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观澜、徐明清的故事(连载三)

她受陶行知的委派，成为晨更工学团负责人，

在晨更工学团里，她与江青成了无话不谈的“闺蜜”

1931年春节前，徐明清接到母亲生病的电报，从上海赶回临海过年。为了照顾母亲，徐明清留在临海。她遇到了同是乙丑读书社的成员林迪生，俩人商量之后，决定在家乡泗淋村和泗岙村各办了一个小学，叫泗淋小学和晓庄小学，推行晓庄师范学风，并组织了一个“新教育研究会”，培养教员们的革命思想，从中吸收了一批进步青年加入。后来，这些同志先后入党，在临海桃渚区建立了党的支部。1932年5月1日，他们以两个小学为基础，在桃渚区举行一个全区抗日游行活动，产生很大影响。

1932年7月，徐明清又回到了上海。她得知陶行知先生已经从日本回到了上海。原来，1932年初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重新上台，取消了对陶行知的通缉令。陶行知回国后，在史量才的帮助下创办了“自然科学园”，并提出了办“工学团”的主张，即把“商店、工厂、学堂、乡村都一个个变成工学团，人人生产，人人长进，人人平等互助，人人自卫卫人。”1932年10月，陶行知委派晓庄学生在上海宝山县农村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属于半工半读性质，上午上课，下午农友在生产合作社养鸡、养鱼、种棉、织布，互帮互助。由于山海工学团取得很大成功，陶行知找到自己十分信任的徐明清，委派她在工人中再办一个工学团。

徐明清接到任务后，开始四处奔波。在上海商务印书馆黄警顽的帮助下，徐明清筹集到一笔资金，在上海北新泾镇纱厂工人集居地附近的陈更村（今新泾乡曙光村）创办了工学团，借用陈更的谐音，命名为“晨更工学团”。徐明清是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筹办初期，陶行知派了晓庄师范的学生王洞若来协助。很快，晨更工学团聚集了一批以革命青年为骨干的教师队伍。晨更工学团设有幼儿园、小学、特别班、农民识字班、工人识字班、店员识字班等班级。尽管条件十分简陋艰苦，教学用的黑板、桌椅大部分是借来的，但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工学团还派人到附近农村办夜校，送学上村，送学上门，深受群众的欢迎。工学团还多次举办社会科学讨论会、时事讨论会、文学讨论会等，通过这些活动来讲解时事形势，宣传抗日救国，传播革命思想，晨更工学团的影响迅速扩大。由于工学团的人员增加，陈更村的地方不够用了，徐明清通过黄警顽找到一个姓陆的资本家的旧花园作为工学团的活动场所。就在这个陆家花园，徐明清第一次见到身材高挑、清秀漂亮、身着蓝旗袍的山东姑娘李云鹤。她，就是江青。

江青又是怎样来到晨更工学团呢？

1914年，江青出生于山东诸城东关的一个手工业家庭，乳名叫李进孩。上小学时，校长给她取名李云鹤。1926年，江青的母亲带着12岁的她投奔亲戚，来到了济南。江青在济南报考了山东省实验话剧院，学习话剧和音乐。她由此认识了实验剧院院长兼青岛大学教务长的赵太侔。一年后，实验剧院停办，江青通过赵太侔的关系，进入青岛大学（今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江青一边管理图书，一边在中文系旁听。她喜欢听闻一多的课，并尝试着写了一个剧本《谁之罪》。在青岛大学，江青结识了物理系的大学生俞启威，两人迅速坠入爱河。

俞启威是赵太俟妻子俞珊的弟弟。俞珊是当时中国话剧界的明星。江青对俞珊十分仰慕，经常去赵太侔家拜访，请教俞珊，在赵太侔家，江青和俞启威邂逅并一见钟情。当时，“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各地的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俞启威是青岛大学学生运动中的领袖人物。他领导青岛大学学生举行罢课、去南京请愿，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俞启威担任了青岛大学中共地下支部的书记，后来又担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在俞启威的影响下，江青也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教育，追求进步，不久，她加入了青岛左翼演员同盟组织“海鸥剧社”。1933年2月，经俞启威介绍，江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3年7月，由于叛徒告密，俞启威被捕，江青被迫逃往上海。一开始她暂住在山东实验剧院同学魏鹤龄家中。不久，经过俞珊的介绍，江青认识了田汉，并在田汉家借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料江青。

田汉是左翼文化团体“南国社”的创始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与发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并担任左联常委、剧联党团书记。当时的晨更工学团是一个公开、合法的教育团体，上海左翼教联、剧联和左联等组织都有派人来参加晨更工学团的工作，剧联派出的人便是田沅。田沅向田汉提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田沅陪着江青来到了晨更工学团，把江青介绍给了徐明清。工学团正好缺少教员，田沅说江青不仅识字，而且会唱歌、又会演戏，徐明清当即决定把江青留了下来，安排在店员识字班当教员，教识字、读书和唱歌。

晨更工学团的女教员不多，徐明清就安排江青和自己，还有一个名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同住在陆家花园那座小楼顶上的阁楼里。小阁楼不大，只有一扇窗，也没有床，三个姑娘在木地板上铺上草席睡觉。她们三个人的年龄相差不大，天天生活在一起，很快地便熟悉起来。江青叫徐明清“一冰”（当时徐明清名叫徐一冰），徐明清则叫江青“小李”，她们两人都叫李素贞“宁波李”，相互的关系十分融洽。徐明清大江青3岁，和江青比较聊得来，江青在上海也没有熟人，对徐明清比较信任，两个人成了无话不谈的“闺蜜”。

那时的江青刚来到上海，着装打扮比较朴素，一头短发，从不涂脂抹粉。她和大家在一起时比较活泼，除了教店员识字外，还教唱歌、演戏，有时和田沅等一起编演小节目，组织学员到附近农村演出，宣传抗日救亡。但是，徐明清发现，只要江青一回到小阁楼里独自一人时，常常会唉声叹气，有时一言不发地坐在窗前，久久凝视北方，这与平时活泼的她判若两人。有时，江青从身边掏出一封信细细地看，看完又仔细地收起来。徐明清看出江青有心事，想安慰她但又不好细问。

有一天，徐明清在小阁楼的地板上发现了一封信，她出于好奇，拾了起来并打开信来看，这才知道，是江青看完信后没收好，不小心掉在地板上的。信的落款是“小俞”，信中的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你是我心中的太阳”，让徐明清印象特别深刻。看完这一封信，徐明清明白了一定是这位叫“小俞”的青年让江青牵挂在心、闷闷不乐。

于是，徐明清把信交还给江青时，问起了“小俞是谁？”，江青也毫无保留地敞开心扉。她告诉徐明清“小俞是我的爱人。这封信是我们谈恋爱时，他写给我的。后来，他被捕了。我不知道他现在究竟在哪里，非常相念他。”徐明清听了，便真诚地劝慰她别太难过，也许，小俞会很快会被释放出来的。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徐明清的劝慰，让江青郁闷的心情变得几分舒畅开来。江青在晨更工学团的表现不错，工学团的共青团支部认为应该吸收她加入（当时，晨更工学团的党团组织并不知道江青曾经入党）。这样，江青在失去党的组织关系之后，又重新入了团。

1933年冬天，一个穿棉袍的青年来到了晨更工学团找李云鹤老师。这位青年就是刚从监狱里被保释出来的俞启威。俞启威出狱后到了上海，在姐姐俞珊那里得知了江青的消息，便径直找到了晨更工学团。江青重新见到了俞启威，格外的惊喜。徐明清见江青和俞启威相亲相爱，而名门出身的俞家嫌弃江青出身卑微，不肯接纳，两人无处安身，就想方设法给他们腾出了一个小房间，使他们暂时有一个栖身之所。后来，俞启威找姐姐帮忙在静安寺附近租了一间小屋。这样，江青便随同俞启威一起搬到那儿去住了。虽然居住的地方搬走了，但江青仍然还到晨更工学团教课。

1934年1月28日，上海各界举行纪念“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的示威游行。晨更工学团的许多教职员工都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在游行途中，晨更工学团的教工王大个子被捕了。“一二八”示威游行暴露了晨更工学团的进步面目，引起了特务和“包打听”的警觉。不久，王大个子在狱中托人带出消息，说“包打听”已经在盯梢李云鹤。徐明清立即把消息通知了江青，叫她暂时不要来晨更工学团。俞启威得知后，很快意识到有再次被捕的危险，于是决定和江青一道离开上海去北平暂避风头。徐明清也由于身份暴露，在江青前往北平后不久，也离开了晨更工学团，去上海浦东办女工夜校。

俞启威和江青到了北平后，曾在几所大学当旁听生，但是，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俞家仍然没有改变对江青的看法，在经济上不予他们帮助，俞启威靠从姐姐那儿要到一点钱度日。俩人由于找不到工作，生活难以维持，江青只得独自一人返回了上海。

江青回到上海时，徐明清已经不在晨更工学团了。江青通过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的介绍，被安排到该会设在小沙度路（今西康路）办的女工夜校里当教员。江青在那里教女工们唱歌、识字、演戏。另外，她还在各个工学团、各女工夜校帮助教歌和排演话剧。这时，她化名为李云古。

正是在上海的这段时间，江青遭遇了她人生的第一次重大劫难：她被捕了。

她得知江青被捕后，和组织一起积极营救江青，

江青出狱后，她把江青带到了自己的家乡临海养病

江青的这次被捕，并非是因为她的身份暴露而成为敌人的锁定目标，完全是一次意外。

江青从北平回到上海后，有一天，她走在街上遇见了山东老乡阿乐。

阿乐名叫乐于泓，是青岛的中共地下党员。当年在青岛，他和俞启威、江青一起参加革命活动，互相都很熟悉。身在异乡遇故知，江青见到阿乐真是喜出望外。她当即和阿乐找到一处僻静的地方细谈了起来。原来，阿乐也从青岛来到了上海，此时他的身份是共青团中央的交通员。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一家邮局的出纳员。从这一天街上偶遇起，他们有了比较多的往来。阿乐擅长拉胡琴，江青常邀他一起伴奏、参与演出。

1934年9月的一天，江青请阿乐为女工夜校的演出拉琴。两人约好了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见面。而此时，阿乐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国民党特工总部的特务盯上了。因为中共中央上海局交通员胡某在1934年6月中旬被捕后叛变，胡某是负责与团中央的交通联络任务。根据他的交待，6月下旬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并叛变。国民党特工总部已获知共青团中央有两位交通员王哲然和乐于泓。特务们在跟踪王哲然的同时，也在跟踪阿乐。因此，当阿乐前往兆丰公园时，特务们已在暗中盯梢。

阿乐在跟江青见面时，机警地发觉有人跟踪，知道事情不妙，他当即决定让江青离开，两人分头从公园的两个大门走。兆丰公园有两个大门，其中一个大门是通往英租界的。阿乐迅速地从那个通往英租界的大门出去，逃入租界，甩掉了特务而逃脱。江青则向另一个大门逃走，跟踪的特务紧追不放。结果在华界曹家渡马路上，江青被特务截住，被关进了看守所。但是，特务们并不知道江青的政治情况。

在看守所里，江青遇上一个叫季月娥的小沙渡路女工夜校的学生，此人被捕后十来天获释。江青托她带口信给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总干事钟绍琴。钟绍琴得知情况后，迅速把消息告诉了徐明清。因为江青是晨更工学团的教员和教联的成员，又是共青团员，徐明清获悉消息后马上向教联常委汇报，并立即组织展开对她的营救工作。教联常委孙达生当即找到著名交际家、晨更工学团的赞助者黄警顽，由黄警顽委托律师李伯龙出面到看守所了解情况，证实江青确实被关在里面。

江青被捕后，既没有叛徒指认，也没有任何证据。国民党特务经过数次审讯后，认为从她身上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口供，在将其关押了两个月后，遂允许保释。于是，李伯龙律师着手以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的名义、并请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处长正式出面保释江青。一个月后，特务们押着她到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找到该部总干事钟绍琴，证明江青是小沙渡路女工补习学校老师，才得以放出。

当时，俞启威从北平又回到了上海，住在静安寺路一条弄堂俞家大妈妈的家里。江青被保释出狱后无处落脚，无奈之下也暂住在那里。因刚刚保释出来，江青还得定期向警察局汇报自己的情况，这对俞启威的安全也很不利。不久，徐明清收到俞启威写给她的信，信中说江青出狱后心情一直很沉重，郁郁寡欢，她在上海没有朋友，只有和徐明清比较要好，希望徐明清能去看看她。信中留下了他们居住的地址。

徐明清向组织上汇报，在得到组织同意后，专程前往看望，见到了俞启威和江青。她发现江青的身体状况很不好，脸色非常难看，还有点神经质，说话声音时高时低、忽快忽慢，显然是在狱中受到了刺激，精神有点不大正常。俞启威告诉徐明清，江青一直在发低烧。而且，江青本来就不受俞家欢迎，是俞启威死磨硬磨，才勉强同意让她暂住一阵子。现在，俞家大妈妈已经下了逐客令。俞启威对此也显得束手无策，不知怎么办才好。

就在这个时候，徐明清接到临海老家发来的电报，说母亲病势严重，让她速回临海。徐明清去向组织请假时，教联的同志就和她商量如何帮助江青。有人建议，让徐明清带上江青一起回临海老家休养一段时间，说不定会使她身体和精神有所好转。徐明清觉得这个建议不错，于是去找俞启威和江青，把组织上的建议告诉了他们。

江青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因为她实在不能容忍俞家大妈妈对她的歧视，早就想离开这个地方。俞启威也十分感激徐明清对他们的帮助，希望徐明清能够照顾好江青，让她早日康复。于是，徐明清买了两张轮船票，带着江青离开上海。那天，俞启威把她们俩送到了十六铺码头，看着她们上船。这样，江青跟着徐明清来到了她的家乡----浙江临海溪路乡南岙村。进了家门后，徐明清把江青介绍给家里的亲朋好友。这时的江青，化名为李惠芳。

南岙村是个山清水秀的江南小山村，在树木丛丛的山坳中，翠竹掩映着民居，溪水环绕，流水潺潺。江青长在北方，对这秀丽的江南山村风光很感兴趣，加上环境清幽，没有人打搅，心情也逐渐地好起来。朴实的村民见江青讲得一口北方话，与临海方言完全不同，纷纷前来看望，对她也很友好。徐明清的父亲是位老中医，他见江青低烧不退，且不停地咳嗽，便对江青进行了把脉诊断，说是得了肺痨，给她用了一些中草药。江青吃了徐明清父亲的中药后，病情也渐渐有了好转。不久，徐明清家的一个堂侄回家结婚，他是北平军医学院的学生，学的是西医。徐明清就请他给江青看病。堂侄说江青的确是得了肺痨，开了药方请徐明清去临海县城买了一些西药。这样，经过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江青的身体恢复得更快了。

江青在临海南岙村住了两个多月。在这段日子里，徐明清每天陪江青出去散步，晒晒太阳，聊聊在上海的人和事。她边走边跟徐明清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讲她演戏的情况，讲她和小俞是怎样认识、相恋的。在这样娴静散淡的日子里，江青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好，身体也完全恢复了。俞启威也不时地写信来。徐明清从他的信中得知，小俞准备离开上海，前去北平。

日子过得很快，一晃就快到农历春节了。江青收到小俞的来信，信中说他已在北京大学旁听数学。如果她身体好了，就可以到北平和他一起过春节。江青接到信后，就和徐明清商量，要离开临海去北平找俞启威。徐明清一再挽留，但江青坚持着要走却身无分文。徐明清就从家里拿了一些路费和在路上吃的干粮，送江青到了临海汽车站。江青很是感动，临别时，江青抱着徐明清说：“要不是你家里的人，我的病能好吗？”徐明清拍拍江青的肩膀，嘱咐她路上小心。江青点头后，才上了汽车。

不久，江青从北平来了信，说她和小俞都很好，对徐明清和家里的人都很思念，并给了徐明清他们在北平的住址。

春节过后，徐明清见母亲的身体逐渐康复，也离开了故乡临海，回到上海继续主持浦东女工夜校的工作。

为了办好浦东女工夜校，徐明清经常深入到女工家里去了解情况、做工作。女工们的居住条件十分恶劣，有的所住阁楼只有一米多高，进了屋只好低着头，弯着腰，徐明清就坐在铺板上和女工们谈心，真心诚意地和她们交朋友。女工们也很快把她当成自己人，向她倾诉内心的痛苦。徐明清便深入浅出地向女工们宣传革命道理：“为什么工人辛苦终日不得一饱？为什么资本家、工头不劳而获，却住洋房、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友们只有团结起来，用我们的双手去推翻这个不公平的黑暗社会。”通过徐明清细致的工作，浦东女工夜校从最初的十多个学员迅速发展到几百人。先设立初、中级班，后又增设高级班。每周，徐明清还为女工们讲国际国内时事，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激发她们反帝爱国热情。徐明清还同剧联、音联商量，请吕骥来教唱抗日救亡歌曲，请徐韬来教大家演戏。当时教唱的有《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渔光曲》、《大路歌》、《新女性》等，这些歌曲鼓舞着女工们挺起胸膛来推翻这黑暗的旧社会，做建设新社会的女性前锋。

在浦东女工夜校，徐明清除了教书，更主要的任务是开展革命活动。她与女工们建立起姐妹般的感情，条件成熟时发展她们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党组织。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发展了七八名党员和十多名共青团员。女工夜校就象是一座革命熔炉，把教师和学生们铸炼成一个个坚强的革命战士。

女工夜校的工作，得到了陶行知的高度肯定。他专门用英文写了篇《女工们的接力教学》文章，把女工夜校一些好的做法介绍给印度的圣甘地。陶行知还专门为女工们写了《手脑相长歌》，亲自给女工教唱，以鼓励激发学员们，女工们为之深受感动。在陶行知的帮助下，女工夜校的办学影响力不断扩大。在此基础上，相继开办了其他类似的夜校和读书班。这些夜校和读书班在工人中传播了文化知识，进行了革命思想启蒙，撒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这些女工和工人都成为了向资本家作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中的不少人由此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30年代的上海，是敌人白色恐怖最为残酷的地方。革命的同志随时面临着生死的考验。很多同志今天还在为革命工作，明天就有可能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1935年4月，一个巨大的生死劫难在等待着徐明清。

 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 李兆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