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第一个党组织的创始人
——宣侠父的故事（下）
李兆建

【上期简介】
宣侠父是台州第一个党组织的创始人。1924年3月，宣侠父在位于海门葭沚的浙江省立甲种水产学校任教期间，建立了台州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海门小组。宣侠父是唯一一个被蒋介石开除的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他被冯玉祥将军称之为“宣侠父的嘴，能顶二百门大炮。”他又是抗日名将吉鸿昌的入党介绍人。

他曾经是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又是“左联”的秘密盟员，是丁玲、阳翰笙的朋友。丁玲专门为他写下了《回忆宣侠父》一文。
宣侠父是一个智勇兼备、文武双全的人才。他在担任25路军总参议的时候，就以“今秋”为笔名创作了长篇纪实文学《西北远征记》。这部自传体小说《西北远征记》原名《灰梦》。宣侠父在书中讲述了自己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参加政治活动的经历和故事，从中探讨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这本书“忠实记录了作者本人和一批优秀青年，从1925年春初到1927年夏，在西北军这个复杂的环境中，参加那次轰轰烈烈革命的战斗历程，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很多有趣的生动场面，也记录了这个庞大的西北军，随着沸腾的全国革命，成为生气勃勃，所向披靡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到郑州与北伐军会师的胜利情景。又揭露了中国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后，冯玉祥将军到徐州与蒋介石结成联盟，背离了历史前进方面的事实。”“简洁生动地描写了西北的风土人情，讴歌了西北各族人民群众和西北军一些爱国上层人物的善良正直风格，也辛辣尖刻地勾画了一些追逐官场的文官武将和‘党国要人’的丑恶卑鄙面貌。”（《西北远征记》再版序）
当时在复旦大学任教的陈望道先生偶然读到了《灰梦》的书稿，他对这部作品非常赞赏，觉得它内容新颖，独具风格。陈望道把这部作品推荐给上海北新书局。北新书局的编辑一下子被这部文笔生动、秀丽明快、犀利诙谐的作品所打动。之后，编辑建议将书名改为《西北远征记》，宣侠父表示同意。考虑到宣侠父的身份，也为了有利于开展秘密工作，该书出版时用了笔名：今秋。
1931年初，宣侠父来到上海。得知左联成立后，他与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阳翰笙联系上。阳翰笙曾经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和入伍生部中共党总支书记兼政治教官。不过那是1926年的事，宣侠父早已离开黄埔军校。阳翰笙读过宣侠父的《西北远征记》，评价它“文笔生动、流畅、感染力很强”。
阳翰笙第一次和宣侠父见面，就感受到了宣侠父儒将的魅力。同为黄埔的经历，将二人一下拉近。他俩一见如故，谈了很久。宣侠父从他的西北军的经历谈到他的近作，当时，宣侠父正在创作另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入伍前后》，内容是写一个贫农青年，参加了国民党军队，接受了革命思想，最后带领部队一起投奔红军的故事。阳翰笙听了很高兴，说希望能尽快读到这部作品。交谈中，宣侠父从阳翰笙那里了解到，当时左联在国民党文化围剿的严酷岁月中处境极端困难，很多出版社和期刊社都被国民党查封了，进步书籍出版很困难，就对阳翰笙说：“我愿意支持你们，我可以想办法搞点钱，办个书店，出版左联的书。”
阳翰笙疑惑地说，“这行吗？”
宣侠父说，“经费问题我设法解决，有了钱，就交给左联操作。”
好多年以后，阳翰笙回忆道，“当时左联和文总还需要办一个内部领导性的刊物，苦无资金，办不起来。这时侠父刚好又来到了上海，我问他能不能在经费上再想点办法？侠父慷慨地一口答应说：经费我包了。”
宣侠父的举动感动了包括冯雪峰、夏衍、田汉等在内的左联的很多人。在筹办书店过程中，宣侠父认识了夏衍、冯雪峰、钱杏（阿英）、楼适夷、丁玲等作家。丁玲对宣侠父的印象十分深刻，在她后来写的《回忆宣侠父》一文中，详细回忆了当时见面时的情况：“我赶到旅馆，找到那间住房的时候，屋子里已经到了不少人。我认识的有左联的阳翰笙、冯雪峰，可能还有别的人，我记不清了。我仔细看那位主人，30多岁，黑黑的脸庞，长得五大三粗，如果穿上军服，一定像军官。可是现在看来，虽然身穿西服，却像一个刚从乡下来的中学校的体育老师，讲一口不太好的江浙官话，声音柔软，与他的外貌极不相称。”
丁玲是带着极大的好奇心与宣侠父见面的。她说：“我一向对那些国民党的军官是陌生的，而且是仇视的。对这位军官，我只知道他想开书店，愿意和我们左翼文人合作，出版我们左翼的书，并且让我们主办杂志。我们筹议创办的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杂志将可以在这个书店出版了。”
经过介绍，丁玲知道他就是宣侠父。在与丁玲打了招呼后，宣侠父继续与阳翰笙等谈他一本书的构思。丁玲在一旁听着，很吃惊地发现这位“五大三粗的军官”原来也写小说。丁玲以后说：“我用他的谈吐对证他的职业，听得出，他比我有多得多的经历，我只能总是听着，看着，思考着。我最初的印象，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像一个乡村中学校的体育教员。非常朴实、温文、诚恳，是一个有思想、爱文学的以国民党军官为职业的人。这种印象是令人不得不思索的。后来有同志告诉我，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参加过北伐战争的共产党员，一个在国民党军队内做党的工作的秘密党员，这就解除了我的许多疑问。”事实上，当时左联中有不少人起先也有很多与丁玲一样的疑问。在与宣侠父接触后，不仅消除了这些疑问，而且还增加了一些敬意。
经过宣侠父的多方奔走，几个月后，在上海英租界僻静的七浦路上，一家名为湖风书局的书店终于开张了。由丁玲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就是由湖风书局负责出版的。
书店开张后，左联还需要办一个内部指导性的刊物，苦无资金，又是宣侠父慷慨帮助。于是，由冯雪峰和楼适夷主编的左联内部刊物《文学导报》也同时办起来了。《文学导报》的前身是《前哨》，因为《前哨》刚一创刊，就由于它的“革命”色彩而被迫停刊，创刊号也就成了它的终刊号。
《北斗》和《文学导报》成为当时左翼作家的重要阵地，鲁迅、瞿秋白、茅盾等均在其中发表了大量文章。《文学导报》同时还刊载左联的各项重要决议和行动纲领，成为当时左联工作的指导性刊物。
湖风书局还出版了大量左翼作家的作品，其中有鲁迅的译作《小约翰》，以及郭沫若、丁玲、阳翰笙、夏衍等人的作品。另外还有高尔基的《夜店》、《母亲》、《我的大学》等。宣侠父的另一部自传体小说《入伍前后》用“石雁”的笔名，也是湖风书局出版的。
湖风书局当时还是左联的一个活动据点，左联的同志们经常在那里碰头，商讨工作。据阳翰笙介绍，湖风书局“是左联在白色恐怖的年月里唯一的、自己出版的机构”。
这时，宣侠父向阳翰笙提出加入左联的想法，阳翰笙说：“这当然是不成问题的!”但考虑到宣侠父当时的身份是梁冠英25军高级参议，公开加入左联恐怕不妥。经左联党团组织研究决定，吸收宣侠父为左联秘密盟员。宣侠父也是左联历史上唯一一名秘密盟员，这件事只有左联极少数领导人知道。
1933年，由于受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影响，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一些党的骨干被捕。为了保存革命的实力，中央决定将一部分重要的党的领导同志从上海转移至中央苏区。在此艰难时机，1934年夏宣侠父奉命再次来到上海，从事临时中央特科工作，为特科负责人之一。他化名杨永清，以《申报》记者的公开身份，与胡愈之、邹韬奋、章乃器等人联络，开展抗日救亡和上层统战工作，为党搜集了大量的敌军情报，供党中央和红军长征途中参考，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的好评。
1935年，宣侠父化名宣古渔，到香港进行统战工作。担任中共华南工委书记，推动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并通过他们推动两广地方势力抗日。在宣侠父、梅龚彬和陈希周的协助下，李济深等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推选了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冯玉祥等12名中央委员，李济深任主席，下设七个部，发行《大众日报》。宣侠父、陈希周和梅龚彬等共产党人，分别担任了同盟的不管部长、群运部长和宣传部长。
1936年6月，两广地方势力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等发动“两广事变”，邀请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人参加。宣侠父、陈希周就随李济深和蔡廷锴奔赴南宁。在广西半年多的时间里，宣侠父任重建的19路军政治部主任兼61师参谋长。后任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梧州市委主任。
他是抗战期间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少将高参，协助周恩来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神秘失踪后，周恩来三次找蒋介石要人。
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变，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时称“西安兵谏”。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主导下，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全面抗战的局面。
西安事变发生时，宣侠父正在李济深处，他帮李济深草拟了对西安事变的通电。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虽然被迫联共抗日，可对共产党仍然顽固坚持其限共、防共、融共为方针。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被蒋介石看作是心腹之患。为了封锁陕甘宁边区，他特意将他的嫡系胡宗南部从前线抽调回西北，在陕甘宁边区周围修建了5道封锁线。为了打破封锁，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地位就非常重要。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作为陕甘宁边区伸向东方的联络通道和重要中转站，发挥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大量的人员、物资都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中转。而国民党的重要军政机关也在西安。因此，党中央十分重视西安这块阵地。为加强党在西安的力量，1937年2月下旬，周恩来和叶剑英特意调来和黄埔军校、西北军都很有渊源的宣侠父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宣侠父迅即北上，到西安红军联络处工作。同年5月，宣侠父赴延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党的苏区代表会议）。
起先，宣侠父担任周恩来副手在西安开展工作。全面抗战开始后，林伯渠来到西安担任中共驻陕代表。周恩来亲自提名，宣侠父为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1937年9月，宣侠父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即八路军）少将、高级参议。
此时的西安，国共双方的诸暨籍人士风云际会。在国民党方面，有西安行营主任兼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西安行营主任秘书俞铨，西安行营总务处长朱品之，胡宗南部师长杨彬、王继祥等；在共产党方面，有宣侠父，中央青工委书记冯文彬、陕北特区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等。而驻军西安的胡宗南，与宣侠父的关系更不一般。当年，是宣侠父负责将胡宗南、宣铁吾、陈德法等人带到广东黄埔报考。1930年底，避居镇江的宣侠父与胡宗南、陈德法、蒋超雄等交情素深的黄埔生同游焦山，题诗留念。1937年8月下旬，淞沪之地硝烟弥漫，驻守徐州的胡宗南整军待发。为推动胡宗南积极抗日，宣侠父由西安赶到徐州，拜访胡宗南。胡宗南见宣到来，十分高兴，待若上宾，两人一起探讨时局和对日军事作战。宣侠父向其阐述了对提高部队军事政治素质的见解，提出了游击战争的建议。胡宗南觉得耳目一新，请宣侠父写一篇游击战专论。宣侠父对这个问题思虑已久，他将其对胡宗南所讲内容，以及自己平时的思考，用了一个通宵撰写成《游击战争概述》一文。胡宗南阅后，赞叹不已，当即印发全军官兵学习参考。宣侠父所撰此文后在1938年西安《救亡周刊》第5期全文发表，引起了全国军事界的称道。
宣侠父以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身份和当年在黄埔军校、西北军的关系，在国民党上层和高级将领中进行统战工作。宣侠父的名气大，口才很好，鼓动性强，社会活动能力大，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他积极宣传抗日，一批国民党将领和青年军官深受其影响。同时，他团结孙蔚如、杜斌丞、赵寿山、杨明轩等原杨虎城旧部和陕西籍地方名流，动员大批爱国青年去延安参加革命。
蒋鼎文是宣侠父的黄埔军校老师，又是诸暨老乡，又是工作的第一对手，他深知宣侠父的厉害。宣侠父刚到西安时，身为西安行营主任的蒋鼎文专门为宣侠父摆了一桌酒宴，还拉来了他的秘书俞铨、西安行营总务处长朱品之等诸暨老乡作陪，试图以师生、老乡情谊拉拢宣侠父。之后，蒋鼎文又邀宣到国民党任高官。还说凭宣的才干，再到德国留学深造，会前途无量，所需一切费用和具体事宜均由他安排。面对高官厚禄的利诱，宣侠父不为所动。
宣侠父反倒希望蒋鼎文从民族大局出发，为正在前线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八路军补充粮食和医药。此后，宣侠父隔几天日子就会来找蒋鼎文，为八路军讨要军需物资，那份韧劲和执著精神，弄得蒋鼎文进退两难，苦于应付。因为他不想给，但在抗日的旗帜下，嘴上又不能说不给，怕一旦对答不当，会被新闻界抓住把柄，批评政府抗日不力。实在拗不过而批一点时，自己又要受上峰的追责。蒋介石也因此几次来电责询蒋鼎文。为此，蒋鼎文感到恼怒，对军统局西北区区长张严佛（又叫张毅夫）说：“真是个甩不脱的口香糖啊。经常找我交涉，要这要那，纠缠不清，实在难对付，头都被他闹昏了。共产党派他到西安来不简单，你们要特别注意他。”
其实，宣侠父一到西安，就被国民党特务列为重点监视对象了。当时西安的环境十分复杂，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驻地七贤庄一号的对门、街口附近都有中统和军统特务秘密监视。只要“八办”的工作人员一出门，便有特务进行进行跟踪监视。宣侠父更是特务重点监视对象。张严佛指示西安警察局第一分局局长李翰廷在“八办”门口加设警察派出所作为固定监视所，重点监视宣侠父的行踪。对此，宣侠父并不惊慌，一次与蒋鼎文谈话，他半开玩笑地对蒋鼎文说：“看来你们对我非常重视啊，整天跟在我后边的哨兵有不少。”蒋鼎文打着哈哈，颇为尴尬。
对于共产党见缝插针式的抗日宣传，国民党当局感到恐慌。1937年冬，国民党西安当局接连两次查封《解放周刊》西安分销处。宣侠父径直找到蒋鼎文。蒋鼎文推说是下面人干的。宣侠父一字一顿地说：“外界传闻是蒋主任下的手令。我手上虽有几份东西，但我不相信蒋主任会做这种事。我想，一定是有什么误会。”蒋鼎文脸一红，勉强开口道：“我一定让有关方面调查清楚。”
不久，西安当局释放了分销处被捕的工作人员，归还了没收的七千多份杂志。分销处恢复了营业，还扩大了若干订户。《解放周刊》终于在西安站住了脚跟。
1938年3月，丁玲奉八路军之命，率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西安开展抗战演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以政治问题为由，要其限期离开。丁玲前往交涉无果。宣侠父得知后，找到丁玲。他利用自己与蒋鼎文、胡宗南的关系，请蒋鼎文在西安行营长官公署会见丁玲。胡宗南则请宣侠父、丁玲一起吃中饭。由于宣侠父的巧妙安排，此后，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连续演出数个月，再没有受到干扰，顺利地完成了宣传抗战的任务。
参加过淞沪抗战的胡宗南，虽然被蒋介石调到西北围堵八路军，心里仍想抗日。他驻守西安后，与宣侠父越走越近。胡宗南十分佩服这位师兄的才华，千方百计地想拉宣侠父辅佐自己。当胡宗南得知宣侠父参加过冯玉祥的古北口抗战，便特意请宣侠父为官兵介绍抗日经验。胡宗南在西安筹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又想邀请宣侠父到校任职。宣侠父问道：“你不怕我在你的学生里宣传共产主义吗？”胡宗南哈哈大笑，只好把此事搁了起来。在一次黄埔同学聚会上，胡宗南对宣侠父说：“侠父，抗日急需人才，你又是黄埔同学的佼佼者，我想把你推荐给蒋校长。你这样的人才不应当埋没。”胡表示可以向校长推荐宣出任军队政治工作厅厅长。宣侠父对胡宗南说：“我久未领兵，无意当官，只想做点自己能做的事。倒是你，当官就应该像林则徐，领兵就应该像关天培，为的是民族，对得起百姓。”
宣侠父在西安的活动让国民党特务十分害怕。军统特务把宣侠父在西安的一举一动向戴笠汇报，戴笠又直接汇报给蒋介石。蒋介石听过几次汇报后，大为恼火。就是这个宣侠父，当年大闹黄埔，让自己下不了台阶；策划冯玉祥、方振武等成立抗日同盟军，实为反蒋倒蒋；策动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高举反蒋大旗。蒋介石看着手中军统的报告“宣侠父在西安教唆杨虎城旧部反对中央，煽动学生去延安；宣侠父以黄埔同学关系与机关、部队军官拉关系，散播共产主义思想毒素；宣侠父公开指摘中央，诽谤委员长；宣侠父指挥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阴谋破坏活动。”蒋介石越看越火大，不由大骂：“这个宣侠父，他脑后生反骨。”尤其是当他看到“宣侠父和胡宗南走得很近，两人私交越来越密切。”这让蒋介石倒抽了一口冷气。蒋介石是依靠黄埔军校起家，向来视黄埔生为第一嫡系。胡宗南无疑是他嫡系之中的嫡系，当然不能被共产党拉拢去。现在竟然连胡宗南这样的高级将领也被宣侠父搞得摇摆不定。蒋介石是绝不容他人染指自己的枪杆子的。“此人不除，后患无穷。”蒋介石断然冒破坏国共合作的风险，下了杀害宣侠父的决定。1938年7月，蒋介石手谕蒋鼎文“着将宣侠父秘密制裁。”
蒋鼎文接到蒋介石的手谕后，下达密令交军统西北局执行。于是，时任军统西安区代理区长的徐一觉立即召集情报组股长丁敏之、行动组组长兼西安警察局第一分局局长李翰廷秘密商量暗杀方案。李翰廷又特色了佟荣功、李俊良、丁善庆等特务组成暗杀行动小组，准备下手绑架暗杀。徐一觉按照蒋鼎文的密令强调说:“制裁宣侠父是政治需要。切不可贸然动手，一定要等他身边无人的时候下手，不能让第二个人看见。”
佟荣功、李俊良、丁善庆等特务化装成小商贩和平民，秘密打探宣侠父的行踪。由于宣侠父的工作非常忙碌，每次外出不是与人结伴，就是被汽车接走，要么是闭门不出，行踪不定。一连十多天过去了，特务一直无法下手。
由于军统特务始终得不到下手的机会，于是，蒋鼎文只好亲自出马设了个局。1938年7月31日，西安的天气异常闷热。蒋鼎文以讨论补充八路军军需物资为由打电话给宣侠父，约宣侠父当晚在自己的后宰门公馆里（距离八路军办事处约有一公里）面谈。傍晚，宣侠父如约去见蒋鼎文。为了将时间拖得更晚一点，蒋鼎文先是拉了宣侠父去看了球赛。看完球，又一同回到蒋公馆吃宵夜。吃完宵夜，蒋鼎文很大方地向宣侠父表示，会尽快地想办法解决八路军的物资调拔问题，并希望加强与八路军方面的沟通合作。这一晚，蒋鼎文格外健谈，谈家乡，谈黄埔，谈同学师长。正直、坦荡的宣侠父没有料想到，在这貌似热情的谈话中，危险正一步一步地向他逼近。
一直谈到深夜一时左右，蒋鼎文才结束谈话，宣侠父起身告辞离去。这个时候，徐一觉、李翰廷、佟荣功等特务已经在蒋鼎文公馆到八路军办事处中途的马路边等候。他们另派两个人从蒋鼎文公馆紧跟着宣侠父，以控制他的行动。等到宣侠父骑着自行车行到特务的设伏点时，徐一觉、佟荣功等特务窜了出来，举枪拦住了宣侠父的去路。宣侠父见状，厉声喝道：“你们要干什么?我是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这时，尾随跟踪的丁善庆也赶到，这一伙特务不由分说，死命地抓住宣侠父就往汽车里推。他们将宣侠父架上汽车后，用棉花堵住了他的口，徐一觉、李翰廷等同时下手抓住宣侠父的咽喉，套上绳索，两边拉紧，就这样将宣侠父杀害了。
随后，特务们将汽车开到西安城内东南角城墙边下马陵（又叫虾陵）。这里十分偏僻，附近没有老百姓住宅，有一口五六丈深的枯井。在枯井旁边，早就有几个特务在那里放哨警戒，等汽车一到，李翰廷等把宣侠父的遗体投下枯井后，匆忙地填埋了事。第二天上午，徐一觉当面报告了蒋鼎文，并由蒋鼎文发下奖金两千元。徐一觉自己拿走一半，余下的交由参与行动的特务瓜分。
宣侠父神秘失踪。八路军办事处极为震惊，林伯渠屡次向西安行营追问，指名道姓向蒋鼎文要人。中共中央对宣侠父的失踪极为重视，并预感到某种不幸的发生，周恩来副主席三次找蒋介石当面要人，要求追查宣侠父的下落。最初，国民党方面还矢口抵赖。眼看着风声越来越紧，蒋鼎文扛不住了，他担心如果共产党找到宣侠父的尸体，于是又让那帮特务将宣侠父的遗体转移到西安城外东南角的城墙附近秘密埋葬。
为了查明宣侠父被害真相，中共中央派出了社会部罗青长开展侦查。由于军统特务因奖金分赃不均，发生纷争。此事被我方潜伏在西安警察局侦缉大队的内线掌握。罗青长拿到证据，查明案情，立即报告中央。中共中央正式向蒋介石提出严正蒋介石答复并严惩凶手。见事情再也无法遮掩，蒋介石终于露出无赖嘴脸，说：“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他多次背叛我，是我下命令杀掉的！”
宣侠父遇害时，宣年仅三十九岁。这位满怀报国志向、才华飞扬的传奇将军，在抗日战场硝烟正烈的时候，没有死在对日作战的沙场，却倒在特务的枪口之下。尽管宣侠父的尸骨已无处寻觅，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的忠骨就长眠在古城西安。
1945年，中共召开“七大”时，在会场为宣侠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新中国成立后，参与杀害宣侠父的特务徐一觉、佟荣功等都落入了法网，并受到应有的严惩。
宣侠父才华横溢，曾写过很多诗。他生前曾在自己的照片背面写下这么一首诗：“健如奔马拙如牛，奋斗廿年未得休。顾影不禁心忐忑，居然老气已横秋。”这首诗把自己比喻成牛和马，甘于为革命作牛马，这正是宣侠父一生的写照。

（作者系中共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