和辑校《临海水土异物志》的张崇根先生也认为“东冶在东吴时有曰永宁，永宁应是黄岩”。明万历《黄岩县志图》云：“黄岩襟海枕山，为闽广吴越之门户，古东南一大都会”。章安是黄岩澄江和临海灵江二水出海处，黄岩在东吴时为临海郡之辖区；那么卫温、诸葛直出海地点在今临、黄两县界处的章安港，当是可信的。

其二，再从章安当时所处历史地位看，卫温、诸葛直出航夷洲，符合东吴当时形势和出海条件，有利于东吴开拓海洋，竞争魏蜀吴三国的“普天一统”。章安在临海郡东端，三面环山，一面濒海，气候温和，地位险要，有山海之饶，古代文明发达甚早。章安是我国东南沿海最早崛起古港之一，是东吴临海郡的政治、经济重心，也是开拓东南沿海的军事重镇东南都尉的所在地。《吴志》、《宋书·州郡志》称：“临海（郡）太守，本会稽东部都尉也。吴太平二年立”；称沈莹《水土异物志》章安是“盖郡志之最先者”。唐时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亦云《异物志》：“是书于周处《风土记》之前，两人同仕于吴，盖（海外）方物之事，尽在是矣”。《临海水土异物志》所载章安一带，山出铜铁，自铸甲兵，郡内有较多船屯，商贸活跃，农业、手工业比较发达，海陆交通亦甚方便，是古代东南沿海最早崛起的古港、古郡。故明确汉初昭帝“建回浦县、治章安”，在会稽东置东部都尉，尉治先治冶、鄞县，后在章安“始不再迁”。东吴少帝太平二年因军事、行政需要，再置临海郡，辖今台州、温州、丽水等三个地区，郡治和尉治仍在章安。所以《后汉书》称：北去辽东，南下海南，“皆及东瓯”，盛称“乃海上一大都会”。特别是临海郡内的横屿、永宁、东冶、建安都有较大规模的造船基地，东吴著名大将贺齐出任温台永宁长，大力发展海上造船事业，开拓东南沿海，《三国志·贺齐传》引《风土记》称：“小曰舟，大曰船，温麻五会者，永宁县出橡木，合五版以为大船，因以五会为名者。”又称贺齐坐舰：“雕刻丹镂，青益锋瞻，干橹戈矛、皆取上材……蒙冲斗舰之属，望之若山”。当时临海郡，与北方沪渎（上海）、连云、常山、辽东，和南方的侯官、海南、番禺都有密切海运往来，并“远去朝鲜、日本、东南亚各国”。东吴新置临海郡，是东吴开拓东南沿海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说明章安古郡有出使海外及夷洲的各种条件，卫温、诸葛直率军从会稽东的章安出海，政治、军事谋划和物资、兵力的准备，亦较便捷，军事指挥机构放在章安，当为合情合理。故沈莹注引此行：“由临海东入海行”，出海地点“临海东”，指的就是章安。

今临海的章安、涌泉、杜桥、大田等地，发现多处两汉魏晋的砌砖墓穴，砖面有线纹、鲤鱼纹、蓆状纹和绳纹等。“文革”期间，章安曾发现“都尉”铜印，惜今散佚，不知所终。上世纪30年代，日本考古学家在台北发现东吴时期砌筑城郭的指掌型古砖，砖面亦有线纹、鱼状纹、蓆状纹。再者，值得重视的是我国封建王朝，特别是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为争夺地盘，实现天下一统，每征服一地，必“治城郭，置楼台”，以示国家政府正式管理。所以，叶国庆和张崇根先生在其所撰的论文中，都较为肯定地指出：“今在台湾台北发现的东吴指掌型的古砖，与其说是台湾和大陆进行经济交换的结果，毋宁说是卫温、诸葛直出航台湾留下的物证”。^[4]临海和台湾既有出土相似的遗物，那么此遗物很可能是卫温、诸葛直出航时带过去或传过去的。

其三，从沈莹所撰《临海水土异物志》提供的有关资料判断。《临海水土异物志》，是一部记载当时临海郡及台湾高山族海域物产、地理、风土人情和社会生产、生活的出色地域志，是我们今天研究古代东南沿海越族和高山族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习俗的百科全书，也是研究东南沿海和台湾、海南，以至于南海各地海上交往的一部珍贵的历史地理著作，具有极高的资料和文献的价值。作为地方史志，它可和浙江省最早的方志力作《越绝书》珠璧双联；作为历史地理著作，可和当时编纂的康泰、朱应《扶南异物志》、《外国志》，万震《南州异物志》、法显《佛国记》等并驾齐驱。《沈志》虽已散佚，不失为信史，信志，仍著录于正史《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此后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南朝孙诜《临海记》；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刘知已《史通》、欧阳询《艺文类聚》、段成武《酉阳杂俎》、李善《文选注》；宋李昉《太平御览》；元陶宗仪《辍耕录》；明清李自珍《本草纲目》等，都有具体、重要的注录。

沈莹是孙吴后期人，其出生当在卫温、诸葛直出使前不久，陈耆卿的《嘉定赤城志》称其为：“临海郡章安人”；姚振宗在《隋书经籍志考证》卷21中称：“吴有沈珩，字仲山，吴郡人，……莹与珩各皆从玉，或昆季行”，认为沈莹“大抵吴兴武康人”。《吴志·孙皓传》及《裴注》，说他后来出任过丹阳太守，从其所撰《异物志》中，对临海郡和东南沿海及台湾的山川地形、海陆异物、风土人情极为了解，在出任丹阳太守前曾担任临海郡守、校尉一类官职当有可能。《吴主传》载，东吴临亡前夕，他曾和丞相张悌率师于长江天险牛渚，“皓使悌督沈莹，诸葛靓帅众三万渡江逆之”，阻扼晋军杜预、王浑率师南伐。可见，沈莹为东吴海军主要指挥官员，有水战经历。其部属临海东阳人柳荣，也随从丞相张悌、护军孙震统率“青巾军，屡陷战阵”，后兵败“晋获悌、莹，柳荣便去”。^[5]荣可能是沈莹从护幕僚，熟悉海域，海战，是莹从临海奉调丹阳时跟随去的。

孙权是我国中古时期著名的提倡海航、海交的君主、活动家。他开拓海疆活动，频繁活跃，有全面而系统谋略和规划，他派遣卫温、诸葛直出航夷洲，并七次派遣将军周弥、吕岱等率师北上谋取辽东、南下海南等海域，都是孙氏政权“一统南北，开拓海疆，以定大业”的重要战略部署。虽然大军远出南北海洋，“风波难测，万里袭取，民易水土，深入不毛”，千辛万苦，异常艰险，但孙权认为唯有这样，才能和魏蜀竞争一统中国，为完成统一大业的“必不可少”的重大战略和“不辱国命”的历史壮举。诚和秦皇建置长城，汉武打开西域，唐太宗和亲吐蕃等相比美，在中华民族统一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政治和历史意义。连横《台湾通史》还根据《闽书》和《浙江志》：称隋炀帝大业年间，仿效东吴，曾三次远规“流求”（即台湾），其文称：“大业六年春，武贲郎将陈棱，清朝大夫张镇州击流求，破之献俘万七千口。”^[6]

据沈氏《临海水土异物志》记载，卫温、诸葛直率领的万人船队，到了台湾，似没有重大的军事战斗；并以和平的远规，和合了当地人民，并进行了短暂的政治统冶和行政管理，该志称：“此夷名号为王，分划土地、人民、各自别异……其地亦出铜铁，唯用鹿骼予以战斗耳。磨砺青石以作矢镞刃斧。如有所召，取大空材，以著中庭，又以大杵旁春之，闻四五里如鼓。民人闻之，皆往驰赴会……自临战斗时用之。如假面状，战者得头，着首还，差次挂之，彰示其功”。又说“浮海求夷洲及澶洲，但得夷洲数千人还”。还涉及台湾历史、大陆交流、地域方位、社会生产，风俗民情，山海物产等，并有具体生动描述。说明卫温、诸葛直此行还以和平往来为主，所以还具体叙述台湾处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阶级关系，人民生活生产方式处于金石并用阶段。如云古越在夷洲“山巅有越王射的”的历史遗迹；称高山族原始社会组织：“名号为王，分划土地、人民各自别异”。阶级已经分化，王者分划土地，人民隶属各地王者，酋长统治。还记载周绰进入沿海岛屿：“毛人之洲，乃在涨屿，得毛人，送诣秣陵（南京），”毛人，近乎奴隶身份。又称夷洲：“土地饶沃，草木不死，又多鱼内，地无霜雪，种植五殳，其地亦出铜铁”。《台湾通史》上卷174称基隆、高雄：“古为荒昧之域也，其地固土番部落，地绝北，草衣木食之民，自生自养，林深瘴盛。而通商之大埠也，煤矿之利取之无穷”，与《临海水土异物志》记录的夷洲台中一带地理和矿山分布十分相附。^[7]还记录夷洲人民，善于战斗，“唯用鹿骼为矛以战斗，磨砺青石为弓矢”；又有浓烈海洋生活习俗：“取生肉杂烩大瓦器中，以盐卤之，历月余日，以为上肴”。风俗民情和浙闽沿海十分相似：“洲上人民，载歌善舞，父母死亡，杀犬祭亡，饮酒歌舞毕，乃悬着高山岩石之间”。这与《北史·流求传》所载一致：“其民歌呼蹋蹄，一人唱，众人和，音颇哀怨，扶女子上膊，摇水而舞”。也和台州的民情风俗，叹有惊奇的雷同：唐开元年间，浙东爆发袁晁台州农民大起义，波及浙闽苏皖赣五省之地，“积众二十余万”，当时起义领袖袁晁就是用古越民间流行的“牛酒啸聚”仪式发动人民，积聚兵众：“其渠帅乃奉牛酒以劳军”。《唐书》称浙东西观察使韩滉为镇压起义，曾严禁牛酒啸聚：“乃禁屠牛以绝其谋，罪涉疑似必诛，一判即数十人，下皆愁怖”。^[8]

值得强调的是沈莹在该志描述台湾人民生活风土习俗：“唯用鹿骼为矛以战斗，磨厉青石为弓矢”，“取生肉杂贮大瓦器中、以盐卤之，历月余日，以为上肴”，和“地产铜铁，自铸兵器”，“悉依深山，架立屋舍于栈格上，似楼状。居处饮食，衣服，被饰，与夷洲相似”等，至今台州亦有相似文物发现，台州还保留一些生活习俗。自然，沈莹了解卫温、诸葛直出航台湾的一些真实情况。故吴壮达《台湾的开发》认为：“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记夷洲之事当在公元230年一役之后，它的材料主要来源也可能与此役有关，或直接从此役取得”。^[9]总之，卫温、诸葛直出航台湾，为沈氏撰写该《志》提供宝贵而丰富的材料，故其《志》注引：“夷洲去临海东”，不注句章、福州。“临海东出海”，当是此役出海港口之确指无疑。

其四，卫温、诸葛直率军出使台湾，从章安出海另一重要原因，是当时浙东爆发频繁的山越动乱，且夷洲人民中，亦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浙闽沿海迁移飘洋过去的。东吴山越主要散居在今浙、赣、闽、皖和苏南诸地，孙氏割据江东并向东南沿海开拓，一是遭到当地山越反抗，二是吴郡会稽世族的权争利夺；构成吴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孙吴统治集团把山越视为“心腹之大患”。东吴著名大将陆逊在其初出时，即对孙权曰：“山越旧恶，依险阻地，心腹未平，难以图远”；名噪江东，为孙权赞为“功轶古人，勋超前世”的诸葛恪，就是在担任丹阳太守期间，坚壁清野，剿抚兼施，用了整三年时间，才平定了丹阳和吴郡两界的山越，迫使十万山越出山归降。东吴平定山越战事，频繁迭起，屡平屡起，继而复始，严重影响了东吴政局和三国竞争的形势，终使东吴政权下决心，全面制定由西向东的彻底平定山越的政治军事的谋划与战略，最后追击山越到浙闽沿海，迫使他们逃亡海洋、流窜山林。卫温、诸葛直率众万人，当与浮海追击逃亡海上的山越有密切关系，故《吴主传》载：“夷洲殊方异域，欲俘其民以益众”，以充实兵源战马，强固海港、海防、海域；开拓海运、海交活动。

其五，孙权竞争海内统一，吴国频临东南沿海，在魏蜀吴三国竞争的斗争中，政治·军事的优势和实力，诚不如魏、蜀，史载：“曹魏势强，蜀汉义正，吴介其间，所皆不敌”；其最突出的经济、地理、形胜的优势，就是有辽阔的东南富饶海港、海洋、海域、海产，只有大规模开发海疆，发展开拓海洋、海产、海运、海港事业，孙吴才能战胜魏蜀，完成历史使命。孙权是我国历史上大力开拓海洋、海域，为历史上最英明杰出的君主。228年孙权称帝，雄心勃勃：“今汉魏既盟，益力一心，同伐魏贼，普天一统”。他制定全面开拓东南沿海的宏伟计划，“舟楫为舆马，巨海化夷庚”，力争达到秦皇、汉文难以实现的“东方海洋大国”。他派遣张弥、周贺等七次远征辽东，深入高句骊，史载：“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将兵万人，金宝珠货，九赐备物，乘海至辽东”，结果“公孙渊称藩于吴”。^[10]其后秦旦、张群一支小分队穿过崚岖山谷，“远至高句骊”。其后又派遣吕岱远涉海南，“既定交州，复讨九真”。又遣著名航海家、外交家朱应、康泰“南宣国化，既缴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史载“黄武五年大秦贾人秦论来交趾，太守吴邈遣使诣权，权问方土风俗，论具以事对”，“权差使会稽吴咸，送论于道物故，往还本国”。^[11]东吴海洋开拓，海外交往，已经波及东亚、东南亚，并和非洲、大秦亦有间接往来，而有辉煌建绩，著于世界海洋发展史册。

关于东吴远规夷洲的重大的政治军事行动和计划，孙权还是经群臣集体研究谋划的。《资治通鉴》卷71记引《陆逊传》：“太和四年（吴黄龙二年至公元230年），吴主使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亶州。欲俘其民以益众。陆逊、全综皆谏，以为桓王创基，兵不一旅，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不当远涉不毛，万里袭人，风波难测，又民易水土，必致疾疫，欲益更损。滋利反害，且其民犹禽兽，得之不足济事，无之不足亏众，吴主不听”。^[12]是知卫温、诸葛直出航台湾，是经廷议之大事，最后一切由吴主亲自断定。总之，孙权裁定章安出航夷洲，显然是因章安为东南沿海的东吴政治军事重地，南北海运中枢地带，又是山越甫定的要地，山海浩漫，由之乘胜出海穷追远逸之山越，虽有困难，但相对而言，最为适宜、便利。若福州，则其时道路悬远，山川多阻，若其重新经营一个远征基地，非惟指挥不便，抑且形胜地利，亦有所不能。

至于卫温、诸葛直率师万余人，远规台湾的历史壮剧，带着华夏一统的使命，历经千辛万苦，艰难险阻，最后以“无功而被诛”的悲剧结束，原因极其复杂。一是孙权和魏蜀竞争海内一统，“规万年之计，建海上强国的不世之略”，开疆拓土，积极开发江南，发展海上航运事业，这是他立国的基础，也是抗衡魏蜀的最主要政治军事的战略。惜在卫温、诸葛直远征，并没有完成孙权预定的计划和远征的目标。再者“虽俘千余夷洲之众，但未获战马，士卒疾疫死者十之八九；”又“远涉不毛，万里袭人，既未建置城池，亦无遣使奉贡，而称藩于吴”；而且乘胜出海、穷追远逸山越，也没有达到明显的积极效果。三者此行正中太和四年陆逊、全综等庭议之所反复“皆谏”：“得之不足济事，无之不足亏众”，“滋利反害，欲益更损”。诚不如三次南下海南，扶南、林邑，七次北去辽东、高丽，所取得的实际战绩：“奋击七郡百蛮”，“斩获以万数”，“并献貉、马”；“南宣国化，扶南、林邑，堂明诸正，各遣使奉贡”。所以《吴主传》云：孙权晚年，“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戳，暨臻末年，弥以更滋”，终以“违诏无功，下狱诛”，成了千古历史悲剧，引人深思，令后人无限感慨而悲叹。

注  释：

[1] 《三国志·吴志·吴主传》。

[2][7] 连雅堂《台湾通史·序》中华台北市黎明文化书社，2001年4月出版。

[3] 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

[4] 张崇根《孙吴对台湾的经营》，1900年《文史知识》第4期。

[5] 《三国志·三嗣主传》引《襄阳记》。

[6] 《隋书·炀帝纪》。

[8] 《唐书·韩滉传》卷126。

[9] 吴壮达《台湾的开发》第5～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

[10] 《三国志·吴主传》引《吴书曰》。

[11] 《三国志·吕岱传·全综传》等。

[12] 《三国志·陆逊传》。

（叶哲明）

“天台”地名源流与修辞表达

“夫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夫其峻极之状，嘉祥之美，穷山海之环富，尽人神之壮丽矣。”这是东晋孙绰《天台山赋》序中语，此后浙东名山天台山为文人画士所向往，登临题咏，翰墨流传不可胜数。前贤诗云：“海上仙山属使君，石桥琪树古来闻。他时画出白团扇，乞取天台一片云。”（唐皎然《赠邢台州济》）“南国天台山水奇，石桥危险古来知。”（唐李郢《重游天台》）“一入天台便是仙，可怜尘世苦残缘。”（明钱德洪《卧病万年寺》）这些诗句带给人们无限的联想和想像，也给读者留下了朦胧而缥缈的思绪，特别是古代的天台与今天的天台到底有什么相同与相异的含义？古代的天台从何得名取义？这是许多读者在涉及文献中的“天台”时往往会引发的问题，包括有些台州本地人士也存在疑惑。消释这个问题与疑惑，还要从天台这个地名的历史源流和古人的交际习惯来梳理。

天台从山名引申为州名，县名最后出

从历史上看，天台山是浙东较早就进入中原文人视野的一座“海上仙山”，它的取名与古代天文地理观念紧密相关。从晋朝开始，天台山出现于古代文献之中：最早见于东晋支遁《天台山铭序》所引的《内经山纪》：“余览《内经山纪》，剡县东南有天台山。”（梁昭明太子《文选》唐李善注引）则天台山之见于文献至少在支遁之前。晋葛洪（283～363年）《抱朴子内篇·金丹》曰：“按《仙经》可以精思合作仙药者有华山……大小天台山……括苍山，此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仙之人。上皆生芝草，可以避大兵大难，不但于中可合药也。”…^[1]（P85）而正史中记载天台山者，论史书朝代最早是《晋书·孙楚传附孙绰传》，乃是记载孙绰所作《天台山赋》时涉及。因《晋书》是迟至唐朝才编纂的史书，所以与前述孙绰、支遁、葛洪等人著作中的“天台山”比已经晚多了。因为东晋风流如谢安、王羲之、孙绰、顾恺之、支遁、许迈诸人隐居浙东，往来于会稽——临海（台州时称临海郡）——永嘉之际，天台山是他们经常提到的。如支遁作有《天台山铭》、孙绰作有《天台山赋》，东晋南朝文人著作中提到天台山的特别密集，如顾恺之《启蒙记》注、佚名《异苑》、《神异经》、孔灵符《会稽记》等等，都记载了此山。就上述诸种文献记载而言，其含义最初是山名。山名的来历，是因为此山上应天上的台星（或称台宿。共六颗星，分成三组，名为上台、中台、下台，合称三台。故台州别称“三台”就从这里而来）而得名天台。其后到唐朝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将原先的临海郡（隋朝撤销临海郡，所辖诸县合并为临海县）的辖地设置为台州，即取境内镇山天台山为名，[1]就如清人所纂《浙江通志·台州府》所载：“台州环山距海。环山之县三：曰临海，附于郡治；其西南曰仙居；西北曰天台。距海之县三：曰黄岩，曰太平，郡治东南；曰宁海，郡治东北。其山皆耸秀插天，而天台山为之冠，当牛女之分，上应台宿，故以名州。”这充分表明天台山向来是台州的代表或者象徵，故“天台”就有了“台州之通称”的新含义，这也是它的第二个含义。就古代文献解读而言，这第二个含义是最值得注意的。到五代时期台州属钱氏政权的吴越国，天宝元年（908年），将原做始平县（含后来的仙居）、始丰县、唐朝安史之乱以后于上元二年（761年）更名为唐兴县的这个县改名天台县，不久又复名始丰县，到北宋建隆元年（960年）复改为“天台县”。至此“天台”才有指称县名意义，这也是它的第三个含义。所以从地域范围而言，“天台”一名包含了上述三个大小不等的基本意义。在实际使用上，即使北宋以降仍然可以“天台”通称台州，而非天台县“问世”以后即完全指天台县了。这是理解“天台”概念中经常容易产生错位之处。

今人解读古代文献多将台州通称误指为天台县

台州（前身为汉回浦县、章安县，南朝临海郡隋临海县）因天台山而得名，与浙东其他州郡相比，在历史上行政区划提到“郡”一级别的设置要次于会稽郡，三国吴少帝太平二年（257年）从会稽郡分出临海郡，隶属于扬州，但早于东晋时期从临海郡分出的永嘉郡。由于其山水风光的与众不同，千百年来特别为文人雅士所喜爱。而此地的宗教特别发达、隐逸风气特别兴盛，台州文化也随之而兴旺繁荣，成为人文荟萃之地、文物集聚之邦，因此颇具知名度，在魏晋以降历代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很高。由于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原先属于一方水土地名标志的如今可能不太知名了；原先不太知名的地名如今变得知名了。到现代人眼中，台州有些地名就容易成为误解的对象。地名的历史更迭，往往有“后来居上”的现象。就是早期的地名有被后来的新地名取代，从而被掩盖历史堆积中，知名度降低甚至被埋没而无人知晓。天台一名就是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事例。如下文所举若干文献用例：

1.文天祥《

2.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注解“渡扬子江，入苏州洋，辗转四明天台，以至于永嘉”的四明、天台和永嘉三个地名则作“四明，今浙江省宁波市。天台，今浙江省县名。永嘉，旧郡名，治所在今浙江省温州市”。^{[3]（P201）}

这个注解显然未准确把握“天台”的含义。上述两本教材对文天祥《指南录后序》中逃难经过的“天台”的解释如出一辙，其解释根据很可能是同一种源头。

3.王水照《宋代散文选注》“渡扬子江，入苏州洋，辗转四明天台，以至于永嘉”一段文字注释，作“四明——指明州，郡治在现在浙江省宁波市。天台——指台州，郡治在现在浙江省天台县。永嘉——现在浙江省温州市”。^{[4]（P400）}

与上述两种影响极大的教材相比，王注稍优，但天台之实际含义仍然未得确解。天台指台州固然正确无误，然台州州治是在临海，而非天台县，历史上也无台州州治设于天台县之经历。

4.于在春《文言散文的普通话翻译》收文天祥《指南录后序》，将“渡扬子江，入苏州洋，辗转四明天台，以至于永嘉”一段译成：“这才渡过扬子江，进入东海，经过四明转到天台，后来到达温州。”^{[5]（P182）}

这里浙东三个地名只有“永嘉”被翻译成温州，其他两个原封不动。原因何在？同页中翻译者有一个对作品中涉及古代地名的处理意见，是翻译时的执行依据。为供参照，兹录于此：“古典作品里的地名怎么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如果原文里用的是当时的法定地名，自然应当照抄不改动。但是古代的作者常常喜欢用地方的别名、古名或者代名，并且和一些正名混杂使用，译时就不得不考虑对它作适当的处理。就看这一篇，里面把‘维扬’和‘扬州’并用，把‘海陵’和‘泰州’并用，‘吴门’和‘三山’，又都不是什么正式地名。这里的处理原则是：用有关地方的一般通用的名称，同时又是作者当时已经有了的，至于是不是当时的法定地名就不管它了，因为首先是原作者并没有这样做。”可见于先生对古人喜欢用正名以外的地名称呼是认识深透的，但对照他的这一原则来看浙东的三个地名处理，就有问题了：四明和天台都是通称（宁波原名明州，以四明山得名），永嘉是古称，永嘉郡是温州的前身，温州是法定名称，唐朝就有了，台州和明州也是从唐朝开始的法定名称。当然这样一来有些苛求翻译者了。只是从原因上推论，还是对浙东这三个地名的历史沿革缺乏了解所致。因为这样的普及性读物受众量大、影响面广，所以才要求更高。否则，就有些不好的后果了。

5.研究天台胡三省的历史学家搞不清胡三省的籍贯究竟在哪县。

历史学家瞿林东曾经撰写过研究胡三省的文章，但是他弄不清楚胡三省的籍贯，其文章中说：“胡三省（字身之，号梅涧，一作梅磵，1230～1302年），宋末元初台州天台（今浙江天台县）人。”^[6]又其文33页脚注：“一说胡三省系天台宁海（今浙江宁海县）人，不注。此据胡氏《音注资治通鉴序》之说。”

瞿氏文中前后两注均未解正确，前注是将作为台州通称的天台（因胡三省自称“天台胡三省”）误作天台县，后注是将宁海作为天台属县，也显得自相矛盾。胡三省是宋元之交台州宁海县（宁海县于20世纪50年代划入宁波）人，倾毕生精力所作《资治通鉴音注》，是研究《资治通鉴》的最有价值的注本，被誉为“司马氏（或《通鉴》学）之功臣”。胡氏因此堪称台州最孚盛名的历史学家。胡氏《资治通鉴音注》自署曰“后学天台胡三省”，他在《通鉴释文辨误序》中自称“天台胡三省身之父”（父或作甫，男子之称）。别人也以“天台胡三省”来称呼他，如明人郑瑗《井观琐言》卷二“史照释《通鉴》多谬，天台胡三省辩误多所考正，远胜诸家之注”，明危素《说学斋稿》卷四“天台胡三省氏谓《后周书》为非而是（李）延寿”，明杨士奇《东里集·续集》卷十七“《资治通鉴释文》一册，宋右宣义郎眉山史照见可著。而天台胡三省《通鉴音注》有辨正其误六百六十余条”等等。这种作为台州通称的“天台”就把现代有的著名历史学者搞糊涂了。

自从唐初设置台州以来，不仅宁海胡三省自称为“天台”人，其他各县的台州人也往往自称“天台”人。宋朝台州黄岩人陈咏写过《全芳备祖》一书，此书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植物学辞典”而享誉学术界，陈咏自署为“天台陈景沂编辑”，其友人韩境作序称之为“天台陈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之为“天台人”^[7]元末黄岩人陶宗仪作《南村辍耕录》，亦自署“天台陶宗仪九成”，且充满乡情地写道：“余家天台万山中，茅屋可以芘风雨，石田可以具饘粥，虽行江海上而泉石草木之胜，未尝不在梦寐时见也。”^{[8]（P184）}

明朝临海人王士性（字恒叔）是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他称自己的里贯为“天台”，自称“天台王生”，如《赠刘大夫观察青州诸郡序》：“刘大夫之观察青齐也，天台王生适令其乡。”^{[9]（P502）}甚至自称“生长天台”，如《嵩游记》：“然余生长天台，尝登天台华顶，未明看海底日，直一万八千丈。”^{[9]（P492）}他在《归天台》诗中说：“东南无复胜，咫尺有吾家。”^{[9]（P172）}或者自称“家赤城”，如《游云南九鼎山记》：“余家赤城，亦思九盘观海，怅然俛仰，各有拂袖遐举之意，乃命余为诗记之。吴君原豫名谦，家泸水；张君养晦名文耀，家沅陵；余天台王士性恒叔也。”^{[9]（P143）}他的朋友称他的里贯也是“天台”，如明冯梦桢《王恒叔广志绎序》：“余友天台王恒叔才既高华，而宦辙几遍天下，视子长（司马迁字子长）杜陵（杜甫）所到，不啻远过之。”^{[9]（P236）}也称其里贯为“赤城”，如清人杨体元《刻广志绎序》：“四明杨齐庄先生博雅醇粹，藏书万卷。一日示予一书，为《广志绎》，凡若干卷，曰：此赤城王恒叔先生所著未传之书也……乙卯冬偶过天台，访《广游志》不可得，得《五岳游草》而卒业焉。”^{[9]（P234）}

明朝方孝孺（字希直）系台州宁海人，自号“天台生”，如《蚊对》：“天台生困暑，夜卧絺帷中……天台生于是投枕于地，叩心太息。披衣出户，坐以终夕。”^{[10]（P195-196）}方孝孺自称乡里为天台，如《默山精舍记》云：“余年十七八，侍先君守济宁……后余先君捐馆，执丧归天台，闻朝翰亦丁内艰去，不获见。”^{[10]（P553）}别人对方孝孺也连其地望称为“天台方生”或“天台生”，如其师宋濂就有《送方生还天台》诗，^{[10]（P864）}苏平仲《染说》：“天台方希直从太史宋公学为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10]（P874）}

古人喜用代称等修辞手法以别名雅称称呼

中国古代文人交际之间，存在许多追求文雅典丽的手法，以达到礼貌文明而含蓄蕴藉的表达效果。如古代诗词中最为显著，这种风气在其他体裁的作品中也同样存在。今人交际逐步改变了这种习惯，随着社会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交际表达也日益趋向浅近显豁，减少回环曲折，因此而显得越来越“直来直去”。当喜欢“直来直去”的读者解读回环曲折而含蓄蕴藉的作品时，就难免出现了信息传递之中的遗失或者错位。天台这一概念包含的丰富意蕴，就是古人喜欢使用的词语，只是要看它处于什么样的语言环境中，求得包含什么样的具体意义。慎用今天的意义，机械地套到前贤的语词上，以免产生信息的遗失或者错位。

天台山是号称佛宗道源的海上仙山、台州的镇山，台州因天台山而得名。以天台代称台州，就如以四明代称宁波，永嘉代称温州一样。从语言运用上来说，这种用法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段，叫做代称。以“天台”代称台州的类型叫做“以专名作通名”（确切地说是台州境内的专名作通名）。当然也可以归入“以事物的特徵或者标志来指代该事物”，“以局部代全体”，“以具体代抽象”这样的类型。唐朝诗人任翻客居临海多年，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任藩集》一卷，藩或作翻，客居天台，有《宿帢帻山》绝句，为人所称。今城中巾子山也。”^{[11]（P30）}宋朝左誉字与言，临海人，大观三年进士，终湖州通判。而《玉照新志》称为“天台左君与言，委羽之诗裔”等等，这种用法十分普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天台就都是代称台州之义，要看其使用语境而定。前文举了许多作为台州通称的“天台”用例，而如下面的用例：“道书所载洞天福地，在余台者十之一。如委羽为大有空明洞天，赤城为玉京清平洞天，括苍为成德隐真洞天，盖竹为长耀宝光洞天。福地则黄岩有石磕源，天台有灵墟、有天姥岑。”^{[9]（P222）}“余居天台，尝中秋嚼华顶雪，结庐就之。”唐李频《送台州唐兴陈明府》：“瀑布当公署，天台是县图。”唐贾岛《送天台僧》：“远梦归华顶，扁舟背岳阳。”就是用作专名的天台，指天台县和天台山了。

前贤在写到台州时，每每会写到天台山以至于天台山上有关的人物、事物和物产等等，这在修辞上属于连类而及的范畴。如唐权德舆《送台州崔录事二十一丈赴官序》：“夏四月，临海纪纲掾崔雅璋受命选部出东门。是岁，重表甥权德舆始至京师，寓居同里，顾其室空，无以自贶远。辄窃仁者之义，申之以言云……予独知临海之人受赐不暇矣。又况琪树风清，石桥月明。”^{[12]（P800-801）}其诗则云：“不嫌临海远，微禄代躬耕。古郡纪纲职，扁舟山水程。诗因琪树丽，心与瀑泉清。盛府知音在，何时荐政成。”^{[12]（P803）}崔录事到台州任职，地点是台州州治临海，所以权德舆的序里和诗里既写到临海，又写到天台的事物。其用例不胜枚举。所以民国《台州府志》卷一零四就指出：“天台乃一郡之统称。”即以前文所述文天祥这次出生入死，途经的“天台”，实际上经过台州沿海，在临海东北部的仙岩（今划入三门县境东南部），遗踪至今尚在，而不是到过天台山或是天台县。明王士性在《台中山水可游者记》中说：“仙岩去（台州府）城东百里，滨海一巨石如屏，下有窍，可建五丈旗，坐千人，宋文信国（文天祥被封为信国公）航海卜宿焉，遂俎豆（设牌位祭祀）于中。”^{[9]（P103）}文天祥自己在《指南录》中说得也很具体：“予自海舟登台岸，至城门张氏家（原注：城门，镇名，在临海县东一百五十里），盖国初名将永德之后。主人号哲斋，辟堂教子，扁‘绿绮’。为赋八句……予至淮即变姓名，及天台境，哲斋张为予觅《绿绮》诗。予既赋，题云‘清江刘洙书’。此过黄岩，寄二十字：‘魏睢亦张禄，越蠡改陶朱。谁料文山氏，姓刘名是洙。…’”^{[11]（P71）}

历史上的名人往往要争其里贯，如陈咏，有人要赋予他天台籍贯。另一位台州的道教宗师张伯端（号紫阳真人）在道教史上算得上是有影响的人物，他的籍贯近年就有不少争论。比如张伯端自称“天台张伯端平叔”（《悟真篇原序》：“时皇宋熙宁乙卯岁旦天台张伯端平叔序”），其道教代表作《悟真篇》，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天台张伯端平叔撰。一名用成。熙宁中遇异人于成都，所著五七言诗及西江月百篇，末卷为禅宗歌颂，以谓学道之人不通性理，独修金丹，则性命之道未全。有叶士表、袁公辅者各为之注。”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载张伯端为“郡人”，^{[13]（P507）}明王圻《续文献通考》载“张用诚本名伯端，字平叔，号紫阳，台州人”，《康熙台州府志》载张氏为“临海人，为府吏”，《光绪台州府志》载为“郡人”，其他文献多称之为天台人，有人即以此为据定其籍贯为天台县，并且举张伯端《石桥歌》：“吾家本住石桥北，山镇水关森古木。桥下涧水彻昆仑，山下有泉香馥郁。吾归山内实堪夸，遍地均栽不谢花。山北穴中藏猛虎，出窟哮吼生风霞。山南潭底隐蛟龙，腾云降雨山蒙蒙”为证说明张是天台人；并批评有的学者解释张的籍贯“郡人”即是指台州（临海郡）州治临海为“牵强”。其实地方志中对本州人物是要区别县邑的，《嘉定赤城志》中《人物门》就是按照这样的条例记载的，称张伯端为“郡人”就是因为张是州郡所在地临海人，这可核查各人物籍贯的记载而得到印证。至于非地方志文献的记载称张为天台人，理由已如上述诸多用例。

参考文献：

[1]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

[2] 高中《语文》教材第四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3] 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 王水照《宋代散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 于在春《文言散文的普通话翻译》。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

[6] 瞿林东《元代通鉴学与通鉴胡注》。史学月刊，1994，（3）。

[7] 宋陈咏《全芳备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8] 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

[9] 周振鹤《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0] 徐光大《逊志斋集》。宁波出版社，1996。

[11] 清洪颐煊《台州札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12]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l986。

[13] 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胡正武）

六朝时期台州经济状况考述

三国以前，台州的经济尚较落后。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西汉时期楚越之地“地广人稀”，还处于原始的“火耕水耨”状况，极少有商品性的供求关系。这里的人民“不待贾而足”；江淮以南“无冻馁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说明这些地区仅仅凭借于优越的自然条件，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状况比较落后，既没有明显的贫富悬殊，也不存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地主经济。当时台州虽然亦属江南，但是地方更是僻处海隅，估计较《史记》所说的还要落后一些。东汉时期，台州的经济应该较前有所发展。然而没有可资考证的资料，故无法深入了解。1984年12月，临海更楼乡下塘园村出土了一批汉代窖藏铜钱，这批铜钱有汉半两、五铢、新莽钱及无文小钱等，总重66公斤，原藏数在3OOOO枚以上。对于这批铜钱的性质，我们曾在《临海出土汉代铜钱》（发表在《中国钱币》1986年第3期）一文中分析，内中的无文小钱应是董卓所铸“钱无轮郭无文章”的劣钱，但其中却无一枚三国时期的孙吴铸钱，故其入藏时间大约在东汉末或三国初。由于当时台州的经济还不发达，因此，这批铜钱是否在台州地区的流通过程中入藏，尚不能断定，不能排除中原人氏为逃避汉末战乱携钱至此因故埋藏的可能性。即使如此，也至少为我们提供了货币南流这样一个事实。当然，这些货币是在当地流通中入藏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三国时期孙吴在江南建立政权。尔后晋室南渡，“正朔”南移，中原的名门大族亦纷纷南迁，自是至于宋、齐、梁、陈，总的来说，都比较重视经济的发展，战乱也少于北方，因此，江南的经济得以蓬勃发展。

六朝时期江南的“中央”政权，均“据南面北”，因此，被合称为“浙东五郡”的会稽、东阳、临海、永嘉、新安，就政治和军事角度而言，便成了后方基地。因此经济上一跃成为当时的最富庶地区，时人号为“三吴”。

《南齐书·竞陵王子良传》云：“三吴奥区，地惟河辅，百度所资，罕不自出。”周一良教授亦指出：“大抵东晋以来，此地区比较富足，为政府财政所资。”^[1]台州地区随着政治地理的变化，经济也相应得以很快发展。关于当时临海郡的经济发展状况，虽然史书很少有直接反映，但从一些间接的记载中还可以勾划出一个大概的面貌来。《宋书·王僧达传》云：“（僧达）兄锡罢临海郡，送故及奉禄百万以上，僧达一夕命奴辇取，无复所余。”这里所说的“送故”，意即地方官离任时，地方政府送行的官钱，实质上就是奉禄以外从当地百姓身上剥削所得的血汗钱，据《隋书·百官志上》说：六朝时期“郡县官之任代下，有迎新送故之法，饷馈皆百姓出，并以定令。”可见其带走的“百万以上”之钱，绝大部分都是临海郡任内的剥削钱，数之巨大显然非一般穷困地区所能致。又《宋书·臧质传》载：臧熹“为建威将军、临海太守，郡经兵寇，百不存一，熹绥缉纲纪，招聚流散，归之者千余家，孙季高海道袭广州，路由临海，熹资给发遣，得以无乏。”孙季高由海道袭广州，据《宋书·武帝纪上》记载，在晋义熙六年（41O），兵员为三千，上引所谓的“郡经兵寇”，是指元兴元年（402）孙恩率起义军攻打临海的事。由此估计孙季高袭广州经临海时，臧熹在临海太守任上最多不过四五年时间，其招聚流散而归之者亦不过“千余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即能供给孙季高远征广州的三千之众，使其“得以无乏”。可见资给的粮食不在少数，转而可以想见，台州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是相当高的。还有，从史书记载的另外两条材料亦可反证当时的临海郡的富庶情况，《资治通鉴》卷一百十二：“自隆安以来，三吴大饥，户口减半，会稽减什三四，临海、永嘉殆尽，富室皆衣罗纨，怀金玉，闭门相守饿死。”此事《晋书·天文志中》也有述及：“元兴元年（402），孙恩寇临海，人众饿死，散亡殆尽。”从中也反映出临海富室“皆衣罗纨，怀金玉”的豪奢生活。又《南史·王筠传》载：“（王筠）出为临海太守，在郡侵刻，还资有芒屩两舫，他物称是，为有司奏，不调累年。”王筠带走“芒靥两舫”之外，还有“他物称是”，同样可以表明当时台州的物产之丰富。1986年2月，椒江兆桥乡祝昌村“发现古钱币二百九十余斤”，“初步鉴定为西汉至南朝”^[2]。又60年代中期“黄岩县曾出土以五铢为主的古钱六箩筐，内有太平百钱和定平一百。”^[3]这些钱币估计都是六朝时期在台州境内流通中聚藏的，数量如此之多，清楚地反映出当时的经济是相当发达的。

地主豪族的兴起和形成，标志着本地区的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南史·儒林·王元规传》云：“元规八岁而孤，兄弟三人随母依舅氏临海郡，时年十二。郡土豪刘瑱者，资财巨万，欲妻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结强援，元规泣请曰：‘因（姻）不失亲，古人所重，岂得苟安异壤，辄婚非类!’母感其言而止。”刘瑱不但是“资财巨万”的豪富，而且在当地势力也很大，所以王元规的母亲才决定娶其女以结“强援”。另一位土豪是宋、齐之际的吕文显。吕文显，《南齐书》和《南史》都有专传，一列入《幸臣》，一列人《恩幸》，据记载，吕文显为临海人，刘宋升明（477～479）初。他就跟随萧道成。后来萧道成做了皇帝——齐高帝，受到幸遇，职位不断迁升，永明元年（483），任为中书省通事舍人，他“与茹法亮等迭出人为舍人，……四人各住一省，世谓之四户。”中书舍人的事权最大，故他们“既总重权，势倾天下”，“四方守宰饷遗，一年咸数百万。”对于吕文显的家世，史传没有什么记载，估计其未涉仕宦以前亦必是一个土豪。加上其在宦途中“势倾天下”，贿索搜刮，无疑更使吕氏家族富甲一方。刘瑱和吕文显虽然豪富，但都不是高门世族，故刘瑱至被王元规视为“非类”，吕文显虽官至中书舍人，权大而品则不高，诚如唐长孺教授所说：“至于中书舍人梁代虽亦兼用士人，而宋、齐以来从此职专权的却都是寒人。”^[4]因此，他们二人都只是寒门地主——即新兴地主。而六朝时期台州地区能够称得上高门世族的则为任氏家族。据《晋书·任旭传》所载，任氏家族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为任旭，任旭晋时章安人，他的父亲任访做过海南太守，任旭“立操清修，不染流俗，乡曲推而爱之。”初因临海太守蒋秀之请，做过郡功曹，不久辞职，旋又被“察孝廉，除郎中，州郡仍举为郡中正。”晋室南渡，“元帝初镇江东，闻其名，召为参军，手书与旭，欲使必到。”以后又“辟为祭酒”，“征拜给事中”，但他皆以疾固辞，不曾出任。其子任琚则“位至大宗正”。魏、晋以后，用人务讲门第，名门士族可以“平流进取，坐致公卿”^[5]，而庶族寒门则难臻高位，若欲进身，只能凭借于军功。“士庶之际，实是天隔”^[6]，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7]的僵化局面。《南齐书·张岱传》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张岱的弟弟因诛刘遐有功，齐高帝欲论功赏爵，授以晋陵太守。而张岱却说：“若以家贫赐禄，此所不论；语功推事，臣门之耻。”在张岱看来，因功受禄是寒门庶族的事，其弟若接受了齐高帝授予的官爵，就降低了他家的门第，这是士族阶层所最不能忍受的。所以像任旭这样，全无事功，却屡被荐辟，还受到晋元帝的青睐，授以郡中正、祭酒、给事中等品位清高的官爵，其子至位居大宗正，说明任氏家族在当时属高门大族无疑，也说明任氏家族的形成有悠久的历史。保守估计应在三国时期。

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主要以地主庄园为基本单位，地主经济的强弱，是该地区经济发达与否的具体反映。上述情况表明，六朝时期台州的地主经济已具有较强的实力。

随着政治地理的变化以及经济的不断发展，作为临海郡郡治的章安，逐步成为当时东南地区的一大都会。古人有诗云：“章安古名郡。晋代衣冠扬。东西列街市，高桥跨中央。湾环互轻舸，浦溆会经商。赤栏扶左右。凭眺雄南方。太守成公绥，作赋始擅场。”^[8]于此可见，章安在六朝时期已极为繁盛。在晋代，章安还出现了非常著名的建筑赤栏桥，据方志记载，赤栏桥桥栏朱赤，“桥上有亭，东西有楼”，晋代著名文人成公绥任章安令时，即于“桥上制厅”，写下了他的名作《云赋》。其后，县令亦“常解厅事”于此。^[9]大约在汉代，在章安城的北面已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湖泊——章安湖，起初可能作为水军屯船之所，后来逐渐演变为游宴之地，据刘宋时孙诜所撰之《临海记》描述：“郡北四十步有湖山，山甚平正，可容数百人坐，民俗极重，每九日菊酒之辰，宴会于此山者常致三四百人。”章安地处海口，水上交通极为便利，因此，这时的章安，城市繁华，湖山人胜，生活富庶，建筑精美，无怪乎晋代的郗愔在任临海太守时“在郡优游”。“后以疾去职，乃筑宅章安，有终焉之志”^[10]连从未到过章安的做过吴尚书令的汝南人陈化，“年出七十，乃上疏乞骸骨，遂爰居章安”^[11]。当然，六朝时期外地侨居台州的并不止郗愔和陈化，但侨寓的出现和增加，也间接地反映出该地经济状况的一个侧面。

以上我们简单地勾划了台州六朝时期经济发展程度的大概轮廓，下面再论述一下当时经济的基本结构。

台州的经济与其它各地一样，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自然经济，但也出现了有一定优势的商品经济。自然经济主要是农业和渔业两方面，商品经济则主要是手工业。

台州地处江南，气候温和，雨水充足，有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政治重心的南移，兼之北人南徙，带来了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因此农业生产发展很快。其中主要的粮食作物水稻的种植已比较普遍，产量也较高，从当时人的记载来看，很可能已出现了双季稻（间作）。如《临海水土异物志》云：“丹邱谷，夏冬再熟。”关于《临海水土异物志》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历代都认为是三国时期的沈莹，但据笔者的考证，很可能是晋代的柳荣。这一问题，笔者已撰有专文，刊载于《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这里不再叙述。虽然不能作为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不会在晋代以后。对于“丹邱谷，夏冬再熟”，宋陈耆卿的解释是：“言其土所宜也，夏熟者曰早禾，冬熟者曰晚禾。其最早者曰六十日，曰随犁归，曰梅里白，曰便粮；……以次言之，则献台、相连、寄生、第二遍之类是也”^[12]。张崇根教授也认为所谓“丹邱谷”“似为双季稻”^[13]，应该说是可信的。前引晋宋之际的臧熹，在任临海太守时，尽管“郡经兵寇”而人民“百不存一”，所招聚的亦不过“千余家”，但在短时期内即能对孙季高远征广州的三千之众“资给发遣，得以无乏”，从粮食产量的角度来看，也证明当时完全可能已出现了双季稻。此外，豆的种植也较普遍（见唐道宣《续高僧传·智顗传》）。经济作物方面的种类很多，其中以姜最为突出。据唐官编《新修本草》说：“出临海章安者佳。”^[14]人们还把姜制成干姜，章安干姜的知名度非常高，是当时送给朝廷皇帝的一种贡品。《南史·孔琇之传》载：孔琇之“出为临海太守，在任清约。罢郡还，献干姜二千斤，齐武帝嫌其少，及知琇之清，乃叹息。”此之“二千斤”《南齐书·孔琇之传》作“二十斤”，较符合事实，因为二千斤不能算是少数，否则就称不上“在任清约”了。梁陶弘景对章安干姜的制作有较详细的描述：“干姜惟临海章安二三村善为之，其法以水淹三日，去皮，置流水中，更六日，又去皮，然后晒干置瓮（似“瓯”字之误）中，谓之酿也”^[15]。可见章安干姜系精心加工而成。种姜不单是为了食用，亦可兼作药用，因此，种植姜目的是为了出售以换取其它物品。台州的蜜与栗也颇不错，《梁书·傅照传》载：“（傅昭于天监）十七年（518）出为智武将军、临海太守，郡有蜜岩，前后太守皆自封固，专收其利。……县令常饷栗，置绢于簿下，昭笑而还之。”此外《临海水土异物志》中所述种植的和野生的经济类作物有般肠竹、狗竹、杨梅、猴闼子、关桃子、土翁子、枸槽子、鸡橘子、猴总子、王坛子、馀甘子、萪藤等。

渔业在台州的经济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台州近山靠海，又多江流小溪，有丰富的渔业资源，辑校本《临海水土异物志》记述的鱼类就有六七十种之多。如鹿鱼、鲼鱼、镊鱼、鲮鱼、比目鱼、鲤鱼、鱼、牛鱼、石首鱼、槌额鱼、黄灵鱼、鯯鱼、印鱼、鱼、奴屩鱼、寄度鱼、邵鱼、鱬鰗鱼、伏念鱼、鲨鱼、陶鱼、石斑鱼、戴星鱼、魿鱼、机杼鱼、土奴鱼、海狶、乌贼、虎、海、鱼倠鳍以及蚶、蛎、蛤蜊等等，这里不复详述。唐道宣《续高僧传·智顗传》云，智顗于陈太建七年（575）“往居临海，民以沪鱼为业，罾网相连四百余里，江沪溪梁六十余所。”这里描述的是江流溪水中的淡水捕鱼，而海上捕鱼的规模和数量无疑都要远远超过淡水捕鱼。

台州的手工业经济自东汉末至三国初开始发展起来，至六朝时期已经是相当的发达了。主要手工业是陶瓷业。台州的陶瓷烧造业的历史可追溯到商周时期，瓷器到东汉后期渐趋成熟，至六朝几乎到达鼎盛时期。目前，在现在台州地域范围内已发现的六朝时期的窑址有15处。据金祖明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为三国两晋时期，这一时期的窑场大多分布在临海郡郡治章安附近，主要烧造罍、罐、瓶、壶、钵、碗、洗、炉、鼎、砚、盘等十余类二十余种，器物“胎骨粗厚坚实，呈灰白色，火候较高，击之声音铿锵”（《东南文化》1990年第6期金祖明撰《台州窑新论》。下引不注出处者同此）。装饰手法以模印为主，刻划次之，还有堆塑、镂孔等。纹饰有弦纹、斜方格纹、席纹、曲折纹、波浪纹、叶脉纹、直条纹、重方格纹等。尤以临海鲶鱼坑口窑烧制者为最佳，产品大多“胎釉细致，结合紧密。浸釉均匀，釉质玻化程度强。”“釉色滋润光泽，尤以淡青色釉更佳，其色如缥，透明似镜，似在清水中缥洁。”后一时期为宋、齐、梁、陈时期，这一时期的器形大多沿袭前一时期，以盘口壶为大宗，还有鱼形瓶、盆、碟、带流把水注、虎子，两耳或四耳罐等，佳者亦“色泽滋润，光洁鉴人，工艺精湛，素雅古朴。”从台州各市县文物部门征藏的器物来看，有不少的罐、钵、水注、谷仓（魂瓶）等器物的胎、釉、造型、纹饰都相当精美，可与名传中外的越窑的上乘产品相埒，甚或过之。1989年4月。台州地区文管会和临海市博物馆在窑址的重点调查中，于临海鲶鱼坑口窑址堆积层中发现了一件铜洗（口径39.2厘米）、两件熨斗和一件鐎斗，据鉴定为西晋时的器物，有可能是盛釉用的容器，国内也仅此一例。铜在当时属贵金属，鲶鱼坑口窑场作坊能使用上这些铜器，至少说明该窑的窑主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

除了陶瓷业之外，台州当时还生产芒屩，就是现在的草鞋，不过，大致类似僧人穿的芒鞋。芒屩出现，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魏晋以降，文人士大夫绝大多数均崇黄老，尚清谈，无所事事，啸傲山林，莫不纵情于青山绿水之间。如阮籍“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16]嵇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得其意，忽焉忘反。”^[17]王羲之“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18]谢灵运“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章千重，莫不备尽”，“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还特地自制了一种木履，“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尝自始宁（今上虞）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19]这种芒屩就是当时游山玩水之风日盛的社会风气下的产物。由于这些“登临山水”者都是社会上层人物，因此，与之相适应的芒屩也必然具有较高的质量。正由于此，梁代的临海太守王筠在离任时一次就带走“两舫”。另外，其它手工业产品还有绢（见《梁书·傅昭传》）、蒲席（见唐道宣《续高僧传·智顗传》）等。

盐业是边海人民的重要经济来源，靠海煮盐，势所必然。明胡翰有诗云：“郑虔所临郡，山多少田畴。居民煮海水。海尽民始瘳。”^[20]即可说明台州的盐业经济所占比重相当之大。在唐宋时，台州设有官方的专门盐业机构，但在六朝时期，各种史料却无所反映。我们估计，当时已经开始煮盐，当不会有什么问题，至于具体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综上所述，可知六朝时期是台州经济开始发展的一个时期，而且也是经济发展迅猛时期。得以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政治重心的南移，而政治地理的变化，必然引起经济地位的转变，兼之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亦因之传入；二是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自然资源得到较充分的利用；三是有便利的水上交通条件，刘宋时又逐步开发了陆路交通；四是旅游业的兴起，台州境内不但有被称为“山岳之神秀”的名山天台山，又有可资“优游”的章安名胜，而晋代孙绰《天台山赋》和成公绥登章安赤栏桥所作《云赋》在文人中广为传播，产生很大影响，骚人墨客接踵而至，如谢灵运因慕临海风光之美，乃至率数百人“伐木开径”以游；五是当时的台州人民具有一定的商品意识，如干姜的制作、芒屩的生产，表明他们很懂得根据社会需求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这些产品在当时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补  记：

2003年6月20日，临海市沿江镇下白岩村麻车自然村发现一三国砖室墓，砖饰羽毛纹、钱纹及龙纹，墓室深5.16米，宽1.68米，高2.31米，有墓道及二层台，规模可观。墓内出土了青瓷器6件，其中的两系罐、三足铺首罇与虎子均胎釉坚致，滋润晶莹，堪称青瓷之精品。另有铜洗2件，鐎斗、熨斗各1件，铜境2枚（其中1枚有“赤乌元年五月”铭），剑状铁刀2把，以及五铢钱300余枚（无劣钱）。其所随葬虽不能攀比中原之王侯豪门，亦足见墓主之优裕富足。按台州古号俭朴之区，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有云：台之人“眼不习上国之奢华，故其俗犹朴茂近古”，是则墓之随葬与墓主家资尚不能成为正比，此仅见其大略而已。又按：据笔者所知，台州以往曾发现过两座六朝时期的大墓，一在1963年，临海西洋湖山下发现一座西晋元康二年椭圆形穹窿顶砖室墓，墓深达7米，宽、高均3米许；一在1992年，椒江梓林花园村也发现过一座与之形制相近的晋代砖室墓。惜均遭盗掘，器物无存，仅瓷器残片而已。两墓的规模俱超过此次发现的三国墓，若未遭盗掘，则出土之物定然尤丰，其对我们了解六朝时期台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亦必尤多裨益。

注  释：

[1]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南朝东南内地之位置》。

[2] 《台州文物》第六期《椒江市兆桥乡出土古钱》。

[3] 《中国钱币》1986年第3期《临海出土汉代铜钱》。

[4]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南朝寒人的兴起》。

[5] 《南齐书·诸渊王俭传》。

[6] 《宋书·王弘传》。

[7] 《晋书·刘毅传》。

[8] 清叶丰：《二霞镜水集），《临海县志》卷5引。

[9] 刘宋对孙诜所撰之《临海记》，转见洪颐煊《经典集林》。

[10] 《晋书·郗愔传》。

[11] 《三国志·吴主传》注引《吴书》。

[12] 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36。

[13] 张崇根《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

[14][15] 《嘉定赤城志》卷36引。

[16] 《晋书·阮籍传》。

[17] 《晋书·嵇康传》。

[18] 《晋书·王羲之传》。

[19] 《宋书·谢灵运传》。

[20] 明朝翰：《胡仲子集》卷10。

（徐三见）

台州出土的六朝古印

台州章安，汉魏时期是郡县旧治，三国时成为东南沿海的重镇与军事机构会稽郡东部都尉治所，藉以控制瓯、闽两越，成为东南沿海的政治文化中心。历史残存遗迹甚丰，六朝时期的古墓遍及周围地区，今章安范围约2平方公里内翻耕、疏浚，偶尔有汉晋至南朝的文物出土。90年代初，受文物商诱惑，盗墓之风日益猖獗，沉睡地下几千年的古代文物，四散流失，令人扼腕长叹；同时也揭开章安六朝的古代文明和章安文化。

由于沿海地带气候潮湿，不利于金属等材质的文物保藏，台州出土的文物大多数是陶瓷之类的日用器皿，少有一些有文字铭文的文物，故印章等有研究价值的实物发现，就显得弥足珍贵。台州各遗址出土的官、私青铜印章，对章安历史上的军事重镇地位是一个佐证。今将出土仅得古印章若干作介绍，以补缺遗。

官  印

军假司马  汉铸青铜印，瓦钮。通高1.85厘米，印台高0.8厘米，径2.2×2.2厘米。1971年冬，修水利疏百里大河回浦水，章安八连桥村挑挖河床底3米多深淤泥层于岸边，在扒平土时发现。今归章安镇湖巉村一村民家。《后汉书·百官志》载：“大将军营有五部，各部有校尉一人，军司马一人。若不置校尉部，则设军司马一人，假司马即代理司马之职，亦称军假司马。”假是位望未到，权宣任职之意，非真假之假。

部曲将印  路桥杨晨《台州金石略》晋条记目：部曲将印，民国七年戊午二月（1918），临海县章安东路村人治地得古墓墓砖，有隆和元年（362）十月李作等字。又有铜印一方，约建初尺一寸余，篆文“部曲将印”4字。《中国历代官制词典》载：“部曲本为军队的编制，汉制，将军领军者下辖有部，部下辖有曲。部以部校领之曲以军侯领之，后世沿用其名，称统领部曲的将领为部曲将。”项士元（1887～1959）在《寒石草堂日记》中有记叙此印出土情况，传说上世纪40年代此印已卖海门葭沚富商黄楚卿。

军司马印  汉铸青铜印，鼻钮。通高2.4厘米，台高1.2厘米，印面2.3×2.3厘米。2007年7月在章安柏家王后山出土。《中国历代官制词典》载：“《周礼》夏官序：有军司马下大夫四人，盖掌车卒，其职阙。春秋时晋国设有中军司马和上军司马。见《左传》。”

关中侯印  2008年3月黄岩头陀剑山出土，鎏金龟钮青铜凿印。原为三国魏封爵名称，魏文帝改汉列侯为关中侯。此爵是虚封，而非实授，用以赏赐军功。出土稍残。

私  印

朱征寿六面印  青铜凿印，形制为正方形五面印，顶端突起者为印鼻，有孔穿带，印鼻的方形小钮顶端刻一小印，其余五面均刻印文，因称“六面印”，流行魏晋南北朝之际。印文内容除姓名印外，还有臣妾印、书简印，书体很有特色，一般一字一行，密其上部而疏其下部，遇有竖笔喜伸下垂成悬针形状，称为悬针篆，这是晋代六面印的特殊风格。鼻端印文“白记”，印章正文为印主人姓名“朱征寿”，印侧四面依次为“朱征寿言疏”、“朱颐年”、“朱征寿白笺”、“臣征寿”。印台通高3厘米，长宽均2厘米（古代男子以“臣”谦称，女子以“妾”谦称）。有姓名一面，施用于平行文书，后来又在自己的名下附加“启事”、“白笺”、“白事”、“言事”、“信印”、“言疏”等词句，或纯用“封完”、“白记”、“印完”等字样。1997年10月，临海杜桥镇洋平村大木湾出土。

陈勇私印  瓦钮青铜铸印，印面1.3×1.3厘米，通高1.4厘米，台高0.8厘米，2006年7月章安出土。

印，古人用以昭信，从爪从卩，用手持节以示信。始于三代，盛于秦汉，自魏晋而下。出土的印章多以铜铸而成，其法一为翻砂，二为拨蜡；也有凿印，锤凿成文，名镌，成之甚速。其文简易有神，不加修饰，名“急就章”，军中急于封拜，故多凿之，以利于便。西汉官印多数采取铸造，东汉传世官印铸造较少，私印则铸造较多。

章安遗址出土有金、银、铜、铁、玉、石、瓷、玛瑙、陶等各类文物不计其数，所出古玺印均系白文（阴文），古印历尽千年，抑在泥土中，经过岁月摧残，铜青斑斓，有些已风化腐蚀，如军司马和一些私印文字较拙劣，可能为殉葬之物。还出土陶质、滑石质和青铜带钩等印章，有兽钮、瓦钮、鼻钮。

（彭连生）

台州历代科举概况

台州历代科举，以《民国台州府志》的记载最为详备，统计从唐至清，登进士科者共有907人（武科不计）。但是这个数字还不能称为准确。因为唐宋元明各朝，资料都有缺失，后代搜录，或漏或舛，所在多有。还有因方志编者，在籍贯上采取双重标准，把外籍迁入台州的，或当世、或一世即作台州籍，而由台州迁出的，则三世、五世而不改。前者如唐代，志载台州进士仅项斯、孙邰二人，但释贯休有《送友人及第后归台州》诗，这位台州进士就连姓名都湮没不传；宋代据近出石刻文字，尚有李灼然、赵汝遇、赵汝适（《诸蕃志》作者）、章中行、杨梦炎、赵铫夫等人，明代则有朱允勖，皆不见记载。后者如宋代的赵彦信，原系赵宋宗室，生于筠州，后迁临海，《台州府志》、《临海县志》均将其视作临海籍；太平（今温岭）的徐宽，先世于洪武间签军海宁，相隔百馀年，于成化16年以海宁军籍登第，已历三世以上，仍被视作太平籍。不过相比起来，漏仍比误多。由于目前还不能一一校订，故在统计上仍以此志为依据了。

从后附统计表看出，台州在唐代仅有进士2人，至宋代为587人，元代9人，明代271人，清代38人，分别为总数的0.02％、64.7％、1％、30％、4.2％。可见唐代仅仅发轫，至宋而极盛，元代大落，明代复兴，清代又重新跌落。这个统计，虽然还要受各个朝代积年多少的影响，但与上述盛衰现象的关系甚少。

造成这种现象，有各个朝代政权实施方向的原因，也有不同时期在经济文化上全国大环境和台州小环境的同步和异步的原因。例如唐代300年，有人以为台州当时的经济、文化均较落后，这自然是对的；但我们从一组考古资料看，台州已发现东汉至六朝的砖室墓200座以上，出土砖文，说明其时经济、文化已相当发展，到了唐代，却不到10座，这至少说明唐代台州的经济力已大大下降，也可见是唐代对台州的治理比以前落后造成的。一个士子、万里赴考，没有相当资产，就无法成行，又何论其它!

宋代之盛，积因于五代时吴越国的保境安民政策，北宋继之休养生息，自此人才蔚起。但在两宋587名进士中，北宋尚只37名，南宋有550名。南宋152年，约行科举50次，平均每科有11人，达到极盛的程度。这主要归功于南渡。南渡以后，政治中心南移，台州成为辅郡，经济文化都得到长足发展；同时，南宋朝廷重视文化涵育对稳定政权的作用，着意广开人才进身之路，乃形成这种蓬勃的气象。据《嘉定赤城志》载，嘉定间，台州一次郡试，参加的将近万人。当时全州成年丁口为三十一万八千二百一十九人，几乎三十人中即有一人参试，充分体现了这种广开才路政策的作用。

元代以儒为吏。后虽实行科举，亦仅为点缀。台州又由于宋元易代之际遭受战争摧残，故家世族破败沦亡，文化的传承关系不绝如缕；人才既衰，途径又窄，于是形成了大落的局面。

明初需才孔亟，征召、荐辟、科举多途并行，文教事业亦蔚然兴起，科举制度更趋完善。同时，明代的社会发展比较平衡，没有元朝的族属、户等限制，进身之途更宽。我们有一个明朝台州进士的户籍资料，在一共271名进士中，除49名户籍不明外，其馀为儒籍4人，官籍4人，军学籍1人，民籍142人，军籍57人，驿站籍1人，匠籍8人，灶籍5人。除少数堕民外，差不多任何身份都有参试出仕的机会，这是一个进步，也是台州科举重兴的重要原因。

清代统治严密，科举制度带有深刻的政治内涵。清初，台州因是张煌言、郑成功的反清活动地区，故更被疑忌。顺治十八年，台州发生两庠退学案，起因于临海庠生赵齐芳、赵齐隆兄弟积欠数两白榜银，被知府郭曰燧责打，引起府县两庠同学公忿，纷纷具呈巡道杨三辰要求退学，杨则以“诸生近海，谋且叵测”上告，总督赵国祚罗织成狱，京审定案，为首水有澜等2人绞，余68人遣戍尚阳堡等地，并令台州停试三科。这一来一时读书种子俱尽，师资断绝，后继乏人，临海科名更百年绝榜。其它各县也无不受其影响，虽偶有一二得中，但一任知县，随即罢官。这种情况直至太平天国之后始有改善。台州因是依靠地主绅团的武装从太平军手中克复，从此改变了统治者的观念，获得“忠义之乡”之名。地方官亦有意栽花，于是光绪一朝台州中进士17人，占清朝总数38名近半。黄岩人喻长霖且登光绪乙未科榜眼。但历史发展到这个时候，已属回光返照，科举制度不久也寿终正寝了。

台州在历代科举中，出过3位状元、3位榜眼、4位探花。另外，明代还有陈燧，乡试、会试皆第一人，俗称“二元”。又叶恩、赵鼎、陈选等皆为会元。

宋代台州有一位双进士王卿月，先登乾道丙戌武科，又登乾道己丑文科。

兄弟四人登第者有宋代商许、商正卿、商逸卿、商炳卿，其中商许、商逸卿系同科。

兄弟同科者还有宋天圣甲子科王琥、王珏，明宣德癸丑科侯润、侯臣。

父子四人登第者宋代有方琮、方洵武、方洵直、方昌武；洵武、洵直、昌武时号“三方”。明代又有金贲亨、金立敬、金立爱、金立相，王宗沐、王士崧、王士琦、王士昌。贲亨登正德甲戌进士，立敬、立爱于嘉靖庚戌同科，立相于嘉靖癸丑次科也成进士；宗沐登嘉靖甲辰进士，士崧、士琦亦于万历癸未同科，士昌又于万历丙戌次科登第，两家中式次第合符并辙，可谓少有。

又有一家之后，科目联翩、人物众多者宋代临海朱氏。自朱玠元丰壬戌登第，至宋亡止，共出进士10人，特奏名6人，武进士1人。据《朱氏谱》，尚有12人，以史无证不计。朱氏人元以后无闻，至明洪武间又有朱允勖、永乐初以方孝孺党被杀，进士题名碑上名字也被铲去，以后无人登第。

（丁  伋）

台州历代私家藏书特点说略

台州历代私家藏书概况

台州古有“小邹鲁”之称。然而，历代有多少藏书家，一直没有人全面搜录过。以今天所属台州的计算，吴晗的《江浙藏书家传略》收录了8人，顾志兴的《浙江藏书家藏书楼》仅收录3人。前几年出版的《台州地区志》收录29人，项士元的《浙江历代藏书家考略》一文收录46人。笔者近几年搜寻统计，台州从北宋至近现代的私人藏书家多达95人，实际人数当远胜于此。这95人虽不是闻名全国的护书英杰，却也是一地的“闻人”。他们节衣缩食，积书而读，勤于搜集，校勘传录，装治钞补，默默收藏，在保存地方文献、培育人才、繁荣文化、推进学术研究等方面，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据考，台州最早藏书不是官府、书院藏书，也不是私人藏书，而是著名的天台山国清寺藏书。隋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赐给天台山国清寺佛经一藏，国清寺开始藏经的历史。在唐贞元间，日本僧人最澄归国时，曾经从国清寺抄走佛经345卷。宋朝圆通和尚在国清寺等处寻求经书多达772卷，今国清寺还藏有他手书《陀罗尼经》。五代，钱镠建天台山桐柏宫时，收藏道经200函，装潢华丽，并撰文纪事。北宋雍熙二年（985），宋太宗为搜访道经，将桐柏宫所藏道经调到余杭抄录，经过整理，共有3737卷。大中祥符五年（1012），朝廷开始编《大宋天宫宝藏》时，从台州取来旧《道藏》千余卷。

中国私人藏书风气第一次盛行是宋朝，这是由于版刻书籍盛行为藏书提供最基本的条件。台州的私人藏书家，宋代以前因资料缺乏，难以确定其有无。今见于史册，最早是北宋著名藏书家临海陈贻范、陈贻序兄弟建有“庆善搂”。据明朝金贲亨《台学源流》称，“伯模好聚书”，并且传承下来。到他的后裔、元朝陈孚时，因藏书增加，重建为“万卷楼”。藏书楼“宏壮而亢爽，四面溪山，环绕如拱，下临广池，荷芰交茂”。陈氏藏书，世代相传，300年不衰。南宋时，台州的藏书之家遍布各县，尤以临海、黄岩为盛。这与台州作为辅郡，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得到了发展有关。台州的临海还是浙江12个雕版印刷中心之一，官刻、寺院刻书多有记载，并在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南宋初年，台州刻书业已具规模，均为雕板印刷。朱熹讲学台州，文风蔚起，南宋152年，台州中进士就有550人。根据《嘉定赤城志》记载，南宋嘉定间台州郡试，一次参加考试最多达1万人左右，按照当时丁口318219人计算，几乎30人中就有1人参试。北宋初期，台州建起州学。到南宋有著名上蔡书院，较大有临海的溪山第一、观澜，黄岩樊川、柔川、南峰、东屿、云阳，天台的顾欢读书堂、竹溪、龙溪等。府学、县学建立，书院遍布各地，图书需求量大增，为私家藏书事业的发展创造优越的条件。加上寓居台州的知府、藏书家尤袤等人推动，台州私人藏书大增，致使台州“藏书之风，视他处为盛”，藏书家随之涌现。临海林师蒧、林表民父子数代递承，黄岩蔡瑞筑“石庵”藏书，嘉惠族人。南宋一朝，台州藏书家还有贾似道、谢采伯、谢堂、戴柔伯、陈耆卿、吴子良、陈昺、孙九叙、黄石、王公乂等。

元朝私家藏书独以陈孚的“万卷楼”为显，楼上有4间作藏书库，“而聚书益多”。明初，陈孚第三个孙子陈棋还“能守楹书”，并且藏书有所增加。明朝还有太平县“聚书必曰黄氏”的黄孔昭、晚年建“朝阳阁”来藏书的谢铎，“藏书多万卷，积金无一钱”的临海林处善，性嗜书史、牙籖满架”的黄岩王逢圣，“列籖数千卷”的黄岩牟惠叙等。但是，元明两朝台州私人藏书总体上不如南宋。当然，与没有去挖掘有关系。像在吴晗的《江浙藏书家传略》中，只有谢铎的藏书事迹，却没有台州“聚书必曰黄氏”黄孔昭的藏书事迹。

清代乾嘉时期是台州私人藏书的全盛时期。尤其是一批闻名经学家，他们嗜书、刻书，并且藏以致学、学以致用，涌现临海洪颐煊、宋世荦、郭协寅等富有代表性的藏书家。洪颐煊“小停云山馆”藏书楼占地10多亩，建有兰雪轩、浣香亭等，有“花木泉石之胜”。清末临海藏书家黄瑞称，洪颐煊“小停云山馆”藏书共计32675卷，撰《倦舫书目》9卷，其子洪瞻墉撰补遗3卷。洪氏藏书称得上是台州私家藏书首富。宋世荦是藏书家，还是出版家，辑刻《台州丛书》甲、乙二集影响极大。这套丛书保存《赤城志》、《广绎志》等9种郡邑乡贤著述，“一时省内展转流播”，搜集地方文献成为一种风气。郭协寅是诸生，没有做过官，在他的“八砖书库”藏书楼所收藏的书中先哲乡贤遗书千余卷，编有《八砖书库目录》4卷，晚年因生活没有着落而靠卖书度日。

从晚清到民国初，台州私人藏书家史不乏书，临海屈映光的“精一堂”藏书3万余卷，太平（今温岭市）金广文蓄书数万卷。最大贡献是保存大量台州地方文献。近代著名学者项士元先生是台州私家藏书的集大成者，在1918年参与筹建临海县立图书馆时，捐书万余卷，让私藏公用。新中国成立后，项氏又把他的“寒石草堂”所藏文物、书籍分两次捐献给国家，共计藏书2万余卷、文物19箱。可以说，没有他的集藏与努力，就没有今天临海市博物馆的厚藏。

台州历代私家藏书的特点

台州私家藏书的发达与台州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出版业发达程度密切相关，历代台州私家藏书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爱藏乡贤著述及抄本、稿本

台州藏书家开始搜辑台州文献，从宋朝临海李庚开始。李庚聚书数万卷，辑《天台前集》3卷，林表民续之。

各县藏书家为什么爱藏乡先哲遗书呢？晚清黄岩藏书家王棻在光绪《太平县志正补》中说，因为这类书“向乏传本，或仅草稿，或年久失板，残编断简，寥寥垂尽者益夥。”临海市博物馆大量古籍都是黄瑞“秋籁阁”和项士元“寒石草堂”旧藏。

黄瑞，字玉润，号子珍，又号蓝叔，王棻在《三台名媛诗辑》序中说：“忆少时则留意乡邦之文献而恨同志者无其人，既而数子者出，吾邑有王子裳（咏霓）、杨定夫（晨）诸君，临海则子珍为最。”黄瑞在“秋籁阁”藏书楼里专门辟出“述思斋”集聚乡邦掌故诸书。民国31年（1942年），黄瑞的后代黄体元，字敏夫，将“秋籁阁”遗书旧存寄存到临海县立图书馆，单单乡贤之作就有400余种，新中国成立以后转赠临海县博物馆。

项士元平生以搜集台州历代乡贤著述和地方文献为己志。对这两类书，凡有所知，无不专程往访，或抄或购，以成巨藏，薪资所录，都花在书上。1935年，所藏715种，并编有目录，公之于世，以期进一步征集，后又陆续有所得。收集乡贤著述和地方文献如康熙《天台县志》、光绪《宁海县志》、清代温岭林之松的《绿天亭诗》、清代临海汪度的《台郡文献补》、《汪蓉塘文稿》1册、《周易观象》16卷、清代临海陈榕的《周官指南》、清代临海陈润芳著的《红豆庵随笔》7册等，保存无价的精神财富。

道光至清末，台州各家所藏大多趋于乡邦文献。清咸丰间，仙居王魏胜留心桑梓遗文。在阅读各种书籍时，只要有单词只字与乡邦文献相关，就随手抄录下来。从朱述之、司马绪处借抄宋朝名臣仙居吴芾的《湖山集》，又抄有陈仁玉所撰的、目前所知为世界最早的食用菌专著《菌谱》，并建“天香楼”藏书楼。

据《两浙著述考》记载，“石斋之书，抄本概归潘氏三之斋”，可见晚清临海藏书家潘日初“三之斋”的乡贤著述多从郭协寅那里买来的。郭协寅的旧藏“得流传未泯者，赖有此耳”。程霖在《咸丰临海县志稿》序中说，咸丰十年（1860），程霖、洪瞻台等在修《临海县志》时，他们“借书于潘上舍日初，得其可据者百余种。”这足以说明潘日初的“三之斋”藏书楼所藏乡贤著作相当丰厚。

“崇雅堂”是清末实业家、学者、藏书家、路桥杨晨藏书楼，藏有宋陈景沂《全芳备祖》58卷、明初陶宗仪《草莽私乘》1册、清朝宋世荦《台诗三录》8卷抄稿本、清李诚《周易解》5卷等乡贤著述。杨晨晚年常在鉴洋湖别墅居住，在瀛州亭，他还校录乡里先哲的著述数十种。

晚清太平陈树钧建造“枕经阁”藏书楼，藏书甚多，仅《二十四史》就有3部，台州先哲著述400余种。1952年5月1日，项士元“于十居仓中得陈氏枕经阁旧藏台州遗书近300种。”陈的同乡金嗣献，家有“鸿远楼”，藏书极富，尤留心乡邦文献，所聚藏的台州乡贤遗集不下500余种，仍抄访不倦。

晚清仙居李镜渠在《万历仙居县志》校勘后记中说，他家的藏书从他先曾祖开始，“累世蒐藏乡贤著述，卷帙颇多。”

他们爱藏乡贤著述，还可以从他们好编地方文献中可以看出。宋世荦辑刻《台州丛书》甲、乙二集，选辑邑文，以示地望之不凡。随后有洪颐煊刻《传经堂丛书》、晚清临海叶书刻《荫玉阁丛书》、近代临海秦栅刻《四休堂丛书》、黄岩王棻刻《台州丛书续编》、路桥杨晨刻《台州丛书后集》、温岭金嗣献刻《赤城遗书汇刊》、仙居李镜渠刻《仙居丛书》等。

藏书需要经济实力，没有经济实力作为后盾，买不起书只有抄，写出书稿也只有“把玩自珍贵。”项士元先生在晚年也曾经做诗说：“结习年来常仰屋，破囊积满未刊书。”台州历代没有藏书大家，与藏书家们财力有限直接相关。郭协寅“博学嗜古，好聚书，家贫不能购，从同里宋（世荦）、陈（淞）借钞之。尤留心桑梓故实，手录乡先辈遗书数百种，洪颐煊目为林表民。”路桥杨晨在《瀛洲咫闻》中称他“收藏台人著述最富，多旧钞本。”

黄瑞“秋籁阁”藏书楼内有许多书籍是他从黄岩王棻、临海叶书那里无间寒暑借钞来的。晚清临海叶书藏书3万多卷，“多储乡邦各种写本，”如元天台赖良辑《大雅集》8卷、明朝临海王允东等辑《三台文献录》23卷、明朝临海朱右《白云稿》11卷等，后都归项士元收藏。

戴勖屏（?～1924），字保容，又字子芗，号旭东，临海人。生平无他好，唯癖储书，尤留心地方文献，喜钞书。晚年眇一目，家亦贫甚，仍菟写不倦。他所手钞及所藏的乡邦文献各书多归项士元的“寒石草堂”及临海金氏的鸥园。

（二）注重藏书递承

台州历代私家藏书楼的寿限普遍较短，少则十数年，多则数十年，很少有超过三代百年以上的，他们命运多有书毁人亡。清代黄岩李诚“敦说楼”，先是因失火，楼内藏书大部被焚。到民国初年，因家道中落，后代不能守而尽售楼内之旧藏。又如郭协寅，他的儿子元晖（字晓村）早逝，后继无人，家道中落。郭协寅晚年，听说同乡潘日初也好聚书，经常拿着“八砖书库”的旧藏卖给潘氏。

台州历代私家藏书，像临海陈氏藏书，从宋代陈贻范到明代陈棋，三朝五代递承，在我国历代藏书家中都属罕见。

宏观地看，私家藏书分散零藏，彼此散聚，频繁兼并，使其具有韧性。明代太平黄氏藏书并不是从黄孔昭开始，六世祖黄珂在居处建读书堂，高祖、曾祖又创建“松桂轩”。及至黄孔昭，嗜书尤甚，每得一书，“皆亲手目过”，《温岭县志》说他在先辈藏书基础上“访求遗帙，至数万卷”，台州有“聚书必曰黄氏”之称。其子俌，字汝修，号方麓，承其书亦能守，并特地建造“业书楼”以贮藏。

在台州，一朝父子藏书递承的就更多了，像宋代临海林师蒧、林表民父子。明代，温岭谢铎家富藏书，复建书阁“朝阳阁”。清代最著名的有临海洪颐煊、瞻墉父子。天台金文田序金品三《介庵诗抄》说：“吾邑齐侍郎（齐召南）宝纶堂贮书最富，其书自四库中出多有人不及见者，侍郎嗣子木斋珍若异宝。”只是由于齐召南在学术方面名声显赫，人们忽略也是藏书家，后代还保存藏书。还有临海李旭阳的“习琴堂”到他的儿子李锣的“钟秀盦”，天台褚赏轩褚传诰父子。

藏书家之间也有传递，如郭协寅到潘日初、晚清临海葛咏裳“忆绿荫室”藏书到屈映光“精一堂”等，让读书人多几处心向神往之地，也传递藏书文化的感染力。

（三）藏以致用

历代台州私人藏书目的各人不同，有为了治学修身、嘉惠学林，也有为流芳百世、粉饰儒雅，或者把藏书作为夸耀的资本，甚至有以书邀媚权贵的。

台州的藏书家们立足民间聚书不易，具有开明见识为数不多，将藏书束之高阁、藏而不用亦不多。藏书读书，治学修身、学以致用，一些藏书家因此成为学者。清代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中所列的清代台州籍学者，其中属于藏书家4人：经学家、地理学家齐召南，经学家宋世荦，经学家、金石学家洪颐煊，小学家温岭戚学标。另外，如宋朝黄岩蔡瑞积极入世，藏书为嘉惠学林之用。叶适《赠子唯诗》中说：“蔡家五千卷，藏向石庵中。”蔡瑞建读书堂于仙都岩，叶适在《石庵藏书目》中说他的藏书的始发动机为“念及族人多贫，不尽能学”，特为购书造房，“愿读者处焉”。

宋末元初，黄岩王所弃官隐居故里，筑建南峰书院，讲学授徒，远近求学者众。元朝建立后，朝廷下诏起用南宋旧官，派人上门相请，被王所谢绝。以讲论经籍为主，旁及史书诗文。王所购藏图书1950册，并编有台州最早的一本书院藏书目录《南峰书院书目》。

历代不少藏书家藏书为了著书立说，或校勘刊刻秘藉以利后人。他们不畏艰辛，博采旁搜，征文考献，网罗散失，存史资治，并且利用自己藏书，编出台州历代的地方志书和诗文总集，以惠后人。如陈耆卿的《赤城志》、谢铎的《赤城新志》、戚学标的《太平县志》、王棻的《黄岩县志》等，以及李庚、林师葳、林表民的《天台集》，林表民的《赤城集》，黄孔昭、谢铎的《赤城后集》、戚学标的《三台诗录》、叶书的《临海诗录》等诗文总集。

综上所述，台州历代有不少藏书家，他们对台州的社会发展做出各自的贡献，私家藏书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保存现今的许多珍贵典籍，正是通过私家藏书绵延不绝的渠道得以保存和流传。透过藏书活动，不难发现台州私家藏书是所有藏书系统中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系统；时代越后，藏书家数量越多，藏书规模越大。私家藏书构成台州古代藏书的基础，并且形成爱藏乡贤著述及抄本、稿本，注重藏书递承和藏以致用等特点。

（胡平法）

南宋台州学派

台州与永嘉学派

东瓯“二徐”与郑伯熊

北宋徐中行、徐庭筠父子，籍贯临海，北宋崇宁间（约1104年）徙居黄岩委羽山。徐中行崇拜著名大学问家胡瑗（所创立的经术教法，被皇帝诏用，任职太学），千里投师到京城，参谒范纯仁，请其推荐，范先荐于司马光，后在胡瑗门下，一年学成而归。回家辟一小室，终日闭门危坐做学问。以后老父病故守墓3年，亲自耕种赡养老母，对贫穷乡里亲友亡故，慷慨资助，计十余人。科举进士不第，以教学为业，门人众多。良好的儒学教育，使学生素质高雅，入仕者多，清廉循良。元祐间（约1090年），徐中行好友罗适（今三门人）任两浙提点刑狱，向朝廷荐举；台州知府李谔再荐，并带领僚属官吏登门，均被谢辞。

徐中行教导弟子“格物、致知，以达於治国平天下”，自己却不入仕，原因是朝政先后被章惇、蔡京奸相把持，排斥忠良重用小人，《宋史本传》说徐中行“每一闻命辄泪下”。徐中行虽然是虚静忘我的学者，但对政局愤世嫉俗，一怒之下尽毁文章，隐居黄岩委羽山。有人恶意上门诘问，说隐居避荐是为了扬名。徐中行驳斥说，人无德行与禽兽相等，我主张要以八种德行去应试，并不是要由官员去推荐，所以我正是避名，非要名也。这人听后惭愧而退。此后，人们称徐中行为“八行先生”。

徐中行卒后，其三子徐庭筠（字季节），自小有志读书，父亡后为守孝，十年不娶妻。为人诚实恭敬，称“无惰容，戏色事”，即使好友有过失，当面斥责；贩夫走卒有一善，则称叹于口。南宋初，秦桧为相，开科考时试题多为歌颂偏安。徐庭筠说：“我欲不妄语，敢欺君乎？”谢绝黄岩县尉郑伯熊荐举，不去应试。有《咏竹》诗曰：“不论台阁与山林，爱尔岂惟千亩荫。未出土时先有节，便凌云去也无心。”住黄岩60年，身穿儒服，头戴幅巾，在乡间教学儿童为业，终身不至城府。当地里长集资买田屋，又上报公宅官田拨给，皆被谢绝。南宋淳熙六年（1179）85岁卒。

“二徐”的学说评价，南宋理宗时右丞相杜范说：“余祖父及乡族先辈，皆季节（徐庭筠）弟子。余幼时，已闻其笃行雅言，虽酬对俗语，非师训至会传诵，以相警厉。”[1]《宋史本传》说，南宋“淳熙间，常平使者朱熹行部，拜墓下，題诗有‘道学传千古，东瓯说二徐’之句，且大书以表之，曰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2]明中叶国子祭酒谢铎说，二徐先生是（北宋）崇（宁）宣（和）间人，“方是时台人未知洛学，而二徐先生已得湖学之传，而为朱子所景慕。如此则台之儒风俗，尚固已骎骎乎，与上国等矣。”（骎骎：快马奔驰）[3]还有“吾台之学，自徐八行先生倡先”[4]等诸说。

南宋永嘉学派的起源，当代史学家何炳松先生说：“自从郑伯熊和薛季宣中兴永嘉学派之后，在永嘉方面有陈傅良和叶适诸人的继起，同时在金华方面又有吕祖谦、陈亮和唐仲友三大头的出现”，“浙东的学派在南宋初期分为永嘉和金华两大支。永嘉一支创始于许景衡和周行己诸人，而中兴于郑伯熊和薛季宣。”[5]郑伯熊《宋史》无传，在卷459《徐中行附徐庭筠传》载：“黄岩尉郑伯熊代去请益，庭筠曰：富贵易得，名节难守。愿安时处顺，主张世道。伯熊受其言，迄为名臣。”南宋台州著名学者石 《徐季节先生墓志铭》（见《赤城集》和《黄岩集》）说：“郑公伯熊生日，有献歌诗者，先生（徐庭筠）作《上寿论》贻之。公得论喜尽，却贺者其罢也，求言於先生。先生曰：宝贵易得，名节难保。公敬受焉。”浙江大学教授束景南说：“台州文化源远流长，北宋时在台州就出了一个著名的理学家人物徐中行，又比如往后一点的徐庭筠。永嘉学派的大家郑伯熊，就是拜徐庭筠为老师的。所以温州的学者也讲永嘉学派是从台州学之而来的。”[6]叶适《水心集》中《利涉桥记》说自己从黄岩林叔和游学。

郑伯熊与叶适

郑伯熊（1124？～1181），字景望，人称敷文先生，22岁中进士，27岁任黄岩县尉，这一年拜徐庭筠为师。历官省正字，国子丞，著作佐郎，吏部员外郎。55岁以直龙图阁任宁国知府，后任福建建宁知府。著有文集30卷，传世仅《敷文书说》（对《尚书》的解说）。卒后朝廷赠谥文肃。郑伯熊在黄岩的传人有应恕、赵师夏等。明万历《黄岩县志》卷5：“应怒，字仁仲，由括苍徙居（黄岩）西桥。从县尉郑伯熊，专治经学，虽抱疾手不释卷。赵师夏昆弟无少长，咸师之。后与朱文公（熹）游。”

郑伯熊在永嘉的传人，有陈傅良、叶适等。《宋史•陈傅良传》：“永嘉郑伯熊、薛季宣皆以学行闻，而伯熊于古人经制治法，讨论尤精，傅良皆师事之。”叶适的《祭郑景望龙图文》说：“某之于公，长幼分殊，登门晚矣，承教则疏。”叶适又有《温州新修学记》：“故永嘉之学，必兢以御物欲者，周（行己）作于前，而郑（伯熊）承于后也。”郑伯熊的门人还有永嘉木待问、金华潘景宪、鄞县楼钥，以及其弟郑伯英，叶适是最后门人，相隔26岁，在乾道八年（1172）23岁时向郑伯熊请益，故说：“长幼分殊”。

清初的《宋元学案》卷32《周许诸儒学案•郑伯熊传》：“（南宋）绍兴末，伊洛之学几息，永嘉九先生之诸言且将衰歇。郑伯熊与其弟并起，首雕程氏书于闽中。由是永嘉之学宗郑氏。乾淳之间，永嘉学者连袂成帷，然无不以先生为渠率。”（渠率即领袖）《四库全书总目•书类•郑伯熊书说提要》：“绍兴末，伊洛之学稍息，伯熊复出而振起之。盖永嘉之学自周行己倡于前，伯熊承于后，吕祖谦、陈傅良、叶适等皆奉以为宗。”

叶适与陈耆卿

叶适（1150～1223），字正则，号水心居士，永嘉人（今温州）。淳熙五年（1178）进士第二，终官宝文阁学士、通仪大夫。叶适师承郑伯熊、陈傅良，又在两人的基础上将永嘉事功之学系统化，从而集其大成，使永嘉学派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足而三，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光辉夺目的浙东学派。叶适又是南宋文坛杰出散文家，“文章雄赡，才气奔逸，在南渡卓然为一大宗。”[7]南宋末叶绍翁说：”水心先生之文，精诣处有韩、柳所不及，可谓集本朝之大成者矣。”[8]叶适著有《水心集》50卷，为永嘉学派与散文的精粹创作。

叶适弟子有35人，各有所长。“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欲以事功见其门庭，盖又别为一家”。[9]可见事功之学仅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学术思想，被叶适推到顶峰，无人可以超越。发展学术思想非常人所为，而文辞则不同，可以深化发扬。“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10]叶适之后，永嘉学派事功学术逐渐式微，转而演变成文学流派。叶适的大弟子周南（字南仲，吴县人），是个继承事功的杰出人才，55岁逝。嘉定元年（1208），叶适58岁免官回乡，逝于嘉定十六年，其间在乐成（乐清）、黄岩（今黄岩、温岭）教学授业，培养出许多名士。后人在黄岩叶适讲学处建毓英庙和衣冠冢。“水心先生汲引后进如饥渴，然周南仲死，文字之传未有所传，晚得筼窗陈寿老，即倾倒付嘱之”。[11]陈耆卿成为周南之后的主要传人。“叶公既殁，筼窗之文遂岿然为世宗，盖其统绪正而气脉厚也”。[12]

陈耆卿（1180～1236），字寿老，号筼窗，临海人。嘉定七年（1214）进士，终官国子司业，著有《赤城志》和《筼窗集》等。叶适有《题陈寿老文集后》，称陈的文章“驰骤群言，特立新意，险不留怪，巧不入浮”。以陈耆卿为首的同一代学子有10余人，在黄岩（温岭）、临海等地，如丁希亮、丁木、王汶、葛绍体、王象祖等。“丁希亮，字少詹，闻叶水心授经乐成，往受且焉”，“丁木，字子植，尝从叶水心游”，“王汶，字希道，尝师事王公绰、叶水心二先生”，“葛绍体，字元成，与弟应龙师事叶水心”。[13]以上5人均传承叶适的文学之道，无事功思想。如丁希亮“口诵手抄，卷册满屋，纵笔所就，词雄意确”。丁木“家居为园，日吟咏其间，四方来学者甚众”，王汶“援笔为文，日由千百言，与陈耆卿、吴子良辈为友”。葛绍体“善属文，有《四书述》”。[14]临海王象祖，字德甫，人称大田先生，“尝以文见水心，水心所谓尘垢拭杯案者也。其文简古老健，虽筼窗亦畏之，第于褊不及筼窗圆活，然非有意不为文，非有味不为句，尤未易及”。[15]

第二代传人有临海吴子良、黄岩车若水等。吴子良是陈耆卿表弟，字明辅，号荆溪，官至太府少卿，湖南运使。他在《筼窗续集序》说：“十六从筼窗，二十四从叶公，公亦以嘱筼窗者嘱予也。”叶适称赞吴子良：“文墨颖异，超越辈流，意特新，语特工，韵意特高远，虽昔之妙龄秀质，其终遂以名世者，不过若是。”[16]车若水在《脚气集》说：“予登筼窗先生门，方逾弱冠。筼窗一旦于人前见誉过当，同门初不平，久方浃洽。”车若水与王象祖经常议论文辞，认为“文学之趋曰靡”，而张栻、吕祖谦、朱熹“造儒术而非文艺”，两人肯定“独水心持作家之权，一时门人，孰为升堂，孰为入室。晚得陈筼窗，而授之柄，今筼窗之门亦多矣”。清代全祖望说：“是时天台（指台州）学者皆袭筼窗、荆溪之文统，车氏（若水）能正之。”[17]

自叶适、陈耆卿、吴子良之后，人才凋落，车若水因祖父“不悦，仍弃永嘉学派”，改入朱熹理学，师从杜范。元初，永嘉文派从台州向北发展。第三代是吴子良弟子、宋末元初宁海舒岳祥和刘庄孙。舒岳祥（1218～1298），字舜候，宋末官承直郎，宋亡不仕，在故乡阆风里筑阆风台，人称阆风先生。“少时以文见吴子良，即称其异秉灵识，如及终贾。其诗文类皆称臆而谈，不事雕缋”。[18]刘庄孙，字正仲，号樗园，与舒岳祥齐名，著有《易志》、《诗传音旨补》等10种。第四代是元初舒岳祥弟子戴表元，奉化人。第五代是戴表元的弟子袁桷，庆元人（今宁波）。戴表元与袁桷是元代江浙文坛领袖和文辞大家。

结  语

从北宋郑伯熊在黄岩以徐庭筠为师，回乡初创永嘉学派，传至叶适，发展成为永嘉事功之学，奠定浙东永嘉思想；传于陈耆卿，开启文学流派至元代，历时200多年，传承7代。叶适是承前启后集学术与文辞的大师，是永嘉“学宗”和“文宗”。叶适学术与文辞的转折点可用《宋元学案》卷55概括：“自水心传于筼窗，以至荆溪，文胜于学，阆风则以文著矣。”从“文胜于学”到“以文著”，这是永嘉学派从学术演化为文辞的真实情况。又可说成永嘉学派源流或萌芽在台州，永嘉学派转变成文辞流派也在台州。

南湖学派的传承

朱熹与台州理学门人

理学，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糅合佛教、道教一些思想，形成以儒学为主的新儒学，成为两宋和明、清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使儒家思想更加哲理化，以北宋程颢、程颐，南宋朱熹为代表，又称“程朱理学”。在“二程”众多的弟子中，以谢良佐、吕大临、杨时、游酢最有名，称为“程门四大弟子”，以谢良佐最有创造性，以杨时为“传道”之功最巨。南宋以朱学为大宗，此后中国800年历史，一直是朱熹的理学思想为正宗。

南宋绍兴初，“二程”理学在台州地域影响较小。原因之一，绍兴六年（1136）十二月，左司谏陈公辅（临海人）上疏论劾：“在朝廷之臣，不能上体圣明，又复辄以私意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学，相率而从之”，“狂言怪语，淫说鄙喻”，“臣谓使颐尚在，能了国家事乎？取颐之学，令学者师焉，非独营私植党，复有党同之弊，如蔡京之绍述。”陈公辅要求“皆屏绝之”。[19]南宋中叶淳熙八年（1181）七月十六日至九月四日，朱熹任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巡行台州，发现知府唐仲友贪赃，连续6次上疏弹劾。由于唐仲友是王淮姻亲，引起王淮亲信吏部尚书郑丙上疏“诋程氏之学，以沮丧先生（指朱熹）”[20]，御史陈贾亦指责“道学者，大率假其名以济其伪”[21]，于是掀起朝野反理学之风气。

从南宋初“绍兴末，伊洛之学几息”，[22]到南湖学派的形成约50年时间，台州理学人物主要有“程门四大弟子”谢良佐之从子谢克家和其子谢伋。谢伋继承其祖谢良佐学说，南宋绍兴八年（1138）冬，为避免秦桧迫害，辞去太常寺少卿之职，与父参知政事谢克家一同隐居黄岩灵石寺，一直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秦桧死后复官。在黄岩18年时间，开辟药园，教学授徒为生，传播“二程”学说。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任处州知州，绍兴二十七年（1157）十月，提举两浙路茶盐公事。第二年七月，因“监司守臣之失察”等原因被降官，（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0《谢伋徐康降官制》）。谢伋一生命运坎坷，仕途不显。“艰难时（指金兵破开封）往来青城，毁容败服，实佐其父（谢克家）奉传国玺走宋州，高宗知之，自用为祠曹郎兼太常少卿，垂赐第，掌诰命矣。会有秦氏之厄，摈落二十年，始稍外迁而公死”。[23]谢伋学术传承理学，又能诗文，著有《药寮丛稿》20卷，叶适作序；还有一部名著《四六谈麈》被收入《四库全书》。

淳熙初（1174），朱熹的学友应恕从括苍迁居黄岩西桥，开学授业，“赵师夏昆弟无少长咸师之”[24]。应恕与朱熹论述大学、中庸、礼、书、易、本义六书，朱熹说：“恨见闻卑浅，望详赐谕，勿使有待后世子”[25]，朱熹称为“隐居老友”。杜范称颂应恕：“尝待父兄听诲言，今思之恨，勿获在弟子之列。吾乡固多士，而开义理之渊源，揭词华之典，则实自先生始。”[26]

经谢伋、应恕不懈地弘扬，当朱熹到台州时，一批士子纷纷投入门下。“临海石 、林恪，黄岩林鼐、林鼒、赵师渊、赵师夏、赵师 、杜煜、杜知仁、杜贯道、池从周，天台潘时举，仙居吴梅卿，皆从之受业”。[27]经章安石 荐举，杜煜、杜知仁礼请朱熹到黄岩樊川书院讲学授徒，“先是朱文公与南湖（杜煜）、方山（杜知仁）二杜公讲学于此”[28]，“元晦朱夫子寄迹樊川，著书授徒，乡先贤亲出其门”[29]，“文公使节又尝著书于樊川”。[30]朱熹在黄岩樊川时间虽不长，但以杜煜为首的学派，在台州开始传承。因杜煜号南湖，故称为南湖学派。元代文献书院记：“文公以宋大儒提举浙东，而邑士从游者彬彬最盛，师友渊源有自来矣。”

朱熹到台州有两次，第一次是乾道九年（1173），受朝臣倾轧任“提举天台山崇道院”，这个闲差使朱子游历台州各地，执教黄岩樊川书院。明代谢铎在《赤城新志》引用明初宋濂文集记载，“受业者几遍大江之南，而台为特盛”。门人有石 、杜煜、杜知仁、赵师渊、林恪、潘子善、郭磊卿。[31]喻长霖的《台州府志》引用明金贲亨《台学源流》，增加林鼐、林鼒、赵师夏、赵师 、杜贯道、池从周、潘时举、吴梅卿。《赤城新志》入传有杜煜、赵师渊、郭磊卿、石 。[32]第二次是淳熙九年（1182），朱熹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时巡行台州。这是有实权的差使，实际在台州不到1个月。

当代著名世界朱子学权威陈荣捷先生所著《朱子门人》说，朱子门人以福建最多计164人，浙江第二计80人，江西第三计79人。“次于福建省为浙江，人数亦多，其一主因乃朱子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1181～1182年），巡察各属，所至必有学者来归”。[33]名列《朱子门人》书中台州中共18人：石 、池从周、吴梅卿、杜知仁、杜贯道、杜煜、林恪、林鼒、林鼐、郭磊卿、赵师 、赵师夏、赵师雍、赵师渊、赵师蒧、赵师端、赵师骞、潘时举（不含应恕）。这本书史料来源：朱子文集、朱子语类、象山全集、勉斋集、宋史、大明一统志、朱子实纪、考亭渊源录、宋季元明理学通录、万姓统谱、经义考、道南源委、儒林宗派、宋元学案（及补遗）、朱子年谱、朱门弟子师事年考，共17种史籍。史料之丰实，非地方志所能企及。

陈先生所列朱熹台州人门18人中，除石 （临海）、吴梅卿、郭磊卿（仙居）、林恪、潘时举（天台）外，13人是黄岩人。明万历《黄岩县志》卷5记载朱子门人：应恕、林鼐、林鼒、赵师渊、赵师夏、杜烨（煜）、杜知仁、杜贯道、赵师端、池从周、赵师雍、赵师蒧，共12人。

南湖学派及其传承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1610～1695年，余姚人），及其子孙，还有著名学者全祖望等，编出《宋元学案》100卷，到道光间付梓时，已是黄宗羲卒后约150年。《宋元学案》是系统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必读书之一，也是中国历史100部名著之一。所谓学案，就是介绍各家学术，分别加以按断（按与案同），即加以评说、论断，其体例属于学案体。南宋朱熹《伊洛渊源录》，“记周子以下及程子交游门人弟子言行”，开创学案体，以后宋史中《儒学传》、《道学传》，黄宗羲《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都是学案体。

《宋元学案》全书100卷，共有86个学案，立案标准：凡在宋元理学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理学家和学术流派；在弘扬师说，发展理学思想有独特的贡献。黄宗羲原本是大学案，如晦庵（朱熹）等六大学案，经全祖望补充定案有30卷，从原本中分出别立一案，突出这些理学家学术地位。《宋元学案》卷48是《晦庵学案》，即朱熹学派，朱子传人中以蔡元定、蔡沈父子，黄幹、辅广、陈埴、杜煜、陈淳诸儒最为显要。

《宋元学案》卷66《南湖学案》，是据黄宗羲及其子孙原本，由全祖望补充而定。全祖望说：“南湖杜氏兄弟之在沧州（指“二程”），亦其良也。再传而有立斋（杜范），为嘉定以后宰辅之最，声望几侔于涑水矣（指司马光），其学传之车氏（车若水）。是时天台学者皆袭筼窗（陈耆卿）、荆溪（吴子良）之文统，车氏能正之。”[34]这段文字说明南宋后期台州有陈耆卿、吴子良传承叶适永嘉学派，有杜范、车若水传承朱熹理学的南湖学派。南湖学派的传承，除杜煜、杜知仁，还有车瑾。车瑾的家学（家传）是其子车似庆、车似度，其孙车倬、车安行、车景山，曾孙车若水、车绾。车瑾的门人有蔡梦说，蔡的门人有黄超然、高志伊等。

以上两支传承，均汇集于车若水，时已南宋末叶。《宋元学案》记载车若水的“讲友”有胡常、沈可亨，“同调”有蔡春山、戴良齐，门人有盛象翁、潘希宗、金叔明，戴良齐门人有吴澄。

明代台州学者谢铎《伊洛渊源续录》，是继朱熹《伊洛渊源录》之后的理学史。前者14卷，明确理学开创及传衍的历史统绪，后者以朱熹理学为宗旨，以朱熹门人为主，共6卷23人，其中南湖学派有杜煜、杜知仁和赵师渊等人。谢铎说：“台（州）之学实始于南康石公子重，子重介南湖杜公晔与其季方山知仁，以及纳斋赵公几道，皆亲登文公之门。由是二杜公一传而为丞相清献公范，再传而为玉峰车公若水，玉峰则又缔交于文宪王公（王柏），而寿云黄公超然则又往来师友于其间者也。”[35]

从南宋中叶至清末民初，南湖学派在台州南部传承近800年，每个朝代都有著名人才和著作。如南宋赵师渊《资治通鉴纲目》、杜范《清献集》，元代朱右汇编“唐宋八大家”，中国著名哲学家吴澄，明代谢铎的文集和哲学家黄绾《明道编》，清代王棻《台学统》等。南湖学派是朱熹在台州乃至浙江的唯一学派，是台州历史文化的代表。浙江大学教授束景南说：“《宋元学案》里有《南湖学案》，就是讲台州文化的学派。”[36]

注  释：

[1] 《清献集》卷17《跋徐季节文》。

[2] 《宋史•徐中行传》卷459。

[3] 明宏治《赤城新志》卷4。

[4] 明嘉靖《太平县志》卷6。

[5] 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第六章《浙东学派的兴起》。

[6][36] 束景南在2002年12月“温岭大溪文化周”发言。

[7] 《四库全书总目》卷160。

[8]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卷1。

[9] 《宋元学案》卷55。

[10] 《宋元学案》卷54。

[11] 吴子良《林下偶谈》卷2。

[12] 吴子良《筼窗续集序》。

[13][14] 明万历《黄岩县志》卷6。

[15] 车若水《脚气集》。

[16] 叶适《水心集》卷27《答吴明辅书》。

[17] 《宋元学案》卷66。

[18] 《四库全书总目》卷165。

[19]  《宋元学案》卷24《上蔡学案》。

[20]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7。

[21] 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上。

[22]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8。

[23] 叶适《水心集》卷12。

[24] 明万历《黄岩县志》卷5。

[25] 民国《台州府志》卷104。

[26] 杜范《清献集》卷17。

[27] 民国《台州府志》卷99，引明《台学源流》。

[28] 清光绪《黄岩县志》卷8。

[29][30] 清光绪《黄岩县志》卷9。

[31] 明弘治《赤城新志》卷4。

[32] 明弘治《赤城新志》卷22。

[33] 陈荣捷《朱子门人》。

[34] 全祖望《南湖学案序录》。

[35] 《谢铎集》卷17《题伊洛渊源续录后》。

（严振非）

南宋台州上供与酒业

上供赋税

南宋时期，田赋（夏税秋粮）是县级政府为国家征收的主要赋税。

南宋县以下乡村，按有无田产和应否负担税役来划分主户和客户。主户以田产和物力划为五等，每户2O亩以下为第四等，1O亩以下为第五等，合称下户，其中第五等最多。南宋时，亩产粮食见于淳熙九年（1182）朱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奏救荒事宜状》，浙东“六县为田度二百万亩，每亩出米二石，岁收四百余万。”亩产米2石，折今量357市斤，按稻谷为714市斤，这个是丰收产量，与上世纪40、50年代相近。四等户按2O亩计，产米40石；五等户按1O亩计，产米2O石。养活5口之家至少要有30亩田，其中口粮就需要18石米，多数五等户实际上已沦为佃农。

南宋《赤城志》卷16《财赋门》记载“上供”项目繁多，按五等人户征收户税（户资钱），全部起发（解送）到户部左藏库。

紬2535匹。以诸县第一等户资钱、家活钱起纳，夏税和买。和买是官府发放贷款，百姓按期上缴紬绢等物。紬的上供，是根据一等户的资产（户资钱和家活钱）确定征纳数，于夏税定和买额。

绢11112匹。以诸县第二等、第三等户资钱、家活钱起纳，夏税和买。绢的上供由第二等、第三等户完纳，除解送左藏库，余绢桩支本州官兵衣赐等用。桩指月桩钱，南宋时将部分杂税合并征收，充作军需。

折绢钱1l434匹，按每匹4贯计算，共折钱45736贯。以诸县第四等、第五等的户资钱起纳，从夏税征收起发。嘉定十三年（1220），本州起发一半绢钱。以后经户部批准，均按嘉定十三年定额起发。

绵28914两。以诸县户资钱折成银两缴纳。

折帛钱226998贯28文。以诸县第一等至第四等的户资钱起纳，夏税和买。（折帛钱是上供和买紬绢，改征银钱）

经总制钱156054贯344文。征收本州与诸县酒税及牙税、契税、头子钱（附加税）、楼店附房钱等十余项杂税。经总制钱是经制钱和总制钱的合称，是朝廷重要的财政收入。

还有12种上供项目，多则如籴本钱9万贯文，小则如在京官员顾钱100贯文，外任官供给钱320贯文，其中僧道免丁钱6623贯500文。以上是台州上供朝廷国库赋税。

台州每年向转运司起发数额较大的几项，有系省窠名钱（核定赋税）10855贯720文，耗剩米钱1万贯文，盐钞纸札2万张。向提刑司起发3项共1000贯文，纸札1.5万张；向提举司起发盐5029袋，茶200斤；向坑冶司起发铅铁坑钱1590贯312文；调拨福建建宁府绢165匹，绵子1000两。

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台州有主客户26614户，人丁（纳税的成年人）318219人，负担项目繁多的赋税，百姓不堪重负。《赤城志》成书于嘉定十六年（1223），记载财赋大都以前几年实况，即南宋中期（宋宁宗时代）经济。刑部尚书吴泳的奏疏说：“昔号某州为殷富者，今则为空穷州矣；昔称某邑为壮大者，今则为凋敝邑矣。上户折为中户，中户变为下户。”[1]《赤城志》总纂陈耆卿说；“民输州县，州县输朝廷，今输州朝廷者既不轻，则输州县者亦安得而省耶？而况输朝廷之外，群用百出。以故昔号羡余，今称寡匮。”[2]台州在南宋前期称为富庶之地“昔号羡余”，因宋金战事等原因，“建炎后，官吏丛脞，兵旅绎骚，民生产作业益艰”[3]，又加上不断增加的赋税，经济状况衰落凋敝。

酒  业

造酒业专卖制度

南宋时，对造酒业实行专卖制度，严禁私酒酿造买卖，采取缉私措施。地方政府设置专管酒务的官吏，征收酒税。台州及各县设酒税监，如秦桧党羽曹泳任黄岩县酒税监，朱熹门人黄幹任台州酒税监。南宋巡检官兵，除维持一地治安外，还受命缉私禁物，如盐、茶、酒和各种金属。南宋法律规定：“诸私造酒曲沽卖，并舍邻知而不纠”，与私酿沽酒曲者一同治罪。[4]

北宋熙宁（1068～1O77）之后，宋神宗将官府经营的酒坊、河渡，用实封投状（即招标），由出价最高的买扑者（即中标）承包经营，向官府缴纳钱物，称为坊场钱。南宋时，因宋金战争形态，缴纳坊场钱益增，规定百姓不得私自酿酒，如需用酒，可自备粮食到朴买坊场加工酿造，收取各项税费。南宋中叶，临海县有酒坊15处，黄岩县有3处，天台县有6处，仙居县有5处，宁海县有4处，另有32处已废。[5]赵汝愚在《上宰执论台州财税》说：“财赋所赖，唯有榷酤（酿酒）。今环城内外，私造酒曲者二千余家，三务监管六员，终日所收本息才数十千，不充官吏之费。”车若水在《新蠲五邑坊场河渡钱记》说：“台州旧为酒坊六十有六，有名无实，害在村落，而利及于有司。有司无所获，上征不贳，遇太守怒，即一但束湿窘承额。承额者捕所不快，系于官，累累鞭挝，不知何以获罪。”谢采伯在《台州奏行万户记》：“臣尝两佐州，四典州，私酿亦固有之，然令下之日，秋毫无犯。独臣里中（谢家在临海）更守臣十余人，绳以一切，其弊自若走卒坐铺，讥逻旁午，而匿奸藏慝，反滋弊薮。酒曲秫米之四邻，与在城内外之饮客，捶楚日报，而私酿日盛，而官额绌亏，本息折阅，承流宣化者亦付之于无可奈何而后止。”

朱熹巡行台州，据临海县长乐乡人户沈三四、毛细九、张四八状，在弹劾知府唐仲友第四状中写道：“各住乡下，地名迹村江，次取州五十来里，即非禁地内人户。七月初九日暮，有船三只系酒务脚子杨荣等到家捉酒，沈三四等为天旱雇觅人工车水，虽有些白酒吃用，却不曾将出沽卖，即被捉押，及将各家衣服搬去拷打，抑令供认罚钱三百八十贯，缘无从出，被酒务专匠林椿、陈明等妻作沈三四等在州界内卖酒本州，并从徒罪断遣监纳赃钱，无可送纳乞行根究，遂送本州通判赵善，及根究施行。据申唤到酒匠林椿、脚子杨荣供，本务以课利沽卖迟细，本州日拘纳钱二百二十贯文，缘天气亢旱，禾初失败，细民阙食，遂致发酒货不行。缘本州拘定额钱稍或违欠官吏得罪，不免于在城造贩私酒之家，搜捉罚令纳钱，补趁课利。本务探问有沈三四等家在禁界外，逐人薄有家产，当用工车戽田亩之时，须有造下酒货，是林椿同专知陈明前去捉获，勒令逐人罚钱以助课利，不纳，解州作徒罪科断追犯酒赏钱。”

公使酒

宋代，朝廷允许州一级行政机构，设置公使库，存放公使钱，又称公用钱。宋代地方官员除俸禄之外，按等级每月给钱，用作宴请、馈赠及迎送来往官员。因这笔开支浩繁，设在公使库，收支有一定的制度。公使库钱来源：一是向下属各县摊派；二是官府开办典当、药铺、酿公使酒、经营场坊获利，以出卖公使酒获利最多。公使酒带有贿赂性质，“江、浙诸郡，每以酒遗中都官，岁五六至，至必数千瓶。”[6]台州公使库瓶酒，每瓶大致1升左右。

公使酒是官场应酬、迎来送往、互相馈赠而酿制的公费消费品，还用于犒赏将士。公使钱是用于接待、宴请、馈赠，以及官员赴任、离任、赴京公干等各项支出。公使酒不准出卖，两浙允许造公使酒有台州等8个州，每月限定酿造额3石米，但往往超倍酿造，官吏利用公使酒渔利，或投入私钱于公使库酿造。虽然朝廷规定公使酒不许卖，但地方官事关财政收入，酒利丰厚，各地公使库均造酒卖酒。南宋初绍兴间，各州县利用公使库“广行造酒，置店酤卖，乃巧作名目，别置酒库，或于省务寄造，并不分隶，搀夺省司课利，政使诸路酒务，例皆败坏，亏少国计。”[7]南宋中叶，财政困难，朝廷允许州一级将公使酒代替供给公使钱，全国公使库普遍公然卖酒收钱。

淳熙八年（1181），浙东发生大水旱灾，当地民众“卖田拆屋，所伐桑柘，鬻妻子，贷耕牛，无所不至，不较价之甚贱，而以得售为幸。”[8]丞相王淮荐举在江西修举荒政有功的朱熹，改任浙东茶盐公事，主持浙东荒政。次年七月十六日，朱熹巡行台州，至九月四日，连上六状奏疏严词弹劾台州知府唐仲友（金华人）（奏疏收录《朱文公集》卷18、19）。朱熹第三状说唐仲友“到任以来，以此（指供给钱）为名，公库每日货卖生酒至一百八十余贯，煮酒亦及此数。一日且以三百贯为率，一月凡九千贯，一年凡收十万余贯。其所造酒、米麦之属，既并取于仓库羡余，而所收息钱太半，不曾收附公使钱历，并是入己。”朱熹说：“公使库自来不许卖酒”，而唐仲友“抑勒人户卖公使库酒，催督严峻。”所卖酒钱“妄行支用，馈送亲知，刊印书籍，染造匹帛，制造器皿，打造细甲兵器，其数非一，逐旋发归乡里。”依据诏书“所造公使正赐库酒，并抑遵依成法，止合自供食用并馈遗官员，不得过数酿造，违法出卖侵耗国用，如违，除本罪外取者，重作行遣。”

注  释：

[1] 《鹤林集》卷17《论郡县人心疏》。

[2] 《赤城志》卷6《财赋门》。

[3] 《赤城志》卷37《风土门二》。

[4] 《庆元条法事类》卷28。

[5] 《赤城志》卷7。

[6] 《朱文公集》卷19。

[7]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十》。

[8] 《朱文公集》卷18。

（李银坤）

诗人戴复古

在我国历代诸多诗派中，南宋时期的江湖诗派，历史较长，影响亦大，涉及的人最多，仅四库全书本《江湖小集》和《江湖后集》就收有一百多人的作品。江湖派诗人出现于高宗、孝宗时期，盛于光宗、宁宗、理宗时期，以至于宋末，与整个南宋历史相始终。江湖诗体，受“四灵”影响，反对“西崑体”和江西派，以在野之身，写江湖之情景，别具一格，成为后世处江湖者标榜之旗帜。江湖派中最有资格的代表当首推戴复古，他布衣终身，而诗作繁富，在南宋诗坛上“负盛名五十年。”同时期的文人学士就称赞他：“其诗清苦而不困于瘦，丰融而不豢于俗，豪健而不役于粗，闲放而不流于漫，古澹而不死于枯，工巧而不露于琢，闻而争传读而亟赏者何啻数百千篇！”“天然不费斧凿处，大似高三十五辈，……晚唐诸子，当让一头。”而他的词被《四库全书提要》称为“豪情壮采，直逼苏轼。”这些似略有过誉，但清人评之为“晚宋之冠”，应是比较恰当的。戴复古的诗词能达到如此境界，当自有其渊源。

一

戴复古一生未入仕途，奔波于江湖之上。南宋政治的腐败、官场的虚伪和庸俗、郁郁不得志的坎坷经历，给他的诗词创作以深刻的影响。在作品中，有伤时忧国的激愤、中原陷落的惨痛、壮志难酬的慨叹和对大好江山的歌咏。在他那色彩斑斓的诗作里，始终贯串着一个爱国主义和关心人民疾苦的重大主题。戴复古诗词的思想内容有五大特点：

伤时忧国

戴复古一生布衣，半世江湖，但他未能忘情山水，却常为国事担忧。宋朝与金、蒙发生的几次战事，他的诗作中都有反映，使人感受到一颗滚烫的爱国之心。“昨日闻边报，持杯不忍斟。壮杯看宝剑，孤愤裂寒衾。风雨愁人夜，草茅忧国心，因思古豪杰，韩信在淮阴。”开禧二年（1206），北伐失败，金兵九路南侵，形势岌岌可危，他想起了淮阴侯韩信，顿生“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之慨。因为国无良将，而统治者又不思卧薪尝胆，“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致使草茅之臣长夜难眠，有酒也不忍斟。1221年，金破宋蕲州、黄州，形势再度紧张，诗人作《遇淮人问蕲黄之变，哽噎泪下不能语，许俊不解围，乃提兵过武昌》记载此事，并谴责许俊拥兵自保的行为。1227年楚州军乱，姚翀平定兵乱，诗人作《寄姚楚州》赞扬“临机一着妙，入境众心安。”

戴复古一生希望收复中原，恢复故国。年青时就期望儿子长大能“为国取中原，辟地玄冥北。”到老还希望老朋友丰有俊能“唤起东山丘壑梦，莫惜风霜老手，要整顿封疆如旧”，可是现实十分令人失望，他在《盱眙北望》中写道：“北望茫茫渺渺间，鸟飞不尽又飞还，难禁满目中原泪，莫上都梁第一山。”面对着“乾坤限南北”的局面，有山而怕上，诗人对朝廷以淮河自守，不图恢复，感到无比痛心和愤慨。这首诗与刘过的《登多景楼》相比，有异曲同工之妙：“壮观东南二百州，景于多处最多愁。江流千古英雄阻，山掩诸公富贵羞。北国怀人频对酒，中原在望莫登楼，西风战舰成何事，空送年年使客舟。”偏安一隅的耻辱，时时咀嚼着作者痛苦的心，目击大好河山变成膻腥之地，故国之思更加强烈。“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带晓鸦，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无主小桃、茫茫烟草、晓鸦绕树，败垣故井，真实的记录一片凄凉景象，构成引起人们伤感的氛围，使缕缕怀旧之意升华为忧国忧时之情，把应该是充满生气的桃花、井灶、矮墙等意象，与当今满目萧瑟的具象缠绕在一起，更深刻而含蓄地透露出故国山河沦落之恨。此中高超的手法，可与杜甫比拟，所以姚镛指出：“至于伤时忧国，耿耿寸心甚矣，其似少陵也。”

讽喻朝政

戴复古以在野之身，对时政往往看得更为明白，对局势的剖析也更大胆、犀利，所以王子文在《石屏集序》中评价是：“长篇短章，隐然有江湖廊庙之忧，虽诋时忌，忤达官弗顾也。”

嘉定七年（1214）5月，金迁都南京（开封），真德秀上书奏边事，不顾忌讳一疏万言，略言：“今当乘敌之将亡，亟图自立之策，当事变方兴之日，示人以可侮，是堂上召兵，户内延敌。请罢金岁币。”事后，戴复古获见此疏，伏读再三，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一气呵成三百余言的长篇古风，坦率地写出对时政的见解：“百年河海行胡朔，恨满东南天一角，夷甫诸人责未酬，志士愁眠剑锋落。……请朝廷，厉精兵，择良将，办多多，策上上，更选人材，老练通达，分守要冲，讲明方略，一贤可作万里城，一人可当百万兵，当令国势九鼎重，所赖君心一点明。”“朝廷为计保万全，往往忘却前朝耻。”

端平元年（1234），南宋派孟珙联合蒙古兵灭金后，南宋上下兴高采烈，边臣论功，朝臣颂德。诗人头脑清醒而有远见，在《闻时事》中写道：“昨报西师奏凯还，近闻北顾一时宽，淮西勋业归裴度，江左声名属谢安。夜雨忽晴看月好，春风渐老惜花残，事关气数君知否？麦到秋时天又寒。”诗人敏锐地看出今后局势将更危急，蒙古人将更难对付，蒙古取金后又将南进灭宋。“麦到秋时天又寒”一句，既明显又含蓄地指出在这种虚假的胜利之后，接着将象秋时转寒一样，国家更大的危机就在后头。后来事实的变化，果然证实预言。

还有如“邦计伤虚耗，边民苦乱离，诸公事缄默，三学论安危。灾异天垂戒，修为国可医，传闻上元夜，绝似太平时。”以边民之苦与上元夜对比，以诸公的缄默与三学上人越职论事对比，嘲讽统治者的醉生梦死。“黄屋见闻远，朱门富贵忙，屠沽思报国，樵牧解谈王。”生动地表现下层人民心系国家的爱国主义精神，也表达了诗人关心时局，哀其不争的心情。

同情人民疾苦

诗人从小来自乡村，游历江湖，也长久地生活在社会中下层人们中间，对群众的疾苦有深切的了解。所以他写群众生活，写人民的疾苦，也就特别真切感人。如《大热》：“田水沸如汤，背汗湿如泼，农夫方夏耘，安坐吾敢食！”诗中写天气之热和大热中农夫耕作之苦，自己不敢安坐而食，表达对农夫的朴素的感情。南宋战祸不断，苛捐杂税繁多，负担沉重，农夫受耕作之苦，却享受不到丰收之乐，作者在《织妇叹》中运用对比手法，揭示得尤为深刻：“春蚕成丝复成绢，养得夏蚕重剥茧。绢未脱轴拟输官，丝未落车图赎典。一春一夏为蚕忙，织妇布衣仍布裳。有布得着犹自可，今年无麻愁杀我。”以织妇自叹的形式，诉说她们的愁苦，一年辛苦，为人作嫁，到头来连筹办麻布衣服御寒都成问题。石屏诗中悯农之作较多，而《嘉熙已亥大旱六首》和《庚子荐饥六首》记录诗人在家乡亲身经历的嘉熙元年和二年大旱灾，堪称为这类诗代表作。作者从“四野萧条甚，百年无此荒”的景象写起，写出数万饥民嗷嗷待哺，饿殍遍野，而富户却乘时闭粜，官府赈恤，也只是一纸空文，逼得饥民以草木为食，相聚为盗，提示官逼民反过程。同时发出“与人同一饱，安得米千艘”之叹，反映出诗人与人民休戚相关的精神。这两组诗歌，最具有人民性，试举其一：“饿走抛家舍，纵横死路歧，有天不雨粟，无地可埋尸。劫数惨如此，吾曹忍见之，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其他还有《江涨见移居者》、《刈麦行》等诗，也都充满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歌咏景物

诗人好游历登览，“凡乔岳巨浸、灵洞珍苑，空迥绝特之观，荒怪古僻之踪，可以拓诗之景，助诗之奇者，周遭何啻数千万里。”南半个中国，游历几遍，面对祖国壮丽河山，总是热情讴歌。但纯乎写景的又不多见，唯《江村晚眺二首》早已脍炙人口：“数点归鸦过别村，隔滩渔笛远相闻。菰蒲断岸潮痕湿，日落空江生白云。”“江头落日照平沙，潮退渔舠阁岸斜，白鸟一双临水立，见人惊起入芦花。”二诗写家乡近海江边的风光，用白描手法，突出归鸦、渔笛、落日、渔船、白鸟等傍晚景象，有声有色，既宁谧又安闲，最后白鸟飞入白芦花，又静中有动，别有妙趣。

戴复古的歌咏景物诗，大多寄寓着家国之思，更见深沉，如《南岳》：“五岳今惟见南岳，北望乾坤双泪落。”再如《题李季允侍郎鄂州吞云楼》：“轮奂半天上，胜概压南楼。筹边独坐，岂欲登览快双眸。浪说胸吞云梦，直把气吞残虏，西北望神州。百载一机会，人事恨悠悠。”从山吞云楼触发，直要气吞残虏。登览不仅是为了一饱眼福，而是为了西北望神州，但壮志未酬，令人感慨不已。

吟唱友情

诗人浪迹，交了不少朋友，有姓名可考有300多人，这些人都有诗唱和，所以这部分诗特多。多了就难精，但于中也有不少诗写出了真挚的感情，至今读来令人动情。如《别邵武诸故人》：“白发乱纷纷，乡心逐海云。此行堪一哭，无复见诸君。老马寻归路，孤鸿恋旧群，酒阑何处笛，今夜不堪闻。”此诗写离别之际难舍难分之情，诗人以孤鸿、老马自况，更显孤单，正在“醉不成欢惨将别”之时，忽有笛声传来，倍感凄怆，真能催人泪下。戴复古不但敦于友谊，特别对落难、贬官的朋友，更见亲切，倍加青睐，所以在江湖之上很有名声。有一年戴复古远在福建，得知青年诗人姚镛因触犯权贵陈子华，被远窜岭南，他不但不避忌，还不远千里特地“度梅岭、涉西江”和他相会于“衡岳之阳”，表示安慰，并作一诗：“寒入疏蓬夜雪深，是非难辩口如喑。一官不幸有奇祸，万事但求无愧心。”姚镛十分感激，还赠一诗：“万里寻迁客，三年见此人。”并对他的“其于朋友故旧之情每倦倦不忘”给予很高评价。观诗集中，如《有议袁蒙斋者》、《曾景建得罪道州听读》等诗颇不少，确是难得。

戴复古诗词的内容十分丰富，还有一些感叹身世之诗，思乡怀家之作，也都很有特色。然而戴复古又生活在宋儒理学的时期，他与真德秀交往颇深，所以在诗里，有时也发一点极迂腐的言论，如《侄孙景文多女贺其得雄》：“阴极一阳转，君家气数回。”《饮中达观》：“人生安分即逍遥，莫向明明叹不遭。赫赫几时还寂寂，闲闲到底胜劳劳。一心似水唯平好，万事如棋不着高。王谢功名有遗恨，争如刘阮醉陶陶！”还有“万事尽从忙里错，一心须向静中安”等等。这些都表现出了诗人思想上消极守旧的一面。

二

戴复古年青学诗于林景思、徐渊子、真德秀、陆放翁，后又游历江湖，广结诗友，“所酬倡谂订，或道义之师，或文词之宗，或勋庸之杰，或表著郡邑之英，或山林井巷之秀，或耕钓酒侠之遗，凡以为师友者何啻数十百人。”于是诗艺大进，成为大家。清人宋世荦所评：“瓣香于杜老，亲炙于放翁。用能成一家之言，垂千秋之业。”

戴复古的诗作，受“四灵”和晚唐诗的影响较多。他反对蹈袭古人，反对好奇尚硬，主张自出机杼和音韵天成，具有鲜明的特点。1234年，他在邵武，与王子文、严羽诸家论诗，专门写了《论诗十绝》阐明自己的观点。在《十绝》中，主张首先意义贵雅正，要文以载道，反对游戏文章。其次是气象贵雄浑，反对雕锼太过，提倡朴实，避免粗俗。其三是提倡直抒胸臆，反对循习陈言。其四是言之有物，关心国事。其五音节婉畅。其六要善于炼字炼句。这些诗歌主张切中当时诗坛流弊，很有针对性。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宋人论诗都见诗话。唯以诗论诗，止此《十绝》，石屏一生得力，略属此《十绝》，即有宋一代诗学，亦略包此《十绝》中，其语直截痛快，度尽初学金针。”以诗论诗的不多见，虽非戴氏一家，而如此系统的论诗，确实是空前的，评价很有道理，戴复古还在词中论诗，如《望江南•石屏老》，也十分难得。《十绝》是诗歌主张，在创作实践中也是身体力行的。综观他的诗词，有三个特点比较明显，那就是：意境开阔、风格豪放；不用典或少用典；艺术语言多采多姿。

诗人学陆游，笔触奔放，气度恢宏，在古体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古体格律稍驰，能容纳其横放杰出的诗思，所以他喜作、多作。如《毗陵天庆观画龙呈王使君》：“一龙翻身出云表，口吞八极沧溟小，手弄宝珠珠欲飞，握入掌中拳五爪，一龙排山山为开，头角与石争崔嵬。波涛怒起接云气，不向九霄行雨来。”再如《题岂潜平远图》：“海天龙上下，秋日鹤翱翔。”不但句有气势，并画出海天空阔，烟云变幻景象，非身至其境，不知诗之妙也。还有象《南岳》先写出其气势：“南云飘渺连苍穹，七十二峰朝祝融，凌空栋宇赤帝宅，修廊翼翼生寒风。”诗人展开想象的翅膀，以浪漫主义手法，渲染南岳的高大伟岸，再笔锋一转：“朝家遣使严祀典，御香当殿开宸封。愿四海，扶九重，干戈永息年屡丰。五岳今惟见南岳，北望乾坤双泪落。”山河被占，五岳只留南岳，气象转为沉郁，意象与主题结合得很好，读后觉得十分有感染力。

宋时词作盛行，原来诗中一些柔丽的东西就都撤退到词里，成为“诗余”。于是宋诗显得枯燥，而宋词越加轻柔，被人视作“小道”。但到了苏轼、辛弃疾、陆游手里，拓宽了词境，创作豪放一派，戴与辛、陆前后，他的40多首词作里，有一半以上是慷慨激昂，可算是豪放派中的一位旗手。试看“想当时，周郎年少，气吞区宇。万骑临江貔虎噪，千艘列炬鱼龙怒。卷长波，一鼓困曹瞒，今如许？”这一首《赤壁怀古》雄浑天成，其中只用30多字写尽赤壁鏖兵中波澜壮阔的场面，具体而生动。据说此词写成后，当即受到时人赞赏。陈复斋每饮中，自按拍歌之，并作大字，刻于庐山之罗汉寺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大加赞赏，确是非同一般。

再如《贺新郎•寄丰真州》，这首词在艺术风格上沉郁与豪放、幽怨与雄浑结合，上片沉郁哀伤，下片豪健轻快，气势旺盛雄浑。全词由抑郁转昂扬，由低沉趋奔放，当情感发展至顶点时，戛然而止。这固然与作者“负奇尚气、慷慨不羁”的个性有关，而更多的则是导源于苏、辛词风。作者说宋壶山“歌词渐有稼轩风”，其实以此评他自己很恰当。

石屏诗词多用白描手法，很少使事用典，通读全集，拗口难懂的几乎没有，他还常用口语、农谚入诗，清新有趣。如《田园吟》“自古田园活计长，醉敲牛角取宫商。催耕啼后新秧绿，锻磨鸣时大麦黄。桐树著花茶户富，梅林无实秫田荒。狂夫本是农家子，抛却一犁游四方。”题下自注云：“俗谚：茶树发花，茶户大家。又云树无梅，手无杯。”果是田园土气十足，不象有些市井之人强说田园，终隔一层。还有如“卖花担上，菊蕊金初破。说着重阳怎虚过。看画城簇簇，洒肆歌楼，奈没个巧处安排着我。家乡煞远哩，抵死思量，枉把眉头万千锁。一笑且开怀，小阁团栾，旋簇着几般蔬果。把三杯两盏记时光，问有甚曲儿，好唱一个？”这首词用了不少通俗而清新的口头语，写出客里重阳的景况，生活气息特浓，富有表现力，这在石屏词里，尽至在整个宋词里都是比较新鲜，所以常被选家挑入选本中，同时也是被后人传诵的全词不用典故的名作。

戴复古诗中也偶有用事的，却用得很自然妥贴，使人不觉其用典。如《寄韩仲止》：“杯举即时酒，诗留后世名。”诗句明白如话，却是从《晋书•张翰传》“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中化出，很是自然。又陈简斋有：“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陆放翁有：“小楼一夜听风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皆佳丽句也。石屏有：“一冬天气如春暖，昨日街头卖杏花。”别有情趣，不觉重复，其意致之佳，也追及前人。

戴复古用字精审，常为同辈人所称道。他说：“作诗不可计迟速，每一得句或经年而成篇。”最有名的例子：戴复古见夕阳映山得句：“夕阳山外山”，自以为奇，久未对上，于是提出与朋友探讨，刘叔安以“尘世梦中梦”对，还不惬意，后至都中与李好谦、王深道、范鸣道谈诗，鸣道以“春水渡傍渡”相对，当时未觉为奇，后来长行村中，春雨方霁，行潦纵横而无路，逐步打渡而行，见此实景，放悟此对之妙。一句五言，与众朋友切磋，见了实景方才放心，其苦心搜索的态度可见一斑，所以诗中语言多采多姿。“雨行山崦黄泥坂，夜扣田家白板扉。”黄与白相对，特别醒目，全句白描。黄泥坂写雨中行路之困顿，白板扉写所寄宿田家的贫困，看似不经意，却正是精心描写之处。作者提出要“玉经雕琢方成器，句要丰腴字要安。”要想掌握其中的真谛，他的作品就是很好的例子。

总的来说，戴复古诗词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吴茂云）

论王士性为官的卓识才华

及人文地理学的伟大贡献

王士性（1547～1598），字恒叔，号太初，又号元白道人，临海人，今城关三府基是他从父王宗沐的故居。王士性祖籍绍兴，有关典籍称其始祖王燠为绍兴人，宋理宗时出任仙居县尉，而为仙居人。其子王贵由仙居迁来临海西乡，又为临海人。明中期，传至王伯澄一代时，王家进入台州府城。据传，其中一支迁至灵江南岸红光兰道村，成为王氏后裔的聚居之地，王士性就出生在红光兰道村，今天其宗族后裔，也立碑撰文，证明王士性为兰道王氏之后。王氏家族至王訚，始有声名，“为文酷似小苏，郡城咸称为子由再世”。抱负颇高，有“草野雕镂惭孔孟，庙堂温饱辱伊周。伊周孔孟本吾分，不作人间第二流”[1]的诗句为证。

王士性是我国明朝中后期的著名的山水文学家、人文地理学家，又是卓识、才华兼备的一代清官。他的学术成就，可和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徐霞客等著名学者相匹比，堪称一代巨星；他的为官业绩、文采，诚可与唐宋八大家柳宗元、黄庭坚、苏轼等相比美。王士性学识渊博，兼通百家，经世致用，富有创设，特别是开辟人文地理领域，时间很早，自成体系，涉及天文地理、历史地理、经济地理、民族地理、军事地理、文化地理、政治地理、人口地理等；在地理学中关于天、人、地关系所展示出的思想和理论，早于欧洲三四百余年，被认为我国以至世界人文地理学的奠基者。笔者的恩师，已故历史地理学泰斗谭其骧教授在1985年全国徐霞客学术讨论会上指出：“王士性在人文地理学上的成就，比之他以后40年的徐霞客对自然地理的贡献，至少在伯仲之间，甚至说有过之而无不及。”[2]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教授在评论王士性学术成就时，曾提及明代中后期的三位旅行地理学家。他说，袁宏道是文学型的旅行地理学家、文名卓著，文笔清丽，影响深远；徐霞客是记实型的地理学家，名扬千古，其游记誉为“千古奇书”。而王士性，他不仅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地理学家，还把地理现象提高到理论高度，“是一位不同凡响的学术型的地理学家、旅行家”。专家徐建春研究员在《徐霞客和王士性》一文中说：“明朝末年，中国崛起了两位伟大的地理学家王士性和徐霞客，他们在许多方面都走到世界（地理学）的前头，他们对中国乃至世界科学技术的贡献，不相上下，而其贡献的具体内容，都各有千秋，别具特色。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认为：王士性是与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徐霞客并列的大科学家。他们对整个中国的科技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

王士性为官的卓识才华及业绩

万历五年（1577）赴京考进士，初登仕途，写有《秋夜再泊朱仙镇》诗：“飒飒秋风点客衣，暮烟一道野燐飞。怒涛起处河流急，疑似将军血战归。”他自况岳飞，可见其年青时强烈的政治追求和宏伟抱负。本传称他“万历五年，登进士第，初授朗陵令，有异绩。居五年，进授礼科给事中，伉直有声。首陈天下大计，言朝廷要务二：曰亲章奏，节财用；官司要务三：曰有司文网，督学科条，五官考核；兵戎要务四：曰中洲武备，晋地要害，北寇机宜，辽左战功。疏凡数千言，深切时弊，而多议行”[4]。士性洞悉明朝后期内外形势，奔波各地，考察民情，提出切合时宜的政治军事方针和战略，学者评其为“上言朝廷，下及民生，举凡官司，兵戎，水利要政，有司文网，督学科条，以至中州武备，晋地要害，北寇机宜，辽左战功”，“皆有立效，令人有不同凡响”之叹。

王士性为政时间颇长，自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及第，1578年为河南确山，朗陵知县，后内征礼科给事中。万历十六年（1588年），试吏四川，后又移广西怀远、荔波二城参政，晋升云南澜沧兵备副练。又改河南提学，山东参政，擢大仆寺少卿，右佥部御史，巡抚河南，改南京鸿胪寺少卿，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回南京，返乡“舟次镇江病卒”。为官21年，担任中央、地方各级官吏，先后到过南京、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浙江、江西、湖广等，除福建、西藏、新疆、宁夏外，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劳瘁一生，并写下许多不朽诗文著作。

综观为官特色：一是针对形势，敢于直言，力主改革，关重吏治、军防，提出高瞻远瞩，切合时宜方针、战略。明朝宣德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吏治败坏，“臣仍宴乐，以奢时尚”；宦官当政，以至“满朝公卿，皆出其门”，无恶不作，兼并土地，广占庄田，以至肩负监察职责的御史“亦贪纵无忌”，结果“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人口流亡，农民起义此起彼落。其时，北方蒙古也先封建主势力乘机崛起，威胁北部边防。其后三娘子执政，虽与明朝友好，实行互市，但仍有沉重的“通贡”负担。再者，东北建州女真，“各部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扩张野心随之增大，矛头直指北京明中央政权。总之，明中后期社会动荡，内外交困，如张居正所云是一座“将圮而未圮的大厦。”王士性尖锐指出，当时社会有五大积弊：“一曰宗室骄姿，二曰庶官瘝旷，三曰边备未修，四曰吏治因循，五曰财用大匮。”主张君臣一心，重整朝纲，厉行改革。他在《恳切圣明拾短集长以广忠益》疏中，推崇和效仿宋朝庆历改革，明皇应有宋皇气魄和韩琦、范仲淹、欧阳修一样精神，力竭治政，有所作为：“臣闻自古致治之世，汉唐、宋后称治者，莫过于宋庆历。观其时，韩、范、富、欧辈上殿相争，为政如虎，下殿不失为和，诸君子之所用心，可为知已，是皆以天下之事持天下之公为重。”礼科给事中时，慷慨直声，直指皇上：“陛下登极……朝无危言，巷无清议；关陇地震，襄、汉、荆、郧数千里洪水。然慈宫既毁，土木程度，动数十万；皇上日者赏赐，可惜倾数千金之费，充一夕之玩而无余……此皆兴系国家安危，治乱之大者”。又称：“平日居有犯颜敢谏之士，斯临难方有伏节死义之臣。”又说：“国家之于臣工，如人之一身心。今皇上总揽朝纲，主而股肱，耳目、手足当练其脉无一息而流贯而后和。臣窃观今之诸臣……卖直眩名，持禄需次，守位者畏途，贵趋时而戒犯中所忌，积之久，则其泄也必溃，此非可以势遏之也。疏原陛下以为敢言者之劝……除君侧之恶。血脉既通，议论自一，忠厚正直，并皆登用，在朝在野，不至异同，岂不更熙熙然为唐、虞再世哉。”

二是王士性重视国计民生，强调农田水利建设，发展小农经济；对于民间疾苦，以有效政策与措施予以关注和解决。本传说他匆进河南为督抚时，特地由宛入洛，取道登封，旋急历览中州各地村镇，行二千百里，“尽得其胜之际”，“既建言海河漕运，黄河水利诸疏，极切时弊”。尤以提出疏通黄、淮以连接南北运河，以利两河农田灌溉、改善水利，颇有卓见，使江南粮盐诸物北运，补给京师，改善民生，扩充财政。他说：“自徐（州）而下，河身高而束之以堤，堤于城平，委全力于淮，而涯不任，黄水秉运河如高层建瓴，高（邮）、宝（应）、兴（化）、盐（城）诸生民托之一如丸泥。不如复故道，就地建闸，控其上以度水之溢者，与淮合在清河县北……则一劳永逸。”[5]杨体元在《刻广志绎序》中说王士性：“险易要害，漕运海运，天官地理，五方风俗，九徼情形，以及草木鸟兽，药饵方物，饮食制度，早晚湿燥，各因时地宜，悉如指掌，使经纶天下者，得其大利大害，见诸石画，自可以佐太平。”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王士性任山东参政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丈量土地，改革耕种技术，疏通河道，建闸筑堰。时鲁西发生雪灾，立冬时冒雪突至邹县等地负责行荒，赈济扶恤饥寒交迫的农民，并作《赈粥十事》：“一曰示审法，二曰别等弟，三曰定赈期，四曰分食界，五曰立食法，六曰立赈法，七曰务炊具法，八曰登日历，九曰禁乱民，十曰冗省费。”真正做到“邑无不遍之村，人无不得之食，官民两便，安心守法。”[6]王士性为官清正，二十余年，宦辙遍天下，坚持以民为本，以改革农田水利入手，发展农工，细致入微，行之实效，故所到之处，“政声卓然”。学者赞其为官，“犹如其文一样”，称“登高览胜，登峰造极之叹，不惜为古今难得清官也。”

三是王士性为官敢谏，刚正耿直，磊落不群，“立朝矜尚名节，为士类所称”，直言上书，嫉恶如仇，无所畏惧，尤对地方吏治败坏，深恶痛绝。说：“名利之毒，夫心争锥而竞尺寸，如鼠入牛角，如蝇钻低窗。使能置身物外，而临现远览，则诸累可以冰释。”所以朝臣称他：“抗论国是，天子敛容以听，举朝为之震动。”万历十五年（1587年）不避嫌疑，弹劾辅臣申时行。史载：“时行，士性座主也。时行纳巍邪媚，皆失大臣谊……疏言朝廷用人，不宜专取寄身缄默，缓急不足持也。请召沈思孝、吴中行、邹元标、黄道瞻、蔡时鼎、闻道行、顾宪成，孙如法等”，结果“忏旨不报，士性离京，典试四川参议。”[7]士性之刚正不阿、不畏权势，终致明后期黑暗官场所不容，走出京都，开始后半生艰难仕途，遍历西北、西南各省。

其四，王士性为官一生的最大特色，以其人文地理学的卓识才华，力主改革，发展经济，开拓文化，造福于民，把学术研究和从政充分结合起来。他生当明朝中后期交替社会剧烈变动，朝政黑暗，皇帝纵情声色，不理政事：宦官猖獗，盘剥勒索、满朝公卿，皆出其门；地方吏治败坏，东北边防松弛，内忧外患，民变、起义迭起，“民心伤痛而入骨”。士性为官四方，奉使西南，出参粤藩，握符东北，督察两河，赴驰海滨，西进疆塞，典试巴蜀，寓考察于寄游中。把国家之危难、人民之疾苦，放在心中，开一代政界学术之风流。他说：“吾视天地间一切造化之变，人情物理，悲喜顺逆之遭，无不与吾寄（游）焉”，又说：“天地、日月、山川、江河、寒暑……万物之变”？“吾人莫不因其已知易，而盖益穷之。得其大得大害，使之经纶天下，可佑太平”。所以，他到各地为官，关注河漕、马政、屯田、盐筴；至于（山海）险易要害，天官地理，五方风俗、九缴地形，津要码头、州县商埠，饮食制度，药饵方物，“具有石书，不为危言”；“南北控御方略，悉如指掌”。从人文地理学的实践考察中，获取真知，作为制定方略、调整政策、打开局面的根据和指导，这是他作为清官廉吏的卓识才华和取得卓著政绩的高度展示。综观古今，以王士性之善于游山玩水，而能游出大文章、大文化，游出人世间的天、地、人和谐的思想、理论和精神，为社会发展作出杰出贡献，为官、为学皆达到一定的高峰。

王士性对天下大势，胸有成竹，诚为不凡。其在《题为敷陈天下大计乞赐圣命采择以定国是治疏》中称：“臣谨殚思虑，广咨询，条陈天下大计：朝庭要务二：曰亲奏章，曰节财用。官司要务三：曰五官考核、曰督学科务、曰有司文罔。兵戎要务四：曰中州戒备、曰晋地要害，曰北寇计宜，曰辽左战功。是故直臣不避斧铖，明主不违逆耳之议，伏惟皇上试用垂览焉”。他长期在明朝政治重心河南、山东、河北、直隶以及西北、西南等地为官，非常重视地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特点，提出明中后期四大社会问题，一是财政、二是水利、三是北寇和辽左军防；四是统治者要开源节流，恢复和发展生产，力戒奢靡，并指出：“数年间中州的旱魃，东土水涝，民穷财匮，神运无繇……以有限之膏脂，而填无穷之谷壑……萧墙之内，变在不测”。又在《淮民百万危在旦夕復黄河过道以从图永利》疏中称：“臣常闻天下大患最难治者：惟是北虏与黄河。然今日这河，亦有三患，呼吸就危，无复延矣。臣家海上（台州），来往黄淮二河，不啻经数十番。自古治河之策，导其上流，疏其下流。”主张治理黄、淮，以疏导为主，并开河筑堤，“启通济，天妃诸闸，则黄水直捣运河，势如沸汤”。达到河清则堤固，堤厚则河深，“以保海口其不淤”[8]，使农田、水利、货运，以至军防“四者兼而有之”，东土大半中国“国泰民安”。王士性以其经济地理、人文地理、军防地理、物产地理，以及山川水系所形成的纵横特点，高瞻远瞩，全面论析明朝中后期政治、经济、军事所面临要害问题，提出具体的政策、方略：“谓古之帝王耀德，而不又见兵，而由兵者，尤今古所未有也。今日无益当罢，冗费当节，警跸当严，禁御当清。北虏辽左，祸变当防，命令当信”[9]。可惜明王朝中枢未能高度重视，王士性被排斥离开京都，此后，北虏扰边，满清崛起，三饷困窘，军防崩溃，招致明朝之覆亡。

王士性高度重视区域气候、山川、地理、物产、工农商学等的特点，发挥其长，作为为政的一大要务。他说：“天远循环，地脉移动，天下山川，西起崐仑，以三龙而入中国。古今王气，中龙最先发，最盛而长，北龙次之，南龙向来发。然则今之三龙（南、北、中），声名文物，反以东南为盛”。认为南北盛衰交替，客观上虽因南宋南渡，明朝统一，然究其独盛者，犹“如树花先开，必于本末。”即基于该地域的山川、河流、特产、经济、文物等基础。重视经济物产：“物产，出于土咸造化精英之所孕，其气聚多偏。如幽、并、关陕寒，产牛羊马驼；闽广热，产荔枝；荆楚泽国、产鱼；粤西瘴、产木；巴、蜀多产奇物，滇、云又产珍物。蜀木有不灰，石有放光，又有空青，盐有盐井，油有油井、火有火井，咸水脉自成，而火出于水，尤为奇怪”又说：“滇金、银、铜、锡，随地而生，永、腾外又产墨石、水晶、文犀、象齿、玛瑙、琥珀、绛碧、宝石。惟东南吴越间，止生人不生物。人既繁且慧，亡论冠盖文物，既百工技艺，心智咸儇巧异常，虽五商辏集、物产不称乏，然非天产也，多人工所成，足夺造化”。从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尤以人性的不同特点出发，发展地方特产，开拓航运、促进商贸，才能“以济民生”。其说天下名山大川，亦各有特色：“太华险绝，峨嵋神奇。武当伟丽，天台幽邃，雁荡武夷巧。桂林山空洞，衡岳挺拔，太和逶迤，三峡峭削、金山孤绝[10]。因此“武林、西北借土木之助，泰岱、匡庐在日仲之间。水则长江汹涌，黄河迅急，洞庭浩淼，巴江险峭，钱江怒激，西湖妩媚，严陵清俊，漓江巧幻”，要充分发挥“天下奇观”的不同特点、人文景色，以为人们的地游、天游、神游、人游。如他在《广游志》《胜概》中所云：“朝日如轮，晚霞若锦，长风巨浪，海舟万斛，观斯至矣，勝斯尽矣、思之跃然”。王士性无愧为“盖天下之宦而能游，游而能载其久笔者，古今亦无几人”；而能“旷观远览，用之经济文章者”，“盖难深有意乎先生者”。

王士性人文地理学神采及其成就

王士性为官政绩卓著，又是著名的学问家。他在人文地理和山水文学、哲学、史学、军防学、水利学、民族学等领域也有很高的造诣和业绩。一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远赴国疆，深察国情、民情，社会阅历异常丰富；复加学识渊博，兼长诗文，故著述、文集数量很多，品位又高，文采极佳。《王士性传》评曰：“恒叔之才，黼黼廊庙，旅玉缀而韶钧，悬其为国之华也；台阁之文，气雄以丽，有南衡璠玙，重价扬声，凤阙昂霄之姿。”又称：“公盖无时不游，无地不游，无官不游。公意气凌霄，一官为寄，天下九州履其八，诸名山自五岳而外，穷幽极险，凡一岩一洞，一草一木之微，无不精订。他若堪舆所述，像舆所录，千名百种无不罗而致之。”尤以词章文采极佳，《五岳游稿序》中称：“先生固仙品，其纪游盖仙游，其才真仙才。其文章当与五岳同垂而不朽。”著名学者王世贞称其文：“沉雄下宕，逶迤错落，盖将毕生精力与叠嶂层峦，峰岩竞秀溶于一体，故能开拓万古之心胸”。王士性为官为文，实可与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比美。特别是王士性带着浓烈的爱国爱民，热爱河山的情感，“身所见闻，借笔于书”，以其人文地理学的深邃思维，把“天地间一切造化之变，人情物理，悲喜顺逆之遭，无不于吾（心）寄矣”，从而开拓出我国明清两代山水文学的新境界，并构建了人文地理学的框架和体系，使我国的人文地理学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

王士性作为我国杰出的山水文学家，还要强调的其为文特色是“一官为寄，周游天下”，情景相倚，极有文采，经世致用，更有创新。他把游山玩水和为学、为官、为民结合起来，因此，把文人纯山水玩游，变成事业型、学术型的山水文学、人文地理学。从而使为官、为学、为游和当时国计民生和经济发展结合，使我国山水文学和人文地理学摆脱单纯赏景浏览的局限，取得新的突破和最高的成就。

万历元年（1573年）成举人，开始出游，存有《天台山记》：其《宿石梁》一诗，可见其气势、形神、文采：“独跨幽崖划鬼工，何来神物蜕崆峒。飞瀑倒垂双涧合，惊涛怒起万山空。转疑白日填鸟鹊，忽漫青天驾彩虹。雨楼月色终宵在，风雨无端潇梵宫。”万历二年（1574年），赴礼部试不第，“归途金华诸洞天，经缙云仙都”，而后返家临海，有《台中山水可游者记》等。万历六年赴京，经杭州游西湖，有《武林湖山六记》。万历九年入豫为官，游河南各地，入嵩山、恒山，并遍及河洛各地，有《恒游记》、《嵩游嵩》、《游梁记》等。其《记少林寺》云：“余欲遍五岳，今始得自嵩（山）始云。由登封西出二十里有少林寺，寺桓楹砻日，龙象如山。一寺四百余僧，自唐太宗退王世充赐昙宗宫，僧各习武艺俱绝。”万历十五年经杭州，游太湖、并及苏州、南京；渡江游九华，有《留都述游》、《吴游纪行》等。万历十六年，为山东学政，游山东孔林、泰山；次年，赴川西任，有《岱游记》、《西征记》、《游峨嵋山记》、《恒山游记》；顺流游江西、湖广，有《庐山游记》、《衡游记》、《入蜀稿》等。万历十九至二十年，进仕云南副练，有《昆明池历太华诸峰记》、《游云南九鼎山记》、《游鸡足山记》。最后综合各游记，而成《五岳游草》、《广游志》、《广志绎》、《朗陵稿》、《掖垣稿》、《入蜀稿》等。王士性一生所写旅行记游，一是展示浓烈的热爱大自然、热爱祖国河山的神采，光焰万丈；二是渊博知识，尤以深厚的地理学的功底和精辟的分析能力、入微的描述，记录所看到锦绣原野，壮伟河山、风土民情、社会风貌，以及人民改造自然的英雄业绩。“兴寄高远，下笔妙天下”，成为我国山水纪游文学和人文地理学最高学术典范，“与五岳同垂千古”，在文化史上留下不朽的华章。

王士性乐于游山玩水，打破古人游历考察，多重自然山水、自然风光；士性独重社会考察，关重人文、经济和军防等。考察记游中，把地理研究和社会结合起来；把社会人文的变化和自然环境变迁和经济、军防大事联系起来。注重各地政治演变，宗教状态、物产交通、军事地貌、风俗民情，并较其差异，辨其不同，综合分析，予以评述；又在人文地理学中细分出政治地理、经济地理、文化地理、军事地理、民族地理、风俗地理等，开辟出人文地理学成为真正科学。这与徐霞客日记式的旅游实录地理不同，而是在实地考察之后，对所得材料，辨析排比，去粗取精，以理性的思维，予以总结，把地理学研究，提升到为国家富强、人民生活改善、政治社会改革的高度，因此它是理论型的学术著作。周振鹤教授说：“自《汉书地理志》以来，保持长盛不衰的主要是对于疆域政区沿革变迁的记述，而于文化、经济、风俗等领域，缺乏比较系统完善的研究。而王士性他能够对亲见亲闻的事物和现象进行深入的理论思维，进而探索地理学的内在规律”。

王士性作为封建时代正统的儒家知识分子，全心身地把山水纪游，作为自己实现兼善天下的伟大政治目标；淡泊功名，把山水纪游作为“退则独隐其身”清流廉吏高尚品格的一种寄托。他的山水文学成就，是基于如是的参与社会改革中矛盾思想，和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廉吏清高品格不断突破和实现的过程中取得。

作为地理学家，最令人注目的是他深刻地认识到区域性特点。提出区域政治、区域文化、区域经济、区域宗教、区域风情等一系列对于国家民族有重大影响和作用的课题；并视这种影响和作用，是处于动态性的演变和发展之中。

从“格物穷理，社会致用”的观点出发，认为天地万物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周易日抄序》中说：“上古之末有易也，一切天地、日月、寒暑、人物之变何？莫非易是，易有用而无体，无体故无方，而滞于用也。莫不因其已知（易）而盖穷之，得其大得大害，使之经纶天下，可以佑太平。”在《广志绎地脉》中按天下山川西起昆仑为出发点，分三龙入中国，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按地脉、方言、风俗等的差异，分成三大区域，即北龙辽河流域，中龙黄河流域，南龙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从而得出“盖龙神之行，以水为断，深山大谷，唯问山则知山”。又说：“古今王气，中龙最先发，最盛而长，北龙次发之，南龙向未发……然东南他日盛而久，其势未有不转而云（南）、贵（州）、百粤（两广）。”分析了全国三大区域的自然环境、南北人文差异及其变化，从地域经济文化等内在的特点中寻求其发展规律，科学地预见我国社会未来变化趋势，由北龙、中龙，而向南龙。在十六十七世纪，明朝后期政治社会发展和士人思想处于滞固的时代背景下，有如此难得的理论实践和预示，实为罕见。士性高度重视区域经济，对其特点和变迁，从规律性的分析和综合中，指出发展的大势。说：“综观全国，东南饶渔盐、秔稻之利，中州、楚地饶渔，西南金银矿、宝石、夕贝、琥珀、珠砂、水银。南饶犀象、椒苏、外国诸币帛，北饶牛、羊、马、羊绒毡，西南川、贵，黔粤饶梗桐大木。”又力主各地要高度重视与使用价值经济资源、商贸状况、漕运海运、马头所聚、特产名产等，进而分析研究三龙区域的长短，预测由地理不同而引发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高瞻远瞩提出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的今后，“其势不可逆转”，具有超历史的重大突破。

至于论及浙江区域经济和风情特色研究，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浙之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小，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羽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厌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而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贫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其论及故乡台州，他说：“浙江十一郡城池，惟吾台最为据险，一郡连山，围在海外，另一乾坤。西、南两面临大江，西北峻岩切削插天，虽鸟道亦无”。又说：“台州一郡连山，舟楫不通，商贾不行，眼不习上国之奢华，故其俗犹朴茂近古……加之倭奴寇浙，海上而无宁岁。”称台州“其地东负海，西括苍山高三十里，浙北为天姥，天台诸山，去四明入海；南则为永嘉诸山，去雁荡入海。台、温滨海皆有大岛，其中都鄙或与城市半之，或十之三，咸大姓聚居。以故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足于台，闽福齿繁，常取足于温，皆以风飘过海，故台、温闭糴，则宁、福二地遂告急矣”。又说：“江、浙、闽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到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还写了不少记游诗篇，赞美家乡海上名山的风光，除在《广志绎》、《广游志》、《游天台山记》所录外，还有《两登巾山而息景高亭》、《上华顶》、《宿石梁》、《委羽山洞》、《登金鳌山》、《咏明岩》、《桃源行》、《元夕突精进寺》、《舟次海口章安》、《归天台》、《雁山杂咏八首》等，赞美之余，渗透着浓烈的改造家乡、建设家乡之无限盛情。如《上华顶》：“群山培塿列儿孙，万人峰头其独尊。咫尺一嘘犹帝座，东南半壁依天门。仙家鸡犬云间宿，人世烟霞杖底扪。王室金廷何处是，等闲拔地有昆仑。”并指出要改变家乡面貌，惟有“以有海得为生，以通商贩而以富”，学习杭、嘉、湖泽国之区，“商贾舟航而通各省”。只有改变旧有观念，发展交通，致力工商，倡导实业，以打开“舟楫不通，商贾不行”的海门、山门，而畅通各省，台州才能兴旺、发展，可谓击中要害。在今天看来，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如著名学者周振鹤所评：“活脱是现代人的经济眼光了，在王士性那里地理学似乎已是一门应用科学了。”所以徐建春教授称：“我们强烈地感到王士性的论述并不像17世纪学者所写的东西，到像是近现代地理学家所写的（地理学）研究报告。”

王士性对我国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作出如此高度的理论分析和概括，并把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据，才能对我国地理学作出历史性的贡献。冯梦桢评曰：“士性叙山川离合，南北脉络，如指诸掌。至谈河漕、马政、屯田、盐筴，南北控御方略，具有石书，不为危言。跃马中原，揽辔关河，可谓有天下之志，此当不在史迁，杜诗之下。”宋世荦在《重刻广志绎》序中说：“自古及今，三生慧业，一代名流，百氏畅其咀含，五岳姿其游览，胸罗丘壑，唾吞烟云，卓卓垂今，马駸駸入古，而以广志绎一书为最”；而“使经纶天下者，可以佐太平。”

王士性为一代人物的社会评析

王士性作为明后期出色的清官，1595年后由河南巡抚改任南京鸿胪正卿：“提督京营，帝疑其矫。”士性于1597年辞官，惜死于归途镇江，年52岁，为官者带有悲剧色彩；其一生在人文地理学、山水文学、历史地理学、哲学、史学、水利学、民族学等方面所以取得如此高度成就，成为一代人物，名垂青史。究其原因是多方面：

其一，从时代背景和形势来看。王士性生活在我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资本主义初露萌芽的转折时代，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着“天崩地裂”的历史变化。经济方面，明中期以后，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迅速，商品经济活跃，中外交通相当发达，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沿岸破土而出；国内首次出现商业资本集团，有安徽商、晋商、江右商、越商、闽商、吴越商、粤商、关陕商等。尤以江浙一带，商品经济异常发展，士族地主所有制向庶族地主、工商地主所有制转变，他们跻身于手工业、商业活动，从而使苏州丝绸、湖州蚕丝、杭州缎绢、松江棉纱等，“转贸四方”[11]；南（京）北（京）两京，“商贾争赴，四方财货骈集”；浙江省城杭州也“东毂击，人肩摩”，“内外衢巷绵亘数十里”[12]。浙闽的漳州、泉州、福州、温州、宁波等，“远方之货至，富人争市以博利”，既是对外贸易的港口，又是商业繁华的都会。以至偏僻的台州温黄沿海一带古老港口，也开始恢复青春，造船航海，通商贸易，靠“博利而致富”。所以府县志记载：“虽无工商巨贾，然远而业于商者：或业于广，或商于闽，或商于苏、杭，或商于留都（南京），由闽广来者，间用海舶。”即使在倭患频起之际，仍“冒海射利，视海如陆，以日本为邻室，往来贸易，彼此无间”[13]。王士性在《广志绎江南诸省》则惊呼：“江、浙、闽三处，其士、商、工、贾，谭天悬河，人人辩足以济之”；又说：“天下马头，物所出所聚处，苏杭之币，维扬之盐，无锡之米，浮梁之瓷，宁台之鲞，番山之舶，广陵之姬，温州之漆器……异哉贾也。”

其二，王士性一生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值得强调的，确与他出身于临海古城的世宦硕儒之家，自少受到良好的社会环境和严格的家庭教育和熏陶，有密切的关系。王士性出生在文化古城临海，其家学渊源深厚，祖父王訚嗜书善文，父王宗果学识颇佳，亦善诗文；从父王宗沐更是学问渊博，卓识不凡，万历间中进士，官至侍郎。王士性幼少聪敏，博闻强记，《王士性传》载：“士性少负大志，士之争相濯磨，以异于万民者，秘资于学，于书无所不读。”又说：“出于名门秀毓，盖学朝于致用，蕲于有成，以陶冶天下。”又称：“父早故，过继从父王士沐，爱之如子。邑人盛赞为诸生读书，过目成诵，磊落不群。有臣卿厚其奁，将媚之，却不顾。学使林按台，首拔异等（举人），以天下士目之。”王士性受从父宗沐影响极深，其学皆出自二程朱子，晚年倾向陆九渊心学，力主儒家“学优则仕”，提出“尽废空言，而务实履，不分门户，以我为用”，又说：“论学以佛氏专于内，俗学驰于外，圣人则给内外而一之。”王士性学识极渊博，精通经学、地理学、史学、文学、海运等诸子百家之学。学者对他评价极高：“一生沉潜乎六籍，泛滥乎百家，以经术为文章，勋名之炳耀于天下者，又能以文章而兼功业之用，近世作者所未敢望其藩蓠也。”王氏大家门第的优越学习环境，家有遗书万卷，“以畸院自适，内修芙蓉庄、竹溪、碧云洞、荷花池等”，又有“蓬蒿何地可藏名，一亩宫天傍子城，门对双峰全面目，家余万卷惬神情”。总之，父、祖辈涵养学识、品格，还有名门学家田园般的环境和家书万卷，又得王宗沐悉心培育，王士性以此为起点、为基础，自然为官、为学，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并为之铺开广阔的前程。

值得一提的是王士性一家5人中进士：宗沐1561年进士，士性1578年进士，士琦1583年进士，士菘1585年进士，士昌1586年进士，《明史》都有传，“一代名流，名震江东”。今临海城关有十伞巷，北起三府基、南及水门桥，就是因王家有三为巡抚而命名。王士性为河南巡抚，士昌为福建巡抚，士琦为大同巡抚，为官清正，代出俊贤，故当地百姓进献万民伞十顶而得名。王士性一生仕进和学术成就，首先得之王氏世家优越的学习环境和良好教育，所以，年少即以“天下之士目之”。清初著名山水大家潘耒《重刻五岳游草》序中称：“先生生于临海，台山、括苍、雁荡，自其家山，以从给谏，故夙植灵根，下笔言语妙天下，兴寄高远，超然于埃尘之外。”林云铭亦云：“先生虽为五岳写照，但其文之沉雄古宕为诗章钜手，逶迤错落，盖将毕生精神与叠嶂层峦、扶舆磅礴之气相迂，故沐浴吞吐于寐间，能落笔以摇五岳若此。”[14]

其三，王士性一生学术成就，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平，并自觉不自觉为世界人文地理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奠基性的贡献，自和明后期兴起的经世实用思潮密不可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摆脱封建时代君主专制思想的桎梏，滋长带有“离经叛道”的民主启蒙的意识，民本思想开始全面进入最早觉醒的知识阶层。王士性和顾炎武、王夫子、方以智、颜元等一样，走向社会，走向民间，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变革和创造。而王士性自始至终矢志不渝地将为人、为学和为官结合，由空谈性理转入经世致用，从纪游玩赏地理学科改革入手，上至天文，下及地理，经世子集，无所不窥；关心国计民生，军防水利，周游天下；为官一生，也是为学、为民的一生。周振鹤教授在《王士性地理书三种序》说：“王士性眼光敏锐，思路开阔。为学则进而认识和观察自然和社会，开始从地理学的角度对之进行类比和分析，写出了许多有价值，有见地的地理游记（笔记），使地理学从历史学的附庸下解放出来，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谭其骧先生也说：王士性人文地理学把“人文现象作出综合观察，又把社会现象当做人与世态发展组成部分，并进而把它作为经济文化建设提供合理的科学根据”，“正是这一时代潮流的流花一朵，她会推动整个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山水学家潘耒称赞王士性：“盖天下之宦而能游，游而能载之文笔有如先生者，古今亦无几人……其比之司马子长、李太白、杜子美、韩退之、苏子瞻、陆务观等，则真足迹遍天下”。王士性为官、为学，远瞩高瞻，为国为民，奋力尽瘁，独放异彩。其成就、业绩，有如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白居易、苏东坡、黄庭坚等辈，尤以学术成就，应以不亚于八大家也。

注  释：

[1] 清黄瑞：《秋籁阁笔谈》卷2。

[2] 谭其骧：《与徐霞客差相同时的杰出地理学家——王士性》 《纪念徐霞客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85年版。

[3] 徐建春、梁光军：《王士性论稿：陈桥驿序》，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

[4] 周振鹤校：《王士信地理书三种》卷8，《夜再泊朱仙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4月，下不再注。

[5] 明史：《王士性传》引《地理书三种》附录。

[6][7] 《王士性论稿》，引《古今图书集成》。又引《临海志•王士性传》：《乞复黄河故道以图水利疏》，《五岳游草》自序。

[8] 见《疏》文。

[9] 《掖垣稿》 《为敬遵明旨乞止内操以光圣德疏》。

[10] 王士性《广游志•杂志•物产》。

[11] 《嘉靖吴邑志》卷14《土产》。

[12] 明万历《杭州府志》卷34《衢广巷市镇》。

[13] 嘉靖《太平县志》。

[14] 《王士性地理书三种》引《重刻序》。

（叶哲明）

台州“谭家军”

倭患发作期

明初，日本国有南北两个敌对政权。内战中，许多溃兵、武士及大批逃避劳役无业者流亡到海上，与元末起义军陈友定、张士诚、方国珍余部勾结，时常侵掠中国沿海地区。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下令海禁，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洪武七年，取消泉州、明州、广州市舶司，断绝与国外海上贸易。洪武十七年，又下令沿海迁界，严禁沿海民众私通海外诸国。一系列闭关锁国消极海禁政令，使沿海以贸易为生民众生计艰难，造成走私活动愈剧，进而加入日本倭寇队伍，成为打家劫舍的海盗。史称“海禁愈严，贼伙愈盛”，“真倭不过十之二三”。

洪武二十年，朱元璋下旨，在倭患严重的浙东西、江南北筑设卫所城59所，实行“四民籍一”征集卫所戍卒，屯田守备，构成沿海防御体系。明永乐之后，军事重心北移，东南海防日趋废驰，屯田破坏，卫所士卒军减少，素质低下。正统四年（1439）五月，倭寇入侵浙江，连破临海桃渚、宁波大嵩千户所和舟山昌国卫城。明初至嘉靖三十一年（1552）的百余年，是倭寇酝酿期。

嘉靖三十一年（1552）四月，海盗汪直部下大头目林碧川（舟山人）率部进入台州沿海，扎寨栅浦，进犯黄岩东部及路桥。五月十七日，林碧川包围黄岩北门，破木城（原城墙于洪武二十年拆石运海门筑卫城），抢劫7日而退。五月二十八日，另一股海盗邓文俊（福建福清人）率2000多人再侵县城掠夺。黄岩县城是台州首富之地，200多年从未遭此祸害，海盗在县城抢掠收获甚多，此后改变抢劫乡村为攻城。[1]同年七月，俞大猷任温台宁绍参将。十一月，邓文俊被明军参将汤克宽在福建擒斩。当代史学界认同，中国抗倭以黄岩城破为界，即嘉靖三十一年五月“壬子之变”开始进入倭患发作期，此后的15年，是真正的倭患严重时期。

谭纶组建“谭家军”

浙东倭患震惊朝野，朝廷下令调整防卫。嘉靖三十二年（1553），设台州兵备道，主官唐尧臣，职责是监督军事，并直接参与军事行动。三十四年六月，任命副都御史胡宗宪为浙江巡抚，负责抗倭军事。胡宗宪荐举兵部郞中谭纶（江西宜黄人）任台州知府。谭纶八月到任，即赴大陈岛，与原知府宋治、备倭都指挥王沛，围歼被困1月之久的倭寇，擒真倭乌鲁美他郞和林碧川等80多人，斩杀40人。以后几月，谭纶率州县兵与倭寇小规模作战，“郡兵盈万，皆巽懦不敢撄铎”，[2]官兵死伤严重。谭纶为改变现状，报经胡宗宪同意，组建一支台州籍乡兵，“简精卒千人，日躬自训练”，“选有力能举二百斤以上者，而教以荆楚剑法、杨家竹枪法、方圆行阵诸兵法”。[3]这支部队俗称谭家军。

谭家军来源主要是台州各地在嘉靖二十四年（1545）之后组建的乡兵。这类乡兵或奉命配合官兵，或自发独立作战，有一定实战经验，被谭纶、唐尧臣组建的黄岩院桥、下梁乡兵，以良家弟子为骨干；另类是张榜募征精壮者，如临海大汾杨文等。还有从卫所调入的基层军官李超等。谭纶有一套适合用于实战的训练方法：首先作战单位编制，十人一队，百人一哨，500人一总，各置队长、哨长、把总，五把总为一营，设参将统领。其次是严肃军纪，责任在于各长；为使参将与各长奋勇杀敌，规定失一参将斩五把总，失一把总斩十哨长，失一哨长斩十队长，失一队长斩九卒。[4]如此严厉军纪和严格训练，仅三四个月，成为一支精锐谭家军。

转战台州

谭家军第一次投入战斗是组建当年十一月（嘉靖三十四年）。胡宗宪令谭纶剿灭天台山以南倭寇。谭纶率军在仙居、宁海、天台丛山密林转战十余日，第一仗获全胜。第二年五月，仙居县城失陷，六月胡宗宪调集3万援兵，配合谭家军收复仙居。七月，戚继光任宁绍台参将。九月，谭纶率兵至慈溪，与俞大猷、戚继光合兵，取得龙山保卫战胜利。此次激战中，明军在雁门岭遭倭寇伏兵，参加会剿的各路官兵四散，唯有谭、戚两军拼死反击，转危为安。嘉靖三十六年谭家军主要战事：四月台州府城保卫战和隘顽歼灭战大胜，五月栅浦之战三战三胜。三十七年春，谭家军参加胡宗宪调集浙江主力发起的舟山岑港战役。倭寇为解救岑港，奔袭台州，谭纶奉命撤出战斗，回师守卫台州，率军转战城乡，直至六月事态转安。战后，谭纶升浙江按察副使兼巡视海道，在台州任期3年，移驻宁波，仍兼领谭家军。

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大股倭寇登岸，以栅浦、葭沚、海游为巢点，四出攻掠。桃渚告急，谭纶奉浙闽总督胡宗宪之命，率军增援台州，“一昼夜驰岭道三百里，饥甚，假柿枣为粮”。[5]戚继光部先解桃渚之围，乘胜追击，两军会合取得菖埠岭胜利，倭寇被迫退守栅浦据点，准备南逃新河入海。谭家军先期到新河伏击，“料贼必出金清闸，凿二舟塞之回”，[6]截断退海路。两军在新河所城南门合围，杀死大半倭寇。千户李超在太平官屿斩首30余级。倭寇残部千余败退南湾，占领滨海高山，分兵5处抗拒。谭、戚两军紧缩包围，四面环攻，谭家军杨文及蔡汝兰等突入倭巢而获胜。[7]南湾大战斩杀三百，擒降数百，救回被掠妇女300余人。戚继光到义乌招募3000多人，组建戚家军。次年九月，谭纶升浙江布政司右参议。

嘉靖四十年三月，谭纶因父丧回家乡守制，谭家军分驻台州，为浙军一部，成为浙江抗倭主力。谭纶5个月后，接到圣旨复职，统领浙兵。嘉靖四十一年五月，谭纶与俞大猷合兵，从浙江进广东，剿灭张琏、林朝曦“山寇”，杨文随军征战。[8]

入闽灭倭

嘉靖四十二年（1563）三月，谭纶升右佥都御史兼福建巡抚，奉命统领浙兵（原谭家军）进入福建抗倭，把总杨文、李超从征。戚继光率军万余人从浙江调往福建。四月，谭纶指挥副总兵戚继光、福建总兵俞大猷、广东总兵刘显和福建按察副使汪道昆，进攻平海卫倭巢。四月二十一日发起总攻，戚家军担任中路正面攻击，刘显为左路，俞大猷为右路，杨文、陈其可、蒋伯清、傅应嘉为右路突击。明军血战破灭倭巢，歼敌2450余，救出被掳百姓3000余。当夜，杨文、蒋伯清奉命，于福清县蒜驿岭伏击，斩杀日本真倭78人。平海卫大捷后，谭纶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福建巡抚，戚继光升都督同知（十月升福建总兵）。有功将士皆受封赏。

同年十二月，谭纶与戚继光发起仙游之役，解救被倭寇围困50多日的仙游城。浙兵杨文、陈其可、蒋伯清为右翼，攻破倭寇四大营中西营。攻打东营有把总张元勋（太平新河人）。仙游之战后，南逃倭寇万余集结同安漳浦。嘉靖四十三年二月初，谭、戚部署兵力，杨文等率右哨，张元勋为中哨，于王仓坪击溃大部倭寇。从王仓坪败退倭寇逃至漳浦县蔡丕岭据险顽抗，有近万人之多。谭纶、戚继光于二月十六日发起总攻，张元勋为中哨冲锋，李超为右哨奇兵，张元勋一马当先冲入敌阵。蔡丕岭之战全胜后，福建倭患平息。

杨文、李超的原台州籍谭家军，与其他浙军，在谭、戚指挥下，在福建平海卫、王仓坪、蔡丕岭三战三捷。同年四月，谭纶上疏回籍补制，不久浙军回师。至此，由谭纶组建的台州籍谭家军抗倭战斗基本结束。

戚继光评述谭家军

谭纶创建的台州籍谭家军，仅2000余人，以英勇善战闻名。戚继光洞察浙兵战斗力，分析强兵出于处州、绍兴、义乌和台州，均处于负山临海的浙东地区。对于台州兵，戚继光认为，只有谭纶才能训练成劲旅，“盖台兵以太守谭公之严，初集即有以摄其心，故在谭公用之而著绩，他人则否。其人性与温州相类，在于虚实之间，著实鼓舞之，亦可用”。[9]明姜宝说：“在台、在宁波，则台浙兵皆经公（指谭纶）训练，可称雄于他省。”[10]戚继光分析浙兵作战优势，不仅擅长野外步战，还善于守城。“倭俱巢重山叠险，密林深谷，而浙兵俯攻仰斗，无不有胜”，“南省邑城，高不逾丈，厚止数尺，复无墩堑偏坡之险，贼动以万数之，而以浙兵千人守之，累月不下”。[11]台州籍谭家军善于长途奔袭，两日两夜急进300余里；或赶在倭寇前设伏取胜；具有攻城寨的战斗力，在福建平海卫、仙游战役立功；又精于使用火器名鸟统手，这是一支擅长山野步战的精锐之师。

谭家军于嘉靖三十四年组建，而戚家军于嘉靖三十八年组建，4年时间台州抗倭的主要战斗部队是谭纶麾下台州籍谭家军。

平倭之后杨、李二将

杨文，字筠先，临海大汾人。嘉靖三十四年（1555）入伍谭家军。在仙居至宁海数战中“每战先登”。解除太平县城的南湾之战立功，升把总。福建平海卫之战升守备，再升游击；王仓坪、蔡丕岭战后升台州卫指挥使。万历二十年（1590）二月，宁夏副总兵哱拜（原蒙古鞑靼降明）与子哱承恩反叛，杀宁夏巡抚与副使，与鞑靼勾结。朝廷调集全国精兵平叛，提督李如松奉旨率各省兵马，先期到达各军久攻不下。九月三日，海门卫参将杨文率浙军至，与贵州苗军攻破银川南关，杨文抓获哱承恩，哱拜自焚，宁夏平。杨文升副将，后官总兵，世袭台州卫指挥使。宁夏平叛史称“万历三大役”之一，杨文立下大功。

李超，字天衢，太平松门人。先世以军功世袭指挥，入谭家军任千户。嘉靖三十七年（1558）四月二十三日，倭寇百余从栅浦（今椒江）登陆，谭纶命李超歼灭，未成，倭寇流窜到温州，谭纶怒责李超。几日后，又有四百余倭劫掠太平县官屿，李超请战，对士卒说：“今日宁与贼战而死乎？宁不与贼战归见太守而死乎？”众皆说：“宁与贼战死！”李超与倭寇决战，斩后30余级，其余溃退争舟，全部落水溺死。此战李超升备倭指挥。嘉靖四十年三月，谭纶回籍丁忧。李超为保卫谭纶安全，私率部下百余壮士赶赴江西，歼灭流窜倭寇，江西巡抚荐举任游击。随谭纶入闽平倭升台金严参将，后任全浙护军，驻镇定海。

隆庆二年（1568）三月，谭纶任兵部左侍郞，总督北方军务；荐举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时北兵将士不听号令，又缺乏严格训练，与蒙古作战屡败。谭、戚奏准浙兵三千鸟统手北上，作为冲锋破敌先锋。谭部李超与戚部胡守仁带领宁、绍、温、台组成的浙兵，月余后如期而至。到达这天倾盆大雨，因没有接到入城军令，全体将士个个直立密云县郊外，蓟州镇北兵将领极为震动。浙兵鸟统手参入蓟州各营充任教习，用严明军纪和严格训练，改造北兵战斗力。后来，谭纶荐举李超任京城卫军都督。京军是全国军队中的精锐，平时负责保卫京师，战时为主力部队。

张元勋，字世臣，太平新河人，世袭新河所百户。先是从戚继光破横屿倭寇，升千户，把总，入闽平倭数战，冲锋陷阵立下殊功。但张元勋隶属戚继光麾下。福建三次大战由谭纶总指挥，谭、戚两军统一部署。

注  释：

[1] 《筹海图编》卷8。

[2][3][4][10] 《谭襄敏公传》。

[5] 《谭襄敏公遗集》卷末。

[6][7] 清嘉庆《太平县志》卷18。

[8] 民国《台州府志》卷109。

[9] 戚继光《纪效新书》卷首《或问篇》。

[11] 《明经世文编》卷347。

（严振非）

清代州县讼案和基层的司法运作

——以黄岩诉讼档案为研究中心

2000年7月，因台风摧毁了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的一些老旧房屋，意外发现了一批清代后期的诉讼档案，包括诉状的状式、副状、证据和审理的记录等司法文书约110余件。这批珍贵档案经第一历史档案馆修复后得到78份诉状，在法史文献专家田涛教授主持整理下，已由法律出版社出版。[1]这些档案保存比较完整，时间跨度为同治十三年到光绪十五年（1874～1889年），并附带民事审判的程序等内容，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古代民事法史研究。因此，黄岩诉讼档案被媒体称为是继巴县档案、宝坻档案、台湾淡新档案后第四次清代州县诉讼档案的重大发现。[2]

在过去，受文献资料所限，清代法律史的研究重心主要在于中央法律制度以及刑事审判（比如刑部一级）方面。近二十年来，随着一批州县诉讼档案的发现与整理以及可利用文献的拓宽，清代基层司法运作状况逐渐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3]但是，学者接近、利用这些档案的渠道有限。尤其是中国大陆学者直接基于清代州县司法档案的具体研究不多。本文将通过分析黄岩县的主要案件类型，探讨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界线如何被打乱、民事纠纷的产生及如何向诉讼转化，衙门在解纷过程中的应对，并对比当时的国家法律制度，以黄岩讼案的主要类型为切入点，透视清代后期基层社会司法运作的具体状况。[4]

一、黄岩讼案的主要类型

黄岩诉讼档案涉及的案情在今天看来绝大多数属民事案件，清代没有民事审判与刑事审判的严格分别，大部分黄岩县讼案当事人总是夸大其词，将普通案件叙述成耸人听闻的要案，以请求县衙追究对方刑事责任的口气“具呈”。具体案由则不过是户婚、田宅等民事案件，或由此而引起的打架斗殴、骂詈污辱及盗窃等轻微刑事案件。[5]据王宏治的分类，上述经整理出版的晚清黄岩讼案主要分为如下七类：户婚案件、田宅案件、钱债案件、斗殴案件、盗窃案件、保释案件及要求存案的诉状。[6]其中，保释及要求存案的诉状属于非诉案件，出状保释者3宗，要求存案者7宗，合计约占总数的12．8％。这些非诉案件数量较少，留待将来专文研究。其余案件按其性质与及相关性另可归纳为如下几种主要类型：户婚及争继案件，此类案件主要涉及婚姻纠纷、立继及与此相关的家族内部的财产继承纠纷，此类案件均与家庭纷争有关；田宅与钱债案件，此类案件主要涉及家族之外的财产纠纷，所涉标的性质相同；斗殴案件与盗窃案件，此皆属于轻微刑事案件类型。以上四种案件类型出现频率较高，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本文将对此进行重点论述。

1．户婚及争继案件

户婚案件共有19宗。其中，涉及宗嗣关系的8宗（第9、10、17、24、50、62、71号诉状）。第9、10号两件涉及归宗。其中，17、24、50、62、71号诉状均涉及因继嗣引发的继承权纠纷。以24号诉状为例，该诉状是蔡钦俊于光绪八年（1882）十一月初二日具呈的的答辩状，在此之前的十月初八，蔡钦桃曾经上交诉状。从当时伍姓知县所作裁判看来，蔡启盛当为蔡钦桃钟爱而择继为嗣，蔡钦俊可能是妄事紊争。为此，愤愤不平的蔡钦俊随即呈上诉状进行争辩：光绪六年（1880）正月间，蔡钦桃邀蔡钦俊与蔡钦送及伯叔蔡成煊、蔡钦华、蔡钦池等，议立蔡钦俊次子蔡侯柯入继，公允无词。而蔡启盛则向来惯谋图产利己，赖亲族阻止未能得成。但蔡钦桃随后被蔡启盛暗地教唆变卖田产，非但不听蔡钦俊劝导，反在蔡启盛教唆下上控。蔡钦俊要向知县表白的是，蔡钦桃家仅“所存房屋三间，田三亩半，养活尚属不敷。”相比之下，蔡钦俊“家颇可度活”。因此，他并不在意以蔡侯柯为蔡钦桃立嗣会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只是此事关涉手足之谊，不能坐视蔡启盛将“迈拙”的蔡钦桃财产挥霍一空。蔡钦俊进一步斥责蔡启盛争继尽可邀族众妥议，竟然教唆上控致伤族谊。为此，蔡钦俊请求知县签差役提集蔡启盛讯断结案，以免讼累。

此案反映了蔡钦俊与蔡启盛在争夺立继及家财上产生的严重冲突。由于无法依赖族众秉公妥议，该纠纷进入了诉讼程序。但是伍姓知县以蔡钦桃是否择继蔡启盛为嗣，听其自己决定，并没有满足蔡钦俊的诉讼请求。

62号诉状为立继争产纠纷。据陈吉南称，陈慧昭生前立其为嗣，但未及立下契据而亡。谁料在陈吉南尽了三年丧祭礼后，弟弟陈吉辉买通罗承敬唆耸继母改立其为继嗣。继母亡后，“所存票券钱洋，不下数千金，俱被承敬囊括无遗”。陈吉南指责罗承敬强行变更先人的遗嘱，吞没后嗣财产的行为乃“法所不容”。由于此事未能经族绅理处，陈吉南请求知县垂怜文弱之人，按律追断，以免遗产全被陈吉辉鲸吞。陈吉南可能颇知律法，与大多数当事人在诉状中仅仅一味指责对方如何阴险狠毒、自己如何老拙可欺，以求在道德上为自己增加诉讼的正当性筹码不同，他对叔母改立继嗣的行为提出质疑——“未有前人立继而后人可更者也”，明确提出请求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追断”。[7]不过，在选择同样合法的继子方面，叔叔立继叔母是否有权更改，《大清律例》并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8]欧阳知县似乎受了当事人的影响，在批语中罕见的举出律例规定：“继子不得于所后之亲，准其别立。”在《大清律例》中，该完整例文如下：“无子立嗣，除依律外，若继子不得于所后之亲，听其告官别立。其或择立贤能及所亲爱者，若于昭穆伦序不失，不许宗族指以次序告争并官司受理。若义男、女婿为所后之亲喜悦者，听其相为依倚，不许继子并本生父母用计逼逐，仍酌分给财产。”[9]这就意味着，如果继子不为被立继的父母喜爱，父母可以改继。欧阳知县裁判当事人陈吉南应遵照其婶婶的改继意见，存在一定的法律依据。《大清律例》还规定：“无子立嗣……如族中希图财产，勒令承继，或怂恿择继，以致涉讼者，地方官立即惩治。仍将听择贤爱之人断令立继。”[10]当然，或许欧阳知县也看出被立继人已经双亡，没有“听择贤爱之人断令立继”的可能与必要，争夺立继仅仅是个借口，实质上不过是以陈吉南为一方、以陈吉辉和罗承敬为另一方争夺财产而已。不过，欧阳知县只是轻描淡写地指责陈吉南等人“何得因产相争”，驳回陈吉南的诉讼请求，并没有对之进行惩治。

71号诉状亦为争继夺财纠纷。由该诉状可知，童汪氏之前已经呈交诉状，估计呈词支离或未曾提交家族世系图及宗谱等原因，无法为知县的裁判提供充分证据而被要求“遵饬呈覆”。该案纠纷缘起丧夫乏嗣的童汪氏断然拒绝童必玉之子童仙岩为嗣，理由是：必玉仅有一子仙岩，且业已出继童必顺为继子，不能再继各房；童汪氏丈夫生前与童仙岩结有讼仇；必玉之前噬少童汪氏田价，若其争继得成，必将图烹产业；童汪氏欲以同祖族侄昌梅为继子，缘其忠厚可靠、并能顺从。为此童汪氏请求知县追还田价，绝必玉争继之意。至此，童汪氏的诉讼请求实为两项：其一为“准定继”，其二为“究田价”。仅从诉状看，按照上引《大清律例》的规定，童汪氏显然可以“择立贤能及所亲爱者，若于昭穆伦序不失，不许宗族指以次序告争并官司受理”，即，在法定范围内有自由择继的权利。童汪氏指控“必玉仅有一子仙岩，早经出继必顺为继子，何能再继各房？”这意味着如果必玉之子为童汪氏立继，将承继三房宗祧。但据《大清律例》规定：“如可继之人亦系独子，而情属同父周亲，两相情愿者，取具合族甘结，亦准其承继两房宗祧。”[11]一子最多只可承继两房，因此童汪氏的指控是有法律依据的。但知县似乎对此并没有给予相当的注意，只是提出检查宗谱及世系。

发生于家庭内部的财产债务纠纷案件有5宗（第14、21、28、58、63号诉状）。14号诉状是因财产问题引发的骂詈、斗殴事件。纠纷缘起潘济清名下的店业欠债达三千余串钱，潘济清商请三个儿子凑还。次子之寡媳洪氏被长子潘文褒唆串后竟然“目无尊长，甚用椅殴掼”。为此，生气的潘济清呈控寡媳的不法行为。若该指控属实，则潘洪氏的行为将涉及“十恶”中的“恶逆”、“不孝”及“不睦”。[12]《大清律例》规定：“凡骂祖父母、父母，及妻妾骂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并绞。须亲告乃坐。”[13]潘济清本想请求知县提究儿媳，念及父子翁媳匍匐公庭，“大为人伦之变。惟有仰求宪天恩赐，饬差传谕，大加申斥，儆逆肃伦。”如果仅是骂詈尊长，国家法律允许尊长息案了事，可不予深究。[14]

不过，从该诉状来看此纠纷可能并非简单的骂詈，因为当事人声称自己“若非三子救助，几被殴毙”，案情似乎已经发展到极为严重的程度。潘济清可能不知道的是，清律对此类行为作了更严格的规定：“凡子孙殴祖父母、父母及妻妾殴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斩……伤者，杖一百、徒三年。”[15]法律并没有允许当事人之间和息的规定。在礼治社会，殴打尊长远远比一般的骂詈行为严重得多。因此，依据国家法律及潘济清的指控，潘洪氏的行为足以招致严重的刑事处罚，而非潘济清仅私自请求知县“饬差传谕，大加申斥，儆逆肃伦”可以结案。然而，王姓知县对此种刑事重案熟视无睹，只是认为“如果属实，亟宜治以家法”，理由是传谕申斥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如果有必要，“尽可呈请提究”，实际上将矛盾又推回给当事人。

此讼案另值得思考的是，潘济清由于具有监贡身份而起用三子潘文浩作为抱告。在整个财产/债务纠纷中，潘家长子及二儿媳处在潘济清的对立面，只有三子潘文浩援手于家父，并且最后由他代父呈上诉状。因此，也存在潘文浩将简单的案情“耸听式运作”，以借机夺取潘洪氏财产的可能。

21号诉状为当事人与几个兄弟发生的遗产继承纠纷，王姓知县裁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但未提供任何依据或理由。另外，58号诉状与63号诉状均为家族内部的争产纠纷，为同一类性质的案件。58号诉状为续词，从其附件一可知，当事人陈卢氏至少在同年三月初三或之前就已经向知县呈交了首份诉状。但是欧阳知县以陈法根在陈卢氏丈夫病亡前后判若两人，“恐无如是情理”为由拒绝受理此案。陈卢氏第二次提交诉状时，再次将所发生的财产纠纷作了交待：陈法根曾与陈卢氏丈夫（陈法金）一同打理生意，陈法金病亡后，陈法根与义父卢英辅合谋，吞没陈法金所遗帐息。陈卢氏不但未受理偿，反受上述二人殴打。为此陈卢氏指责陈法根人面兽心，只有知县强制陈法根偿还钱财，才能“杜凶噬而援弱寡”。但是欧阳知县以陈卢氏向陈法根等讨债事合情理，陈法根等人持械行凶则不合社会常理为由再次驳回陈卢氏的诉讼请求。

63号诉状为四月初八日陈周氏提交的继词，同年三月二十八日，该案另一方当事人陈牟氏提交诉状。欧阳知县以窃盗无凭、殴伤无据，同时以该纠纷发生于同族中人，名分攸关为由驳回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据陈周氏的呈词，该财产纠纷发生于侄儿陈法藐等盗砍她的松木数十株，陈周氏儿子陈法增仅夺回十一株。为此，陈法藐后来不但殴辱陈周氏，且反诬陈法增盗窃自家树木。陈周氏据此请求知县严惩陈法藐等人，否则“理法奚容”。由于陈周氏与陈牟氏互控对方盗窃己方树木以及殴辱对方，在没有其它证据的条件下，我们很难据此判断案情的真假。

对于亲属之间互相偷盗财产，《大清律例》规定：“凡各居亲属相盗财物者，期亲减凡人五等。”[16]期亲范围包括孙为祖父母，侄为伯叔父母及在室姑；平辈兄弟、姐妹之间；夫为妻；叔伯为侄等等。[17]如果依据《大清律例》，则陈周氏与陈牟氏两家间发生的偷盗可依凡人减五等，即依《刑律•贼盗中》窃盗律文规定的计赃量刑标准再减五等，处刑较轻。这或许是欧阳知县懒得受理此案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亲属相盗同受讼于公庭，知县两度认为此有伤亲亲之谊。

因婚姻关系而引发的财产纠纷有3宗（33、36、56号诉状）。其中，36号诉状当为鲍娄氏对杨周氏原告的答辩，但杨周氏最初的告状未能发现。在56号诉状中杨周氏再次进行告状，即“续词”，与36号诉状中“鲍娄氏呈为图诈捏控声求究诬事”属同一纠纷。已婚妇女杨氏被“转卖”，杨氏娘家与婆家互相指责对方。鲍娄氏指责原儿媳杨氏不守妇道，屡次训叱不听，反敢订恨成仇，并多次与人私逃。无奈之下，鲍娄氏提出由其母杨周氏带回未果后，鲍娄氏与杨周氏主婚，将杨氏凭媒转许他人，受财礼二十大洋，杨周氏得洋三元。杨周氏于是诉称鲍家卖媳。这份诉状给我们的初步印象似乎是杨氏不听教化，自食其果，杨周氏起诉实为无理取闹。

对此，杨周氏针锋相对地予以回击。杨周氏首先指责鲍家上下品行不端：鲍娄氏夫妻奸邪刁恶，惯与他人合谋贩卖妇女为生计，鲍氏之子金万庆则游荡轻狂。鲍娄氏与杨氏失睦后，心存售媳意图。初次贩卖杨氏即被杨周氏追回。但鲍娄氏不卖儿媳不休，最后不知贩卖杨氏于何处，向其要人反被殴辱。

作为一百多年之后的案外之人，我们很难从她们完全互异的指控中确定地判断二人陈述的真假。不过，附在诉状末尾的知县裁决有助于探讨案情的真实状况。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初八，杨周氏（娘家）先具呈告状，知县裁定：“叙词不明，又无见证，一纸空言，殊难准理。”驳回起诉。中间可能杨周氏再告，鲍娄氏（婆家）具呈答辩，所以在二月二十九日有欧阳知县裁定鲍娄氏的诉状“具与杨周氏所呈情节悬殊，明系该氏将媳嫁卖，杨周氏争分财礼，因而互控，均属唯利是图，毫无志气。着自邀亲属族，速即理明。若再彼此控讼不休，定即立提讯究，无谓言之不先示。”作为与纠纷双方很可能没有直接利益关联的第三方，欧阳知县为我们了解案情提供了有利线索，即纠纷双方争执嫁卖（氏媳杨氏）/追回女儿是假，争夺财礼（对杨周氏而言，仅得三块大洋似乎“显失公平”）是真。从两份诉状及三份裁决可知，提讯作为案涉人之一的万庆（鲍娄氏之子，杨氏前夫）是确立案情真假的关键。一般而言，妇女出头起诉一般是寡妇在子幼或无子的情况下才起用他人作自己的抱告。万庆已婚多年，显系成丁。奇怪的是，36号诉状中鲍娄氏却起用亲友王阿春为抱告。因此其中很可能存在隐情，也许这此引起了欧阳知县的狐疑，所以他在二月二十九日的裁决中特别提及“氏子万庆，现在存否，词内并不叙出”，作为驳回当事人诉讼请求的理由之一。对三月十三日杨周氏的续呈（即56号诉状），欧阳知县裁定：“着遵照鲍娄氏词批邀理，若再争讼不休，定即提究。本县令出维行，慎勿尝试。”知县最后用若继续争讼、将提究双方当事人为威胁，以求结束诉讼。

对于嫁卖儿媳之事（若无不守妇道情形），《大清律例•刑律•略人略卖》明确规定“略卖……子孙之妇者，杖八十徒二年。”另外，《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典雇妻女》及《大清律例•刑律•犯奸•纵容妻妾犯奸》等亦有类似规定。杨氏如何不守妇道，现存诉讼文献表明知县并未作进一步追查。据岸本美绪的研究，在明末清初地方官的告示里，照律严禁买妻或卖妻，或预告将据重刑处断者所在多见。但在实际的地方裁判里，承认双方合意的卖妻、典妻的契约效力，完全不言及律令的“买休卖休”等规定而命令履行契约之例者也很多。即使在清代后期，在知道判决结果的案件中，其处理办法几乎都是意识到“买休卖休”律的规定，但同时也在了解案情之后实质上追认卖妻契约的作法。[18]黄岩县知县未追究鲍娄氏与杨周氏卖女（儿媳）的刑事责任，相当于默认她们的行为。这与岸本美绪的结论相似。

2．田宅及钱债案件

田宅是农业社会的重要财产。档案中涉及的田宅案件多达18宗，约占23％；属于钱债者21宗，约占27％。两者占黄岩档案的最大比例。[19]与田土纠纷相关的有13宗（第8、22、23、26、37、38、57、60、61、64、68、69、72号诉状）。田土纠纷涉及耕地、山场、竹园、林地、坟地及灶田（晒盐之田）等各种形式的私人财产。涉及房宅的4宗。其中，35号诉状为房屋抵押（也可能是出租）引起的纠纷。当事人辛光来将房屋抵押（或租）给陈崇厚，陈崇厚的儿子陈顺官私自转押于丁彭大四，丁彭大四亡故后，房屋连同税钱由其侄阿根、阿三纠众图霸不还。很可能欧阳知县在辛光来的初呈中裁定他自寻调解，所以辛光来再次起诉时特别提及调解人碍于情面不便出面，致使纠纷仍拖延不决。这一次，欧阳知县不再坚持原先的裁定，而是判定当事人“尽可邀同陈崇厚妥理清楚。事息迳直，不必涉讼。”

40号诉状为借用房屋图霸不还案。卢有临指控卢绍芬于光绪六年（1880）借用房屋，不仅图霸不还，还诬其子卢良敏行窃、逞凶。卢有临分别于光绪九年（1883）十月初三、十一月初八两度请求衙门裁决，均被当时的伍姓知县以案情不实为由驳回。至欧阳知县任内已届5年，现任知县以该监生两次具呈，均被驳回，以为控情不实无疑，要求当事人必须从实提供案情。至于最后是否据之裁决，我们不得而知。其它案件也与此类似，基本无果而终。

钱债案件共有21宗。其中，借贷纠纷有2件（47、70号诉状）。47号诉状为单纯的借贷纠纷，欧阳知县裁决当事人陈张氏“尽可自行邀同向讨”了事。70号诉状则由借贷纠纷引发了一系列事件。当事人陈福隆之前指控解银求非但借洋五元不还，还撞伤其年迈的母亲。为此，解银求上控巡廉（负责当地治安的衙役），[20]反诉陈福隆之牛踏伤他母亲的坟墓。对属于口角细事的纠纷，此次竟然多达五名的差役（王升、张华、陈太、金朝及王富）至陈福隆居住地三豆解荘察核详办。衙门似乎意识到差役下乡骚扰民众为常有之事，所以特别注明——“去役毋得迟延干咎。”[21]不过，这一告示并没有什么约束力。陈福隆受到差役的各种需索，按其自己的话说是——“受累难堪”。所以，仅仅约半个月之后，即光绪十一年（1885）六月初八日[22]，不堪忍受差役索求的陈福隆就迫不及待地再次递交诉状，并特别在短短的诉状中重点描述差役的不法行为：“致巡廉饬差王升等查提，使身反遭差扰烟洋酒饭，稍不遂欲，拍棹掷碗，受累难堪。”贷钱无归、母亲撞伤及“复遭厅差诈闹”的陈福隆似乎痛苦不堪到了极点，他提出“若不急求迅赐札吊究追，心何克甘？”然而，欧阳知县并不为所动，只是草草裁决“着自行妥理清楚，毋得以无据空言，希图耸听”。

因钱财债务纠纷并引发斗殴打抢詈骂等而提起的诉讼有6宗（1、6、7、8、25、77号诉状）。1号诉状当事人徐廷燮（童生）指控张乘鳌非但欠束修（张家小孩的学费）不还，“反敢詈骂，挺身逞凶”。当事人认为张乘鳌的行为“情理难容”。这似乎引起王姓知县的“共识”——“所控如果属实，张乘鳌殊出情理之外，”裁决派赴两名差役持知县批复速往查理。王姓知县可能又认为差役下乡必然滋拢民众，随即又提出“或仍凭土屿张绅等妥为理息，以免讼累。”在调解无果的情况下，知县准许差役带案讯办。相比之下，其他几案则没有如此幸运，知县裁决不是令当事人自行调解，就是驳回不准。

另有3宗纠纷（2、42、54号诉状）也与钱财债务纠纷相关，当事人最后以盗窃或通贼等名义起诉。当事人或被对方诬为盗，或称对方为贼，但衙门对此多不置信，并予以驳回。如42号诉状欧阳知县裁决“钱既不还纵敢恃强肆凶，无此情理。蒋金合若果与贼来往，其不安分可知，尔何肯再借钱文为数千之钱。不必张大其词，希图耸听。不准。”54号诉状欧阳知县裁决：“因何事与人涉讼，则当将起衅情由实叙，词内不得拉扯别事，装点砌饰，意图耸听。所呈不准。”

涉及赌博的钱债纠纷有2宗（19、53号诉状）。53号诉状欧阳知县以徐拱辰呈词前后矛盾为由不予受理。19号诉状王姓知县以陶兴旺呈词“控情支离，又无帐据”为由不予受理。对此，《状式条例》（黄岩县通行的地方性诉讼规则，预先印制在每份状纸尾部）规定：“告赌博，无窝伙姓名，又不现获赌具……者，不准。”上述案件的裁定合乎民事诉讼法律的规定。

与店铺有关的钱债纠纷共6宗（25、34、41、43、46、73号诉状），涉及木器店、染铺及烟馆等的钱债纠纷。34号诉状当事人胡凤山借钱给开木器店的族人胡恩松，对方“有借无票，心生欺噬，任监迭讨迭诱，始终不偿。”后经王汝春、孙宣元等等调解，将一百九十余元借款减为一百二十元偿还依旧未果。为此胡凤山请求知县究追法办胡恩松，以清偿债务。欧阳知县裁决当事人自行清理了事。针对46号诉状涉及的钱债纠纷，欧阳知县的裁判与34号诉状如出一辙。首先，知县并不相信鲍舜田指控陈良茂不承担债务——“拼伙开店，若店亏短，自应照股认派，陈良茂岂能图赖。”其次，虽然当事人已经声明前据鲍子章等调解未果，知县坚持“着再邀理清楚可也，毋遽肇讼”，驳回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41号诉状为当事人梁洪秋三月初八日的继呈。梁洪秋生病在家时，其染铺合伙人梁洪梅（族人）乘机独自收钱付取，甚至将他人交付的染布典当出去。在梁洪秋二月十八日的初呈中，欧阳知县对他的指控是否果有其事表示怀疑，裁决当事人持知县批复邀梁洪秋照簿清算。不过，知县的简短裁决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在随后不久的继呈中，梁洪秋声明“遵经持批请[23]人传谕，邀同理算，讵洪梅非惟置之不理，尤敢串嘱场差，至身家倒拘未得。”为此梁洪秋请求知县“亲讯究追”而非自理结案。这一次，欧阳知县不再坚持要求双方当事自行理算，他找到了呈词的另一个破绽：梁洪秋在初呈中指责梁洪梅“影射五年前重算（帐簿）”，在续呈中则改为“七年重算”。知县如获至宝，据此直接判定梁洪秋“显有隐情”，驳回他的诉讼请求。43号诉状当事人郑杨氏指控章福梅贪婪噬款。郑杨氏可能清楚《状式条例》有“钱债无票约、中证者，不准”的规定，即钱债案件必须提交借票、契约或中人为证。在清代，各地通行的地方性诉讼规则一般都明确要求当事人针对其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24]对此，郑杨氏特别解释当地有店帐未清时不立票据的习惯。不过，欧阳知县依旧裁决当事人检同票据后遵照指示另行呈交诉状。限于涉及该案的诉状仅有一份，我们无法得知其最终结果，但是，依据知县一贯的裁判逻辑及当事人证据不足的条件下，此纠纷很可能不了了之。

3．斗殴案件

涉及斗殴的案件有5宗（第16、18、32、49、51号诉状）。32号诉状和51号诉状都是寡妇告人将其子殴打至伤。由于当事人未向知县提供案发现场的见证人或验伤结果，以没有相关证据为由驳回诉讼自然颇合知县的思维。如，32号诉状欧阳知县裁决“如果受有重伤，应即亲身来案，听办验讯。”51号诉状欧阳知县以“伤不请验，据不呈送，无从查核”为由驳回起诉。49号诉状“张汝嘉呈为忿理毁殴求提讯究事”，是同行竞争发生的斗殴案，张汝嘉提出纠纷有“邻人王文盛力救确证。”欧阳知县不再提及“验伤一事”，而以“着仍自邀理可也，毋庸涉讼”驳回。

16号与第18号诉状针对的是同一案件。16号诉状“林云高呈为痛切剥肤结求讯办事”是被害人林云高对周官升提出的告状，18号诉状“周官凰呈为愈出愈蛮迫求限究事”为加害人周官凰（周官升的堂兄）的诉状。综合两份文献可知，该案纠纷大致如下：监生周官凰乏嗣，拥有四个儿子的堂弟周官升心存夺产之意，因怀疑周官凰将所雇牧童招为养子，率众将牧童胞兄林云高关在家中“悬吊禁殴”，后经城守营亲往方才押放。在当事人声明有城守营作为案情见证人的情况下，欧阳知县不再要求起诉方提交涉案证据（人证或验伤等等）作为遏止乡民争讼的策略，他在十二月初九日裁定周官凰“着自妥为理明”的理由是“兴讼臻伤亲亲之谊。”这种没有任何强制力及权威的“自妥为理明”不可能有实质的法律效力。周官凰在第二次呈词中指控周官升父子“恶胆愈炽。不特理无可理，更肆仇控烛，”甚至想了结周官凰性命方休。但是，知县完全不予理会周官凰声称的处境，在十二月十三日的裁决中不但没有打算惩处周官升，反而斥责周官凰“同室操戈，本属家庭戾气。况尔以周官升喝子擒禁等词架耸，诬陷亲属，袒护外人，更属不顾大局。特斥。”对林云高的裁决则是“呈词一味架耸，显见刁健，可恶已极。仍不准。切结掷还。”语气严厉之极，没有任当事人再次呈诉的余地。

表面上看，知县的上述裁判似乎存在袒护被告之嫌。但是，如果我们综观黄岩诉状整体裁判结果就会发现，以“自妥理明”、“邀族调解”等方式直接驳回起诉或不予受理民事案件构成了目前所见的1874～1889年间黄岩县五任知县对待大部分民事讼案裁判的基本模式。讼案的任一方向衙门起诉，获得的裁判结果大都不出上述几种形式。因此，与其说知县的裁判袒护了被告，不如说是历任知县一贯的裁判模式对原被告基本上“一视同仁”。

4．盗窃案件

涉及盗窃的案件有9宗（第20、27、39、45、59、65、74、75、76号诉状）。20号诉状为窃牛案引发一系列钱债、斗殴及控匪纠纷。当事人蒋德赠的牛被窃，经吴显德等人诱引，携钱前往王小云来家赎牛。一进王家，同行被捆吊殴禁，钱财被搜取一光。蒋德赠另指控王小云来等系漏网未获之犯，每结恶党，扰害乡民。当事人可能忽略了的是，因窃牛案转而指控对方当事人的其它不法行为，违背《状式条例》一事一告的规定：“词讼如为婚姻，只应直写为婚姻事，倘如田土、钱债、店帐，及命盗、为奸拐等事皆仿此，”因此，在之前的十一月十三日初呈中，王姓知县就以指责蒋德赠“情词扭捏支离，显有不实不尽”而不予受理。当蒋德赠第三次请求提讯对方时，知县对此种“缠讼”行为极其痛恨，除一再斥责其呈词支离外，还以“竟再三架耸，晓渎不休，明系讼棍伎俩。……仍不准，切结掷还。”不容蒋德赠再次起诉的余地。

27号诉状为家中遭到哄抢的报案。伍姓知县对当事人张所寿陈述的案情表示怀疑而不予受理。39号为船只被盗案，欧阳知县以“案情殊难取信”为由驳回。45、74号和76号诉状涉及当事人家中衣裤、手饰、农具及碗勺等物被盗。单纯的被盗报案可能比较容易得到受理。但是如果将之与其它诸多案情混合一起，容易被知县怀疑成为人唆讼或另有隐情，结果反被驳回。45号诉状即是一例。张叶氏家中被盗，与邻人捉到窃贼王老四。王老四的同母异父之兄弟施老二出面保证还赃，事后却拒不认账，张叶氏之子张奇有向其索还财物被殴。为此张叶氏请求追究王老四与施老二的责任。知县认为“王老四果系偷窃氏家窃贼，经氏子张奇[25]有同邻人登时捉获，既经王老四同母异父兄弟施老二抱认还赃，岂能以贼去无凭诱言不还，反将氏子凶殴？惟尔所失各物是否确见王老四所窃，帮同追捉邻人是何姓名，词内并不叙及，无凭核实。”要求张叶氏补充材料，重新呈报。74号诉状当事人（原文姓名不确）及76号诉状当事人余国楹家中被盗后均“随投地保，验明出入情形”，这颇合《状式条例》要求“告盗贼，投明地保验明出入情形，开明确赃”的规定。尽管当事人未能开明确切的盗贼，但均开列详细的失单，并指出疑贼所在。另外，以上两份诉状均为单纯的报窃案件，简单明了，呈词不超过两百字，没有知县平常所指责的横生枝节、呈词支离特点。为此，倪姓知县裁决“应饬缉究追。”这是所有盗窃案中仅有的两件被准予受理。不过，上述两份诉状均在倪姓知县任内得到受理[26]，也可能与新知县的裁判风格与前任存在差异有关。

二、讼案与基层的司法运作

综上所述以及黄岩诉讼档案表明，不少当事人多次从五十里（有的甚至远达七十里）之外的山间长途跋涉，前赴县衙寻求司法解决的途径（参见11、12、39、41、42、55、59、61、62、63、74号诉状）。为了等待县衙的裁决或者路途险远跋涉不易，这些当事人大多得投缩歇家（客店），翌日甚至耗费更长的时间后方可返回。这与传统的官方息讼或厌讼说教相比，案件当事人的执着表明了其强烈的参与诉讼倾向，以维护自身利益。但是，绝大部分裁判反映了知县想方设法平息纷争、抑制诉讼的来源以至拒绝当事人的诉讼请求。黄岩五任知县的裁判表明，他们既很少对当事人细加开说、礼义宣教，也很少主动去维护当事人的正当利益。因此，对当事人而言衙门不是实现纠纷解决的理想途径。总体而言，黄岩讼案基本呈现如下结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竞争与衙门抑制双方当事人争讼诉求。前一部分为当事人之间的双向竞争，后一部分为双方当事人竞相向衙门提出诉讼请求，同时衙门驳回双方请求并试图抑制讼争的过程。黄岩诉讼档案显示，有近30％的具呈人为妇女或老人，妇女以自身名义出头告状，意味着她们无成年儿子或丈夫已去逝。讼案给我们留下的一般印象是，一方面，这些人的正当利益（尤其是财产利益）极易为族众所侵蚀，同时自身又无力给予足够的救济。因此很大一部分讼案双方当事人的力量呈现非均衡性。另一方面，作为民之父母的知县总是能找出各种依据“成功”地驳回或拒绝受理绝大部分诉讼。相对于当事人而言，衙门常处于强势地位，私人面对这一强大而又有所求的公权力总是占下风，他们的诉讼请求往往处在衙门压制下。

与严重危害社会的命、盗等刑事大案相比，单纯的私人利益纠纷与大清王朝之下的各个政治单元（如州、县）的统治利益没有太大关联。对于以“私天下”为实际统治价值取向的专制王朝来说，[27]漠视以至抑制民众将私人纷争提交公权力的解决就在情理之中。如前所述，大量民事纠纷向诉讼的转化体现了私人间利益的激烈竞争，反映出私权利强烈诉求公权力（衙门）作为裁判者参与到公众利益纠纷中，为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配置确立具有强制性效力的裁判结果。作为权力机构专有的“公共产品”，这种裁判“服务”是黄岩社会变迁背景下的族众无法通过单纯的调解提供的。尚未从政治理念、法律制度方面完成近代化的晚清时期，专制王朝与各级衙门的旨趣仍然是以权力独占化，大力限制因私人间的诉求而使权力参与到单纯的私人利益、义务的配置过程中。国家权力在民事纠纷（甚至一般刑事案件）中施加的影响远远不如重大刑事案件。这种权力影响力的不均衡对社会产生了负面作用。以具体案例为例，33号诉状“于周氏呈为逼嫁串抢哀求严办事”，尽管于张富逼身为寡妇的于周氏改嫁，案情较重，加盖的是“刑”戳，欧阳知县亦认定于张富“一味觊觎遗产，始遣人调戏，继计截住抢，大属不合。”但他裁决让具呈人补充细节，包括案发地点，氏兄周士明如何得知，于周氏现在何处，子女是否同居等等，“着明白另呈候示”。此案后续结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在这个缺乏客观外在的权利制度框架及国家权力积极保护的社会，大部分黄岩诉状给我们的印象是，对于子女幼小、失去丈夫的妇女而言，其家庭财产权利、人身安全等等很容易处在严重动荡不安的状态中。诉状反映的许多案情是妇女在夫亡以后，个人利益严重受到他人的侵犯。如果当事人没有较硬的“靠山”，如家里有数名成年男子或者娘家有数名弟兄，那么她们家庭的利益秩序容易陷入高度不安全的状态中。因此，超越个人、家庭、家族力量的国家权力，是弱势群体寻求利益保障不可缺少的。[28]也就是说，受制于某些个体情感、私利的追求，家族本身并不总是保障其内部家庭及成员利益的完善机制。私人利益的保障需要可供多元选择的途径。该诉状提及针对于张富暗约张邦林部党十余人，截路抢夺于周氏，当事人胞兄周士明即以告官威胁——“说要赴辕呈究，始得释回。”通过公权力的公共化配置，公权力向私人的利益保障提供可能性，或者当出现私人利益纷争时，公权力能够成为私人请求协助的潜在对象，才更有助于削除弱势群体利益处于高度不安全状态。

不仅针对民事案件公权力缺乏积极影响的倾向，即使针对许多《大清律例》明文规定的刑事重案，黄岩县衙似乎也缺乏积极主动干涉的意图。奸情本不属户婚之事，在《大清律例》中属于刑事案件。但是知县对3宗涉及奸情案件的相关当事人并没有定罪量刑。4号诉状“张汝龙呈为奸夫串逃乞恩提究事”，告其妻李氏与人通奸，并“席卷衣物与奸夫私逃出外”。对于妇女与人通奸这一犯罪行为，《大清律例》规定：“凡和奸，杖八十；有夫者，杖九十。刁奸者，杖一百。……其和奸、刁奸者，男女同罪。”[29]郑姓知县并没有打算追究张汝龙之妻李氏的刑事责任。15号诉状“林匡美呈为听唆离间绞串贩卖事”，林匡美指控其侄女婿施大僧因与人通奸而“平空将美侄女施林氏贩卖仙邑”，请求县衙“签提追究”施大僧，以追还其侄女。通奸本当男女同罪，各杖九十。但王姓知县裁定诉状难保无诈，予以驳回，并不打算提讯核实、惩处施大僧及其奸妇。52号诉状“林扳洋等呈为因奸荡产求饬禁推事”则更为“离奇”。林扳洋诉其已故堂兄之妻周氏与朱国法苟合成奸，“甚至荡化遗产”，并已有八月身孕，请求对其堂兄林谷祥的产业予以保全。但是欧阳知县以该诉难保借机图霸遗产起见，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更没有派出差役查清案情。这些与官府无直接利益关系的刑事案件同官府对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没有本质区别。[30]

但是，公权力支撑下的诉讼存在诉讼本身之外的重大意义。（民事）诉讼的存在可以强化其他解纷手段的适用效果。相当一部分民事纠纷惟有通过以国家暴力强制为后盾的民事诉讼方能真正得到解决。如41号诉状“梁洪秋呈为藐抗锢噬叩提讯追事”，针对此前梁洪秋第一次的起诉，知县裁决当事人持批邀同对方照簿清算。但这种令双方当事人自行解决纷争未能产生预定的效果，反而招致当事人呈交了更多的状纸。梁洪秋第二次起诉时声称经持批邀同梁洪梅理算，“讵洪梅非惟置之不理，尤敢串嘱场差，至身家倒拘未得，一面带差截路图拉，使身有路莫行，揆诸理法，两难容已，为此再叩”。知县作出的缺乏强制力为后盾的方案未能有效解决纷争，且因纷争加剧给县衙带来更多的讼累。这正如美国学者研究淡新档案时所发现的那样，受理了诉状并不意味着对诉状的处理会自动推进。对诉讼人来说从实际中与法律上促使或提示法庭采取措施是必要的。地方行政机构涉及的各项繁重的事务都得引起知县的注意。对于那些不坚持提示其案件的诉讼人来说，其诉状可能会被置于法庭日程表的末尾。在淡新档案中的152件“民事”案例，Baxbaum发现79.6％的原告呈交了一份或更多的提示性的诉状。[31]

68号诉状也反映出上述类似情况。该诉状涉及田产买卖纠纷，从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廿三日到四月初八日短短一个半月内，围绕该案双方当事人上呈诉状多达7份。[32]原因在于，知县对双方当事人的指控基本上都裁决以“邀同原中妥理清楚，毋庸肇讼”。在管翰敖在四月初八日呈交的诉状中明确表示“乡董施芳泽、蔡贤能等，迭理不下”的情况下，知县仍然裁决其“邀同蔡贤登理处，周克礼自无遁饰，即着照办。”知县的一系例裁判基本上没有考虑双方当事人的纠纷陈述，而是基于自身的主观判断以及近乎固执的止讼心态。从双方当事人争相呈递诉状来看，裁判不但没有真正起到止讼的效果，反而进一步引发双方当事人剧烈地争讼。管翰敖甚至声称对方“在外大言，控府控省，不肯息事。”清代一些纠纷双方由于州县裁判不当或裁决无法执行，导致当事人连番上控于府、省的现象出现在当时的不少记载中，如时人曾谓：“近来健讼之民，皆以府县法轻，不足威摄同辈，必欲置之宪纲。又虑我控於县，彼必控府，我控於府，彼必控道，我控於道，彼必控司控院，不若竟走极大衙门，自处於莫可谁何之地。”[33]州县衙门息讼止争的倾向无法向纠纷双方提供具有确定力的判决，促使当事人缠讼不已、不断上诉以寻求更大权威的支持。

在清代官方主导的负面纠纷——诉讼观之下，诉讼也可能为社会带来正面作用这一点基本上被忽视了：民事诉讼与其解纷手段在适用上的前后相继性，保证了民事纠纷在不能以其他方式解决时，通过诉讼程序加以排解的终局性——此即“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当事人双方在没有官府司法强制力的干预，但确知有可能通过官府的指导，并可以得到官府对协议的承认和确定的情况下，达成和解或协议的重要性。相当数量的民事纠纷在呈递官府之前，就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了，这种人所共知的“在法律庇护下的讨价还价”现象说明，诉讼的存在对于和解的积极意义。也就是说，民事诉讼的存在现实地提高了其他解纷手段的适用机率和适用效果；没有民事诉讼，其他解纷手段也将是苍白无力。[34]晚清黄岩纠纷调解经常失败与缺乏制度性的民事诉讼有密切关系。因此，一个超乎民间的公共权力为纠纷当事人提供潜在的、积极的诉讼途径，并在必要的时候成为纠纷的最终裁决者，同样是当时社会所必须的。

三、结  语

清代州县衙门中不存在专职的司法机构及配备相应的专职人员，司法活动是庞大的行政业务中的一小部分。司法裁判只是州县衙门的众多职责之一，清代州县正印官的职权范围与大小直接影响了其处理民事案件的能力。据《清史稿》记载，知县的权责包括“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35]作为清代地方正印官的知县（或知州）必须承担本地大量政务，从维护治安、救灾、听讼、劝农到教化、祭祀、除奸等各方面。这促使知县本人实际上不可能有充分的精力置于听讼之上（尤其是裁判被视为“细故”的民事案件）。尽管知县有幕友、佐杂的协助，但在法律名义上各项重大事务均由知县担负全责。另外，清代中后期黄岩县频繁出现的灾变也限制了知县的听讼能力。黄岩县的独特地理位置使得该地在历史上频繁遭受洪涝与台风灾害，天灾导致的荒歉往往带来人口大量死亡与饥民抢米运动。同时，清代后期黄岩境内发生了数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海盗侵境等严重威胁当地治安的兵乱。这些重大灾难与变故除了部分由武职官吏负责处理外，大部分均需黄岩知县出面处理。频繁的事故使得知县疲于奔命。[36]

在这种状况下，清代州县衙门可供分配于司法活动的资源非常有限。[37]在清代人口众多、经济较为发达的江浙一带，积案尤其严重。[38]为此，州县衙门不得不强令当事人将大部分民事纠纷交给村族调解，并促使村族调解成为司法过程的外围甚至是必要组成部分，由此村族与国家权力机构发生密切连结。但是，这种由村族主持的调解（包括宗族、里甲、老人等的调解）有效与否取决于村族秩序的稳定程度。如果宗族间的控制、保甲制度趋于衰败，则村族在成员面前失去了必要的权力与威信，这样的调解往往无效或者无法得到执行。中岛乐章在研究明代后期徽州乡村社会的纠纷处理时即有这样的看法：明代前期（十五世纪前半叶）在里甲制度下，老人对纠纷进行裁决，称为“理判”，与“众议”、同族的调解互相补充，发挥着纠纷处理的核心作用。明代中期（十五世纪后半叶至十六世纪初期），老人继续加强其调解作用，同时里长和老人通过调停、诉讼的调查等活动，发挥着处理纠纷的关键性作用，而且有时也接受地方官委托，重新审理诉讼。十六世纪以后，徽州地区也由于区域性开发的局限以及商业活动的正规化，使封闭性很强的生活世界逐渐扩大，造成围绕着有限资源的竞争日趋激烈，社会关系和身份秩序的模式也发生剧烈的动摇。这种社会变化导致同族间的尖锐对立，使纠纷不断增加、更加复杂。在明代后期乡村社会，由老人、里甲制度告到官府的诉讼明显增加，形成“健讼”风潮。[39]

与明代后期徽州相比，地处东部沿海的清代后期黄岩民众的流动性更强，即有的村族秩序受到巨大的冲击，依靠村族调解的效果并不理想。当事人直接将诉求投至官府成为无法避免的选择。但是，在州县有限司法资源的制约下，私人试图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纷争显得异常艰难。州县衙门审判资源的不足和审判能力的有限，以及官员主观上对讼案的普遍漠视等等，都大大限制当事人通过诉讼获得司法救济的可能性。清律规定知县（正印官）为当地唯一的合法审判人员，地保、乡绅、书吏、衙役、幕友等人都不得行使这一权力。所以，即使批语、撰写诉讼判决的准备工作由幕友等人代为制作，但至少在形式上审判权始终掌握在正印官手里，听讼职责也最终由正印官承担。这种审判高度集权、独裁式的理念未能有力应对当时基层社会的各类纠纷。

注  释：

[1] 黄岩诉讼档案的内容，参见田涛、许传玺、王宏治主编：《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法律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本文依据整理者对每份诉状标注的编号进行征引，不再另行注明页码。

[2] 参见张永强、王楠：《黄岩清代诉讼档案》，载《法制日报》，2003年12月19日。

[3] 这方面的较早研究，参见那思陆：《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6月初版；曹培：《清代州县民事诉讼初探》，载《中国法学》1984年第2期，第133～156页；郑秦：《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等。近年的研究，参见吴吉远：《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日]滋贺秀三（等著）：《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梁治平（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美]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徐忠明：《案例、故事与明清时期的司法文化》，法律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等等。

[4] 需要说明的是，清代四川巴县档案、台湾淡新档案案件卷宗大都包括了原告的告状（相当于今天的起诉状）、州县衙门的传票、被告的诉状（相当于今天的答辩状）、提讯证人的名单、当事人的催呈（催促知县及时审案的请求）、当事人的后续投呈、问供笔录、双方当事人的遵依甘结或销案请求、当事人的上诉状及上级衙门的审理文件等司法过程的连贯记录。黄岩县诉讼档案则主要是原告的告状、被告的诉状以及记录在状纸上的知县裁判。受此所限，本文探讨的司法运作主要以告状、诉状所叙述的案情及其与衙门裁判记录之间的互动为基础。

[5] 有关清代状纸反映的当事人的叙述方式、诉讼语言特征的研究，可参见邓建鹏：《讼师秘本与清代诉状的风格——以黄岩诉讼档案为考察中心》，载《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邓建鹏：《清代民事诉讼的方式——以黄岩诉讼档案为考察中心》（待刊稿）。Yasuhiko Karasawa（唐泽靖彦），Clich， Plot， and Written Culture: Composing Plaints in Qing Legal Case Records，abstract submitted to the 1996 AAS Annual Meeting，Honolulu， HI；Yasuhiko Karasawa， 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Testimony in Qing Legal Case Records，abstract submitted to the 1999 AAS Annual Meeting， Boston， MA．另据邱澎生研究员告知，唐泽靖彥发表过如下论文：〈話すことと書くこととのはざまで―清代裁判文書における供述書のテキスト性―〉，《中国―社会と文化―》10号，1995年；谷井陽子也曾对比满文档案中的口供形式，指出明与清代审判纪录格式的重要差异，参见〈做招から叙供へ―明清時代における審理記録の形式―〉，夫馬進編《中国明清地方档案の研究》，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2000年。又据寺田浩明教授告知，唐泽靖彦另发表有如下与清代诉状语言相关的论文：〈清代の訴状とその書き手〉，『中国——社会と文化』13号，1998年；唐泽靖彦：〈清代告訴状のナラティブ：歴史学におけるテクスト分析〉，『中国——社会と文化』16号，2001年，惜笔者均未曾亲见。

[6] 参见王宏治：《黄岩诉讼档案简介》，载田涛、许传玺、王宏治主编：《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法律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第51～62页。

[7] 寻求国家法律作为依据，比当事人仅习惯于寻求道德上的正当性依据更为有利。

[8] 按，《大清律例》卷8《户律•户役》“立嫡子违法”律文只是规定：“若立嗣，虽系同宗，而尊卑失序者，罪亦如之。其子亦归宗。改立应继之人。”相关例文也没有对上述问题做出规定。因而此类案件有赖于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的自由裁量。

[9] 《大清律例》卷8《户律•户役》“立嫡子违法”。

[10] 《大清律例》卷8《户律•户役》“立嫡子违法”乾隆四十三年例文。

[11] 《大清律例》卷8《户律•户役》“立嫡子违法”乾隆四十三年例文。

[12] 按，《大清律例》卷4《名律上•十恶》规定：恶逆（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夫之祖父母、父母等）、不孝（谓告言、咒骂祖父母、父母，夫之祖父母、父母等）及不睦（谓谋杀及缌麻以上亲，殴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长、小功尊属）。潘洪氏骂詈及殴惯公公，当同时触及上述律条。

[13] 《大清律例》卷29《刑律•骂詈》“骂祖父母父母”。

[14] 如《大清律例》卷29《刑律•骂詈》“骂祖父母父母”例文规定：“凡毁骂祖父母，父母及夫之祖父母、父母，告息词者，奉请定夺。”

[15] 《大清律例》卷28《刑律•斗殴下》“殴祖父母父母”。

[16] 《大清律例》卷25《刑律•贼盗下》“亲属相盗”。

[17] 参见马建石、杨育棠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43页注释（1）。

[18] 参见[日]岸本美绪：《妻可卖否？——明清时代的卖妻、典妻习俗》，李季桦译，载《契约文书与社会生活（1600～1900）》，（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2001年4月，第225～264页。

[19] 在台湾淡新档案中，民事案件共计224案，其中，人事（即与人身关系如收养有关的案件）13案；田房138案；钱债68案；商事5案。参见（缩微胶卷）淡新档案“民事门”卷1篇首统计数字。田房与钱债案件同样占了最大比例。

[20] 按，若严格依据清代法律规定，则州县受理讼案乃正印官的专职，其它人擅自受理讼案是非法的。当时法规要求：“词讼细事批委乡地处理完结，罚俸一年；若命盗案内紧要情节及重大事件滥批乡地查覆，降三级调用。”（清）姚雨芗（原纂）、胡仰山（增辑）：《大清律例会通新纂》卷28《刑律•诉讼•告状不受理》，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3月版（影印本），第2945页。清代贵州“毕节禁止捕厅擅受民词碑记”即曾记载当地捕厅擅受词讼而认罚一事：“查捕厅之道专营捕盗，不得擅受民词。兹因姚典纵役执标，销拿养生，自知违例，愿罚银六两，勒碑禁止擅受。以后，凡遇户婚姻土债务案件，厅差再行捉人，无论城乡绅民即行将该役捆送辕门，请官究治。恐后任误蹈前辙，再理民情，特立此碑。光绪丁亥年季冬月中浣合邑绅民公立。”原文载《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十册，杨一凡、田涛主编，张冠梓点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页。

[21] 明清时期，差役借下乡签提当事人之机向之索取钱财之事颇为普遍。此即清人武穆湻所云“差役执票到家，何能无饮馔馈赠之费？”（清）武穆湻：《劝息讼说》，载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101《刑政四•治狱上》，（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出版时间不明），第4634～4635页。这实质上往往是差役趁机勒索当事人钱财。这种现象亦曾出现于黄岩县，如黄岩诉讼档案54号诉状当事人王庭淦即曾控诉邻人王黄氏“诳串差四名，于十一日带同白役多人，哄家两次，百般滋闹。除乌烟酒食外，被诈去洋六元、钱八百文。”《樊山政书》卷17《批镇安县刘令禀》亦曾记载差役奉票下乡，向被告索取钱财的事例。因此，当时一些知县主张不应轻易放手差役下乡提人，以免为害一方。在清光绪十四年（1888）五月所立的“广西巡抚部院沈示碑”记载：“倘有（衙役人等）需索扰累，苦主指实上呈。定必从严查办，尝思自愿考成。各属奉到此示，城乡布告分明。勒碑衙前树立，永远垂戒奉行。”载《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十册，杨一凡、田涛（主编），张冠梓（点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159页。这一约束侧面说明官吏下乡严重扰民现象的存在。这方面的更详细研究，参见邓建鹏：《财产权利的贫困：中国传统民事法研究》第二篇、第三节“讼费及其影响”，法律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

[22] 这当为五月末之后的第二个放告日，同时，应注意到此时正处于法定农忙停审自理词讼时期。

[23] “请”原文作“倩”，引者据文意改。

[24] 有关清代地方性证据规则的详细研究，参见邓建鹏：《清代健讼社会与民事证据规则》，载《中外法学》2006年第5期。

[25] 按，“奇”原文作“寄”，笔者据文意改正。

[26] 黄岩诉讼档案中共有三份由倪姓知县裁决，分别为74、75及76号诉状，受案时间分别为光绪十二年（1886）七月十三日、光绪十三年（1887）四月初三日及光绪十五年（1889）二月初三日。另据75号诉状可知，当事人金桂芳初呈时亦曾获准受理——“严缉究追。”

[27] 古代中国的专制王朝是以天下为私的政治，并且自秦后日甚一日。相应论述，详参陈登原：《中国文化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206页。

[28] 与某些认为传统中国的家族制为个体提供了成长、发展机会及和谐的生活保障的观点不同，有很多时候，大家族内部的长者容易借机侵犯其中的弱势家庭或失去丈夫的残缺家庭。同时，在主审官员看来此类民事纠纷属于家内之争，往往要求当事人提请家族自理。从而使得弱势家庭难以维护自身利益。从黄岩诉状来看，这种现象并非个别。

[29] 《大清律例》卷33《刑律•犯奸》“犯奸”。

[30] 与本文看法不同，王宏治认为，从这三宗涉及奸情的案件看，光绪时期，封建的礼教秩序在人们的头脑中虽仍根深蒂固，但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已受到一定的冲击。官府尽量不干预百姓的“私事”，“家务事”让百姓自行处理，或由宗族调停解决。参见王宏治：《黄岩诉讼档案简介》，载田涛、许传玺、王宏治（主编）：《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法律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第55页。

[31] See Mark A. Allee. Law and Loca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Northern Taiw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62.

[32] 分别为周克礼四份，管翰敖三份。黄岩诉讼档案表明，当时黄岩县衙门受理普通案件的时间为每月日期逢三、逢八之时，即“三、八放告”，则此七份诉状是在短短的十个放告日呈交的。

[33] [清]李渔：《论一切词讼》，载《皇朝经世文编》卷94《刑政五•治狱下》，（台湾）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影印本），第3340页。

[34] 有关民事诉讼对其它解纷方式所产生的重大意义，本文参见了章武生主编：《民事诉讼法新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02页。

[35] 《清史稿》卷116《职官三》。

[36] 参见严振非总纂：《黄岩县志》，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社1992年版，“大事记”一章及第86页；田涛、许传玺、王宏治主编：《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法律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37] 关于传统中国尤其是清代地方政府司法能力局限（包括人力、财政及科学技术方面）的更详细分析，参见邓建鹏：《财产权利的贫困：中国传统民事法研究》第二篇、第二节“司法能力的局限”，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38] 清人曾有这样的记载“而臣闻江浙各州县，均有积案千数，远者至十余年，近者亦三五年，延宕不结，节经各上司饬属清理，尘牍如故。”载[清]包世臣：《齐民四术》卷7下《刑一下•为胡墨庄给事条陈积案弊源折子》，潘竟翰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46页。

[39] 参见[日]中岛乐章：《明代后期徽州乡村社会的纠纷处理》，载杨一凡总主编、[日]寺田浩明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卷4《日本学者考证中国法制史重要成果选译•明清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2～83页。

（邓建鹏）

天台山文化研究述评

1988年5月，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由台州地委宣传部长梁雄牵头，组成“天台山文化研究”课题组，有《台州地区志》主编、副编审方山和《台州日报》总编辑、主任编辑卢秀灿等16位同志参加。第一阶段研究要目，确定为理论、宗教、哲学、文学和文化艺术等5个重点，17个专题，并作了具体分工。同年9月，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天台山文化研究”列为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为了保质保量完成研究任务，就很有必要扩大研究队伍。因此，报请地委宣传部批准，于1989年5月成立天台山文化研究会，首届会员38人，选举产生18人组成的理事会。此后，每三年换届选举一次，理事长均由天台县县长兼任，理事扩大到42人。后又相继成立天台山道教研究会、济公研究会、寒山文学社，均为本会团体会员，总数150余人。2002年9月，在昆明召开的“全国大中城市社科联工作会议”上，天台山文化研究会被授予“全国社科联先进学会”称号。

10多年来，天台山文化研究会的全体成员，围绕天台山文化主题，深入广泛地展开比较系统研究，撰写不少学术论文，其中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有200多篇。与后派出30多人（次）参加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10余次，交流30余篇学术论文。在此同时，还组织召开有国内外专家、学者计400多人参加的《东南文化•天台山文化专号》二次发行仪式和三届中国天台山文化学术研讨会，收集到外地学者、专家评述、研究天台山文化的论文150余篇及有关资料等计300多万字。其间，陆续编辑出版由南京博物院主办的《东南文化•天台山文化专号》共4辑、刊载论文270余篇，总计213万字。论及天台山文化综论、天台宗创立与历代祖师研究、天台宗教义、佛教史、道教史、寒山文化、文学艺术史、民俗史、王士性研究、文化与文化名人、中外文化交流等十几个专题。

1990年11月，第一辑“专号”出版后，被《人民日报•海外版》誉为“我国第一部名山文化专号”，并指出：“《天台山文化专号》的出版，对开发中国东南旅游经济，推动中国名山文化研究，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美国：历史和生活》杂志登载专号目录索引。2000年，专号获台州首届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大奖。

1993年6月，由本会发起，得到中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天台县人民政府和地区文化局的支持，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天台山文化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和日本、韩国的79位代表与会，收到60多篇论文，从各个方面提供丰富史料，考证大量史实，研究和挖掘天台山文化内涵，不少论文具有深意、新意和独特见地，学术价值较高。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浙江日报》、《台州日报》发了消息和通讯报道。中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的《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国内学术动态”专栏上，以“首届中国天台山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为题，作长篇报道。这次研讨会，台州和天台26位学者奉上27篇论文，从哲学、政治、历史、地理、文艺、民俗、宗教、旅游、气功和对外交往等各方面，对天台山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的丰富内涵作了比较深细探讨。

千百年来，天台山文化的华雨甘霖，深深地润泽台州大地，并且还把她的影响远播至异国邻邦，在那里开花结果，蔚为大宗。从这层意义上说，天台山文化不仅是属于天台、台州，而且也是属于全国乃至世界。这次盛会，三国学者共聚一堂，研讨天台宗的教义及其向海外的传播，互赠著述。提交大会的多篇论文中，有2篇专写中韩文化交往，还有多篇亦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这对深入研究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佛教渊源关系及友好往来，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台州地区的学者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开展研究，这次研讨会之所以能够比较圆满，与各级党政领导始终如一的关怀、扶植，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联的指导、支持是分不开的。领导者以远见卓识，将振兴台州经济和天台山文化研究联系起来，瞄准两者的结合点，做出一篇弘扬天台山大文化的好文章。

会后，经过筛选，挑选56篇学术论文，近50万字，准备出一本《论文集》。此消息被南京博物院有关人士得知后，他们主动提出要与本会第二次合作，并于1994年5月刊出《东南文化•天台山文化专号》第二辑。著名学者、北京图书馆馆长、本会名誉顾问任继愈教授为专号作序并题词。同年7月4日，在天台举行发行仪式，来自日本的访华团一行19人和南京博物院代表5人及本会会员近100人与会。在第一期“专号”上发表过论文的村上博优在会上发言，并和他的团长中村行信向研究会捐赠人民币1500元。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奚三彩研究员和天台县委书记娄依兴等作热情洋溢的讲话，认为这辑专号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观点新颖，论述深刻，是天台山文化学术研究的又一丰硕成果。文章作者来自全国各地25人、日本国3人。正如任继愈教授在序中所述：“我们对天台文化、历史、人物、社会进行了全面的探索。有的学者从天台地区向外寻察，有的学者从外（包括国外）向内探索，有的侧重于横向观察，有的侧重历史的纵向考察。大家从多方位、多角度来共同探索，持之以恒，假之以岁月，必将取得更为可观的成果。”专号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后，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中国唐代文学会会长、中华书局总编傅璇琮编审说：“一个地区级的学术组织，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中，能再次出版这样具有高质量的学术专刊，实属罕见，可喜可贺！”这期专号有7篇学术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主办《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许尚枢《天台山民间宗教信仰述略》、洪显周《三国演义、西游记与天台山文化》、周琦《“三言”“两拍”访台州》、严振非《寒山子身世考》、徐世炉《奇花异草与天台山景观》等）。为此，《东南文化》杂志获江苏省“十佳”杂志称号。

第二届、第三届中国天台山文化学术研讨会于1997年9月、2002年5月召开，同时又以大会收到的论文为主，编辑出版第3辑和第4辑《东南文化•天台山文化专号》。前三辑专号，还荣获文化部艺术学院举办的“共和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50年研讨会”优秀成果一等奖。

十多年来，以天台山为背景，以天台山文化为主题或重要素材，由本会会员编著并正式出版的各种专著计50多部，近500万字，其中有李一、周琦等集体创作《台州文化概论》，叶哲明编著《台州文化发展史》，刘长春的《天台山笔记》，杨明教等主编的《佛宗仙源浙东名邑天台》，周琦的《寒山子的诗与史》和徐光大的《寒山子诗校注》（附拾得诗），许尚枢等编撰天台山文化系列丛书一套5册，曾其海著《天台宗佛学导论》，金全才《作品集•绘画篇》，朱封鳌《妙法莲华经文句校释》，梁光军等主编《王士性论稿》，周荣初摄影并注释的《天台山名胜》，褚定济编著的《仙境天台山》，汪林编著《天台游》、弘奇的摄影画册《圣地天台山》等。

其间，天台山文化研究会成员中，有2人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2人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99年10月，北京故宫博物院授予汤春甫创作“千手观音雕像”金奖，金全才雕刻的大型玻雕《团圆颂》获首届中国优秀工艺美术作品金奖。先后晋升为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16人（教授、研究员5人、工艺美术大师2人）。

（丁式贤）

天台山和合文化的评价

中华“和合”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自先秦诞生和合文化，其后无论是世俗文化还是宗教文化，各家文化在保留其自身特色的同时，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于是“和合”也就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各家各派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

唐初，出现弘农一位张姓僧人万里探望兄长一日返回的传说。这位左手执鼓、右手执棒的“万回”，到宋代时被当作“和合之神”来供奉。而天台山的传奇人物国清寺丰干、拾得与寒石山寒山子诗偈唱和，情逾亲人。至明代中叶，在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大背景下，手执荷花的拾得和手捧斋盒的寒山，取代万回，成为民间婚庆喜神——“和合二仙”。清代雍正帝又敕封为“和合二圣”，长期供奉于天台国清寺和苏州寒山寺。于是寒山、拾得成为中华“和合”文化的象征，天台山成为中华“和合”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丰富中华“和合”文化的内涵  先秦多种原典都对“和合”作诠释，虽则仁智互见，却也大同小异。陈隋之际的智者大师以僧人的身份作出别出心裁的解释。在《制法十条》中说：“僧名和合，柔忍故和，义让故合。”对“和合”及其与僧人的关系予以简明的界定。僧人称“和尚”，即“以和为尚”，大师将它与“和合”联系起来；然后又将“和合”解释为“柔忍”、“义让”，这是十分妥贴的。它道出以普度众生为职志的僧人与“和合”文化的内在本质联系。

更重要的是，如上述所举，天台山“和合”文化的内涵是全面的。既有天人关系、人际关系，也有关于人的身心“和合”的；既有佛道两教的“和合”的内涵，又有儒家以及民间的“和合”的表现，还有“和而不同”以及三教互相融合的表现。可以说涵盖“和合”文化所有层面。特别是智者大师的“圆融三谛”和“性具善恶”哲学观点，在全国首创大规模放生；郑至道继承者大师首创“治生是道”，阐扬“四民皆本”之说，开后世“工商皆本”说之先河；寒山子息影林泉，诗禅自娱；张伯端引入佛禅理法，合一三教；济公的“息人之诤，救人之死，皆为之于游戏笑谑间”……这些都是天台山和合文化中具有开创性和总结性意义的东西，是对中华和合文化重大贡献，也是世界文化的精神瑰宝。

道德教化的民俗教材  天台山“和合”文化提倡四民皆本、崇教惟善、宽容忍让、尊阳崇阴、扶弱济贫，都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内涵，对于扶正祛邪、培育良好社会公德、稳定社会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天台民间流传着很多包含丰富和合内容的警句和谚语。《寒山答拾得》已经成为人们乐于征引的戒忍和解的自律名言；三十六则《济公活佛圣训》中诸如“弟兄姊妹皆同气，争什么？”、“公门里面好修行，凶什么？”、“人世难逢开口笑，恼什么？”、“人争闲气一场空，恨甚么？”、“冤冤相报几时休，仇什么？”、“欺人是祸饶人福，卜甚么？”等则，已经成为人们立身行事和修补关系的箴言。“远亲不如近邻”、“树靠根，人靠心”、“穷帮穷，邻帮邻”、“作福不如远罪，避祸不如省非”、“妻贤夫少祸”、“日难讲人，夜难讲神”、“上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责人先责己”、“身正不怕影斜”、“退一步海阔天空”、“吃人一口，报人一斗”、“造桥修路，舍药施茶”、“摆渡摆到江边，送佛送到西天”、“教子教孙并教义，栽桑栽柘又栽花”等谚语，无不蕴含着丰富的“和合”文化内涵，潜移默化着人们的心灵，润物细无声地改善着社会风气和生态环境。

文学艺术与文化研究的双重价值  天台山和合文化，以寒山子诗偈和寒山拾得传说以及有关艺术作品为主要载体。寒山子是中国白话诗代表，“开千古一家之风流”（胡适语）。“寒山体”诗偈，清新优雅、超凡脱俗而又通俗易懂、富于哲理，显示独特的审美价值，自古以来受到文人学士青睐，争相征引、拟作、唱和，从中吸取营养，借鉴写作方法，或者改写为小说、传记和戏剧；甚至传至国外，引发“寒山热”，出现各种以寒山为题材的文艺作品。现存民间传说以“三贤”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主要内容。包括拾得名字来历、拾得责打山王和点破亡僧前身、寒山让婚、三贤与虎同睡、丰干饶舌、剌史飞骑追寒拾以及高僧灵佑、从谂与寒山相遇等故事。蕴含“直接的人民性”和丰富的和合文化内涵，而又曲折神奇，出人意表，为人们所喜闻乐见。日本也有寒山拾得传说：有一年夏天连日大雨，拾得在河边搬运寺钟时，被水冲走，一直漂到日本。寒山因思念他，铸一口钟，悬挂在寒山寺钟亭。所以，每年除夕夜都有许多日本人专程到苏州寒山寺听新年钟声，以祈福祛灾。

书画、雕塑、影视、报刊、谚语等各种艺术形式和传媒纷纷对寒拾文化加以“移植”和再创作，祠堂庙宇、府第民宅、婚喜寿庆、家具食品，留下它们身影。自晚唐起，以寒拾为题材的《寒山拾得图》已经广为流传，为“和合二仙”图的滥觞。据浙江师大陈耀东教授统计，宋元明清以及当代珍藏寒山拾得各种画像，总数近百幅，这还不包括海外藏品。不乏像宋代马远、梁楷，元代颜辉、因陀罗寒山拾得图，后者《禅机图断简寒山拾得图》获得“日本国宝”桂冠。此后则有明代蒋贵《寒山拾得图》、朱三松《和合二仙》竹雕，清代罗聘、华嵒和释真然以及无名氏杰作。特别是宋明高僧华国子文、墨庵灵渊、梦堂昙噩、祥符绍密所作《四睡图》，画寒山、拾得、丰干和一只老虎同睡，旨在让人们于虎与人、睡与觉、梦与醒的对峙和转化间，体悟禅机，也不无以僧虎相处自神其教的因素。值得注意是江西省南丰县琴城镇水北村自明代起每年正月都要举行跳和合舞，以祈求社会和谐，五谷丰登。这是一种傩舞。1996年11月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傩舞艺术），南丰傩舞2006年被列入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所有这些作品，都是艺术家们深刻领会寒山诗与和合文化的成果，反过来又丰富和合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提高人们的审美能力，激发人们更大的创作热情。同时，也加深人们对和合文化了解，有利于深入研究和合文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作用和深远意义。

旅游文化的丰厚资源  天台神山巍峨，秀水清澈、花木葱茏，孕育中国早期丹鼎、灵宝诸道派与“和合二仙”，又是第一个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发祥地和历史文化名城。三教与民间文化在这里相融，造成异彩纷呈景观。深林藏古刹，在天台宗祖庭国清寺里，既可以礼拜西天诸佛，又可以参礼始建于北宋、祀奉寒山子、丰干和拾得三贤殿以及随喜簪髻道装王子晋的伽蓝殿，还可以经常看到念诵、修忏乃至放生的场面。来到寒石山，寒岩洞天平坦宏敞，保持不少原生态的景观，明岩深邃幽曲，新建很多殿堂。

尤其是村庄田园，多依山傍水布设，富有地方特色的民居是人们世代栖息和繁衍的美好家园。水口亭亭如盖的松樟之下，是一座座三教同龛的庙宇。每逢农闲神诞举行庙会，香火特旺。百姓逢庙必进，见神即拜，不论供的是佛是仙还是儒。这里民风古朴，传统艺术精湛，改革开放政策给世代耕读持家的农村，带来众多新的治生手段和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气象，还有归真返朴的“农家乐”，无不给人一种美好、新鲜而又和谐的印象。

于是海内外人士纷至沓来，观光游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研究所以此作为研究基地，各种全国性、世界性的佛道学术会议、海峡两岸济公文化交流活动在此举行，共同探讨包括多重“和合”的神奇现象。

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凝聚剂  海峡两岸人民都是炎黄子孙、同胞兄弟，同为中华文化的乳汁所养育。两岸人民渴望祖国和平统一，和合文化正是彼此心心相印的凝聚剂。2005年7月，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访问中国人民大学期间，校长纪宝成向他赠送一幅《和合二仙图》。画由徐悲鸿艺术学院院长徐庆平与“和合学”创始人张立文两位教授合作完成，饱含企盼祖国和平统一的和合深意，表达宝岛台湾早日回归母亲怀抱的素愿。“活佛信仰渡海峡，两岸济公共一人。”台湾有几百万济公信徒，每年都有很多人组团或以散客的方式来天台山济公故居和济公院朝觐。为纪念济公这位拯弱济困、祛邪扶正、身体力行实践中华和合精神的“侠僧”，2007年云锦杜鹃盛开的时节，在济公的故乡天台山举办中国首次海峡两岸济公文化交流活动。两岸信徒以佛为媒，通过对济公活佛的公祭，加深同根共祖的血肉情谊；两岸学者以文为媒，通过对济公及其文化现象的研讨，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岸人民以艺为媒，通过对济公形象共同欣赏，携手描绘美好家园；两岸游客以景为媒，通过对济公胜迹共同考察，推动多个领域的友好合作，架设推动两岸交往、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金桥。

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  寒山诗在长期沉寂后，终于以它特有的魅力脱颖而出。宋代时，《寒山子诗集》传至日本、韩国；其后译为日语、英语、法语，寒山形象开始走入画坛，成为艺术创作的热门题材，有关寒山各种神话传说被改编成小说、剧本，绘成画，受到众多国家文化名家的赏识和推崇；外国人还模仿寒山其人其诗，在国际上形成“寒山热”，成为太平洋文化圈的精彩一环。反过来又提高寒山子知名度，促进国人对寒山子其人其诗研究。

天台山“和合”文化内涵丰富，积淀深厚，形式多样，具有全面、多元、独创等特点，在历史上起过凝聚人心、整合群团、怡情悦性、教化后昆等作用，是中华和合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和天台山文化精华所在，也是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一大贡献。其意识形态层面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其物化的文献、风物和建筑则是不可多得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应该予以充分关注、保护、传承和弘扬。但它们毕竟是旧时代的产物，消极的一面也是难以避免的。应该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加以扬弃，植入新的时代精神，使之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自身充分发展，以及祖国统一大业中不断发挥其积极作用。

（许尚枢）

台州当代诗词选

鹧鸪天•雁荡诗会听琴

卢秀灿

心托瑶琴伴玉筝，阳关一曲感人深。休言折柳赠诗友，且听清歌诉别情。

惊啼鸟，遏行云，绕梁三日有余音。雁山盛会终须散，愿得琴声再度闻。

[双调]雁儿落带过得胜令•石城山曲

洪锦沸

身入境山清石径斜，招望眼水秀天帘挂。登攀兮赏石城，秋色也皆如画。   四顾少农家，古寺立旮旯。隐隐雀鸟鸣旌树，翩翩蝴蛾舞野花。哇哈，净土诚无价。堪夸，三门景致佳。

故  园

翁  赋

故地重游踏野坪，惺忪侧听鸟蛙鸣。西烟锁闭倾城色，北斗窗开落雁惊。

窄岸逾溪泥有迹，深潭望月水无声。清泉作酒归程醉，与世沉浮百感生。

上天台

徐中秋

知是葱茏第几弯？轻车直上白云间。双龙争壑涛声壮，一石横空山色寒。

莫道桥高人不度，何妨峰险我先攀。夕阳西下诗囊满，携得溪霞带韵还。

一剪梅•无题

林崇增

薄薄春寒独自寒，灯火阑珊，意兴阑珊。风清谁解鸟关关，昨夜难眠，今夜难眠。    冻笔燃心写素笺，应是诗缘，更是情缘。蟾光无数泻窗前，月在天边，梦在江边。

早春雪霁，独步天台山石梁桥

周汇平

凌空度石桥，衣袂自飘飘。飞瀑身边出，行云手上招。

山风吹积雪，斜日射冰条。回首红尘远，放歌震九霄。

日暮机上见云海

王日新

乘风天上走，忽觉海中游。侧畔波涛涌，远空山岳浮。

苍茫唯絮白，碧落一金球。阆苑未云晚，人间灯火稠。

重游西罨寺留别

应光猷

再来行处动人思，三复催妆杜牧词。曲水整疏萦梵阁，迷楼披饰壮桃溪。

无缘先许桑三宿，有约重携酒一卮。任尔云山遮不住，西施毕竟是西施。

卢沟吊古

赵连城

七七难忘国耻羞，腥风血雨几经秋。而今桥上如钩月，曾照当年碧血流。

凤凰台上忆吹箫•春思

朱  锋

一上高楼，春光多少，钱江滚滚东流。犹忆西行路，往事悠悠。新虑频添几度，人何在，识遍归舟。斜阳外，萋萋草木，不尽离愁。    休休，此生怎料，相聚竟无由！三十年头，熬白青春发，梦里长忧。来日重寻光景，情脉脉，洒泪汀洲。柔桑绿，莺啼燕飞，欲说还羞。

踏莎行•颐和园感怀

李含江

轻笛穿廊，清风戏水，佛香阁外斜阳睇。

六桥如带系西山，暮霞数片连波起。

百载沧桑，几张旧纸，一园能把江山寄？

笑看绿女与红男，德和楼里听懿旨。

仙居油菜花节

朱寿龙

三月春光谁占先？金波万顷漫山川。

菜花难比牡丹贵？竞放繁枝亦大观。

六十初度自寿

金纪夫

甲子回环瞬一周，荒唐梦断已霜秋。蓝关雪拥情难敌，秦岭云横骨未柔。

摘斗摩霄空自许，凭栏看剑复何求？而今箫鼓升平日，诗意天伦满小楼。

登长城有感

张  岳

跨越崇山上，台垣衔落晖。秦关天作险，汉阙势为依。

古月咸如此，边烽却已非。一从开放后，化作巨龙飞。

首次乘飞机有感

李文光

忽发轰鸣上碧天，驰眸四顾意茫然。非凭自力腾空起，虽在云霄不是仙。

驱车兰溪途中

金贤德

昨宵桃赏寂寥红，今日兰江沐惠风。气爽景明宜远足，山青水碧寄萍踪。

咏  鹤

陈煜烈

凝丹为顶雪为衣，闲步清池久不飞。舍足无亏身独立，延年历百世间稀。

春  雨

任福良

阴寒连日暮云低，放眼丹丘烟雨迷。且喜山田春水足，农家陌上试新犁。

听老汉唱抗日旧歌

方世龙

狼烽当日卷汹汹，五岳皆嗔斥共荣。老汉如今哼旧曲，犹酣踏句嚼雄风。

东  湖

程忠海

犹如西子厌浓妆，绿水盈盈画里藏。烟树芳林花作伴，丹亭玉柱墨留香。

客里重阳

徐观志

渝城九日独飞觞，遥看丹枫橘柚黄。自有忠心存报国，岂无佳节倍思乡。

雕虫误我挥毫过，科学教人逐电航。孤客登高兴醉舞，满头乱插菊花黄。

刘伶醒酒台

王玉友

斯台酗酒斯台醒，千载谁能作定评。玉在椟中求善价，何曾醉酒为驰名。

咏温岭故乡石夫人峰

陈  楚

绝秀湖山胜画屏，夫人身化一峰青。兹心呵作朝朝日，长向人间播德馨。

黄山三月

颜汉春

正是桃红三月三，千山染绿色斑斓。杨花点点飘飞絮，直上皖南第一山。

观北京九龙壁感赋

邵凡户

藏身凿石炮声惊，盛世欣逢急欲升。

万国衣冠瞻圣迹，九州彦俊叹云轻。

邓旗招展风雷起，江水涛波雨露深。

破壁舞吟霄汉上，全球仰首看龙腾。

无  题

盛光辉

残霞几缕映长沙，泪染枫林艳似花。

愿把沉思寄一叶，随风吹送到天涯。

沁园春•又登枫山谨和张爱萍将军原韵

朱汝略

濯日簸光，磨甲洗兵，杳渺沧浪。见三军一鼓，牛刀小试；八音协律，鹊报高翔。犀载貔貅，鹰搜狐兔，风卷残云雪沃汤。嗟纸虎，褙洋文草纸，向若望洋。   别来棠棣慌慌，正无缺金瓯待筑防。痛茂林陨叶，冤沉石井；古宁登步，血漂天潢。黄埔豪情，卢沟义烈，赤嵌安容国姓荒。期大统，偏水妖弄崇，敢敛萍芒！

（台州诗词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