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外学界对五百罗汉研究不少，但天台山作为中国五百罗汉根本道场的研究不多，尤其缺乏对中国五百罗汉“像名合一”现象的研究。本文通过对天台山是中国五百罗汉的根本道场、天台山是中日佛茶“罗汉供茶”发祥地研究，通过“史实说话、论从史出”的方式，全面阐述从天台山是中国五百罗汉根本道场的千余年的传播历程。

【关键词】：天台山  石梁方广寺  五百罗汉  像名合一  罗汉供茶      

一、天台山为中国五百罗汉栖真地的形成与传播

罗汉是阿罗汉（梵语Arhat）之略称，小乘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即“阿罗汉果”，又称“声闻”，谓“以佛道声，令一切闻（《法华文句》卷四上）”；指破除一切烦恼，解脱生死轮回，进入涅槃。据《大毗婆沙论》卷九四释，罗汉有三义：杀贼、应供和不生。最初，佛陀从东西南北四方考虑，仅留四大阿罗汉（即佛陀四大弟子）住世弘法，后来佛经增至十六罗汉。今大雄宝殿两侧，多塑“十八罗汉”像。其实，在佛经能找到依据的只有“十六罗汉”。唐玄奘所译《法住经》谓：佛涅槃时，“以无上法付嘱十六大阿罗汉并眷属等，令其护持， 使不灭没……此十六大阿罗汉及其眷属，随其所应，分散往赴，现种种形，蔽隐圣仪，同常凡众，密受供具，令诸施主，得胜果报。如是十六大阿罗汉，护持正法，饶益有情。”唐代王维曾画四十八幅《十六阿罗汉图》，后增至十八罗汉，五代前蜀张玄曾画《十八阿罗汉图》，苏轼为之作《十八大罗汉颂》。其实，全国性的罗汉信仰兴起是在唐代，而天台山五百罗汉信仰早在东晋至初唐即已勃兴。当然天台山五百罗汉栖真灵异事迹亦经历了一个嬗变的过程。

（一）天台山石梁五百尊者应真事迹之形成

最早记载天台山石梁五百罗汉栖真异事的是东晋文学家孙绰的《游天台山赋》（《文选》卷十一），中有句云“王乔控鹤以冲天，飞锡应真以蹑虚”。王乔即周灵王太子晋，道书称治天台桐柏山，掌吴越水旱。后得道驾鹤飞仙；飞锡应真，即指五百罗汉飞锡天台、应真石梁之灵异事迹。飞锡指高僧执锡杖游方。《释氏要览》卷下云：“今僧游行，嘉称飞锡。此因高僧……掷锡飞空而往也。若西天得道僧，往来多是飞锡。”应真即指罗汉，故《文选·游天台山赋》“王乔控鹤以冲天，应真飞锡以蹑虚”句，李善注云：“应真，谓罗汉也。”李周翰注云：“应真，得真道之人；执锡杖而行於虚空，故云飞也。”因而《天台山全志》卷六载：“（天台石梁）旧有石桥寺，传系五百应真之境；又有方广寺隐其中。”可见早在东晋，五百罗汉飞锡天台，应真石梁，已有其说；但无具象化。本文所称“应真”，意谓罗汉“显应真身”之意；“应真地”，即为“显应真身之地”或“栖真地”。真正作为天台五百罗汉栖真石梁的领衔者，则是东晋西域高僧昙猷。南朝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一载：

赤城岩与天台瀑布、灵溪、四明，并相连属。而天台悬崖峻峙，峰岭切天。古老相传云：“上有佳精舍。得道者居之。虽有石桥跨涧，而横石断人；且莓苔青滑，自终古以来，无得至者。”猷行至桥所。闻空中声曰：“知君诚笃，今未得度。却后十年自当来也。”猷心怅然，夕留中宿，闻行道唱萨之声。旦复欲前，见一人须眉皓白。问猷所之，猷具答意。公曰：“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告耳。”猷乃退还，道经一石室，过中憩息。俄而云雾晦合，室中尽鸣。猷神色无扰。明旦，见人着单衣袷来曰：“此乃仆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搔动，大深愧怍。”猷曰：“若是君室，请以相还。”神曰：“仆家室已移，请留令住。”猷停少时，猷每恨不得度石桥。后洁斋累日，复欲更往。见横石洞开，度桥少许，睹精舍神僧，果如前所说。因共烧香中食，食毕，神僧谓猷曰：“却后十年，自当来此。今未得住。于是而返。”顾看横石，还合如初。

梁慧皎《高僧传》的昙猷传是继东晋孙绰《游天台山赋》“飞锡应真以蹑虚”后，使天台山石梁五百罗汉栖真事迹进入东晋滥觞期。到唐高宗时期，昙猷与天台山石梁五百罗汉栖真事迹进一步具象化。初唐高僧道《法苑珠林》卷十九载：

昔晋太元初，有炖煌沙门竺昙猷，乞食坐禅，强志勤业。游会稽剡县赤城山有群虎来前，猷为说法。一虎独眠，乃以如意杖打头。有十围蛇绕之，都无怖色。又山神舍宅，与之作寺。又往赤城山宴坐，此山与天台瀑布四明连属。父老云：“天台山有圣寺。”猷往寻之，石桥跨谷，青滑难度。衡（横）石断路，无由得达。旬宿桥首，闻彼行道，唱布萨声。便洁斋自励，忽见衡（横）石洞开。猷便前度，具睹精舍，神僧烧香。中食毕，谓曰：“却后十年自当来此。”

《法苑珠林》卷五十二《伽蓝篇第三十六》又载：

东晋初，天台山寺者，昔有沙门帛道猷，或云竺道猷，统涉山水，穷极竒异，承天台石梁，终古无度。乃慷慨曰：彼何人，斯独无贞操，故使圣寺密尔。对面千里，遂揭锡独往，而趣石梁。周瞰崖隒，久之方获其山石梁，非一圣寺，亦多将欲直度，不惜形命。且虹梁亘谷，下望万寻。上阔尺许，莓苔斜侧，东边似通，西碍大石，攀登路绝。猷乃别思冀授，夜宿梁东，便闻西寺磬声，经呗唱萨，勇意相续，通夕不安。又闻声曰：“却后十年，当来此住！”何须苦求，虽尔不息，晨夕惋恨，结草为庵。弥年禅观，后试造梁。乃见横石洞开，梁道平正，因即得度。遂见栋宇宏壮，图塔瑰奇，神僧叙接，宛同素识。中食既讫，将陈住意。僧曰：“却后十年，自当至此！何劳早住。”相送度梁，横石已塞。至晋太元年终于山所。形似绿色，端坐如生。王羲之闻之造焉，望崖仰挹，今有往者，云迷其道。

昙猷（？一396），又名竺昙猷，或名法猷。敦煌人。少居苦行，习禅定，神迹妙悟。约于东晋初年游江左，兴宁中（364）来天台赤城山。先卓锡紫云洞，创中岩寺。昙猷在此修持，为虎说法，感韦羌山神护法，后闻石梁有神僧居住，遂往石梁寻访，见横石断梁，无由得度。遂结草为庵，洁斋自励，修持不息，后石梁洞开，遇梵僧罗汉，与之共餐，见五百罗汉栖真之事。由上可知，与《高僧传》相比，初唐道世的《法苑珠林》的天台石梁五百罗汉事迹已经进一步细化，这为天台山石梁成为中国五百罗汉的应真之地，奠定了基础。

天台山石梁五百罗汉栖真之灵异事迹至中唐才得以确立。真正将天台山石梁确立为中国五百罗汉栖真根本道场的是晚唐百丈怀海禅师。百丈怀海（749—814）禅师在《百丈清规》中不仅确立了天台山石梁是中国五百罗汉栖真之地，还制定一套供养罗汉的仪轨，使之在中国佛教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唐陈翊《唐洪州百丈山故怀海禅师塔铭》）。这一清规在佛教界推行后，天下丛林纷纷仿效，很快风行于全国。《百丈清规》卷五详细记载了《供罗汉》之仪轨，《供罗汉》又称《罗汉供》，又作《罗汉会》。即供养十六罗汉、五百罗汉之法会。因“供罗汉仪轨”教外知者甚少，特举要如下：

一是预日挂牌：牌称：明日早粥后。斋供罗汉。香灯师五人。上供十人。

二是库房预备：烛台二百五十对，香炉二百五十个，小碗一千五百个，竹箸五百双，茶盅五百只，饭菜水果齐备。

三是正日预备：正日清晨，厨房人齐相帮。烧菜一大锅，可盛小碗五百。煮饭一大锅，可盛小碗五百。天明时，香灯五人；先往库房，取水果、取碗、取短烛五百枝（即四两头）；烛台二百五十对；香炉二百五十个。

四是奉置供品：每人管一百位罗汉，每位前一茶、一双箸、一果、一菜、一枝烛，香炉两位合一个；茶、箸、果，俱供周已。方点香烛，次茶，次饭。又堂之正中面前，置大方桌，两张横拼；可供十六大罗汉等牌位。设香花灯涂果，并用十菜；每一牌位，一茶、一双箸、一饭。又面前离三尺许，用长桌三张并摆。上供疏牌十三位，见下上供中，亦置香烛。及供罗汉科仪十部；每部用经盖覆之。手炉十把，俱齐备已。

五是拈香具拜：时至，知客先请上供师，搭衣持具。进罗汉堂。次请斋主拈香，到已，十师展具三拜；斋主先至中间普供位前拈香。

六是众唱香赞：香才爇，云腾宝鼎中。旃檀沉乳真堪供，香云缭绕莲花动，十方诸佛下天宫。天台山罗汉，来受人间供。奈麻香云盖菩萨摩诃萨（三称，维那举云）。一切恭敬（众齐执香炉，作梵唱云）。一心顶礼，十方法界常住三宝（拜已，维那按磬白云）。伏以人分七方便，自加行至于停心，位列四沙门，由无学讫于见道。是皆知苦断集，带果行因，为析法之权根；会人空之真理，至若证已办地；入大乘门，其所学般若同；是故与菩萨共，内秘大心之行，外闻佛道之声，既皆为贤圣之僧；故应受人天之供。惟愿妙堪佛嘱，熟此方震旦之缘。允副凡情，受兹日檀那之供；密回慧照，俯运悲怀；冀普度于迷流，俾咸登于乐土（大众和云）。故我一心，虔诚奉请（白已，众僧施主一拜）。一心奉请，尽虚空，遍法界，十方常住诸佛法僧；一心奉请，娑婆教主；本师释迦牟尼文佛。一心奉请，尽虚空，遍法界，十方常住诸声闻僧，并诸眷属（以下尼位，俱上加一心奉请，未结并诸眷属句；同此）；常随佛后，千二百五十五大阿罗汉，鹿苑先度五比丘，最后须跋陀罗诸阿罗汉。　

世尊高弟，大迦叶，阿难陀等十大弟子，灵山闻法；大比丘众万二千大阿罗汉，灵山得记学地无学地，诸大声闻众；五时闻法学地无学地。诸大声闻众；世尊灭后，结集三藏，阿难陀等诸阿罗汉，世尊灭后，正像法中；历祖所度诸阿罗汉，住世十六大阿罗汉，万六千九百弟子众。某州某县（即本处地名），某寺（即本寺名）住世，五百大阿罗汉，惟愿不违本誓，哀悯有情，是日今时。

七是降临法会：（请毕一拜，三请时，维那想一切罗汉，皆以天眼照见；大耳遥闻，他心悉知，严肃威议，从空而至。○他本未加慧俱。通教二位。即前十位之别出。似不必加。必请毕唱赞偈）：初度五人僧宝始，世尊高弟饮光伦；灵山一会实多徒，万二千人无学侣；须跋陀罗居最后，五时闻法数难知；涅盘已过众声闻，三藏遗言俱结集；十六真人亲受嘱，　未来为世福田师；十方常住圣贤僧，于此一时俱奉供（赞毕，煞下鼓钹一阵，维那举缓腔，悦众鸣小鱼，众齐声缓缓念）。奈麻本师释迦牟尼佛（众师、施主，俱向上一问讯，徐徐缓行，将合堂罗汉前，右绕经行一匝；施主每炉中上香一炷，一问讯；香灯师持香，随施主后，待上香毕，俱归位立定；收佛号，煞下鼓钹一阵；施主再拈香、设拜、长跪、合掌，悦众鸣引磬，一字一击。齐声上供云）。

（中供称佛陀至万二千大阿罗汉辞略）住世五百大阿罗汉（三遍，次举《变食咒》二十一遍；《甘露咒》、《普供养咒》各七遍；即举）。奈麻十方常住三宝（三称，维那宣《疏》云），伏以栴檀林里，元无异嗅之香；狮子窟中，尽是惊群之吼；敢通诚款，仰吁慈悲。今据大清国云云居住，奉佛营斋，供呈罗汉。

八是施主祈愿：祈恩锡庆弟子（某甲），端肃投诚；至心上叩，中天至圣，牟尼世尊；常随圣众，诸大罗汉，金莲座下，恭通情旨（年庚及所求事）切念。智超无漏，道契真空。神通来往，示瞬息于天上人间；秘现幽深，忘优劣于声闻大乘；欣逢胜事，瞻圣相以登堂；敬洁香馐，迎宝旛而赴供；希垂慧眼，允纳虔衷。

由是涓今年某月某日，恭诣某寺，敬输净资，仗凭僧众，严净斋厨，诚修禅悦；上供佛法僧常住三宝，本寺堂中半千应供罗汉，应化大士。证圣尊者，总此香斋，普同供养。伏愿法门挺异，祖焰添辉，檀那衍庆，海众安和。冀副凡情，总凭慈力。

右疏恭请三宝证明，供奉罗汉文疏某年某月某日（某甲）谨疏（宣毕，结《回向赞》云；若施主别有祈求心愿，于疏中加入）。福田应供，行德汪洋；内秘外现永流芳，代佛广宣扬；受敕难忘，住世作舟航；奈麻诸大阿罗汉尊者。

九是收供唱赞：（三称已，三拜，各回本处；知客领斋主到客堂用茶；香灯五人，即速收供菜，回厨房；以应午斋大众用。水果归库房，候设斋时，散供大众。其余仍照《饭僧仪轨》所说。小食后，上供十人；往罗汉堂中礼罗汉，每时一百；第一时，先总礼共十二位；见前上供巾。次礼十六住世罗汉）。一心顶礼宾度罗；跋啰惰阇尊者（以下每位，上加一心顶礼，下添尊者；同此）。

（拜竟，少顷回向；香灯师预焚香在手，知客领施主，中间拈香设拜；众师唱《香赞》毕，维那举云）；天上天下无如佛（四句偈已，仍如奉请时；出位右绕，仍念释迦佛名；施主各各上香，问讯已，归位。收佛号、宣疏、化疏，举福田应供云云。罗汉赞见前，维那举云）修斋功德殊胜行（回向偈已，三皈依毕，各回本处）。

由上可了解《百丈清规》中 “供养罗汉仪轨”的主题是以“天台山罗汉，来受人间供”作为主基调的。其《供罗汉》最后还引述了无相真禅师的《供罗汉颂》，其颂云：“应供真人着眼高，海山来往不辞劳；也知为瑞为祥处，惹得天花上毳袍；石梁方广路非遥，檐卜堂中信手招；尊者半千谁是主，海天云静月轮高。”这标志着天台山石梁成为中国五百罗汉栖真根本道场的地位已经正式确立。此后，天台石梁为中国五百罗汉栖真的根本道场，进入了广为传播期。

（二）天台山石梁五百罗汉栖真事迹之中唐传播

最先传播天台山石梁五百罗汉栖真地的是中唐高道徐灵府作于唐宝历初年（825）的《天台山记》。徐灵府隐居天台桐柏宫北五里的方瀛山数十年。其《天台山记》云：

自歇亭西行，沿涧一十五里，至石桥。（桥）头有小亭子，石桥色皆青，长七丈。南头阔七尺，北头阔二尺；龙形龟背，架万仞之壑。上有两涧，合流从桥下过，泄为瀑布，西流出剡县界。从下仰视，若晴虹之饮涧。桥势崟峭，水声崩落。时有过者，目眩心悸。今游人所见者正是北桥也，是罗汉所居之所也。

徐灵府，钱塘（今杭州余杭）天目山人。道士，通儒学，无意于名利。居天台山云盖峰虎头岩石室中十余年，日以修炼自乐。武宗会昌初，诏浙东观察使召之，乃献诗自陈，终不赴。后绝粒而卒，年82岁（详《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十）。著有《通玄真经注》12卷，收入《正统道藏》；《天台山记》一卷，据徐灵府自称“灵府以元和十年（814），自衡岳移居台岭，定室方瀛，至宝历初岁（825），已逾再闰”；《天台山记》应作于唐宝历初年（825）。今辑入《古逸丛书》。歇亭为唐浙东观察使孟简所建，因又称“孟简歇亭”，即今天台北山龙王堂，为石梁镇所在地。徐灵府称天台石桥 是罗汉所居之所也”；说明天台石梁已经成为中国五百罗汉的道场。

其次是中唐著名诗人白居易，作于大和七年（833），白居易应剡县（今嵊州）沃洲禅院释寂然之请，所撰的《沃洲山禅院记》云：“（剡县）东南有石桥溪，溪出天台石桥，因名焉……晋宋以来，因山洞开，厥初有罗汉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潜、支道林居焉。次又有乾兴渊、支道开、威藴、宗实、光识、斐藏、济度、逞印，凡十八僧居焉（宋高似孙《剡录》卷五）。”

沃洲今属新昌县，与天台石桥相邻。天台石桥溪流出今新昌县界，仅数里之遥，即为剡溪源头。看来，白居易用的典故均是石梁五百罗汉栖真之典故，这应是天台石梁石梁五百罗汉栖真灵异事迹的最早传播。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中“晋宋以来，因山洞开，厥初有罗汉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的“白道猷”，即天台昙猷。晚唐高道徐灵府《天台山记》载： “自天台观东行一十五里，有赤城山……即天台南门也，古今即是于国家醮祭之所……其中山趾有寺曰中严寺，即是西国高僧白道猷所立也。”可见白道猷与昙猷同为一人。

再次是中唐天台禅僧普岸的传播。《宋高僧传》卷二十七《唐天台山福田寺普岸传》载：

普岸（770—843）唐代天台禅僧。洪州（江西南昌）蔡氏。习禅壁坐，得法于百丈怀海。太和（827—840）谓众曰：“吾山水之游未厌，诸人勿相留滞。天台赤城，道猷曾止息焉；华顶石梁，智者昔降魔矣；将游之也。”

自襄阳逦迤而来。从沃洲、天姥，入天台之西门。得平川谷中峰名大舍，号平田是也。观其山四舍郁翠，东西山石门，而有三井龙潭。东入石桥圣寺，乃是绿身道猷尊者结茅居此。未几见虓虎乳子，瞪目而视岸，岸以杖按其头曰：“贫道闻此山，是神仙窟宅罗汉隐居。今欲寄此安禅，檀越勿相惊挠。”经宿，领子而去。以大和七年（833）癸丑十月二十七日营构丈室。携一童侍给薪水耳。八年（834）春，禅侣辐凑众力，义成此院；号平田焉。开成中宛是大道场。会昌三年（843）七月告众入灭。春秋七十四。

普岸是百丈怀海的弟子，又天台山万年寺的开创者，《普岸传》记载“此山是神仙窟宅罗汉隐居”；说明天台山五百罗汉栖真事迹正式确立。《普岸传》还载：

（天台山万年）寺置五百罗汉殿，永嘉全亿长史，画半千形像。每一迎请，必于石桥宿夜焚香。具幢盖螺钹，引导入于殿。香风送至幡幢之前，靡而入门即止。其石梁圣寺在石桥之里。梵呗方作，香霭始飘。先有金色鸟飞翔，后林树、石畔见梵僧。或行或坐，或招手之状，或卧空之形，眴息之间，千变万化。汉南国王钱氏，频年施供养，祥瑞极繁。今上太平兴国三年（978），于滋福殿宣问两浙都僧正赞宁，石桥长广量度，一皆实奏；帝叹嗟久之。至八年，因福田寺道者自询，誓断腕然炼，乞重造此寺，；乃宣内殿头高品卫绍钦张承贵，革故规制；若化出天宫焉。

《普岸传》说天台万年寺置五百罗汉殿，唐永嘉长史（唐州郡刺史下设长史，系闲职，亦称为别驾）全亿所画《五百罗汉图》，这是中国最早的《五百罗汉图》。比北宋著名画家李公麟（1049—1106）的《五百罗汉图》，要早二百多年。中唐时天台山已建有五百罗汉殿，这亦是中国最早的五百罗汉建筑之一。

（三）天台山石梁五百罗汉栖真事迹之五代两宋传播

在中唐时，天台山石梁作为中国五百罗汉栖真的根本道场虽已确立，但天台山石梁方广寺作为中国五百罗汉的应真根本道场之传播高潮，却在五代与宋代。南宋台州临海学者林师蒧、林表民所编《天台前集别编》辑有《武肃王有旨石桥设斋会进一诗》，共六首。诗云：

一

南有天台事可尊，孕灵含秀独超群；重重曲涧侵危石，步步层岩踏碎云；金雀每从云里现，异香多向夜深闻；当知此界非凡界，一道幽奇各自分。

二

仙源佛窟有天台，今古嘉名遍九垓；石磴嵌空神匠出，瀑泉雄壮雨声来；景强偏感高僧住，地胜能令远思开；一等翘诚依此处，自然灵贶作梯媒。

三

智泉福海莫能逾，亲自王恩运睿谟；感现尽冥心境界，资持全固道根株；石梁低翥红鹦鹉，烟岭高翔碧鹧鸪；胜妙重重惟祷祝，永资军庶息灾虞。

四

凌晨迎请倍精诚，亲散鲜花异处清；罗汉攀枝呈梵相，岩僧倚树现真形；神幡双出红霞动，宝塔全开白气生；都为王心标意切，满空盈月瑞分明。

五

幡花宝盖满清川，祈祷迎来圣半千；莫道圣缘无影响，须知嘉会有因缘；空中长似闻天乐，岩畔尝疑有地仙；何必更寻兜率去，重重灵应事昭然。

六

登云步岭涉烟程，好景随心次第生；圣者已符祥瑞事，地灵全副祷祈情；洞深重迭拖云湿，滩浅潺湲漱水清；愿满事圆归去路，便风相送片帆轻！

五代吴越国诸王大多奉佛，武肃王钱镠（852—932）非常相信神明灵助，他亦相信佛教仪式和僧人之神通力量，如钱镠会特别延请僧人建金光明道场，其因应是藉由《金光明经》所述四大天王之威力，以达其护国之愿望。从天祐三年（906）始，钱镠每年都请天台僧人幼璋于天台山建金光明道场。据《景德传灯录》卷二十《杭州瑞龙院幼璋禅师》载：

杭州瑞龙院幼璋禅师，唐相国夏侯孜之犹子也……咸通十三年（872）至江陵，会腾腾和尚嘱之曰：“汝往天台，寻静而栖，遇安即止。”又值憨憨和尚抚而记曰：“汝却后四十年，有巾子下菩萨王于江南。当此时吾道昌矣。”二逸士各有密言授之，寻抵天台山，于静安乡创福唐院。乃契腾腾之言，又众请住隐龙院。中和四年（884）浙东饥疫。师于温台明三郡，收瘗遗骸数千。时谓“悲增大士”。乾宁（984—898）中雪峰和尚经游，遗师棕榈拂子而去。天祐三年（906）钱尚父遣使童建赍衣服香药，入山致请。师领徒至府庭，署志德大师，就功臣堂安置，日亲问法。师请每年于天台山建金光明道场，诸郡黑白大会逾月而散(光明大会，始于师也)。师将辞归山，王加恋慕，于府城建瑞龙院(文穆王改为宝山院)，延请开法。时禅门兴盛，斯则憨憨悬记应矣……天成二年（928）丁亥夏四月师乞坟塔，尚父命陆仁璋于西关选胜地，建塔创院，赐名额，令僧守护。仍改天台隐龙为隐迹。修塔毕，师入府庭辞尚父，嘱以护法恤民之事。克期顺寂。尚父悲悼，遣僧正集在城宿德，迎引入塔。寿八十有七，腊七十。

林师蒧、林表民所编《天台前集别编》所录此诗诗题为《武肃王有旨石桥设斋会进一诗》，武肃王即钱镠，钱镠命僧人在天台山石桥设斋法会。作者以为佛教禅宗法眼宗高僧德韶弟子延寿（904—975）。但延寿从龙册寺翠岩禅师出家，时年三十，此时钱镠（852—932）业已谢世。《天台前集别编》所辑延寿《武肃王有旨石桥设斋会进一诗》，显然并非延寿所作。而《全唐诗》（卷851）可能亦考虑到此六诗非延寿所作，乃改作者为“吳越僧”。钱镠自天祐三年（906）起，每年都请僧人幼璋（842—928）于天台山建金光明道场，《金光明经》与《妙法莲华经》、《护国仁王经》自古称为“护国三经”。天台智者大师依据《金光明经·功德天品》，制定了《金光明三昧忏法》。后代据此简略成《斋天科仪》，为寺庙中祭天的仪轨。金光明道场主要有两大功德：一是护国佑民；二是超度亡灵。此诗六首，一谓天台山水神秀；二谓天台系佛窟仙源；三谓奉钱镠旨意设斋，乞求护国佑民；四谓精诚迎请罗汉，罗汉现相应供；五谓五百罗汉应供之事；六谓王命设斋祈福，功德圆满。上述天台石梁设斋祈福与天台智者大师《金光明三昧忏法》程序同出一辙，钱镠与天台高僧幼璋关系非常密切，据此，笔者以为《武肃王有旨石桥设斋会进一诗》作者并非延寿，而应是幼璋。

至于钱镠因何选天台石梁作为设斋法会，主要是因天台山为佛道双修、山水神秀之地，不仅天台宗发祥于此，更是晋唐以来的五百罗汉栖真之地。故命僧人在天台石梁设斋法会，既可护国佑民，又可超度亡灵。这标志着天台石梁作为中国五百罗汉栖真地，首次得到吴越国最高统治者的确认。

钱镠故世后，后继诸王亦相继奉佛；尤以忠懿王钱俶（929－988）为甚。钱俶是五代十国时期最后一位吴越王。后晋开运（944－947）中，为台州刺史。后汉天福十二年（947），钱倧继位后把他从台州招回，任同参相府事，不久有“胡进思之变”。钱俶即位以后，不仅拜天台高僧德韶为国师，大力弘扬佛教；而且为了改变自“会昌法难”以来天台宗典籍散佚殆尽的局面，曾遣使携珍宝东渡新罗（今朝鲜半岛）、日本求取天台教典，为北宋天台宗中兴奠定了典籍的基础。并造五百铜罗汉安奉于天台山石梁方广寺（《天台山全志》卷六）。这是作为吴越国统治者官方首次出资建造的五百铜罗汉。显德元年（954）道潜禅师得吴越王钱俶的允许，迁雷峰塔下的十六大士像于净慈寺，创建五百罗汉堂。

或因吴越王钱俶与北宋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北宋皇帝亦喜天台五百罗汉栖真之异事。宋太宗雍熙元（984）造罗汉像五百十六身（十六罗汉与五百罗汉），奉安于天台山寿昌寺（即天台万年寺）。南宋《佛祖统纪》卷四十三《法运通塞志》载：“雍熙元年（984）五百十六身。奉安天台寿昌寺。”宋仁宗亦施供天台五百应真，明《佛法金汤》卷十一载：“景祐四年（1037）诏曰：‘朕荷祖宗之休丕承洪业，未尝不虚怀逸士，仄席幽人。雅闻天台之石桥，近接四明之雪窦，智觉之遗风具在，应真之灵迹俨存。慨想名山，载形梦寐。今遣内侍张履信赍沉香山一座，龙茶二百斤，银五百两，御服一袭，表朕崇重之意。”宋仁宗此敕书分载《佛祖统纪》、《佛法金汤》、《天台山方外志》、《天台山全志》中。中国历来的国情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因吴越王与北宋帝王的推崇，天台五百罗汉栖真之灵异事迹遂得以广泛传播。

天台五百罗汉栖真之灵异事迹在全国传播的传播渠道主要有两个：一是佛教高僧通过编纂史传、或注释祖师传、或以语录、诗偈来弘法；二是崇佛的文人雅士通过通过为寺院题记撰文或颂扬佛教的诗歌赞颂来护法。

1、高僧弘法。

高僧弘法以北宋佛教史学家赞宁的《宋高僧传》、天台宗高僧法照的《智者大师传注》、云门宗中兴之祖雪窦重显之《祖英集》；南宋天台宗史学家志磐的《佛祖统纪》、曹洞宗第十祖如净《天童如净禅师语录卷下•赞佛祖•济颠赞》为代表。

赞宁在《宋高僧传·普岸传》记载普岸于天台万年寺建置五百罗汉殿，永嘉长史全亿画半千罗汉像，以及天台石梁五百罗汉栖真等事，此不赘述。法照在《智者大师传注》卷上注智者大师初入天台“数度石梁，屡降南门；荏苒淹流，未议卜居”时注云：“石梁，即罗汉所居石桥也”；又在智者大师在石梁“宿于石桥，见有三人皂帻绛衣”时注云“此是石桥护法神也”；又在智者大师在石梁遇见“一老僧引之而进曰：‘禅师若欲造寺，山下有皇太子寺基，舍以仰给”时注云“老僧多是宾头卢、庆友之俦；引进者，往往延入石梁方广寺中也”； “宾头卢、庆友”均是五百罗汉中的一位。又云昙猷“竺昙猷，亦云法猷。因师白法祖，故是号焉。炖煌人也，《（高僧）传》文事迹甚广，《天台罗汉记》具录流行；今不委书”。由此可知，法照《智者大师传注》以注的形式，处处不忘弘扬天台石梁五百罗汉栖真的灵异事迹。

重显《祖英集》亦积极弘阐天台山石梁五百罗汉栖真之事迹，其《祖英集》卷上《送僧之石梁》偈云：“万卉流芳，不知春力，岩畔涧下，蹙红皱碧，乘兴复谁同孤踪？远雠敌，君不见，五百尊者道雄机，灵峰晦育深无极。寒山老，寒山老，随沈迹迢迢。此去须寻觅，花落花开独望时，记取白云抱幽石。”《祖英集》卷下《送崇已阇黎归天台》诗云：“石桥云瀑冷相侵，藓径萝龛入更深；却羡支筇远归去，半千尊者是知音！”重显在《送僧之石梁》中的“五百尊者道雄机”以及《送崇已阇黎归天台》的“半千尊者是知音”；均是不忘弘阐天台山石梁五百罗汉栖真的灵异事迹。

志磐在《佛祖统纪》中不仅防《史记》体将天台宗祖师列为纪、门下高第列为世家，还专门设立《法运通塞志》，将历朝历代护法与毁法事件列于其中，使人相信佛教“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志磐还不忘为天台石梁五百罗汉栖真之事弘法，在《佛祖统纪》卷四十四《法运通塞志》中，不仅记载了吴越王与宋太宗造五百罗汉像分奉天台山石梁方广寺与寿昌寺（万年寺）护法盛事（《法运通塞志》载：“雍熙元年（984），五百十六身，奉安天台寿昌寺。”），还记录了十六罗汉之一的诺矩罗（又译诺俱那）应真雁荡山之事：“雁荡山，自古《图谍》未尝言，山顶有大池，相传为雁荡……按：《西竺书》诺矩罗尊者，居震旦东南大海际……唐贯休有赞云：‘雁荡经行云漠漠，龙湫宴坐雨蒙蒙。’祥符中伐木者，始见之，自是著名(山在温州乐清，诺矩罗十六住世罗汉之一；梵语震旦，此云东方君子之国)。”

日本曹洞宗创始人道元之中国祖师、中国佛教曹洞宗第十祖如净在《天童如净禅师语录卷下•赞佛祖•济颠赞》中称：“天台山里五百牛，跳出颠狂者一头；赛尽烟花瞒尽眼，尾巴狼藉转风流(《卍续藏经》第七十二卷)。”如净（今宁波人）是中国佛教曹洞宗第十祖，曾住持台州（黄岩）瑞岩寺和台州天宁寺（今龙兴寺）多年，后移往临安(今杭州)净慈、定海瑞岩等寺。宝庆元年(1225)又移往宁波天童寺。日本曹洞宗创始人道元从之受法，随侍三年，归日本创立日本曹洞宗。

    如净《济颠赞》“天台山里五百牛”，即是指天台山“五百罗汉”；“跳出颠狂者一头”，即是指济公；在如净眼中已将“济颠”视为五百罗汉“应真之流”。“牛”在佛教中象征大力,生死自在,本具佛心之意。《法华经•火宅喻》中有以羊、鹿、牛车三车喻“三乘（声闻、缘觉、菩萨）”，而以大白牛车喻“佛乘”。《法华经•譬喻品》：“诸三乘人不能测佛智者，患在度量也”；关键是俗人“坐却白牛车(指佛乘)，更于门外觅三车(指三乘)”。殊不知“三车是假”，是“方便法门(指相对真理)”；惟有“一乘为实(指终极真理)”，因此要“去假归实”。牛还表示本具圆成之佛心。甚至将“佛德”比喻为“牛王”,如净在杭州净慈寺《起净慈方丈偈》中称“方方一丈牯牛栏，佛祖驱来要透关；聊借眉毛相架构，遮天盖地黑漫漫”。在宁波天童寺上堂，亦称“天童铁臭老拳头，打杀江湖水牯牛；夜深忽然生个卵，天明推出大日头(均见《天童如净禅师语录》)”。因此“天台五百牛”，即喻天台五百罗汉。“跳出颠狂者一头”，即是指济公为“罗汉转世”。“赛尽烟花瞒尽眼，尾巴狼藉转风流”；指济公非僧非，俗状类癫狂，实为“罗汉转世”，“真人不露相”。这与济公“六十年来狼籍，东壁打倒西壁；如今收入归去，依旧水连天碧”临终《回向偈》，正好相互印证。如净通过《济颠赞》既赞美了济公的罗汉形象，又追弘了天台石梁五百罗汉栖真之事；可谓是一举两得。

2、文人护法。

五代两宋文人护法，北宋苏轼《十八阿罗汉颂》、南宋葛胜仲《十八罗汉赞并序》、曹勛《净慈創塑五百羅漢記》、苏谔《浄土禪寺新塑羅漢記》、李吕《寄赠天台石桥京行人》与《天台石桥设茶供》诗、韩元吉《建安白雲山崇梵禪寺羅漢堂記》、洪适《天台山石桥诗集序》与《跋十六尊者图》为代表。

据苏轼《东坡全集》卷九十八《十八大阿罗汉颂》载：苏轼外祖父程文应（曾官宋大理寺丞），二十多岁出游京师，归途四川遭逢寇乱，钱尽粮绝，困于旅舍。忽有十六位僧人来见，说我们都是乡人。并各馈钱二百，程文应得以返回家乡眉山县。程文应为眉山县巨富之家，为报答十六位僧人老乡，但不知这十六位僧人的来历。只能说“此为阿罗汉也！”自此每季设大供一次，一年四次供奉十六阿罗汉。遂沿自成俗。程文应享年九十，设供二百余次（一年四次），设供年限长达五六十年。故其《十八大阿罗汉颂序》云：

轼外祖父程公，少时游京师，还遇蜀乱，绝粮不能归。困卧旅舍，有僧十六人往见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钱二百贷之，公以是得归。竟不知僧所在，公曰：“此阿罗汉也。”歳设大供四，公年九十，凡设二百余供。今轼虽不亲睹至人，而困厄九死之余鸟，言卉服之间，获此奇胜，岂非希阔之遇也哉！乃各即其体像，而穷其思致，以为之《颂》。

程文应家设罗汉大供，其中必有茶供。受外祖父程文应影响，苏轼家庭亦有“罗汉供茶”的习俗。《十八大阿罗汉颂·跋尾》载：

佛灭度后，阎浮提众生，刚狠自用，莫肯信入，故诸贤圣，皆隐不现。（佛教）独以像设遗言，提引未悟。而峨眉、五台、庐山、天台，犹出光景变异，使人了然见之。轼家藏十六罗汉像，每设茶供，则化为白乳。或凝为雪花、桃李、芍药，仅可指云。或云：罗汉慈悲，深重急于接物，故多现神变。倘其然乎（载同上）！

苏轼外祖父一年四供罗汉，苏轼母亲亦受父亲影响，故苏轼家继承了供养罗汉的习俗。这均源于天台山佛茶的“罗汉供茶”。由此可见，天台山石梁五百罗汉栖真灵异事迹已广为传播至四川西南一带。

无独有偶，正因苏轼世家奉佛，其天台五百罗汉栖真之信奉习俗亦传至后世。乾道六年（1170），婺州（今金华）城西净土禅寺，新塑十八大阿罗汉，净土禅寺长老真惠之请，苏轼弟苏辙之重孙苏谔，撰《浄土禪寺新塑羅漢記》（元吴师道《敬乡录》卷七），记中亦不忘天台石梁五百罗汉栖真灵异事迹；其记略云：

乾道庚寅婺州城西净土禅寺新塑十八大阿罗汉像……濒海有山，其名曰天台；石桥梯空，方丈在焉。下临无地，仰观古木，彼所见相种种奇特，不可名状。于信向人，不作斯事，于阐提惑偏示显海，是诸尊者有大愿力，坚固如金刚，应化如锺律，法身圆对，规矩直立。彼空中灯是你心灯，彼瓯中花是汝心花。心无有二法，亦复如是。以心感心，心本来一；故云：何区别肉身土偶？惟心惟法，遍满虚空，墙壁瓦砾，皆具佛道。闻者再拜，惭愧失辞。答者一笑，退入于众。长老真惠大师请记岁月，眉山苏谔以所闻者，识之于石。眉山苏谔午日书。

苏谔之祖苏迟，为苏辙长子；建炎二年（1128），以右朝散大夫直秘阁知婺州，建炎三年（1129）冬，苏迟因避战乱携全家寓居临海。翌年正月，苏迟泛舟至临海涌泉，憇天柱精舍，访隐士吴文叟。有“感泉石之胜，叹城邑之人，沈酣势利，不知山中之乐也”的感慨，其《建炎已酉（1129）冬，自婺女携家至临海，岁首泛舟憇天柱精舍，谒吴君文叟山林，感泉石之胜，叹城邑之人，沈酣势利，不知山中之乐也》诗云：“列嶂峥嵘植翠屏，寒泉绿浄浸轩楹；衣巾清润玻璃上，窗牖疎明图画成；尘世正趋名利域，山居不识鼓鼙声；莫年忧患将何适，暂喜沧浪可濯缨（宋林表民《天台续集别编》卷二）。”后归终婺州，成为婺州（金华）苏氏之祖。

其子苏简亦随父从游临海涌泉，访隐士吴文叟，作有《访涌泉吴文叟隐居》诗：“水绕庭除屋近山，居人六月自清寒；平时不起轩裳念，此去真输岩穴安；书富五车成活计，樽开千日慰艰难；径谋百亩从君隐，凭藉林泉寄一箪（《民国临海县志稿》）。”而苏谔以苏迟恩，初任浙东帅属，知台州仙居县；后知柳州、邵州、韶州。除宁国通判，直秘阁，迁江西提刑。后奉祠、卒官，赠朝议大夫，累赠至政议大夫。有《拙斋集》。

苏谔在记中不仅对天台石梁五百罗汉栖真之事作了浓墨重彩的描述，而且还继承了天台宗九祖湛然（711—782）的“无情有性”学说。无情是指无情识的草木瓦砾，湛然认为：“应知万法是真如,由不变故；真如是万法,由随缘故（《金刚錍》）。”即一切众生皆有“真如佛性”，进而说一切事物，包括墙壁瓦石等无情的东西都是佛性的体现。苏谔所说“何区别肉身土偶？惟心惟法，遍满虚空，墙壁瓦砾，皆具佛道”；即是天台宗九祖湛然的“无情有性”说的具体发挥。

宋开国公葛胜仲（1072—1144)）素崇天台石梁五百罗汉栖真之灵异事迹。每逢父母忌日与己生日，均设茶供养罗汉。绍兴九年（1139），专程赴天台石梁供养五百罗汉。其《丹阳集》卷九《十八罗汉赞并序》中记载了天台山“罗汉供茶”的灵异事迹：

建炎戊申（1128），值兵乱，并与家藏书画，散失于毘陵东门第中；自是借本（十八罗汉画像）以供。绍兴丁已（1137）寓宝溪，有鬻罗汉像一堂者，笔法奇古，疑蜀孙知微笔。虽绢素已碎，而装幖尚新。意忻然，欲之以钱七万售焉；因续岁供不辍。

己未（1139）游天台山，辛未，次石桥前七日斋宿。以四明茶及海南香作供，且饭寺众，虔祈灵应。俄顷，于西南峰现白黑衣尊者，合三躯，经行林间。乍行乍驻，乍俯乍仰，道俗若从行兵隶，皆瞻睹惊异。既夕施俸钱，命僧讽经歌呗于昙花亭。俄相续现圣灯数十，辉烁袤丈，不类凡火，亦众共见。壬申，复设茶供五百盏，皆结异花退伏。念此山神秀，上应台宿，号‘不死之福庭，灵仙之窟宅’。孙绰《（游天台山）赋》云‘应真飞锡以蹑虚’；则四双八只所栖旧矣。然化身示现，亦旷数年而一遇。盖有名僧贤士，捐躯毁体，哀求而不获者，予以流落困厄之余，乃获亲睹光相。岂于五百贤圣，夙有缘契也欤？！六月己未，取家所藏像十八轴，各为之赞，且识石桥所睹，以警世云。

    葛胜仲供养天台五百罗汉是很虔诚颇隆重的，到天台石梁前，持斋七日；以四明茶与海南沉香作供，且设斋饭僧，虔祈灵应；忽见三位穿白黑衣尊者，或行或驻，或仰或俯，经行林间。僧俗及从行兵卒，无不惊异。又布施俸钱，命僧诵经并奏佛乐于昙花亭，忽又现圣灯数十盏，光焰逾丈，众所共见。又设茶五百盏供养五百罗汉，均现异花应供；五百罗汉应供本数年一遇，不少名僧贤士即使捐躯毁体，也未获一见；时葛胜仲正处艰困之际，能亲睹天台五百罗汉栖真灵异之事，这确与天台五百罗汉非常有缘。葛胜仲回家后，请出家所珍藏的十八罗汉像，各为之题赞，并记天台石梁所见五百罗汉栖真奇事，以警示世人。

南宋建炎初年（1127），杭州净慈寺五百罗汉堂遇回禄遭焚，绍兴二十九年（1159）正月十五上元节，曾官至太尉的曹勋（后寓居台州），应净慈寺僧之请，为之撰《净慈创塑五百罗汉记》（载《松隠集》卷三十）云：“建炎初寺遭回禄基址但存……乃劳心募化，罔惮寒暑，能者效勤，巧者献工；富者输财，辩者劝施；以至行商坐贾，田间著姓，破悭舍有；整平故基，创建五伯大士、释迦中尊，金碧相鲜，丹雘有度，行列拱对，环向序居。萧散契方广之名，庄严等石桥之胜……”曹勋虽然为杭州净慈寺撰记，但心系天台石梁五百罗汉栖真之事，故记中有“萧散契方广之名，庄严等石桥之胜”之语。

有“朱熹讲友”之誉的李吕（1122—1198），在其诗文集《澹轩集》卷一与卷二中分别载有《寄赠天台石桥京行人》、《天台石桥设茶供》二诗。其《寄赠天台石桥京行人》诗云：

无心曾看石桥云，有耳曾听石桥水；俗尘未尽难重留，饭麻才竟归心起；

自从一别五春风，梦绕桥庵西复东；雀噪亭前听茶鼓，蛇蟠砌外护瓜丛（指木瓜花）；更忆依人两乌鹊，朝朝飞下映真阁；树鹅土菌恣登盘，林麓素无虫兽恶；

江湖迢递皆畏途，谁知世上有华胥？五百开士去虽久，犹余一老能清癯；

几年胁背不着席，栋宇増新间金碧；风月忽寄盈尺书，约我重来共晨夕；

恨不速驾鸺鹠皮，屈伸臂项欵山扉；相逢定作解垢衣，水边石上同茹芝。

其《天台石桥设茶供》诗云：

闻说天台髻未髽，中年方遂此煎茶；不行四十九盘岭，那见二千余盏花；

架壑横空瘦龙脊，崩云裂石怒雷车；他时乞我三椽地，莫效昙猷滴两洼。

李吕为南宋隐士，字滨老，邵武军光泽人。端庄自重，记诵过人。年四十，即弃科举。好治《易》，尤留意《通鉴》。教人循循善诱，常聚族百人，昕夕击鼓，聚众致礼享堂，不以寒暑废。晚见朱熹于庐阜，遂为讲学之友；周必大为撰《墓志铭》。有《澹轩集》十五卷（四库存八卷）传世。李吕在二诗中提及“五百开士去虽久”，即指五百罗汉；“不行四十九盘岭，那见二千余盏花”，即是天台石梁“罗汉供茶”；“莫效昙猷滴两洼”，即指天台石梁五百罗汉栖真典故的开山祖昙猷；李吕还用了天台石梁“蛇蟠护瓜”的典故。《嘉定赤城志》卷二十一载：“石桥在（天台）县北五十里，即五百应真之境，相传为方广寺……昔僧昙猷欲度梁访方广，忽有石如屏梗之，旧号蒸饼峰……凡往来人，供茗乳花，效应或宝炬、金雀，灵踪梵响，接于见闻。石鏬有木瓜尤异，华时青蛇盘紏枝干，至实落供大士，乃去。人目为护圣瓜。”清《御定渊鉴类函》卷四百三引《方舆胜览》曰：“天台石梁，桥既峭危，下临绝涧，过者心悸。石罅有木瓜，华时，有蛇盘纠，至实落，供大士，乃去。号为‘护圣瓜’。”由此可见，李吕是非常熟悉天台石梁五百罗汉栖真典故的。从李吕二首诗看，李吕是专程游览天台石梁并设茶供，其《天台石桥设茶供》诗“中年方遂此煎茶”即是明证。

据吕祖谦岳父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十五《建安白云山崇梵禅寺罗汉堂记》载：福建八州之地，史称“八闽”。宋人习惯上分为“上四州”和“下四州”；“上四州”指西部的建州、南剑州、汀州、邵武四郡；即今建瓯、南平、长汀、邵武。“下四州”指东部沿海的福州、泉州、漳州、兴化郡，即今福建福州、泉州、漳州、莆田。

闽东信佛，而闽西乏崇佛者。南宋建炎初，福建盗贼四起。闽西四郡之民不堪其扰，而闽东四郡则相应无事。闽西之民皆以为是不奉佛之故。故位于“上四州”的建安（今建瓯）崇梵寺住持惠琳兴建五百罗汉堂，求韩元吉为记。韩元吉（（1118—1187））遂作《建安白云山崇梵禅寺罗汉堂记》：

闽之为郡八，一水之分，上下有四，下州之民，习王氏故俗奉佛。惟谨至上州虽佛之徒，未知有佛也。建炎初盗起，上州民四斗乱，四郡之境，荡为炎埃。而下州独帖然无事，因相与訾病，以为是不奉佛之应。

自兵火事息，上州之民，鲜不畏祸；而佛之徒，颇知用其说，以警惧动化其俗。凡所以奉佛者，相视出力，惟恐其后无几何；用事者敛佛寺之余，以佐县官，由是佛之徒，复睨其居如传舍，然蔑有兴事赴功之意。白云在建为望刹，异时以禅学著见，号为宗师者，阅数世久敝不举。绍兴二十六年（1156），僧惠琳主之。乃叹曰：“闽于天下僧籍最富，今哀死殆尽。吾将制五百大士之像，使是州之民，知虽无僧而有贤圣者存；岂不助吾教哉。”盖左文林郎叶荐、宋颖，实为之劝。二年（1158）而告备，又为尊者十八附其旁，佛之像峙其中，费金钱百万余辟堂而居焉。求予文为之记。

予笑曰：“宋颖盖儒者也。儒之道，不语怪以惑民，不取人以自利。今是像之设，不惑民而自利耶？”宋颖曰：“不然。凡吾州之民乐为之者，以其有迁善之心也。琳之志所以有为者，耻其徒之安于陋而不振也。天下之事能不安于陋而振，以有为俾民迁善而乐为之。是岂特佛之徒也。”予于是愧其言然。

予尝游天台至石桥，爱其山林之幽深，泉石之峻洁，以求望见所谓方广寺者，而神光钟磬之异，好事者往往能道之；则五百大士之神，其庇荫于世；有不可诬宋颖。今为台州，从事盍一造其地，以吾言招之于此方之民，宜有以慰其意者矣！

据宋《嘉定赤城志》和新编《天台县志》载：韩元吉之兄韩元龙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至二十八年（1158）任天台县令。韩元吉游寓台州应是绍兴二十七年（1157）春季，韩元吉倘徉天台山水之间，留下了《自国清寺至石桥》、《宿石桥闻水》、《昙花亭供茶戏作二首》、《登玉京洞遇雨》等十多首诗作。韩元吉《记》称“予尝游天台至石桥，爱其山林之幽深，泉石之峻洁”； 韩元吉赋有《昙花亭供茶戏作二首》诗。其一云：“问讯高真此住家，伊蒲未办且煎茶；故应一笑来迎我，五百瓶中总是花。”其二云：“一声锺磬有无中，楼阁山林本自空；不向云端呈伎俩，犹来盏里现神通（诗自注：是夕始闻钟声，而金灯不现）。”又《宿石桥闻水声》诗云：“野桥曲折渡千回，古寺悬知水面开；一夜寒声喧客枕，却疑风雨转山来（俱见《南涧甲乙稿》卷六）。”

韩元吉《记》称天台石桥有“神光钟磬之异，好事者往往能道之；则五百大士之神，其庇荫于世”；与《昙花亭供茶戏作二首》“故应一笑来迎我，五百瓶中总是花”的诗意是一脉相承。最后韩元吉称：今为台州弘扬天台石梁五百罗汉栖真灵异之事，大家齐心协力，以所作《建安白云山崇梵禅寺罗汉堂记》，来感化福建“上四州”之民，又何乐而不为呢！“今为台州，从事盍一造其地，以吾言招之于此方之民，宜有以慰其意者矣”；即此谓也。

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著名金石学家洪适（1117—1184）出任台州通判，期间留下数十篇歌咏天台胜景的诗篇。其中尤对天台石梁五百罗汉栖真事迹更是情有独钟，为提升天台石梁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洪适专门搜集自唐代大诗人李白以来歌咏天台石梁的诗篇，编成《天台山石桥诗集》三卷，刊刻行世。使后人“遂得石桥胜概，不亦便乎”！其《盘洲文集》卷三十四《天台山石桥诗集序》略云：

天台标登陆之胜，而石桥又八百里中佳处，世传荐茗有肖花之应异，爵振其羽，寳炬舒其光。或遥望楼观，夜出林杪，隠然犹飞锡来往，而闻锺磬声者。浮图氏目之曰方广寺，流俗洋诩以是为兹山之灵然……予通守是郡，命车一来，向所未信者，固弗之见，而环山十余里间，茂林缭结，无复鴹俦鸣匹，则固有神物司护之者……自李谪仙以下，得若干篇，披为三卷，且将锓刻腾布，使它壤名流辙迹所未暇者，曲肱几席，遂得石桥胜概，不亦便乎。

从洪适《天台山石桥诗集序》中，可以看出；洪适以前虽闻说天台石梁五百罗汉栖真灵异事迹，但洪适游天台石梁时，并未看见种种神异；故云“向所未信者，固弗之见”。其《题石桥》（林表民《天台续集别编》卷二）诗云：

悬磴跨幽崖，奔流漱深壑；宛然卧苍龙，天巧谢镌凿；万木森前山，笙竽真籁作；

长啸斥猩猱，高巢怖鸟鹊；莓苔助危梁，下瞰胆欲落；横前阻翠屏。峭壁旁如削；

于此判尘凡，咫尺遂绵邈；飞锡陵虚空，楼台夜林薄；宝辉觌华镫，金翰过神雀；

二年佐铜虎，渠能解羁络；来烹紫云腴，寒瓯散葩蕚；奇事订前闻，诗成谢层阁。

洪适虽说游天台石梁，未见种种灵异。但其《题石桥》诗“飞锡陵虚空，楼台夜林薄；宝辉觌华镫，金翰过神雀”；“ 来烹紫云腴，寒瓯散葩蕚；奇事订前闻，诗成谢层阁”；还是歌咏了天台五百罗汉栖真事迹。这在洪适《盘洲文集》卷六十二《跋十六尊者图》中得以充分体现：“天台石桥，世称尊者道场。归心佛氏者，熏洗斋宿，或见林端有殿阁之形，而聆钟鼓之响，千灯发光，拥锡来去，屑然有闻。予尝欵其山，慨无所见。手舒此画，为之肃然作礼。”由此可见，洪适对天台石梁五百罗汉栖真事迹确是情有独钟。五代两宋高僧弘法与文人护法，使天台山五百罗汉栖真事迹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鼎盛期，并对东亚佛教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天台山石梁五百罗汉栖真事迹之元明清传播

自五代两宋以来，天台山石梁五百罗汉栖真的灵异事迹已在国内广为传弘，而进入成熟期。元明清诸朝亦有本时期特色。一是天台山石梁五百罗汉栖真事迹的弘传，本以天台宗为主、转以禅宗为主的局面，护法文人的官阶与知名度亦相应差减。二是自南宋起，元明清的天台石梁五百罗汉栖真的事迹传弘进入“应真具体化”时期；这体现在“五百罗汉名号化”和“应真泛神化”两方面。

1、高僧弘法。

元明清高僧弘法主要以元僧古林清茂、中峰明本、了堂惟一、昙噩梦堂，明僧法聚月泉、云惠佛树为代表。

古林清茂（1262—1329），元代临济宗高僧。浙江乐清人，俗姓林，字古林。，十二岁从天台山国清寺孤岩启出家，后在雁荡能仁寺横川如珙之策励下，精进研习。并于十九岁时嗣其法。后归住国清寺。元大德二年（1298），驻锡于平江府（今苏州）天平山白云寺，居九年，迁开元寺。皇庆元年（1312）再住开元寺，因杨国公之奏请，受“扶宗普觉佛性禅师”封号。其日本弟子竺仙梵仙后至日本开创竺仙派，为日本禅宗二十四派之一。著有《古林清茂禅师语录》五卷（元浩等编）、《古林清茂禅师拾遗偈颂》二卷（日本椿庭海寿编）均编入《卍新纂续藏经》第71册。清茂在《古林清茂禅师拾遗偈颂》二卷中往往用诗偈来弘传天台五百罗汉栖真事迹。其《送僧游天台补陀雁荡》云：“见尽天台五百牛，讵那犹在大龙湫；更将大士神通力，楖栗横肩海上游。”《送琏维那游台雁》云：

道人游天台，亦复登雁荡；凌晨看瀑布，遇夜宿方广；空潭蛰蛟龙，细路蟠巨蟒；

昙猷但宴坐，讵罗亦来往；神通乃小见，佛法岂可罔；足下烟云生，太虚日月朗；

万象围绕时，青天须吃棒；此行真壮哉，百岁未为枉；他日再相逢，眉毛应策上。

清茂所说天台五百牛、昙猷、讵罗等名词，他在《送僧归雁荡》称“因思诺讵罗。神迹显灵异”；在《送川僧游天台》又称“石桥南畔老昙猷，相见定邀方广宿”；这些均是罗汉之别称。五百牛、昙猷上以述及，不再赘述。唯“讵罗”还得解释一下。“讵罗”即十六罗汉之五诺俱罗，又译诺俱那。沈括《梦溪笔谈》称“阿罗汉诺矩罗，居震旦东南大海际，雁荡山芙蓉峰”。

清代学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十二《书五百罗汉名记》云：“杭州净慈寺五百罗汉塑像，自宋有之；曹太尉勋记之矣。特其名，梵夹不具载。同里高念祖，以其大父工部郎道素所藏《宋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名号》镂板，附释《藏》之后。按佛书：‘诺俱那与其徒八百众居震旦国。五百居天台，三百居雁荡。’故梁克家《三山志》：‘怀安大中寺，有八百罗汉像。’太尉南渡，侨居赤城，宜止及天台石桥五百人也。”

朱彝尊认为：据佛书记载，诺俱罗率领八百弟子来到中国（即震旦），五百弟子居天台，三百居雁荡。因此南宋学者梁克家在现存最早的福州地方志《[淳熙]三山志》中指出，怀安大中寺中塑有八百罗汉。南宋太尉曹勋曾为杭州净慈寺撰《五百罗汉堂记》，只提天台五百罗汉，这是因为曹勋止寓居台州的缘故。朱彝尊还指出：曹勋撰《杭州净慈寺五百罗汉堂记》，并未提及五百罗汉之名号。而在南宋已有《宋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名号》，并编入佛教《大藏经》。至于五百罗汉名号，后还将述及。

明本(1263—1323)，元代临济宗僧。杭州钱塘（浙江杭县）人，俗姓孙。又称智觉禅师、普应国师。幼于天目山参谒高峰原妙。二十四岁从高峰出家，其后并嗣其法。自此居无定所，或泊船中，或止庵室，自称幻住道人，僧俗瞻礼之，世誉为江南古佛。元仁宗曾招请入内殿，师固辞不受，仅受金襕袈裟及‘佛慈圆照广慧禅师’之号，元英宗且归依之。后于至治三年（1323）八月示寂，世寿六十一。遗有《广录》三十卷，其墨迹亦著称于世（《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中峰明本是元代最著名的禅师之一，他在《天台石桥歌》中亦弘传了天台五百罗汉的应真事迹：“五百人兮山之中，驱白虎兮骑苍龙；袈裟兮褴缕，头髪兮蓬松；神怪万状兮，吾不得而穷；望归来兮庭之帏烧香，瀹茗兮钟鼔交搥；不见来兮劳思，坐蒸饼兮泪垂；汝将舍我兮而何之（《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御选元诗》卷十二）。”天台石桥五百人，即天台五百罗汉；其《天台石桥歌》被清代康熙帝御定入选《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之中，这亦说明康熙帝对明本《天台石桥歌》的重视。

了堂惟一，讳惟一，别号芥室，受法于竺源妙道，生平不详；有称其为元初高僧。然查《了堂惟一禅师语录》卷三《了堂和尚偈颂》中，有题为“至正己亥（1359），,谢事竹山，归圆明庵。因阅真净和尚语，有‘一身终有限。万事毕无时’之句；析其十字为首，成杂言十章；示诸左右”之诗偈；了堂师徒均为台州人。

其师竺源妙道（1257—1345）为台州宁海人，至元二年（1336）入居台州慈源寺，后住台州紫箨山，又奉仁宗之敕命，居黄岩之鸿福寺，帝并赐以“定慧圆明禅师”之号。最后归隐紫箨山，居十四年，自称东海暮翁。至正五年（1345）一月示寂，世寿八十九（《增续传灯录》卷五）。了堂惟一又与南京天界寺季潭宗泐等有诗偈交往，宗泐为元末明初之高僧；故了堂惟一为元末明初僧人无疑。了堂著有《了堂惟一禅师语录》四卷，门人宗义等人编纂。编入《卍续藏》第123册。

了堂嗣法呆庵普庄，俗姓袁，台州仙居人。年十二出家，次年受戒。历游名山大刹，遍参大德尊宿。至明州天宁寺参了堂禅师，言下有悟，得法为嗣。年仅十八，主杭州北禅寺，次年又就任江西云居山真如寺住持。虽年轻，能孚众望。住云居五年，忘缘知足，勤谨自修，道誉与日俱增。明洪武初，应高僧之选，赴金陵应诏讲经称旨。奉旨祀庐山，还都授僧司之职。继奉旨主径山，时备朝廷咨询。天下丛林莫不奉为宗师。年五十退位隐居庐山，逝葬凌霄峰南麓。

在《了堂和尚偈颂》中，了堂有不少弘传天台五百罗汉的诗偈，其《石桥五百罗汉》云：“五百声闻受记来，神通手面走风雷；石桥蹈断不蹈断，且向深云静打隈。”又《赠聪藏主游台雁》有“杖挑日月来天台，万八千丈登崔嵬；五百声闻无处觅。石桥飞瀑鸣如雷”；又《送方上人游天台》提及“半千尊者乐空寂，或隐或显人不识；有时盏里现茶花，有时松根坐苔石”之句。声闻，《大乘义章》卷十七：“从佛声闻而得道者，悉名声闻。”北宋叶清臣《题石桥》诗：“觉雄示入灭,尊者俱授记;现彼声闻身,护兹浊恶地；他方自感通，此地真灵秘；一路指桥西，谁明导师意（《天台续集别编》卷二）。”后常指罗汉，《敦煌变文集·维摩经押座文》：“五百声闻皆被诃，住相法空分取证。”了堂诗偈中五百声闻与半千尊者，均是指天台石梁五百罗汉。

昙噩梦堂（1285—1373）元末临济宗僧。浙江慈溪人，俗姓王。字梦堂，号酉庵。六岁丧父，奉母命习儒。及长志求出世间法，礼奉化广法院良公为师。二十三岁，礼谒长芦之雪庭传公，剃发受具足戒。后闻元叟行端自中天竺寺移住灵隐寺，前往参谒，大悟，嗣其法，司内记，任径山之书记。至元五年（1339）驻锡于四明咸圣寺，后移住慈溪开寿寺。帝赐号“佛真文懿”。至正十七年（1357），师为瑞光院之开山。八十二岁，编《六学僧传》三十卷。洪武二年（1369），以高僧敕住天台国清寺，奉号“佛真文懿大师”。洪武六年（1373）示寂于国清寺，世寿八十九，塔于天台清凉山（《释氏稽古略续集》）。因昙噩长期住持浙东寺院，故其《六学僧传》就自称“浙东沙门昙噩述”。昙噩作有《题石桥诗》：“昙花亭外万峰青，滑石危桥孰敢登；无影无形方广寺，如痴如兀半千僧；沿崖猛兽训金锡，献果玄猿挂老藤；夜静时闻钟磬响，倚阑何处看天灯（明潘瑊《天台胜迹录》卷二）。”昙花亭位于天台石梁中方广寺石梁之侧，南宋景定二年（1261）春，天台籍权相贾似道因“缅思旧游，捐俸五万”，命天台万年寺长老妙弘主事，建造昙花亭。亭成之日，“供五百圣僧茶，茶瓯中一一现异花；中现四字，其文曰：‘大士应供。’聚观者神之，得非昙花之应乎（《僧法照昙花亭记》，载《天台山方外志》卷二十）！”昙花梵语称“优昙花”，或作“优昙钵花”，人们把它作为祥瑞的象征；故称昙花亭。昙噩“昙花亭外万峰青”、“如痴如兀半千僧”诗句典故均源于此。

法聚月泉（1492—1563），明代高僧。嘉禾（今嘉兴海盐）人，俗姓富。字玉芝，号月泉。工于诗，少孤贫，资质慧敏，好读书，每就寺僧借阅经典，隔宿即还，皆能背诵。十四岁于资圣寺出家。受具足戒后，先谒吉庵、法舟等，俱不契机，偶遇王阳明，与之语，疑情顿发；一日，闻僧诵古案，不觉释然。后参天通显于碧峰，蒙其印可。遂隐居湖州天池，衲子闻风而至，渐成丛林。以嘉靖四十二年示寂，世寿七十二。有《玉芝内外集》（《补续高僧传》卷二十六）。法聚《石桥阻雨》诗云：“天台之山，秀拔独萃东南奇；龙蟠虎踞，千态万状争妍媸；丹梯鸟道不易度，日高青嶂啼猿悲；石梁谁斫青霞骨，断峡如门对突兀；奔涛千尺翻银河，雷霆下震蛟龙窟；昙花亭前霜叶飞，拄杖踏破云霏微；圣流五百一问讯，龙宫应供归未归；幽花怪石深涧底，衲子开堂修竹里；烹茶为我谈秘灵，长飙忽送千峰雨；瑶台双阙莫可穷，赤城华顶俱溟蒙；却疑天公惜造化，灵氛瑞霭，一卷万象归鸿蒙（《古今禅藻集》卷二十一）。”

《古今禅藻集》是东晋迄于明代的高僧诗集，二十八卷，明正勉等选编。按时代的顺序编类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等文体，一共收录三千余首禅诗，可说是古代禅诗的集大成者；后编入《四库全书》。法聚居湖州天池山二十余年，参游天台石梁时阻雨，故有《石桥阻雨》诗。其“昙花亭前霜叶飞，拄杖踏破云霏微；圣流五百一问讯，龙宫应供归未归”诗句出典，虽本于《僧法照昙花亭记》，但对贾似道，亦有“物是人非”之感。《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四载：“净慈寺有阁，凭虚而出，可瞰全湖。天顺间，学士钱公溥题诗倡腰桥二韵，和者百余，皆未稳帖。嘉靖间，僧法聚者，号玉芝，海盐人。和云：‘大堤回接凤山遥，金勒东风细马骄；芳草不知埋帝舄，柳枝犹自学宫腰；天空水月三千顷，春老莺花十二桥；闻说楼船醉年少，平章独免紫宸朝。’盖西湖水面，凡三千八百亩；而里外六桥于湖景最切。所云‘年少、平章’，盖指贾似道也。”法聚《西湖和诗》与《石桥阻雨》 “昙花亭前霜叶飞”诗句一样，同是讥讽曾权倾一时的贾似道。而“圣流五百一问讯，龙宫应供归未归”；即指天台石梁五百罗汉。昙华亭有一副著名长联：“风声、水声、虫声、鸟声、梵呗声，总合三百六十击钟鼓声，无声不寂；月色、山色、草色、树色、云霞色，更兼四万八千丈峰峦色，有色皆空。”可谓是天台石梁胜景的总概括。

    明代天台宗高僧无尽传灯（1553—1627）在《天台山方外志》中，采取“述而不作”的方式来弘扬天台五百罗汉栖真事迹。一是引述《西域记》与《西域志》“佛言震旦天台山石梁方广圣寺，五百罗汉居焉”之记载，佐证天台五百罗汉栖真圣事；二是编收历代歌咏天台石梁的诗歌，以间接方式来颂扬天台五百罗汉栖真圣事；三是编收历代记载天台石梁佛教建筑的文章如《（宋）僧法照昙花亭记》、《（明）僧佛树重装罗汉记》等，来喻示后人保护天台石梁五百罗汉栖真的佛教建筑。其中《僧佛树重装罗汉记》（载《天台山方外志》卷二十一）即是明正德年间僧人佛树重新装饰天台五百罗汉的事迹。这也是《天台山方外志》惟一的装饰天台五百罗汉文章。谨录如下：

僧佛树重装罗汉记

夫境如心变，地假人兴，古今一也。是以圣贤应迹，必古有灵瑞，绝于人间，清净兰若，是其居止。致使三洲开道，终显宾头之功。久万遐龄，教资罗汉之德，神僧圣寺，呈祥山海之间。香气钟声，相显幽明之际，列于视听，良史诠而不穷，备诸古老口，实仰而不绝。天台山者，乃震旦之奇境，五百罗汉栖真驻锡之地。天然石桥，双涧合流，下有龙湫，幽深窈窕。

晋时昙猷亲入圣寺，五代钱王，数感祯祥，非妄诞也。余先于京国大洪福寺，安定伯张公容请阅藏教，读《高僧传》，默识灵迹，无由得往。

正德丁丑（1517）同衣明辉，同礼宝陀育王，时来参谒。及抵石梁，遍览胜境，欢喜踊跃。上昙花亭，夜诵大乘，闻钟磬声，睹山水圆通应真之像。神异化现，三昧难测。天匠工巧，奇妙绝伦。

仁孝太后书云：是光菩萨手制，经历年久，颜色脱落，山水倾颓。弘治丁巳（1497），黄邑清信士率众修葺，殿宇重新，并装观音等圣像三尊。唯五百应真未及营理。余同明辉，歘立志愿，重新修补。回京感御用监太监张公永，给施颜料工资，复蒙缁素相助，得遂先心。

去岁己卯（1519）季冬，复转石梁，本山住持沼公，一见欣然。孟春（1520）正月十有六日创工，四月一日工讫。以此良因，上祝皇图永固，帝道遐昌；金枝挺秀，玉叶相承，光敷四海，凉荫苍生耳；因记之。正德十五年（1520）岁次庚辰孟夏四月初八日，敕赐云惠寺三藏沙门佛树撰（《天台山方外志》卷二十一）。

北京云惠寺僧人佛树在读梁《高僧传》中默识天台石梁五百罗汉栖真灵迹，遂生参谒之心；只是北京天台路隔千里，无由得往。正德十二年（1517），因礼普陀、阿育王寺之便，同僧人明辉一起登天台山石梁，遍览胜景：上昙花亭，夜闻钟磬，睹应真之像，神异化现。明成祖仁孝皇后徐氏（明开国元勋徐达之女）曾有书云，天台石梁五百罗汉是光菩萨手制。有信士率众重修殿宇，并装塑观音等佛像三尊，唯有五百罗汉未及装饰。佛树与明辉遂立志重修。回京后，御用监太监张永闻讯施舍颜料与工资，又蒙北京僧人相助，佛树于正德十三年（1519）冬返回天台石梁，得到石梁方广寺住持沼公的支持。遂于正德十四年（1520）正月十六动工，是年四月初一竣工。天台石梁五百罗汉焕然一新，四月初八，佛树撰《重装罗汉记》，以记其事。其记所云“光菩萨”曾塑五百罗汉一事，传灯《天台山方外志》无载，而明代台州高僧无愠《山庵杂录》卷下载：

光菩萨者，鄞县张氏子也。某先世习雕塑，至光艺益精。甫壮年，忽厌家累。将从海会寿梅峰剃落，其妻携子诉于官，寿因却之。光与万尸完者都厚善，劝其遁去，遂潜。自引刀断发，服僧伽梨。绝浙河，逾贝区，登匡阜；遍参有道尊宿。逾十寒暑，还谒，寿已迁化。

闻（天台）华顶无见和尚，道行清峻。挟胸中所疑投之，无见令究狗子无佛性话，获证入。遂礼无见为得度师。光一生雕饰两浙诸山佛菩萨像甚多，事毕，掌包即去；未尝受其毫发之报。暮年归隐华顶，遂于石桥庵塑五百应真像，穷极巧妙。始事之晨，云雾间，鼓钟与梵音，洋洋间作。赡工阙园蔬，光欲遣人化之。忽宁海多宝寺圆讲主者送菜至，光喜问故，曰：“向真菩萨以尊命到寺化菜，故送至。”时庵中有名真者，卧病久不出。由是知神人应化也。光亦不经意，年七十有三；无疾坐蜕于华顶。火后塔葬山中。

    由上可知，此光菩萨为鄞县张氏子，其家世习佛像雕塑。正是精壮之年，忽思出家，妻携子告于官，后遁去，自落发为僧，并游历诸方。最后出家于天台华顶寺，拜高僧无见先睹（仙居人）为师。其一生雕饰佛像甚多，但从未收取工钱，晚年隐于天台华顶，在石梁雕塑五百罗汉像，穷极巧妙。因招待工匠缺少蔬菜，正欲募化，忽台州宁海多宝寺送蔬菜至，问其故，答云是“真菩萨到寺化菜，故送至”。后圆寂于天台华顶。可见，光菩萨是一位雕塑艺术超群的佛教雕塑艺术家，幸有明代高僧无愠恕中在《山庵杂录》卷下有所记载，故有必要予以介绍。

佛树在《重装罗汉记》中提及重装天台五百罗汉时。曾得到御用监太监张永施舍颜料与工资的资助，明天启元年（1621），建造天台石梁五百罗汉铜殿，亦得到钦差提督九门太监徐贵的资助。石梁五百罗汉铜殿，铜亭高1·35米，长约l米，阔0·7米，由铜金合金“磨风铜”制成，内铸五百罗汉浮雕小像。基座底槛间刻有“皇明天启元年 (1621)辛酉中秋吉旦，钦差提督九门太监徐贵等喜施助成金殿，永远供养天台胜景石梁桥首，清凉山后学沙门如璧募造”五十二字。铜殿原来供奉在石梁南端蒸饼峰上，成为天台山石梁五百罗汉栖真的标志。

在“文革”中，石梁五百罗汉铜殿被小偷深夜推下石梁之深潭，后被作为旧铜废品偷卖至宁波收购站准备冶炼时，宁波收购站工作人员发现基座底槛间明代刻字，遂打电话给天台有关部门，才侥幸未被冶炼而接回天台。后经重新维修，现供奉于石梁中方广寺内供人瞻仰。石梁五百罗汉铜殿刻镂极为精致，是罕见的艺术珍品。“风磨铜”之名，来自这种铜金合金制作的建筑物。风越吹磨，它就越明亮。古人多将“风磨铜”用于建造寺、塔、殿。如五台山塔院寺释迦牟尼舍利塔之塔刹，辽宁北宁双塔塔顶的莲座等。天台俗语“天台不算穷，石梁还有五百风磨铜”；即是指石梁五百罗汉铜殿。

2、文人护法。

与五代两宋相比，元明清文人护法出现两大特点：一是五百罗汉栖真的泛神化；即不再专于天台石梁五百罗汉栖真事迹弘传，而是将天台五百罗汉栖真，从罗汉本体扩大至有机的植物（如罗汉松、罗汉竹）无机的物体（罗汉石、罗汉岭、罗汉洞）等，这亦是天台宗九祖湛然“无情有性”佛性论的反映。故称“泛神化”。二是天台五百罗汉名号化；因中国五百罗汉是个群体，缺乏具体名号，不利于佛教弘法。五百罗汉栖真的泛神化与五百罗汉的名号化，亦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主要标志之一。本文重点研究天台五百罗汉名号化。因为这是研究中国五百罗汉名号文化的源头。

   中国著名佛教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白化文先生在《五百罗汉·前言》（李增新、高寿仙著，北京燕山出版社）中指出：“五百罗汉是何时出现在中国的呢？据《高僧传》卷十一（《昙猷传》）载，他们最初显现于天台山……至于罗汉名号，现存早期的石刻记录有两件：一是建国后在广西宜山县会仙山白龙洞摩崖上，发现了北宋元符元年（1098）的《供养释迦如来住世十八尊者五百大阿罗汉圣号》碑刻；二是南宋绍兴四年（1134）十二月所立的《江阴军乾明院罗汉尊号石刻》，为南宋人高道素所录，原碑不存，碑文收在《嘉兴续藏》第四十三函中，近代佛寺所塑五百罗汉像，多依之列名。”白化文先生认为：目前国内最早的五百罗汉名号史料有两处：一是广西宜山的《供养释迦如来住世十八尊者五百大阿罗汉圣号》碑刻；二是南宋《江阴军乾明院罗汉尊号石刻》。由于广西宜山五百罗汉名号碑刻是发现于新中国建国后，未发挥弘传作用；而南宋《江阴军乾明院罗汉尊号石刻》，为南宋高道素所录。明清以来，中国佛寺雕塑五百罗汉之名号均据此碑。笔者与白化文先生因数次中国天台山文化学术研讨会之缘而多次谋面，其学问之渊博，性格之幽默，均历历在目。

笔者以为：白化文先生关于中国五百罗汉的结论是对的，而说《江阴军乾明院罗汉尊号石刻》（《金石续编》卷十七作《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的笔录者高道素是南宋人（寒冬虹《乾明院罗汉图录·出版说明》亦持此观点），则非矣！其实高道素是明万历、崇祯间人，《乾隆大藏经》（即《龙藏》）161册、《中华大藏经》104册均录有《五百罗汉尊号》一卷，《五百罗汉尊号》即《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下就《龙藏》161册《五百罗汉尊号》作一考述。

（1）天台山石桥五百罗汉尊号化

《乾隆大藏经》161册中高承埏的《题罗汉尊号碑（记）》书影一

《五百罗汉尊号》卷首有高道素之子高承埏所作《题罗汉尊号碑（记）》云：

先大夫玄期公之生也，先赠君宇培公，实梦明水怀忠、大沩如晦、玉泉道素，三高僧投宿，遂以如晦，命为小字。长而奇慧，里有圣童之目。年十二，曾王父刺史公，以侍养归携，过舍旁竹林庙，庙祝乞大士殿柱联。刺史公方吮墨，而先大夫遽走别室，私作擘窠大书。云：“如来已现，光明藏羽客，偏持清静经。”刺史公惊喜，辄用题柱。自是益栖心禅学，祖父知而禁之不止也。未几刺史公，与先赠公相继捐馆。外侮踵至，家岌岌且不保，遂抑志工举子业。弱冠举浙闱，皈依莲池大师，以明水为别号；自是且习为禅诵。游戏书画，并有绝诣。性嗜古图书，彝鼎罗列景玄堂中，而精庐古寺残碑断碣，无不搜集；尤性之所耽云。五上春官报罢，至己未（1619）感异梦，更名某（即道素）乃第，即玉泉师故名也。

一日散步燕市，遇木里浦真如庵僧，售一蠹帧。谛视之，乃南宋《江阴军乾明院罗汉尊号碑》也。《住世十八尊者》、《石桥五百尊者名号》咸备。有绍兴间叶内翰清臣赞曰：“觉雄示入灭，尊者俱受记；现彼声闻身，护兹浊恶世；他方自感通，此地真灵秘；一路指桥西，谁明导师意。”先大夫亟购归，补缀手书，一过藏之笥中；今二十五年矣。

客有见而问曰：“先公既笃信大雄氏，此帧奚勿宣传之。”予曰：“先大夫生平，不知人间世有剞劂事也。”初出三冠童子军，超次授饩，一战而中副车；再战而魁贤书；既而掇南宫高第，未尝刻一试牍。下笔词赋妙丽，顷刻数千言，而箧无留稿，从未有诗古文辞之刻。总以性近嵇懒，冥悟在心，不系区区楮墨间也。

予且购求良工，以先大夫手书者，寿之金石，广置名山，使览者得尽识尊者名号，生欢喜心。而先大夫夙因，或亦不致泯没，客姑俟之。因备识其颠末如此。时崇祯癸未孟夏高承埏敬识于宝坻官舍。

高承埏《题罗汉尊号碑（记）》书影二

纵观高承埏《题罗汉尊号碑（记）》，可分为“高道素生平”、“偶遇五百罗汉尊号碑”、“刊刻五百罗汉尊号碑”出三个层次。

第一，介绍了高道素的生平。

高道素初名斗光，自幼聪慧，深得父祖喜爱。20岁皈依明代四大高僧之一莲池大师云栖袾宏（1535—1615）为师，性嗜古籍，尤精金石。其景玄堂中陈列古物，琳琅满目。后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因感梦高僧玉泉道素，遂更名道素；因而进士及第。故高承埏说“至己未（1619）感异梦，更名某乃第，即玉泉师故名也”。《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御选明诗》载：“高道素，初名斗光，字明水；一字如晦，更字玄期。嘉兴人。万历己未（1619）进士，除工部主事，历郎中，坐法。有《景玄堂集》。”其字明水，即源自明水怀忠；又字如晦，即源自大沩如晦；可见高道素之名字均源自明水怀忠、大沩如晦、玉泉道素三位高僧之法号。《千顷堂书目》卷二十六载：“高道素《景玄堂集》十卷。初名斗光，字明水，一字如晦，更字玄期，嘉兴人，工部郎中。”其家世代奉佛，可见一斑。

《乾隆大藏经》161册中的《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书影

高道素生平还见于《嘉兴府志》卷五十《嘉兴列传·高道素传》：“高道素，字明水，原名斗光，字元（元通玄）期，文登孙。道素以进士授虞衡司主事，调营缮。偕太监黄用，监造桂邸，分界督造。邸成迁郎中，未几，衡州大风雷，（黄）用所督造寝殿震圯，词连道素，俱逮系。衡绅刘亨甲怨道素建邸时按图徙其宅，唆问者文致于法。后其子（高）承埏，上书讼冤，复原官。道素好友孝义，为诸生时倡建仁文书院，并置义田。善诗文，工书画。着有《景元堂集》、《明水轩笔记》（《嘉禾征献录》）。”

又据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上海书店，1935版）一书介绍，嘉兴高氏祖籍河南萧县。南宋建炎初，高世则扈跸南渡，后赐葬于温州。南宋亡，其后裔高文思避地萧县；其后裔高德，于元至正十一年（1351）任职浙东宣慰使都事而还，徙居于浙江嘉兴。其子高逊志，于明初迁居嘉兴竹林乡间。高氏在明清两代是“文宦之家”。 明代高道素、高承埏父子及清代高佑釲均为明清嘉兴高氏“文宦之家”的代表。

第二，介绍了高道素发现《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的过程。

高道素因喜好古书金石，平日往往趟徉于北京古玩市场。一日偶遇木里浦真如庵僧人，正兜售一幅被虫蛀蚀的图册。高道素仔细一看，此乃南宋《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上有十八罗汉与五百罗汉尊号齐备，中有北宋名臣叶清臣（1000─1049）所作的《石桥罗汉赞》：“觉雄示入灭，尊者俱受记；现彼声闻身，护兹浊恶世；他方自感通，此地真灵秘；一路指桥西，谁明导师意。”据《明一统志》卷八载：“叶清臣，（苏州）长洲人。天圣初进士。仕为两浙转运副使，疏太湖、盘龙汇、沪渎港，入于海，民赖其利。累迁翰林学士、三司使，知河阳。为人爽迈，数言天下事，皆当时可施行者。有集百余卷。”“一路指桥西”之桥，即指天台石梁桥；石桥之西，即天台石梁下方广寺。叶清臣在任两浙转运副使时，曾游历天台山，林表民《天台续集》共辑叶清臣《题石桥》、《先照亭》、《大慈寺》、《国清寺》、《送梵才大师归天台》五首诗。《石桥罗汉赞》，被南宋台州学者林表民编入台州第一部诗歌总集《天台续集·别编》卷二，诗题改为《题石桥》。叶清臣亦精于天台宗，其《大慈寺》诗云：“佛陇光沈茂草平，树林犹作诵经声；一心三观休分别，秋静山高海月明（《天台续集》卷中）。”其《国清寺》诗云：“绀雨初成国已清，千灵慈护属仁明；山僧了得真空观，好续炉薫傲太平。”其佛学造诣可见一斑。高道素一见《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如获珍宝，急忙出金购归，并予补缀手录《住世十八尊者》与《石桥五百尊者》尊号（始于憍陈如尊者、终于愿事众尊者）一遍，藏于书箧之中。至高承埏准备付梓刊刻时，已经整整过了二十五年。

第三，介绍了高承埏于宝坻官舍刊刻《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的历程。

高道素购归并手书《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后，有人对高承埏说，令尊笃信佛教，既有《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何不刊印以弘法。高承埏认为：其父生平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自生员至进士及第，下笔词赋妙丽，顷刻数千言，而书箧无留稿，从未有诗古文辞之刻。受佛教禅宗影响，只求明悟在心，其意不在留著文字间。明崇祯十六年（1643）孟夏，高承埏任宝坻县（今天津市宝坻区）令时，为了先父之遗愿，遂刊刻《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于宝坻官舍，并作此题记。

高承埏（1603－1648）明末藏书家、刻书家。字寓公，一字泽外、九遐，晚号弘一居士、鸿一居士。秀水（今嘉兴）人。崇祯十二年（1639年）中举，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士，授迁安知县。崇祯十五年（1642）调宝坻县令，后任安徽泾县令。屡退清兵，旋迁工部主事。明亡后隐居竹林村窝，拒不仕清。好聚书，家藏书至七万余卷，书分八十椟。校勘不倦。藏书处和刻书处为“稽古堂”，与当地藏书家项元汴“万卷楼”逐鹿一时。编有《稽古堂藏书目》，钱谦益曾作有《嘉兴高氏家传》。崇祯八年（1635）辑刻《稽古堂丛刻》收书11种；《稽古堂新镌群书秘简》22种；所刻之书，被叶德辉列为明人刻书之精品。顺治五年（1648）卒，年四十六岁。著有《崇祯忠节录》、《诗义裁中》、《自靖录》、《稽古堂集》等（清王岱《浮槎文集》卷五《高寓公先生传》）。

高承埏生平还见于《嘉兴府志》卷五十《嘉兴列传·高承埏传》：“高承埏，字泽外，以进士知迁安县。县数被兵，岁饥逋赋，承埏请减运缓征。流民归者千七百户。调宝坻，边警，县被围；承埏登陴固守，多方防御，城赖以全。改知直隶泾县，数月政成。民歌曰：“琴溪泉，洁而清；岊山阜，高入云；谁其比，高使君！”迁工部主事，白父冤，即乞养归。泾人奉祀于王文成书院。承埏博学强记，虽簿书鞅掌，不废涉览。着有《稽古堂集》（《吴志》并《嘉禾征献录》）。”

高承埏其子高佑釲亦笃信佛教。《浙江通志》卷一百七十四《高佑釲传》载：“高佑釲，《嘉兴府志》：字念祖，嘉兴人。父承埏尝辑《自靖录》，佑釲续成之。博闻强记，尤谙隆（庆）、万（历）以来旧事。著《怀寓堂诗》，脍炙艺林。”《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的主体分“十八罗汉尊号”与“（天台）石桥五百罗汉尊号”两大部分。前为高承埏题记（见前），后为高佑釲《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跋》。《跋》云：“吾祖夙具上根，深于禅理，所书罗汉尊号，凡五百一十有八。诸方耆宿，咸赞叹希有。先公镌之泾县署中，惜传布未广。特再授梓，俾得流通。试一展卷称诵，便如尊者森列现前，令人瞻仰。而先祖往昔因缘，暨先公继述，禅喜咸永，永弗替矣。为之偈曰：‘诸大阿罗汉，一一垂名号，五百不为多，十八亦非少。各具精进心，乃成无上道，赞叹顶礼者，咸得除烦恼。’念祖居士高佑釲沐手敬书。”

高佑釲之《跋》弥补了刊刻《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的某些后续细节。即明崇祯十六年（1643）孟夏，高承埏为了先父之遗愿，遂刊刻《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于宝坻官舍，并作题记。而高佑釲之《跋》称“吾祖夙具上根，深于禅理，所书罗汉尊号，凡五百一十有八。诸方耆宿，咸赞叹希有。先公镌之泾县署中，惜传布未广”。“吾祖”是指高道素书五百十八罗汉尊号；“先公镌之泾县署中”是指高承埏又携《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至安徽泾县完成镌刻的。崇祯十五年（1642）高承埏任宝坻县令；崇祯十六年（1643）孟夏，高承埏作《题五百罗汉（记）》。在宝坻高承埏积极抗清，坚守宝坻。旋改泾县令。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吊死煤山，明朝覆亡。可能是高承埏在宝坻未完成《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刊刻，后又携至泾县续刊。故高佑釲云“先公镌之泾县署中”；最后因“惜传布未广”，高佑釲予以再刊，最终编入明《嘉兴藏》第四十三函；清代又编入《乾隆大藏经》（即《龙藏》）第161册；建国后又编入《中华大藏经》104册，使之广传于世。

值得注意的是，天台石桥五百尊者，又与杭州净慈寺建造五百罗汉像有瓜葛。五代时期，五百罗汉的尊崇尤为兴盛。吴越王钱氏造五百铜罗汉于天台山方广寺。显德元年（954）道潜禅师得吴越钱忠懿王的允许，将杭州雷峰塔下的十六大士像迁往净慈寺，并创建五百罗汉堂。宋雍熙二年（985），又造罗汉像五百十六身(即十六罗汉与五百罗汉)，奉安于天台山寿昌寺。宋仁宗供施石桥五百罗汉的敕书，具载《天台山志》中。高宗南渡，净慈寺毁。绍兴二十三年（1153），佛智道容重建十六大士，并五百罗汉像。后复屡经兴废，不一而足。

上海社科院哲学所夏金华研究员在《佛门之龙象 群生之依怙——五百罗汉图像研究》（刊佛教导航网）针对“《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真实性可疑，不过是宋人附会云云”的说法指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理由有三：

一是高玄期乃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莲池株宏的居家弟子，且“夙具上根，深于禅理”。从其年十二，即能立时作出“如来已现光明藏，羽客偏持清净经”的联语来看，高氏佛学修养非同一般，是理所当然的。其子高承埏及孙高佑铠，均为虔诚佛子，且深信因果报应之说，胡乱编造五百罗汉尊号，罪孽深重，不敢胡来。

二是从十八罗汉与五百罗汉分类也能看出，其名号的确立，是有经典依据的，并非凭空杜撰而成。其中第一类十八罗汉是据唐玄奘所翻译的《法住记》而排列；第二类五百罗汉是着眼于教义内涵、“以德行立名”方式出现的。此外，还有将近 51 位显然是经过筛选的本土高僧，如第 117 尊的悟达国师、第 131 尊的善慧尊者——傅大士、第 484 尊悯不息尊者（慧日）等。

三是南宋《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在明代被收入《大藏经》中。按照惯例，凡人藏之文均须经当时的高僧硕德共同审定通过，是极其严肃的，马虎不得。如莲池株宏所言：“古来此方著述入藏者，皆依经论人藏成式：梵僧若干员，汉僧若干员，通佛法宰官若干员，群聚而共议之。”《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的入选《大藏经》，明显属于“通佛法宰官”一类，可见其慎重。由此可见，乾明院的五百应真名号是可靠的，近千年来已渐成定论，难以撼动。

东土教文入藏，确有严密程序。佛教天台宗著述入选《大藏经》，亦是如此。据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卷五十三载：宋真宗时“章懿太后遣使诣天竺，请式法师为国行忏。师上《金光明护国仪》，因奏天台教卷乞入大藏”。宋吕夷简等编纂的《景祐新修法宝录》卷十七载：“天圣四年（1026）四月，内出天台智者科教经纶一百五十卷，令三藏惟净集左右街僧职，京城义学、文学沙门二十人，同加详定，编录入藏。”天台宗著述入藏，亦是经“大内”——皇宫内库发书，经“三藏惟净集左右街僧职，京城义学、文学沙门二十人，同加详定”；方能“编录入藏”。故高道素师傅、明末四大高僧莲池株宏《续入藏诸贤著述》云：“古来此方著述入藏者，皆依经论入藏成式：梵僧若干员、汉僧若干员、通佛法宰官若干员，群聚而共议之。有当入而未入者，则元之《天目高峰禅师语录》、国初之《琦楚石禅师语录》，皆宝所之遗珍也。近岁又入藏四十余函，而二师《语录》依然见遗……嗟乎！天台师种种著述，及百年然后得入藏，岂亦时节因缘使之然欤。后更有入藏者。二师之语录其最急矣。特阐而明之（《竹窗三笔（下）》）。”由此可见，夏金华研究员对《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的分析，是非常有理有据的。

笔者在浙江博物馆所编《东方博物》第四十二辑里，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大学常青先生撰的《杭州飞来峰五百罗汉像及其他问题》一文中，看到《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比较完整的阳面拓片，漫漶不足30％，字迹大多清晰可见。

据常青先生研究：刻于1134年的另一块石碑则清楚地记载者两组罗汉（即十八罗汉与五百罗汉）的名字，原位于江苏江阴乾明院的这块罗汉碑，毁于1860年。北京图书馆收藏了一幅清嘉庆或道光年间的（《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的正面拓本，我们可以见该碑从上到下，先刻十八罗汉之名，标题是“住世一十八尊者”；再刻五百罗汉之名，标题是“石桥五百尊者”。但北京图书馆并没有发表该碑的背面，南宋（应为明代）儒官高道素记述了该碑，他的不完整记录可见于清代学者缪荃孙编纂的《[民国]江阴续志》。在该书中我们可见碑背刻有许多捐资人名，多数是妇女。碑背有一题记说：赵妙智、孙九十娘等捐资造了一尊弥勒佛像。在中国佛教中，弥勒佛是未来佛；弥勒佛刻在该碑背面，说明12世纪的南宋中国人，已经将现（住）世的十八罗汉与五百罗汉，与未来的弥勒佛融为一体了。也证明南宋中国人已经接受了五百罗汉居于天台山的观点。

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拓本，载《北京图书馆藏画像拓本汇编》第七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三页）

《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系清末民初著名学者缪荃孙（1884-1919）主纂，其《[民国]江阴续志》卷二十一《石刻记》“《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残字数百。”《住世十八尊者》中仅存“第五诺矩罗尊者、第六跋陀罗尊者、第七迦理迦尊者”三位尊者名号。《石桥五百尊者》中仅存“第四十二献花提记尊者至四十六波阇提婆尊者、第九十一摩诃俱絺尊者至第九十三山顶龙众尊者、第三百四十八尊者福业除尊者至第三百五十二修无德尊者、第三百九十七喜信静尊者至第四百一伏龙施尊者、第四百三十八师子尊尊者至四百九十三师子翻尊者”二十四位尊者名号；总计二十七位罗汉尊者名号。其碑阴镌刻着约残存八十位捐资者的姓氏，绝大多数为女性。碑阴末端还残存“绍兴四年（1134）正月初九（缺）”八字。而清中叶著名学者陆耀遹（1771一1836）编纂的《金石续编》卷十七则载“《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石刻》；绍兴四年十二月（立），正书；在江苏江阴。”

常青先生研究，南宋《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已毁于清咸丰十年（1860）。《金石续编》与《[民国]江阴续志》两相比较：陆耀遹编纂《金石续编》时，《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还未毁，为何仅载碑名与立碑年月？而《[民国]江阴续志》编纂比《金石续编》晚近百年左右，此时《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已毁半个世纪，为何所载反而比《金石续编》详细的多？前略后详的差距怎么会有那么大？

陆耀遹为清中叶著名学者，江苏阳湖人，与叔父陆继辂齐名，时称“二陆”。道光元年（1821）举孝廉方正，试二等。选授阜宁县教谕。工诗，嗜金石。道光十六年（1836）卒。著有《双白燕堂诗文集》十六卷，又尝补王昶《金石萃编》成《金石续编》二十一卷，行于世。仔细翻阅《金石续编》，可见陆耀遹“有则详，缺则略”的编纂原则，当时《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尚存，为何仅载碑名与年月？从其碑文拓片看，此碑上下分为十组，漫漶近2组。也就是说80％左右尚能辨认。此不知何故？有待进一步研究。

南宋学者王象之《舆地碑记目》有专文记载江阴的碑目，卷一《江阴军碑记》有“《季子墓铭》、《崇圣院铜钟铭》、《通元观铜钟铭》、《季子神赛雨纪石文》、《唐重建兴建寺碑》、 《天佑二年筑城记》、《钓台寺石幢》、《武烈大帝庙碑》、《南唐重光院铭》、《光瑛院瑞像殿记》、《招隐院钟楼记》、《明敎院释迦殿记》、《文宣王庙记》”；总计十三块碑。除《钓台寺石幢》不明年月外，其中唐碑五，五代南唐碑四，宋碑三；无《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之记载，此应为王象之漏记。

高佑釲与朱彝尊交谊十分深厚，高佑釲完成《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再刊后，朱彝尊为作《书五百罗汉名记》云：“杭州净慈寺五百罗汉塑像，自宋有之；曹太尉勋记之矣。特其名，梵夹不具载。同里高念祖（念祖即高佑釲字），以其大父工部郎道素所藏《宋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名号》镂板，附释《藏》之后。按佛书：‘诺俱那与其徒八百众居震旦国。五百居天台，三百居雁荡。’故梁克家《三山志》：‘怀安大中寺，有八百罗汉像。’太尉南渡，侨居赤城，宜止及天台石桥五百人也（《曝书亭集》卷五十二）。”朱彝尊还在名著《经义考》中大量引述了高佑釲明代经学的研究成果。

高承埏父子二人还合补《八十八祖道影传赞》四卷。明初宫中藏有诸祖道影八十八帧，洪武元年（1368）传摹供奉于金陵牛首山祖堂。万历十二年（1584），紫柏请画家丁云鹏临摹成册；万历四十三年，憨山德清为此画册作传赞。崇祯五年（1632）嘉禾钱仙去其像，以传赞付梓，然仅刻印七十七祖。清顺治元年（1644），高承埏再补十一祖传，同时增补云栖盐宏、达观真可、憨山德清、雪峤圆信四师传赞，未成即逝，后由其子高佑釲重编完成，并于康熙十三年（1674）付梓刊行。后编入《嘉兴藏》（新文丰版）第31册。《卍续藏》第147册。

高佑釲不仅笃信佛教，而且还是当时著名学者。清代著名学者梅文鼎在《历算全书》卷六《答嘉兴高念祖先生》云：“律历天官，具载二十一史；南北国学并有雕版，国家试士、发策，多有及此者；本学者所当知也。然或者以其不切于辞章之用，又其义难骤知，读史者至此，则置而不观。先生独能缕举其异同，分合之端，以为问可见其留心之有素。不愧家学之渊源，请陈其管蠡之，愚以求正定。”梅文鼎是清代“历算第一名家”和“开山之祖”， 著有《历算全书》、《明史历志拟稿》、《历学疑问》、《古今历法通考》、《勿庵历算书目》等，梁启超曾评价说：“我国科学最昌明者，惟天文算法。至清而尤盛，凡治经者多兼通之，其开山之祖，则宣城梅文鼎也。”这样一位天文历算大家，不仅钦佩高佑釲天文历算“独能缕举其异同分合之端”、“不愧家学之渊源”，而且还请高佑釲评判厘正，高佑釲之博学专精，于此可见一斑。

由上可知：高道素不是南宋人，而是明万历、崇祯间人。但需指出的是，高道素主旨是弘传天台石桥五百罗汉栖真灵异事迹，故其手书的《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之主体亦是“石桥五百罗汉尊号”。但这仅仅是名号，并无图像。此后在清代普遍出现了以《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为依据而创作的五百罗汉尊号塑像一体化。

（2）五百罗汉尊号塑像一体化

清中叶五百罗汉尊号塑像一体化分两阶段：第一，揭开帷幕阶段；第二，全国勃兴阶段。

第一，揭开帷幕阶段；

清代最早揭开五百罗汉尊号塑像一体化帷幕的则是乾隆皇帝弘历。在清代诸帝中，惟乾隆对罗汉信仰最为虔诚。对久闻天台佛宗道源、山水神秀。亦非常向往。天台有个传闻已久的《乾隆欲游天台山》民间传说：乾隆闻说天台山水神秀，遂问天台籍大臣齐召南，去天台路途路况如何？齐召南深知乾隆游江南，舟船接踵，车骑蔽日，圣驾驻跸，前呼后拥，所到之处，征夫徭役，供奉特产，民苦不堪言。于是对云：“去天台山高水长，峰高路陡，路途艰险。臣闻邑人有语云：‘腾岭腾半天，长石岭头走半年。’”并拿出箍粽用的粽箬，对乾隆说：“请皇上看看这是天台长石岭长的竹叶。”生在皇宫、长在皇宫的乾隆接过粽箬一看，哪里见过如此硕大的“竹叶”，确实看呆了。又听说路途非常难走，于是打消了欲游天台山的念头。齐召南也帮家乡天台躲过了“乾隆欲游天台山”扰民一劫。《乾隆欲游天台山》传说充分显示了齐大人的急智。其实腾岭与长石岭均非在天台县。前者在温岭，后者在临海。但天台既可指天台县，亦可指台州。粽箬又称箬竹、箬叶、辽叶、詹竹叶，属于北美箭竹族箬竹组物种植物；主要分布于中国南方，在台州粽箬与竹叶泾渭分明，而在北方称竹叶亦无大错。齐召南利用似是而非的概念来“忽悠”乾隆。乾隆终于被“忽悠”了。天台乡里不忘齐大人恩典，于是形成了《乾隆欲游天台山》的民间传说，以纪念齐大人。

乾隆未游天台山不假，乾隆对天台山石梁有着浓厚兴趣也不假。其《慈云普护·调寄〈菩萨蛮〉引》云：“一径界重湖间，藤花垂架，鼠姑当风，有楼三层，刻漏钟表在焉；殿供观音大士，其傍为道士庐，宛然天台石桥，幽致渡桥，即为上下天光（《御制诗集初集》卷二十二）。”其《陈祼石桥观瀑图》诗云：“松傍对坐两闲翁，翘望飞泉落半空；别有源头俯临者，看从足底泻清潨（《御制诗集三集》卷五十六）。”其《天台松》诗云：“八重山髙八百里，梯岩移根弗易矣；植盆雅合作清供，利之所在人趋耳；我欲返淳概禁之，鬻树者应不便此驱；鬻树者归诸农，那得旷土俾耕耔；举此率可例其余；古道何由能复始，前墀列石殊嵔（山+畾）；石隙种松胜盆里，森竦夭矫恣盘挐；不异天台石桥左右峙，数尺宛如数丈形；形以神苞故能尔，徐则子微至今存，斯之未必首肯彼（《御制诗集三集》卷九十八）。”

乾隆不仅向往天台石梁胜景，而且崇信罗汉信仰。在其御制诗文集中，罗汉信仰诗文《题丁观鹏白描十六罗汉卷》、《题罗汉坪》、《牙刻五百罗汉赞》、《刘松年罗汉赞》、《万寿山五百罗汉堂记》就有十余篇。尤其是《万寿山五百罗汉堂记》揭开了五百罗汉尊号塑像一体化的帷幕。其记云：

万寿山五百罗汉堂记

调御丈夫，作天人师；世出世间，示权变法；以度众生，得其门而入其室者。自小乗进至四果，方得谓之罗汉。故《楞严经》富楼那言，我于佛前助佛转轮，因狮子吼，成阿罗汉十六应真之号；诸经皆有。而《大(智度)论》则云：五千罗汉其力最大。《金刚经》须菩提言，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世尊则不说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者。是知五千不为多，十六不为少。

五百罗汉堂之作，抑亦概于是乎！昔苏东坡有《荐诚禅院五百罗汉记》，其言曰：僧应言将造五百罗汉于钱塘，而载以归。夫罗汉何处不可造，而必钱塘乎？

及辛未（1751十六年）南巡，至浙若云林、若浄慈，无不有五百罗汉之堂。乃知五百之名，始自钱塘，其来久矣！归而万寿山之大报恩延寿寺适成，寺之西有隙地，因命筑堂，以肖钱塘、第云林，浄慈皆五百列坐。斯乃置山林、溪涧、宫殿其中，俾步以入者，后先左右，与袈裟钵锡之侣，相周旋。若夫行住坐卧，不拘一律；又非尽跏趺之死灰槁木已也。于诸境界，各取梵经所载，以标其名。而五百人者，不复一一为之安名立字。所为不即不离，如是如是而已（《御制文初集》卷六）。

此记是乾隆帝撰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称“辛未南巡”，是指乾隆十六年（1751）的首次南巡；乾隆共六次南巡。乾隆“辛未南巡”，曾至杭州灵隐寺与净慈寺，均有五百罗汉堂，由此“知五百之名，始自钱塘，其来久矣”。回京后，恰逢颐和园内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建成，寺西又有空地，因命仿照杭州净慈寺、灵隐寺五百罗汉样式，建造五百罗汉堂。乾隆仿造杭州净慈寺、灵隐寺五百罗汉样式，并将五百罗汉按照列坐于山林溪涧、宫殿楼阙之中，五百罗汉排列，行住坐卧，不拘一格，尽显罗汉生态。佛教境界，均按佛经所载，以标其名。但五百罗汉却未刻其名号。保持一种不即不离的中道境界，佛法本来就是这样的。

乾隆《题罗汉坪》诗是对《万寿山五百罗汉堂记》的一种诗化解释（括号内文字是乾隆自注）。诗云：“净慈五百罗汉像，东坡曾是言其理（西湖净慈寺有五百罗汉，东坡谒本长老和周长官诗，有‘卧闻禅老入南山，浄扫松风五百间’之句）；我因一再肖为之，不独兀坐而已耳；各种逰戏无不具，甲乙作记亦久矣（予于万寿山肖钱塘建罗汉堂，第不似净慈，俱作兀坐状；惟各取梵经所载，自甲至癸作十记，以标其形状，不复一一安名立字，亦惟是不即不离之意耳；热河罗汉堂，则皆列坐，且各具名号）；台坪示此参曼殊，却阙其一艰议拟；安生或具别解乎（世传安生肖像五百罗汉，曾阙其一，其故不可拟议；要之，一与五百，原无殊视；正不必作分别想，安生亦弗传为何人），一与五百岂殊视，无一即是无五百；所参大士同斯旨，言之是乎抑否乎，掷笔大笑前途指（《御制诗集五集》卷七十二）。”

由乾隆诗自注可知，乾隆虽在万寿山造五百罗汉而未标其名，但称“热河罗汉堂，则皆列坐，且各具名号”。 热河，即流经承德市的武烈河，上中游有温泉注入，故名。此指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外的“外八庙”之一的五百罗汉堂，罗汉堂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位于市区北郊狮子园，占地面积共18亩。乾隆帝曾两次游览浙江海宁安国寺的罗汉堂，对寺内的五百罗汉造像极为欣赏，于是下旨仿浙江海宁安国寺在承德建造了这座寺庙，并命名为“罗汉堂”。《大清一统志》卷二十八载：“罗汉堂在承德府东北，乾隆三十九年（1774）建。殿额皆御书，堂中应真像，皆仿浙江海宁州安国寺制，有御制《题罗汉堂》诗。”《钦定热河志》卷八十载：“罗汉堂在（热河）行宫北里许，乾隆三十九年（1774）建。殿额皆御书。左右有钟鼔楼，门内天王殿。又内大殿额曰‘应真普现’，皆兼四体书。大殿内额曰‘会乘证果’，东西配殿各六楹，堂中应真像，悉仿海宁安国寺制。伏读御制‘江南塞北，妙相同观。而十六非少，五百非多’，益证‘妙谛圆融’也。”《钦定热河志》卷八十还收录了乾隆《题罗汉堂》与《罗汉堂》二诗。

其《题罗汉堂》诗云：“洁治山堂据漫坡，应真写像各婆娑；江南彼岂塞北此（是间应真像，肖海宁安国寺为之），十六少非五百多；色见声求总邪道，水流云住契禅那；知然是复何为者，狮子峰高借问他（《御制诗集四集》卷十五）。”

其《罗汉堂》诗云：“五百应真此休夏，香筵列坐貌堂堂；杯从何处同鸥渡，锡驻于斯聚雁行；一切有为法皆幻，六如无著偈犹详；佛居浄土居尘世，度世婆心正未央。”诗自注：“是间应真像，肖海宁安国寺为之。”

此二诗系乾隆于三十八年（1773）所题。乾隆帝曾于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四十九年（1784）六次巡幸江南，后四次还巡幸了嘉兴府的海宁县。海宁安国寺罗汉堂，在观潮胜地盐官镇，据《浙江通志》卷227载：“海宁县安国寺，《嘉靖浙江通志》：‘在县治西。’《武林梵志》：‘唐开元二年建，名镇国海昌院。会昌五年废，大中四年复置，名齐丰。宋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额，寺有大悲阁，俗名北寺……国朝康熙六年，里人张行极，倡缘买隙地，构屋四十余楹，供奉五百罗汉，寺为宁邑丛林之首。凡雨旸祈祷，祝圣习仪，皆在于是。称‘海上第一名山’云。”《海塘录》卷八载：“安国寺，《盐官图经》：‘在县西北六百五十步，寺中有悟空塔；塔前有古桧存焉’……《西湖志纂》：‘乾隆二十七年（1762）三月，圣驾临幸，御题佛殿之额曰：法海安禅；赐题佛殿柱联云：香水护须弥功德常澄一镜，妙华现优钵庄严合证三轮。’”《钦定南巡盛典》卷八十八亦载，此年乾隆“驻跸（盐官）安澜园，书赐安国寺额曰：法海安禅；联曰：香水护须弥功德常澄一镜，妙华现优钵庄严合证三轮。”。因乾隆在二十七年（1762）首游海宁安国寺罗汉堂后，故有三十八年（1773）所作《题罗汉堂》与《罗汉堂》诗二首。

乾隆不仅仿照杭州净慈寺与海宁安国寺五百罗汉像，建造颐和园万寿山与承德外八庙之五百罗汉堂，还亲撰《题罗汉堂》、《万寿山五百罗汉堂记》等颂扬罗汉功德之诗文。还给外八庙罗汉堂五百罗汉，据明末高道素所录《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逐一命名。这是中国五百罗汉最早“像名合一”的典范！乾隆《御制（万寿山）五百罗汉堂记碑》，在清咸丰十年（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际，被入侵北京的英法联军所焚毁。如今万寿山已找不到五百罗汉堂。清光绪时慈禧在被焚的五百罗汉堂的遗址上，建了一座清幽的庭院，名曰“清华轩”。现只有罗汉堂前的石桥，与堂东的《御制五百罗汉堂记碑》尚存。

万寿山五百罗汉塑像神韵风貌，只能在北京图书馆藏《〈万寿山五百罗汉堂记〉手卷拓本》中才能窥其一斑。此卷心长1820厘米，高39厘米。乾隆撰文并书，王方岳奉绘图。拓本为浓淡两墨色套拓，其人物、河流为淡墨轻拓，文字、草木山石、殿宇楼阁为浓墨重拓。该手卷为初拓本，黄绫大镶套边，球纹方格花锦包首，拓工精良，装裱考究，《万寿山五百罗汉堂记》全文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段，每段前图后文，图文并茂。充分展示了画家王方岳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渊博识广的才学。王方岳恭绘的五百罗汉图迎合了乾隆皇帝的心愿，别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1957年入藏北京图书馆。正因为乾隆酷好罗汉，“上有所好，下必甚也”；从此，清中叶五百罗汉尊号塑像一体化热潮在全国勃然兴起。

第二，全国勃兴阶段;

乾隆皇帝在万寿山与承德外八庙建五百罗汉堂是受浙江云林（灵隐）、净慈、海宁安国等寺之启发，此举对全国佛教寺院影响颇深，不少寺院也纷纷效仿兴建五百罗汉堂。乾隆五十二年（1787），四川什邡县罗汉寺继承德外八庙罗汉堂皇家建筑之后，最早成为中国民间五百罗汉“像名合一”的寺院。继而常州天宁寺、南岳祝圣寺亦群起而效之。

甲、四川什邡县罗汉寺

什邡县罗汉寺始建于唐景龙三年（709），邑人马道一在这里出家修行。该寺毁于元末(1368)，明洪武四年（1371）重建，邑人曹楷植柏三千株；举人徐应聘捐修大悲阁，铸马祖铜像建马祖殿，明末（1644），复毁于兵火。到清朝，经禅师暖、月容、礼汀等主持再建，几经修缮、完备至今。罗汉殿里，五百尊罗汉，千姿百态，行住坐卧，各具神韵，形态逼真，无一雷同，其中犹以疯僧济颠更为逼真：头戴斜插式合掌帽，身穿百纳僧衣，足穿空前绝后天梁僧鞋；一双醉眼，右手提酒壶，左手操蒲扇，眼目传神；无论从那个视角看，都会与你“心有灵犀一点通”之感。

四川什邡县罗汉寺五百罗汉殿中的天台济公像

寒冬虹《乾明院罗汉图录·出版说明》（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2月版）中介绍了《乾明院阿罗汉图录》序跋与来历：《乾明院五百十八罗汉图录》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版刻阿罗汉图录。像名合一、版刻精良，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四川什邡县罗汉寺住持达彻，依明崇祯十六年（1643）本重刻。前有清涪陵邹治侖序和明吴兴彭城郡必山居士的翻刻序文；次有杭州盘谷禅师《题石桥众阿罗汉偈》、《五百画像游戏神通赞》，所记岁月为“崇祯癸未冬月初八刻”；后有清怀阳任思正跋。图像前二页为十八罗汉像，后五十页为五百罗汉像，每页十位阿罗汉。各标罗汉名号，书口题《乾明院阿罗汉图录》。邹治侖《乾明院罗汉图录·序》云：

序

粤自龙藏象负，皆为觉岸津梁；宝殿金身，无非化城像教。但灵音之广播靡穷，故法宇之创兴有自。欲洗尘根，须宏佛愿。邑之东北隅，旧有罗汉寺，自明代以前，摇坤荡宇，极规模宏敞之观。迄本朝以来，明地开山，又法轮重辉之日，越今衣钵数传，庙宇巍焕，诚哉住持真界久矣。栖息妙涂，顾殿以名存，而堂无像设。将追胜迹于灵关，难广良缘于法地。苟非大兴土木，焕金碧于鸟革翚飞，何以丕振愚蒙，展焚修于晨钟暮鼓。工将起于一日，资实藉乎十方。禅师礼汀，秉志寅清，矢心增建，于焉联络班次，绘像标名。以予有旧游之迹，嘱予以劝善之文。追忆曩年，曾深瞻仰；抚念今日，用切观成。爰摅小引，用作先驱，伏愿从善如登藏功。指日兰橑桂柱，何异白马重来；垩壁丹楹，仿佛青鞵再峙。自此神仙居第，岂必雾幌云帷；解脱尘氛，自有花宫石榻。如斯盛举，敢委唐捐。将见殿庭古貌，聿光选佛之场；斗拱留霞，用志真仙之迹。时乾隆五十二年，岁次丁未仲春，涪陵邹治侖沐手序。

明吴兴彭城郡必山居士之序云：

明吴兴博必山居士题《罗汉图录》序

如来住世，比丘与游，不下千百人。俱给独孤国法会明验也。而大众中翘楚类萃为罗汉尊者，特五百一十八人。大都聚三州英，而始有不亚儒门三千中七十二尓。是可数纪，即可名命，未必不可形象也。但以其人繁冗，而根源事迹，每散见杂出于藏经。夫经部总以如来为主，间寓尊者或百人、十人、三四五人不等，参赞其中，无非其体本乎？寂净其用放乎光明，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迥有声闻者也。若是乎，其奇特匪易易传也。逃禅辈畴不欲备览无遗，无何阅藏不埒寻常，非竭诚，不敢非历久难周，初学栖心内典，大小各五部，且未能遍曷克翻贝叶至三藏耶。是亦类欲测海穷山而苦无径也矣。

余初授学博于杭，解组后参谒如来多年，古寺名山，殚心觅访，求一罗汉录，而竟无得。偶缘选胜山，水路经苏城，无心中逅遇老衲，形貌苍古，持旧籍以售，颇涉蠹残，恳借一观，乃南宋时《乾明院罗汉尊者图录》一书也。其绘像似行云流水，其标名如指掌列眉，其班次联络，则又分属以五行，真奇观也！

爰不惜重价购而归藏诸筴，将为娱老玩器尔。抵夜荧光透筴，照于四壁，余甚讶其书，为不可秘物也。因捐资急付剞劂行世。为初入禅林者，开一便览径。惜乎！书首原序残缺过半，难为补缀，仅述其图，而未述其序，余衷怀殊怏怏也。吴兴彭城郡必山居士沐手撰。

后清任思正跋云：

跋

礼汀既得予敬录《乾明院罗汉尊号碑记》，遂以授诸梓人而剞劂之，不日成书，业为叙述其事矣。究以未得图录，虽欲塑像，未由也。于是乃遍访蜀中名山古刹。凡藏经最多之处，靡不到闻；见博洽之比丘，靡不谘访，卒不可得。礼汀殊不自安。予亦歉然久之。偶忆曩者罗汉尊号碑记，月容曾云得诸工人之手。因思《罗汉图录》，安知不并存于其家，爰令礼汀踪迹之，果闻其图偕在。惟是什袭珍藏，不肯轻以视人。而礼汀者，真有心人也。相与极力周旋，多方诱劝，乃得欣然出视。礼汀不暇细阅，急促其持与俱来。礼汀欣喜殊甚，共相展阅而瞻仰焉。礼汀谓予曰：“吾观是录，而知五百十八尊者，其入道不相为因，而妙悟各有自得，所谓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非欤？”予曰：“然。”予不敏，未能有悟。抑闻昔者僧繇工于画，天皇寺中楞伽罗汉，光辉满室，神趣如生，足显象教之森严。岂其有神助与？抑精诚之所感格欤？兹得此图，而五百十八尊者，永垂范于北寺古刹之中，将见妙道因缘，光辉自在，而法炬于以长明也。礼汀勉乎哉！乾隆丁未仲春怀阳任思正跋。

通观二序一跋，疑窦重重。前序邹治侖，里贯不详，生平无考。既是为什邡罗汉寺住持达彻兴建五百罗汉殿而序，其序竟无一字语及达彻，反提及禅师礼汀嘱序为文。此一奇也！

而明吴兴彭城郡必山居士序之落款更是一奇！

其一为何连署二郡名作郡望；吴兴系古郡名，三国东吴孙皓于宝鼎元年（266）分吴、丹阳两郡置吴兴郡，为湖州立郡之始。辖区从今浙江临安至江苏宜兴一带。治所乌程。即今湖州吴兴区。彭城郡即今江苏徐州。落款不署真名实姓自古有之，但连署吴兴彭城二郡望，则为亘古未有。必山居士究竟是吴郡人，还是彭城郡人；为何要连署？

其二作为佛教居士，竟出不敬之言；既向老衲重金购置南宋《乾明院罗汉尊者图录》，目的是“将为娱老玩器尔”！作为佛教居士，不该对佛教出此大不敬之语。

其三购书情节类似高道素。高承埏《题五百罗汉尊号》云高道素购《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于老僧；而必山居士亦云购《乾明院罗汉尊者图录》于老衲。何其相似乃尔？

其四《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仅是五百罗汉尊号，而必山居士所购竟是“像名合一”的《乾明院罗汉尊者图录》。“像名合一”的五百罗汉绘像始于明末画家宋旭，而“像名合一”五百罗汉的佛教建筑则始于清乾隆帝；南宋何来“像名合一”的《乾明院罗汉尊者图录》？十八罗汉与五百罗汉均别称为尊者，而将罗汉尊者并称，显然是外行人所为；作为佛教居士的必山，岂不明此理？种种疑窦，足证明必山之序是清人伪作。

清任思正跋同样所记亦为礼汀禅师，亦无一语及《乾明院罗汉尊者图录》刊刻者、罗汉寺五百罗汉工程主持者达彻和尚。

然查的明代《吴彬绘五百罗汉图·宋旭绘标名五百阿罗汉图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中《吴彬绘本慧通题记》，涪陵邹治侖之序与怀阳任思正之跋，系清人将《吴彬绘本慧通题记》“一分为二”， 分析而为之。

慧通题《记名五百罗汉图记》

粤自龙藏象负，皆为觉岸津梁；宝殿金身，无非化城像教。但灵音之广播靡穷，故法宇之创兴有自。欲洗尘根，须宏佛愿。邑之北隅，旧有妙香寺，自元代以前，摇坤荡宇，极规模宏敞之观。迄本朝以来，明地开山，又法轮重辉之日，越今衣钵数传，庙宇巍焕，诚哉住持真界久矣。栖息妙涂，顾殿以名存，而堂无像设。将追胜迹于灵关，难广良缘于法地。苟非大兴土木，焕金碧于鸟革翚飞，何以丕振愚蒙，展焚修于晨钟暮鼓。工将起于一日，资实藉乎十方。

住持智远，秉志寅清，矢心增建。指日兰橑桂柱，何异白马重来；垩璧丹楹，指日兰橑桂柱，何异白马重来；垩壁丹楹，仿佛青鞵再峙。惜未得图册，虽欲塑像，末由也。于是乃遍访蜀中名山古刹，凡藏经最多处，虽欲塑像，未由也。于是乃遍访蜀中名山古刹。凡藏经最多之处，靡不到闻；见博洽之比丘，靡不谘访；卒不可得，智远殊不自安，予亦歉然久之。便秘告之本南寺曾诚聘莆田吴彬绘制五百罗汉法像之事。其闻而欣喜殊甚。智远者，真有心人也。便急舟至金陵会晤画师。极力周旋，多方诚劝，乃得欣然应允。亦将数载募化积金十余两，以作画费之资。越年工竣，智远甚喜，邀予共相展阅而瞻仰焉。智远谓予曰：“吾观是图，而知五百尊者其入道不相为因，而妙悟各有自得。所谓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非欤？”予曰：“然。”予不敏，未能有悟。今观吴彬所画此众阿罗汉，光辉满室，神趣横生，足显像教之森严，岂其有神助与？抑精诚之所感格欤？兹得此图，而五百尊者永垂范于北寺古刹之中，为镇寺之宝。将见妙道因缘，光辉自在，而法炬于以长明也。时万历癸巳年季春月，江西饶州府鄱阳县南罗汉寺住持慧通沐手撰并书。

    说涪陵邹治侖之序与怀阳任思正之跋，系清人将《吴彬绘本慧通题记》“一分为二” 分析而为之。两相比较，其理由有五：第一，涪陵邹治侖之序与怀阳任思正之跋的总体框架，系《吴彬绘本慧通题记》的总体结构。第二，涪陵邹治侖之序与怀阳任思正之跋的基本语汇，均出于《吴彬绘本慧通题记》。第三，涪陵邹治侖之序与怀阳任思正之跋的“创新”，不过将明僧“智远”，改为清僧“礼汀”。第四将“江西饶州府鄱阳县南罗汉寺住持慧通”，易名为“四川什邡县罗汉寺住持达彻”。第五，综上分析，《吴彬绘本慧通题记》正是涪陵邹治侖之序与怀阳任思正之跋的母本。

经查《[民国]重修什邡县志》，任思正与礼汀禅师均有其人。这在《[民国]重修什邡县志》卷八上《艺文·金石》载中李调元（1734—1802）《罗汉寺新建五百阿罗汉碑》中可得以证实：

罗汉寺新建五百阿罗汉碑

○李调元

什邡北郭有罗汉寺，肇造于唐中宗时，马祖出家之处也。一时形胜，为蜀中冠。迨元末而寺毁。明洪武四年，僧会了恩重修前中后三殿。正德初，邑人判簿曹城复植柏三千珠，今山门外犹存黛色参天者是也。嗣是重修者，嘉靖中则御史李之珍建大藏经楼；万历中则孝廉徐应聘建大悲阁，皆邑人也。于是巍峨炳焕，既完且美矣。崇祯末，遭献贼之乱，复毁于火。 

本朝康熙初年，云林明地禅师始修殿三层，规模粗备，然所谓罗汉寺者，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即有，亦不过如他寺十八尊者而已，无所谓五百罗汉也。

乾隆中有僧月容，自新都宝光寺飞锡于兹，始谋募修五百尊者相，以符其实。时有工人持顺治年间，浙江嘉兴府楞严寺重刻南宋《江阴军乾明院罗汉尊号碑记》，将欲募塑，未几圆寂。

礼汀和尚，丹徒人，月容之衣钵弟子也，自嘉定凌云大佛寺来主是寺，感师志未遂，又于工人处觅得《五百罗汉图录》，大喜曰：“是可成师之志矣！”立将前后刊行，以为塑像张本。

时什邡令贵州怀阳任公舒轩、讳思正者，素含宿愿，极力怂成。功未半，不意任公即世。后无不虑难其为者，而礼汀遂毅然决计，不殚劳瘁募化，前后得八千余金，乃于两廊旧基起造罗汉殿，延成都塑工曹志伟等，照图录形状分塑两廊，共五百一十八尊。于戊申（1788，乾隆五十三年）年八月起，至嘉庆丁巳年（1797）四月告竣。于是名与实符，真为罗汉寺矣。是役也，固由礼汀诚意感孚，所到乐输，而亦由现任会稽宁公湘维名锜者，继任公后，一力赞襄其事，乃克有成。礼汀以众不可没也，欲立碑以述颠末，并刻输金各宦绅男女、及诸山宿德各姓名于碑阴，以垂永久，属余为记。

窃以佛家有四果：一日思陀洹；二日斯陀含；三日阿那含；四日阿罗汉。又有三乘：一曰声闻；二日圆觉；三日菩萨。声闻者，悟四谛而得道也；圆觉者，悟十二因缘而得道也；菩萨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罗汉得道，全由佛教，故以声闻为名。而凡有佛寺，皆有之也。初佛既以无上法授迦叶，又属十八大阿罗汉并眷属等，令其护持，所云“住世十八尊者”是也。按佛经十六应真，自第一尊者宾度罗跋哕堕阇起，至十六尊者住茶半任迦止，又合提蜜多罗尊者及宾头卢尊者，为十八罗汉。今图录宾度列第九，而以尊戌抟迦列第一，自当以尊号为是。

所云五百罗汉者，皆佛弟子。今《图录》所云“（天台）石桥五百尊者”是也。《涅架经》曰：“昔有五百商人，出海采宝，值千盗攘去，并剜其目。有人告曰：灵鹫佛氏能救汝苦。引至大杖精舍，佛为说法，证阿罗汉果，分形显化。”按五百名位具经中，繁不备录，但相传亦有异词。如《西湖游览志》所载，杭州净慈寺塑五百罗汉像，其第四百二十三位阿湿毗尊者，独设一龛，侧身伛蹇，斜目觑人而笑。妇人祈嗣者，必礼此炷香，不知何说。今图录四百二十三作最胜藏幢尊者，而阿湿毗尊者位次在二百三十一，毗又作卑，盖不可深考矣。

又《一统志》言：“外夷火州有灵山，在土鲁番西北石纹发，番人称为十万罗汉削发涅槃之所。”据此，则又不止五百阿罗汉矣。总之，阿罗汉尊者永离诸恶，不受三生界也。佛法所化，如十大弟子、十六沙弥，其眷属自九百，以至九千，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今礼汀为此举也，充其善行，虽自百万，俱胝阿庾多以至阿僧祗万万可也。其功德尚可量乎？其所供养，又岂止什邡五百阿罗汉而已哉！殿既成，礼汀又取所遗募金，并马祖殿台井而培补之。于是百废俱兴，岿然为一县之大丛林矣。

李调元（1734—1802），字羹堂、赞庵、鹤洲，号雨村、墨庄、童山蠢翁。绵州罗江（今四川罗江）人。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僧礼汀主持重修罗汉寺，增塑五百罗汉像，又塑马祖像，至嘉庆二年（1797）功成，李调元应礼汀之请而为之记，该文撰于清乾隆六十年（1795）。

通观李调元此碑，可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任思正确有其人，为什邡县令仅一年即逝。其所作《乾明院罗汉图录·跋》系后人伪托。《重修什邡县志》卷三《官政》载：“任思正，字广平，号舒轩，贵州遵义怀仁县举人。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任。”李调元碑称“时什邡令贵州怀阳任公舒轩、讳思正者”的“贵州怀阳”实为“贵州怀仁”。怀仁原为遵义属县，因与山西朔州怀仁县同名，今改仁怀市。据《重修什邡县志》任思正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一月任什邡县令。又碑称什邡县令任思正对罗汉寺新修五百罗汉工程十分支持，“素含宿愿，极力怂成。功未半，不意任公即世”。“即世”即逝世，唐杜甫 《哭王彭州抡》诗“夫人先即世，令子各清标”。《重修什邡县志》卷三《官政》又载：“叶宽，安徽安庆府桐城县监生，乾隆三十八年正月署。”这说明任思正从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一月任什邡县令，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正月，安徽桐城人叶宽接任什邡县令，前后不过一年多二个月。证实明任思正逝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什邡县令任上。而《乾明院罗汉图录》竟载任思正所作乾隆五十二年（1787）之跋，此足证系后人伪托。任思正跋既伪，邹治侖序亦伪，二者皆本于《吴彬绘本慧通题记》。而必山居士之序更伪，全系凿空之语。

第二，主持什邡罗汉寺五百罗汉新修工程者为礼汀，《乾明院罗汉图录》是什邡罗汉寺匠人所创，并非达彻据明崇祯本重刊。据李调元碑记，什邡罗汉寺为临济宗高僧马祖道一出家之处，故号“西川佛都”。后屡建屡毁，乾隆年间，僧月容新都宝光寺驻锡什邡罗汉寺，见寺只建殿三层，而无罗汉像，这与罗汉寺名实不符，遂发愿重修。时闻塑像匠人持有清顺治间嘉兴楞严寺重刻南宋《江阴军乾明院罗汉尊号碑记》（即高承埏刊本），将欲募塑，未几月容圆寂。月容嗣法弟子礼汀，江苏丹徒人，自嘉定（乐山）凌云大佛寺来住持罗汉寺（清乾嘉时僧人了慧，号越莲。作有《庚子夏俚句书呈礼汀禅师》诗云：“为访峨眉胜地来，初登觉岸紫云开。浮屠高拥千层座，大相威严百丈台。佛即山兮山即佛，魁非众也众非魁。天然一幅难描画，展向嘉州识圣台。”庚子即乾隆四十五年（1780）；大相即乐山大佛。此为礼汀住持乐山凌云大佛寺之佐证）。感师志未遂，又于工人处觅得《五百罗汉图录》，大喜曰：“是可成师之志矣！”立将前后刊行，以为塑像张本。礼汀将其前后刊行的即是托名“达彻”的乾隆丁未孟夏刊本《乾明院罗汉图录》（内又称《罗汉图录》）。罗汉寺匠人，前既持有嘉兴楞严寺重刻南宋《江阴军乾明院罗汉尊号碑记》（高承埏刊本），后复持有《五百罗汉图录》。尊号碑仅记五百罗汉名号，而《五百罗汉图录》则为五百罗汉像；可见《五百罗汉图录》为塑像匠人专门为罗汉寺新修五百罗汉而创作，故礼汀立将其“前后刊行，以为塑像张本”。这充分说明，《乾明院罗汉图录》是礼汀所刊，且时间也对称，可见，刊刻《乾明院罗汉图录》者是礼汀，并非达彻；罗汉寺新修五百罗汉工程主持者亦是礼汀，也并非达彻。

第三，不管《乾明院罗汉图录》如何作伪，仍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礼汀主持罗汉寺新修五百罗汉工程在清什邡县令彭锡珖《重修罗汉寺山门碑》中亦得到印证。《[民国]重修什邡县志》卷八上《艺文•金石》中载其碑文，节要如下：

“重修罗汉寺山门碑（节要）

彭锡珖

罗汉者，去来隐显，以其成道者也。罗汉传于寺者不二，皆十八尊，五百尊未之见也，什邡城北寺，马祖道场也。而署以罗汉，不知所仿，

前月容师主讲兹寺，乃得五百尊者图于工人手，幻矣。礼汀禅师则继月容面塑之，辟以殿楹，次以序列，幻之幻与。窃考罗汉辈起，代有传人。类能著论赞、明经义、假立外闻，证以佛法。礼汀覃精内典，枕籍宝训，解吟咏，躭编集，刻《菜羹谭》施人，得以观流俗之源。近乃舍地，作养济院以栖孤，独慈悲之室，益信而有征。吾知五百尊者之塑非幻也。真也！而论谓寺名罗汉，故其数以实之。不又固乎！

寺以内废者、举堕者，修殿宇辉煌，林木荫翳，闲庭别墅，悉有可观，一皆出于礼汀。厥功甚伟矣。山门之建最后者，后之者，重之也。今则雄敞宏深，一称其寺。邑之人称钜观焉。门内有四天王殿，轩举冠于他寺。像之伟杰，如之绣狮二座，高丈余，计费不下千余金。募之众信而皆为乐助，知必有符乎。挂塔之已事者，要礼汀苦行致之也。夫世尊说法，而天王首为下听，富楼那转轮，而狮猊声以效异，斯皆法门。至著之事，寺备此功，其藏乎礼汀之心，其亦慰乎？吾故慕礼汀之行，为近今所不易得。而以衍马祖之传不虚也。礼汀则人自定之也。善心含于人人，而水火盗贼，有不期远而自远者，而自远者，此天人感应之机，所必然而无惑者也。是举也，始经于辛酉（1801）初春，首事等日极经营，不辞劳瘁，于是隘者广之，缺者增之。厅宇加闳，廊庑皆备，门外建棹，契高数丈，屹如巍如，尤足示尊严，而符体制。虽丹雘需时，而规已定，■固乐兹事之，足于有成也（下略）。

《「民国」重修什邡县志》卷三《官政》载：“彭锡珖，江西湖口县，进士，嘉庆五年（1800）九月署。”彭锡珖，江西湖口人。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嘉庆五年（1800）以汉州牧代什邡知县，后任直隶眉州知州，嘉庆八年（1803）任绵州知州。礼汀于清嘉庆六年（1801）募捐千余金重修罗汉寺山门，重修功成，彭锡珧为之记。

四川什邡县罗汉寺

由上可知，礼汀整修罗汉寺内外，新修寺内佛像，对罗汉寺而言，不啻再造之功。可见，礼汀在嘉庆初年，尚在什邡罗汉寺。至于彭碑称“前月容师主讲兹寺，乃得五百尊者图于工人手”，与李碑所记稍有不同；但五百罗汉尊号碑与图录均出于塑像匠人，这倒是一致的。礼汀不仅通内典，而且解吟咏，喜编书集，又刻《菜羹谭》施人。《菜羹谭》即《菜根谭》，明代洪应明编著，取自宋儒汪革语“人就咬得菜根，则百事可成”而得名。洪应明还著有《仙佛奇踪》，《菜根谭》早在日本明治维新时代就传入东瀛，被日本商界奉为心理教材。从其编集《乾明院罗汉图录》看，彭碑所称多系溢美之浮词。与李调元碑的客观性、准确性，完全不能同日而语。今清李调元撰《罗汉寺重塑五百罗汉碑记》等碑尚存什邡罗汉寺。

不过《乾明院罗汉图录》虽系礼汀伪托，但其整修罗汉寺内外，其功不可没。《乾明院罗汉图录》虽是伪托，但亦有其一定的历史价值。

首先是《乾明院罗汉图录》的编集，仍是围绕“天台石桥是中国五百罗汉显真地”这个核心主题。其所录元代杭州盘谷禅师的《（天台）石桥众阿罗汉偈》以及《五百罗汉游戏神通赞》，就是典型一例。题前有小引云“昔杭州盘谷禅师，号丽水者，尝题《石桥众阿罗汉偈》及《五百罗汉像游戏神通赞》并附于此。”

石桥众阿罗汉偈

五百十八，何道可谈；妙妙妙妙，众阿罗汉；秉五行质，其像可见；大雄授记，佛法非幻；般若波罗，无上彼岸。

五百罗汉像游戏神通赞

五百罗汉，化无数像，玉眸秋水，寒潭苍发，黄云绿浪，或捏烟挐风，或骑猊跨象；或踢东海日月毬，或折扶桑柱天杖；说甚生龙活虎，何须钢枪铜棒；文殊笑他之蹊跷，观音哂他之怪状。咦！神应莫测妙难量，变化无穷不可方；百尺竿头常把戏，连天带地一粒藏！

《释氏稽古略续集》（《大正藏》第49册）卷一载：“盘谷禅师，号丽水；海盐人。师貌不扬，而志气超迈，博览经史；性耽山水之乐。至元（1271—1294）中，游五台、峨嵋、伏牛、少室，名山胜地。尝云：‘足迹半天下。诗名满世间。’时附马高丽沈王，闻师德望，具书聘讲华严大意于杭之慧因寺。师展四无碍辩，七众倾伏；王大悦，声价益重。后至松郡精舍，勤修净业，日课弥陀佛号。年七十余，无疾预告以时，端坐而寂。有《游山诗集》三卷行世（《高僧传》）。”杭州盘谷禅师的《石桥众阿罗汉偈》是继宋叶清臣《石桥罗汉赞》之后的又一石桥罗汉题偈者。此与李调元碑所记“所云五百罗汉者，皆佛弟子。今《图录》所云“（天台）石桥五百尊者”是也”；其核心主题完全一致。

其次是《乾明院罗汉图录》虽系礼汀伪托，前已述及，中国五百罗汉最早“名像合一”的皇家佛教塑像，是乾隆建造的承德外八庙之五百罗汉堂。但什邡罗汉寺五百罗汉塑像作为中国民间最早的五百罗汉“名像合一”的佛教塑像，却是事实，不容否定。

乙、常州天宁寺

受乾隆《万寿山五百罗汉堂记》影响的较深则是常州天宁寺。常州天宁寺雄踞常州东门外，始建于唐永徽年间（650—655），初名广福寺，北宋政和元年(1111)，改为现名，已有1300余年历史。几经毁建，几度更名，向有“东南第一丛林”、“一郡梵刹之冠”之美誉。天宁寺的开山祖师是法融禅师，乾隆曾三次到常州天宁寺拈香，并为寺题“龙城象教”匾额和楹联。其《五百罗汉画像石刻》可称“中国一绝”。1975年，台湾读者书店出了一本《天宁寺石刻五百罗汉拓像》，前刊有清嘉庆间常州天宁寺住持了月所撰的《天宁寺石刻五百阿罗汉记》：

天宁寺石刻五百阿罗汉记

观音大士，于圆通会上发菩提心，从闻思修，入三摩地，获得二德；大慈大悲，悯念众生，迷而不觉，现妙净三十二应，而为说法；或现宰官身，或现居士身，或现优婆塞等身随类感化，非欲令众生，一切回光返照；其本体，止于至善而已也。

吾郡太守，庐江胡公来主是邦，谆谆然劝民乐业，安分勤善。或于政治暇时，翻阅内典，因敬读太上皇帝《御制五百罗汉堂记》，天语宣扬，成就无量无边功德。爰是特延名手画师，仿摹杭州净慈寺五百尊塑像，绘图勒石，昭垂久远。欲令十方瞻仰慈容者，皆大欢喜；信受皈依，广种善根，潜消恶念；庶使风俗益臻淳美，闾阎永享太平。

古云佛教通儒教，真不负为民父母之一片婆心也。了月俯首思维，《金刚般若经》所称：第一离欲阿罗汉，得无诤三昧；盖罗汉梵语也。此云应供，谓其人应真得道；堪受人天广大供养。庄严佛土，为世福田。现今太守发心，协同武进大尹周公、阳湖大尹高公，将镌成五百罗汉石版，送至天宁罗汉堂，敬供壁间。宝炬金轮，光照十方法界。

天宁寺建于东郭，为水陆交冲舟车络绎之地。晨钟暮鼓，梵呗虔颂；圣德之无疆，祝皇图之巩固。兹得奉《五百应真名号图像》装点，楞伽欣睹，法云拥护，佛日增辉；一切往来大众，拈一瓣香信心顶礼，结种种善缘，修层层善果；无非太守暨诸尊官布施激劝之至意。从此宏开觉路，普济郡生；积善有余庆，其福德复何可思。时维嘉庆四年（1799）岁在屠维协洽仲春之朔，天宁寺住持了月拜撰，奉佛弟子马志书丹，晋陵吴树山镌字。

了月所称“吾郡太守，庐江胡公来主是邦”；此胡公，即安徽庐江胡观澜。胡观澜，字露涵，号双湖。安徽庐江人，乾隆二十四年（1759）举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在慈溪县令任，疏浚慈湖，作《重浚慈湖记》。为缅怀甬上四先生杨简师道教泽，堪为千古表率，于慈湖湖心堤上督建一亭，名“师古亭”，今存。乾隆四十四年（1779）七月至四十七年（1782）二月，任苏州知府。六十年（1795）三月初八又代理苏州知府。嘉庆二年（1797）在常州知府任。重修大观楼，作《大观楼记》，2007年发现其碑。嘉庆三年（1798），发起雕刻《石桥五百尊罗汉像》，并题跋。后编入《天宁寺石刻五百罗汉拓像》。

刘权之，字云房，湖南长沙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擢司经局洗马。四十三年，督安徽学政。预修《四库全书》，在事最久，及总目提要告成，以劳擢侍讲、擢大理寺卿，迁左副都御史。五十六年，擢礼部侍郎。嘉庆四年，擢左都御史，任吏部尚书。后为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年八十卒。《清史稿》有传。

常州天宁寺

笔者手头有本《石桥五百尊罗汉像》清嘉庆年间拓印本的影印件。前有嘉庆戊午星沙（长沙别称）刘权之正书《五百罗汉赞》，后有嘉庆三年（1798）常州知府胡观澜跋（正书）。扉页印有“（日本）帝国图书馆”阳文篆印。日本帝国图书馆是1872年建立的，帝国图书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直接受呈缴本，明治以后日本的出版物收藏齐全。该馆除为日本国会服务外，也对行政和司法部门以及日本国民提供法律规定的服务；帝国图书馆经历了自书籍馆（1872）、东京书籍馆（1875）、东京府书籍馆（1877）、东京图书馆（1880）至帝国图书馆（1897）的变迁。1947年改称为国立图书馆。现日本国立图书馆网上可查阅到《石桥五百尊罗汉像》清嘉庆年间拓印本。

刘权之《五百罗汉赞》云：

五百罗汉像赞

应真五百，殊相堂堂；少樷显迹，震旦流芳；神通具足，变化靡常；图模杖履，笔审阴阳；朗同星列，次比雁行；有廋而削，有颀而长；有白而皙，有老而苍；有示游戏，有现端庄；

有麟其车，有云其裳；种种会意，作作生芒；非空非有，能隐能彰；忽语忽默，或存或亡；

诸漏已尽，三昧谁详；度人出世，说法开场；天风浩浩，海水茫茫；龙降虎伏，鱼跃鸟翔；

去来现在，声味色香；半丝不挂，万籁俱忘；川含月印，花出莲房；成妙圣果，具智慧囊；

八部拱手，三千宝装；须弥是握，芥子中藏；遍洒甘露，普设慈航；门传不二，寿纪无量；

除彼烦恼，任我徜徉，亿且可衍，一尔何妨；篆刻精巧，神采飞扬；金身丈六，放大光芒。

嘉庆戊午（1798）仲夏星沙刘权之撰并书。

胡观澜跋云：

按佛书称，诺俱那与其徒八百众，至震旦国居天台者五百，居雁荡者三百。故旧传怀安大中寺有八百罗汉像，梁克家《三山志》载之。宋时杭州净慈寺初塑五百罗汉像，而梵筴不得其名。后于高念祖家工部郎道素，所藏《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名号》石刻，太尉曹勋记之，而无其像。至本朝检讨朱彝尊书其后云：“盖天台五百人也！”

越今岁久，石亦渐泐，澜备守此邦，凡诸古迹，务使长留。且念我朝列圣相承，化从东起于中华，西域之理，一以贯之。伏读太上皇之御制《万寿山五百罗汉堂记》，发光明藏，证菩提心，一切三千，大千亿兆，众庶仰窥天藻。身历化城，无不踊跃欢喜。

谨重订五百罗汉之名号，仿摹净慈之法像，鸠工勒石，冀垂久远。从兹贝多香泛石墨镌华，俾信受皈依者，瞻妙相之庄严，感应真之度世。于以颂圣祝，厘歌万年而登宇，亦祗树园一段盛事也。工竣而志其缘起。

嘉庆三年（1798），岁次戊午，清和月，常州府知府胡观澜敬跋

旁上有“臣观澜印”阳文篆印，下有“双湖”阴文篆印

据此，《石桥五百尊罗汉像》作于清嘉庆三年（1798）。因长沙刘权之《五百罗汉赞》与常州知府胡观澜跋均撰于清嘉庆三年。比撰于清嘉庆四年（1799）的天宁寺住持了月《天宁寺石刻五百阿罗汉记》要早一年。五百罗汉像石刻竣，嵌置天宁寺之翌年，住持了月才撰《天宁寺石刻五百阿罗汉记》。可见《石桥五百尊罗汉像》，实为《天宁寺石刻五百罗汉拓像》之母本。

胡观澜于嘉庆二年（1797）始任常州知府。胡观澜此跋之首段，实源于清朱彝尊为高念祖刊刻《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名号》所作的《书五百罗汉名记》。主要是突出了“天台石桥五百罗汉”的核心主题。

又读乾隆《万寿山五百罗汉堂记》深有感触，因乾隆对“天台石桥五百罗汉”怀有浓厚兴趣。遂重订五百罗汉名号，仿照杭州净慈寺五百罗汉图样，而鸠工勒石，工竣而志缘起。可见，胡观澜之跋是专为“天台石桥五百罗汉像”题跋的，并未语及常州天宁寺。待《石桥五百尊罗汉像》刻竣后，才嵌置于常州天宁寺大雄宝殿之前廊两侧。次年，了月才撰《天宁寺石刻五百阿罗汉记》，以纪其事。

按正常时间程序，通常多是“撰记在先，题跋于后”。因胡观澜在嘉庆三年（1798）即已刻好《（天台）石桥五百罗汉像》，并予题跋。故出现“题跋在前，撰记于后”之时差。经日本帝国图书馆藏《（天台）石桥五百尊罗汉像》与浙江古籍出版社的《清刻佛教五百罗汉像》中2006年所影印《常州天宁寺五百罗汉像拓本》比对，《（天台）石桥五百罗汉像》实为《常州天宁寺五百罗汉像》之母本。在国内，《（天台）石桥五百罗汉像》似已佚失，所印传者惟《常州天宁寺五百罗汉像拓本》与《南岳祝圣寺五百罗汉像拓本》。

从拓本艺术看：《常州天宁寺五百罗汉像》风格略显粗犷写形，而《（天台）石桥五百尊罗汉像》风格较为精致达意。在写貌传神上，“常州天宁寺五百罗汉像”稍逊一筹。可见日本人收藏眼光之精锐。《常州天宁寺五百应真像拓本》，日本佛教净土真宗本愿寺大谷家亦有旧藏。此罗汉像拓本系日僧伊藤贤道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获之于常州清凉寺住持静波和尚，后呈于法主大谷光瑞氏珍藏。

咸丰十年（1860），天宁寺惨遭兵燹。嵌置壁间的石刻五百罗汉，被毁后零星地散落在荆棘与瓦砾丛中，见者无不痛心疾首。光绪年间，西峰凫亹禅师来与天宁寺方丈善净清如，每天与僧人一起在荒野颓垣间寻觅五百罗汉石刻残片，而能看清的不多。后西峰凫亹禅师竟从海外觅回了原图像拓片，挑选优秀的工匠镌刻。连所用石版，均是西峰凫亹禅师乘船到吴县东山采购坚硬的太湖石。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补刻工程开工；光绪十八年（1893）三月，补刻工程竣工。今天宁寺尚嵌有邑人陆鼎翰撰《天宁寺补刻五百应真像记》、屠寄撰《常州天宁寺补刻五百罗汉名号画像记》等碑刻。十年“文革”，天宁寺佛像均毁。惟天宁寺五百罗汉石刻像，因以石灰粉刷，写上毛主席万岁标语，方免于难。

丙、南岳祝圣寺

南岳衡山是天台山佛教、道教的故乡。天台宗初创祖师慧文、智者、灌顶均曾在此修持。天台山道教上清派高道司马承祯、应夷节、徐灵府等亦在此修炼。据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清代佛像拓本》上下两册，以及浙江古籍出版社的《清刻佛教五百罗汉像》（均2006年出版）之下册，均是《南岳祝圣寺五百罗汉像拓本》。尤其是前者，系《（天台）石桥五百尊罗汉像》、《常州天宁寺五百罗汉像》之合编。《南岳祝圣寺五百罗汉像拓本》，前有平江李元度光绪六年《祝圣寺石锲五百罗汉像记》，次为刘权之《五百罗汉赞》、胡观澜《〈石桥五百尊罗汉像〉跋》，后附郢西吴锦章光绪七年《南岳五百罗汉像记》。可见《南岳祝圣寺五百罗汉像拓本》，是集《（天台）石桥五百尊罗汉像》与《常州天宁寺五百罗汉像》拓本之大成。

南岳庙旁的南岳祝圣寺山门

祝圣寺是南岳六大佛教丛林之一，唐代高僧承远（712-802）始建，初名弥陀台寺，唐贞元年间（785-805），诏为弥陀寺。唐会昌五年（845）遭毁，五代重建。宋太宗时，更名为胜业寺。清康熙五十一年，逢康熙帝六十大寿，湖南官员为祝康熙寿，而建行宫，请改祝圣寺。雍正五年（1727），朱批允改祝圣寺。祝圣寺亦是天台净土道场，唐承远及弟子法照均以及般舟和尚均为天台净土高僧，民国僧人空也曾于祝圣寺举办了天台宗学校。李元度光《祝圣寺石锲五百罗汉像记》云：

《妙法莲华经》有《五百弟子受记品》，言五百阿罗汉为佛大弟子，佛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令护持宣照无量无边佛法，教化众生；次第当得成佛，同号普明。尔时五百阿罗汉于佛前受记已，欢喜踊跃，此贤劫中授受源流也。

自像教流传震旦，栖真天台，于是杭州净慈寺、北平香山寺，并有五百应真塑像。宋东坡居士有《罗汉赞》，唐僧贯休、宋李伯时，并画阿罗汉。我朝高宗皇帝有《万寿山五百罗汉堂记》，又御制《十六应真像赞》，非精通内典，学贯天人，未繇仰窥万一也。毗陵天宁寺故有五百罗汉锲石像，系从净慈寺模缋入石者。嘉庆中，郡守明作记，学使刘文恪赞之。咸同间，寺经兵燹，像毁无存矣。心月上人持戒律，兼工铁笔。尝拓得天宁寺本，发愿重锲之。阅三寒暑乃成，敬嵌南岳祝圣寺壁间。

谨按：祝圣寺古为胜业寺，唐建初名弥陀寺，一称般舟道场，柳子厚有《般舟和尚碑》；楚王马殷改为报国寺，宋为神霄宫，后复为寺，赐额胜业。国朝康熙四十四年，巡抚赵恭毅公，拟请驾南巡，乃以寺基为行宫。后十年，巡抚王公之枢奏改行宫为祝圣寺。诏赐藏经一部，以镇兹山，真无上胜因也。

今心月手镌五百应真像，供奉寺中，实海内希有之本。能使十方大众各生恭敬心、欢喜心、皈依心，勇猛精进，以成然无量无边功德，当与灵岳并寿天地间，历千劫而不朽也。谨书此，以志岁月。光绪六年（1879）夏四月平江李元度记并书。

　　碑文为行书体，碑下落款旁刻阳文“元度印信”，阴文“次青”二篆印。李元度（1821—1887），字次青，又字笏庭，自号天岳山樵，晚年更号超然老人；湖南平江县人。清朝大臣，学者。四岁丧父。十八岁中秀才。二十三岁以举人官黔阳县教谕。咸丰间入曾国藩幕，后随之东征西讨，屡有建功。同治初，擢云南按察使。光绪十三年（1887），迁贵州布政使，同年九月卒于官。著有《国朝先正事略》60卷、《天岳山馆文钞》40卷、《天岳山馆诗集》《南岳志》26卷。其中《国朝先正事略》，荟萃清朝一代有关文献材料，尤为巨著。还主纂《「同治」平江县志》。《清史稿》有传。

吴锦章《南岳五百罗汉像记》云：

南岳祝圣寺戒僧心月，性敏慧，多艺能；有古宝月、希白之风。常州天宁寺石刻五百应真图像，为祇园至宝。咸同间毁于兵，世共惜之。心月乃发愿重摹，得精本钩勒上石，历三寒暑，毕工于长沙，将谋载归本寺，为堂以奉之。平江李方伯既为之叙。博考斯图之源流，详载其言之矣。兹心月复出所拓全帙见示，属跋其后。

余自愧于内典宗旨，素未参究，无以塞其意。第综揽其图，积多至五百幅；而须眉意趣，千变万化，无一不超妙入神；令人不复思天宁旧本。此其夙慧之深，愿力之宏，有志竟成，皆宜有称于后者也。蒙常慨念晚进儒术之衰，无论精微广大、修己牖民之道，未克见胜任弗忝者。即中古以降，相传之车服礼器、名物度数，以及古先哲人，冠裳剑佩、雅歌揖让之声容，学士大夫，未闻或肄业及之顾断断焉；争执一说，谓将传周孔之心，绍闻知之，统然乎？否乎？

今心月之为释，于彼法得失，吾不得而知。独念彼介然一身，殚三岁之劳，无所为而为，本俾己，已殆尽五百众之法相，由此复显于世。充是心也，坚卓而不移，恒久以有功；于天下事，何所不能为者。其必由渐入悟，大阐宗风，证无上果也；无疑矣！贤哉心月，缁流中指不多屈者欤？虽然论佛于今同，亦岂差曩时之盛。而笃信其道，好古敏求者，犹时有心月；其人乃茫茫世宇中，托迹章逢者；充韧庠序，将毋有抗心；希古求七十子之徒，心摹而手进之，不主焉不止者手，吾安得旦莫过之？以与吾心月，交驰而竞进也哉。余既乐斯图之不泯，又念其事为吾辈所难能，为太息而书之心同，幸毋以示人，使识者诮余拙于为说，而自襮其类也。光绪（七年）辛巳（1881）清明后五日郢西吴锦章书。

碑文为行书，碑左下刻阳文“吴锦章印”，阴文“云谷手书”二篆印。吴锦章，字云谷，湖北武汉人，官至二品衔。

从李元度、吴锦章二记中可得出一下结论：第一，其核心仍是五百罗汉栖真天台山石桥之影响；第二，亦深受乾隆《万寿山五百罗汉堂记》之影响；第三，南岳祝圣寺五百罗汉石刻像拓本，系心月为得之于常州天宁寺，其母本均是《（天台）石桥五百尊罗汉像》。祝圣寺僧心月，据甘建华主编的《湖湘文化名人衡阳辞典》载：“心月（？—1881）清湖南衡山县人。木匠出身，少时出家为沙弥，同治年间（1862—1874）来南岳祝圣寺修行。喜绘画，工铁笔，创有《衡岳图》。”

上述二碑，李记成文于光绪六年（1880），吴记成文于七年（1881）。李记常州天宁寺五百罗汉碑“咸同间毁于兵”，后心月法师“得天宁寺本”而摹刻之。因常州天宁寺补刻五百罗汉像在光绪十八年竣工，而祝圣寺镌刻五百罗汉像竣工在光绪七年。

至于心月如何获得天宁寺拓本，李吴光绪两碑记并无记载。而清李元度主纂的《南岳志·祝圣寺新建罗汉堂记》有载：“余友严镇总兵长沙刘君培元闻此举，走告余曰：‘某在军中时，得五百罗汉画册于新安。画精绝，以贝叶代缣槠，神采如生。某转赠前赣南镇总兵同县陈君金鳌。盍令陈君舍诸岳寺，同结最上因。’余力赞之。陈君果以属转寄诸寺。于是锲者、绘者，不期并集，称合璧焉。”

由此亦知，心月于其它寺院中得天宁寺拓本（详周跃华《南岳衡山祝圣寺清刻五百罗汉造像碑考》；佛教导航网）。受祝圣寺五百罗汉刻像影响的有武汉归元寺罗汉堂。其罗汉堂布局成“田”字型建筑格局，“田”字四个口为四个小天井，给庞大深邃的殿堂提供了良好的通风和采光条件。罗汉依“田”字排列，殿堂里尽管安放了五百多尊塑像，却没有拥挤之感。这种建筑格局既巧妙又合理。这也是吸收了杭州净慈寺五百罗汉堂的建筑风格。据《归元丛林罗汉碑记》载，归元寺的五百罗汉，是以南岳衡山祝圣寺的五百罗汉石刻拓本为依据，进行加工提炼，创造而成的。工艺上采用“脱胎漆塑”，又称“金身托沙塑像”。先用泥胎塑成模型，然后用葛布生漆逐层沾贴套塑，称为漆布空塑，最后饰以金粉。它的特点是抗潮湿，防虫蛀，经久不变。其实，归元寺的五百罗汉的工艺，即是天台山佛像“干漆夹苎”的传统工艺，唐鉴真弟子、台州开元寺僧思托按鉴真真人大小雕塑的“干漆夹苎鉴真坐像”，成为日本美术史上最早的肖像雕塑，今列为日本国宝。天台山佛像“干漆夹苎”工艺亦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祝圣寺罗汉堂的五百罗汉像石刻，十年“文革”中已全部被毁，现仅存拓本在南岳庙的书画馆中陈列。天津人民美术与浙江古籍两家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南岳祝圣寺与常州天宁寺的五百罗汉刻像拓本，对传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薪火相传”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因而更盼望南岳祝圣寺与常州天宁寺的五百罗汉刻像拓本之母本《（天台）石桥五百尊罗汉像》拓本的重印，使国内久已佚失的珍贵母本重现于世。天台宗由南岳而来，传播于海内外；五百罗汉栖真天台山，应化于中华大地，并传播于海外；此亦佛教所说因缘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