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岁月

王伯敏

避寇到仙居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事爆发，我正在温岭县立中心小学读书，那时我只有13岁。
记得7月中旬的一天，任教算术的叶浩老师气呼呼的跑进教室，对正在讲课的国文老师说了几句，国文老师就让叶老师上讲台发言。叶老师说：“同学们，你们都已知道，日本人强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几天前，又在北平那边开炮打我们，国军忍无可忍，被迫还击，战争爆发了。这是国家大事，我得到消息，非常气愤。同学们，日本人要亡我们中国，要我们做亡国奴，亡国奴就是奴隶、猪狗不如。同学们，同学们，你们都要好好想想……”叶老师这么一说，我们这些天真孩子们心中，掀起了不平静的波澜。
小学毕业，我考进了台州中学。那时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第二个年头了。台州中学的校址在海门（椒江），我从温岭县城的东门头下岸坐小轮船经过泽国、路桥，要花上一天时间。
台州中学的校舍，要比家乡学校的来得大，建筑也讲究些，当时算是台州地区的名牌中学，属于省立的。校长是汪志青，班主任是胡斗文，不久，换来新的班主任叫朱天宽。在海门读不到半年书，战事激化。校长一再报告，要全校师生作好抗战应变的思想准备。没有多久，日本鬼子的战机在海门（椒江）上空盘旋，目的是侦察。过几天，鬼子战机一来就投弹了。我们躲在校园的小山下，我们都是第一次听到战机的轰炸声，接着局势日益紧张。白天，由老师带着我们疏散，隐蔽；晚上，坚持上课。虽然如此，我们上课的秩序，倒反比过去更好了。
海门（椒江）是一个港口，可能日本鬼子看上了这个地方，所以过不了多久，便传来日本军舰停泊在港口外二十海里的消息，局势更加紧张。学校接到当局的通知，决定内迁到仙居县的山里。
记得元旦过了没几天，本来到了放寒假的时间，但学校临时决定，寒假不放，作为补课，校长作动员报告，对我们说：“你们学生的任务，就是把书读好，读好书，为国雪耻。”校长还带头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们都跟着唱起来，全校师生情绪非常激昂。
一天，太阳快要下山了，班主任朱天宽老师急匆匆地来到我的寝室，严肃地对我们说：“你们知道，局势紧张了，你们马上整理行装，每人只能带20斤东西，其余的放在箱子里，或打成一包，写好班级和姓名，由学校派车或雇船统一运到仙居，我们前往的目的地是仙居，局势紧逼，晚上八时就整队出发。”后来才知道，这一天，鬼子的军舰，已经派了许多小汽艇到港口巡视了，如果一登陆，战事立即爆发。那时国民党政府也从各地调集了不少部队进入了海门。其实，我们学校的有几个教室，早一天就住进了国民党的军队，我们当然也觉察到局势的严峻，但没有想到立即要打仗。
大约晚上8时许，班主任朱老师和一位数学老师带领我们出发了。老师要求我们不要说话，一切行动听指挥。我们第一次夜行军，学校要求我们初中学生只走20里，就找地方歇宿。同学们的思想情绪各不相同，只有一点意识是共同的，我们的一切灾难，都是日本鬼子造成的。
在仙居县城，我们休息了一个星期。记得农历的正月初十，我们全校师生分批上山，高中部设在广度寺，我们初中部设在三井寺，上山之后，我们同学帮着做小工，把寺宇临时分为办公室和大小教室。至于寝室，也只好在教室的旁边。
三井寺，是仙居大寺庙之一，和尚有四五十。他们做早课，敲钟诵经，好在我们早自修之前就结束，所以时间不冲突。三井寺有开口笑的弥勒佛，又有韦陀。四大金刚站立两边，大殿设三世尊，两旁有阿难、迦叶，还有观音和势至，殿里两旁有十八罗汉，最可爱的是三世尊前的童子拜观音，童子被塑得可爱极了，当是民间艺人的好手艺，没有一个同学看了不说有趣的。
寺里老和尚有七八十岁的，几个小和尚，年纪与我们差不多。有个小和尚叫崇云，非常喜欢书画，凡是我们上书画课，他都来听课，也看我们作画。画画老师汪海云，看小和尚喜欢画，还送他铅笔与画纸，他高兴极了。他喜欢画观音，老和尚不准他画，说他画观音不好看，有损菩萨颜面，于是他画树，也画龙和鸟，他画的龙，我们都比不上。
学校迁到三井寺后，日本鬼子没有在海门登陆，但是轰炸不停，我们在海门的校舍，几乎被炸光了。
在三井寺读书时，有一位体育老师叫杨山农，关心时事，注意抗战的进展情况，学校请他每个月讲演一次，通俗易懂。杨老师对抗战很乐观，记得他曾分析局势道：日本鬼子人数不多，中国的地方大，鬼子把战线一拉长，兵力便分散，就要吃败仗。所以鬼子很想速战速决，我们就是要用持久战来对付鬼子……抗日战争，我们终究是要胜利的。杨老师讲得深入浅出，我们初中生听了，都觉得津津有味。
到七月初（1939年）放暑假，我经仙居回到了家乡温岭，一年没有回家，母亲很记挂。过了暑假，母亲怎么也不让我去仙居，说鬼子侵略我们，兵荒马乱，不便远行，我只好转到本县新河镇的育青中学温岭分部去上学。
炸弹与菜油灯
抗战期间，由于日本鬼子的封锁，煤油不能进口，老百姓只好不用美孚灯（煤油灯），改用“菜油灯”。这种灯很原始，一个小油碗，放上一二根灯芯，菜油吸上去之后，用火柴点着灯芯，就发光了。可是灯光的亮度弱得很，我喜欢学画，在这样的灯光下，我就无法作画。母亲老花，夜里在菜油灯下也无法缝针。有的商店点“蜡烛”，仍然不便。所以每当太阳一落山，人人就骂起日本鬼子来，其实白天也不好受，一到早上八点以后，就要防备鬼子的战机来轰炸。
1940年，日本战机几乎经常到沿海的城镇轰炸。这一年4月16日，日机在温岭新河上空盘旋，那时，我在育青中学温岭分部读书。那天，刚吃完中饭，闻机声，教导主任敲打脸盆，高声叫喊，要全校师生立即疏散。我由一位体育老师带领，出校门，向左边小山的空地跑去，那里茅草较多，老师要大家进入茅草丛隐蔽。敌机已在上空低飞，那种恐怖的声音，确实有点可怕，有的女同学哭了。就在这时，我们听到炸弹声，接着我们校舍操场边的几座教学楼被炸塌了。敌机似魔鬼那样，又盘旋了几圈就走了。等我们回到学校，学校西部一片瓦砾，幸好没有人伤亡。当时，训导主任召集师生宣布，要大家静下来，这笔血债，我们是要讨回的。但目前，大家先回寝室，如闻敌机再来，大家赶快疏散，敌机不来，晚上组织大家分批去校外吃晚饭，因为伙房与食堂都被炸掉了。当时，同学们高唱抗战歌曲，我们悲痛，也很激昂，对日本侵略军的仇恨，也因此加深了。第二天一早，学校宣布放假。我背了一个布包，经新河回温岭县城，中饭前到达家中，母亲正在发愁，祝愿同学们平安。
那个时候，母亲也很辛苦，一大早起来烧饭，匆匆忙忙吃好饭，就带我到城西郊外躲避。那里住着一家姓阮的亲戚，他们在屋前掘了一个土坑，把重要的细软东西临时放到那里。为了防止日机空袭，凡是大白天，不但城里不好起火烧饭，连郊区也不准。这样，我们只好吃早上烧好的冷饭冷菜，因此人人怨声载道。
有一天，鬼子战机来了，不久，附近被炸，房屋倒塌的声音，听得非常清楚。约过半个小时，防空警报解除，我跟着大表兄出去看，原来西校场的“平民工厂”被炸，死伤多人。有一尸体，血肉模糊。有的一双大腿，被挂在树枝上，惨不忍睹。有一老人家，被炸得发呆，战机去了好久，还坐在地上，目光无神，像在发怒，又像在诉苦。更惨的，附近有一位孕妇，在战机轰炸时流产，由于流血过多，不幸死去……日本法西斯，在我们国土上作的孽，实在记不胜记了。
又有一次，城内坊下街被炸，一爿水果店，炸得片瓦不留。这爿水果店，我在横湖小学读书时天天经过，有点钱，总得去买点吃的。我们小学生，钱不多，我们的买卖，对老板来说是很小的生意。我们挑出一个桃子，问多少钱，老板看也不看的回答：“三板”，“三板”即三钱。其实我们挑大与挑小一律要“三板”（三钱），所以我们小学生都叫他为“三板”。“三板”的水果店被炸后，临时搭了一个小竹棚，仍卖水果。真个是，这样的小摊贩，竟也平白无辜地遭了殃。我们非常同情他。
有一段辰光，闻日本鬼子要在海门、江厦等港口登陆，消息愈传愈紧。国民党也在调兵遣将，局势大有一触即发的可能。城里有钱的都设法到乡下去躲避。有一天，许多人都在传说，县政府把一箱箱的公文往乡下搬动，看来鬼子快要进城了。母亲说，她老了，守在家里，与保姆一起，把我托一位姓叶的表兄，由他带到大球山区去躲避。大球接近雁荡，有共产党的武装队伍。由于国民党的军队无力再顾到大球等乡镇，所以共产党的武装队伍就进驻到村上。尽管国民党叫他们为“土匪”，可我亲目所见，这些“土匪”好得很，他们保护当地村民，还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他们一早就操练，他们说：“日本鬼子来，我们不怕，国民党的军队抵不住，我们会冲上去。”看来他们的士气要比国民党兵来得旺盛。
又有一天，大家兴高采烈地传说着，在松门，被我们活捉到两个日本鬼子，话语不通，只是“瓜瓜”的叫，开始还气势汹汹，给他们一顿打，才把他们的嚣张气焰灭掉了。群众议论纷纷，有的说“毙了算了”，有的说“让他们饿几天再说”，有的说“按照他们的凶残，最好把他们的肉一块块割下来”。过了几天，说是接到上级批示，把这两个鬼子解到省政府临时的驻地永康去了。
记得是春三月，我还穿着夹衫，近黄昏的时分，太平桥丹阳堂口坐着一老人，一青年，他们说的满口苏北话，那位青年沉痛地讲述着日本鬼子在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不少人听得落泪了。那青年说的是1937年12月底的事，有上万的群众被带出南京城，到了靠近长江边的时候，鬼子们惨无人道地用机关枪和手榴弹向中国同胞们开火。事后，大部分尸体被抛到长江里，一大部分尸体被堆起来，浇上汽油给焚烧了。当年青人诉说时，在旁的老年人泣不成声，说他的老伴，也就是这个青年人的母亲，就死于这个屠杀中。他们父子俩，躲在南京城中三天，饿了三天。一天早上，他们伏在一座高楼的冷间里，但见五六个鬼子，持枪逼着一群男女脱光衣服，然后，这些鬼子像野兽那样，毫无人性地将手无寸铁的群众，用刺刀，一个个给刺杀，有一个鬼子还乐得哈哈大笑。至于妇女被强奸，老少被活埋，则是说不完的凄惨了。一句话，这批法西斯的侵略军，确实太残暴，太无人性了。
近年，我读《报刊文摘》，披露一位美国医生威尔逊的日记，美国医生所记的其中一段，与我在50多年前所听说的非常相似，医生的这篇日记并不长，这里，我就全文抄录了：近日，南京各新闻媒介纷纷在显著版面以醒目标题披露了同一新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又一见证——南京鼓楼医院发现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日记。”
日记记录了他们所见所闻的侵华日军在攻陷南京后轰炸、杀人、抢劫、强奸等种种暴行。日记原件现保存在美国某大学图书馆里。由一位日本记者复印后将复印件寄给鼓楼医院。现将日记中部分译文摘录如下：
1937年12月15日
……
让我描述几件发生在前两天的事件。昨夜（金陵）大学的一位中国员工的住所被捣毁，他的亲属，两个妇女被强奸。在一所难民营里，两个大约16岁的女孩被轮奸致死。在大学的附中里有8000人，但昨晚日本兵10次翻墙而进，抢劫食物、衣服，并强奸妇女，直到他们满意为止。他们用刺刀刺死了一个男孩。今天上午我花了一个半小时为另一个8岁男孩做了缝补手术，他有5处刺刀伤，包括一处刺穿了他的胃，一部分大网膜流出肚子外，我想他将得救。
今天我治疗处理了一个有3处子弹孔的男人，他是在这80个受害者中唯一幸存者。他们是被从所谓“安全区”的两幢房屋内带出来，带到西藏路西边的山坡上，在那里被残杀了。他在离开后出来发现周围的人全死了。说句公道话，日本人残杀的这80个中国人中，只有少数几个是退役军人，其他都是平民百姓。
12月21日……
每个商业区都被放了火，我们一些人确实看到他们在几处纵火。昨晚晚餐前，我数了一下，共有12处起火，今晚同一时候有8处，其中有些地方，整幢建筑被烧毁，我们附近的商店也被烧。老百姓涌入难民营，尽管这里没有明确的保证，但安全程度稍微高些。
……
1938年1月3日
今天发生了三件相当可怕的事情。一个17岁的男孩讲了这样一件事。在14日大约有1万名年龄在15至30岁的中国人被带出南京城到靠近轮渡码头的长江边，在那里日本人用野战炮、手榴弹和机关枪向他们开火，大部分尸体被抛进了江里，有一些被堆起来焚烧，而有3个人侥幸地逃脱了。这男孩估计这1万人中大约有6000人是被俘的军人，而4000人则是平民。这男孩胸部中了一枪，但不严重。
一个40岁左右的妇女住进了医院，她叙述了这样一件事：12月31日她被日本人从难民营中带走，名义上是给日本军官洗衣服，有6个妇女被带走。在那些日子里，她们白天为日军洗衣服，晚上则被日本人强奸，她们中有5个人一晚上要受到10至20次强暴，而另一个由于年轻漂亮，每晚要受到大约40次奸污。
第3天两个日本兵将我们的病人从住地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他们想砍掉她的头，其中一个砍了她4刀，但只削掉了她的颈背部到脊柱的全部肌肉，另外她的背部、面部和前臂还有6处刀伤，当她这样躺在地上时，有人发现了她，并将她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她有可能恢复。（这位妇女就是仍健在的幸存者李秀英，这段记录与李的口述完全一致）（摘自1995年2月25日《周末》，日记由郭宗淳、王建群、田成功和顾宪进译）
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的残忍行为，据事后调查证明，有30万中国人被屠杀。30万，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数目，日本法西斯犯下的滔天罪恶，实在罄竹难书。日本军国主义所标榜的“武士道”精神，有着浓烈的封建性和兽性，它对中国的侵略，不是偶发的事件，而是经过几十年处心积虑的周密经营。他们的所谓“东亚和平”，恨不得杀绝中国人民。对于这次抗日战争，凡是像我年岁的中国人，都是深有体会的。
日军投降
1945年上半年，我在雁荡山的乐清师范教书，经常传来日本鬼子在乐清虹桥等地的暴行，记得四月底的有几天，局势突然又紧张起来，说鬼子要经过白溪、大荆，说不定要上雁荡来等等，如果这样，名山又将遭难了。
过了两天，山下传来，鬼子有百数十人经过白溪，已经向黄岩方向去了，同时传来，白溪被遭劫得一塌糊涂。第二天，我们不少师生下山，前往白溪。到了那里，大家都看呆了，整个村镇，被搞得天翻地覆，镇上的店门被捣破，门窗被打下，酒店、药店、布店，所有的货物，都被倒翻在街上……把一些家畜杀了，肠子、肺脏丢满地上，不少瓶瓶罐罐被敲得粉碎……好多老婆婆在哭泣，不少男子沉着脸在拾街上自家散失的有用东西……正是凄惨极了。鬼子的残暴，总算让我亲目而见了。遗憾的是，当时我没有照相机，无法作形象的记录，然而这件活生生的事实，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
同年（1945年）7月，学校放暑假，我回到了温岭家里。这个时候，不少传闻都说形势逐渐逐渐地好转，有的非常鼓舞人心，说柏林攻下了，希特勒完蛋了，日本虽然偷袭珍珠港，但美国在广岛丢下了原子弹……至8月14日，这是难忘的8月14日，我们经电台的广播中获得了消息，日本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下令无条件投降，这是何等振奋人心的消息，一时一传十，十传百，人人无不笑逐颜开，这在我们的海边山城简直是沸腾了，当时我不禁吟出了两首诗：
五岳三江贼气消，
      歌声街巷听今朝。
八年离乱人如梦，
      多少苍生白骨凋。

犹觉四方满眼仇，
      未忘酸泪逐江流。
而今父老生还日，
      杯酒街坊话九州。
事后，我读报刊，知这“波茨坦公告”是1945年7月26日发出的，至8月2日下午才正式向全世界公布。“公告”计十三条，内第六条云：“吾人坚信，若不将穷兵黩武之军国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秩序不能产生。故决将欺骗及误导日本人民使大妄欲征服世界之政权及势力，永远扫除。”最后一条，即第十三条云：“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有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
波茨坦距柏林30公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的城市，当时（指1945年7月），德国柏林已成为一片废墟，说是举目所见，尽是断壁残垣和流离失所的人们。正因为这样，美国、英国和苏联三国政府首脑才选择波茨坦这个城市，举行了最后一次战时的非常会议。会议从7月16日开始，至8月2日结束，为期18天。当“公告”发表后，日本军政界高层领导分成两派，对于战与和的问题，发生激烈争论。可是天皇裕仁已有结束战争意向，然而那个阿南陆相、梅津总参谋长以及丰田军令部总长却是个丧心病狂的死硬派，还在力主本土决战。就在这样的情况中，1945年的8月6日，美国下决心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同月9日，美国又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这样，才使日本那些战争狂人恐怖震惊。因此于9日深夜11时，铃木首相和东乡外相进谒天皇裕仁，奏请破例召开御前会议，至翌日晨二时半御前会议宣告闭会。到了8月14日10时50分，天皇裕仁又召开了最后一次御前会议，那次会议，日本的那些战争狂人，即日本军界的上层将领是在一片哀哭涕泣声中结束。天皇下了投降的诏书，日本疯狂发动的侵略战争终以自己的惨败而告终。日本天皇的诏书，我是后来在刊物上看到的。签署的日期是“昭和20年8月14日”，诏书颁发之后，天皇又亲自录音，于8月15日由广播电台播放。其实，天皇诏书颁发后，日本军界中，有的还想策划动乱，一直闹轰轰到第三天上午，直至把执行天皇诏书的铃木首相的私邸，浇上汽油，付之一炬。
日本向盟国总投降的签字仪式，是在1945年9月2日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战舰苏里号上举行的。签字仪式开始，先由美国麦克阿瑟发表演说。日本投降代表是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9月6日，中国战区的日本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我国由何应钦率海军上将陈治宽、空军上将张廷孟、陆军上将颜视日、陆军中将黄毅等四人，作为受降将领。日本前来投降的代表是冈村宁次等一行七人。此时日本代表，虽然一律戎装，均未能佩带军刀。投降签字仪式完毕，何应钦即席广播演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
此后，盟国占领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了战犯。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东条英机，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并称为“战争三狂人”，1945年9月11日，盟军捉拿了战犯东条英机。全世界善良的人们闻讯，无不拍手称快，无不直指这些战争狂人，天良丧尽，罪有应得。
噫乎吁！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固然属于正义的一方。国难的8年岁月，虽然也已经过去，但是，当我写这部分回忆录的时刻，心情仍是沉痛的，当稿子告一段落时，我的两耳，似乎还隐隐听见日机轰炸的凄惨声。

      （作者系中国美术史学家，现为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民盟华夏书画会会员、中国书画研究院院士、温岭美术家协会理事、温岭市收藏协会副会长）

我们在抗战的岁月里

胡义夫

 出版抗日刊物  激发救国热情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变本加厉，步步进逼，妄图鲸吞我大好河山，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1937年的五六月，玉环城区青年在地下党员董仲升老师的引导和支持下，由杨炎宾发起组织烽火社，出版《烽火》刊物，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报道华北各地抗日情况，揭露日寇侵华暴行和汉奸卖国贼的罪行，鼓动和激发各界人士的抗日救国热情。
有一个晚上，我们在城关的大街小巷张贴革命标语，内容是“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第二天清晨，此事哄动了全城。国民党的官员大为惊慌，说这是共产党搞的。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县军政人员对日寇恐惧万分，对抗日前途悲观失望。他们疏散家属，转移文件，准备逃亡。
玉环是个孤岛，交通非常不便，外地的消息更不灵通，因而群众的思想也比较混乱。当时，温州发行的《浙瓯日报》靠海上邮路到达我县，正常天气要二三天，如遇台风、大风则无限期；杭州发行的《东南日报》靠陆送，因为当时温岭至玉环没有公路，靠人步行递送，最快速度也要四五天。因此，对国共合作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大军开赴前线的重要消息更是一无所闻。我们一帮爱国青年为了及时向广大民众报道前线战况，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教育众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同时为安定社会秩序，打击国民党官僚贪生怕死的逃跑主义思想，杨炎宾等停止了烽火社秘密活动，组织公开的快报社，出版《快报》（日报），进行广泛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快报社设在县民众教育馆。杨炎宾负责主编，陈增佳、潘徽宏、陈昌镛负责刻印，叶崇森、董服官等负责发行，我和董南才负责交通，杨谟有时来县城一起帮忙。
当时，我们每天派二人清晨出门，经常空着肚皮，不顾风雨或天气炎热去20余里外的坎门鹰东山咀头无线电台，索取每夜收录的前线战况新闻，交由杨炎宾审稿编辑，以我们自己的观点加以增删修改后刊出。再转载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搞到的内容摘录。准印后当日寄发给全县各地机关、团体、学校、商店及民主人士。9月下旬，我们获悉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一举歼灭日军精锐部队坂垣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4000余人的消息，快报社立即增刊平型关大捷号外，大快人心。
开始时，《快报》每日发行量只有三四百份，数日后，各地机关、群众来信，纷纷要求订阅，有的甚至要求出钱订阅。因而日发行量猛增到1000多份。根据形势发展，内容增辟编者的话、三言两语，登载政治思想教育内容。版面由一张花占纸增加到两张，扩大了一倍。由于发行时间紧，工作人员少，发行数量大，我们的工作确实非常紧张。每天除交通人员清晨出门外，其他工作人员也都早早来社工作，编写刻印已有的内容。为了尽量将《快报》当日送到读者手中，我们轮流回家吃饭，有时甚至到午后一二点钟才吃。刻板、印刷同志的手皮经常磨出血泡，久而久之，结成了硬茧。交通员每日来往穿草鞋，中途鞋破了就光着脚板走；天热时，脚踏在发烫的石板上，干脆跑步前进。县城的发行量是由我们自己分头送上门的，张贴在桥头，人们看到我们来时非常高兴，争看报纸，有的人还每日自己到报社来等取。不管怎样辛苦，我们的情绪总是十分高涨，从无人叫苦泄气。
快报社的经费开始时主要靠董仲升支持，另外我们自己掏腰包，不过数量很少，有时临时发生纸张缺少，就到隔壁的国民党县党部里去偷。后来发行量从几百份猛增到1000余份，我们又无收报费，经费开支压力很大，确实无力解决。最后大家商量只有在报角刊登募捐启事，说明实况，向各方求援。这办法可真灵，第二天，县城的许多商店职工、学校的老师，亲自送来蜡纸、花占纸、油墨等物资。楚门、坎门、陈屿等地也陆续送来或邮来一些物资。支援物资最多的是工商界职工，其次是学校老师、群众个人，最少的是机关。县城商业街一些人士不但自己赠送，还动员别人赠送，并去楚门发动资助。
我记得楚门商店职工合资送来了油印机、钢板等物。县城外的《快报》投递是放在邮政局邮寄的。当时邮局一个负责人叫黄和梅，他看到我们的邮资有困难，自己提出在本县境内免费投寄。这足以说明《快报》在全县人民群众中的声望和作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确实对我们教育鼓舞很大，认识到只要是革命事业，人民所需要的事业，都会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是一股无穷无尽的力量。
我们这样夜以继日、不辞辛劳地干了近三个月。对激发全县人民热爱祖国、共同抗日、抗战必胜等热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对国民党军政头目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反动思想也有一定打击。
意外的事情发生了。1937年10月的一天上午，我们正在忙着刻板印刷，突然来了一伙人，竟在光天化日之下破窗而入，闯进我们快报社，不分青红皂白，强行抢走快报社全部物资和印刷器材。我们顿时怒火满腔，也不示弱，与这伙坏蛋边争辩，边自卫。由于寡不敌众，最后只得退出报社。此事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当局假抗日的真面目，全县人民反应非常强烈。
宣传抗日救国的快报社被封闭了，但封不住一颗火热的爱国之心。我们这帮青年转入农村宣传抗日活动，发动群众募捐支前，决意以其他形式投身到这一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去。
团结民众  抵制日货
为了能够团结更多的人一道抗日，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使抗日救亡活动更广泛、更顺利地开展，我们又在董仲升老师的指导下，组织玉环县城区战时服务团，团结各界爱国人士继续开展公开的抗日救亡活动。服务团推选爱国人士陈全斌为团长，朱瑞元为副团长，下设总务、组织、宣传三个股。宣传股又分设口头宣传组、文字宣传组，团址设在文庙。
宣传形式有壁报、墙报、画报、画片展览，有晨呼队、歌咏队、街头演出队、抗敌剧团、星期讲座等。抗敌剧团到过楚门、清港、外塘、青马、后湾、陈岙、坎门、应东等乡镇进行巡回演出。剧团所到之处，广大群众敲锣打鼓，鸣炮迎送。我们晚上演戏，白天到群众家里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使他们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共同担负起抗日救国的重任。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还搞过一次抵制日货活动，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推销日货，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国家对殖民地人民剥削的一种手段。为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我们城战团提出抵制日货就是爱国行动的口号。当时，我县有一批官僚地主勾结投机奸商，不顾民族尊严和利益，大搞贩卖日货走私活动，大发国难财。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但又无可奈何。我们城战团这些初生牛犊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将劣绅陈某某商店中的洋货全部搬到西青街三官堂前当众焚毁，爱国的民众无不拍手叫好。
革命教育   终生难忘
1938年春，闽浙边区游击纵队在平阳创办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校长栗裕，副校长黄先河，政委刘英。我县有杨炎宾、董南才、陈增佳、潘徽宏、吕平、柯爱菊、朱荷香、董服官、董服伺、邱梅春和我一起，由董仲升、金廷甫老师介绍，前往平阳学习。
当时全国的抗日形势是，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日寇进逼南京。另一方面，全国各族人民要求抗日的怒火炽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规模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展开了，蒋介石被迫于9月22日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改编红军为八路军。此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
这时，在闽浙边区坚持三年革命武装斗争的红军挺进师，为了适应当时形势发展，培养地方革命干部，在平阳山门举办抗日救亡学校。浙南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通知各县选派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去平阳参加学习。
当时，玉环已遭日舰骚扰，国难当头，我们热血青年早已自动投入了抗日救亡活动。当我们听到能到革命根据地去学习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大家立即分头筹集路费，准备行装。
1938年1月初的一天，我们动身启程到楚门集中，会同楚门几位乘船至清江渡，经乐清到达温州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驻温办事处，再由办事处主任吴毓同志介绍到平阳山门干校。
山门是个山区，到处是高山峻岭，小溪纵横，树木、毛竹满山遍野，空气十分清新。这里的一切对来自蒋统区的我们来说显得格外新鲜。
我们上山第一餐饭有四个菜，特别有味的是冬笋炒肉，大家吃得很高兴，觉得这里的伙食比家里好得多。可是第二餐就完全不同了，只有一碗川豆，八个人一席，糙米饭。但我们并不觉得奇怪，奇怪的倒是第一餐，因为我们早已知道红军战士的艰苦生活和光荣的革命传统。
在山上，我们见到了举世闻名的工农红军。红军的武器并不好，大部分是老式步枪，还有什么汉阳造、中正式、套筒之类，轻机枪也是为数不多，木壳枪只有中队长、警卫员才有。不少新兵背着大刀、红缨枪。可是，这小米加步枪却能坚持过去十年艰苦卓绝斗争的革命和三年游击战争，打败比他们强十倍之多的国民党正规军。
红军中官兵一致的优良作风果然名不虚传。刘英同志住在离我们远一些的隔山山岙里，来校参加开学典礼，同来的有六个人。他们穿的都是黑色粗布军装，各背一支木壳枪，边走边谈笑，谁也辨别不清谁是首长，谁是警卫员。后来，他在开学典礼大会上发言，大家才认识这位是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红军闽浙边区政委刘英。
干校学员有200余人，多数是从温台地区各县来的，少数是外省和上海的工人、学生。我们学习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200多个人坐在一个大礼堂上大课，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抗日民族战线、游击战术、群众工作及时事形势等；二是野外搞军事训练，除军事基础知识和基本动作外，还有射击技术的训练。
粟裕同志经常来校亲自讲课，主讲游击战术。他结合当年红军与国民党反动军队战斗的实际，讲话生动易懂，使人喜听，讲到反动军队打败仗时，使人发笑。时事形势是刘英同志讲的，他来校次数不多，但他讲的课说理清楚，很有说服力和鼓动性。由于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正式学习过革命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因此，同学们都感觉很新鲜，学习热情很高，受益很大。粟裕同志经常与我们在一起谈笑，了解我们家乡人民生活和抗日情况。他对人和睦可亲，平易近人，边谈边笑，没有一点架子，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们过的是集体化、军事化的生活。每天早上天未亮就起床，不是跑步就是与驻军搞爬山比赛。爬山时人们像蜂拥似的，数百人向一个小山顶上爬，山顶上的红旗总是被红军战士夺取。回来后，大家到溪边洗脸。冬天洗冷水，起初觉得有点冷，日子长了就习惯了。同学之间很团结，有疾病相互照顾，无分彼此。上课出操严肃认真，课余生活生动活泼，不是歌声嘹亮，就是上课集合。开会之前，也要先拉几声歌，气氛总是十分热烈。我们在这短短的三个月中学会了不少革命歌曲。
在学习期间，红军同志给我们站岗放哨。那时天寒地冻，有时还下起大雪，可是敬爱的红军同志绝大部分还是穿着单薄。学校门口没有哨亭，碰到夜里下雪下雨，站哨的战士撑着雨伞坚持在岗位上。有一天，我看到一位红军首长叫陈铁军，他身上穿单衣，下身穿短裤，脚打绑腿，精神抖擞十分威武。我以敬仰和担忧的心情问他怎么不怕冷？他笑着对我说：“人只要习惯了，就什么都不怕了！”我想，这个“习惯”是经过多少艰苦岁月才能磨练成的革命意志呀！真是谈何容易！事实上，我们红军战士度过这样的严冬何止一年呢！
有一天深夜，我们正在熟睡，突然听到紧急集合的军号响，接着又是一阵哨子声。有人喊：“快起来！快起来！迅速到大操场集合！”中队长向大家宣布：“日寇已在敖江登陆，正向我们方向前进，情况紧急，要立刻转移。”并宣布两条纪律：一，不准点火；二，不准喧哗。大家在睡梦中惊醒，起来真有点晕头转向，幸好晚上熄灯时，班长向我们打过招呼：鞋子不要乱放，最好放在枕下。大多数同学照办，往枕下一摸，鞋就在手中，衣服拿起来边走边穿，速度不算慢。有些同学不听吩咐，弄得手忙脚乱，尤其是一些女同学显得格外慌张，有不少同学还往返宿舍拿这样，拿那样，急得团团转。我们玉环几个同学行装很简单，来时只有一条棉被，一身对换衣服，再无他物，说走就走，不带一点东西。几分钟，整队出发，前面是红军战士作向导，成一路纵队静悄悄地行走，走的全是羊肠小道，崎岖小路。没有月亮，没有灯火，过小溪，穿泥路，一高一低，一摇一晃，像喝醉酒似的。
走了大概两个小时光景，看到路旁小山上有棉被和大包小包等被丢弃的什物，也听到有个别人的轻轻哭声。我们越走越糊涂，连东南西北也分辨不清。但同学都坚定不移地跟随着红军走。又走了一段时间，东方渐渐发白，竹林、树林也看得清清楚楚，前面出现了一个大竹园，还有一座大房子，仔细一看，原来就是自己的校舍。
到了学校，只见操场上堆放着不少棉被、衣包，还有皮箱等东西。原来是有些同学在紧急集合时带着走，后来又丢弃在路上，由红军后勤战士捡回来的。一场夜行军，有效地锻炼了我们的革命意志和革命纪律。队伍解散后，同学们迎着晨曦，唱啊，跳啊，一片欢腾。许多同学总结这次夜行军的经验教训，说自己不该临阵慌张，不该带那么多的东西。有的女同学转哭为笑，真有意思。
不久，春节到了，大家第一次在革命大家庭里过新年。除夕夜，举行了一次丰盛的大会餐。大家高兴得不亦乐乎，比往年在自己小家庭里过年显得更有意思。大年初一，当地群众送来酒啊肉啊慰劳红军战士，还有滚龙灯。我们干校学员同样享受了一番。
大年初四，学校领导布置我们分散到山门街附近几个村子进行访贫问困，慰问群众，向群众学习。那里群众讲的是福建话，也有会讲几句温州话的。我们玉环人对这两种话至少能听懂，有些也会说几句。我们去时，当地群众都热情接待，亲如一家。这次活动是领导有意安排做群众工作的实习课，同时也使我们受到一次阶级教育和阶级感情的培养。
3月上旬，中央华东局代表曾山同志来传达党中央指示，命令红军开赴皖南战线，编入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一个晴朗的晚上，在野外举行有我们干校学员参加的联欢大会。大会上，刘英、粟裕同志作了重要讲话，曾山同志也讲了话。接着，全体红军指战员服从命令改换军帽。新军帽的帽徽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我记得很深刻，在换军帽的时候，粟裕同志大声问战士：“同志们！我们五星的军帽今后还要不要？”战士们响亮地回答：“要！我们要永远保存好！” 粟裕同志笑着说：“同志们说得好，现在改变番号，换上新帽子，是为了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但我们的五星帽来之不易，是千百万同志用鲜血换来的……”战士们换下的军帽都往怀里塞，把它珍藏起来。会后，还演出文艺小节目。
第二天开始，学校准备提前结束，部队也准备出发，大家都忙个不停。这时各地又介绍来近百人，是来参加第二期学习的，现在只好动员他们回去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山门干校从1月开学到3月结束，学习时间虽是短暂，但我们受到的革命教育却是终生难忘，革命影响极其深远。从平阳回来的同学绝大多数成为抗日救亡和抗日初期党组织活动的骨干力量。随军北上的陈增佳同志，不幸在黄桥战役中英勇献身。杨炎宾同志在敌人的酷刑面前坚贞不屈，壮烈牺牲。如今健在的不少同志奋斗在各条战线上，为社会建设而努力。
革命火种   永扑不灭
平阳回来后，我们参加玉环县政治工作队工作一个半月，因争夺领导权问题与国民党县长方引之发生矛盾。方引之以“组织不纯”名义解散了政工队。
1938年下半年至1939年上半年，我们沿用已停止三四个月的城战团名义，组织城区抗日剧团，演出《卧薪尝胆》等剧，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此时，我县党组织已得到迅速发展。
1939年下半年至1940年上半年，玉环形势比较吃紧，敌舰常在我县洋面窜扰并派飞机对我沿海集镇进行轰炸，国民党政府北迁楚门樟岙办公，民心惶惶，社会秩序很乱。1939年下半年，中共玉环县委建立，杨炎宾同志任县委书记。同时成立玉环县青年战时服务队（简称青战队），杨炎宾兼任队长，同时坎门、楚门也成立了青年战时服务队，继续领导抗日救亡活动。
1939年11月9日（农历九月廿八）晚上，青战队在全县范围内张贴散发《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的传单，宣传中共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次日凌晨，几个集镇的街头巷尾都有百姓三五成群纷纷争看、议论这张传单，震动全县。县长方引之大为震惊，立即传令楚门、坎门警察所长，将董仲升、杨炎宾押解来城。董、杨二人与方引之进行了一场巧妙、含蓄的斗争。最后方引之只得乖乖地放他们出来。
坎门一个土豪的一爿棉布店，囤积一批阴丹士林布。因温州价格比玉环高，他企图偷运到温州出售。我们青战队得悉后即去坎门，在警察所的帮助下，将这批布扣留下来交评价会拍卖给群众。
1940年，杨炎宾、潘徽宏、朱荷香调离玉环，县委书记由吕平担任。次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上级党组织指示隐蔽精干。加上日寇在我县沿海一带侵扰频繁，形势逆转，致使抗日救亡暂时受到严重的影响。
1942年春，抗日战争处在艰苦的相持阶段。日寇为了配合中原战场，发动浙赣战役。萧山、绍兴、宁波、金华相继沦陷，永嘉、丽水、温州告急。日寇登陆坎门，直窜玉环县城，国民党政府搬到东西岙灵山寺办公，整个玉环岛处于无政府状态，社会秩序紊乱，百姓感到迷茫、担忧。
在此情况下，中共玉城中心支部认为必须加强抗日救亡活动，决定由朱树森代表玉城社会青年与民政科长郭顺梅交涉，经过多次的谈判，终于允许我们组织玉环县战时青年临时工作队（简称临工队），朱树森任队长。
临工队的经常工作之一是开展抗日救亡歌咏宣传活动，教唱过《国际歌》、《太行山上》、《救国军歌》、《游击队歌》、《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等等。1942年8月13日晚上，我们在城关城隍庙举行抗战五周年纪念大会，会后歌咏演出。整个广场挤得水泄不通，抗日歌声响及全城，大大地激发了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临工队的经常工作之二是进行文字宣传，面对当时谣言纷纭、民心惶惶的现实，当务之急是使群众及时了解战局变化，认清抗战前途，揭露敌顽、奸商活动，稳定社会秩序。我们利用抗战壁报、《玉环青年》进行宣传活动。发动义卖，妇女队员发动妇女群众制作义卖品，由一位姓蒋的县妇联主任出面卖给官太太，将这些款全部汇给新四军战士。
1942年9月，国民党机关相继迁回港南。郭顺梅以临工队是临时性为借口，将其解散。
临工队解散后不久，我们又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玉环县青年战时服务队，重振旗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43年，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玉环的环境日趋恶化。1943年、1944年暑假，玉城中心支部仍动员回乡的小学教师和中学生参加玉城暑期工作队，深入农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抗战八年，玉环岛上的青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抗日救亡做了大量工作，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国共两党争夺青年及领导权的斗争始终持续进行着，尽管国民党当局不断地阻挠、压制革命青年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但燃烧在广大青年心底的革命火种是扑灭不了的。

      （作者系原玉环城关小学退休教师，2012年10月28日，因病在玉环逝世，享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