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观澜、徐明清的故事（连载二）

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李兆建

      在中央苏区，他和毛泽东成为邻居，毛泽东任命他为《红色中华》负责人，他与毛泽东合作写成《怎样分析阶级》

1931年初，中共中央指派从苏联回国的王观澜带领两名同志从上海前往江西中央苏区。他们先来到闽粤赣苏区——中共闽粤赣特委闽西苏维埃政府驻地福建省永定县虎岗乡，王观澜被任命为闽粤赣特委代理宣传部长，负责主编特委机关报《红旗报》，同时还担任闽粤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后又兼组织部长。

王观澜上任后，没有马上埋头编报纸、写文章，而是带着问题下到虎岗乡搞调查研究。他发现虎岗附近的村庄，一些豪绅地主的土地虽然被分掉了，但财产大部分未动，有的村子政权还被地富分子把持着，部分农民心有顾虑，不敢起来斗争。他把这些情况向特委作了汇报，引起特委重视，研究决定进一步发动农村的土地斗争。就这样，王观澜一边负责编辑《红旗报》，开展宣传工作，一边经常和同志深入到农村去，发动贫苦农民斗土豪、分田地，组织农民开展合作和劳动互助。他主编的《红旗报》对闽西这一时期的斗争情况，作了详实而生动的报道。王观澜撰写的这些反映农村生产、生活、阶级关系、政权组织的文章，引起了身在江西瑞金毛泽东的关注和好评。

十分关心农民问题的毛泽东对《红旗报》上王观澜的文章几乎认真地一一看过，对于作者王观澜留下了深刻、良好的印象，盼望能够一见。

1931年9月中旬，红第12军攻克汀洲，使闽西苏区与赣南苏区连成一片。10月，中共汀洲市委成立，王观澜被任命为第一任汀洲市委书记。不久，中央局调王观澜到瑞金协助王稼祥编辑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在这里，毛泽东见到了久知其名的王观澜。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王观澜负责编印《大会日刊》。他天天能见到毛泽东，聆听他的谈话，看到毛泽东为革命操劳的情形，更加深他对毛泽东的敬重。毛泽东也对王观澜的工作水平、负责态度和工作效率十分赞赏。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后，任命王观澜筹建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任总编辑，并负责筹备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即新华社的前身），同时还兼任瑞金县云集区的区委委员。

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正式出版发行，很快地就从一开始的三四千份增加到一万多份。为了办好《红色中华》，王观澜和编辑部同志们的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们既做编辑又兼记者，还要兼做校对和译电及刻写油印工作。编辑部的小窗常常彻夜透着小油灯的亮光。

《红色中华》编辑部与毛泽东的住室仅一墙之隔，王观澜与毛泽东成了邻居。非常重视宣传舆论工作的毛泽东经常到编辑部来看望大家，找王观澜促膝谈心，了解情况，指导工作。两人越聊越投缘，有时候会一直聊到深夜。毛泽东和王观澜由相识而相知，成了知心朋友。毛泽东还常把到瑞金的重要客人介绍到红中社去参观。当时在临时中央宣传部给张闻天部长当助手的杨尚昆也是《红色中华》的撰稿人之一。《红色中华》坚持以通俗生动的形式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呼声，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32年夏，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指导，江西中央苏区出现了肃反扩大化。在八九月间，执行王明路线的几个人以《红色中华》报道敌机轰炸根据地的消息为借口，污蔑王观澜是在为敌人吹喇叭，恐吓根据地人民。接着又提出王观澜在莫斯科反对王明为首的支部局，有“托派嫌疑”，将王观澜关进了中央政治保卫局，并准备开除他的党籍。当时中央局党的关系属于云集区委。云集区9个乡的群众为之愤愤不平，自发联名写信给中央局，要求释放王观澜。毛泽东得知后，为王观澜据理力争。在毛泽东的关心下，在中央政治保卫局副局长李克农的主持下，释放了王观澜，王观澜才得以恢复自由和工作。

这时候，中央苏区领导层在斗争方针上出现的分歧越来越突出，当时居于党内最高领导地位的博古等人，坚持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排斥毛泽东的领导。王观澜站在毛泽东一边，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引起了执行“左”倾路线的领导人的不满。1933年1月，他们不顾基层党员的强烈反对，仍然以种种“罪名”，强行开除了王观澜的党籍，并撤消他的《红色中华》报总编辑的职务。对于这一强加自己身上的错误决定，王观澜坚决不予接受，始终没有在处理决定上签字。

毛泽东十分同情王观澜的遭遇，将王观澜调到中央政府土地部担任秘书工作。不久，毛泽东又让王观澜持“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相当于建国后的政务院、国务院）的介绍信，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去各地农村检查政权建设、农耕和查田工作。

王观澜的革命意志丝毫没有被挫折所动摇，他毅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中央政府所在地叶坪乡，进行查田运动试点。在叶坪，王观澜深入走访了贫苦雇农，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田地分配不公平，农民的粮食不够吃，贫苦农民分到的田又少又差，而那些过去收租、放债不干活的人，又钻进农会，摇身变成“贫苦农工”了，这样一来，造成农民群众的情绪低落，没有生产积极性。王观澜把自己在叶坪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在王明“左”倾路线越来越严重的排斥和打击下，毛泽东当时在中共中央已少有发言权，但他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有权过问土地部的工作。毛泽东在自己处境已很困难的情况下，还是十分支持王观澜。他充分肯定了王观澜所进行的细致的调查研究，并指示王观澜：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彻底肃清封建、半封建势力，把群众组织起来，支持革命战争，做好各项工作。

在毛泽东的鼓励和支持下，王观澜干脆把自己的铺盖从机关搬到了村子里，一有空就到贫苦群众家里去串门拉家常，一边访贫问苦，拉近感情，一边做思想工作，发动群众，赢得了群众的信赖。王观澜向群众宣传毛泽东关于怎样分析农村各阶级的道理，讨论如何才能彻底打倒封建势力，让人民群众当自己的主人。经过王观澜的耐心启发，群众的情绪也越来越高涨。乡苏维埃主席也放下顾虑，串联勇敢正直的贫苦农民30人，组成贫农团，由贫农团来主持讨论划分农村阶级、分配土地问题。

工作局面的迅速打开让王观澜十分兴奋。王观澜随时把查田运动试点的工作进展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了，很是满意，非常赞赏查田运动试点的做法，并给予指示。

一天晚上，村里的贫农团要开会，王观澜事先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一听兴致勃勃地说：“好！我和你一起去看看。”

春夜的田野，蛙声一片。在叶坪乡间的田埂上，王观澜提着一盏马灯照着路。毛泽东和王观澜沿着小路，边走边说，很快便来到了村里贫农团开会的会场外。毛泽东示意王观澜停下了脚步。两人就站在会场门外静听。屋子里，农民群众正在热烈地争论“如何划分地主、富农”的问题，某一户人家应该划为地主还是划该富农？毛泽东听着，高兴地说：“这就好了。群众发动起来了，斗争的胜利就有了保证。”

王观澜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把叶坪乡查田运动试点工作推向深入。他在组织贫农团的基础上，又成立了“查田委员会”。发动群众通过查田，查阶级，评议不同阶级，再由上一级组织综合群众提供材料，审批确定阶级成分的划定，最后按照政策规定处理他们的财产。查田运动，给叶坪乡的面貌带来很大改变，农民兴修水利、大搞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乡里的扩大红军、征集粮食、做军鞋等各项工作也开展得有声有色。

叶坪乡查田运动试点的成果，在中央苏区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受到广泛欢迎。许多乡村都要求中央派人去指导、帮助开展查田运动。

毛泽东决定派出工作团到瑞金的云集区、壬田区帮助开展查田工作，王观澜成为工作团的主要成员。毛泽东指示王观澜，抓紧时间总结了叶坪乡查田的经验，以便进一步完善推广。王观澜把调查材料和叶坪乡的做法认真加以整理提炼，起草了一份以经济剥削占有比重作为划分农村阶级基本标准的文件，交给毛泽东审改。毛泽东仔细看完，十分高兴，他以这个文件的内容为基础，花了几天时间，进行了加工修改，定名为《怎样分析阶级》，成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重要政策依据。

1933年5月底，毛泽东在中央局会议上作了关于查田运动的报告。6月2日，中央局正式作出《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6月下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石城、长汀、瑞金、宁都等8个县市的查田大会。会上，毛泽东指出，查田不是按亩查田，是查阶级，查地主、富农阶级、查剥削量。确立了“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的阶级政策。王观澜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并是大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此后，查田运动便在江西、福建的38个县，约300万人口的地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苏维埃中央政府任命毛泽东为查田运动领导委员会主任，王观澜为查田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不久，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王观澜和谢觉哉共同起草了《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

1933年10月10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公布了《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和《怎样划分阶级》两个文件，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一个重要政策依据。后来，这个文件被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改名为《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由于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和王观澜在政治逆境中患难与共、密切合作完成的，所以，毛泽东总是念念不忘，经常向人介绍，《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是他“和王观澜同志合作写成的”。

长征中，他担任中央工作团主任，他穿着毛泽东送的鞋子，走完了长征，到达陕北

1933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第五次反“围剿”。1934年1月，在毛泽东、叶剑英、李富春等人的据理力争下，王观澜的党籍终于得到了恢复，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部副部长、中央土地委员会副主任。王观澜领导了中央苏区的农业生产。他坚持因地制宜，采取典型示范的方法指导工作。在他的指导推动下，瑞金的云集、武阳等地区变成了中央苏区有名的模范区。王观澜亲自为《红色中华》撰写“武阳区筹备春耕”和“瑞金云集区春耕情况”专栏文章，大力推广他们的经验。尽管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形势十分严峻，但中央苏区的农业生产仍然夺得了丰收。

1934年5月下旬的一天，苏维埃中央政府粮食委员会委员陈潭秋急匆匆地来到王观澜处，找他商量征粮问题。因为在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下，国民党的包围圈越收越紧，苏区征粮的范围越来越小，粮食供应日趋困难。陈潭秋想请王观澜帮助，以尽快完成征粮任务。王观澜考虑到红军急等着粮食吃，就下决心，服从组织决定。两天后，红军总司令朱德、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找王观澜谈话，告诉他中央决定派他作为中央特派员，前往东北部前线广昌、赤水一带征粮7500担，就地解决红军部队的粮食困难。王观澜二话没说，当即率领征粮队出发。此时，敌人的堡垒也已经推进到广昌、赤水一线，成为重点进攻的地区。

当时，蒋介石调集了近百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苏区进行军事围攻。中共中央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人，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中央红军放弃了最拿手的机动灵活战术，与敌人以堡垒对堡垒，造成极为被动之势。敌人依靠兵力优势，节节推进，移民并村，加上豪绅地主武装不断骚扰苏区，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一些地方苏维埃政权陷于瘫痪。王观澜率领征粮队赶到赤水县委所在地驷前之后，立即抓住战机，指挥武装保卫连击溃了企图偷袭征粮工作的敌人。紧接着，他整顿区乡苏维埃领导机构，并严肃惩处了个别贪污公粮的干部，重新开辟了产粮最多的几个地区的工作，广泛发动群众，迅速打开局面。经过两个月的奋战，圆满完成了征粮任务。

1934年9月底的一天，张闻天通知王观澜随军转移。10月，王观澜告别了战斗生活了三年的“红都”瑞金，和中央红军部队一起，踏上了长征战斗征途。他被编入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地方工作部。在冲破国民党反动派四道封锁线的日子里，他始终行进在红军的先头部队里。每到一个宿营地，他就率领工作队出发，发动群众，打土豪、筹粮筹款、扩充红军，日夜忙碌着。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上，批判了 “左”倾错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会后，中共中央决定由王观澜接替邵式平，担任中央工作团主任。

红军进入云南后，王观澜到红三军团帮助工作。他随红三军团渡过金沙江，出会理，绕西昌，翻越小凉山，进入到大渡河以南的越西地区。当时，中央提出了“赤化云贵川”的口号，中共中央驻红三军团的代表刘少奇到达越西后，决定由王观澜留在越西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

越西是彝族集居区，一年前就建立过一支红军游击队，被四川军阀镇压而解体了，但却在这里留下了革命的火种。经过王观澜等人一段时间的细致工作，很快又组织起一支100多人的越西游击大队，其中还有一个彝族班。同时，在村寨建立了红色政权，成立了越西县革命委员会。王观澜担任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并兼任县游击大队政委。

国民党的“追剿”部队很快逼近了越西，王观澜带领队伍撤出了县城。一天下午，王观澜集合队伍准备出发攻打敌人“靖卫团”。这时候，侦察员带领一名彝族青年来见他，交给他一封急信。王观澜拆开一看，是毛泽东的亲笔信，指示他火速率部队北上追赶中央红军，并说明红二军团将在大渡河的富林渡口接应他们。王观澜看完信，眼睛都湿润了，他深深体会到毛泽东的意图，立即改变作战计划，向地方干部交待好工作，率领部队即刻出发赶到了泸定桥边。这时，何长工所率部队已经在那里接应他们。他们深夜通过了铁索桥，在天明时分赶上了中央红军，又见到了毛泽东。

1935年6月，王观澜随先头部队翻越了大雪山夹金山后，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经过短暂休整之后，红军又向毛儿盖地区前进，横在红军面前的是千里茫茫的草地。红军部队要穿越杳无人烟的大草地，筹足粮食就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为此成立了中央筹粮委员会，刘少奇为主任。王观澜也奉命参加筹粮工作，为了解决部队筹粮问题废寝忘食地到处奔忙。一次，在他带队外出筹粮途中，筹粮队的口粮也断绝了，战士们因饥饿已经行动无力。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只得把一匹病马宰了，煮了马肉分给大家充饥。不料，王观澜因此染上了严重的痢疾，一昼夜拉肚子数十次。为了完成任务，他坚持行军，一天翻山越岭走了上百里路，三天后终于到达目的地，稍加休息，他的拉肚子也止住了。但是，从此之后，他种下了几乎致命的慢性肠胃病的根子。

王观澜为了筹粮，付出极大努力。他不顾自己身体虚弱，四处奔跑，身上穿的衣服、鞋子都磨破了，脚趾头露在鞋外，行走起来步履艰难。一天，在行军途中，巧遇上毛泽东、林伯渠、徐特立等领导，王观澜非常高兴。毛泽东等人看到王观澜如此形状，就把自己的东西送给王观澜。毛泽东把自己从江西带来的一双布鞋送给了他，徐特立送给他一条裤子，林伯渠送了一块可遮风挡雨的油布。用王观澜自己的话说，在长征后半段，他是脚蹬毛泽东送的鞋子，腰系徐特立送的裤子，身披林伯渠送的油布，一步一个脚印走完长征，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后来，他经常回忆起这段令他一生难忘的往事，常说：“我和主席的脚一般大。长征时穿着主席送的鞋子，稳脚又舒适，走起路来特别轻快。”

1935年10月中旬，王观澜随同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先遣队北上，到达了陕北吴起镇。瓦窑堡会议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设立西北办事处，王观澜被任命为土地部部长、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王观澜上任后，立即带着人员深入到安定县的两个乡，了解经过土地革命后贫雇农的生活状况和农民群众的生产情况。他走家串户，访问座谈，很快掌握了详实的第一手资料。不久后，王观澜参与了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的制定和公布，有效地纠正了陕北农村土地革命中对待富农问题的一些“左”倾做法。1936年2月，王观澜在认真总结土地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写了《纠正土地斗争中极“左”错误》的文章，发表在中共西北局的机关刊物《斗争》上。但随后农村中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有的地方把豪绅地主轻划为富农、将富农改为中农，而有的地主恶霸趁机向农民群众反攻倒算。针对这种情况，王观澜为《红色中华》写了一篇社论，论述了正确区分土地斗争中“左”与“右”的界限，以及应该采取的正确做法，引导土地斗争向正确方向发展。

1936年5月，东征红军回师河西。王观澜随中央机关迁往保安县（今志丹县），并奉命担任中央工作团团长，协助整顿保安县的工作。当时，保安农村的生活十分艰苦，他常常和大家挤在一个土坑上和衣而睡。这期间，他对在抗日统一战线新形势下农村的阶级关系又作了全面的调查研究，参与起草了《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王观澜还为红军大学学员和中共中央机关干部作了新土地政策的宣讲报告。与此同时，他还为发展陕北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做出了许多努力，对于农民群众农业生产中遇到的农具、种子、肥料等很多问题，都一一具体地落实解决，化费不少心血。

西安事变之后，王观澜被任命为中央工作团主任，前往接收延安。他率中央工作团进入这座古老的城市后，立即展开了紧张的工作。1937年1月13日，在中央工作团的组织下，延安各界人民举行了隆重热烈的欢迎仪式，欢迎毛泽东和红军入城。从此，延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日的中心，成为人人向往的革命圣地。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于1月15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王观澜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汇报了延安的情况和在延安20多天的工作，受到了一致肯定。16日，王观澜陪同毛泽东出席延安群众的欢迎大会。

不久，王观澜调到中央组织部任组织科科长。当时，中央组织部人手精干，任务繁重，既要负责干部工作，又要兼管地方。王观澜和王鹤寿、刘锡五等人夜以继日地工作。1937年9月下旬的一天，王观澜正在组织部组织科埋头工作，有一位从西安来到延安的女同志前来报到。这位女同志便是王观澜的临海老乡和战友徐明清。自从1930年底两人在上海明日书店相遇、分别之后，转眼七年过去了，他们在延安的窑洞里再次重逢。王观澜和徐明清两人的心中都是格外的高兴。他们都觉得彼此之间有许多话要向对方诉说。

那么，在分别的七年之中，徐明清又经历了哪些遭遇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