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职业技术学院社科部 李同乐

浙江台州 318000

【摘要】汉学向宋学的转型是唐宋变革时期在学术文化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这一变化在不同地域之间的进程和特点各不相同。本文对宋学在台州地区的兴起和发展进行了考察，通过考察可以发现，台州宋学的兴起和发展，与两宋之际的政治文化重心南移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从发展的阶段特点来看，北宋是台州宋学“义理之学”的发展时期，与安定之学渊源深厚；南宋是台州宋学的“性理之学”的发展时期，受朱熹的影响甚深，且最终出现了三家学术鼎立的格局。

【关键词】宋学　台州　兴起　发展

Rise of Song-Learning and its Development in TaiZhou

LI Tong-le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Taizhou Vocational&Technical Colleage, 

Taizhou 318000, China)

Abstract: The transition from Han-learning to Song-learning was a profound cultural change in academic field in Tang and Song period of change. This change varied with process and features in different regions. In this paper, Song-learning rise and development in TaiZhou were investigated. Thought the investigation, it can be found that Song-learning rise and development in TaiZhou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ovement-to-south of political cultural center in the transition of two Song. From features of development phrase, North Song was the development period of “Studying of the righteousness principle” of Song-learning in TaiZhou, which had deep ties with the school of stability; South Song was development period of “Studying of the natural principle” of Song-learning in TaiZhou. Under the deep influence of Zhuxi,three academic standing like a trip pattern eventually appeared.

Key words: Song-Learning; TaiZhou; Rise; Development

唐宋时期的大变革引起了古代历史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中国历史也随之由中古转向了近世。在学术和文化领域，这一变革主要表现为汉学向宋学的转型，造就了有宋一代学术文化之新格局，并将中国古代文化推向新的高峰，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P.245此后历元而明，深刻影响了近古数百年间的文化、社会、政治等诸多方面。明人陈邦瞻对此早有察觉，认为中国历史有三变，而“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2]《附录》P.1191－1192近代严复也认为中国今日情形“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3]P.668二人之所言者，正在于此。

一般认为，宋学发轫于中唐，繁荣于北宋，而成型于南宋。就唐宋时期学术文化之整体面貌而言固然如此，但具体到特定地域之内，则又呈现出种种殊相，具有各自的发展轨迹和特点。本文正是以浙江台州为例，通过对该地域内宋学兴起和发展情况的考察，从而在微观视角上对宋代学术之发展有进一步把握。

“宋学”概念的界定及发展概况

对于宋学的研究，学界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的问题不断深入，领域也不断拓宽。也正是如此，“宋学”一词的涵义不断被丰富，研究者往往是在不同层面使用这一概念，故而对其使用往往容易引发歧义。因此，有必要首先对本文所使用的“宋学”的概念做一厘清。

“宋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就狭义而言，又可以从经学和儒学两个方面进行理解。经学意义上的宋学，是指与汉唐注疏之学相对立、以轻记诵重义理为主要特征的治学方法。周予同先生持此说，认为“宋学是破汉学，建立新经学。广义地说，宋学也是经学。”[4]P.896邓广铭先生从这一角度指出，“宋学是汉学的对立物，是汉学引起的一种反动”。[5]P.165漆侠先生也主要从经学视角出发（但不局限于经学视角）对宋学的产生发展进行考察，他将宋学定义为“在对古代儒家经典的探索中，与汉学迥然不同的一种新思路、新方法和新学风”。[6]P.3

对于儒学意义上的经学，较早时候研究者曾将之与“理学”等同，如钱穆先生认为“后代所谓宋学——又称理学，就是在宋兴后百年内奠定基础的。”[7]P.98邓广铭先生早年也曾持此观点，但后来在《略谈宋学》一文中否定了之前的看法，指出“应当把宋学和理学加以区别”，[5]P.163将理学产生前后的儒家学派均看作是宋学代表。漆侠先生将宋初三先生之后的学派均纳入宋学范围，并特别嘉许荆公新学。概言之，这个意义上的宋学，是指发轫于中唐，以承继道统、振兴儒学为目标，并且与古文运动相表里的“新儒学”。这在西方汉学家包弼德以及余英时、刘复生两位先生的著作中均有体现。

至于广义上的宋学，以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新宋学”最为代表。陈先生所说的“新宋学”包括宋代整个学术文化，“吾国今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或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而已。”[1]P.245随着近年来对于宋学认识的不断深入，宋学越来越多被视为一种学术范式与文化形态，这同样也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宋学观念，如何俊先生将之定义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史的一种范式，并最终衍生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滥觞于中晚唐，完型于两宋，横肆于元明，嬗变于清代，而且称为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与文化的基础”。[8]

本文这里所使用的，主要是狭义上的宋学，但不再将经学与儒学作截然划分。这是因为就传统学术而言，经学与儒学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对于宋学而言，舍注疏求义理的治学方法之目的就在于探求“圣人之道”，而儒学在宋代得以复兴，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的治学方法。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宋学的发轫与发展与中唐以来兴起的儒学复兴运动和古文运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重视义理的治学方法，弘扬道统的内在诉求以及形式上的古文复兴，三者有表有里、有体有翼，共同构成了唐宋时期学术发展的多维线索。基于此，本文将讨论的“宋学”概念界定为：以探求义理为治学方法，以弘扬道统、振兴儒学为目的，同时与古文运动相表里的新型学术，它发端于中唐，完成于两宋，而以理学为最终和最高成果。尽管宋学之影响波及元明，但本文主要是以宋代之情形为考察重点。

无论是从经学角度还是儒学角度看，宋学均发端于中唐。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伴随着秦汉统一国家的建立走向终结，特别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思想遂定于一尊。两汉时期，经学鼎盛。重训诂名物和谨守家法是汉儒的治学特点，但亦有繁琐穿凿之弊。东汉末年郑玄集今文、古文两派大成，但“郑学虽盛，而汉学终衰”[9]P.141。唐太宗贞观年间，孔颖达等人编订《五经正义》，成为对经典的权威注解。在治学方法上延续汉儒传统，重训诂而轻义理，经学因日益沦为记诵之学而丧失生命力。一种轻注疏、重义理的新的治学方法在唐代中期发端。啖助、赵匡、陆质等人所治春秋学，舍弃传注，直探经义，开风气之先。

同样，儒学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丧失了独尊的地位，魏晋时期玄风大畅，而隋唐佛教盛行。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仅是给唐代政治社会带来强烈冲击，而且给精英阶层带来震撼。儒家士大夫们开始谋求社会政治秩序的重建，于是，既是一场文学运动，也是旨在复兴儒学的古文运动，在韩愈、柳宗元等人那里发起了。

尽管从最初的情况来看，舍传求经的治学方法与振兴儒学的古文运动并未发生直接的关联，但这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就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了。在经过五代时期的一度沉寂后，宋初柳开一方面高举道统，致力于古文推广，另一方面亦多有疑经惑传之作，成为承上启下的人物。宋学两个方面内容的结合也在他的身上得到了体现，而这种结合在后来的石介、欧阳修、王安石等人身上体现得就愈加明显了。

经过长期的孕育过程，在宋初三先生的推动下，北宋仁宗时期宋学进入繁荣发展阶段，正所谓“庆历之际，学统四起”[10]卷6。大胆怀疑、探求义理和以己意解经成为学者们普遍采用的方法。以至于后来出现了司马光在《论风俗札子》中所说的“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11]卷45。同时，古文运动至欧阳修而终于取得胜利，儒学在与道、释两家相互吸收之后重获生机，产生了道学（理学）这一儒学新形态。

就宋学的发展阶段而言，漆侠先生将之分为形成（庆历前后）、发展（嘉祐治平年间）、演变（南宋）三个阶段，宋学中发展起来的理学最终成为主导。陈植锷先生从文化核心精神的角度，将宋学分为“义理之学”和“性理之学”两个阶段，认为“从义理之学讲，北宋中期已大行于世；而性理之学，则是北宋后期王学（以王安石为代表）、蜀学（以苏轼、苏辙为代表）、关学（以张载为代表）、洛学（以程颢、程颐为代表）的共同主题，并非程门之专利。”[12]《引言》P.12

无论从哪种标准看，上述两种划分所反应的都是宋学发展整体特征。而从区域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则各个地区情况又各不相同，下文将对台州地区宋学的产生和发展状况作一考察。

北宋时期台州宋学的兴起

台州地处东南沿海，商周时期居住着瓯越民族，秦至汉初属闽中郡。西汉始元二年（前85）设置回浦县（后改名章安县），此后至唐代陆续增设始平（今天台）、临海、宁海（今属宁波）、乐安（今仙居）、永宁（今黄岩）诸县。在此期间，诸县多次废置和更名。唐武德四年（621）设置海州，次年更名台州，是为台州之由来。五代时期，台州先后属于后唐和吴越国版图之内，下辖今临海、黄岩、天台、永安和宁海等县，这一区划大体上延续到宋代。从现有的台州方志来看，对于宋代以前学校教育的记载极为稀少，此外，由于宋代以前台州地区一直远离政治文化中心，不难推断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台州的教育是比较落后的，这一局面到了宋代才得以改观。台州府县此前均建有文庙，在仁宗庆历兴学期间，台州的府县学在文庙基础上相继建立起来。台州府学“在府治东南一百步，旧设文宣庙于治后。宋景祐二年，范守说徙之而东。康定二年，李守防始建学，并迁庙于今处。”[13]卷56，《学校略·上》临海县“（文）庙在县西南二十步，景祐四年令范师道即庙建学”。[14]卷4黄岩县学“旧在县东三里，宋治平三年令许懋徙于明因寺北，即庙建学”，[13] 卷56，《学校略·上》宁海县学“宋大中祥符五年壬子苏令季成重建，李庆孙有记。嘉祐四年乙亥徙县驿侧，即庙建学。”同上天台县学为“庙在县东南二百步，旧在县西南四十步，皇祐中令石牧之即庙建学”。[14]卷4至于仙居县，“天圣三年令陈戭始建庙，皇祐二年令陈襄即庙建学”。[13]卷56，《学校略·上》

从宋学发展角度来看，上述中唐啖助、陆质二人都曾官于台州，产生于台州的佛教天台宗对其治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作为古文运动之先导的韩愈、李翱的学术思想也与天台宗有着深层次关联。宋初三先生当中，两个是北方人，胡瑗祖籍陕西，生于江苏如皋。理学先驱的北宋五子之学，以其发端之地亦分别被成为濂学、关学、洛学，从地域上看除了周敦颐自外，其余四人均是北方人。可见，北宋时期不仅政治重心处于北方，文化学术重心也仍在北方。而台州在北宋时期远离文化政治中心，宋学起步也晚于上述地区。

《台学统》是记述台州学术源流的学术史著作，从该书的统计来看，宋代以前台州学者仅有任旭、张濆二人，可见由于长期远离文化中心，宋代以前台州学术十分落后。即使到了北宋，学者也寥寥无几。宋学传入台州，是与台州府县学的兴建同时。在此过程当中，陈襄是位重要人物。陈襄青年时期便有志于传道，反对雕篆之文。《宋元学案》将其列为“古灵四先生”之首，与胡瑗是为同调。庆历八年，陈襄升任仙居令，“仙居山县，莫知学，先生之兴学宫、课诸生如浦城。有问难者，得乘先生听讼之暇，入问于庭。偶出行部，遇山谷中有小学，辄下车为童子辈讲经。”[10]卷5从陈襄文集所载来看，他已经是以宋学为治学之法，特别强调探求经典之义理的重要，“圣人之经，待人而传。当明大义，折诸家异同之说”，“尝患近世之士，溺于章句之学，而不知先王礼义之大”。[10]卷5这不仅与他反对雕琢之文的态度一致，也是当时古文家的一致看法。陈襄的门人中，有临海人陈贻范，是台州宋学的早期人物。

安定之学的传入，是北宋时期台州宋学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曾“以经术教授吴中”，后来陆续为范仲淹、滕宗谅所聘，于苏州、湖州一代广教生徒。胡瑗开创了“苏湖教法”，立“经义”、“治事”二斋，以求明体达用之学，深契道学宗旨。治平三年中进士第的宁海人罗适，自谓“成童时好读书而乡中无文籍，惟乡先生朱叟绛世传论语、毛诗，皆无注解”，“茫然不知义旨之罅隙”[15]卷46。罗适与陈贻范、徐中行友善，后得闻安定之学，私淑以为弟子。罗适有经世之才，治民有方且擅于兴修水利，《台学统》将之列为“经济之学”，这应当是和胡瑗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台士有闻于世，自先生始”。[10]卷1同样是临海人的隐士徐中行，则地位更加突出。徐中行曾从学于胡瑗，“执经于安定”，晚年教授弟子众多，“其为教，必自洒扫、应对、格物、致知，达于治国、平天下，俾不失其性、不越其序而后已”。[10]卷1由此可以判断，徐中行乃是得安定“经义之传”，并将之在乡里广为传播。朱熹行部台州时，曾题诗“道学传千古，东瓯有二徐”句，可见在朱熹看来，徐氏父子之学与道学有着主旨精神的内在一致性，亦可见在台州宋学兴起过程中，徐中行当是一位重要人物。

应当注意的是，尽管从整体发展状况来看，北宋仁宗时已经进入了宋学的繁荣发展期，但此时台州的宋学却刚刚起步，且发展缓慢。台州宋学的兴起是宋学进入繁荣期后扩散的结果，与安定之学有着深厚渊源。究其原因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是因为台州地区在北宋时期处于文化政治中心的边缘。这一点也可以从北宋时期台州科举的状况得到反应，据研究者统计，终北宋之世，台州进士及第者仅有37人。[16]P.394文化教育和学术思想的这种落后状况，到了南宋时期方大有改观。

南宋时期台州宋学的发展和繁荣

南宋政权几经波折最终定都临安，政治文化重心南移。相对于北宋开封而言，台州到临安的空间距离大为缩短，同时亦被视为“辅郡”，地位得以提升，这些都为台州宋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南宋时期台州的书院教育繁荣，除了景定三年 (1262)知州王华甫建于临海的上蔡书院外，还有较大的书院十一处，分别是临海的观澜书院、溪山第一书院，黄岩的樊川书院、柔川书院 、南峰书院、东屿书院、云阳书院，天台的竹溪书院、龙溪书院，仙居的上蔡书院、桐林书院，以及宁海县的五峰书院。 这些书院或是官府开办，或是私人兴修，与州县学一起构成了台州的教育网络，有力地推动了教育和学术的发展。而朱熹在台州的活动，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地促进了台州教育和学术的繁荣。

《台学统·序》对于台州学术之发展，做了这样的概括：“吾台人物，自后汉洎五代，虽间有表，然无派别统系之可言。至宋二徐、陈宗正（陈贻范）、罗提刑（罗适）出，始传安定之学。南渡以后，克斋石氏（石墪）首交考亭（朱熹），一时如林、杜、赵、潘、郭、池、吴，诸贤咸执贽朱门，闻风兴起，儒术之隆，称小邹鲁。宋景濂所谓‘晦翁传道江南，而台特盛’也。……要之，台学之真传，以考亭为宗主。宋之立斋（杜范）、明之逊志（方孝孺），其尤著也。”可见，朱熹是南宋台州宋学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和核心人物，而朱子之学也成为了南宋时期台州学术的主流。

从乾道九年（1173）到淳熙十二年（1185），是朱熹在台州活动的主要时期。在此期间，淳熙元年（1174）和淳熙十一年（1184）两度提举台州崇道观，淳熙八年（1181）任浙东常平使时曾巡视台州灾情，请朝廷减免赋税。临海人石墪是较早与朱熹交游的台州学者，二人很可能在淳熙元年之前便开始交往，“敦从朱文公游，自是里人知有洛学”[15]卷13，可见石墪对于理学在台州的早期传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石墪与朱熹保持了长时间的书信往来，对于义理心性之学多有切磋，其学术思想也受到朱熹的影响。朱熹曾称赞石墪“论仁之体用，甚当；以此意推之，古今圣贤之意，历历可见，无一不合”[17]卷42，《答石子重》。石墪曾著有《中庸集解》三卷，《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该书“采周子、二程子、张子、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候仲良、尹焞九家解说中庸之语”。众所周知，宋儒精研义理，理学家更是探求圣人心传之要，与之相伴随的则是经典文本由“五经”向“四书”的转换。石墪著《中庸集解》正是这一过程的体现，朱熹在此书基础上进行删定后成为了《中庸辑略》。石墪有文集十卷已佚，仅存文两篇。其《节孝巷记》一文中有论曰，“天之生人，莫不予之以仁、义、礼、知之性，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性焉、安焉之谓圣，复焉、执焉之谓贤。穷人欲而灭天理，民斯为下矣。”[15]卷13其主要观点与朱熹别无二致，石墪也被王棻誉为“台学性理之宗”，[15]卷13在台州宋学由义理之学过渡到性理之学的过程当中，石墪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不过，自从绍兴十五年（1145）中进士第到淳熙九年（1182）去世，这期间石墪都是在外地任职，朱子理学在台州的传播更多的要靠朱熹在台州的其他学友和门人。

淳熙初年由扩苍迁居黄岩的应恕，是这一时期推动台州早期理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应恕曾跟从黄岩县尉郑伯雄治经学，而郑伯雄是永嘉人，见于《宋元学案》之《安定学案》与《周许诸儒学案》。其中，《周许诸儒学案》之案主周行己北宋时曾为伊川门人，而郑伯雄为周行己之再传弟子，同时又是徐庭筠门人，以此推断当为安定之三传或四传。郑伯雄曾致力于振兴程学，“绍兴末，伊洛之学几息，……先生兄弟并起，推性命微眇，酌古今要会，师友警策，惟以统纪不接为惧，首雕程氏书于闽中，由是永嘉之学宗郑氏”。[10]卷32从学术承传上看，郑伯雄与程学渊源甚深，“推性命微眇”亦是道学之要旨所在。应恕师从郑伯雄，其学术之大貌不难窥测。应恕与朱熹亦有交游，被朱熹称为“隐居老友”。在与朱熹交游过程中，应恕“所与论学凡六书，其一论《大学》、《中庸》，其一二皆论《礼》书，其一论《易》本义”，[15]卷13可以看出他所关心的问题与朱熹相差不远。杜范对应恕评价颇高，称其“吾乡固多士，而开义理之渊源，揭词华之典则，实自先生始”。[15]卷13

除了石墪和应恕，天台人徐大受也曾与朱熹交游甚密。徐大受早年工于诗，正如其他道学家一样，他以弘扬圣人之道，阐明圣人之旨为己任，“先生之志固不在诗也”。徐大受与朱熹结交，也正是以此为基础。史载，“晦庵行部，闻其贤，特访其庐。竹溪方与学者讲‘颜子三月不违仁’，云：即杜诗所谓‘一片花飞灭即春’耳。晦庵与之击节，与辨疑义率多合，遂定交”。[15]卷13引文中之“竹溪”即徐大受，可见在与朱熹结识之前，他已经在天台讲授义理之学。在《徐大受初见朱晦庵书》中，他向朱熹说到，自己“年十二三即有意求道，研求于六经，泛滥于释老二十年”。[15]卷13这恰好反映了其治学路径正符合了宋学发展进入成熟期的特征，即对于释道二教由排斥转而为吸收与兼容。但徐大受对于自己的学问疑惑颇多，称回顾过去之所为学，“皆旁蹊曲径、荒芜榛莽，不可著足之地也”。考虑到之前台州学术发展之情形，徐大受此处所云并非全是谦虚之词，特别是提出了其治学过程中的疑惑所在，“于此体认之切，涵养之深，受亦安敢自谓安且成哉？尝思熙宁间，横渠先生按狱浙东，受不得同时而有游，死之恨。先生关洛正脉，吾道之指南也。”这些都可明白无误地说明，徐大受之前所为学，是张载、二程之道学，称朱熹为“吾道之指南”，亦可谓同气相求。从“体认”、“涵养”之语不难判断，徐大受与朱熹所关心的问题亦多有相通之处，二人之交游对于徐大受之学术造诣的发展，当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上面提及的石、应、徐三人，是上承北宋台州宋学并在南宋打开理学发展局面的人物。朱熹与此三人的交往活动，则不仅仅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学术思想，更加带动了台州理学的发展。而朱熹在台州的众多门人，则直接推动了台州理学走向繁荣，同时也发展成为了台州朱子学脉。据《台学统》收录，朱熹在台州的一传弟子至少有14人，他们以朱熹为师，彼此为友，相互切磋讲求学问，多为一时之彦。其间往来讨论者，自然多为理学命题。如黄岩人林鼐向朱熹请教“圣门学者入德之序”，其弟林鼒早年求陆象山之学，后与林鼐、赵几道和杜煜兄弟数人受业晦翁之门，“述其为学本末，以请晦翁”，朱熹答云“此心此理，随处操存”，“道理只就自己身上体认”。临海人潘时举与朱熹辨析六经，问及“仁者乐水”以及“求放心”之义。临海赵恭父深受朱熹器重，尝“质《养老祭义》、《燕义》、《乡饮酒义》、《内则》、《学》、《庸》、《论语》等说。晦庵称之云，所示诸说，备见用意之精”。[15]卷15

朱门弟子中，最为突出的当是赵师渊、赵师夏兄弟，以及杜煜、杜知仁兄弟。赵氏兄弟居黄岩，师渊论及时学之弊切中要害，深得朱熹赞赏，但“冷淡生活”的态度受到朱熹的批评。师渊曾协助朱熹编撰《资治通鉴纲目》，朱熹对此称“某衰朽殊甚，全赖几道（师渊字几道）为结裹了”，可见赵师渊对此书贡献之大。由于二人于史学用力甚多，朱熹在写给师渊的书信中也论及读史之法，批评“读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浅。于义理之精微，多不能识”[15]卷14，朱熹的这一观点对师渊的史学观点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果说赵师渊的主要贡献在于史学，那么其弟赵师夏的学术则主要是围绕理学命题展开。赵师夏“循天理、任智力论曾点、子路言志，以心、性、情辨儒、释。及论荀卿性恶、礼伪，其失出于一。皆为晦庵所许。”[15]卷14师夏曾作《诚几善恶图》，推明了周敦颐关于诚、几、善、恶之间关系之本意，即“以诚居中而为本，善几居诚之下而正发，恶几旁列而斜生”，批评胡氏之学将善恶视为同源。杜氏兄弟也居黄岩，兄杜煜号南湖，《宋元学案》之《南湖学案》案主。杜氏兄弟与朱熹书信往复，论及理、气、敬、工夫等范畴，朱熹称“论‘敬’字工夫甚善，论气禀有偏，而理之统体未尝有异，亦为得之”。[15]卷16

台州理学至朱熹再传弟子时进入了鼎盛期，对于这一时期的学术承传，有前辈学者进行了梳理，指出“台州朱子学派可分为直接与间接两种传承方式。……间接传承指朱熹台州门人杜氏与金华朱子学派王柏（为朱熹三传弟子）任职台州上蔡书院讲学授徒所形成的朱子后学。其流为二：一是黄岩杜氏学系，……二是金华王柏的朱子学系”。[16]P.141王柏师从金华何基，何基为黄幹弟子，也就是朱熹之再传。何基、王柏等人为朱子学之金华一脉。景定三年 (1262)台州知州王华甫于临海东湖建上蔡书院，后延聘王柏讲学上蔡，台州学术群体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壮大，《台学统·序》载，“考亭（指石墪）即逝，鲁斋（即王柏）继来，上蔡讲息，从游甚欢。流风所被，历元及明。”台州有“小邹鲁”之誉，王柏亦有功于此。台州学术的繁荣鼎盛，与这一时期的科举发展同步，南宋时期台州进士及第的人数多达550人。在台州的朱子传人当中，杜氏和车氏是两支主力。杜煜从孙杜范曾官至丞相，为南宋名臣。和朱熹一样，杜范将理学与格正君心的政治诉求联系起来，在端平二年（1235）入对理宗时，言“夫致弊必有原，旧弊必有本……有不可胜救者，其原不过私之一字耳。……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则教条之颁徒为虚文。”[18]卷407，《杜范传》车氏传人中最著者为车若水，若水早年从学陈耆卿（叶适门人）学古文，后从学杜范，“始大有得，遂潜心性理之学”。车若水曾致力于《大学》的文本整理，“取《大学》‘知止有定’一节，合‘听讼’章为《格物致知传》”[15]卷21得到王柏的极高评价。车若水著述颇丰，尝著《道统论》，“自周子至勉斋，讲明性理”，[10]卷66阐发理学精义。

朱子学在台州经历了至少四代传人，此后虽有宋元易代，亦不乏人。据《台学统》收录，明代朱子余派有三十余人，其中以方孝孺最为著名。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明代心学兴起，台州的朱子学与陆学开始相互融合。清代以后，学风再变，性理之学随之衰落。

南宋时期台州宋学的繁荣，也体现在这一时期学者的经学著述的明显增多上。从现有材料来看，宋代以前台州学者的经学著作甚少。《台州府志·经籍志》载有两篇，且均为唐代作品，一为唐王远之《易总》，一为唐孙郃《春秋无贤臣论》，《台州经籍志》另载一部《王弼易》，为“南齐天台顾欢撰，今佚”。[19]卷1但两宋时期的经学著作就达到77部，[16]P.135大大超过此前，绝大部分为南宋作品。

结语

一般认为，宋学至南宋演变为朱子学、陆学和浙东学派，而“台州视为辅郡，亦成为上述三大儒学流派的文化整合之地”。[16]P.140不过，从宋学在台州的发展过程来看，朱子学一直是主流。对于其他两家的学术发展状况，已有前辈学者做了考察，故此处不再赘述。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台州宋学的兴起和发展，与两宋之际的政治文化重心南移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是最为重要的外部因素。其次，从发展的阶段特点来看，北宋是台州宋学“义理之学”的发展时期，且与其他地区相比起步较晚发展缓慢，与安定之学有深厚渊源；南宋是台州宋学的“性理之学”的发展时期，受朱熹的影响甚深，且最终出现了三家学术鼎立的格局。通过考察宋学在台州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不仅是对台州古代区域文化的进一步研究，更有助于对宋学的发展在整体把握的同时，多一些具体的、个案性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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