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岩区委党史研究室  牟鸿亮

从1929年到1930年间，中共黄岩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积极发展武装力量，为领导农民暴动创造条件。1929年春打盐廒暴动失败后，暴动领导人戴元谱遭到反动政府通缉，一度暂避外地。同年秋，他秘密潜回到葡萄坑村一带，以当地党员为骨干，筹款购买武器，扩充实力，组织农民武装，进行打土豪活动。

葡萄坑村位于黄岩靠近永嘉的高山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该村约有30余户人家，全是贫、雇、佃农。他们大多数依靠租种田地和采卖粽叶、竹箬为生，终日艰辛劳动，常年不得温饱，具有反抗统治阶级、争取光明未来的强烈愿望，这样的地理、政治条件，使葡萄坑成为黄岩西乡农民武装的策源地。

1930年3月，葡萄坑村农民武装与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取得联系，成立葡萄坑红军游击队。6月23日，中共浙南特委成立。7月，特委组织部长兼台州中心县委书记曹珍来到黄岩，在蒋僧桥戴大夫家召开了黄岩县委会议，研究开展武装斗争事宜。会议决定：派县委委员戴元谱、戴大夫在西乡山区正式建立武装游击队。戴元谱、戴大夫在西乡原有武装组织的基础上，于葡萄坑、田岙、半岭堂、决要等地，发动党员10余人为骨干，并吸收20余名群众积极分子参加，以葡萄坑为据点，通过打土豪劣绅筹集资金和武器，正式建立了一支40余人的红军游击队，隶属于中国工农红军第13军第1团。根据党的“联络土匪头子，做好思想工作，在政治教育影响下，争取群众”的“匪运”工作方针，为扩大力量，游击队还把附近的农民武装夏云虎、应老小部争取过来，结为同盟，互为策应。

红军游击队的建立，使四周的地方豪绅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纷纷向国民党黄岩县政府密报，要求派兵“围剿”。当地的便衣特务，也加紧侦探活动，邀功领赏。县长孙崇夏得此情报后，命县团防游击队总队长蒋亨周率兵进山“围剿”，务必全歼红军游击队。县团防游击总队下设分队，共120余人，有驳壳枪40余支，人称“木壳队”。

1930年9月11日，蒋亨周率兵70余人从黄岩城关出发，中午到达乌岩，又增加了国民党驻当地的武装“乌岩哨”20余人，经宁溪街、半岭堂扑向葡萄坑。当日，正好永嘉红军游击队负责人李寿庆和戴珊率领队伍五六十人来到葡萄坑活动。晚上，半岭堂党支部紧急送来国民党部队已开到宁溪街的情报，红军游击队料定敌人的袭击目标必定是葡萄坑。于是，戴元谱、戴大夫和李寿庆、戴珊立即召开军事会议，作出应战计划：李寿庆、戴珊率部坚守在村内设防据点，作为指挥部；戴元谱、戴大夫带领队伍分布在前门山两侧山头，互相策应，并动员全村男女老少上山隐蔽；派人联络结盟的农民武装应老小部前来增援。12日凌晨，敌军开到葡萄坑村前，向游击队阵地发起猛攻。李寿庆、戴珊部凭借指挥部的石墙，沉着坚守还击，两侧山上的游击队员也居高临下，向敌射击。敌人发动几次强攻，皆被击退，并被红军游击队击毙1人。战斗持续到上午10时左右，敌见屡攻不成，采用火攻，点燃游击队指挥部墙外的稻草，顿时烈火冲天，浓烟滚滚，指挥部三间楼房成为火海。游击队员们借浓烟掩护，转移到隔坑险要地形，继续抗击敌人。激战中，夏云虎、陈志应各带20多援兵前来增援，与驻守前门山游击队会合。戴元谱举枪毙敌1人，趁敌慌乱之际，乘机率部发起冲锋。李寿庆也令号兵吹起吹锋号，号声、呐喊声响彻山谷，几路兵力一齐反击。团防队乱成一团，匆忙后退。红军游击队又抄小路在马鞍山拦截，敌溃不成军，狼狈逃窜。此战游击队大获全胜，毙敌2人，自己无一伤亡。此后当地流传着一首歌谣：红军戴元谱，带兵无其数，手持木壳枪，打倒直路洋，马鞍山一拦，“木壳队”丧胆。

葡萄坑反击战重创敌军，红军游击队名声大振，国民党县政府对西乡山区再也不敢轻举妄动。戴元谱受胜利鼓舞，到永嘉表山红13军军部，会见了军长胡公冕，建议攻打乌岩镇，歼灭驻防的省保安队，再乘胜攻占黄岩县城。

此时红13军刚在表山整编结束，新组建的教导队正开始训练，拟到黄皮建立革命根据地，但因经费缺乏，计划无法落实。军部认为，如能攻下乌岩、黄岩，一则可以扩大红军在台州的影响，二则可以解决建立根据地的经费和装备的困难，于是便采纳了戴元谱的意见。

1930年9月20日，胡公冕率部700余人由表山出发，21日抵达宁溪，与戴元谱和夏云虎部会师，设指挥部于宁川小学。当日，胡公冕在宁溪街牌坊下的戏台上向群众讲演，红军战士上街张贴标语，以扩大影响，安定民心。同时，派宁溪地下党员戴长庆到乌岩侦察敌情，获悉国民党浙保五团约有200余人，驻扎在由宁溪进乌岩的入口要道。军部决定，首先歼灭这股敌人，占领乌岩，然后进军黄岩县城。

21日晚，胡公冕召集1纵(大)队长雷高升、2纵(大)队长胡协和及戴元谱等，在宁溪柏树下戴长庆家举行军事会议，研究作战部署，制定了混合编队、三路分兵的作战方案：第一路由戴元谱等指挥，从宁溪经长洋直指小沸头，虚张声势，正面诱敌；第二路由雷高升、夏云虎指挥，翻越凤山、沙地岭，抢占蜈蚣山位于小沸头左侧的制高点，居高临下，是主攻力量；第三路由胡协和、戴珊指挥，过木坑岭绕道小坑、下余占领李进士桥，从背后包抄乌岩，截断乌岩通县城的要道。宁溪距乌岩15华里，部队在凌晨按计划分头出发。不料，第三路队伍在李进士桥附近时，与敌从县城出来的增援部队遭遇，双方交火，红军一名连长和一名战士牺牲。到达蜈蚣山制高点的红军，看到李进士桥方向已发生战斗，立即朝山下小沸头敌军放排枪发起猛攻。敌军发觉红军三面进攻，仓惶撤退，渡过北岸桥经胡村岭逃回县城。红军顺利占领乌岩镇，但仅俘虏“乌岩哨”士兵2人，没有达到歼灭敌人的预期战果。

红军占领乌岩镇，当地豪绅地主早已闻风逃避。红军政工人员深入群众做宣传工作。浙江省政府异常惊慌，急令黄岩县长孙崇夏和浙保五团团长谢仕雄，星夜出发前往“围剿”。军部鉴于当时形势，决定放弃进攻县城的计划，主动将部队撤回永嘉根据地。

红军主力撤离黄岩以后，反动政府仍调兵遣将，国民党浙保部队和永(嘉)、乐(清)、黄(岩)、仙(居)4县武装一起，对红军主力和游击队进行“围剿”。当地地主劣绅也纠集一批地痞流氓，号曰“山林警察”，充当国民党鹰犬，配合军队“清剿”西乡。戴元谱又被浙江高等法院追加200元的赏格，在全省通令缉拿。葡萄坑红军游击队迫于客观形势，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坚持斗争。

配合红13军打乌岩再次遭通缉后，戴元谱只得在上海、路桥蒋僧桥、永嘉岩头等地到处避难。1931年下半年，他重返永嘉，带着侄儿、原游击队员戴昌茂，找到带领红13军余部坚持斗争的雷高升，在雷部担任连长，戴昌茂担任司号员，继续坚持武装斗争。由于国民党浙保部队和各县反动武装的联合“围剿”，雷高升率领的部队被围困在永嘉边界的小洋坑三四个月，弹尽粮绝，处境极端艰难。在此情形下，国民党多次派人游说，施展招抚诡计。为权宜之计，1932年5月5日，雷高升率部队70余人，假装接受“招安”，以图东山再起。5月23日，国民党永嘉县县长张感尘、浙保四团团长朱炳熙在省主席鲁涤平的指令下，派3营营长朱启佑带领7连到永嘉岩头设伏，以“静候点验”为名，要雷高升部集结于岩头东宗。雷部13名干部被要求集中到四房祠堂，红军战士则被分批去岩头小学操场“照相”。这时，国民党部队突然用机枪向东宗、四房祠堂和小学操场扫射，红军干部战士22人当场牺牲，雷高升等7人被捕。戴元谱持枪反抗，击中一敌人后，跳出墙外，边跑边还击，但由于墙外是稻田，地形不利，结果当场牺牲，戴昌茂亦被杀害于东宗。红13军和葡萄坑红军游击队最后壮烈失败。雷高升部放松警惕，受骗上当，招致惨重损失，这是沉痛的历史教训。

红13军失败后，幸存的红军战士郑九院回乡隐蔽，遭受当地反动势力的迫害，于1935年击毙永嘉溪口民团团总戴象帅，此后携带家眷迁避到黄岩境内黄岩溪乡的抱料山上。他在山上搭起茅棚，一边种地谋生，一边继续与永嘉屿北的红军战友汪瑞烈联络，并在黄岩边境的岭上乡与老党员翁维英、农村青年周小妹、徐日培等结交朋友，秘密建立了武工组，与国民党反动势力作斗争。1937年间，戴象帅之子戴凤显侦知郑九院的下落，带民团前来抓捕，郑九院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坚持抵抗，在住所负伤后安全撤退，年幼的儿子却被杀害。但他仍顽强地坚持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加入了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