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伉俪:王观澜 徐明清
王荣福
在临海众多的革命先辈当中,王观澜、徐明清夫妇是特别令人崇敬的革命伉俪。他们年轻时候在家乡投身革命,以自己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几十年如一日,为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肯定。
王观澜是我党最早从事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的领导人之一,被毛泽东誉为“党内最懂农民问题的人”。他是青年时代在家乡接触进步思想,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1906年7月,王观澜出生在临海城关天灯巷(今赤城路)一个贫苦家庭,父亲以刻字为主要生活来源,母亲除管理家务外,还得常为别人缝纫洗涤,以补家计不足。少年王观澜迫于生计,放过牛,摆过小摊。后就读于北山小学,一直以优异成绩深受老师鼓励。16岁考入浙江省立第六师范预科学习。他一面刻苦学习,接触进步思想,一面利用夜晚和假期为当地报纸抄写稿件,半工半读。艰苦生活的磨炼,使王观澜从小就深切体会到阶级压迫造成的贫富不均,播下了反抗的种子。一次自由命题作文,王观澜以《金钱万恶》为题揭露社会罪恶,备受师生称赞。
1925年6月,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临海,王观澜更进一步认识了现实社会的黑暗,愤而投身抵制日货英货的反帝爱国运动。由于表现突出,六师成立学生会时,王观澜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积极领导进步师生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后接触到《向导》、《中国青年》、《共产主义ABC》等革命书刊,大受影响,理想信念发生了深刻变化,于当年冬天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次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任学生党支部书记。在王观澜的组织和领导下,六师的进步师生办校刊、出壁报、开演讲会,宣传进步思想,抨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等黑暗势力,还利用假期举办贫民夜校,宣传启发贫苦民众的觉悟,号召人民起来作反军阀官僚的政治斗争,学生运动搞得有声有色。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临海。在反动势力大肆逮捕的淫威面前,党团员中有的不告而别,有的消极沉沦,登报声明脱离党团关系的也不少。当时才21岁的王观澜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嘴脸,更坚定了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决心。他联合几个立场坚定的同志继续战斗,他们翻山越岭掩护革命同志到离城45里的山村避风。待形势稍有松动时,又潜回城内鼓励并组织学生罢课声援被捕同学,联络那些组织被打散后还没有叛变和没有宣布脱离关系的同志继续活动,掩护革命同志转移,还巧妙地探望狱中战友,鼓励大家同敌人斗争到底,抗议军警包围学校。随着反动势力的不断加剧,1927年7月,王观澜根据上级指示,离开家乡到达上海转入地下活动,从此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
此后,王观澜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在上海从事过工人运动,到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在中央苏区从事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创办并主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建中共领导下的第一个新闻通讯社──红色中华社。王观澜因此成为中央党报主编第一人,和新华社的创始人之一,为苏区人民新闻事业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后任中央土地部副部长、土地委员会副主任,查田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主持叶坪乡的查田运动试点,为苏区政府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事实依据和实践经验。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王观澜参与制定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对于苏区农民运动的深入、红军的扩大、农业生产互助运动的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深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总结查田运动试点经验基础上起草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的意见,经过毛泽东同志的修改和补充,成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重要文献,这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任命王观澜担任中央工作团主任,他不顾生死,机智勇敢地完成了长征中扩大红军和筹集军粮的任务。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王观澜历任接收延安中央工作团主任,中央土地部部长、农委主任,统战委员会常委,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陕甘宁边区党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统战委员会主任,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参与具体决策,为发展边区农民运动,组织劳动互助,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民运动,培训抗日领导干部,扩大统一战线组织,作出了重大贡献。
由于长征中落下了肠胃病根,到陕北后,王观澜在过度疲劳、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仍拼命工作,终于躺倒在中央延安医院的窑洞里。毛泽东得知后,步行五六里山路亲往探望,后来又写了一封著名的信,鼓励他“既来之,则安之”,提高认识,坚决与疾病和死亡作斗争。
徐明清是临海东乡南岙村人,生于1911年5月22日。少年时期,先后就读于下沙屠小学、尚文女子高小、台州女子师范学校。其间,她刻苦学习文化知识,在进步教师的启发引导下,阅读进步刊物,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活动。1925年,徐明清参加乙丑读书社。她阅读《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书籍,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自发爱国意识,逐渐上升为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理性认识,并于1926年加入共青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此后,长期在敌占区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她广泛联系同学,积极为工农大众补习文化知识,冲破各种艰难险阻,上街演讲宣传,到农村开展宣传革命与妇女解放的活动。努力完成党团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徐明清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她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接受组织派遣,到上海采买宣传器材,并想方设法圆满地完成任务。后到上海泉漳中学学习,任泉漳团支部组织干事。她经常到工厂向工人宣讲革命道理,组织并参加声援工人罢工的集会,参加上海市党组织举行的纪念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一周年的游行示威活动,后被校方开除学籍。经组织安排,徐明清到法南区团委专门负责妇女工作。在团委的领导下,她把妇女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1928年5月,徐明清被安排到中共浙江省委秘书处做文书工作。同年9月,经团中央同意,入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实验乡村师范学校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学习。她一边学习,一边进行革命活动,任晓庄师范学校第一任团支部书记。1929年秋转为中共党员,任晓庄党支部委员、妇女干事。
1930年3月,在党的领导下,“中国自由大同盟南京分会”成立大会在南京召开,徐明清被选为妇女部长。她积极发动广大妇女群众,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专制独裁的斗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后转移到无锡、宣城及临海等地进行革命活动。
1932年7月至1935年4月,徐明清历任上海一二八难民工场教育科科长,党的外围组织上海教联常委,上海浦东女青年会劳工学校主任教员。1932年10月,徐明清参与创办了“晨更工学团”,并担任“晨更工学团”主任。她十分重视革命理论的学习,组织多场讨论会,开展文艺巡回演出,宣传抗日救国,得到工农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使许多人走上革命道路,培养了一批以革命青年为骨干的教师队伍。
1935年4月,徐明清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她在狱中大义凛然、英勇不屈、百折不挠,与敌人斗智斗勇,表现出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后经陶行知先生及组织的营救被取保释放。
1936年8月至1937年9月,徐明清先后担任东北军工委妇女党支部书记,其间,她积极开办妇女学习班,启发教育东北军随军家属,宣传抗日救国。她参与了中共西安市委的筹建工作,并任中共西安市委委员兼任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陕西省妇委委员。团结妇女界进步人士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发展女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并向中央妇委报告工作。
1937年10月,徐明清奔赴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任12班党支部组织干事、党校总支委妇委委员。她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系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联系自己的思想,不断提高投身革命的自觉性、坚定性。
1937年底,徐明清与志同道合的王观澜在延安结婚,从此两人开始了长达40多年的共同奋斗史。
1938年4月,徐明清在中央党校学习期满,分配到中央组织部妇女科任副科长。其间,撰写了《妇女运动课》教程提纲,并亲自担任教员。
之后,相继担任陕甘宁边区妇委书记兼边区妇联主任、中央第一届妇委委员。参与筹办并参加了边区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边区直属县妇联主任会议,边区妇联第二次扩大执委会,参与组织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筹建了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分会,将延安市托儿所扩建为陕甘宁战时儿童保育院,开办保姆训练班,教授育儿知识。积极动员边区妇女踊跃支前,组织女自卫军参军参战,开展向八路军募捐交救国公粮和写慰问信等活动,动员妇女参加大生产和扫盲运动,支援抗战。
1942年起,徐明清按照中央要求,负责照顾患病中的王观澜(时任陕甘宁边区委统战部部长),并协助工作。
全国解放后,王观澜、徐明清夫妇共同在中央农业农村部工作。王观澜历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农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兼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国务院业务组列席成员,农业农村部顾问,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民族组副组长等职。他在工作中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党的原则,不随风倒。1955年下半年,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发生了原则争论,王观澜带着问题,于1956年四五月间到江苏、浙江农村作调查,在家乡临海,王观澜深入乡村,走村访户,为农民农副业方面的收支算了一次账,发现了增产后农民不增收、得不到实惠的现象。回到北京后,他如实向中央作了反映,毛泽东主席将王观澜的报告批转全国,并提倡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
1980年4月,王观澜已75岁高龄,他不顾年老体弱,又一次来浙江、江西、福建、江苏等地调查了解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发展情况。回到家乡临海,深入农村和群众接触,面对经过十年动乱的劫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开始进入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故乡,王观澜欢欣鼓舞,他和当地党委、农业、社队企业部门的负责同志进行座谈,共同总结、分析临海解放以来农业生产发展走过的曲折的道路,充分肯定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对农业生产的极大促进作用;肯定十年动乱时期广大农村干部、社员抵制林彪、“四人帮”“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使农业生产没有大降下来,粮食生产还略有增加”的成绩。尤其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临海县委、县政府“加强农业生产的领导,改变指导农业生产的作风,培训农业技术人员,抓经营管理,搞科学种田,使农业生产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使全县各项工作,出现了一个新的面貌”给予高度评价。
同时,王观澜对临海的母亲河灵江因上游森林受到破坏,泥沙淤积,河床抬高,晴天流量减少一半,雨天洪峰提前3小时到达临海,咸潮上升了40米等情况表示深切关注,要求重视森林的保护和发展,要按《森林法》办事。在调查结束后给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的专题报告中,王观澜提出“希望有个强有力的措施,加强检查,协作行动,及早做到绿化山区。在绿化中,特别要注重经济林木的种植,增产木本粮食,木本油料,涵养水源,减少旱涝灾害,保障农田的稳产高产”。
1982年1月19日凌晨,王观澜因病在北京逝世。遵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一部分留在北京,一部分特地送回临海,撒于灵江江水中。
1952年,徐明清调任农业农村部人事司副司长。在部党组领导下,她积极开展机关干部队伍建设,倡导并组织干部补习文化,进行专业培训;她认真执行党的干部政策,注意任用知识分子干部,使他们参与经济与政权建设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
1956年10月起,徐明清历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干部处、基层组织处、教育处副处长等职务。其间,她严格执行中央对农村工作的各项政策,注重调查研究,特别是对农村基层的调查研究,提出建设性意见。二十世纪60年代初期,她致函毛主席,反映当时农村的困难和农民的疾苦,谏言造成困难局面的原因,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她还参与了全国农村电气化试点县工作。
1962年10月以后,徐明清任国务院农办农场组副组长。她废寝忘食地工作,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注重按科学规律办事,组织调查土地资源,开展农场规划设计,参与制定农场发展目标。强调国营农场的防护林建设和改良土壤,强调发展畜牧业及农产品加工业,为实现农林牧副全面发展,培养专业化农场管理型干部,加快全国农场机械化进程做了大量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徐明清被错定为“叛徒”,蒙受不白之冤,从精神到肉体都遭受了痛苦的折磨。1977年又因受江青问题的牵连,被关押两年半之久。尽管如此,她革命意志依然坚定,时时刻刻以党的事业为重,表现出共产党员的坦荡胸怀和高风亮节。
徐明清与江青相识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当时徐明清在上海参与创办了“晨更工学团”,并担任“晨更工学团”主任。1933年的一天,田汉的弟弟田沅带着一个山东女子来谋职,徐明清见她有文化、会唱歌演戏,就让她当了店员识字班教员,并介绍她加入共青团和左翼组织教联。这个女子便是后来的江青。
1934年,江青被警方逮捕。徐明清请组织营救。江青两月后保释。因江青在狱中受到刺激,徐明清带着她回到临海老家。徐明清的父亲是中医,一个堂侄学西医,他们为江青治好了肺病。
1935年,徐明清因叛徒出卖被捕,与江青失去了联系。一年两个月后被营救出狱时,江青已经成为电影明星。
抗战爆发不久的1937年7月下旬,正在西安任中共西安市委委员兼任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徐明清,忽然见到江青来访,原来她是想通过自己介绍去延安。经徐明清推荐,由博古等面谈,江青如愿以偿。一年后,江青与毛泽东结婚,还邀徐明清和丈夫王观澜参加婚宴。
文革中,徐明清被打成叛徒,开除出党。她在1973年三度致信江青求助,没有回音。
1976年10月6日,江青被捕。专案组在档案中发现徐明清在延安写过江青历史证明材料,就找到徐明清,要她揭发江青。未达目的,将她关进秦城监狱。徐明清说:“江青被捕和我不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并不清楚她被捕后是否叛变,更不知道她叛变的细节,我怎么能写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些老同志为徐明清鸣冤。胡耀邦也以徐明清等为例,批评:“四人帮”粉碎后,还在搞左的那一套,乱抓人。现在要赶快放!1979年4月,徐明清获释, 1981年9月,经中央批准,对徐明清的冤案予以彻底平反纠正,恢复名誉,恢复组织生活和原工资级别。
1982年,王观澜病重住院期间,胡耀邦到医院看望,拉着徐明清的手说:“不要难过,这几年你受苦了。”
2008年11月1日,徐明清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徐明清逝世以后,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回良玉、刘延东、李源潮、李鹏、宋平、曾庆红、杜青林和李德生、谷牧、田纪云、姜春云、张震、倪志福、邹家华、吴阶平、何鲁丽、贾春旺、郝建秀、邓力群分别以不同方式对徐明清逝世表示哀悼,对其家属表示慰问。
12月1日,徐明清同志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上千人到现场沉痛哀悼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作者系中共临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