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教合一”、“和合文化”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

名扬海内外的天台山文化，是我国儒释道“三教合一”与“和合文化”的典型代表。她既是台州的孔学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最早的传播者，又是以天台宗为代表的佛教文化和以南宗为代表的道家文化的发祥地，呈现出一种佛道长期并存、三教互融的文化格局，成为比较独特的复合型名山文化，它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在长期的实践中，涌现出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诸如顾欢、智顗、灌顶、司马承祯、杜光庭、郑虔、湛然、寒山子、知礼、张伯端、道济、传灯、智旭、谛闲等，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期，对儒释道与“和合文化”在台州的创立与发展，尤其是“三教合一”与和谐社会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从而孕育出具有天台山特色的、相对独立体系的天台山文化。

（一）

我国自春秋末期，孔子创儒家学说以来，私人讲学风气渐开。据台州地方史志载，首开个人讲学之风的系南朝宋齐间高士顾欢（420－483），于刘宋孝武帝即位初年（454），来到天台山楢溪隐居。他开馆讲授儒家经传，谆谆善诱，周围的贫富子弟都来就读，多时近百人。20多年中，培育了大批人才，对天台山文化的发展，当有启蒙教化之功。

齐高帝得知顾欢才名，召其进京。他赴京后，自称“山谷臣”，呈上《治纲》1卷，说治国之道，在“举网提纲，振裘持领。纲、领既理，毛、目自张”；“道德，纲也；物势，目也。上理其纲，则万机自序；下张其目，则庶官不旷”。建议以道德治国，减轻人民负担，达到“无为而治”。为高帝所采纳。顾欢不愿在朝供职，恳请回天台山，高帝赐麈尾、素琴送行。

顾欢晚年钻研道家学说，影响颇大。当时，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的道教势力，威胁很大。佛、道两教互相诋毁。顾欢写了一篇《夷夏论》，阐明佛、道两教由于地域不同，信仰各异，归根结蒂，教义相似。但夷夏各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和信仰，道教是适合中夏国情的宗教，故不应“舍华效夷”，提倡佛教。顾欢这一立论，意在调和佛道，同时又有明显的抑佛扬道之词。理所当然地受到道家和士民的拥护，但也遭到佛教徒的反击，从而引发了一场波及上至朝廷、下至世俗的大辩论，史称“夷夏之争”。这对促进佛教中国化、道教教义的改革和儒释道三教鼎立地位的确立，都具有重要的作用。经过这场激烈的“夷夏之辩”后，开创了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儒治世、以释治心、以道治身”三教会融、功能互补的局面。

（二）

东海之滨的天台山，早在东汉兴平二年（194），就已传入佛教，并建有石头禅院（今属仙居县），寺院左侧还刻有江南最大的“佛”字，高、宽均为11.2米。笔者曾在石头禅院遗址内发现泥质红陶花卉图案圆形瓦当和陶器碎片，证实这确是我国南方最早建立的寺院（宋开宝年间改称大兴寺）。三国东吴间（222—280），又在天台山麓陆续建资福院、翠屏寺、兴教寺等。

东晋兴宁年间（323—365），西域高僧昙猷在天台山石桥畔坐禅虔修，确立了天台山方广圣寺（今下方广寺）为五百罗汉总道场。从此，扩大了僧俗信仰的领域，丰富了佛教文化的内容，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今仔友周琦又有专普问世）

隋太建七年（575），名震南朝的高僧智顗不顾陈宣帝的挽留，率亲信弟子20余人来到天台山，在佛陇峰南的银地岭上，建草庵讲经说法，先后建佛寺12所，僧徒极盛。他继承和发展了龙树、慧文、慧思的思想，对传统的佛教经典和当时流行的各种佛学门类进行了系统的深研，既注重全国大一统的政治形势，又强调佛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发展趋势，把印度传入的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的结合起来，创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中国佛教宗派——天台宗。故而，天台山理所当然地成为天台宗的发祥地，并有“东土灵山”和“教源”之称。智顗在创立天台宗过程中，得到了陈、隋王朝政治上物质上的鼎助，他们把智顗奉为国师，隋炀帝杨广则赠奉智顗为“智者”，世称“智者大师”，还有“东方小释迦”之誉。智者临终之际，遗书杨广，乞求寺田。灌顶遵师所嘱，将其遗书献于杨广，杨一应所求，灌顶奉命建国清寺，此为中国佛教天台宗的根本道场。灌顶还以一遍记之才，将智者大师的所有弘法笔为论疏，集结成书；同时，还亲撰30余卷佛典，主讲《法华经》，使天台宗得以世代相传。故被尊为“章安大师”。因此，后人认为，灌顶是一位可与智者同功比德的佛教天台宗的创始人之一。此后，主要是唐代湛然、宋代知礼、明代传灯、民国谛闲四次中兴天台宗，使其久盛不衰，扬名中外。

天台山不仅是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而且是中国禅宗的圣地和净土法门。因而，素有“佛国”之称。据载：自东汉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天台山上共建佛门寺、院、庵、堂、亭、居、道场115处，其中著名的有石头禅院、国清寺、高明寺、方广寺、华顶寺、万年寺、济公院等。国清寺还成为日本、朝鲜、韩国天台宗的祖庭。

（三）

中国道教以天台山为南岳衡山之佐理，十大洞天居其三：黄岩委羽山洞为第二洞天，天台赤城山玉京洞为第六洞天，仙居括苍山洞为第十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中，临海盖竹山为第十九洞天。七十二福地居其七：天台灵墟、司马悔山，黄岩东仙源、石磕山，温岭西仙源、清屿山，玉环玉榴山。道书有黄帝在天台山受金液神丹，太清真人彭宗治赤城，右弼真人王子晋、九天仆射伯夷与叔齐治桐柏，茅盈学道天台山，王方平括苍山度蔡经，司马季主与刘奉林先后得道委羽山，刘晨、阮肇天台采药遇仙诸说。

又据道书载，高道葛玄先后在赤城、桐柏、华顶与括苍、盖竹、丹丘诸山结庐炼丹，三国吴赤乌（238—251）初年创建台州最早道观台日降真台、天台观（后改桐柏观）、福圣观与峡山观（后改纯熙观）。西晋建兴元年（313），事帛家道丹道士许迈入赤城山、盖竹山筑室修道。约在东晋时，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传入临海郡。隆安三年（399）孙恩起义，临海五斗米道道徒周胄聚众响应。刘宋孝武帝时，顾欢隐居天台山楢溪，为上清经主要传人；泰始三年（467），撰《夷夏论》，尊道抑佛，引发规模浩大的佛道之争，促进道教教义发展。南朝萧梁时，陶弘景于天监七年至十一年（508—512）居天台山、灯坛山、括苍山、玉榴山多年，创佛道双修理论，奠定台州道教发展基础。

隋唐五代，以天台桐柏观为中心，上清派高道辈出。唐代中叶，陶弘景四传弟子司马承祯居天台山30余年，进一步阐发陶弘景佛道双修理论，将佛教天台宗止观并重的修习方法融入清派道术，创立“三戒”、“五渐”、“七阶”炼养理论，武后、睿宗、玄宗相继4次诏见问道，名重天下。景云二年（711），睿宗下诏为司马承祯重建桐柏宫，周围40里严禁樵猎。天宝初年，玄宗命礼部郎中崔尚撰《桐柏观颂碑》，书法家韩择木书碑，玄宗正书碑额。天宝三年（744）立碑于桐柏宫，开南宗祖庭先声。咸通时（860一874），陶弘景八传弟子杜光庭入天台山为道士。他融儒道学说于一体，将“体、用”哲学范畴引入道教，阐发隋唐以来的“重玄说”，著有《道德真经广圣义》、《道门科范大全集》等20余种。其《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与司马承祯《天宫地府图》，为中国道教划分洞天福地的主要依据。天台山玉霄宫上清派道士叶藏质募造道经一藏，号《玉霄藏》，镇于玉霄宫。五代时，吴越王钱弘俶赐天台山桐柏宫金银字道经200函，并《玉霄藏》为《桐柏道藏》，约千余卷，为当时全国两大道藏之一。

两宋时期，内丹学说兴起，以郡人张伯端为代表的中国道教南宗取代上清派。他集北宋内丹学说之大成，完善内丹炼养理论。其《悟真篇》以诗词形式论述内丹，主张“先命后性，性命双修”，以人体为“鼎炉”，以人体内“精”、“气”为药物，运用“神”去烧炼，达到精气神的合一。此书为古代气功学与道教南宗主要经典。晚年居天台山桐柏宫，广授道徒，后被尊为道教南宗始祖，桐柏宫被奉为南宗祖庭。

雍正九年（1731），沈敬常再传弟子范青云奉敕重建天台山桐柏宫奉祀张伯端。令人欣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桐柏宫又一次全面复兴。2010年1月31日，桐柏宫紫阳殿举行庆成典礼和祭祀法会，宣告道教南宗祖廷后继有人。

自三国吴赤乌元年（238）葛玄建台修道，至民国后期，在天台山总共建道教台、宫、观、院、庵25处，以桐柏宫、玉京洞观为最。因此，天台山又有“仙山”之美誉。

（四）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天台山文化不愧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集中体现的一个缩影，是儒释道“三教合一”与“和合文化”的典范。同仁们在探索和研究中挖掘大量史实，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人物，要算隋代的天台宗创始人智顗，唐代隐逸诗人寒山子和宋代“活佛”道济。

（1）智者大师为创立儒释道“三教合一”与“和合文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智者大师一生弘法30余年，对印度佛经进行取舍、发挥和再创造，吸收中国哲学中有关人的心理活动、精神、修养、人性等理论，构筑了天台宗完整的佛学理论体系，开创了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这是智顗为了适应当时全国统一的政治需要和佛教发展的趋势，统一南北佛教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传统思想而建立起来的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他在方便法门的旗号下对佛教的各类经典作出了折衷，对南北各派形成的不同学风进行了调和，并对中印两种不同的思想学说加以融通。因而，调和性与融合性（即和合）成了他创立天台宗的最基本的特点。

天台宗调和与圆融的特点表明，智者大师及其后学，力图融化印度佛教的种种教义，使之成为中国人所能实修践履的佛教。从事天台佛学研究的诸多学者，诸如中国哲学泰斗任继愈，他在60年代出版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专列了《天台宗哲学思想略论》一章，对天台宗创立的背景、天台教祖的生平与著作、天台教义的哲学内容及其特点等做了详尽的分析，勾勒了天台思想发展脉络，为佛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版的佛学专著大多都论及天台宗。记忆犹新的是1991年10月，笔者与同仁周琦应邀去北京参加中日第四次佛教文化学术会议期间，会前专门拜访了德高望重的宗教界老先师任继愈先生，此时他已乐意接受了我们天台山文化研究会聘请他担任名誉顾问之职，我俩作为研究会发起者并在秘书处工作，会见时特别亲切，他高兴地说：天台山的朋友来了，你们那个地方是我多年的向往，有机会我一定去看看。我曾经说过，凡是名山，佛道基本上是并存，但不一定相融。唯独你们天台山，儒释道三教相融，很值得研究。后来他不仅于1993年6月亲临天台山出席第二届中国天台山文化学术研讨会，期间笔者还陪他考察了天台山，他专门为笔者和同仁们题了词，同时还为《东南文化·天台山文化专号》第二辑作序。序中称：“儒释道三教合一，有利于形成民族凝聚力。天台山在浙江占有特殊地位，天台山文化善于融合、消化各种文化，进而创造新文化，这既是天台山文化的特点，又是中华文化的特点。”很显然，智者大师创立的天台宗，为儒释道“三教合一”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得到了当今佛学研究者的肯定。学者们还认为：天台宗以《法华》为宗旨，以《智论》为指南，以大经《涅槃》为扶疏，以大品《般若》为观法。引诸经以增信，引诸论以助成。比较成功地构建了一个独特、庞大而复杂的理论体系，初步完成了佛教中国化过程。天台宗的中心理论是性具实相说，也就是智者大师创立的“三谛圆融”说和“一念三千”说。智者从国崩家破的亲身经历中醒悟，在创立佛教天台宗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和”为核心，以《法华经》“会三归一”的思路来完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而天台山为他提供了最理想的基地。

这里还要特别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学者们在研究智者大师佛学思想时，任继愈老先生和本地学者曾其海教授等认为：天台九祖湛然所提出的“天情有性”论有泛神论的倾向，“认为一草一木中也有佛性，这种命题已接近了‘物质能不能思维’的边缘，接近了泛神论或自然神论”。对这一观点，尽管学者们各持己见，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统一的，就是天台宗能使佛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个组成部分的过程中有自己的突出贡献，而这一点，主要得力于它的圆融哲学。强调人类要保护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不仅如此，还要与它和谐相处。这方面天台国清寺是有目共睹的。自从建寺以来，四周数以万计的山林土木，一直郁郁葱葱，和睦相处。就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谁也不敢去触犯。

（2）唐代隐逸诗人寒山子则是儒释道与“和合文化”的典范

天台山文化研究会的诸多同仁，对寒山其人、其诗作了20余年的深研，得出了大体相同的结论，唐代一位充满神奇色彩的隐逸诗人寒山子。他的三百多首诗是中国文学宝库中闪烁异彩的明珠。其诗内含丰富，思想深邃，融铸了儒、释、道三大哲学体系，表现了诗人由儒入道、由道入佛、由佛入禅的思想历程。其诗风格独特，不拘格律，高远气灵，清新通俗，千余年来在社会各阶层和僧俗道儒中广为流传，深受喜爱，在诗坛上有‘寒山体’之称，在佛门禅林中，其诗常被当作诗禅的‘话头’。后世不论名家大儒或是佛子禅师，多有模仿拟作者。”研究者共同认为，寒山子的人生历程是曲折的，有过业儒、学道和参禅三个时期，其诗内容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反映社会现实的，也有谈佛说道的，诗中反映出来的思想虽比较复杂，但总的是儒释道三者的融合，其最鲜明的特色是“和为贵”。他既称自己是“书剑客”、“餐霞子”，又声明自己是“出家人”，三个称号正是三种思想在不同时期的标志。寒山诗还远播东南亚、欧洲和美国，“寒山热”久负盛名。寒山子，他在天台山寒岩、明岩隐居了70多年，以草木为伴，相处得十分和谐，而他的挚友拾得，则是国清寺的名僧、诗僧，国清寺内设有“三贤殿”，供奉寒山、拾得和丰干“三圣”佛像。如今，天台山的“和合”二仙，不仅成了人们向往的圣地，同时还成了“和合文化”的发祥地，正在得到传颂与弘扬。究其原委，也是来之智者大师的佛学思想。儒释道三者相融，正是“和合文化”得以生存、发展的源泉。而“和合文化”的形成，又大大丰富了天台山文化的内涵。

（3）宋代“活佛”道济是践行弘扬儒释道与“和合文化”的先贤

“济公活佛”，原名道济，天台城关石墙头人。现已成为妇幼皆知的喜剧人物。笔者的同仁许尚枢先生，在1997年出版的《天台山济公活佛》一书中已作了详尽的介绍。书中引用了民间文艺家陈玮君的一首《题诗》，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道济是一位“崇道信佛”、“勤学尊儒”的特殊人物。他出生在一个苦难的时代，少年读书赤城，青年出家国清，后又到杭州灵隐寺投师，不久转净慈寺。期间，目睹百姓深受内忧外患之苦，贫民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亟待拯救，故又成了行义侠僧，神功叵测，救人济世，扶困抑暴的人们心目中大智大勇的化身、普度众生的“活佛”，以致被尊为“济公”。道济圆寂后，天台赤城山瑞霞洞改名济佛洞，民国间建成济公院。此后，道济被不断地“神”化，还先后编成了《济公传》和《续济公传》章回小说，当代还出版了《济公外传》、《济公活佛正传》等，尤其是电视连续剧《济公》播放后，在海内外形成一股“济公热”。尽管被艺术化了的“济公”，处处向人们宣扬佛法的威猛，有贬道之嫌，但人们还是把他的才能和医术，奉为“仙术”。在香港，为弘扬儒释道三教而以道教为主的国玄学院，二楼将济公与吕洞宾、观世音菩萨一起奉祀；日本杏元昭治博士的专著《道教与不老长寿医学》，也将济公名列“道教与历代名医”之中。

对“济公”这个人物的研究，八百年来从未间断。自他圆寂不久，就进入了戏曲，并登上了舞台。以济公故事为题材的章回小说自清代中叶开始，版本各异。有上百万字的《济公传》，后来又有180回本《济公立传》；郭小亭的240回本《评说济公传》，目前流行的是120回本和240回本《济公全传》。新中国成立以来，济公还进入影视艺术，赢得了更多的观众，尤其是1995年8月开始，集制版人与编、导、演于一身的“活济公”游本昌，对济公形象的内涵作了更深层次的开掘，由惩恶扬善转为挽救人心、表现“无我利他”的精神和“心净则国土净”为主题，主题歌“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哪有不平哪有我”，轻快幽默深入人心。1996年初拍戏后，先后在中央电视台和各省电视台陆续播放，不仅响彻神州大地，而且飘洋过海，在大洋彼岸引发了一阵又一阵“济公文化热”。

对“济公”比较系统地进行学术研究，还是始于改革开放以来。同仁们从济公身上挖掘出许多新的史料，证实他不仅是一位天台山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典型人物，同时又是一位践行、弘扬“和合文化”的先贤。现任天台山济公文化研究会会长许尚枢先生，曾撰写的《弘扬济公文化，促进和谐发展》一文，不惜用了数万字作了比较透彻的论述。他在文中提示：“济公是一位力促社会和谐发展的践行者，在处理人我之间、物我之间、身心之间关系时，都贯穿着一个‘和’字。济公和谐文化以‘戒恶扬善，慈悲度人，和乐处世，无我利他’的济公精神为核心理念，是对佛教教义、家族风尚和天台民风‘四气’（硬气、灵气、侠气、和气）的继承和发扬。对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正如中国社科院黄夏年研究员所述：“当前我们正在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世界，济公的事迹与思想是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中最重要的资料之一。”“济公”确确实实是一位值得我们家乡人民自豪的、名符其实的践行、弘扬儒释道与“和合文化”的可敬可佩的先贤。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部署。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同时还一再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全民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依据科学发展观作出的英明决策。体现了时代精神，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同时又是人类社会数千年的梦想与渴望。和谐社会是历代人的共同期盼，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大同，孔子创导的“礼之用，和为贵。”以及智者大师主张的“三教合一”、“三谛圆融”和以寒山、拾得为原形的“和合二仙”与“和合文化”等等，最核心的都体现了一个“和”字。提出处理外交事务坚持“和平共处”、同各兄弟国家“和衷同济”，共同建立“和谐世界”；兄弟民族之间“和睦友好”；解决台湾回归采取“和谈策略”；人与人之间提倡“和蔼可亲”、“家和万事兴”；人与自然也应“和谐相处”。这些理念，既是传统文化的体现，又是时代所赋予的新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接受金砖媒体联合采访时答问，明确提出：“中国人自古就主张和而不同。我们希望，国与国之间、不同文明之间能够平等交流、相互借鉴、共同进步，各国人民都能够共享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成果，各国人民的意愿都能够得到尊重，各国能够齐心协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尤其是今年3月下旬，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在中国海南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年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的主旨演讲，全面系统阐述了本国的“命运共同体”观，以符合时代潮流的大视野审视世界、亚洲和中国，呼吁各国携手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进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需要摒弃冷战思维，创新安全理念，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习主席特别强调“合作”，他说，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要摒弃零和游戏和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他又说，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自古就崇尚“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四海之内皆兄弟”等思想。中国将毫不动摇坚持独立自立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秉持正确义利观，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始终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

笔者以为，党中央关于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重大决策，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包括我们天台山文化在内的当代重要价值。传承与弘扬天台山文化，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

二、绿水青山、生态文明与政治生态、旅游富民

十八大报告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相得益彰地同时提出，可见两者密不可分，显得尤为重要。报告中指出，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深入，生态文明建设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使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更加明确，有利于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的全过程。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实践和认识上不断深化的重要成果。

生态文明研究，是一个新课题。联系我们台州实际，还是要以天台山为大背景，从寒山子说起：寒山子隐逸天台山，这既符合传统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家处世规则，也反映了他“即天台之胜境，悟天台之心观”的佛家出世思想。他虽集儒释道三教于一身，但他的生活方式却是“独立卓行”，独居于远离到天台县城70多里的寒岩，颇耐人寻味。他乐于过着“碧涧泉水清，寒山月华白”出世生涯。他在诗中写道：“寒山多幽奇，登者皆怕慑。月照水澄澄，风吹草猎猎。凋梅雪作花，杌木云充叶。触雨转鲜灵，非晴不可涉。”“山花笑绿水，岩树舞青烟。蜂蝶白云乐，禽鱼更可爱。”请看，寒山子在70多年的隐逸生活中，他与自然相处得是何等的和美，“白天游青山，夜归岩下睡。”“抛除闹我者，历历树间瓢。”他是多么的自由自在。这种与人和、与天和、与地和的生活，的确令人心旷神怡。

明代杰出人文地理学家、与徐霞客齐名的旅行家、临海人王士性，他的人文地理著作被今人誉为“已经走到了世界地理学的前列”。王士性认为，许多文化现象都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同时又辩证地指出，这种影响不是绝对的，他说：“天下事不可懦而无为，尤不可好于有为。”这一观点已同现代人地关系理论中的“适应论”和“生态论”相近。王士性的人地关系理论具有超前性。有学者认为，他同当前党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论相吻合，因而更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然而，可能人们还不知道，王士性这一人与社会和合的理论，是直接受到“和合二圣”的影响，特别是寒山子多年实践的启示。因为王士性在他编著最后一部可与《徐霞客游记》媲美的《广志绎》之前，借母亡三年守孝之际，结庐于天台山桃源，考察了天台山的山山水水，熟知那里的一草一木，并自号“天台山元白道人”。“以诗文名天下”的王士性，撰写的现今可见的250多首诗作中，多具寒山子的诗风，他的《归天台》五言古风在描写天台山的自然风景以后写道：“东南无复胜，咫尺有吾家。还来卧此山，煮石餐赩霞。”他把天台山称为“吾家”。还有长篇歌行《桃源行》、《桃源道上》、《华顶太白堂觞别》，以及七律《上华顶》、《宿石梁》、《咏明岩》等，清代旅行家潘耒说他“夙植灵根，下笔言语妙天下，兴寄高题，超然埃壒以外。生长临海，台宕括苍自其家山。”他把天台山认作“自其家山”，显然亦把“和合二圣”示作“家人”，从而引出“人与自然和合相处”的人文地理学名著。

再来看徐霞客三游天台山，留下两篇《游天台山日记》，他对于天台山的风景名胜，更是浓墨重彩地给予描述。诸如：自奉化上山，“虽越岭数重，皆循山麓；至此迂回临陟，俱在山脊。而雨后新霁，泉声山色，往复创变，翠丛中山鹃映发，令人攀历忘苦。”“行五星，过筋竹岭，岭旁多短构，老干屈曲根叶苍秀，俱吾阊门室中物也。”此处，霞客把天台山的苍松翠竹比作苏州闺院中的盆景。当他登上华顶峰的绝顶时，“四山回映，琪花玉树，玲珑弥望，岭角山花盛开”；“溪回山谷，木石森丽，一转一奇，殊慊所望”。他心里感到非常满足和欣慰。对石梁和断桥、珠帘的描述、尤为动人。“仰视石梁飞爆，忽在天际，闻断桥、珠帘尤胜”；“越一岭，沿涧八九里，水瀑从石门泻下，旋转三曲”、“三级俱高数丈，各极神奇”、“又里许，为珠帘水，水倾下处甚平阔，其势散缓，滔滔汩汩。”此时，霞客竟兴奋得赤足跳入水中，沿着悬崖边玩边走。直到“螟色西下，始返。停足仙筏桥，观石梁卧虹，飞瀑喷雪，几不欲卧。”次日清晨，霞客顾不得吃早餐，即循环筏桥上昙花亭，见石梁就在就亭外。“梁阔尺余，长三丈，架两山坳间。两飞瀑从亭左来，至桥乃合流下附，雷轰河溃，百丈不止。”此刻的他，心潮澎湃，不过险情，亲自“梁上行，下瞰深潭，毛骨惧悚。梁尽，即为大石所隔，不能达前山，乃还。”后又一次“坐观石梁”；过了两天，当他游寒岩鹊桥时，又写下“亦可与方广石梁争奇，但少飞瀑直下耳”。时隔近20年后，霞客重上天台山，“过上方广寺，抵昙花亭，观石梁奇丽，苦初识者。”此处用了“奇丽”一词，表达了他对石梁的厚意，并视“若初识”，说明他百观不厌。

对寒、明岩景区，霞客笔下用了“奇绝”、“不绝”等词加以描述。如对“八寸关”的记述：“入关，则四围峭壁如城，洞外，左有两岩，皆在半壁；右有石笋突耸，上齐石壁，相去一线，青松紫蕊，蓊苁于上，恰与左岩相对，可称奇绝。”“循溪行山下，一带峭壁巉崖，草木盘垂其上，内多海棠紫荆，映荫溪色，香风来处，玉兰芳草，处处不绝”。

关于对“桃源”和“琼台”、“双阙”的记述，更有意思。霞客第一次游桃源时，“土人芒无知者”、“寻所谓‘琼台’、‘双阙’，竟无知者”。故他的结论是“信桃源误人也”。而第三次登天台山时，他急于寻找琼台，双阙，翻山越岭，终于“琼台之奇，在中悬绝壑，积翠四绕。双阙亦其外绕中对峙之崖，非由涧底再上，不能登也”。此时霞客对自己20年前的结论作了修正，他写道：“忆余二十年前，同云峰自桃源来，溯其外涧入，未深穷其窟奥。今始俯瞰于岸端，高深俱无遗胜矣。”也就是说，这次他已深穷其奥妙，所有胜景不再遗漏掉了。徐霞客这种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更令人敬佩和值得我们学习。

 徐霞客在三游天台山后，不仅对天台山的诸多名胜古迹一一作了评述，更难能可贵的是，还对水母溪、阙溪、螺溪、楢溪、女梭溪、清溪、秀溪、福溪、罗木溪等的来龙去脉都进行了细考，作了明确的记述，这是对天台山传统文化的独突贡献，不愧于后人尊他为伟大的旅游探险家、地理学家、地质学家的称誉。

综上所述，徐霞客的两篇《日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他既是对天台山佛、道、儒的“三教合一”的传统文化的肯定与发展，又是在原来基础上的升华与提高，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造。  

在这里，笔者还要推出一位与王士性徐霞客同时代的临海明代奇才陈函辉。世传其母应氏梦见寒山子至其家而产，故名小寒山子。后来陈函辉还曾占口《寒山寺》一绝，诗云：“寒山左洞寒山游，今日寒山认得否？应以旧身来旧地，孤臣归去白云留。”临海巾子山上辟有小寒山故居。据考，函辉6岁能写诗对楹联，12岁作《荔枝赋》、《仁物论》，目睹有人提满筐青蛙出售，他特购之放归池塘田野。当今徐学界已形成共识的是，著名旅行家徐霞客三游天台山，是陈函辉《答友人台州有何佳境》一首诗把他引来的。诗曰：

万仞嵯峨壁立青，古云地阔海冥冥。

琪花瑶草山中果，两髻凤鬟洞口婷。

鹤驭吠笙开石壁，鹅群染翰写金经。

无端醉后逢天姥，月照琼台梦未醒。

其间，陈函辉还曾写过《昙猷拜石》、《问道入琼台》、《华顶放歌》等多篇诗作，其中《华顶放歌》诗云：台山一万八千丈，一丈须当游一日。我今一日登其巅，手扶太清袖霞霱。此去帝座应不远，下界虮臣乘间叩阍抒短悃。华峰几奏惊人篇，愿遣谪仙与臣一酬酢。臣饥欲死无人怜，灶前米渖呼苍天。首阳饥主亦仆射，盈虚消息之理然不然？卧闻司马承祯出山悔，山中猿猴今犹在。愿得偕臣希有鸟，逍遥乎六合之前、九州之外。巨腕有贵不能涂鸦，赐臣墨池一顷奇宇五车。陛下用臣术，能浴日而耕海。曷往观乎，降伏四魔惟臣与顗。帝闻此语发大噱，湖海狂生狂不易。前身金粟后青莲，给予寒山一片石。

陈函辉这些诗歌，本身就是对天台山生态环境的最好描述，他对天台山的一草一木特别富有情感。正因为此，他流传下来的诗集“十寒”、“十青”，几乎都同山水草木有关。如：《寒光集》、《寒山集》、《寒香集》、《寒玉集》、《寒喜集》、《寒耘集》、《寒枝集》、《寒松集》等，还有《青寻草》、《青归草》、《青出草》、《青馀草》、《青松集》、《青立草》、《青精草》、《青还草》、《广青词》等。

陈函辉还把徐霞客经过一年余的长途跋涉，在云贵高原考察的探寻长江源头写出的论文《溯江源记》，收入由他主持编纂的《江阴县志》正式出版，终使徐霞客考察江河大川的研究成果首次被官家付梓印行传世。徐霞客病故时，他还为他写了一篇墓志铭，使之与《徐霞客游记》一起流传于世。这也是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一大贡献!

本文通过寒山子、济公、王士性、徐霞客、陈函辉几位天台山的著名人物，论及生态文明，从中可见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而当今高层领导已把和谐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

联想到习近平总书记在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分别于2005年8月24日和2006年3月23日，为《浙江日报》“之江新路”专栏写过两篇很有影响和感召力的短论：《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和《从“两座山”看生态环境》。他在后一篇文中写道：

“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要“两座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这 ‘两座山’之间是有矛盾的，但又可以辩证统一，可以说，在实践中对这‘两座山’之间关系的认识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一味索取资源。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但是也要保住绿水青山，这时候经济发展与资源匮乏、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人们意识到环境是我们生存发展的根本，要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烧。第三个阶段是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种的常青树就是摇钱树，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形成了一种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关系。这一阶段是一种更高的境界，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体现了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

现在时间已过去了将近10年，浙江大地发生了深刻变化。最近，《人民日报》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题，作了长篇连续报道。展示浙江这10年中，山越来越绿，水越来越清，人民的生活越来幸福。全省人民齐心协力，共建生态文明，共享绿色自然。尤其是天台县，历任主政者以大手笔开发旅游与治山治水。去年获得“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称号；天台山已进入国家“5A级”旅游风景区预备名单。同时，该县又荣获浙江省首批 “青三河”达标县、河道保洁长效管理先进县、“五水共治”优秀县等荣誉，并获“大禹鼎”；始丰溪被列入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县。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79.40亿元，荣登2014年旅游业最美中国榜；天台山云雾茶荣获国际名茶金奖。

近些年来，饱尝了生态文明建设硕果的天台人，到处彰显出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心更齐的喜人景象。4月3日晚，浙江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两山路上看变迁”专题节目中，一开始就播放天台县街头镇后岸村，告别了以往开岩仓危害生态环境的脏活，全村搞起联合经营旅游农家乐，村民年收入从十几万增加至八十多万元。县委书记李志坚公开承诺：近几年要努力做到“百亿投入、百亿收入”。新闻联播结束时，又播放了该县赤城街道东昇村绿水青山新气象的美丽风光。在新闻联播时段，同时播放一个县的两个节目，这是令人鼓舞的。由此足见，天台无愧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的称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中国将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两会”期间，反复强调净化政治生态的问题，还很形象化地要求“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是习近平在十八大以后进行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与“从政环境”一并提出的一个概念。

为什么要在“从政环境”外还要突出一个“政治生态”？这是因为政治生态比环境更重要。环境坏了尚可能有荷花出淤泥而不染；而生态恶化了，生长出来的绝对是恶之花。正所谓：“万物尽秋气，一室难为春”。所以习近平说：“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腐败现象，不论是现在的还是过去的，都疾恶如仇零容忍。这不仅打掉了一些腐败干部的侥幸心理，打掉一些腐败干部的不以为然，更打出了广大党员干部对良好从政环境的期待与信心，为涵养一个健康的政治生态清除了障碍。天台县的党政领导干部正在朝着创造一个山清水秀的政治环境奋进。

今年3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正式把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写进中央文件。这一科学论断正在美丽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三、“唐诗之路”“霞客古道”与共同“申遗”、满山瑰宝

同仁们在天台山文化研究中，发现自东晋孙绰发表《游天台山赋》以来，唐宋元明清及至近代、当代，数以千计的名臣学士、诗人、作家以及上至皇家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为天台山（及因天台山得名的台州）写下了上万首诗作，本文例举唐代的“唐诗之路”、尤其是两宋为例，作些陈述；明代旅游业兴起，则以王士性、徐霞客、陈函辉的《天台山志》、《游天台山日记》为主进行阐述。其中，以近年提出的“徐霞客旅游古道申报世界线文化遗产”为重点，其他限于篇幅，只能从略。

诸如：唐宋时期，竞有6位帝王和40余位副相以上的名臣留给台州、天台山的数百首诗歌。尤其是南宋，就有2位帝王和20多位宰相、副相来天台山留有诗篇，实属罕见。至于诸多名家、大家的诗词，新昌竺岳兵先生《唐诗之路》研究丛书已出版，我们天台山文化研究会有诸多同仁参与研究，共选了400多位、计1505首诗作；近年又有本会理事安祖朝先生出版了《唐诗风雅颂天台》一书，收录唐代250位诗人的1122首诗。天台山唐宋时期为何有那么多位帝王、宰相留下这么多诗作？究其原因，综观台州在唐宋时期政治比较稳定，属于有待开发的处女地。特别是天台山，她“横亘四出，平正博大，中秘幽奇”。数百里中，千峰竞秀，万壑争流，云起霞飞，蔚为奇观。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赴琼台受金液神丹，周灵王太子晋控鹤来桐柏掌管吴越水旱，这些引人入胜的神话增添了她神秘的色彩；汉朝刘晨、阮肇入桃源采药邂逅仙女结为伉丽，晋代五百罗汉应化于石桥方广圣寺，这些脍炙人口的传说，更给她笼罩上一层绮丽的轻纱。经过数百年的孕育，台州逐步进入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起步于吴越国，逶迤近四个世纪，进入南宋达到了顶峰。这主要得益于东晋文学家孙绰写下掷地之声《游天台山赋》，把神奇秀异的天台山推荐给世人，引来了无数仁人志士，最具代表性的是佛学家智顗入天台山十二载，建十二刹，开创中国佛教第一宗派天台宗，并使天台山很快形成“佛道双栖”、“三教睦居”的圣山。此后创建国清寺，成了天台宗的祖庭。北宋紫阳真人张伯端晚年修道桐柏宫，被尊为道教南宗始祖。因而佛宗道源、仙山佛国，名扬五洲。加上以寒山、拾得为原型的“和合文化”；集儒释道“三教”为一身的道济为代表的“济公文化”远播海内外，故历代名臣名家来天台山赋诗者久盛不衰。

受天台宗高僧德韶的指点，当上吴越国王的钱弘俶，奉行“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后又将两浙十三州归宋，得到宋太宗赵匡胤的褒奖；临海太守钱暄之子钱景臻被招为仁宗女秦鲁国大长公主的驸马，后封为太师；钱忱、钱端礼、钱象祖先后为相，且墓均葬在国师德韶亲建的天台护国寺旁，宋高宗还亲赐在寺内建香灯院，供钱氏后裔居住与祭祀。据余云安、许周汭等考证，钱氏基葬天台山的有20多圹，其中副相以上6个。

值得一提的是，自从《徐霞客游记》中的“5.19”首游天台山， 201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旅游日》后，宁海、天台、江阴等县市旅游部门和徐研会，联手发起申报“徐霞客古道为世界线文化遗产”。天台当政者还为“徐霞客古道”树立纪念碑，并以此为背景，拍摄了一部微电影《毛泽东与徐霞客圆梦天台山》。该片总策划人彭援军先生还写诗诵之：“古今伟人走天台，华项石梁放异彩。今日重走霞客路，世界遗产联起来”。

以下本文仅举两宋为例，皇家和名臣、学士留给天台山的文化遗产，主要是告敕、奏疏、条教、书、碑碣、文、赋、诗等。其中书、记就有：释知礼《金光明经文句记》、《观心二百句》，陈贻序《天台集》，沈括《梦溪笔谈》，王之望《汉滨集》16卷，左誉《筠翁长短句》，李庚《玲痴符》20卷，杨栋《崇道集》，潘时举《朱子语类》，林恪《师传笔录》，杨琦《上蔡师说》，王柏《上蔡书院讲义》，朱玠《朱氏易传》，商飞卿《周易讲义》，王楷《周易传文附录》14卷，贺一正《讲易会要》2卷，谢采伯《密斋笔记》5卷，林宪《雪巢小集》，石《周易解》、《大学解》、《石子重文集》10卷，《丹邱仙迹》录自尤袤《遂初堂书目》，钱象祖《钱氏族谱》，叶适《水心集》、《习学言记》、《贤良进卷》，荣西《吃茶养生记》2卷并作诗1首，曾几《曾茶山集》，陈贻范《颖川庆善楼藏书目录》3卷、《鄱阳遗事录》1卷，徐大受《初见朱晦庵书》、《竹溪文集》，陈耆卿《嘉定赤城志》40卷，丁可《蟠庐集》、《福田社记》，王十朋《记人说生前事》，释永明延寿《宗镜录》，释羲寂《止观义例》、《法华十妙不二门科节》，释清了《真歇诗录》，释法智《十不二门指要钞》、《观音别行玄记》、《观经疏妙宗钞》，释遵式《全园集》，释志南《指堂集》，释志磐《佛祖统纪》、《天台教源流图》、《四祖智者大师赞》，张无梦《还元篇》、《琼台诗录》，陈景元《道德经注》、《老子藏室纂微》、《庄子注》、《高士传》、《大洞经集注》、《度人经传》；钱端礼《松窗集》，贺允中《江东天籁》序、《万年寺览众寺记》、《应心泉记》，吴子良《江东天籁》序，郑至道《刘阮洞记》，郑元吉《县令题名记》，陈襄《重建文庙记》，林逋《与梵才大师帖》，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宋之瑞《天台图经》5卷、《伫真亭记》、《助济仓记》、《万年寺涂田记》，汪藻《浮溪集》，李弥纶《善利广济真人祠记》，裘淳《漏泽国记》，丁世杰《菡溪庙记》，俞建《送金银钱还潭记》，丁大荣《续食仓记》，楼钥《静治堂记》，黄超然《义社记》，车若水《重订大学章句》、《平侨仓记》，杨似起《青溪桥记》，吕祖谦《台州重修城记》。

赋、诗词：白玉蟾《天台山赋》，张贤良《赤城山招仙赋》，赵湘《天台思古》，石郊《石梁》，贺允中《石梁》，王安石《寄国清处谦》，洪适《国清寺》、《明岩》，刘知过《国清寺》，王十朋《桃源洞》、《委羽山》，吴芾《括苍洞》，刘光《括苍洞》，僧行机《景星岩》，赵屳《兜率寺》，戴复古《题翠微阁》、《东湖看花呈宋愿父》，文天祥《乱礁洋》、《入浙东》，章维飞《游九峰山》，徐似道《石夫人》，王居安《方山》（二首）、《答徐大受》等。

其间，本会副会长、乡土作家徐永恩，在《贾似道研究资料汇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2月版）一书中收集贾似道诗词166首，其中写景的22首，同朝名官、学士赠贾似道诗词78首，另有宋理宗赵昀赐贾似道诗3首。本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许尚枢还发掘出济公诗歌《临江仙》等30余首；本会理事、《天台报》记者汪林挖掘出大学士汪藻隐居天台时的诗3首。另有朱熹访天台徐大受，口占1诗、徐大受答诗1首，朱熹拜徐中行、徐庭筠父子墓赠诗1首；天台女词人严蕊词3首。还有罗适《赤城集》100卷，陈詠《全芳备祖》58卷，李庚编《天台集》3卷，林师蒧、林表民增编《前集别编》1卷、《续集》6卷，林表民《赤城集》18卷等。

综上所述，两宋时期，仅朝廷名臣、文人学士留给天台山的文化遗产，若与唐代相比较，赋诗者的人数和知名度可能有所不及，但诗作的篇数总量远远超过了唐代。天台山神山秀水、佛宗道源，加之“三教合一”，可称之为两宋的一颗光芒四射的明珠。笔者以为，如若以两宋为轴心，上溯隋唐、下联元明清，把这几个朝代的所有瑰宝全面地梳理出来，必将成为天台山的一笔极为珍贵的财富，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再加以分门别类，去粗取精，用于当今的“五位一体”建设，将会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