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查阅《申报》，偶然看到一则旧闻《印山堂交涉已结》，大致内容是：海门印山学堂一案经浙省洋务局与赵主教商定，由临海县释放在押教众，并支付天主堂7400元以收回印山学堂。[ 《印山堂交涉已结》，1908年9月18日《申报》]清末海门教案和民国初年海门士绅联手收回码头轮埠之事为人熟知，但收回印山学堂管理权一事知者不多，笔者遂钩沉史料，厘清此事的来龙去脉，让读者了解这一段重要史实。
　　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1907年12月），台州知府许邓起枢任命屈映光为海门印山商业学堂的校长。受命后，屈映光忙着接收校产、选聘人员。经过近一个月的忙碌，终于使学堂初具雏形。因年关将近，屈映光委托庶务员和会计员驻在学堂管理，并让海门绅商陶祝华和黄崇威就近照料。正月初四（1908年2月5日），屈映光接到陶、黄急电，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李思聪神父率领一众教徒占据校区。屈映光立即前往察看，“途遇本堂员役，均裂裳破额”，他忙问详情。员役告知，当日清晨，有教徒张吕广等五十多人偕同李思聪神父来到学堂，“捣毁校舍，驱逐校员”，并“搜抢银洋衣服”，“仅会计员得携新经簿据而出”。[项士元：《海门镇志》，临海市博物馆，1988年版，第43页。]
　　李思聪神父与印山商业学堂有何瓜葛呢？
　　鸦片战争后，西方教会势力很快侵入浙江，同治年间，天主教已传入台州，隶属宁波教区。为扩展台州教务，光绪十七年（1891），宁波教区先后增派法籍教士田法服、李思聪等7人来台州传教。1893年，李思聪主持建造海门西门街台州天主教总教堂。此时，天主教在浙江发展迅速，教会声势煊赫，宁波教区主教赵保禄（Paul Marie Reynased）庇护教徒，侵权犯法，无所不为，对洋人奴颜婢膝的清政府却不敢过问，时有“宁波道一颗印，不如赵主教一封信”之说。上行下效，海门天主教神父李思聪也纵容教痞横行乡里。当地民教矛盾十分尖锐。“……台州近半年从教者人数有兼万之多，该天主堂内司事拔人拷诈，欺负平民之事，指不胜屈，几于人人切齿，无不思以地雷火炮轰击之，特无药线引火以燃之也。”[ 台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台州地区志〉志余辑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页。]
　　为扩大法国天主教影响力，培养信徒，李思聪决定插手学堂教育。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海门乡绅王梦兰与李思聪合资创办毓材学堂，第二年将学堂迁往印山书院旧址，建起洋房充为校舍，学堂管理权由法国传教士所控制。凭借教会力量，李思聪逐渐把印山变为他的势力范围。后因海门法国天主教和英国耶稣教的争斗，李思聪声言学堂退还地方自办。当时海门廪生娄震耀等人接手，将学堂更名为育才学堂。虽名为自办，实际上仍由李思聪操控。学堂教员中天主教徒占了大半，教授法文的干脆就是天主堂教士。传教士不过是借办学之名行控制之实，无论是毓材学堂还是育才学堂，“学堂办法，非中非外，权限不明”。许邓起枢到任后，认为育才学堂课程、章程均不合法，又因海门地方商业逐渐发达，适宜办初等商业学堂。[项士元：《海门镇志》，第44页。]因此他任用屈映光重新制定学堂章程，另聘教员。李思聪看到事态逐渐失去控制，印山将脱离他的掌控，就出面干涉，希望继续聘请教士教授法文，达到干涉校务、霸占印山的目的。对此，屈映光没有让步。眼看交涉达不到目的，李思聪等人干脆使用暴力手段，才发生了正月初四的事情。
　　此事发生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李思聪借口海门人早在光绪二十九年就已将印山卖与教堂，不肯退让。这样一来，事态激化，关于学堂管理权之争演变成印山土地所有权之争。屈映光上书知府许邓起枢，指出李思聪等人无理取闹，印山学堂管理权是“教士自愿出让，经董禀准府县，派员收取，通详各宪，铁案如山”，要求将占据学堂的教匪赶出并追回损失财物。海门民众对天主教徒横行不法早已不满，纷纷支持屈映光。海门时属临海县管辖，临海县令孙文诒在事发后扣押了两名教徒。因事涉教徒，惊动了宁波教区主教赵保禄。在屈映光与许邓知府据理力争下，经省洋务局与赵主教再三交涉，最终达成协定，临海县释放被扣押教徒并出资7400元银洋偿还教士建筑毓材学堂校舍费用，真正将印山学堂收回自办，这一民教纠纷才告平息。
　　印山学堂管理权之争是自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海门教案之后临海爆发的又一次民教斗争，充分显示海门民众具有明确的主权意识。此次斗争虽以妥协告终，但收回了印山学堂教育管理权，这在台州史无前例，在台州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次斗争中，虽有法国传教士的插手，地方官员亦能据理力争，尽量持平办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其原因一是义和团运动后，法国主动放弃了保教权，只处理中法之间的民教冲突，不再象以前那样动辄对中国进行勒索和威胁；二是国人对救亡运动有了新的认识，他们把对教会的斗争上升到文化层面，态度是理性的，方法是温和的，减少外来干涉的借口，利于地方官员通过行政、外交手段解决。而地方绅商在此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赎回款项较大，地方官府当时从渔团项下拨款2100元，缺口尚大，只得向绅商借款。陶祝华、黄崇威等纷纷解囊，共凑得5000元。又于临海志书存款内，借拨洋三百元，足成七千四百元之数。
　　此事结束后，李思聪继续在台州传教和创办实业，为台州天主教会的振兴和海门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民国八年（1919），李调往舟山本堂。十九年（1930），在上海病逝；应台州教友要求，灵柩移至海门，安厝于圣心堂门前台阶下；其墓碑“文革”时被毁。
　　屈映光原为光复会骨干，此事结束后，他前往安徽，任安徽陆军测绘学堂教习，继续革命工作。辛亥革命时期，他参与了光复杭州的战斗，并参与筹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历任浙江都督府民政司司长、浙江内务司司长、浙江民政长、浙江巡按使、浙江都督、山东省省长等职，北伐以后退出政坛，专志佛学和救灾慈善事业。1973年病逝于台湾。
　　许邓起枢不久调任，1902年2月间任创办浙江图书馆事务所坐办，主持将浙江藏书楼和浙江官书局合并，建立浙江图书馆。[ 《浙江图书馆志》编纂委员会：《浙江图书馆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68页。]辛亥革命后，许邓起枢参加章炳麟组建的统一党，任湖南评议员。[ 宗方小太郎：《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冯正宝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3页。]1934年病逝于杭州。
　　　
　　　
　　　作者：叶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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