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岭市委党史研究室  李幸斐

周恩来，一个20世纪伟大卓越的政治家，在中国20世纪的政治舞台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为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奋斗不息，倾注了毕生的心血，由此铸就了他在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心中极为重要的地位。
周恩来在世时，中国革命及建设的统一战线大致有五个发展阶段：第一次国共合作，即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人民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统一战线等。周恩来在这整个过程、特别是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总能亲临第一线， 与毛泽东同志形成一个主外、一个主内的阵形，实施中国共产党重大统战部署和统战决策。本文侧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1937年国共之间的多次谈判，对周恩来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的统战实践作部分评价性的论述。
一、整个谈判中，周恩来总能综观全局，高瞻远瞩，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保持清醒的头脑，使谈判进退自如，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事业的伟大奠基人和卓越领导人的谈判策略和谈判艺术。
1、始终全面详细地理解政策，分析形势，在不失立场和不放弃原则的情况下接受让步条件。
“九一八”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紧，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到了次要的地位。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而蒋介石一回到南京，对共同抗日就显得不那么积极了，为了尽快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2月至9月底，周恩来、叶剑英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国民党展开了多次谈判。
西安谈判期间，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提出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等。从字面上看，国民党似乎在重弹“溶共”老调。周恩来基于对中国抗战形势的全面分析和对蒋介石国民党一贯作风的透彻了解，对决议案的内容作出另一种理解，他认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似乎是取消了，苏区改为特区，也似乎是取消了，但红军、苏区仍存在，这就说明自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在起着质的变化，“根绝赤祸”表明蒋介石在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的主张上有了具体的政策。2月22日，周恩来就致电中央，接受国民党这个“决议案”，但提出“接受”是以不失立场、不放弃原则为前提。2月24日，周恩来提出包括“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等五项原则，并与中央意见取得一致。当国共意见有渐渐接近的趋向，3月8日，周恩来就把谈判内容写成条文，其中包括将目前苏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将红军精壮者改编为三个国防师，每个师为1.5万人，其各级人员由自己推选，呈报军委会任命等内容的“三八协议”，电告蒋介石最后决定。不料，3月11日，国民党代表贺衷寒提出一个想把红军和苏区完全置于南京当局控制之下的所谓修改案。周恩来当即识破蒋介石“想方设法裁减红军，肢解陕甘宁边区”的阴谋，坚决拒绝这一“溶共”方案，并电告中央，关于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问题，与顾、贺谈是解决不了的。中央完全同意周恩来的看法。当晚，周恩来向国民党代表提出“如不以原来商定条文电告蒋介石，只能到南京同蒋介石直接谈判解决”的忠告。
接着的几次谈判，蒋介石的态度是反复无常的：杭州谈判蒋介石合作态度似乎很好，周恩来回到延安，受中央委托拟写民族统一战线纲领；而第一次庐山谈判，蒋介石又与在杭州谈判时判若两人，出尔反尔，置共产党起草的合作纲领于不顾，直接提出两党合作的形式问题，其主旨是要在“国民革命同盟会”的名义下，从组织上把共产党溶化在国民党内。对此，周恩来作为共产党的谈判代表，在庐山谈判中始终坚持在不失原则的前提下作最大的让步，以促成国共合作抗日。周恩来表示，有关国民革命同盟会的组织原则须经请示研究后决定，其他事项均不能同意。中共代表返回延安，谈判落入低谷。第二次庐山谈判是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而蒋介石仍固执已见，坚持溶共。周恩来虽多方努力，谈判仍没有结果。
南京谈判时，抗战形势迫在眉睫，周恩来严正向国民党代表张冲等指出，蒋介石在中日全面战争开始一个多月后仍压着《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不发表，已失庐山谈判之约，又让康泽提出什么宣言不提“民主”，要求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的解释，不同意提“同国民党获得谅解、共赴国难”等，中共方面有的可以研究，有的不能同意。是中共中央、周恩来的坚持原则，不失立场，加上随后爆发的“八一三”淞沪抗战，南京谈判合作才算达成。
2、凭着对时局和蒋介石的透彻了解，谈判的每个环节，周恩来都能高屋建瓴，多管齐下，使形势向有利于合作抗战方向发展。
3月下旬，周恩来在杭州见到蒋介石先声明，中国共产党是站在民族、民主、民生的立场谋求与蒋介石国民党合作，但绝不忍受投降、改编的诬蔑，接着重申中共方面的六项合理要求，其中包括“陕甘宁边区不能分割，红军收编后人数须达4万余”等，谈判的态度是不卑不亢的。当蒋介石提出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时，周恩来则机智巧妙且胸有成竹地回答：“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一个最好办法。”
6月8日，周恩来到庐山见到蒋介石时，蒋又避开“共同纲领”不谈，却另外提出一套溶共的主张。由于蒋介石的反复无常，谈判陷入僵局。7月13日，周恩来一行带着《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二上庐山，可蒋介石仍坚持溶共政策。“七·七”卢沟桥事变，使抗战的形势日益严峻。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十分明白，为了民族的独立解放，国共必须合作，在这样的形势下，接着的几天，周恩来竭尽全力，多管齐下：7月15日，周恩来写信给蒋介石，信中说：“此与来上次在庐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明确表明如果蒋再这样出尔反尔，谈判无法继续进行。7月17日，周恩来等与蒋介石面谈，周恩来向蒋介石提出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谈判中，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仍得不到解决。7月18日，周恩来就将急需解决的问题写成十二条，通过宋美龄转交蒋介石。
虽然第二次庐山谈判仍无结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为促成谈判之呕心沥血，思考问题之周密，处理问题之火速，难怪郭沫若说：“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像永远不疲劳。”
二、对全国的统战工作胸有成竹、调配有度，只要能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事，周恩来都当作大事要事来做，充分显示了一个统一战线“总管”的职责、智慧、才干。
1、周恩来一面亲自说服国民党将领和进步人士一致抗日，一面调派统战骨干到全国各地做统战工作。
国民党将领关麟征、宋希濂、李默庵等是原黄埔学生，西安谈判期间，周恩来就亲自和他们分析形势，讲解共产党的抗战政策，促使他们同意国共和平，一致抗战。听到蒋介石逼迫杨虎城离开十七路军出国“考察”，周恩来就亲自到新城见杨虎城，向杨虎城通报中央提出的《纲领草案》并征求意见，还希望杨在出国前做好十七路军的团结工作，并表示了中共方面对杨虎城友好帮助的诚意。在上海，周恩来与博古、林伯渠一起拜访宋庆龄，征求宋庆龄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意见。在谈判意见基本一致后，周恩来在南京会见邵力子、于左任、冯玉祥、白崇禧、龙云、刘湘等人，商谈合作抗日的具体问题；与何应钦商谈南方8省13个地区红军游击队成立新四军问题；做叶挺思想工作，请他出面改组新四军。
谈判期间，派张子华到宁夏同马鸿逵建立联系，开展统战工作；安排周小舟到山西为陕北购运粮食，开展统战工作；指导北方局和河北、河南省委加强对东北军和东北流亡学生的团结教育工作；安排原黄埔学生教官胡公冕到南京做黄埔学生工作；向中央建议调黄埔学生陈赓、徐向前、左权到西安做统战工作；派张文彬、彭加伦到兰州筹建红军办事处，以便联络和营救西路军被俘官兵，更主要的是方便寻找失散的领导人。卢沟桥事变后，周恩来指示在上海的夏衍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做统战工作。
2、充分利用中外媒体宣传中共和平统一、团结抗战的主张。
西安谈判告一段落，周恩来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通过她把中共呼吁和平、一致抗日的主张向国际社会报道。周恩来亲自接待北平、天津的记者，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他还建议中央指定人化名参加《大公报》、《益世报》、《晨报》进行的统一救国问题的讨论。1937年2月，周恩来在西安杨虎城公馆接见了《大公报》战地记者范长江，周恩来说：“你和我们红军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周恩来的赞赏和鼓励以及以后几天范长江对毛泽东的采访，使得范长江写出了震惊朝野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于2月16日即国民党三中全会正式召开的当天，在上海《大公报》的要闻版登出。此文不仅将被严密封锁的《西安事变》真相公诸于众，更反复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无疑是一阵东风。
3、把释放被国民党关押的“政治犯”当作每次谈判必提的一项。
“释放一切政治犯”，是我党提出的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一个重要政治条件，也是要求国民党政府开放党禁、各党派一律平等、实现真正民主统一的一项重要政治主张。每次谈判，周恩来都要提出这个要求。
西安谈判时，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共谈判条件的具体方案里就有：国民党方面保证“民主自由权利的实现，释放政治犯，立即开始在全国各地释放共产党员，不再逮捕共产党员，及共产党在适当时期之公开。” 6月底，周恩来在中共民族统一战线纲领草案里又严正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社居信仰之完全自由”。而从西安谈判到南京谈判，国共争执的焦点是红军改编后的人数、指挥权以及苏区的独立性问题，蒋介石对释放政治犯一条没有提出异议，可还是等到7月31日，在周恩来的不断交涉、宋庆龄等国民党进步人士大力营救和各方面舆论压力下，江苏高等法院释放了关押在苏州的沈钧儒、李公朴、史良、邹韬奋、沙千里、王造时、章乃器“七君子”。而国民党方面对释放共产党员一直不执行协议，还以“要共产党开名单来”为借口拖延时间。周恩来一到南京，就向国民党当局交涉释放所有关押的“政治犯”。8月13日，日本侵略者突然大举进攻上海，接着向苏州、南京逼近，国民党只好公布了《战时监犯调服军役办法》，要求将符合调服军役的犯人造册拨充各部队服务，周恩来就利用这个机会向国民党方面交涉释放一部分共产党员。夏之栩（赵世炎夫人）、王根英（陈赓夫人）、熊天荆、张琴秋等一批共产党员被营救出狱。由于出狱的同志越来越多，周恩来指派钱之光从西安赶到南京，负责军需、财务等工作，还指定一部分同志负责接待工作。8月至10月，仅南京办事处就先后接待了出狱同志约千人。
4、争取在国统区出版党报，向广大群众宣传中共团结抗战的方针，打破国民党对舆论的钳制。
两党谈判一开始，周恩来就非常重视用报纸的形式在国统区宣传共产党的抗战政策。庐山谈判中共提出的民族统一战线纲领草案强调“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社居信仰之完全自由”这一条，就是要求国民党开放言论。在上海时，周恩来就指示夏衍争取在国统区办一份报纸，用合法的形式来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而陈立夫一直坚持不允许我党公开办报。当时南京办事处主要靠散发《解放周刊》和油印宣传品以及通过邹韬奋主办的《抵抗三日刊》等，不断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各种政治主张，宣传八路军前线的战绩以及传达各种消息。9月下旬，经过交涉得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的同意，开始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周恩来指示出狱不久的潘梓年负责筹备工作，并和朱德一起探望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并请他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正式创办出版。
三、谈判中一方面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集体决策，另一方面又能创造性地、全方位地处理谈判中面对的现实问题。
每逢谈判中的重大问题，周恩来首先准确作出判断，随即向中央汇报征求意见， 这是周恩来的一贯作风。
2月21日，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国民党没有否定过去的错误政策，没有放弃反共立场，也没有制定任何抗日方针，但周恩来能准确地判断出国民党的政策已开始转变，认为这与中共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比较接近，可以接受。周恩来觉得谈判的原则和一些具体问题有必要再明确，就致电张闻天、毛泽东提出“……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等五个问题。第二天，中共中央复电同意。3月11日，国民党对“三八协议”提出一个要把红军和陕甘宁边区完全置于蒋介石控制之下的无理方案时，周恩来当即坚决反对，并马上电告中央：“小问题可以作些让步，上述重大问题须中央考虑。而这些问题不是同顾祝同、贺衷寒谈判所能解决的。”杭州谈判时，蒋介石说要同中国共产党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周恩来随即巧妙地回答：“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一个最好的办法。”周恩来再问蒋还有什么具体办法时，蒋回答：“没有，你们商量。”很明显，杭州谈判蒋介石的合作态度似乎较好，但周恩来从蒋的言谈中已看出蒋对杭州谈判没放在心上，也没任何具体解决问题的意见。应该说，是周恩来的创造性应变使谈判又向前推进了一步。6月份的庐山谈判，蒋介石对杭州谈判时的许多承诺作了改变，面对蒋的突化，周恩来当即回答：组织同盟会一事，必须请示中共中央；要朱、毛“出洋”绝不可能。6月18日，周恩来回延安研究对策。可以说周恩来在谈判中的一言一行都做到了既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又能融理论于谈判的实践之中，针对具体复杂的实际问题作出准确的判断，采取有效的措施，使谈判有利于合作抗战的方向发展。
总之，纵观1937年国共的多次谈判，周恩来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抗日、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对蒋介石国民党作了一些能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要的让步，同时也连续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控制、分割红军的种种阴谋。这期间，周恩来一直亲临第一线与蒋介石唇枪舌战，他的功绩与史册长存。