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明代王士性是可与徐霞客媲美的人文地理学家，其《广志绎》、《五岳游草》等名著已广为人知，但其赈灾长策《粮道王士性赈粥十事》却鲜为人知，《王士性集·集外》只从《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中辑录王士性《赈粥十事》佚文，而不知其源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节本，更不知其最早源于冯应京的《皇明经世实用编》之母本。故对此作一考析。

【关键词】：王士性  赈粥十事  佚文  节本  母本  农政全书  皇明经世实用编

【作  者】周琦，浙江台州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丁式贤，《台州地区志》副主编、副研究员

在2014年“8·3”云南鲁甸大地震的央视赈灾报道中，随处可见粥棚内直径数尺的大铝盆满盛着热气腾腾的白米粥，灾民受粥后暂舒倦容的画面。这种以粥赈济灾民的方式，在赈灾学中称为“赈粥”。

国人食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四千多年前的五帝时代。《周书》已有“黄帝蒸谷为饭，烹谷为粥”的记载。《说文解字》也有“黄帝初教作糜”之说。《辞海》释饘为厚粥，“厚曰饘，稀曰粥”。可见粥食的兴起不会晚于周代。

其实，“赈粥”在中国古代救荒史上由来已久；早在周代，就有记载。《太平御览》卷859《饮食部·糜粥》引《异录传》云：“周时尹氏贵盛，五世不别，会食数千人。遭饥荒，罗鼎作糜，啜之；声闻数千里。”《礼记·檀弓》亦载：“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请谥于君，君曰：‘昔者卫国凶饥，夫子为粥，与国之饿者，是不亦惠乎（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卷248）？’”清汪志伊《荒政辑要》卷七亦载：“昔自卫国饥凶，公叔文子为粥，与国之饥饿者，人称其惠。此后世赈粥之政，所由昉也。”这既说明在周代“赈粥”已经作为赈灾救荒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又反映了以粥赈济灾民的方式始于周代。

此后历代各朝均有发展，至明代嘉靖年间，“赈粥”进入兴盛时期。《明史·卷78·食货志二》载：“赈粥之法，自世宗（嘉靖）始。”即明嘉靖、万历年间，全国广泛设立粥厂，并以“赈粥”作为赈灾的主要举措，形成了制度化的“赈粥学”。其理论标志即是王士性的赈粥长策《赈粥十事》。谨作如下考析。

 

一、王士性《赈粥十事》版本源流考

 

在明代著名农学家徐光启《农政全书》中言荒政凡三卷，按历史朝代顺序排列。卷四十四《荒政中》先辑明万历帝十七年（1589）敇。是年江南大旱，出现人相食惨剧。万历帝遂命户科右给事中杨文举奉旨赈灾。其敇略云：“（南）直隶、浙江，系财赋重地，近该各抚按官，奏报旱灾异常。小民饥困，流离失所，朕心恻然。已该部议发太仆寺马价，及南京户部银各二十万两，分给赈济……查照被灾轻重，人户多寡，将前项银两，通融分派。仍愼选实心任事有司官员，计口给赈，务须放散如法，使饥民各沾实惠……”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四十四又引《江南通志》云：“神宗十六年（1588），吴中大荒，发大仆寺马价，及南京戸部银共三十万两，命戸科杨文举赈济、有司各处设厂，煮粥赈饥。”徐光启前引万历帝十七年（1589）赈灾敇，而后引《江南通志》作万历十六年（1588）。《明史·神宗纪》载，万历十七年夏四月“乙巳，南畿、浙江大旱，太湖水涸，發帑金四十萬振（赈）之”；同是杨文举奉旨赈灾；据此，应以万历帝十七年赈灾敇为准。其后辑有《王士性〈赈粥十事〉》全文2500余字。

徐光启辑录王士性《赈粥十事》无所著年月，仅系于明万历帝十七年敇后。其“编辑语言”似在告诉人们，此为万历十七年之事。《王士性集》亦无载是年王士性赈灾之事。笔者花四百余元高价购得明徐光启著、今人石声汉校注的《农政全书校注》三册。在下册中找到王士性《赈粥十事》校注。石声汉教授认为：此文见《皇明经世实用编》，《农政全书》在引用条文次序上有改动。《皇明经世实用编》系明万历间清官冯应京，于万历三十二年（1064）在狱中编纂成书。《皇明经世实用编》是辑录王士性《赈粥十事》的最早母本。

查《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267册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皇明经世实用编》，前有明汪国楠万历甲辰（三十二年，1604）《经世实用编引》与冯应京万历三十一年（1603）夏六月《经世实用编自序》。其自序首阐编纂《皇明经世实用编》之宗旨：“夫古而今，今而古，后绳绳不断者，世也；以天下之才兴天下之治，经世也……言为虚、动为实；心为虚，行为实；实之不存，虚将焉傅？”《明史·冯应京传》评冯应京为人“志操卓荦，学求有用，不事空言，为淮西士人之冠”；诚非虚言。王士性《赈粥十事》编于该书卷十五《利集一》。

    经《农政全书》与《皇明经世实用编》（下简称“农政版”与“实用版”）两版本相校，《皇明经世实用编》具有两大特点：

 

一是标题完整。

 “农政版”标题为《王士性〈赈粥十事〉》，而“实用版”则是《粮道王士性〈赈粥十事〉》。虽只有二字之别，但揭示了当时王士性赈灾时的官衔是“督粮道”。督粮道，官名，掌督运漕粮。明置于十三省布政司左右参政、左右参议分司。清代则在有漕粮之省设置，“掌监察兑粮，督押运艘，而治其政令”。据王士性《广志绎》卷三载：“山东东、兖二郡水患，不尽由本地。本地水仅汶、泗也，流漕河南北而已……癸巳，余参藩行荒至其地，为民讲求，止开州永固铺一路可开之，以达漳河。而开民不肯让道，筑舍无成。乃奏记舒司空，谓河臣止论国计，不恤民生。司空甚衔余，竟格之。”东、兖二郡：即明代东平（明初降为东平州，治东平县州城镇，今为济宁市东平县）、与兖州（治滋阳，民初废府；今为济宁市兖州区）二府，今同属山东济宁市。万历癸巳：即万历二十一年（1593）。参藩：参，参佐也，藩，即藩台也，谓布政使参政也。万历二十一年（1593）王士性任山东（布政使）参政，即此时也。清《山东通志》卷二十五之一《承宣布政司》载：“洪武九年（1376），诏改各省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左右参政各一人，左右参议各一人，参政、参议因事添设。凡分守清军、督粮、边备、抚民，各专其事。官不备，则兼领之。”故王士性正以参政兼督粮道身份奉旨救荒。行荒:谓巡视救荒赈灾也；《明史》卷二十《神宗一》载：“（万历）二十一年，振（赈）江北、湖广、河南、浙江、山东饥。”因而《粮道王士性〈赈粥十事〉》正作于此年。由上可见，“实用版”标题的完整性，可以考证出此文的撰著年代。

 

二是内容的原生态。

与“农政版”相比，“实用版”更具内容的“原生态性”。这主要体现两个方面：

第一，     图文并茂。“实用版”保留的《粮道王士性〈赈粥十事〉》是个公告性的公文体裁。因“农政版”无图，因而“实用版”更能体现其内容的图文并茂。其图共六幅，均有文字说明，不仅体现了王士性细致周到、切实可行的工作作风，更体现了王士性“以人为本、心系饥民”的赈灾思想。

 

图一：粮道赈粥格式通县方界图

 

图一王士性说明文字：“此州县通境图式也，以意画之。各州县地方横斜、曲直不等，但须截长补短，通融折算，照依各州县图之，不必方正。城池、道路，亦填于内。以凭本道经过时，随便亲到掣查。”即图一只是大略的示意图，各地不必拘泥，从各地实际出发构图即可。但城池道路必须填入图内，以便本道（王士性兼督粮道）巡视时抽查。

 

图二：天字号方界图

图二王士性文字说明：“此一方图式也，某村、某保须照式登答于上，即以后报姓名，接写保正，副义官照此报州县；州县审毕，即将此册送（督粮）道。”

 

图三：本处饥民坐食式

图三、图四两幅图，分别为本地饥民分列式与外来饥民隔离分列式的赈粥方式。图三本地饥民分列式，即每行五人，根据饥民多寡，分若干行，有数位保甲在核票赈粥，气氛相对宽松。而外地饥民则如图四文字所列，保甲监督人数明显要多于外地饥民。因外地饥民多为流民，外地饥民虽享有赈粥利，但为防外地饥民聚众闹事，故实行隔离式赈粥。

 

 

图四：外处饥民坐食法

 

图五：报名小票式（右）

图五为赈粥报名小票样式，王士性文字说明：“此票黏在自己门首，待州县填食粥与领赈字样，钤图书于司子下，及领赈时执此交官，吃粥者亦执此为照。”图六为放赈法式图。王士性文字说明：“放赈之弊，专恐诡名冒领。今饥民以军法押之，将原票交官。验官钤二斗、三斗字样于原簿，仍与本民交（粥）厂口吏钤，谷吏将原票缴官，官缴本道。他日，本道掣此票，差人暗到饥民家，查其有无得谷，自无冒领之弊。无票者，不准该县开销。”视其放赈法式图，饥民从左入赈仓排队，中立收票仓吏，核票收票，量谷斗级放赈，傍立鸣锣人，鸣锣人由执牌保正、执牌快手二人组成，饥民领谷经鸣锣后，在右门执牌保正、执牌快手的维持下，出右门而去。后又按此流程放赈，做到有条不紊。

 

图六：放赈法图

王士性声称：放赈之弊，专恐诡名冒领。于是王士性设计出放赈报名小票，由饥民贴在自己家门口，待州县核实后，填写“食粥”或“领赈”字样，盖上官印，“食粥”或“领赈”时凭票供应。又将领赈票上交州县官吏，州县官吏上交督粮道。督粮道抽查此票，派人至饥民家核实，有无“领赈”得谷。这样才能避免诡名冒领之弊。由此可知，王士性为赈灾的确是权衡利弊，殚精极思，以人为本，一心赈灾为民。

第二、文本的原生态。

“农政版”的文本系徐光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删节，算是节本。“实用版”之文本尚保留着原汁原味的“原生态”，故称原本。当然徐光启的节本，因提纲挈领，简明扼要，适应于一般读者；而“实用版”的“原生态”文本，。能追溯源流，斟词酌句，甚是适合学术研究之用。现试举二例：

 

第一例：标题顺序调整的功用。

 “实用版”标题顺序为：一曰示审法。二曰别等第。三曰省冗费。四曰定赈期。五曰，立赈法。六曰，分食界。七曰，六食法。八曰，备爨具。九曰，登日历。十曰，禁乱民。

“农政版”标题顺序为：一曰示审法。二曰别等第。三曰定赈期。四曰分食界。五曰立食法。六曰立赈法。七曰备爨具。八曰登日历。九曰禁乱民。十曰省冗费。

经上比较：标题实质未变，而顺序则大有不同。“实用版”标题顺序与“农政版”标题顺序一、二相同，以下顺序则均不相同。“实用版”标题顺序的“编辑语言”大体上是先总后分，“农政版”标题顺序的“编辑语言”大体上是先分后总。省冗费是王士性说督粮道官员巡视赈灾轻车简从，简便饮食，下属自备不烦地方，故云“省冗费”也。从编排逻辑看，是应放到最后。不过王士性《赈粥十事》是公告性文体，放在前面更突出醒目。不过“农政版”删去说明文字，显得更简洁，更具理论性。

 

第二例：文本删改的功能。

“实用版”母本约4800余字，而“农政版”节本约2500余字；约删节近半。如“禁乱民”条。“农政版”节本内容为：

九曰禁乱民。如此赈粟，如此煮粥，则邑无不遍之村，人无不得之食。病而死者有，饿而死者无矣。各灾民但当安心守法，听候赈期。本州县穷民，不许三三五五，强行勒借富户，噪呼嚷乱，致生事端。其外州县流民，亦当散处乞食，不许百十为群，抢夺市集，惊动乡村。违者，以乱民论。先打一百棍，绑缚游示三日，处以强盗之律。各州县将本地方饥民有无勒借，流民有无啸聚，盗贼有无生发，五日马上一报。见形察影，预为扑灭。

而“实用版”母本内容为（黑体括号内为“农政版”所删语句）：

十曰禁乱民。如此赈粟，如此煮粥，则邑无不遍之村，人无不得之食。病而死者有，饿而死者无矣。【即各处流来饥民在郡邑，虽他人家之赤子在大造，亦生成中一物也。纵不得赈，亦同得食。庶几人已一视矣。】各灾民但当安心守法，听候赈期。本州县穷民，不许三三五五，强行勒借富户，噪呼嚷乱，致生事端。其外州县流民，亦当散处乞食，不许百十为群，抢夺市集，惊动乡村。【令土人掩扉躲避。本道卷查原奉旨，朝廷止悯穷民，不恤乱民。】违者，以乱民论。先打一百棍，绑缚游示三日，处以强盗之律。各州县将本地方饥民有无勒借，流民有无啸聚，盗贼有无生发，五日马上一报【本道，涓涓不塞，将为江河。是在各长吏，】见形察影，预为扑灭。【如有富民能尚义输粟者，照赏格优待。】

同一条“禁乱民”内容，“农政版”是193字，“实用版”是313字。“农政版”竟删节了120字。“农政版”虽然简洁，但删节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一是删节了“本道卷查原奉旨”等词句，即王士性以督粮道官衔奉旨赈灾的重要信息，这是不利于历史学术研究的。二是删节了“外来饥民虽不得赈，亦能同食，庶几人已一视矣”等词句，忽略了王士性“心系饥民，一视同仁”的赈灾思想。三是删节了“明万历癸卯岁（三十一年，1603）华钰（丹徒人，与冯应京同在狱中共编《皇明经世实用编》）谨述”之评论，忽略了王士性《赈粥十事》的撰著年代与编入《皇明经世实用编》的编纂时间，导致后世无从查考。由此可见，“农政版”节本的史料价值与研究功能，远不如“实用版”之母本。

 

二、《粮道王士性〈赈粥十事〉》与明代赈粥

 

上已述及，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所辑王士性《赈粥十事》节本系源于明徐光启《农政全书》节本，最早源于明冯应京《皇明经世实用编》母本。赈粥作为救荒的主要举措，真正在全国推行粥厂是在明世宗嘉靖年间，故《明史·卷78·食货志二》载：“赈粥之法，自世宗（嘉靖）始。”明嘉靖、万历年间，全国广泛设立粥厂，并以“赈粥”作为赈灾的主要举措，形成了制度化的“赈粥学”。其理论标志即是王士性的赈粥长策《赈粥十事》。查《四库全书》和《中国荒政全书》第一辑（宋—明）等书，言及赈粥的不少，均只言片语，或语焉不详；缺乏赈粥的专论。除《中国荒政全书》第一辑编入明末著名书画家陈继儒（1558—1639）的《煮粥条议》外，系统论述赈粥只有王士性的《赈粥十事》。即使是万历三十七年（1609）陈继儒所著的《煮粥条议》所列十三条赈粥事宜，均偶然而语，缺乏系统性与理论性，与王士性的《赈粥十事》无法比肩。故王士性的《赈粥十事》是中国救荒史上最早的赈粥专论。

第一，王士性建立了较为系统的赈粥制度。

从理论过程学来说，任何一种理论的形成，都必须经过“观察——经验概括——理论”的过程。王士性的《赈粥十事》正是具备了这样理论形成的过程。

王士性首先为赈粥建章立制，特意制定了示审法、立赈法、立食法“三法”（按实用版排列，下同）。开篇即明示了《示审法》：

五曰示审法。夫赈恤所以不沾实惠者，止因官照里甲排年编造，而里甲细户，散住各乡，不在一处。故里老得任意诡造花名，借甲当乙，无由查核。既住居不一，则其势不得不裹粮入城，赴县候审，喧集耽延。今约报饥民，不照里排，止照保甲。州县官先画分界，小县分为十四五方，大县二三十方。大约每方二十里，每方内一义官、一殷实户领之。如此方内若干村，某村若干保，某保灾民若干名。先令保正副造册，义官、殷实户核完送县。仍依册用一小票，粘各人自己门首。县官亲到，逐保令饥民跪伏门首，按册核查。排门沿户，举目了然，贫者既无遗漏，富者又难诡名。且不致聚集概县之民，赴县淹待。他日散粟散粥，亦俱照方举号，挈领提纲，官民两便（农政版，下同）。

王士性认为：过去之所以饥民难得普惠，是因为州县按“里甲排年编造”，因“里甲细户（即雇农），散住各乡，不在一处。故里老得任意诡造花名，借甲当乙，无由查核”；故难以普惠。今“不照里排，止照保甲”；即按居住地户籍保甲制登记造册，划片赈粥，县官实地勘察，可免遗漏诡名之弊。划片赈粥，又可免流民聚乱之祸。此为赈粥法之总纲。

其次，王士性制定了《立赈法》：

五曰立赈法。临赈无法，则强壮先得，孱弱空手，甚至病瘠者且践踏而死矣。当令各村保饥民，随地远近，各定立某处，聚集弗混。先后每一村保，用蓝旗一竿先引，次用大牌一面，即照册书各姓名于上，要以军法巡行。保正副领各细户，执门首原票，鱼贯从左而入，交票于官。官验毕，钤二斗三斗字样于票，执之向廒口领谷。一村保毕，堂上鸣锣一声，仍执旗牌从右引出。听锣声，则左者复入，庶无混乱。出者仍令原人押送关外，贫民不许在街停留，富民不许邀截讨债。再差探马，于近城一二十里外，不时查访。违者即枷号游示，以警其余。

王士性认为：因“临赈无法”，导致出现“强壮先得，孱弱空手”现象，更有“病瘠者”，因“践踏而死”。为避免出现“强者得食、弱者空手，病者踩死”的惨状，故立赈法。即划片定点赈灾，各村、保的饥民，由村保负责，以蓝旗先引，用大牌按册书姓名于上；再由保正引领各平民，，手执原票，至赈灾点左入，经交票、验票、领赈毕，鸣锣右出。次接下一轮。贫民不许街上停留，富民不许拦截讨债，再派探马探于近城一二十里，查看有无违法，违者即枷号示众。王士性还配有《放赈法图》（见上图六），力争从体质羸弱上解决“放赈多寡、强弱不均”的现象。

复次，王士性又制定了具体的赈粥《立食法》：

七曰立食法。夫煮粥之难，难在分散。待哺既众，彼我相挤，随手授之，不得人人均其多寡。当令饥民至者随其先后，来一人则坐一人，后至者，坐先至肩下。但坐下者即不许起。一行坐尽，又坐一行。以面相对，以背相倚，空其中街，可用走动。坐者令直其双足，不许蹲踞盘辟，转身附耳，人头一乱，查数为难。有起便手者，毕则仍回本处。坐至正午，官击梆一声，唱给一次食。即令两人抬粥桶，两人执瓢杓，令饥民各持碗坐给之。其有快餐先毕者，或不得再与，再与则乱生。须将头碗散遍，然后击二梆，高唱给二次食。从头又散亦如之。又遍，然后击三梆，高唱给三次食。从头分散亦如之。三食已毕，纵头食者，不得过多，但求免死而已。然后再查簿中，谁系有父母妻子饥病在家，不能自行者，以其所执瓶罐，再给一人之食，与之携归。如是处分俱讫，方令饥民起行。其有流民欲去东西南北，从此方过者，亦照此坐食。但食毕，即分派保甲数人，欲东者押过东方，欲西者押过西方，送出境讫，明日不得再预此方之食。恐其聚为乱阶也。

王士性认为：赈粥之难，难在“易聚难散”。在划片定点的基础上，饥民（含外来饥民）至定点处赈粥，按“先来先坐，五人一行”的原则，依次面对分列（见图三）。坐者须直其双足，不许蹲踞，方便清点人数。再按册查核姓名，至赈粥时，官梆一声，两人肩扛粥桶，两人手执瓢杓，依次赈粥。吃的快者，不得再与，再与恐生乱；复官梆，复如此者三。三食已毕，再查簿册，有父母妻子饥病在家者，给一人之食，由其携归。有外来饥民欲往东者，即送出东境；欲往西者，即送出西境；明日不得再来此地赈粥。这样才能避免饥民聚乱之祸。

上王士性赈粥三法，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得出的赈粥方法，虽不能说是尽善尽美，但从理论上看，还是大部可行的赈粥方法。

第二，王士性提出了较为完整的“量贫赈济、分界禁乱”的赈粥思路。

王士性在赈粥方法上首先提出了“量贫赈济”的思路。其《别等第》云：

二曰别等第。夫赈多诡冒，良不如散粥便。第生儒之辈，门楣之家，有宁饿死而不食嗟来者，则赈尤不可后也。所虑赈粟散粥，两相影射，重支则仓粟不及。各保正副报册之时，即确查次贫愿领赈灾民某人，极贫愿食粥灾民某人。其次贫愿赈者，又分为二等：某系正次，量赈若干；某系极次，应多赈若干。庶无冒领。

别等第即根据饥民贫困程度的不同，将其分成一定的等级，给予不同赈济。王士性认为“赈多诡冒”，远不如赈粥普惠。饥民中有些书生门第，门楣之家，还有宁死不食“嗟来之食”者，这些均是不可忽视的赈济对象。因此要求村保在确保无冒领的前提下，切实把握好贫、次贫、极贫的赈济对象。即根据有愿领赈、有愿食粥者，给予不同赈济。此思路是对的，但知易行难，因缺乏一定的量化标准，故实际难以区分。

其次，王士性突出了“预定赈期、分界赈济、预禁乱民”的赈粥模式。其《定赈期》、《分食界》云：

四曰定赈期。赈之不沾实惠者，非独诡名冒领；即赈矣，里甲一召，四乡云集，由其居错犬牙，一动百动故也。及至城市，动淹旬日。得不偿失，遂弃而归。此谷皆为里长歇家有耳。今既照保甲，可以随方定期。如初三日开仓，则初一日出示：初三日赈东方灾民，仰天字号地字号若干方保甲，带领应赈人赴县；余方不许预动。初四日赈西方亦如之。南北亦然。如东方至者，亦视其远近以为次第，庶无积日空回之弊。

五曰分食界。今煮粥者多止于城内，则仍为强棍所得啜，而远者病者残躯体者，犹然沟中瘠也。故莫若分界而多置爨所。今既每方二十里，则以当中一村为爨所。州县出示，此方东至某村，西至某村，南至某村，北至某村。但在此方之内居住饥民，已报名者，方得每日至村就食，令保甲察之。不在此方内者，申令还本方，不得预此方之食。庶乎方内之民，极远者不过行十里而返，近者或一二里。人纵饥饿，然午得一饱，缓步而归；明日早至，决不致损命。

定赈期即定期预告某方某片的赈粥日期。分食界即是赈粥中心由县城集中赈粥而转向农村，并据东南西北四方之饥民，分方划片分期赈粥。王士性认为：今赈粥均在县城，弊端有二。一是集四方之饥民于一城，过于拥挤，不便赈济；二是强者争食，弱者空手，容易生乱。应按四方之饥民，分期分方划片赈粥。以求最大程度上的饥民普惠。又因明中后期天灾连年不断，造成大量逃荒的流民，天灾导致人祸，终铤而走险，爆发农民起义。故明代明中后期官吏尤恐流民作乱。王士性的《禁乱民》也深深地体现了这种忧虑：

十曰禁乱民。如此赈粟，如此煮粥，则邑无不遍之村，人无不得之食。病而死者有，饿而死者无矣。各灾民但当安心守法，听候赈期。本州县穷民，不许三三五五，强行勒借富户，噪呼嚷乱，致生事端。其外州县流民，亦当散处乞食，不许百十为群，抢夺市集，惊动乡村。违者，以乱民论。先打一百棍，绑缚游示三日，处以强盗之律。各州县将本地方饥民有无勒借，流民有无啸聚，盗贼有无生发，五日马上一报。见形察影，预为扑灭。

王士性认为：若按上述赈粥模式，应是“邑无不遍之村，人无不得之食。病而死者有，饿而死者无矣”。外州县流民当散而乞食，不应聚而闹事。因而要求各州县地方官严加防范，“见形察影，预为扑灭”。

第三，王士性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定期备爨、多点分赈的赈粥方法。

王士性在制定赈粥制度和建立相对完整的赈粥模式后，重点要解决具体的赈粥方法问题。其《备爨具》云：

八曰备爨具。煮粥之谷，必发于官仓，不劝借富民。但必须殷实户领之，所领之谷，亦不必定将原谷，以夫车络绎于道。但令伊将己谷舂用，不失官数则已。其所领仓谷，任从殷实户，附城自粜。在官胥徒，不得指以粜官谷勒掯之。至于领谷之后，殷实户与保甲，择中村宽阔处所，置灶十余座，或公馆，或寺院，无则空地搭盖篱泊，须可隐风，毋令饥者冻死。又当多置缸桶瓢杓。其碗箸则饥民自备。柴亦取给于官谷。若取于保甲，又必指此以科派细户矣。水则令保甲编户挑之。煮粥之人，借用殷实户家丁。庶官与结算谷石之时，不得指他人影射为奸。人饥必成疫，须多置苍术醋碗熏烧，以逐瘟气。其粥成之后，又须严禁将生水搀稀，致久饥者食后暴死。

爨，意为烧火做饭。赈粥点多则爨具多，爨具多则饥民普惠面广；故备爨具亦是赈粥不可或缺的一件大事。王士性认为“煮粥之谷，必发于官仓”；为避免官谷运输至赈粥点之劳，可命分片赈粥点的富户先以私谷代官谷，代为赈粥；赈粥稻谷之数量由官府后补。富户领官谷后，可就近出粜；这样大大可降低赈粥之成本。在官胥吏，不得借机勒索。赈粥厂要选择乡村空阔之地，或公馆、或寺院，置灶十余座，须能遮风避雨，避免饥民冻死。人饥甚不宜饱食，会导致毙命。饥民众多须防瘟疫，以苍术、米醋杀菌消毒；粥煮成后，严禁生水掺稀，以致饥者食后暴毙。应该说，王士性想得确是比较周到，多备爨具、私谷代赈，官谷补偿、降低成本、官吏勒索、饥民备碗、柴薪折谷、生水掺稀、杀菌消毒。预防瘟疫等方面，王士性都考虑到了。

王士性《登日历》云：

九曰登日历。监爨官署一历簿，送州县钤印。如今日初一日起，分为二大款：一、本处饥民。照其坐位，从头登写花名：赵天、钱地、孙玄、李黄。有父母妻子病在家下不能来者，公同保甲查的，即注于本人下：父系何名，妻系何姓，不得冒支。前件以上若干人。二、外处流民。又分作东西南北四小款：一、某处人某人某人系欲过东者；一、某系欲走西走南走北者。其下即注本日保甲某人送出境讫，违者连坐保甲。前件亦结以上共若干人。至初二日，又分作三大款：一、本处旧管饥民。即昨日给过粥者，官则先照昨日旧名，尽数填此项下。来者分付先侭旧人，照昨日坐定点名；如有不到者，大红笔抹去。前件总结共若干人。二、本处新救饥民。其有新来者，令坐旧人之下，以便查点。亦结共若干人。三、外处流移。若流民则每日皆新来者，其昨日给过旧人，除病老不能动移外，再与给食，余者不得存留。照前记共若干人。至初三日以后，即与初二日同。但初二新收者，亦作初三旧管登。如初三无新收，即于本款下注无字。如此，不惟人数有所稽查，有一人即有一人之食，合勺米谷，无由冒领。

登日历即按日审核登记的本地饥民与外地饥民的花名册。目的是搞清人数（包括旧人数与新人数），防止冒领。从监爨官按日签署簿册，送州县长官审核钤印，赈粥期间每日登记本地与外地的新旧人数。由上可见，本地饥民有青壮者受粥，家中父母妻子因病不能自来者，系其名于青壮者，由其带回赈粥即可。而外地饥民受粥登记手续很繁琐，不仅要知其来处，还要搞清其去处。去处不仅要分东南西北，还要派人监送出境。目的不仅是防止冒领，更主要的是防止聚众闹事。

赈粥虽然是普惠饥民的好事，但从中可见确是“好事难办”。还得有一前提，即州县官吏都要廉政，否则就一事无成。故王士性在《省冗费》中提出督粮道官员巡灾要轻车简从，便宜简食，州县官吏巡灾要“自备饮食”：

三曰省冗费。此行审饥，必以官就民。本道单车就道，止用蓝旗四竿，执板皂隶四名，行李一杠。差遗舍快马疋称是。到处中火止蔬肉三器。诸长吏亦宜如是。如州县正官遍历不完，分遣佐贰，或教官阴医巡驿等官，亦无不可。但须单骑耦役，自赍饮食可也。

由上可见，王士性《赈粥十事》的确是中国救荒史上最早、最为系统的赈粥文献，可谓是诚非虚言。王新荣《中国全史：救灾史》第五章《政府救灾政策举要》中亦予以高度评价“明人王士性总结的“赈粥十事”，对审核灾民，设立粥厂，维持秩序，煮粥给食等提出了一些严谨可行的方法，给后人不少借鉴”。这对当今御灾防饥亦有深远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