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海外贸易肇始于汉代，兴起于隋唐，鼎盛于两宋。而最早由外贸（市舶）官员亲自撰写海外贸易专著的，则是南宋台州赵汝适所编著的中国最早的海外贸易志《诸蕃志》。

赵汝适（1170—1231年），字伯可，宋太宗八世孙。祖籍河南开封，祖父赵不柔南渡后，于绍兴（1131----1162）初年寓居于天台县。父亲赵善待官至朝请大夫、岳州知州。绍熙元年（1190年），赵汝适以祖上遗泽，补将仕郎，娶妻临海望族陈氏。二年（1191年），授迪功郎、临安府余杭县主簿。庆元三年（1197年），赐进士及第，授修职郎。后历任湘潭县丞、绍兴府观察判官、武义知县、临安府通判等。嘉定十六年（1223年），知南剑州。翌年提举福建路市舶司。宝庆元年（1225年）七月兼权泉州市舶使，十一月又兼知南外宗正事。宝庆三年（1227年）除知安吉州，刚赴任，又改知饶州。绍定三年（1230年），兼权江东提刑，旋主管华州云台观。四年（1231年），终仕告院主管。卒葬于临海重晖乡之赵岙山，1983年，台州文物普查时，在临海大田区岭外村发现了《赵汝适墓志》，今藏临海市博物馆。（新编《台州地区志·人物传》和新编《天台县志·人物传》）。

赵汝适的最大贡献，就是以福建路市舶司兼权泉州市舶使身份，“暇日阅诸蕃图”，并““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蓄产，译以华言，删其秽渫，存其事实（《诸蕃志·赵汝适序》）”，于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完成了中国最早的海外贸易志《诸蕃志》。使“海外环水而国者以万数，南金象犀珠香玳瑁，珍异之产，市于中国者，大略见于此矣”。《诸蕃志》分上下两卷，上卷志国，下卷志物。

杨博文《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本

《诸蕃志》上卷“志国”五十八（实为五十七）：东自日本、菲律宾，南止印度尼西亚群岛，西达非洲和意大利西西里岛，北至中亚与小亚细亚；还记载了中国沿海至海外各国的里程及所需时间。地域之广，前所未及。下卷“志物”四十七：如脑子、乳香、没药、金颜香、笃耨香、沉香、麝香水、波罗蜜、没石子、乌樠木、苏木、猫儿眼、龙涎等各国珍异物产。另附记海南地理与物产，该书有关海外诸国风情与物产，则多采访于外国“贾胡（商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叙述详核，为史家所据”，后为《宋史··外国传》的主要底本。今本辑自《永乐大典》，近人冯承均有《诸蕃志校注》。今通行本即杨博文的《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本）。《诸蕃志》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第一，《诸蕃志》是由外贸（市舶）官员亲撰的中国最早的海外贸易志。中国古代市舶制度始于唐朝，市舶使行政级别要低于地方长官（刺史或郡守），是专管外交外贸的外事官员。北宋元丰三年（1080），朝廷制定了《市舶法》，规定“商人出海外蕃贩易者，令诣市舶司给官券（即官凭），违者没入其宝货（《宋史·食货志下》）。”后市舶司实行“海关外贸合一制”与“郡守市舶分治制”，市舶制度日臻完善。南宋时有明州（宁波）、泉州、广州三大港口，泉州是最大的港口；也是南宋重要的赋源之地。朝廷常委派皇亲主管，赵汝适身为皇亲，于嘉定十七年（1224年）九月，以散朝大夫提举福建路市舶（市舶司设在泉州），翌年七月兼知泉州，同年十一月兼知泉州南外宗正事。赵汝适身兼泉州三职，十分罕见，可见朝廷之倚重（沈光耀：《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广东人民出版社）。赵汝适著述《诸蕃志》目的有二：

一是在其位，谋其政；“盖欲宽民力，而助国朝”。自建炎二年（1129年）至绍兴四年（1134年），泉州舶税达98万元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泉、广两市舶司岁入200万缗，约占当时财政总收入的5%。；直至庆元之前，其时泉州“田赋登足，舶税充羡，称为富州，通融应付，未觉其乏”。赵汝适受任于“内外交困，积贫积弱”的南宋中后期，“为国分忧”，“助国朝，宽民力”；其著书目的，诚非虚言。

二是为南宋朝廷提供海外诸国贸易的准确资料。赵汝适认为“《山海》有经，《博物》有志；一物不知，君子所耻”；因此从政之余，“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畜产，译以华言，删其秽渫，存其事实，名曰《诸蕃志》”；《诸蕃志》由此应运而生。可见其著书目的是能为朝廷提供一份翔实而准确的海外贸易资料。当然，《诸蕃志》会成为中国最早的海外贸易志，亦是他始料未及。

第二，《诸蕃志》是亚非欧中世纪珍贵的历史文献。该书明确记载了宋代泉州有三大海外航线：一是东北线为泉州——明州(宁波)——高丽(今朝鲜)——日本；二是东南线为泉州——澎湖——麻逸(今菲律宾民多洛岛)——渤泥(今印尼加里曼丹)；三是西南线为泉州——西沙——占城(今越南中部)；其中一路至渤泥；另一路自占城抵三佛齐(今苏门答腊)，越过马六甲海峡,经细兰(今斯里兰卡) ——印度故临——波斯湾——沿阿拉伯海——西行至亚丁湾和东非的弼琶罗(今索马里)——层拔(今桑给巴尔)。这条跨越洲际连接东西方的海上航线，今誉为“海上丝绸之路”。

《诸蕃志》记载了中世纪亚非欧浓郁的地域风情。交趾国（越南）“以七月十五为大节，岁时供佛，不祭先，病不服药，夜不燃灯”；琉球国（日本冲绳）“男女皆以白苎绳缠发，从头后盘绕，及以杂苎杂毛为衣，制裁不一，织藤为笠，饰以羽毛……无赋敛，有事则均税”三佛齐（苏门答腊）“国王出入乘船，身缠缦布，盖以绢伞，卫以金镖，其人民散居城外，或作牌水居”；女人国“以女为国王，妇人为吏职，男子为军士，女子贵，则多有侍男；男子不得有侍女，生子从母姓”；大食国“王与官民皆事天。有佛名麻霞勿。七日一削发剪甲，岁首清斋，念经一月。每日五次礼天”；穆斯林商人来华，“有番商曰施那帏，大食人也。侨寓泉南，轻财乐施，有西土气习，作丛冢于城外之东南隅，以掩胡贾之遗骸。”《诸蕃志》“所记海国之广，东自日本，西抵西细利，沿海诸国几尽列举无遗。现存地理外纪类书，未有详细如此编者也。三佛齐条足补缀室利佛逝国史，与《大唐西域记》补缀印度史，功绩相同（冯承钧：《诸蕃志校注序》）”。可见，《诸蕃志》确是亚非欧中世纪珍贵的历史文献。

泉州九日山祈风（祈佑平安）石刻群，

上有南宋泉州知州天台谢埴题刻，正拟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第三，《诸蕃志》是《宋史·外国传》的主要底本。正因为《诸蕃志》“志国”之广，“志物”之丰，“志道”之远，“志俗”之奇，前所未及，故元代修《宋史》时，成为《外国传》的主要蓝本。如《宋史·外国传·流求国传》，就本于《诸蕃志》，并与“毗舍耶”并为一传；《宋史·外国传·日本传》即本于《诸蕃志·倭国传》。因《诸蕃志》性质为海外贸易专著，故对贸易结算方式比较重视，这也为《宋史·外国传》所本。《宋史·外国传》记载丹流眉国“贸易以金银”，记三佛齐国“无缗钱，土俗以金银贸易诸物”等；均本于《诸蕃志》。《诸蕃志·阇婆国》载该国“领兵者岁给金二十两，胜兵三万，岁亦给金有差。土俗婚聘无媒妁，但纳黄金于女家以取之。不设刑禁，犯罪者随轻重出黄金以赎”。《宋史·外国传》所记略同。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诸蕃志》“所言海国皆之事，《宋史·外国列传》实引用之。核其叙次、事类、岁月，皆合；但《宋史（外国传）》详事迹而略于风土物产，此则详风土物产而略于事迹；盖一则史传，一则杂志，体各有宜”；相得益彰。

《赵汝适墓志》，今藏临海市博物馆

《诸蕃志》不仅是《宋史·外国传》的主要蓝本，而且对反映明代中外关系和东南亚各国历史地理的名著《东西洋考》影响非浅。明代学者张燮(1574----1640年)，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仿照宋赵汝适《诸蕃志》体例，写成《东西洋考》12卷。记载了东西洋40个国家的沿革、事迹、形势、物产和贸易情况；刊载了水程、二洋针路、海洋气象、潮汐，以及国人长期在南海诸岛的航行活动、造船业和海船的组织等情况；还收录了秦汉以来中外关系的有关史料及宋、元、明三朝中外关系的有关文献。这是张燮对《诸蕃志》体例的补充与完善。

第四，《诸蕃志》是宋代海外贸易经济繁荣的产物。自唐代“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中心南移。为加强海外贸易管理，宋朝不仅把前朝主管官吏市舶使扩大为主管机构市舶司，而且还把市舶司的设置从广州一地，扩大到杭州、明州、泉州和密州等港口，并在秀州、台州、温州和江阴等地设市舶务。南宋能偏安江左150多年，海外贸易的繁荣是其支撑的重要因素。泉州港海外贸易当时通商57国，泉州东南隅建有外商居住的“蕃人巷”，呈现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外商运来犀象、珠玑、玻璃、玛瑙、香料、胡椒，运去丝绸、瓷器、茶叶，是名副其实的“海上丝绸之路”。

泉州湾后渚港出土的南宋古海船

1974年泉州湾后渚港出土的南宋海船，残长24．2米，宽9．15米；复原后，其长度达36米，宽11米，载重量200吨以上，是当时泉州所造的中型的货运海船，中有十三个水密隔仓，水密隔仓在中国的运用始于唐代，比欧洲早了1100多年。船上遗物很多。除有香料木、胡椒及其他贵重药物外，还有木牌、木签、贝壳、桃、李、橄榄、荔枝等果核，以及宋代陶瓷器等；反映了宋代泉州港海外贸易的繁荣。《诸蕃志》记载海外贸易通商57国，介绍47种海外贸易特产，成为中国最早的海外贸易志，绝非偶然。这是是宋代海外贸易经济繁荣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