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青年抗日救国团促进会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国破家亡的深重危机，全国上下兴起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天台各界爱国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也蓬勃兴起。1932年2月，为声援上海军民“一·二八”抗战，齐德夫、曹宝选、戴芳伦、张子敬等发起组织了天台青年抗日救国促进会，学生、店员、学徒、妇女、农民纷纷参加，积极宣传抗日，抵制日货，并募集钱款援助上海难民。他们又在《浅水》半月刊上登载一些短小精悍的文章，宣传爱国思想，大胆揭露国民党政府对外屈服、对内镇压的反动政策。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张子敬等写信给在上海坚持党的活动的齐德夫，要求他寄一些抗日救亡宣传品，在天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张子敬、朱崇奎、齐树铭等组织进步青年办壁报，上街宣传抗日救亡，并推动天台县民众教育馆馆长陈谟以民众教育馆的名义，邀请商界、教育界及旅沪同学会人士共50多人，共商建立天台县抗日后援会事宜。与会者经过讨论，赞成建立天台县民众抗日后援会。但刚一成立，便被国民党指为非法组织，以天台县各界抗敌后援会强行取代之。
组织宣传队与上年剧团
广大爱国民众对日军的侵略暴行同仇敌忾，抵制日货情绪强烈。为此，民救团发动教师、学生、店员组成日货检查队，分头登记，给予封存。同时，组织宣传队，深入到边远山区农村宣讲抗日救国与抵制日货的道理。
民救团还组织上年剧团，用文艺形式揭露日军的暴行，激发抗战情绪。1937年冬组织起40多人的少年剧团，先后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30多个剧本。剧团的成员都是青少年学生和工农民校里的学员，团长梅再演。剧团的活动，根据青少年的特点进行安排，既排练抗日救亡剧目，又不放松文化学习。剧团没有经费来源，演员更没有生活补贴，靠自力更生，道具和服装都是借用或自制。社会各阶层人士非常支持，剧团所到之处，地方上的开明绅士和爱国青年早布置好戏台，备齐汽灯和演职人员的膳宿，洋溢着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抗战到底的氛围。
天台县志愿兵团
1939年7月下旬，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在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针对敌人在定海、玉环、温岭的登陆与继续进攻沿海各地，我们全浙人民的紧急任务就在于协助政府和军队加紧动员民众参加军队作战，以武装保卫沿海扩大开展浙西游击战争，打退敌人的进攻……必须积极动员群众参加军队……”
根据省委这一指示，县委通过政工队向县长梁济康提出组件天台志愿兵团的建议。因这一建议不但有利抗日，而且能解决政府征兵难的问题，梁济康立即表示赞同。
在政工队的帮助下，县政府于1939年9月下旬开始筹划。9月4日，在县政府礼堂召开各乡镇长、征兵协会主任、委员会议，商定成立天台志愿兵团，实行志愿应征，预计人数为1290名。政工队协助县政府制订出《天台县发动志愿兵入营办法》9条，规定了入营标准、待遇、名额、时间、宣传发动事宜等。
《办法》虽然有了，但各乡镇对此举认识并不一致，民众中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宣传发动。政工队在党的领导下，根据苏区扩军经验，结合天台实际，确定宣传发动计划。首先在党的力量较强的灵溪、下峧发动，号召党员和积极分子带头报名，解释县政府的优待措施。取得初步经验，然后深入到各乡镇向各保长宣传、通报先进地区情况，帮助他们调查研究，分析本地实情，有重点地深入到一些家庭，说服壮丁本人和家属，成熟一个，影响一片，待多数自然村都有自愿报名应征的对象时，抓住火候，发起竞赛，保与保比，乡与乡比。开始比数量，接着比质量。所谓质量，是指工作做得细，帮助应征壮丁解决一些具体困难。
下乡发动宣传的除政工队员外，还有社训督导员、妇女宣传队员、战时妇女服务团团员，共分7个组，携带“宣传纲要”，于9月16日分赴各乡镇，到9月底结束。县委和所属支部深入细致进行思想发动，全县征兵计划超额完成。一个多月的时间，报名应征者达1714名，超出原定目标400余名。境内壮丁闻风而起，结队入营，有许多可以免缓服役的壮丁，仍纷纷应征，其中兄弟共服兵役，父子同时报名，独子自告奋勇与知识分子投笔从戎者达300余人。当时《东南日报》对天台民众从军拥军盛况曾作连续报道，天台成为全省闻名的抗日模范县。
10月4日至8日，为各乡镇欢送志愿兵来县集中时间。全县40个乡镇，均在指定时间内完成，各乡镇欢送都比较热烈，有雇戏班子演戏的，有馈赠绒衣、鞋袜、毛巾、路费、点心的，志愿兵到齐后，各乡镇长领队，各保长、地方绅士及志愿兵家属陪同送到县城。天台县各界为欢送志愿兵团出征，成立了欢送筹备处，下设宣传组、征募组，招待组、总务组。城区各界均悬旗表示欢迎，全体军警列队迎接致敬。县政府社茶招待志愿兵及其家属外，还专设军乐队在大门口欢迎。政工队员、妇女宣传队员轮流到各志愿兵连慰问和教唱抗日歌曲，征募组募来猪肉900斤、牛肉1500斤，由学生送到各志愿兵驻地。
为了加强管理，10月4日，正式成立天台志愿兵团团部，梁济康兼任团长，下分3个营：第1营辖4个连，驻国清寺；第2营辖3个连，驻文庙、妙山头；第3营辖3个连，驻张氏祠堂和陈伯良专祠。
10月10日，欢送志愿兵团出征大会在南门外大操场隆重举行。这天下午2时，志愿兵团以整齐的队容开赴会场，参加大会的有各机关、学校、团体的工作人员和师生及各乡镇代表、志愿兵家属，会场里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政工队布置的会场别开生面。会场正中设检阅台，左边指挥台，右边军乐台。检阅台上的横幅写着“还我河山”。天下着小雨，台前的志愿兵虽昂然挺立，精神抖擞。大会开始，鸣炮三响，军乐雄壮。先进行阅兵，继而献旗，接着大会主席致辞，县长梁济康代表省主席黄绍竑致辞，在报告发动组织志愿兵团的经过。
大会之后，原计划将这批志愿兵如数交给军政部第二十二补训处，因该处在临海的团管区已接受了一批新兵，难以全部容纳，只接收1353名。
10月20日，县政府和各界向已接受的志愿兵馈赠物品。县政府给每个志愿兵赠送路费3元3角3分，装在“恭候凯旋”的钱袋里；政工队赠送刺有“英勇杀敌”字样的手帕一块，并印发了《欢送志愿兵团告天台同胞书》；战时妇女服务团赠送美女草鞋一双；各界群众赠送毛巾一条，纪念章一枚。政工队组织了欢送志愿兵团出征提灯大会。晚6时，全城张灯结彩，各界群众高举各色各样彩灯，鼓乐喧天，南门大操场燃放焰火3架，游行时，志愿兵团整队在前，各界群众迤逦于后，宛如火龙，长达10余里，全城不夜，盛况空前。
10月22日清晨，志愿兵团开拨，广大群众涌向车站和公路两旁，从小北门到清溪大桥，两旁全是欢送的民众，口号声鞭炮声连绵不断。在一片欢呼声中，天台志愿兵团健儿踏上征途，奔向抗日前线。
    （中共天台县委党史研究室）

记温岭县青年战时服务团文化活动的两件事
1938年的春天，抗日战争已进入第二个年头，祖国各地到处弥漫着炮火的硝烟，中国军队在日本法西斯侵略军疯狂的进攻下，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正节节后退。华北广大地区以及京、沪、杭等地相继失陷，但徐州前线传来了台儿庄会战的捷报。只要全国军队上下一致，同仇敌忾，坚信我们的持久战定能取得最后胜利。
温岭县虽处于东南沿海一角，此时也并非太平无事，在玉环洋面和坎门一带，不时有日舰在游弋，炮轰沿海陆上村落，日机也常嗡嗡地从县境上空掠过。在充满火药味的温岭，一批热血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首先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温岭县青年战时服务团（以下简称“青战团”）。“青战团”团结了城乡工农、学生、社会各界青年，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抗战救亡活动。
当年我还是一名中学生，抗战前在上海一所中学念书，暑假期间回到了家乡。七七卢沟桥事变，接着爆发淞沪八一三抗战，我失学了，由于受到堂兄的影响，我接受了进步思想的熏陶，就参加了“青战团”。
不久，“青战团”在城区组织了一个二、三十人的“鸣戈剧团”（鸣戈即是挥动刀枪进行战斗的意思），下乡进行抗战救亡宣传，通过演讲、戏剧、歌咏活动，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
在城里，我们进行了短期的排练，对于唱抗战救亡歌曲似乎难度不大，但对于演戏，却不是那么容易了。那时我才15岁，一点社会经验也没有，演戏要深入角色，把握人物的个性，如何表达情绪，我都不懂，记得我扮了一个在井边放毒的汉奸，可是我在排练时却扮演了一个发笑的人。以后王之景对我说：“演汉奸要演成一个阴险毒辣，令人十分憎恨的才是。”我才有所恍悟，这对我来说，也可说是演戏的第一课了。
不久，就开始到西北乡演出了，同时下乡的还有韩先绶、王国梁、陈伦、蔡铭、金连鹏、应旦萍、林荣桐、林超夏；女的有范美玉、钱金戈、钱桂华、李忠斯、秦展法、张才难等，由叶斐英和王之景二人带队。
4月的东南沿海，阳光和煦，春光明媚，鸟语花香。我们一行20余人，从东门船埠启程，蓬船从横湖桥桥洞下穿过，经百丈岩下向北缓缓驶去，多美丽的山河啊！可是却受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觊觎，亡国奴的命运即将降临到我们的头上，作为中国的热血青年谁能忍受啊！
驶过了百丈岩，音乐老师林超夏出现在船头，他拉着小提琴，船中飞出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激昂慷慨的歌声，应和着小提琴的悠扬声，飞向河面，飞向堤岸，飞向田野……这次下乡演出，是用温岭县抗敌自卫委员会的名义，叶斐英是该会的委员，同时他是西北乡人，西北乡的上层人物大多熟悉。当时在统一战线的环境下，到各乡尚称顺利。我们带着简单的乐器道具，由“抗卫会”拨给少量经费。连汽灯也是通知乡公所到时点燃准备的，服装则是根据剧情需要随地商借。我们演的戏，除《放下你的鞭子》是当时全国有名的街头剧，有正式的剧本和台词外，有的是我们自编的，如《打杀汉奸》，只用情节，台词由演员灵活对答；唱的抗战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战国军歌》、《救亡进行曲》、《打回老家去》、《流亡三部曲》、《九一八小调》等。林至大还根据《凤阳花鼓调》、《手扶栏杆调》、《无锡景调》等填上抗战内容的歌词，来个“旧瓶装新酒”。王之景杭州人，但温岭话学得挺不错，他用温岭话唱《大刀进行曲》，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很受欢迎。再是林超夏老师，他是上海艺专音乐毕业的，他用小提琴演奏《大刀进行曲》和《义勇军进行曲》，这对农民群众来说既新奇又悦耳，也十分吸引人。
从当时的情况来说，我们的演出水平是不高的，但演得很认真，唱救亡歌曲也唱得激昂慷慨，演唱《流亡三部曲》唱到东北失陷后，东北青年在关内“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流浪……那年，那月，才能回到可爱的故乡，爹娘啊，爹娘啊！”。我们唱得很悲切，亡国奴的痛楚，使我们的眼角流出了眼泪；群众也听得很动容。
这次演出，第一站是到了莞渭乡五家堂，晚上演完戏，剧团同志休息，叶斐英和当地的“青战团”负责人王乃年则开各界的座谈会。接着第二站是琛山，这是温岭的地主堡垒地带。演出开幕时，照例是叶斐英先作演讲。他除了宣传抗战必胜的信念外，又着重讲解了《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中的减租减息和优待抗日军人家属这两条。果然不出所料，事后地主大爷金萧谱找上门来说，“各家”对演说都有反感，说今夏收租不足会怪你的。叶斐英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说：“这是省政府明文颁布的，地主与农民在抗战时期要合理负担，有意见可找省主席黄绍竑去。”这说明地主阶级中还有不少人不顾大局，不轻易放弃阶级利益。第三站到了东洋，风声传出去说剧团要宣传“二五减租”，地主老爷不乐意。当地的青战团分队负责人事前调来东峰队在台下纠察保卫。当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时，台下有个地主子弟用整把铜元（当时的铜质铺币）掷到钱桂华身上，被东峰队队员扭住，并扬言要送他到县，但不巧被其逃脱。这些事件说明要贯彻政治纲领，必须把农民真正组织起来，与地主阶级斗争，才能实行减租，否则靠一纸公文是行不通的。宣传队的第四站是江山乡，第五站、第六站分别是泾边和潘郎。在泾边演过后，我们就来到潘郎，恰逢潘郎集市，我们白天上街演讲，晚间演戏。王之景在集市上找个凳子或站在空着的肉凳上（卖猪肉的凳子）就大声地宣传起来。最后一站是牧屿。这次演出前后经历了十多天。
1938年秋，“鸣戈剧社”还赴松门演出。节目大致与莞渭、琛山等地相同。这次演出是由包毅华同志接待和组织的。
1937年冬至1938年春，“青战团”还上街刊出画报，内容取自上海出版的反映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和日寇残杀中国人民的图片。画报用一块长约一尺五寸，宽约两尺的硬纸做底板，以红黑两色作底衬，红色占全底衬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以示社会主义的苏联土地上占全世界土地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画报钉在卖鱼桥十字路口的一根电灯柱上。当时的温岭人很难见到画报，围而观之的人甚喜。
“青战团”还在《战地新闻》将收听到的新闻用彩色墨水书写，张贴于“青战团”的门口，记得收听是由在县政府工作的韩先绶同志负责，这对当时书刊不及时、消息闭塞的温岭人来说真是极快的新闻了。
“青战团”自1937年10月底成立以来，本来在学前头由国民党县党部划给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作为办公室，一些讨论工作的小型会议都在那里举行，但从4、5月份后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青战团”散布了不少流言蜚语，因此再在县党部办公就不大方便了。7月间“青战团”就在中司前租了一间门面，由团员集资成立消费合作社，由王之景任经理（以后人们即戏称为王老板），有两名店员，其中一名为蒋永年（“青战团”团员）。这个合作社实际上是“青战团”开会、学习、练歌、排戏的活动中心，以及乡间“青战团”团员和党员来城的联络点。记得我和王国梁、范美玉等入党的宣誓也在这里的楼上举行的。可是楼下却以出售杂货和进步书刊为主。出售书刊印象较深的有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洛甫的《论待人接物》，列昂节夫的《新经济学大纲》，凯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十多名专家合写的《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提的《街头讲话》，邹韬奋的《萍踪寄语》，斯诺的《西行漫记》；杂志有上海出版的《译报周刊》（其时上海虽已沦陷，但共产党利用上海租界的特殊地位，由国外进步人士出面当发行人）、武汉共产党办的《全面抗战》，这些书刊对当时的青年人教育作用最大。《论持久战》十分全面而深刻地分析了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国际条件，论述中国的抗日战争必然获得最后胜利。《西行漫记》是美国进步作家斯诺的长篇报告文学，详细地记述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历经千难万险然后到达抗日前线——陕北的经过。战前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我们青年人不知共产党和红军为何物，这本书就提供了十分生动有力的材料，说明了共产党和红军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坚强集体，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并建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进而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政党和军队，是中国未来的希望。《萍踪寄语》是邹韬奋在参观考察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设成就和幸福生活后的真实报导，对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感性直观的认识，对大家启发也很大，不但我们青年人喜欢看，就连我那50多岁的伯父（清末秀才）也看得手不释卷。《译报周刊》则刊登了新四军进入江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取得的胜利，其中也有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的文章，以及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的学习生活，对我们向往新四军起了很大的作用。
总之，“青战团”在温岭存在不过一年多，但在抗战初期做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工作，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因有些活动本人未亲自参加，故只将上述两事作一叙述。

（中共温岭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