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民主百折不挠
——记五四运动先驱周炳琳先生

方根法

      周炳琳，字枚荪，浙江省台州府黄岩县人。1892年10月23日生于黄岩县上垟乡前岸行政村上山周自然村。
周炳琳早年就读于黄岩璇珠小学、海门(椒江)前所天主堂小学(现前所中心小学)等校。1907年考入黄岩县中学堂，1912年以第一名的成绩从黄岩县中学堂旧五年制第二届毕业。
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法科经济专业。在校学习期间，深得蔡元培校长、马寅初教务长、李大钊图书馆长、顾孟余经济系主任的厚爱。
1918年参加发起组织国民杂志社，1919年创刊《国民》杂志，并担任编辑部主任。他在上面发表了《鲍尔锡维克主义底研究》、《社会主义在中国应该怎么样运动》等论文，号召“建立共同消费、共同生产的新社会。”
1919年五四运动前周炳琳先生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组织北大同学到北京四城讲演，后来又扩大到北京农村讲演。5月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秘书、北京学生联合会秘书。6月，在上海当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常委兼秘书。作为北京学生代表在上海谒见孙中山先生。
      1919年5月3日，蔡元培校长将北京政府已经密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在丧权辱国的山东条款上签字的消息首先透露给周炳琳等学生，他们极为愤慨，决定联络各校于5月4日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从而爆发了五四运动。
在五四运动期间，周炳琳被推选为北大评议会临时评议长(见《申报》1920年3月2日)、北大学生会秘书、北京学生会秘书等。1919年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他被选为常务委员兼秘书，主持编辑《全国学生联合会日刊》。
1919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成立。他首先参加，并被选为《少年中国》月刊编辑员，协助编辑主任李大钊编辑《少年中国》、《少年世界》月刊。他在上面发表了《开放大学与妇女解放》、《五四以后的北京学生》、《1919年秋季开学后的北京学生界》等文章，号召青年“奋斗!牺牲!”“分担工作、分取所获”和“消灭阶级、实现共和”等。

1920年蔡元培校长选拔周炳琳等五位北大毕业生获马寅初奖学金，赴美欧留学。时人曾戏称为“五大臣出洋”。他根据蔡元培的建议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等著名大学攻读，而不停留在一所大学。
1925年8月周炳琳回国，经李大钊先生介绍参加中国国民党左派组织。1926年起历任武昌商科大学教授、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干事、秘书、上海《民国日报》主笔、南京《中央日报》主笔、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兼组织部部长等。 
1928年经李大钊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9年他应聘到清华大学经济系任教授。1930年南京政府教育部部长蒋梦麟电令周炳琳代理清华大学校长。周却认为他如果就任代理清华校长，清华人将认为清华大学成了北京大学的殖民地，虽经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遵令多方苦劝，他都坚辞不就。
1931年他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的聘请到北京大学任经济系教授兼法学院院长。那时，胡适认为：周炳琳“是国民党员，但终因北大的训练，不脱自由主义的意味。”
1932年任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部委员，参加创办《独立评论》周刊。1934年出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
周炳琳夫人魏璧是早期新民学会会员，曾同毛泽东一起参加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1936年毛泽东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周炳琳、魏璧夫妇和许德珩、劳君展夫妇选购了一批金华火腿、怀表和布鞋等，托徐冰、张晓梅夫妇设法用卡车送往陕北，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收到后曾给“各位教授先生们”写信表示衷心的感谢。抗战时期周炳琳夫妇在重庆收到从延安送来的答谢礼物，是一块在大生产运动中制造的有梅花鹿图案的地毯。
1937年，周炳琳任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在任期间，积极推行“自由教育”，还曾给曹禺、巴金等青年作家颁奖。
1938年，他奉命整顿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并出任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校长名义上由蒋介石兼任)。他在教育部常务次长的任上，建议和经办文件，让北大、清华、南开迁往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后又迁往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西南联大，他仍任经济系教授，还曾任法商学院院长、校务会议主席，并曾一度代理联大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工作。(该校不设校长，由常委会主持工作。)
抗战期间，他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副秘书长。他不满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国民参政会上力主国共合作抗日，反对反共。在1943年的一次全体会议上，顽固派通过攻击中共的决议案，致使中共参政员愤而退席，周炳琳在会上力排众议，斥责政府恶行，并到中共驻重庆办事处慰问中共参政员。在参政会全体会议上，他在蒋介石致开幕词后，代表参政员致答词中指责国统区政治混乱，而被顽固派认为是“诋毁元首”，要开除他的国民党党籍。
1945年10月周炳琳和张奚若一同起草，并同朱自清、李继侗、吴之椿、陈序经、陈岱孙、汤用彤、闻一多、钱端升共10位西南联大教授联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此电文称“一人独挽之风，务须迅予纠正。此其一。今后用人应重德能。昏庸者、贪婪者、开倒车者。均应摒弃，此其二。军人干政为祸乱之阶，今后皆不应再令主政，此其三。奸逆叛国。其罪莫逭，绝不可使逃法外，此其四。”(昆明《民主周刊》第2卷第12期，1945年lO月17日)
1945年12月周炳琳在担任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时期，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他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签发了一系列抗议政府镇压“一二一”运动的文件，他在公祭四烈士的大会上致辞词，并牵头组织法律委员会，控告制造惨案的罪魁祸首。他还写信给傅斯年和教育部长朱家骅，坚决要求立即将云南省主席李宗黄撤职。
在旧政协期间，他被推定为政协军事考察团团员和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专家。参加国共谈判，与周恩来等一起商讨宪法草案的修改问题。在政协会议中他被中共和民盟聘请为政协代表顾问团成员。
1946年，北伐名将新四军军长叶挺出狱，周恩来夫妇举行欢迎宴会。邀请周炳琳夫妇作陪，“席间话旧，欢洽逾恒”。不久，叶挺等飞机失事遇难，周炳琳给周恩来写信，深致吊唁。信中还主张：“努力促成全国团结，循和平道途，以救中国。”(见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4月21日)
1946年7月，民主战士闻一多教授在昆明被特务暗杀，周炳琳得到消息后极为悲愤。他当即致函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要求严查此案。他又联合在重庆的33位教授，致电南京政府朱家骅部长。要求“缉凶归案，严究主使”。在重庆各界隆重举行的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上，他担任主席团成员和主祭人，并在会上报告闻一多的生平。(见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7月29日)
1946年10月周炳琳回到北京，继续担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教授。
1946年，周炳琳被指定为“国大代表”。此时，他对“国大”已不抱任何希望，拒绝参加。(见天津《大公报》1946年11月13日)周炳琳还曾不断劝说胡适校长不要出席“国大”。
1946年底，周炳琳与北大教授共48人联名致函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先修班女生的暴行。(北平《经世日报》1946年12月31日)
1947年，华北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周炳琳和北方各大学教授共585人联合发表《呼吁和平宣言》。要求“立即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天津《大公报》1947年5月29日)6月2日(反内战日)，他在北京大学民主广场上举行的华北学生追悼死难军民及反内战死亡烈士追悼大会上讲演。(上海《观察》周刊第2卷第16期，1947年6月14日)
1947年秋政府突然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加以取缔，周炳琳愤而起草《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宣言，并征得北京各大学48位教授的签名，在《观察》杂志1947年11月8日上发表，此宣言痛斥政府无理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宣言指出：政府压迫民盟之举是“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一不合作、遂谓之‘叛’，稍有批评，遽谓之‘乱’。又且从而伐之，试问人民之权利何在？人民之自由何在？”“对于一个持异见的在野政团如民盟者横施压迫，强加摧残，这是不民主，不合理，而且不智的举动。”要求政府“重作决定”。
1947年他拒绝到南京参加伪国大。《大公报》1947年11月14日载，“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为新任国大代表”。他声称：“愿参加一个代表各方面的国大，深恐参加了这样国大（指蒋记非法的国大）会增加分裂可能。”他拒绝出席此国大。同时他还多方面劝说胡适校长不要出席伪国大，并且同胡适吵得面红耳赤。
名师出高徒，周炳琳先生的学生，著名的有任继愈、厉以宁等，蒋硕杰教授也曾得到他的常识和提拔。许德珩先生因争民主被捕，周电请南京政府释放许，并亲自到监狱接许出狱。周还三次聘请许任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1948年，周炳琳发起成立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担任理事，并创办《新路》周刊，他在该刊物上发表文章和许多短评，多次抨击蒋介石的独裁误国。
1949年1月，周炳琳拒绝登上南京政府派来接教授去南京的专机，留在北平迎接解放。他被北平各界推举为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代表，从事北平和平解放工作。2月辞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专任经济系教授。
1949年9月周炳琳与北京大学教授联名发表宣言，痛斥美帝国主义的《白皮书》。
1950年周炳琳加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担任中央团结委员。10月成立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并担任全国委员和宣传部副部长。1951年周炳琳参加北京大学文法学院赴广西土地改革工作团第一团任政委。
1951年7月周炳琳等37位北大教授联名致函《人民日报》，反对美帝国主义肆行侵略。（《人民日报》1951年7月7日）
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经毛泽东主席批示“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才得通过。周炳琳的《我的检讨》经毛泽东主席改题为《人民民主政权给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力以发挥的机会》在《人民日报》1952年10月9日上发表。
1955年周炳琳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
“思想改造”运动后，他担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1954年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5年当选为民革中央委员、1959年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63年10月24日周炳琳病故于北京医院，在嘉兴寺举行公祭，追悼会由何香凝任主任委员，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综上所述，周炳琳是五四运动的先驱，一生追求民主，百折不挠，毫不松懈。
曾任周炳琳先生秘书的国家图书馆任继愈名誉馆长在2006年说：“我觉得周先生的经历时间跨度很长，从五四运动开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都有活动。他的经历实在太丰富了，他这个人实在太重要了。”“周先生的一生我看是搞民主运动搞得很多的一生，他的民主思想是很深的。自从‘五四’以来，他的民主一直没有丢、没有放弃，可是他一直很不顺当。他争民主，触犯了四大家族的利益，国民党是不允许的。”“新中国成立后，周先生还是这个民主，所以也不受欢迎。他是这么个命运，他的一生坎坷的原因就是在这里：他的主张与外部条件不协调，他又很坚持他的这个主张，是真的坚持而不是假的。”“周先生的一生不得志也和这有关：他不会因为外部的势力而放弃自己的信仰。恐怕这是黄岩人的性格所在吧！”
周炳琳先生的学生、现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厉以宁教授在怀念周炳琳先生时这样写道：“周老师一生秉性耿直，主持正义，不畏权势。他光明磊落，不愧是我们学生辈的楷模。”“周老师对待学生是十分真挚的。他常说：‘不但要给学生以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教他们如何做人。’‘道德文章，道德文章，道德是首位，道德不行，文章好又算得了什么？’”“周老师一生的许多事迹值得后人学习。我对周老师的最敬佩之处，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在我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他安慰我，勉励我，教导我。所以在1993年周老师逝世30周年时，我写了一首七绝怀念他：旧事模糊淡淡痕，只知冬冷未知春，先生不顾潮流议，夜半邀谈深闭门。”
作为一个爱国进步的学者，周炳琳教授为中国的社会进步与民族振兴、为北大经济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作者系椒江区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