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观澜、徐明清的故事(连载四)

她脱险后前往西安，江青到火车站为她送行，

在西安，她把江青带到了八路军办事处

1935年4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徐明清去参加上海教联常委会。教联负责人之一丁华告诉她，“老莫叛变了。”徐明清想起在晨更工学团时，教联成员老莫曾经到晨更参加过新教育讨论会，有过几次工作联系，但他后来自动脱离了教联，回了浙江老家，没想到他竟然当了叛徒。教联的同志劝告徐明清要注意安全！徐明清开始警觉起来，采取了行动。她将女工夜校的工作及党的关系做了移交，并准备随后转移。然而，就在徐明清就要离开的前一天，叛徒老莫带着国民党警察找到了徐明清的住处。徐明清被这帮警察押走了。

徐明清心里暗想，一定得想办法把自己被捕的消息传递给组织。在被押解的路上，当国民党警察押着她路过吴家弄59号的女工夜校学生何淑君家门口时，她佯装肚子疼急着要上厕所，得到了允许。她趁机敲开了何家的门，悄悄告诉何淑君，自己被叛徒老莫告密，现已遭到特务们逮捕，要她赶快转告党组织和王洞若。    

徐明清被押解到警察局后，面对老莫一口咬定她是共产党员，她矢口否认，并大骂老莫陷害好人。徐明清气愤地扑过去与老莫厮打起来，特务们一拥而上，将她架走并毒打了一顿。徐明清被关进了拘留所的囚室。其间，特务们数次提审徐明清，进行拷打，但她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敌人始终没有查出徐明清与上海中共组织有什么关系。就这样，一关就是3个月。

1935年8月，徐明清被转押到了杭州，关押在杭州反省院。在反省院里，敌人继续对徐明清施行各种审讯和摧残，妄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以便破坏和打击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力量。徐明清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有一天，反省院找来一个人，指控徐明清是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并利用上课宣传反政府言论。徐明清义正词严地回答：“工学团和夜校都是合法教育团体，理应受法律和政府的保护。说我在课堂上宣传反动言论，你有什么证据呢？”那人拿不出什么确凿的证据，气急败坏地说：“你是陶行知的高足。”徐明清丝毫也不退让，理直气壮地回答：“陶先生兴办教育，有什么过错？我是陶先生的学生，又有什么罪？难道凡是陶先生的学生，都应该被抓起来吗？”那个人被驳得哑口无言，灰溜溜地回去了。

徐明清被单独关在杭州反省院的一间囚室里，见不到一丝阳光，吃的饭从小窗口送进去，大小便也在屋内。其间，敌人对她严刑逼供，使用了各种刑具，使她的脑神经受伤，全身浮肿，头发脱落。但徐明清坚贞不屈，不给敌人任何口实，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就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她被监禁了一年多。

党组织和陶行知得知徐明清被捕后，进行了积极营救。通过各种关系，派人到上海拘留所探望徐明清。之后，通过上层关系找到当时的上海社会局局长潘公展，请他出面设法保释。但营救工作一时难有效果。徐明清被转押到杭州后，陶行知先生又派女工朱冰如化装成上海市民政科科长的亲戚，找到国民党浙江省要员批了条子，三次到杭州探监。朱冰如给徐明清送去了食品、衣物，还传递了外面的信息。她偷偷地告诉徐明清，组织上在全力营救她。听到这些消息后，徐明清更加坚定了与敌人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在党组织和陶行知先生的大力营救下，1936年6月，徐明清被释放出狱。由于在关押期间受到严重摧残，徐明清的身体极度虚弱，全身出现浮肿，组织上批准她回家乡临海治病休养。两个多月后，徐明清病愈又回到了上海。

1936年8月，徐明清回上海先见了教联和地下党的负责人丁华和王洞若。王洞若告诉徐明清，现在江青化名蓝苹，因演娜拉一炮走红，已经成了上海演艺圈的明星。并且，江青已和小俞分手，与电影编剧、剧评家唐纳恋爱、结婚。前不久，上海的大小报纸都在刊登蓝苹和唐纳在杭州六和塔举行婚礼的消息。转眼间，又纷纷刊登蓝苹与唐纳闹起了离婚，离沪北上，唐纳追到济南并在旅馆自杀殉情被救的花边新闻，一度被报界炒得沸沸扬扬。徐明清听了，感到心中一沉，难道江青的变化竟会如此之大。她问王洞若，“她还和组织上保持经常联系吗？”王洞若说：“还有一定的联系。不过，她几乎不参加共青团的活动了。”

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为了加强西北的革命力量，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派孙达生从西安到上海，向中共上海临时工委汇报，要求增派干部加强在西安的东北军地下党的工作。上海临工委决定派4位同志前往西安工作。组织上考虑徐明清在上海被捕过，继续留下来工作会有暴露的危险，因此，丁华和王洞若提议让徐明清也去西安工作，交代她到西安后的接头地址和联络办法。

听到这个消息，徐明清十分高兴。临行前，她决定去看看江青。那天，徐明清来到了蓝苹的家，那是一座花园式小楼的一层。徐明清敲了敲门，唐纳前来开门，江青并不在家。徐明清见唐纳梳着油光闪亮的小分头，讲一口软绵绵的苏州话，看上去像个奶油小生。徐明清告诉唐纳，她是蓝苹的朋友，叫徐一冰，明天就要离开上海了。如果蓝苹有空，能否转告她，明天在火车站见一面。说完，徐明清拿出火车票，把自己离沪的时间、车次告诉唐纳，并给江青留下了一张字条。

第二天，在上海火车站里，一列即将开往西安的火车停靠在月台上。有十多个浦东女工夜校的学生前来为徐明清送行话别，但徐明清期待见到的江青却一直没有露面。徐明清心想，蓝苹成了“名演员”，一定是太忙了吧！

直到火车快要开时，徐明清看见一个脸色腊黄的女人急匆匆跑过来。仔细一看，才认出这个女的就是江青。此刻的江青显得很瘦，气色也不好。江青这副样子和徐明清想象中的电影明星相去甚远。

“一冰，你上哪儿去？”江青问道。

“我去西北。这一去，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了？”徐明清答道。看着江青那副又黄又瘦的模样，徐明清特意叮嘱她要多多注意身体。谁知江青听了她的话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只说了一句：“真是一言难尽啊！”这时，火车已经开动了。她们来不及多说几句话，便匆匆分手了。徐明清从车窗回眸望去，只见江青仍站在月台上久久地向她挥动手臂。

徐明清到了西安之后，才得知她要接头的西安工委的孙达生已经被捕了。她只好暂且安顿下来。徐明清找到了自己原来临海女师的同学李佛古，李佛古的丈夫蒋如清在西安教育厅任秘书长。李佛古见到老同学，很热情，督促蒋如清尽快给徐明清找份工作。不久，徐明清找到了一份立足的工作，担任了西安北大街新幼稚园的园长。这时，她不再叫“徐一冰”了，改名叫“徐明”。一个月后孙达生被释放了，很快找到了徐明清。徐明清和组织接上关系后，一边在幼稚园工作，一边在东北军做随军家属工作。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决定联蒋抗日。周恩来亲赴西安，经过艰苦谈判，促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之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势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1937年1月，中共西安市委成立。徐明清担任中共西安市委委员，兼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市委决定由徐明清负责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因此，她与当时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工作的邓颖超、叶剑英、危拱之、蔡树藩等人成为很熟悉的同事。徐明清团结西安妇女界的进步人士，发展妇女党团员，在女师、女中吸收许多进步女青年入党，并建立了党支部。徐明清负责定期向中央组织部妇女科报告西安妇委会工作，当时中央妇女科科长是蔡畅。

1937年7月下旬的一天，一辆黄包车忽然停在西安北大街幼稚园的门前。徐明清看到从黄包车上下来一位穿着旗袍、打扮入时的小姐。只见她拎着一只小皮箱，说是要找徐老师。徐明清走出房间，仔细辨认，认出这位打扮时髦的女人正是江青。

从上海火车站匆匆一别，转眼已近一年了。徐明清把江青安顿下来，两人细细聊了起来。她问江青，“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西安的地址的？”因为这一年来，徐明清从未与江青联络过。

“是王洞若告诉我的。”江青把茶杯放在桌上，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似乎有很多不如意的事和感慨要说。徐明清这才想起，派自己来西安的正是王洞若。她到西安后一直与王洞若保持着通信联系，她记起王洞若曾在一封来信中提起过江青想要来西安一事。　　

聊了一会，徐明清问起了唐纳的情况。江青叹了一口气，说：“唉，一言难尽呀！我与唐纳闹翻了，他市侩气十足，简直令我无法忍受。”徐明清并不知道，那时的江青在上海与唐纳婚变后，又传出与导演章泯秘密同居的桃色新闻，导致唐纳数次自杀未成，令当时上海演艺圈的舆论纷纷扬扬。徐明清见江青不愿意多说，也就不便多问，便又转换了一个话题：“你现在还经常演电影吗？”

“唉……”江青又叹了一口气，“七七事变爆发后，上海局势动荡不安，大家哪还有心思看电影啊！现在电影市场一直很萧条，我呆在上海也没有什么事可做啦！”

“那你现在怎么打算？”徐明清又问。江青这才道出了自己的真正来意：“一冰，说真的，我来西安是想请你帮个忙。”

“我想到延安学习，想请你帮我找个关系进去。”江青说道。

徐明清知道，当时有很多左翼文化工作人员和一批进步青年，纷纷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寻找光明。可江青当时一心要奔赴延安，恐怕还另有原因，不过，徐明清还是把她当作一位心向光明和进步的青年来看待。“你从上海带介绍信来了吗？”徐明清问江青。她指的是上海党组织的介绍信。

江青摇摇头，说：“有你在，会有办法的。”

徐明清见江青拿不出组织证明，就对她说：“你还有什么能够证明你身份的东西吗？”江青随即打开小皮箱，取出一本影集说：“这本影集或许能证明我的身份。”徐明清翻开影集，看见里面有一些江青演的进步话剧、电影《娜拉》、《王老五》的剧照等。这些可以表明她是一个追求进步的文艺青年。于是，徐明清叮嘱江青不要着急，等她把情况反映给上级部门再说。徐明清让她先在幼稚园住下。

不久，徐明清把江青的情况和要求向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危拱之作了汇报。危拱之表示可以把江青带到办事处谈谈。于是，徐明清和江青乘坐一辆黄包车，去了设在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到了办事处后，正好邓颖超大姐在办公，徐明清便把江青介绍给邓颖超。江青恭恭敬敬地递上了她的影集，邓颖超一面翻看影集，一面打量江青，说：“你就是上海电影界的明星蓝苹啊！”接着，邓颖超说：“这事由博古（秦邦宪）同志管，他今天正好不在，你们先把影集留下，过两天再来吧。”

过了两天，江青单独去了一趟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傍晚回来时，她告诉徐明清：“博古同志跟我进行了一次长谈，我把自己的情况向他仔细汇报了。我提到了小俞（黄敬），他便答应了。”

不久，江青就搬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去住了。

过了几天，江青坐着黄包车来到幼稚园，她欣喜地对徐明清说：“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去延安！”

在延安，她为江青写下证明材料，

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专门邀请他和她参加婚宴

江青之所以从上海赶到西安找到徐明清，想进入延安，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她在上海与唐纳、章泯的各种绯闻，令她实在不想再在上海待下去了；另一个就是，她得知俞启威已经到过延安。

从江青的一生来看，她对初恋情人俞启威是充满感情的。即使是她在上海与唐纳结婚之后，仍然对小俞始终放不下。她与唐纳的最初婚变，也与小俞有关。虽说江青在上海演艺圈闹得满城风雨，但她的内心对俞启威依然怀有别样的感情。这时的俞启威，已改名为黄敬。对于他的消息，江青仍十分关注。

1935年3月，江青与小俞分手，离开北京第三次来到上海，化名蓝苹，而俞启威留在北京从事革命工作。

1935年6 、7月间日本控制了察哈尔省，并图谋侵占华北。10月日本指使殷汝耕在河北省建立汉奸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5年11月18日由胡适、蒋梦麟、梅贻琦等平津各大学校长教授，联名发表公开宣言：“近有人假借民意，策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实行卖国阴谋。天津、北平国立学校全体教职员二千百余人，坚决反对。同时并深信华北全体民众均一致反对此种运动。”“并盼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共救危亡。”1935年12月7日，北平学联召开各校代表会议，决定组织请愿游行。12月9日，在黄敬、姚依林等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北京各所大中学校的爱国学生涌上街头举行抗日救国请愿游行。警察当局事先得知学生要请愿游行，清晨即下达戒严令并设置岗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城外学生被军警阻拦，在西直门同军警发生冲突。上午10时许，城内一两千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拦，汇集到新华门前。他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汉奸卖国贼！”“武装保卫华北！”等口号，表达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一二•九”爱国学生示威游行活动的影响迅速遍及全国。

1936年初，黄敬参与组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2月，黄敬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不久，黄敬又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让他前往延安参加同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即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黄敬从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诺夫人海伦•斯诺同行的。黄敬在北大读书时就结识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那时他和党组织还没有恢复联系，但他是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活跃人物，引起了斯诺的注意。斯诺曾夸赞黄敬：“北大有个好青年俞大卫。”这个俞大卫，就是黄敬。斯诺在1936年6月进入陕北采访，住了4个月，写出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斯诺的陕北之行，是通过宋庆龄安排的，黄敬也从中出了力。斯诺夫人也希望访问延安，以写作《续西行漫记》。黄敬对斯诺夫人说，中共中央要在延安召开一次会议，规模很大，届时中共中央的领导人都会出席会议。如果她能和他一道去延安，赶上这个机会，就能见到所有的中共领导人。于是，在黄敬安排下，4月21日，斯诺夫人由黄敬和王福时（斯诺夫人的翻译）陪同，从北平坐火车前往西安。到达西安后，斯诺夫人躲开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黄敬悄然离开西安，于4月30日抵达延安。

正是黄敬的这一次延安之行，使得江青产生了奔赴延安的想法。

1937年8月，博古批准了江青进延安。据江青自己后来说，她是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从西安出发的，途中遇大雨，道路不通，等了好几天，无法通车，只得改为骑马，十分艰难地到达了距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此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召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

后来，据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回忆，江青到达洛川的那晚，正好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结束，经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夫人朱仲芷的介绍，江青认识了叶子龙。后来，江青见毛泽东也是朱仲芷介绍的。当时，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分别乘车回延安时，江青就是搭乘毛泽东坐的那辆卡车进入了延安。不过，当时毛泽东坐在驾驶室，江青坐在后面的车厢里。从时间上看，党的洛川会议是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召开。由此可知，江青是在8月下旬进入延安的。而恰在此际，贺子珍与毛泽东发生争吵负气离开了延安。江青与贺子珍擦身而过，并没有见过。

到了延安后，江青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登记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为自己起的一个新名字“江青”。

江青是怎样认识毛泽东的？有各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江青到延安后的第二天，朱仲芷带着江青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在院子里同她们谈了话。也有的说是，江青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毛泽东到中央党校作报告，江青专门坐在第一排认真地记笔记，并趁报告空闲时向毛泽东请教。还有一种说法是，1937年底康生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之后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康生与江青是山东老乡，学员江青巴结上校长康生，是康生向毛泽东介绍了江青。

1937年9月中旬，党组织调徐明清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徐明清高兴极了。她和柯庆施夫妇、陈赓夫人王根英等一起从西安出发，走了十多天，终于到达延安，住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第二天，徐明清前去中央组织部报到。她做梦也没有想到，竟然在这里碰到了阔别6年的老乡战友王观澜。王观澜给徐明清办了手续，通知她到桥儿沟中央党校报到。徐明清被分在第十二班。当时，中央党校有个男学员也叫徐明。为了区别，王观澜专门给她改了名，在徐明后面加了一个“清”字，意为“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从此，她就一直用徐明清这个名字。1937年底，王观澜和徐明清在延安结婚。结婚仪式很简单，在当时的延安“合作社”吃顿饭，应邀来参加婚礼庆贺的有毛泽东、洛甫（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等。

徐明清到了延安后不久，见到了江青。江青初到延安后，被分配在边区政府教育厅工作，组织上为了考验她，就派她到农村搞调研。江青调研回来告诉徐明清说，延安的生活条件太差了，她还给徐明清念了首打油诗“陕北好地方，小米熬稀汤，臭虫成了王”。不久，江青要求到中央党校学习，她说自己1933年在青岛入党，要求恢复党籍，但当时没有证明。为此，党组织对江青的党籍问题进行了审查。要求所有接触过江青的人都写证明材料。徐明清根据组织要求，实事求是、客观地写下了一份证明材料，如实地说明了自己在上海、临海、西安等地和江青接触的情况，以及江青在上海的表现、晨更工学团吸收她为团员、她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剧联、教联的情况。徐明清所写的证明材料存入了江青的档案，这为她几十年后的蒙冤入狱埋下了伏笔。江青最终顺利地通过审查，是因为黄敬为江青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江青是由他介绍入党的。经过两个多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得到了解决。1937年11月，江青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1938年1月28日，为了纪念淞沪抗战6周年，延安文艺界排练了话剧《血祭上海》，在延安公演20天，引起了轰动。江青也在剧中扮演了一个角色。这是江青在延安的第一次重要亮相，也随着这场演出轰动起来。不久后，江青调入新成立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任指导员。调入鲁艺后的江青主要兴趣在演戏，她出演了京剧《苏三起解》中的苏三，根据《打渔杀家》改变的新编京剧《松花江上》。在《松花江上》彩排的时候，康生前来观看，大加称赞，说要请毛泽东来看戏，这让江青格外高兴。

1938年7月7日下午，在延安边区政府礼堂举行了纪念抗战周年文艺演出，毛泽东在康生陪同下来看戏了。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和康生到后台接见演员，经康生介绍，毛泽东特别接见了江青。1938年8月，江青调到中央军委办公室担任秘书，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同年11月，毛泽东与江青结婚。

由于处于战争年代，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并没有举行比较正式的仪式，只是请了两次客。那天，贺龙来延安，和毛泽东谈完工作临出门时，贺龙半开玩笑地对毛泽东说：“主席，结婚大喜，也不请我们吃酒？”毛泽东即对身边的叶子龙说：“子龙，你办两桌饭，请他们吃一吃。”于是，11月19日、20日，毛泽东在凤凰山所住的窑洞里，请了一位厨师掌勺，两次请客。第一次请了朱德、周恩来、贺龙、王若飞等人，第二次请了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滕代远，王观澜和徐明清。在叶子龙和徐明清的回忆录中，都清楚地写到，在毛泽东请客的那天，正吃饭时，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在大家的劝说下，当天，毛泽东从凤凰山搬到了杨家岭。

徐明清和王观澜结婚后，工作和生活都十分愉快。1938年4月，徐明清在中央党校学习期满后，被分配到中央组织部妇女科任副科长。原来的妇女科科长蔡畅去苏联治病，由张琴秋接任。张琴秋当时任延安女子大学教育长，因一时没人接替而脱不开身，所以，妇女科的工作主要由徐明清负责。同年8月，徐明清调任陕甘宁边区妇联主任。1939年2月，中共中央建立了妇女运动委员会，徐明清被任命为中央妇委委员。在延安这几年，徐明清一直从事妇女运动工作，为推动边区妇女运动，组织发动妇女支援慰问前线抗日将士，动员妇女组织生产、扫盲、交纳公粮，建立边区儿童保育院等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市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 李兆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