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宝定

1985年9、10月间，笔者偕同离休干部武抗同志，就金辅华回忆宣侠父于葭芷水产学校介绍其加入中共组织并组建 “共产小组”问题，两次外出作专题调查，历时19天，走访杭州、诸暨、黄岩、椒江四地档案部门、党史部门、党史工作者、相关知情老人。此外，又多次深入温岭当地档案馆、公安局、党史办查阅有关档案资料。经过反复调查取证，又结合此后20多年修志实践中陆续发现的新材料，笔者认为：金辅华回忆宣侠父介绍其入党不可信，葭芷水产学校里不存在所谓“共产小组”。

兹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    金辅华关于自己入党时间、地点、介绍人的回忆

（1）1958年4月18日回忆：

我在民国十年，有同学宣尧火（别名侠斧），诸既人，在水产学校介绍入党（地下党）。他是C.P，做过宣传工作。此时“五卅”惨案发生，全国学生停课运动。

继续在海门泰平罐头工厂担任技术员时，曾组织工运。同时在海门有蒋微笑同志（在海门慈幼院教员）、同梁质文同志、潘梦麟等开了小组会。

按：此为亲笔材料，原件存温岭市公安局王藻青案卷，案卷号31265号。

　 （2）1959年4月23日回忆：

    远在民国十一年二月间，我在浙江省立甲种水产学校(高中性质，地址在海门葭芷)任助理教员的时候，由诸暨人宣尧火(即侠斧)介绍参加地下党____中国共产党。同时还有江潭同志(系学生)一起参加在场，召开会议，进行宣誓，誓词为：严守秘密，服从纪律，永不叛党，愿为无产阶级牺牲。会场还挂有红旗____斧头镰刀的党旗(当时是红纸当旗布的，斧头镰刀是用黄纸剪起来贴在红纸上的。当时的镰刀形象的“C”，斧头形象个“P”，所以党的组织当时就用“CP”作为台号)。当时是秘密的放在宣尧火的寝室中。宣尧火同志的组织关系是由宣中华在杭州这边发展来的，宣中华曾任伪浙江省党部常委委员，被国民党枪决了的。总的来说他的关系由上级组织领导鲍罗庭苏联人，那时驻在广东广州，这边接来的。

入党后还发展了组织成员，范松华（在东江作战已死）、章上友（温州平阳人）等，我们共有五个。进行秘密工作，开展宣传活动，抵制日货，消灭洋货。当时还有标语口号：“铲除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等等。为时共达两个年头左右。后来该校址移到定海去，我就到温岭来发展。黄岩亦同样留下发展（人记不起）。

按：此为采访记录，经本人修改，所改之处均盖有私人印章（共11处）。此件天头盖有温岭县人武部钤记，落款处有金辅华私人印章。原件存温岭市人武部，编号丙2第74页。

（3）1961年1月25日回忆：

据我了解，温岭党组织是在民国15年张鹏尘（即张叔夜）从宁波来温岭发展的。张当时是与省党部委员竺清旦（共产党员）有通讯和联系的，那时国共是合作的。他来时先住在蒋涤青家里，组织筹备县党部。我当时由张叔夜介绍入党的（是在民国十五年正二月）。当时入党时誓言有严守秘密，服从纪律，永不叛党，愿为无产阶级牺牲等语。我并介绍过叶仲华、曹定祥等入党。

按：此为采访记录整理，记录整理者张宗法，原件存温岭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号1-A1-4-22。1985年9月16日我们访问张宗法，据张告诉我们：与金辅华几次接触，都没有提到水产学校，我没这个印象。金辅华口述比较零乱，我记录整理后读给他听过。

（4）1970年2月21日回忆：

一、我的入党问题：

在民国十三年三月间，有同学宣尧火，诸暨人，于浙江水产学校时，地点海门葭芷镇，由宣尧火、周梦莲介绍，同时有江潭，亦温岭箬横人，同道宣誓入党，名称共产小组，布尔什维克主义。

二、     温岭地下党的发展情况：

……我们地下党的机关就在这个地方为基本的秘密所在(笔者注：指私立芳城初级中学)。到了十一月间，由宁波派来张鹏程（又名伯超），是竺青旦同志介绍的，当然接受同道进行秘密做地下工作。但我介绍曹廷祥、叶仲华二人参加地下党。在我家楼上宣誓入党，有高良金、梁质文、朱益生等同志监誓的。这个时间在民国十五年三四月间……到十六年正月间，我们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已公开了，筹备成立县党部。筹备处设于学前头明伦堂于［为］县党部的党址……运动中间是有惨案发生，如王宗旦在湖亭乡宣传二五减租被恶霸蔡兰生谋害。在这时，我们地下党员为了王宗旦牺牲以后，仅开了一次追悼大会，设在县党部筹备处内。我们地下党的同志，无不下泪追悼。余下孤独女三个，情境可怜，给小数抚恤，没办法的。

按：此为亲笔材料，温岭党史通讯1981年第1期予以全文刊发，题为《金辅华谈关于温岭地下党的发展及其被破坏的情况》。

（5）1971年6月20日回忆：

金辅华在1924年三月由浙江地下党负责组织同志宣尧火分配我到温岭县来组织发展地下党工作

1926.11.月间我接收竺青旦介绍张鹏程号伯超温岭来组织发展地下党员（以后叛变）1927年2月间浙南特委陈韶邹（化名老李）到过温岭协助工作老李回去后又派来管容德在1928年来温岭工作（以后叛变）

　　　　　　　　　　1971、6、20　　金辅华

按：此为亲笔材料，落款处本人签名加盖私章，其下空白处盖有“温岭县城关镇革命委员会调查材料专用章”。原件存温岭市委党史研究室。

金辅华5次回忆，其中1971年6月20日回忆未涉及本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由什么人介绍入党，因此金关于自己入党问题的回忆其实只有4次。4次回忆，时间有4种说法：1921年、1922年2月、 1924年3月、1926年正二月；地点有2种说法：葭芷水产学校、温岭；介绍人有3种说法：宣侠父、宣侠父与周梦莲、张叔夜（即张晓崧）；1次讲这个组织名称叫“共产小组”，布尔什维克主义；1次讲小组有5名成员，活动持续了2年之久。

二，宣侠父、周梦莲、樊崧华的入团时间及跨党身份

金辅华回忆中提到的宣侠父、周梦莲、樊松华，文献资料记录3人1924年3月时的身份既是社青团员又是国民党员，而非中共党员。他们的入团时间档案文献有明确记载。

《团杭州地委报告第一号》(参见1985年中央档案馆、浙江省档案馆所编《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1926)》第15页，下文引此书简称《浙革文集》)成文于1923年10月2日，内容是向团中央汇报团杭州地委根据团“二大”章程改组后的机构成员及团员分布情况，团地委下设3个支部，内无宣侠父。《团杭州地委报告第二号》(同书第23-24页)成文于1923年，没有署明具体日期，主要内容是向团中央报告“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的筹备情况，内云：

“（七）团员的数目略有变更并且已经改组

（1）出团团员　赵并懽　李仲乔

（2）加入团员　傅伯良　宣侠父　傅君亮　杨秋心

（3）前选定秘书郑人奇因事辞职，已改选宣侠父充任”

第二号报告的成文日期当在第一号报告10月2日之后，“十月革命”节11月7日之前，因此我们推定宣侠父入团时间为1923年10月，应该是准确无误的。

团杭州地委向团中央作《杭州半年之总报告》(参见《浙革文集(1922-1926)》第38-39页)，报告日期为1924年3月15日，报告内容为半年来活动的情形，最后一项报告内容是团员变动情况：

“团员：

（一）原有二十九人。

（二）别处转来二人　俞秀松、陈为人

（三）最近加入四人　吴椿桐、汪志清、樊松华、周梦莲

（四）经大会开除二人　徐润彩、郑人奇（因不守本团纪律）

现共有三十三人。

这次赴广州去五人　宣侠父、汪志清、周梦莲、樊松华、宣铁吾”。

    此报告证实周梦莲、樊松华（即樊崧华）入团时间为1924年3月，入团后即与宣侠父一起被派往黄埔军校。

   1924年3月12日《杭州地方团员调查表》( 参见《浙革文集(1922-1926)》第33-35页)，表内33名成员中，无金辅华、江潭、章尚友。该表“现任职业所具技能”一栏，宣侠父、周梦莲、樊松华3人名下均填写“学生”； “现为团体作何工作”一栏，宣、周、樊均填“入广州军官学校”；“加入国民党否”一栏，3 人均填“加入”。 这张表格证实：宣侠父、周梦莲、樊崧华3人均系跨党分子，既是社青团员，又是国民党员，但都不是中共党员；3人系学生，均无社会职业，而不是以前所传闻宣侠父是水产学校教师。金辅华、江潭、章尚友则与团杭州地委无任何关系。

三，金辅华入党回忆中的编造痕迹

金辅华的4次入党回忆，其中与葭芷“共产小组”有关的3次。这3次入党回忆疑点重重，矛盾百出，许多事件明显编造。文献资料记录周梦莲、樊崧华于1924年3月一道入团，随即又一道去了黄埔军校，而在金回忆里，周梦莲成了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樊崧华却成了金在“共产小组”内发展的下线成员。上线成员与下线成员都记录在案，可偏偏“承上启下”的金辅华本人却没有被记录，岂非咄咄怪事？樊崧华刚一入团即赴黄埔、次年2月在东江战役中牺牲，金辅华怎么可能介绍其入党？如果这些可以归结为“记忆”错误， 那么以下内容则明显夹带编造痕迹。

其一，编造组织名称“共产小组”。中共建党以前，各地共产党组织名称不一，后来叙述建党历史时，统称这些组织为“共产主义小组”。无论建党前或建党后，没有一个中共地方组织以“共产小组”作为组织名称的。在建党3年之后，葭芷水产学校里却冒出个“共产小组”，只要稍微有点党史知识的人，不觉得这个“共产小组”名称是个无稽之谈吗？

其二，编造入党场景。金称入党时会场挂有斧头镰刀的党旗，又讲镰刀代表C，斧头代表P，CP代表党。众所周知，C.P系英文Communist party(共产党)的缩写，而金辅华的解释可谓别出心裁。且不管他这样解释是否正确，退一步论，假设社青团员兼国民党员宣侠父、周梦莲确曾介绍金辅华参加组织，也只能是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或者国民党，那么会场上怎会有斧头镰刀的党旗呢？（此时国共合作，中共中央作出《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号召全党在“国民党无组织之地方......同志们为之创设”，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200页。因此中共同志介绍新人加入国民党为常见，其热忱甚至超过介绍加入本党。上海党组织给中央报告中提到：“现在新党员一时实不见增加，其原因大概是(一)因同志现注意国民党中的工作，所以对于一般人，都介绍他进国民党去了，(二)介绍为本党同志，务在严极，故新党员人数自然不易骤增。” 参见同书第256页。）更为可疑的是，金辅华回忆中讲党旗是用红纸代替旗布，用黄纸剪成镰刀斧头贴在红纸上，80年代初，金本人献出据说是宣侠父介绍他入党时用过的党旗却是布质的，并作为革命文物被南京军事博物馆收藏，那么金回忆入党场景岂不涉嫌编造？

其三，编造小组上线总领导是鲍罗庭。金回忆这个“共产小组”的关系是从总的上级鲍罗庭那边接过来的，这个说法荒唐可笑。鲍罗廷的身份是共产国际驻国民党代表，也是苏联政府驻广东国民政府代表，指导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国民党尊为“亚父”(孙中山为“国父”)。由于鲍的背后有斯大林，因此他的影响力大大超越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马林或维经斯基。宣侠父进黄埔军校不久，即因反对蒋介石提出的在学生中建立国民党小组而遭校方开除。以鲍罗庭的身份，不可能知道黄埔军校学生里有宣侠父这个社青团员，绝无可能成为社青团员宣侠父的上级领导，通过宣去领导一个远在浙江葭芷的“共产 小组”。

其四，编造党活动情节。金回忆提到1927年中共地下党同志为宣传二五减租而遇难的王宗旦同志开追悼大会，其情节全系编造。

 1986年7月31日，笔者访问中共老党员颜守训(1925年在杭州入党、1927年回乡活动)，颜谈：“湖亭王宗旦是抗战后期死的，国民党筹备处时他不是共产党。”同日，笔者又访问1928年入党的中共老党员叶亮，叶谈：“王宗旦，湖亭乡人，现在的下郑乡，国民党积极分子，他不是共产党。抗日战争结束时，被乡长陈兰生打死，内部狗咬狗。”曹廷祥于1928年至1929年间先后担任中共温岭县委组织委员、县委书记，1972年3月25日曹在狱中亲笔材料《补充交代》(原件存上海市公安局南市分局档案室，案卷号4-12-1283)，列出当年自首变节后供出的中共党员名单(含已自首变节或其它原因脱党者)共66人，其中温岭籍58人，内无王宗旦。查温岭县档案馆馆藏资料：a.1944年5月12日下午召开第六次党政法团士绅会议，张心柏提议：抗战以来，当局不明本县经济状况，派款派捐过重，拟派代表起草向当局陈述真相，以轻民负。决议：推徐子骐先生、王宗旦先生、陈宗岳先生、张翰庭先生、张心柏先生负责办理(参见温档211-1-34 P20) ； b.1944年9月16日，王宗旦介绍王德辉、王云波、王树枫、郑岳齐加入国民党，地点：县直属31区分部(参见温档211-1-6 P143)。此外，浙江省档案馆馆蔵资料还证明王宗旦是1945年3月18日夜间被人打死的。该馆案卷号29-6-765P13《温岭县湖屿乡现役军人朱慎言被诬含冤启事》，内朱辩称自己与王宗旦之死无关，有“讵于本年(即1945)三月十八日夜，乡人王宗旦家被伙劫，并弹中宗旦，穿身殒命……”等言。从这些档案资料以及老党员指认，王宗旦系国民党员而非共产党员，死于1945年而不是1927年，已是很清楚的了。金辅华将1945年被杀的国民党员，说成1927年为宣传二五减租而牺牲的共产党员，编造中共地下党组织为被杀国民党员开追悼大会的情节，而且回忆描述又是如此悲切动情(参见金回忆4)。金辅华回忆之混乱与不可信，可谓令人瞠目。

四，江潭、章上友之谜

金回忆提到水产学校“共产小组”成员有5人，谈到名字却有6人，他们是宣侠父、周梦莲、樊崧华、金辅华、江潭、章上友。宣、周、樊1924年春赴黄埔军校途经水产学校，此后再也没有回到母校,剩下江潭、章上友是个谜。

江潭，又名江雄风，温岭县箬横镇贯庄乡人，水产学校学生。据同乡校友王建一、林子孟回忆，江比1922年毕业的王低一届，比1925年毕业的林高二届，那么江潭应该是1923年毕业。1925年1月入读黄埔军校三期，后担任黄埔四期政治教官(参见朱汝略、奚永宽编著《浙东军事芜史》中收录《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名录》)。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提到西安事变时，军统西北区情报站站长江雄风，即此江潭。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刘国铭主编，1989年3月春秋出版社出版），1936年1月至12月江雄风任军统（时称力行社特务处）西北区区长，1981年2月16日病逝于台北，少将军衔。由此分析，江潭所做的应是国民党秘密工作。笔者接触到党史部门一份采访材料，说江潭是做共产党秘密工作的。1982年初，黄岩县委党史办公室(其时葭芷镇属黄岩县)搞了一次社会调查，形成《一九二四年葭芷水产学校党组织建立及开展革命活动情况(访问记录稿)》，兹引录关于江潭的一段内容：“杨仙厚(年75岁，住东山公社南洋大队，宁波海洋渔业公司退休工人)说：我17岁进葭芷省立水产学校读书，20岁毕业。宣尧火年龄比我大二、三岁，在学校读书比我高二班……江潭，温岭人，是地下党员，毕业后到黄埔军校读书，以后到孙殿英部队当参谋，孙部倒戈转向红军后，江潭被派往苏联学习四、五年，回国后至上海与他爱人(她也是黄埔军校政治科毕业)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这是我在1931年8月间到上海卖渔货在马路上碰见他，邀请我到他家作客时亲口对我讲的。”

这位杨先生的话不可信。首先，孙殿英是个行伍出身的军阀，有奶便是娘，先后投过毅军、直系、奉系、国民党，抗战时投汪精卫，抗战胜利后回头又投蒋介石，从来没有投过共产党，1947年与人民解放军作战被俘(不是倒戈!)，后病死，说孙部倒戈投向红军纯系滑天下之大稽。即使江潭黄埔军校毕业后真的去苏联学习，也是国民党派去的，与红军无关，那时还没有红军呢。其次，退而言之，假设江潭真的是做共产党秘密工作，白色恐怖下(1931年8月正是井冈山第三次反围剿战斗正酣之际)，无论从工作纪律或自身安全来说，怎会如此随便向他人“亲口”供述自己的工作性质，轻易暴露自己的秘密身份？第三，采访时间是1982年初，杨75岁，推算杨生于1907年，17岁进水产学校，那是1924年了，其时宣侠父早已毕业离校，江潭亦已毕业离校，杨的回忆不过是道听途说得来的信息，难怪他在回忆中将江潭、樊崧华说成是宣侠父的同班同学，将在1925年2月东江战斗阵亡的樊崧华说成是在福建厦门抗日牺牲，还说得有鼻子有眼，活灵活现。杨先生的故事编得太蹩脚，稍加分析即可戳穿。

一则与江潭有关的调查笔录很有趣：“江津，男，76岁，住箬横镇老十字街。1985年3月16日回忆大哥江源和周尚文、江潭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间1929年前。三个人都是金岙里毛济美的学生，在双栋小学宣誓，外面叫我看住，还有一个黄岩法(可能是入党介绍人)也在内，和我说，谁有人来，你说楼上没有黄岩人在这里。”这段话是温岭县机关干部宋延堂、林大冬(林是粮食局干部)于1985年3月17日从《贯田村调查笔录》中抄录，并提供给县委党史办公室。这个抄件内容的真假尚难确定，金辅华回忆与江津回忆两者之间必有一假，或者两个都是假的。军统高级特务江潭的中共党员身份存疑。

章上友也是一个模糊人物。章是温州平阳人，水产学校毕业，1926年底参加家乡国民党县党部工作，积极宣传孙中山三大政策，受到温州西山会议派分子排斥，章自断一指，以示不与西山会议派分子来往(参见游侠1986年5月21日回忆《关于章尚友同志》)。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内的政治派别，其主张反对孙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不是受西山会议派分子排斥，是不是与西山会议派分子来往，不是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员的区别。章尚友自断一指以示不与西山会议派分子来往之决心，恰恰证明他是拥护孙总理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是国民党员而非共产党员。证明章尚友是中共党员，最好的办法是摆出他进行过党的哪些活动，与哪些党员开过会，发展过哪些新党员。平阳党史部门没有章是中共党员的任何资料，章从来没有参加过党的组织生活会，从来没有发展过新党员，难道章是接受特殊指令作深度潜伏的卧底？难道基层党组织中还有如此特殊的党员？

五，金辅华回忆中提到的潘梦麟、曹廷祥

金回忆提到在海门一起开党小组会有蒋微笑、梁质文、潘梦麟，三人都是跨党分子，先后于1926年上半年至1927年初加入国民党再加入共产党。潘梦麟这个人特别值得一提。临海市公安局潘梦麟案卷(卷号001304)里有一份《潘梦麟自白书》，写于1950年7月20日，其中讲述：“廿五岁看着三民主义，我决心参加革命，当年的十一月，加入了国民党。民国十六年，北伐成功，我被推选为海门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十六年的三月，朱浴生、王岳交、及我三人由张鹏程介绍转参加共产党，在我家宣誓，所有文件，由宁波寄给我的。不久就清党开始，宁台防守司令王俊□驻台州办事处主任将我逮捕，幸经金剑青先生保释。十六年的下半年与十七年上半年，张鹏程尚来过指导工作二次，一次在海门西方寺，一次在城隍浦，以后他就没有来。”

潘梦麟这番话告诉我们，他的入党地点在海门，介绍人是张晓崧，他所在的海门党组织受张晓崧指导，上线是宁波党组织。那么出来一个关键问题，与潘梦麟一起开小组会的金辅华却是宣侠父介绍入党，受宣侠父指导，上线是鲍罗亭，这可能吗？同一个基层党小组里，却要同时服从两条不同渠道不同系统的上线领导，会不会是全国党史整理实践中独一无二的奇迹？有的党史工作者将金辅华于1927年前在海门入党，作为金是宣侠父介绍入党的“旁证”，事实证明此逻辑不成立。与金辅华一起开小组会的潘梦麟也是在海门入党，介绍人却是张晓崧，又“旁证”了什么？

曹廷祥是金辅华自称发展其入党的下线成员。金3次回忆自己介绍曹廷祥入党（见金回忆3、4，另一次是1959年4月23日回忆），然而曹廷祥却5次回忆自己是经张晓崧介绍入党，否认金辅华是他的入党介绍人。1953年3月3日，曹廷祥被捕前有个亲笔《补充报告》 “一九二六年冬，张晓崧自宁波来到温岭，进行革命活动，我由蒋微笑介绍，帮助他工作......张晓崧因我工作努力，介绍我入了共产党。”1970年4月27日，曹廷祥在上海监狱1号提审笔录：“问：你什么时候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什么时候脱党？曹：1927年1月时在城内国民党筹备处里由张鹏程(晓崧)介绍入党的。在1930年被捕从反省院出来就脱离。”同年4月29日亲笔材料：“1927年1月在温岭县国民党筹备处经张鹏程（张百超）介绍入党。”1972年3月25日，曹廷祥在狱中有个亲笔《补充交代》：“我在1927年一二月分由张鹏程（即张晓崧）介绍入中国共产党，地点在温岭县国民党县党部筹备处。”1973年6月27日，曹廷祥有一份口供提到：“我在1927年一二月份经张鹏程介绍入共产党，地点在温岭县国民党筹备处。”这5份材料,1份是提审笔录，3份是本人亲笔，原件均存上海市公安局南市分局档案室，案卷号4-12-1283号。另1份口供，笔者于1985年抄自温岭县委党史办公室所存影印件。曹廷祥5次交代本人入党介绍人是张晓崧不是金辅华，这点我们总应该相信曹本人的回忆。这就不能不发人深思，金辅华连自己发展的下线都搞不清楚，他反复提到所发展的下线成员，却被下线本人否定了，他那个活动了2年之久的“共产小组”，到底存在不存在？到底有没有发展下线？难道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吗？

六、金辅华参加党活动时间分析

金辅华系葭芷水产学校第一期速成班毕业，靠校长赵叔楣的关系留校当庶务员。1924年3月间，水产学校发生学潮，师生激烈反对校长赵叔楣截留省拨扩建校舍经费，低价包出工程，馀款据为己有。赵被清算出4000元，并被迫下台(详见中共黄岩县委党史办公室1982年调查资料《一九二四年葭芷水产学校党组织建立及开展革命活动情况》，内称学潮是宣侠父发动并领导的，校长赵叔楣被清算出4千元后来用于购买图书赠送葭芷文昌阁图书楼)。金辅华则随赵离开水产学校，进入赵私人办的罐头工厂做事。林子孟1987年12月16日回忆：“我进水产学校时，校长是赵叔楣，大溪人，毕业时校长是张宛秋，仙居人，两人更替的时间，大约在1924年3月间。学校闹过学潮，反对校长赵叔楣，当时仙居籍学员曾大打出手……金辅华是水产学校第一期毕业，我在校时他当庶务员，我曾向他换过灯泡。后来校长更易，他也离开学校，进入海门泰平罐头公司（连工厂）工作。这家公司是赵叔楣私人办的。”(参见《温岭党史通讯》1988年1期第28页)。从林的回忆看，这场学潮似乎还夹杂派系斗争。但有一点很明确，即1924年3月间，随着校长赵叔楣倒台，金辅华随之离开水产学校。联系到金回忆入党后“继续”在海门泰平罐头工厂任职(参见金回忆1)，“继续”透露金入党时已经在罐头工厂做事。他所在的党小组成员：蒋微笑在海门慈幼院教书，梁质文是慎康印刷公司工人，潘梦麟打杂(做过盐店学徒工)，他们都与葭芷水产学校无关。

金辅华回忆中的时间概念非常混乱，但根据他所说的事件，我们可以推出时间。金与蒋、梁、潘在一起开小组会，应该是1926－1927年这两年间的事，1926年11月以后开国民党小组会，1927年3月以后开共产党小组会(据潘梦麟回忆入党时间)；金回忆说水产学校地下党组织存在了2年，学校迁址舟山定海后停止活动，查浙江省档案馆藏《浙江省立水产科职业学校通讯录(1929)》，水产学校迁址定海是在1928年，上溯2年应该是1926年，其活动时间应该是1926-1927年间；金回忆说入党后从事党活动，口号有“铲除土豪劣绅”，其从事党活动实际时间应是1926年底1927年初。“铲除土豪劣绅”这一口号是湖南农民运动首先提出的，时间是1926年底。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辑《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内收录1926年12月17日《湖南省政府铲除土豪劣绅布告》，系迄今为止所发现最早提出这一口号的文献记录(另一文件1926年12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提出“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口号)。我们再来看金辅华发展下线党员的时间。金回忆介绍过樊崧华、章上友、叶仲华、曹廷祥入党，樊崧华刚一入团即赴黄埔军校，章上友党员身份存疑，曹廷祥本人否定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叶仲华是唯一证明金辅华介绍其入党的人。1961年1月24日叶仲华亲笔回忆：“......我在1926年六月间，由蒋微笑(早已病死)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八月，又由金辅华(城内关庙前人)、王兰(东乡渡首王人，早已病死)介绍，加入共产党。”(原件存温岭市档案馆，此据1985年县党史办打印件)从叶仲华回忆中，我们得知金辅华发展下线成员的时间是1926年下半年。从金辅华回忆中提及的事件作综合分析，他从事地下党活动的时间实际上是在1926－1927年，这与宣侠父无丝毫瓜葛，反倒是与张晓崧来台州时间吻合。潘梦麟回忆组织上线是宁波方面，和潘一起开小组会的金辅华应该也是同一条线的。金回忆3中提到的上线领导“省党部委员竺清旦”，1926年3月任中共宁波地委委员兼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4月任国民党宁波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金回忆3内容与潘梦麟回忆具有高度关联性，值得研究者重视。

七，结论

在作正式结论之前，兹将金辅华说的这个“共产小组”的特征再归纳如下：

1.这个小组不见于任何文献记载。既称团杭州地委秘书宣侠父前来葭芷水产学校建党，而同时期团杭州地委《杭州半年之总报告》里，加入、减少、调入团员，开过几次会，做了什么工作，都汇报得清清楚楚，既记录周梦莲、樊崧华入团，却为何不报告葭芷建党这件大事？

2.小组建党手续不符合党章规定。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员入党手续，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2人介绍，经小组会议通过，地方委员会审查，区委员会批准，始得为候补党员。文献资料实例有：1924年1月10日，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讨论批准杭州宣中华为中共候补党员，同时批准的有南京彭振纲、曾万里、武之华，杭州戴任未获通过；1月24日才批准戴任入党(参见《上海地委会议记录》，原件存上海市档案馆，此据1984年6月26日出刊的《浙江党史通讯》总42期)。其时杭州只有党小组，没有地方委员会，所以新党员批准要提交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讨论审查。1924年3月，宣侠父入团不足半年，更非中共正式党员，另一名介绍人周梦莲则是刚刚入团的新团员，2人均不符合党章规定的入党介绍人条件。

3.党的组织系统未曾承认这个小组。假设宣侠父确曾受命来葭芷建党，他所发展入党的名单不可能不向上级报告，其上级不可能不提请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委批准。1925年上半年《上海地方同志名册表》(原件存上海市档案馆。此据《浙江党史通讯》1985年第4期第14页)：浙江共4个党支部，有中共党员20人，其中杭州支部7人，宁波支部5人，温州支部5人，嘉兴支部3人，内无中共葭芷(海门)组织，更无金辅华等人名字。这个“共产小组”的上线究竟属谁领导，为什么隐匿不报，以致未得到党的组织系统承认，让小组同志们成为游离于组织系统之外的“黑户口”党员？

4.小组成员挂空名、无着落，2年间无活动、无报告。小组成员6人，宣侠父、周梦莲、樊松华等3人赴黄埔军校，金辅华“继续在海门泰平罐头工厂担任技术员”，江潭1923年毕业离校，章上友不知去向，那么葭芷水产学校这个小组岂非成了影子小组？2年间还有谁在坚持党活动？有没有发展新成员？有没有从小组发展为支部？有没有向上级报告过工作情况？为什么坚持活动2年之久却没有留下蛛丝马迹？(1987年温岭县委党史办公室函请舟山水产学院提供早年中共地下党活动资料，舟山水产学院、舟山市委党史办复函称，无任何这方面的资料，无任何迹象可寻。此复函存温岭市档案局，案卷号186-1-20-25)

5.小组成员中的党员身份疑点重重。小组成员中已知宣、周、樊是社青团员，金、章、江自然是“中共党员”。然而军统高级特务江潭的中共党员身份存疑，从来不参加党组织活动的章上友是个谜团；至于金辅华，在水产学校闹学潮反对校长贪污的背景下，宣侠父却介绍贪污校长的附庸金某入党，令人难以置信。须知其时“介绍为本党同志，务在严极”(参见上文所引上海党组织向中央报告)。

总而言之：1924年3月，杭州团地委秘书宣侠父来葭芷省立水产学校介绍金辅华入党并建立党组织的结论不可信，水产学校里不存在所谓的“共产小组”(中共海门小组)；真正的中共海门小组上线是宁波党组织，约在1926年至1927年间进行过党活动。

附记：当年葭芷水产学校会计黄子权(又名黄正行)，60年代初写信给宣侠父家乡诸暨邮局，自称宣侠父是他的得意学生，谎称宣留学日本他曾助其每年学费，又谎称宣从日本回来后在水产学校任教，要求邮局职员搜集有关宣侠父的情况并向他提供，随信附有一枚邮票作回信用。笔者于诸暨县委党史办公室看到过此信。其实宣侠父有没有在日本留学且尚待考证，宣未在水产学校任教也已经清楚。黄先生的动机尚难判断，却提示我们，类似水产学校“共产小组”的神话是如何炼出来的。

附录：关于团员发展党员问题

    中共建党初期，党团员混合编组的情况比较普遍，主要原因是对青年团特点认识不足，大家觉得团员党员都是一样信仰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中学”与“大学”的区别(按：时党内通信以“大学”代称党组织，以“中学”代称团组织，“民校”则指称国民党组织)。但有一点很清楚，即党团员混合编组情况下，加入组织时是入团还是入党，却是很分明的。中共三大以前未设党员预备期，党内通常做法先介绍新同志入团以作考察，然后将优秀分子介绍转党。中共三大党章规定候补党员制度，候补期劳动者3个月，非劳动者6个月，以候补期为考察期，但党员介绍新同志入团以为考察这一做法仍在不少地方沿续下来。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专门为此作出《S.Y.工作与C.P.关系议决案》：“在第三次党之大会以前未规定候补党员制度，各地方委员会对于倾向本党或办事有能力而意志尚未坚定者，虽年长亦只令加入S.Y.，以为候补察看地步，遂使S.Y.组织不明显，实在是党的错误。”(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P193-194)然而在以后相当长时期内，党员介绍新同志入团、超龄入团的情况也还依然存在。1925年，中共党员谢文锦在温州一次介绍8人加入S.Y.，平均24岁(参见《浙革文集》第一册P295)；同年10月17日宁波团员统计表所登记的45名团员中，赵文光27岁是刚刚加入的新团员(同书P217)。如果说那时团员可以直接发展新同志入党，那么文献资料一定会留下记录，但迄今为止我们一无所见。

    至于有党无团的地方团组织应帮助建党，中央确有文件指示。1926年9月，中共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议决案》：“党与团虽然经过一次年龄的分化，但仍有许多地方没有党的组织，另有许多新的地方宜于先发生团的组织。在这许多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团应负责帮助党发生党的组织，在党没有组织之前且须执行党的各种决议。同时在有党而无团组织的地方，党应帮助团发生团的组织。”(参见《中共中央文件汇集》第二册P225)这里的“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团应负责帮助党发生党的组织”，是针对经过年龄分化党团分开后仍然没有建立党组织的地方而言，要求这些地方团组织从团员中推荐年龄偏大的优秀分子组成党组织，并非指团员个人可以直接介绍新同志入党。对于既无团组织又无党组织的新地方，则“宜于先发生团的组织”，也就是说先介绍新同志入团，建立团组织。再来看1928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团中央《联字通告第一号》：“有党无团的地方，该地党部须指定23岁以下党员负责做团的工作，并报告上级团部在团未成立组织前应负责青年运动现任。有团无党的地方，团应介绍一部分最好的同志入党，设法成立党的组织，报告上级党部在党组织未建立时，团应负责执行党上级的决议、通告，担负该地政治上的全责。”两个文件参照阅读，文件精神最明白不过了，即团帮助建党须有二个要素，一是那里有团无党，二是从团组织中介绍一部分最好的同志入党。这与撇开二个要素孤立提团员个人可以直接发展新同志入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