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佑（1510～1569年），明太平（今浙江温岭）人，历任刑事、监察等职务，官至刑部左、右侍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终任南京刑部尚书。赵大佑一生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在监察、理狱、治政诸方面均取得卓越业绩。仙居应大猷称“历览前后奏疏，激烈恳恻，率皆为国、为民、为社稷。”应大猷将赵比作圣人之徒：“所谓行者未可辄拟诸大圣人，即世所谓孝悌忠信者无愧焉，亦不失为圣人之徒也。”今存赵大佑《燕石集》，展示其治政理念，他清正廉洁、不惧权贵、严格执法等优良品德，值得思考、学习。
　　正直为官
　　明嘉靖十四年（1535）赵大佑登进士，授凤阳府推官。“悬断若素习者，以淑问著声，荐剡四腾”，许松臯、王廷相推荐赵大佑为监察御史。嘉靖十七年后，在江西、贵州、南京、朝廷任御史九年。“既列内服，益思效职表树，扶正纠邪，风裁凛然。”奉命清理江西军务，他以安定军心为务，如实向皇帝汇报团营军士逃亡的实情。嘉靖二十年巡按贵州，逮治原宣慰使安万铨，捕杀其爪牙张仁、李木。巡抚刘彭年受贿，指使安向各衙门发文，称赵招衅。赵大佑阴为之备，曰：“人臣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吾何爱一身！”捕系安氏。赵大佑痛恨贪污行为，一生惩治无数的贪官污吏。他在贵州不顾巡抚刘彭年的阻扰，毅然处置贪财害民的安万铨；严查偷盗粮库、隐匿税收及敲诈商户的污吏。在南京，他处罚贪财扰民的五城兵马司的胡光弼等。赵大佑为人正直，他指名道姓指责首辅翟銮徇私引用匪人，要求皇帝“戒饬翟銮秉公进贤”，“勿得循私循情，引用非类，以误国事”。嘉靖三十七年，仙居吴时来劾严嵩“辅政二十年，文武迁除，悉出其手。潜令子世蕃出入禁所，批答章奏。招权示威，颐指公卿，奴视将帅，筐篚苞苴，辐辏山积。…若不去嵩父子，边事终不可为也。”严嵩下吴等三人诏狱。赵大佑“潜饷遗狱中，数遣存问其家人，资送之。”赵大佑为官敢于担责。在贵州，对叛苗抢掠，扰乱治安，深感不安，积极向朝廷报告，提出担任围剿之任。他鄙视官员的无能、软弱，称“其有身都显頎，握重柄以号分阃，一旦临小利害，屏息惴惴，重视其身若丘山，曾不自以为恧。”他赞誉实心干事的官员，反对“一介利害、损益之际，稍有干于身图，即举手如探汤，守口如瓶。”他给项宗曙的赠序，提倡体国亲民，要做纯臣、良臣。他提出纠正时弊“当有通变之权。是故酌古商今，兴利祛害…亦惟顺风气之宜，沿人情之便，使民不扰。”应大猷赞誉赵为真御史，“敦古而达时，易事而难悦，务实政而略虚文…，前官未尝巡历处，今不惮亲临且不扰不遗，而遐方咸知廷庙之重。小民不惊节目之繁，是果真御史，五六年来所未见也。”
　　廉洁从政
　　赵大佑一生以清白做人为荣，不以贫贱为忧。明代文学家王世贞称“公历左右司寇，以至正位留都大司寇，其清白之操，持衡之守，为天下平。”赵大佑论其在江西、贵州、南京三地巡按之事说：“夫盗公家之利以自润，而又灭其影，在法毋贷。”在贵州，赵大佑勤政廉洁、求治务实。为防止侵渔钱粮，严格财政纪律，账目按“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柱设置，逐项查清收支，每月查算。巡临地方发现各卫掌钱粮作弊侵盗银米，通知盘点仓米，加派官员监督。对罚没的赃罚、银谷，置簿逐日登记。明令禁止敲诈商户。他清理田粮赋税，按田亩、人口计算赋税，“不许田去粮存，影射差乏”，把粮差转移到穷人头上。他预算每年徭役差役银两，对“卖富差贫、多收少解”的，不予宽贷。他清理税收，开辟卫所财源；改革征钱粮程序，公开徵派钱粮，令地方官吏无所上下其手。其时，贵州官员不考虑政事，捱日月以图升迁，军职世官多数不奉法，假公济私索要、尅削为常俸，奸盗诈伪无所不为。赵大佑着手整顿，究治奸贪，官场风气一变。赵大佑一生清廉，与人交往不收礼。赵大佑也讲究人情，他为王廷相的孙子、为同年求人，教人如何投书等。他所请托的均为文雅之事，如求同僚为自己拓碑，求人诗集，受人扇面等，但断然拒绝收礼。尤其痛绝以权谋私，他对世宗皇帝说：“夫仕既以食君之禄，君使之，又渔其財，与仓鼠奚异？臣以故痛绝之。”
　　严格执法
　　为社稷，置一切利害不顾。赵大佑写信给贵州巡抚刘彭年，称“以疾恶过严，奉法直遂之性，凡一切身后得失、利害皆置之。”“苟利社稷虽杀身不顾”。“不背名教，则身后之祸譬犹寝疾而亡，何所避焉。”嘉靖三十九年，朝议遣赵大佑勘问伊王典楧纵侈不道事。严嵩受贿示意饶恕之。赵大佑上疏极论伊王罪恶，深忤严嵩。嘉靖四十年赵大佑陛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与刑部尚书郑晓、侍郎傅颐，坚持案件应按法律程序由法司审理，由都察院、刑部平议；严嵩进谗言激怒皇帝，令郑晓去职，贬傅颐秩，赵被逐出御史台。严嵩下台后，赵大佑任南京刑部尚书，不避嫌疑处置谋财害命的齐庶人，而释放无辜的富室儒生。皇帝近侍宦官黄锦的部下马广犯了死罪，面对说情，依然严格按律治罪。赵一生经历监察、刑事执法的职务，强调严格执法。他强调，即使是朋友犯法，照样处理；他指出刑狱“因循日久，往往断理不公，怨声满道”，要求“虚心推究、缘情求实”，“务要虚心鞠审”。 赵大佑治狱寛猛相济，提出要依法用刑，对“轻罪或无干证的”予以释放。
　　廉政思想的基础是以社稷安危为念。
　　赵大佑关切地方政事，与各地督抚、郡守议论北虏南倭，尤其关切浙江的抗倭。赵大佑对倭乱感受深刻，他送夫人之丧回乡，在苏州遭遇倭寇劫掠，险遭不测；冠屿的老家被洗劫一空。他特别关注地方官员的任免，希望地方官能为地方担责。他回信给浙江总督杨宜称：“东南不造，兵火连年，三吴两浙望公久矣。多事需才之日，惟贤独劳，宜所至无温席也。”谭纶到台州，赵大佑称“山城海郡，僻在东徼，民生瘠土，又值兵荒”，嘱咐谭纶“上有催科之责，而下有抚字之望”。对原太平县令曾才汉说“浙东自遭海寇，防御输輓，版筑徵科，随处骚动，…即今之日，安得豈弟如公再造吾土。”只有体贴百姓疾苦，方能谨慎行政，为民办事。仙居应大猷称其“最善在贵州宪绩，无论地方险易，一一亲历，率前后巡历所未到之地，且曲尽夷情，感颂不已，乃知其忠也。”赵大佑从政为民，从不考虑官位大小。皇帝让赵执掌兵部，大臣们认为南京兵部尚书有如周代召公，与身在朝廷的周公权责不分上下。而赵大佑并不因为官位升而改变初衷。
　　廉政重在教育与预防。
　　赵大佑以廉政思想教育子女、朋友。他嘱咐朋友要谨慎行政，称自己是御史，即使是朋友犯法，照样处理。他教育儿子“丰思无逸豫思贫。”其弟赵大佶将赴官，他谆谆教育弟弟，要以百姓、子孙、家门为念，听从贤者的教诲，切不可见财起意而犯错。“士君子平居自许颇觉容易，惟是临财当事，若非确有定见，势利所在鲜不动心改图，若得贤者以来书之指，常自警省，豈惟他乡、他日民社攸幸，即吾家门祚重光，汝子孙亦永有依被。”
　　廉洁从政的社会、家庭氛围。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赵大佑毕生以太平乡贤王居安、谢铎为榜样，勤政为民，清正廉洁。赵氏祖先热心公益，将自家田地作为里中徭役公用，义重财轻，有德于里党，遇乡人丧葬无力操办的，给予资助。治家严谨，子姓受约束，勤生产，起财以义。赵大佑的夫人牟德秀勤俭治家，食不重味，衣布帛，无纨綺，将陪嫁妆奁用于赵的学业，赵大佑得以一心从政，没有家庭的后顾之忧。

　　　                              温岭方志办  王英础201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